Properties of GaAs single crystals grown by molecular beam epitaxy at low temperatures

Properties of GaAs single crystals grown at low temperatures by molecular beam epitaxy (LTMBE GaAs) have been studied. The results shaw that excessive arsenic atoms of about 10(20) cm(-3) exist in LTMBE GaAs in the form of arsenic interstitial couples, and cause the dilation in lattice parameter of LTMBE GaAs, The arsenic interstitial couples will be decomposed, and the excessive arsenic atoms will precipitate during the annealing above 300 degrees C. Arsenic precipitates accumulate in the junctions of epilayers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temperature of annealing. The depletion regions caused by arsenic precipitates overlap each other in LTMBE GaAs, taking on the character of high resistivity, and the effects of backgating or sidegating are effectively restrained.

Aggregation and precipitation in high dose as ion implanted Ge0.5Si0.5 alloy

Thermally stimulated redistribution and precipitation of excess arsenic in Ge0.5Si0.5 alloy has been studied by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cross sectional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XTEM) and X-ray energy disperse spectrometry (EDS). Samples were prepared by the implantation of 6 X 10(6) As+ cm(-2) and 100 keV with subsequent thermal processing at 800 degrees C and 1000 degrees C for 1 h. The XPS depth profiles from the implanted sampl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hermal annealing indicate that there is marked redistribution of the elements in heavily arsenic-implanted Ge0.5Si0.5 alloys during the annealing, including: (1) diffusion of As from the implanted region to the surface; (2) aggregation of G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surface. A high density of precipitates was observed near the surface which were by XTEM and EDS identified as an arsenide. It is suggested that most of the implanted As in Ge0.5Si0.5 alloy exists in the form of GeAs.

Dislocations and precipitates in semi-insulating gallium arsenide revealed by ultrasonic Abrahams-Buiocchi etching

The dislocations and precipitates in SI-GaAs single crystals are revealed by ultrasonic-aided Abrahams-Buiocchi etching (USAB), and the etch pits are observed and measured by metalloscop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equipped with an 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meter (EDS), respectively. The size of etch pit revealed by USAB etching is about 1 order of magnitude smaller than that revealed by molten KOH. The amount of arsenic atoms in the dislocation-dense zone is about 1% larger than that in an adjacent dislocation-free zone measured by EDS attached to SEM,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xcess arsenic atoms adjacent to the dislocation-dense zone are attracted to the dislocations and precipitate there due to the deformation energy.

Structural and optical changes in GaAs/InAs/GaAs structure induced by thermal annealing

Self-organized InAs quantum; dots sheets are grown on GaAs(100) substrate and tapped by 80nm GaAs layer with molecular beam epitaxy. Samples were annealed and characterized with Raman spectra,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and photolumincscence (PL). The Raman spectra indicates arsenic clusters in the GaAs capping layer. The TEM analysis revealed the relaxation of strain in some InAs island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twork of 90 dislocations. In addition, the structural changes also lead to the changes of the PL spectra from me InAs islands. Their correlation was discussed, Our results suggest:est that annealing may be used to intentionally modify me properties of self-organized InAs islands on GaAs.

超积累观赏植物筛选及生态修复强化技术研究

近年来，我国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大量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亟待修复。而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技术已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将观赏植物应用于污染土壤修复方面的研究刚刚兴起，就已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本研究针对土壤重金属镉（Cd）、砷（As）严重污染的局面，以及目前发现的超积累观赏植物种类极少和修复能力有限的现状，通过模拟实验筛选方法，以观赏植物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中筛选出Cd/As超积累植物；同时将施肥强化措施和络合强化技术联合使用，以提高观赏植物修复Cd污染土壤的效率，降低修复成本和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 通过盆栽实验初步分析了18种观赏植物对Cd、As的耐性和积累特征，根据超积累植物应具备的4个基本特征，从中挑选出孔雀草、缨绒花、雏菊3种具备Cd超积累特征的潜力植物，并发现所有参试植物均不具备As超积累特征。 通过盆栽梯度实验、污染小区实验以及水培梯度实验进一步研究了3种潜力植物在不同生长环境中对Cd的耐性和积累特征。结果表明，孔雀草和缨绒花是Cd超积累植物，在一定Cd污染范围内，两种植物地上部Cd含量均达到了Cd超积累植物的临界含量标准，地上部Cd含量高于根部和土壤中Cd含量，且对Cd污染的耐性较强，完全符合Cd超积累植物的基本特征。而雏菊不是Cd超积累植物，只是一种具备部分超积累特征的Cd富集植物。 生态修复强化实验表明，铵态氮肥(NH4)2SO4和螯合剂EGTA的联合强化处理，不仅可以有效缓解螯合剂对植物的毒害，显著提高植物地上部生物量，还可以增强螯合剂促进植物吸收累积Cd的作用，最终大幅提高了孔雀草修复Cd污染土壤的效率，使其明显高于相同和加倍剂量的螯合剂处理。因此，基于铵态氮肥与螯合剂联合使用的强化修复措施，既提高了修复效率，又减少了螯合剂用量，从而降低了修复成本和环境风险，是一种高效、安全的生态修复强化措施。

有机酸对砷在针铁矿表面吸附影响研究

砷（As）在自然环境下的迁移转化受到矿物质尤其是铁氧化物吸附过程的制约,大量溶解性有机酸影响了砷的吸附过程。 柠檬酸(CA)和As(Ⅴ)不同加入顺序实验表明CA抑制As(Ⅴ)吸附与其促进针铁矿溶解有关。当CA首先加入时，吸附体系溶解铁浓度为~0.3mmol/L，As(Ⅴ)吸附量随初始浓度增加在0.004~0.10mmol/g针铁矿之间；As(Ⅴ)先加入体系，溶解铁浓度为~0.16mmol/L，As(Ⅴ)吸附量在0.007~0.12mmol/g针铁矿之间。为进一步考察有机酸溶解作用对As(Ⅴ)吸附影响，本研究比较了在柠檬酸(1.0 mM)、草酸(1.5 mM)和乙酸(3.0 mM)与As(Ⅴ)共存条件下砷吸附变化和针铁矿溶解状况，结合三种有机酸引起针铁矿表面等质子状态点迁移结果认为：草酸促进针铁矿溶解趋势强于柠檬酸，而抑制砷吸附程度低于柠檬酸，可归因于小分子量有机酸抑制砷吸附是竞争表面位与溶解作用协同作用的结果。 在酸性区域，CA和As(Ⅴ)共存导致二者在针铁矿表面吸附量分别下降28%和29%左右，这与二者在针铁矿表面发生竞争吸附作用有关。在碱性区域，As(Ⅴ)吸附不受CA存在的影响；CA则随加入顺序不同存在明显差异：As(Ⅴ)先于CA加入的体系，CA严重下降达75%左右，而当CA先加入时，As(Ⅴ)的后续加入导致CA吸附少量升高。As(Ⅴ)对CA在碱性区域的影响与二者随pH变化吸附模式不同有关。 本研究采用平衡透析的方式研究了砷在腐殖酸和针铁矿之间的迁移转化问题。结果显示腐殖酸的存在影响了砷向针铁矿表面的迁移，且对As（Ⅴ）的影响比As（Ⅲ）更显著。在酸性区域，腐殖酸导致As（Ⅴ）在针铁矿表面分配系数降低最高可达70%左右；对As（Ⅲ）而言，腐殖酸在弱酸性、中性和弱碱性区域表现出最大抑制效应，As（Ⅲ）分配系数的降低在10%左右。

微生物还原对砷迁移性影响的机理研究

本研究从沈阳冶炼厂旧址采集土壤样品，从中富集厌氧的砷还原菌，并以其为接种微生物，在厌氧条件下考察微生物的作用对砷的还原及迁移的影响，从分子角度探索地下水和土壤体系中砷污染的机理，同时对工业上含砷废渣的长期稳定性进行探讨。 实验在以L-半胱氨酸作为还原剂创造的严格厌氧条件下接种微生物进行培养时，可以观察到As(V)的快速还原并向固体的转移，利用XRD和SEM-EDS技术对固体的分析表明该沉淀为AsS，指出了在周围环境中如果存在足够的含硫化合物时，微生物能够通过形成硫化砷的形式将砷固定下来。 本研究考察了工业上常见的含砷废渣（As:Fe摩尔比为1:8的含砷氢氧化铁）在微生物作用下的长期稳定性，结果表明在厌氧条件下微生物对砷和铁的还原速度都很快，在39天内就将~53%的As(V)还原为As(III)，在一天之内就能将约8.82 mg/L的As(III)释放出来，因此可以得出如果含砷废渣处理不当，就会在长期堆放过程中造成对环境甚至于地下水系统的污染。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不同比例（Al:Fe = 1:0, 1:1, 0:1）的铁铝氢氧化物为吸附剂，以As:(Fe+Al)摩尔比为1:100的比例在该介质上吸附砷并进行厌氧培养，考察微生物对吸附于这些载体上的As(V)的还原和迁移作用，结果指出微生物对砷的还原是砷向环境中释放的主要原因，砷的还原发生在铁还原之前，铁的还原和溶解并没有引起砷的迁移量的增加，因此铁的还原性溶解不是砷释放的主要原因；相反，由于氢氧化铝对As(III)几乎不吸附，因此，当铝被引入该体系时，可以观察到As(III)的释放明显增加。该实验结果表明在自然环境中，砷的释放主要是由于微生物对砷的释放以及铝氧化物对As(III)无吸附能力所导致的。

多氯联苯污染土壤的钯/铁双金属还原和生物降解联合修复研究

本文以土壤为介质，以2,4,4′-三氯联苯、2,2′,5,5′-四氯联苯、2,2′4,5,5′-五氯联苯、2,2′,3,4,4′,5-六氯联苯和2,2′,3,4,4′,5,5′-七氯联苯为目标污染物，对钯/铁双金属、微生物及其联合修复多氯联苯污染土壤进行了研究。 对钯/铁双金属还原脱氯多氯联苯的影响因素和动力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钯化率、反应温度，弱酸性pH条件对脱氯反应有促进作用；在实验所考察的初始浓度范围内，脱氯效果与多氯联苯的初始浓度关系较小；而钯/铁双金属投加量则存在一个适宜值，不宜太高或太低。多氯联苯催化脱氯符合准一级反应动力学。反应速率与多氯联苯初始浓度关系很小；反应速率随钯化率、钯/铁投加量和反应温度升高而增大；初始pH为5.5时反应速率最快。且联苯环上氯取代数越少，越难以脱氯。 从受多氯联苯长期污染的土样中筛选出一株高效降解多氯联苯的细菌（H1），菌株初步鉴定为芽胞杆菌属。在本实验条件下，微生物对土壤中多氯联苯的降解较为适宜的条件为：微生物接种量10%、反应温度在30℃左右、pH在7左右。在此条件下，微生物对PCBs的降解，随初始浓度的增加，降解速率逐渐降；且随氯取代数目的增加，降解率逐渐降低。 采用化学和微生物方法联合修复多氯联苯污染土壤是可行的。经过钯/铁双金属和好氧微生物连续处理后，2,4,4′-三氯联苯和2,2′,5,5′-四氯联苯几乎被完全降解，而2,2′4,5,5′-五氯联苯、2,2′,3,4,4′,5-六氯联苯和2,2′,3,4,4′,5,5′-七氯联苯还原脱氯后生成的低氯代同系物（2,2′,5-三氯联苯）也很容易被微生物所降解。 利用GC-MS对多氯联苯的中间产物及最终产物的分析，推测多氯联苯降解的反应机理为：在钯/铁双金属——水体系中，铁作为还原剂给出电子，水为质子供体。在催化剂钯作用下，H+与铁给出的电子在双金属表面结合，形成具有高反应活性的中间产物——新生态H*。H *攻击多氯联苯取代联苯环上的氯形成脱氯产物和氯离子。反应体系中的溶解氧与溶解铁结合在钯/铁表面形成氧化层，阻碍反应进行。过多的H2气泡也会覆盖活性反应位，对脱氯反应不利。

辽河流域复合污染底泥的生物-化学联合修复研究

辽河流域工业历史长，污染负荷大，大量污染物随废水排放沉积于河道底泥，成为二次污染源。对污染底泥进行修复，对保障水质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针对辽河流域污染状况，开展了微生物与零价铁两种方式联合修复氯代烃、多环芳烃、重金属污染底泥的研究；并采用PCR-DGGE和PLFA两种分析技术相结合，研究了零价铁修复对底泥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①利用水-硅油双相系统从污染底泥中筛选得到3株三氯乙烯降解菌WT1、FT10、FT17，经鉴定分别为Achromobacter xylosoxidans、Sporosarcina aquimarina、Sporosarcina ginsengisoli。在5mg•L-1三氯乙烯作为单一基质的情况下，3天后的降解率分别为：53.4%、48.1%、44.6%。500 mg•L-1乙酸钠和乳酸钠作为共代谢基质均可以促进菌株WT1对三氯乙烯的去除。全细胞蛋白图谱分析表明，乙酸钠和三氯乙烯共同诱导菌株WT1表达了一条分子量约为59kDa的新蛋白带，可能与三氯乙烯降解有关。②零价铁对底泥三氯乙烯、1，3-二氯苯、菲、芘、Cr(Ⅵ)污染具有较好的去除作用，土著微生物也能促进上述污染物的去除，但是去除效果不及零价铁明显。③正交实验结果表明：零价铁粒径对三氯乙烯、1，3-二氯苯、Cr(Ⅵ)污染底泥修复有显著影响；初始pH值越低，温度越高，粒径越小，添加量越大，零价铁对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就越高。④DGGE和PLFA分析结果表明：零价铁修复使污染底泥中耐受菌群减少，敏感菌群重新出现，使部分污染底泥微生物的多样性、磷脂脂肪酸含量、特定微生物类群和环境压力恢复至未污染对照水平，表明零价铁修复有利于污染底泥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恢复。

铁砷共沉淀物长期稳定性研究

有色金属的冶炼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砷含量很高的酸性废水，其任意排放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砷污染，必须对其进行除砷处理达标后才能向环境排放。目前，铁砷共沉淀法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且较为经济的废水除砷技术，然而由此产生的大量含砷工业废渣中砷的化学形态尚不清楚，其稳定性也较差，容易造成严重的二次砷污染。因此，弄清铁砷共沉淀法产生的工业废渣中砷的化学形态，通过技术改造增强其长期稳定性，探索砷稳定性变化的分子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对硫酸盐体系铁砷共沉淀法处理含砷废水所产生的废渣在长期稳定堆放过程中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实验结果表明： （1）铁砷共沉淀物的稳定性受体系的最终pH值影响很大，随体系pH升高，含砷共沉淀物稳定性明显下降。溶液呈弱酸性时(pH 4或5)，含砷共沉淀物的稳定性较好，溶液呈弱碱性时(pH 8或9)，含砷共沉淀物的稳定性较差。 （2）碱类型影响含砷共沉淀物的稳定性，使用CaO中和酸性铁砷溶液显著提高了共沉淀的稳定性。在含砷溶液中添加钙离子也具有明显提高含砷共沉淀物稳定性的作用。 （3）Fe(III)/As(V)比影响铁砷共沉淀物稳定性，Fe(III)/As(V)越大，所形成共沉淀物越稳定。在铁砷酸性溶液的中和过程中，在pH=4时停留一段时间能够明显提高共沉淀物的稳定性，这种特性对于优化工业共沉淀法除砷工艺从而提高共沉淀含砷废渣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4）腐殖酸的加入最终削弱了铁砷共沉淀物中砷的稳定性。 （5）与Fe(III)-As(V)体系相比，Fe(III)-As(III)共沉淀体系中，共沉淀物在弱碱性区稳定性较好，在弱酸性区稳定性较差。在Fe(III)-As(III)-As(V)体系中，使用NaOH作为碱时，在弱碱性区稳定较好，而在弱酸性区稳定性较差。使用CaO作为中和碱在弱碱性区提高了共沉淀体系的稳定性，而在弱酸性区则降低了共沉淀体系的稳定性。

应用负载型纳米铁去除饮用水中砷的研究

砷是毒性最强的元素之一，水体中砷的污染己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我国的新疆、内蒙、山西和台湾等省和地区地下水砷含量严重超标。全球共有5,000多万人遭受高砷饮用水的威胁，其中中国有1,500多万，是饮用水砷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WHO推荐饮用水砷的最高允许浓度从原来的50 µg•L-1已降至10 µg•L-1。更为严格的砷卫生标准的颁布，对作为饮用水源的地下水中的砷去除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吸附法除砷比膜法、混凝法和离子交换法更安全、简便，是砷去除工艺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首先，本研究通过优化制备条件（包括炭种类的选择、炭的粒径大小、还原剂的浓度及滴定速率、反应温度、铁盐的种类及浓度、分散剂的比例及浓度），制备了负载型纳米铁。考虑到砷的去除效率、工程应用的可行性以及经济性，最优的制备条件如下：选用粒径为20~40目煤质炭，在室温、一定的分散剂比例及浓度，0.2 M KBH4滴速为20 d•min-1时所制备的Fe/炭为82.0 mg•g-1；纳米铁在活性炭孔内呈针状，其直径为30~500 nm，长度为1,000~2,000 nm。绝大多数的铁都负载到活性炭内部，这在处理水时铁不流失很重要。 其次，利用制备的负载型纳米铁作吸附载体，进行了饮用水中As(Ⅴ)的吸附去除实验。研究了该吸附剂对As(Ⅴ)的吸附等温线、动力学以及影响动力学的各种因素（包括As(Ⅴ)的不同初始浓度、吸附剂用量、pH值、共存离子和不同温度）、pH值、共存离子等环境条件对As(Ⅴ)去除的影响；以及吸附剂的再生及再生后的吸附效率等。研究发现在前12 h内吸附较快，72 h时达到了平衡。用Langmuir 吸附等温式估算出As(Ⅴ)的吸附量为12.0 mg•g-1。该吸附剂在pH 6.5， (25±2)℃， As(Ⅴ)初始浓度为2 mg•L-1，吸附剂用量为1.0 g•L-1时，As(Ⅴ)的去除率为75.2%；当把吸附剂的用量增加到1.5 g•L-1时，As(Ⅴ)的去除率可达99.9%以上。吸附剂可以用0.1M的NaOH浸泡12 h后即可再生，再生效率较高。常见的阴离子中PO43-、SiO32-对As(Ⅲ)的去除抑制较大，而SO42-、CO32-、C2O42-等离子对砷的去除影响较小。Fe2+对As(Ⅲ)的吸附抑制作用较大而其它阳离子影响不大。吸附剂可用0.1 M NaOH 有效再生，并且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实验室初步实验数据表明，该吸附剂对饮用水除砷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第三，利用实验室制备的负载型纳米铁对饮用水中As(Ⅲ)的吸附去除也进行了研究。考察了吸附等温线、动力学以及影响动力学的各种因素、pH值、共存离子等环境条件对As(Ⅲ)去除的影响；以及吸附剂的再生及再生后的吸附效率等。研究发现，该吸附剂在pH 6.5， (25±2)℃， As(Ⅲ)初始浓度为2 mg•L-1，吸附剂用量为1.0 g•L-1时， 对As(Ⅲ)的去除率为99.8%；其吸附容量为1.996mg•g-1。吸附过程中部分As(Ⅲ)被氧化。与As(Ⅴ)的吸附相比，该吸附剂对As(Ⅲ)的效率比较高-而常见的其它除砷吸附剂如载铁纤维棉等，对As(Ⅴ)的效率比As(Ⅲ)高，为有效去除As(Ⅲ)，常常需要专门加上氧化这一过程。 最后，利用负载型纳米铁对饮用水中As(Ⅲ) 的氧化性能进行考察，发现该吸附剂不但能够有效吸附去除饮用水中的砷，而且还能把As(Ⅲ)有效地氧化为As(Ⅴ)。经过对吸附剂的构成组分分析发现，活性炭表面因富含多种官能团而对三价砷的氧化作用最大；其次是纳米铁也能把As(Ⅲ)氧化为As(Ⅴ)。

芘降解菌在石油污染土壤修复过程中的代谢调控

沈抚灌区是我国面积最大、污灌历史最长的石油类污水灌溉区，土壤中大分子量多环芳烃污染严重，对当地粮食生产与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对此类污染土壤进行生物修复，对保证农产品的安全，实现当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研究以沈抚灌区污染土壤中大分子多环芳烃芘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稳定同位素比率分析技术（IRMS），以磷脂脂肪酸（PLFA）为生物标记物，分析污染土壤参与芘降解的优势微生物类群；并以此为指导，采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和传统微生物学分析方法，筛选土壤中的高效降解菌，并追踪其释放到土壤中后的动态变化与调控。 从沈抚灌区土壤富集培养芘的降解菌，经过双层平板法初筛和芘降解菌液体摇瓶复筛，获得5株以芘为唯一碳源生长的具有较高降解活性菌株。 将筛选的降解菌投加到污染土壤中，以13C标记的芘为代谢底物，以土壤微生物的磷脂脂肪酸为生物标记物，采用稳定同位素比率分析方法(GC-C-IRMs)，分析投加的降解菌在原位土壤中的降解作用。结果显示，与不加菌的对照土壤相比，富含13C的磷脂脂肪酸指纹图谱相似度较高的为投加了菌株B05和菌株B15的土壤，芘的降解效率也最高，表明这两株菌在原位土壤芘降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形态学观察、16项生理生化鉴定和16S rDNA序列分析结果，将菌株B05鉴定为 Aminobacter ciceronei，将菌株B15鉴定为 Microbacterium arabinogalactanolyticum。菌株B05初步确定为一株新的芘降解菌，并对菌株培养条件进行了优化。 采用PCR-DGGE方法，研究了筛选的5株降解菌在不同的营养条件下释放到土壤中后的数量和代谢活性的变化。PCR-DGGE图谱分析表明：投加初期外加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随时间推移，营养物质的消耗，优势逐渐消失，PCR-DGGE的条带趋向于一致。菌株B05的稳定期相对较长，在DGGE图谱中的条带相对密度大，而且对芘的降解率最高，是一株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高效降解菌。混合菌比单一菌降解率高，添加碳氮源有利于外加菌群更快更好的适应在污染土壤中生存，而且有助于对多环芳烃的降解。

典型污染海湾河口沉积物中砷的形态分布研究

锦州湾是我国较大的浅水海湾之一，该湾西南五里河沿岸汇集数家工厂排污直接人海， 形成该湾口处的最大污染源。其西南部潮滩地段已成为我国海域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本文对葫芦岛3条河流、五里河口和锦州湾水体、沉积物中As的含量、分布、形态及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葫芦岛的连山河和五里河未受到明显的As污染，沉积物总As含量一般低于10 mg•kg-1，河水As含量一般低于10 μg•L-1，茨山河下游紧邻葫芦岛锌厂，受到了严重的As污染，沉积物As含量达75.2 mg•kg-1。五里河口区As污染非常严重，锌厂在该区排污口处沉积物As含量高达3176.1 mg•kg-1，超过国家沉积物As标准158倍。受锌厂排污的影响锦州湾As污染也很严重，沉积物中As最高含量达到569.5 mg•kg-1。沉积物和孔隙水As含量在剖面上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表明孔隙水As含量主要受沉积物As含量影响。锦州湾沉积物中As主要以可交换态存在，残渣态次之，盐酸提取态最少，表明锦州湾沉积物中As的活性很强，有大量的可交换态As随时会进入上覆水体，是重要的As释放源，沉积物中大量As的释放可能会对葫芦岛和锦州湾地区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威胁。 以盐度和酸碱度作为环境影响因子进行的释放模拟实验，结果显示：不同盐度条件下，沉积物中的As均在48h左右达到最大释放量。此时，盐度为0‰的水体中As的释放量最大，而其他两种盐度的水体中As的释放量较小且二者相差不大。另外，在室温条件下，随着pH值的升高，沉积物中As的释放量逐渐增加。 通过对不同形态的单一含砷矿物的As提取效果研究得出：对于分级提取方法中吸附态砷的最佳提取条件应为1M KH2PO4 (pH5) 24h, 无定型铁氧化物上结合的砷0.2M oxalic/oxalate (pH3)避光 6h, 硫化亚铁上结合的砷，0.2M oxalic/oxalate (pH3)避光 1h。

用植物油淋洗修复多环芳烃污染土壤

研究用植物油淋洗修复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效果、植物油淋洗剂再生与回用的可行性、植物油的生态效应。采用了批处理法和土柱法对多环芳烃污染土壤进行修复，结果表明：油土比1：1的条件下，批处理法可以去除土壤中90％以上的多环芳烃，多环芳烃的质量转移过程可以用经验模型模拟。恰当的运行条件下，土柱法可去除土壤中90％以上的多环芳烃，但是根据土壤中多环芳烃浓度的高低，植物油的用量是批处理法的2～4倍。无论是批处理法，还是土柱法，土壤水分含量都影响了植物油去除土壤中多环芳烃的能力。采用了化学氧化法、溶剂提取法和吸收剂吸收法对植物油进行再生，结果表明：臭氧和双氧水能氧化植物油中的多环芳烃，但不理想，紫外线及双氧水在pH＝3的条件下可氧化植物油中76.5％的多环芳烃。按植物油／乙醇1:3的比例对植物油进行6级处理可氧化植物油中87％的多环芳烃。活性炭二级处理可去除植物油中87％的多环芳烃，实现植物油的再生。高等植物生长实验说明土壤中的植物油对燕麦及萝卜的生长起了抑制作用，土壤呼吸实验证明，残留在土壤中的植物油可被生物降解，但是必须保证良好的氧气及营养供应。用植物油修复多环芳烃污染土壤具有可行性。

花卉植物在污染土壤修复中的资源潜力分析

通过对14种草本花卉在Cd、Cd-Pb、Cd-Pb-柴油、Cd-甲胺磷等单一与复合污染条件下的耐性及重金属积累特性研究，就这些花卉对污染土壤修复的资源潜力有了大致的认识，为污染环境的生态修复及其集成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提供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污染土壤修复材料的基本信息。通过盆栽实验，发现黄蜀葵、醉蝶、金盏菊、凤仙、蜀葵和紫茉莉六种植物对Cd单一污染表现出较强的耐性，约占参试花卉种的43％，说明花卉植物较有耐重余属的潜力。金盏菊在实验浓度下，地上部富集系数大于1且地上部的Cd含量大于根部含量，表现出重金属超积累植物的基本特征，但在本试验条件下还没有达到100mgkg-1Cd的超积累植物临界含量特征，因此，有待进一步实验证实。熔液培养条件下，黄蜀葵、紫茉莉、凤仙、万寿菊、串红五种花卉种子发芽对Cd表现为较强的耐性，因为其种子发芽率在Cd污染暴露条件下无明显影响（p＞0.05）。但是，Cd对这五种花卉幼苗期根伸长的影响较为显著（p＜0.05），并且Cd与花卉植物的幼苗期根长抑制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在复合污染条件下（Cd-Pb，Cd-Pb-柴油），14种参试花卉种，除金鸡菊和观赏向曰葵两种花卉表现出生物量明显（P＜0.05）下降，即对重金属复合污染耐性较弱外，其余12种表现出对复合污染有较强的耐性。黄蜀葵在Cd一甲胺磷联合作用下的耐性研究表明，Cd与甲胺磷对黄蜀葵且对幼苗期根伸长的影响较发芽的影响大。对Cd与甲胺磷的联合效应分析表明Cd和甲胺磷存在拮抗作用，同时这种联合作用则是更多地依赖于Cd而非甲胺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