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帕海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越冬行为生态研究

2006年10月～2007年5月，我们采用固定路线调查、瞬时扫描行为取样法对云南纳帕海越冬黑颈鹤的行为时间分配、鹤群结构、栖息地利用等方面作了研究。 黑颈鹤越冬期日间行为主要以觅食和警戒为主，分别为76.81±9.1％和11.84±5.6％，两种行为共占了黑颈鹤日间行为时间分配比例的88.65％；其它几种行为除理羽（5.18±4.2％）、走动（3.37±2.25％）和休息（1.32±1.7％）外，其所占比例均在1％以下，它们分别为：飞行0.59±0.89 ％、鸣叫0.41±0.63％、争斗0.22±0.30％和其它0.22±47％。越冬期中黑颈鹤日间行为具有明显节律性，觅食行为呈早晚双峰型节律，且傍晚的觅食高峰较高。黑颈鹤在纳帕海越冬期间从数量变化上可分为4个时期：1 早期的越冬集散期；2 中期的越冬稳定期；3 晚期的迁飞集散期；4 末期的幼鹤滞留期。鹤群结构及行为在不同的时期之间有着显著的变化。在越冬期中期，黑颈鹤特别是带有幼鹤的繁殖家庭更偏向于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的活动形式活动。集群鹤和领域鹤间在行为的时间分配上存在显著差异，集群活动有着集体警戒的优势使得集群鹤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觅食，但集群中的繁殖家庭并不能有效的利用这种优势，集群密集活动中高的争斗比例给集群中的幼鹤带更多的威胁，增加了繁殖家庭中成鹤的负担。家庭鹤为了维护领域不受侵犯，付出了更高的警戒时间，而减少了觅食的时间分配，但稳定的环境给幼鹤的稳定成长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鹤群结构组成的研究表明，繁殖家庭倾向于选择在一定的家庭领域中单独活动，非繁殖成鹤则更多的选择活动在集群中。集群中的幼鹤跟家庭中的幼鹤在觅食、警戒、理羽、走动、休息、争斗等主要行为上并无差异，但集群中的幼鹤的躲避攻击的行为要显著高于家庭活动中的幼鹤，说明了家庭活动对幼鹤有着更好的保护作用，集群中的高争斗行为对幼鹤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幼鹤和成鹤间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幼鹤的觅食比例比较高，略高于集群中的成鹤而显著高于家庭中的成鹤，走动和休息两种行为高于成鹤，相反鸣叫、争斗行为低于成鹤。这说明，幼鹤在活动中的警戒作用很少，更多时间是用于觅食和休息中，家庭中的幼鹤也并不更多的承担警戒和维护家庭领域的任务，而同样以觅食和休息为主。 越冬鹤群白天栖息地主要有浅水沼泽、农地、草地、猪拱地和开阔水域5种，其中猪拱地与草甸裸地为浅水沼泽和草地的次生生境。5种栖息地中以浅水沼泽利用比例最大为32.26％，其次是猪拱地（31.49％），然后农地（18.01％）和草地（10.91％）；开阔水域最小，只5.55％（图11）。这5种栖息地中，农地和猪拱地中鹤群的觅食比例最大分别为：78.85％和76.61％，是黑颈鹤越冬季觅食的重要地点之一。草地中鹤群的觅食行为比例（61.63％）相对其它4种栖息地中的觅食比例中最低，相反，移动和休整行为比例最高，是鹤群休息和转换觅食地的场所。鹤群对浅水沼泽的利用率最大，但浅水沼泽中鹤群的觅食比例并不是最高（71.22％），略低于农地和猪拱地中鹤群的觅食比例，这可能是因为沼泽中食物营养比较高，鹤群可以在不高的觅食时间中获取足够的能量造成的。猪拱地和裸泥地的利用率及鹤群在此种栖息地中的觅食比例均较高，仅次于浅水沼泽和农地两种最主要的栖息地类型，说明家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越冬鹤群增加了新的觅食地，有利于黑颈鹤的越冬。 纳帕海越冬黑颈鹤春季迁徙时间从3月底开始持续至4月中下旬，2007年春季迁徙共持续时间22天。天气条件和日时间对鹤群的迁徙有着明显的影响，鹤群迁徙主要出现在晴天或多云天气的10:00-12:00段。晴朗的天气有利于形成上升气流，10:00-12:00时间段上升气流最强、最为稳定，能为鹤群迁徙节省最多的能量，有利于鹤群的迁徙。

云南大山包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越冬行为和保护研究

从2006 年10 月24 日至2007 年4 月9 日，采用固定样线法和瞬时扫描法， 对在大山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N27°18′38″～27°29′15″，E103°14′55″～103°23′49″） 内越冬的黑颈鹤种群进行了越冬行为、日间活动节律和越冬栖息地利用的详细调 查，同时对黑颈鹤的春季迁徙行为和冬季黑颈鹤的死亡现象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黑颈鹤是采取何种行为模式和栖息地利用模式来适应高 海拔、低温度的环境，同时对如何有效地保护越冬黑颈鹤和合理规划保护区功能 区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将黑颈鹤的越冬行为分为：取食（Feeding）、搜寻（Searching）、警戒（Vigilance）、 争斗（Fight）、行走（Walk）、飞行（Flight）、休整（Maintenance）和其它（Others） 八种，越冬期间最主要的行为是取食（53.05±4.93）％，其它行为依次为：搜寻 （10.38±1.34）％、警戒（18.75±2.65）%、休整（10.32±4.93）％、行走（4.90±1.59） ％、飞行（1.70±0.38）％、争斗（0.36±0.25）％、其它（0.55±0.41）％。单因素 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分析表明越冬期间黑颈鹤日间各时间段（1h）和各 月份间行为差异极显著（P<0.05），并呈现出规律的变化。黑颈鹤的取食、警戒、 搜寻行为具明显的早（10:00-11:00）、晚（17:00-18:00）两个活动高峰，中午 13:00~14:00 最低；而休整行为正好相反，呈现出中午高峰、上午和下午低谷的趋 势；另外几种行为节律性表现不明显。黑颈鹤越冬期主要行为的节律变化是受环 境温度变化影响的，温度高时黑颈鹤增加了修整时间减少了取食时间，而温度低 时则减少了修整时间增加了取食时间以维持能量需求，湿度是通过温度对黑颈鹤 产生影响的。每天黑颈鹤都随着太阳的升起开始觉醒，于07:18±0:15 飞离夜栖地， 大雾的天气影响了黑颈鹤的外出觅食，与之相适应的是黑颈鹤相应的推迟了出飞 时间。黑颈鹤所采取的所有行为都表现出了对大山包特殊环境的适应。 在大山包黑颈鹤所利用的栖息共有耕地（farmland）、草地（grassland）、沼泽 （marsh）和浅水水域（water area）四类。选择指数分析表明黑颈鹤对水域有极大 的偏好，其次为沼泽湿地，再次为耕地，而对草地表现为负选择，并且在越冬期 间的各月份之间，对不同栖息利用比率保持一致。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保护区规划 的时候应该适当增加前三种栖息地的面积以满足黑颈鹤的越冬需求。主成份因子 分析表明黑颈鹤倾向于选择距夜栖地和水源较近、人流较少、干扰较小、无坡或缓坡的低海拔栖息地。处于不同越冬地的越冬黑颈鹤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 同的栖息地利用，说明黑颈鹤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调查期间记录到了三只带有彩环的黑颈鹤个体，其中有两只佩戴有卫星发射 器，发射器编号分别为64309 和64311。大山包黑颈鹤种群数量变动的春季和秋季 高峰是由于处于不同越冬地的黑颈鹤迁徙造成的，同时也说明了大山包是在滇东 北和黔西北越冬的黑颈鹤的集散地。黑颈鹤的春季迁徙一般集中在3 月下旬至4 月上旬，在晴朗、微风的上午10:00-11:00 迁徙的黑颈鹤数量最多，说明了天气条 件对黑颈鹤迁徙的重要性。 大山包保护区内的高压输电电线和通信电缆对越冬黑颈鹤构成了极大的威 胁。观察期间共有7 只黑颈鹤因撞上输电电线而死亡，除去一只没有外伤的成体 之外，成幼比例为1:1，大都发生在天气较为恶劣的12 月-2 月之间。发生撞死黑 颈鹤的时候保护区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大雾笼罩，由于大雾的影响造成可视条件下 降，加之黑颈鹤飞行的机动性差（翼载量大、展弦比不大），造成了黑颈鹤的伤亡.

云南龙马山黑白仰鼻猴（Rhinopithecus bieti）的食性、生境利用及保护

从 2003 年12 月至2005 年1 月，我在黑白仰鼻猴（Rhinopithecus bieti）分 布区的南端（26.23o N, 99.25o E，海拔2700-3600 m）运用直接观察法与食物遗迹 法收集了龙马山群（大约80 只）的生境利用和食性数据。通过种内及种间比较， 评估该种的食性与栖息地特化程度。 龙马山群春季偏好落叶阔叶树的嫩芽与花；春末夏初偏好竹笋；秋季偏好果 实；冬季偏好壳斗科的种子。全年的食用植物共计27 科52 属97 种，多于中部 和北部猴群利用的种数。与疣猴亚科其他成员的食谱相比，这个数目仍然偏大。 龙马山群的生境利用方式可归纳如下：(1)家域被山脊分割为5 个相对独立 的斑块，斑块之间走廊状况差；(2)进入地图方格（250 m x 250 m）数与观察天 数的关联曲线呈台阶状上升，在120 个观察日前后达到渐近线；(3)年家域面积 约为9.56 km2，个体密度约8.5 只 / km2；(4)冬季与春季生境利用模式相似；(5) 夏季仅充分利用1 个斑块；(6)平均利用海拔高度为3023.75m。 考虑到（1）北端（西藏小昌都）猴群的食用植物种数为20，而中部（云南 维西塔城）是59 种；（2）地衣类的取食时间（树冠或以树冠为主的扫描观察） 在北端是82.1％，而中部是60％；（3）龙马山群具高度生境选择性，全部家域 在针阔混交林范围内。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黑白仰鼻猴的食性，以及相应的生境 需求并没有特化。北方猴群当前的食物与生境的‘不寻常’状态，或多或少是无 可奈何的生态适应。 与位于西藏芒康县的米拉卡群比较，龙马山群所受到的人类干扰主要是生境 的破坏与丧失，而米拉卡群面临的主要为偷猎。尽快建立保护区，禁止烧山毁林， 实施巡护制度，杜绝偷猎是龙马山群避免灭绝的唯一出路。

哀牢山金山丫口夜间网捕鸟类多样性及其影响因素

2007 年9 月5 日至11 月5 日和2008 年9 月3 日至11 月7 日期间，主要利用灯光诱捕，对云南省新平县哀牢山金山丫口（23°57′N, 101°30′E）夜间迁徙鸟类多样性进行调查。同时记录网捕鸟类的时序和几种主要鸟类的迁徙时序。分析各种因子（地理、温度、湿度、雾天、风向、风力以及月相周期）对夜间网捕鸟类数量和种类的影响。 2 年期间共网捕鸟类7943 只，129 种，分别属于14 目23 科。雀形目鸟类占总网捕数量的58.9%。网捕数量超过1%的科共10 个科。网捕数量占总网捕数量1%以上的共14 种。其中红尾伯劳Lanius cristatus、小杜鹃Cuculus poliocephalus、红喉歌鸲Luscinia calliope 三者的数量超过网捕鸟类总数的5%。所有网捕鸟类中，东洋型鸟类占最多共54 种，占41.85%。 2 年期间网捕鸟类多样性指数H′为2.60989，均匀度指数J 为0.29063，优势度指数C 为 0.22503，G-F 指数为0.71366。2007 年的优势指数C 和G-F 指数较2008 年高，但2008 年的 Shannon-Wiener 指数和Pielou 指数较2007 年高。红尾伯劳是造成两年多样性测度指数差异的主要原因。云南省不同“打雀山”夜间捕获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存在差异。地理和气候可能是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因素。 2 年工作期间将观察时间平均分为早期（9 月3 日至9 月24 日）、中期（9 月25 日至10 月16 日）、晚期（10 月17 日至11 月8 日）三个时期。早期网捕鸟类数量最多5263 只，多样性指数最低，优势度指数最高；中期记录的种类最多86 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中期最高。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红尾伯劳的数量尤其突出。单独分析2007 年和2008 年各时期，除了2007 年晚期种类最多67 种以外，其余变化都与2 年总体一致。每个时期都有部分鸟类数量达到高峰，而也有部分鸟类数量处在低谷期。飞经哀牢山金山丫口的秋季夜间迁徙鸟类开始迁徙的时间大致在8 月中旬，结束在11 月下旬。每种鸟类的迁徙持续时间不一致，其中迁徙持续时间超过30 天的鸟有36 种。同种鸟类不同年份迁徙时间不一致。夜间每个时段捕获数量和种类有差异，在夜间20:00-22:00 和凌晨04:00-06:00 捕获数量和种类较多。24:00-02:00 网捕鸟类数量和种类最少。调查结果显示不是所有鸟类都是整夜迁徙，夜间开始迁徙较早的鸟类清晨也停止迁徙较早，夜间开始迁徙较晚的鸟类清晨停止迁徙较晚。除红喉歌鸲以外的4 种鸟，它们的迁徙时间是从9 月前至11 月后。红尾伯劳、小杜鹃以及大杜鹃的迁徙高峰期是9 月上旬至9 月中旬。厚嘴苇莺Acrocephalus aedon 的迁徙高峰期为 9 月中旬至10 月下旬。红喉歌鸲的迁徙时间是9 月下旬至11 月上旬后，迁徙高峰期为整个 10 月。5 个优势种都是整夜迁徙，不过每种鸟的迁徙高峰时段和低谷时段不一致。红尾伯劳、小杜鹃、大杜鹃在20:00-22:00 捕获数量最多；红喉歌鸲、厚嘴苇莺在凌晨04:00-06:00 捕获数量最多。红尾伯劳、红喉歌鸲、大杜鹃在24:00-02:00 捕获数量最少；厚嘴苇莺在22:00-24:00 捕获数量最少；小杜鹃在凌晨02:00-04:00 捕获数量最少。对5 个优势种在各迁徙时期的体重进行分析，采用双样本T 检验（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表明：红喉歌鸲和小杜鹃早中晚期的体重差异极为显著（P<0.01）。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NA）表明：小杜鹃早中晚期的体重变化极其显著（P<0.01）。进一步采用双样本T 检验（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小杜鹃晚期体重与早期和中期体重差异都极其著（P<0.01），早期与中期的体量没有显著差异（P>0.01）。其余3 个优势种各时期体量差异不显著（P>0.01）。影响夜间网捕鸟类种类和数量的因素较多。地理特点是影响夜间网捕鸟类种类的主要因素。气候条件是影响夜间网捕鸟类种类和数量的重要因素。风向和风力对夜间网捕数量和种类都有极其显著的影响（P<0.01），其中风向对其影响比风力大，西南风时夜间网捕鸟类数量和种类较多。雾天对夜间网捕数量和种类影响极其显著（P<0.01），大雾天气夜间网捕鸟类数量和种类较多。月相周期对夜间网捕数量及其种类的影响极其显著 (P<0.01)，新月和残月期间夜间网捕鸟类数量和种类较多。温湿度对夜间网捕鸟类数量和种类影响不显著(P>0.05)。除此之外，光也是捕获夜间鸟类的必要条件。

塔城黑白仰鼻猴（Rhinopithecus bieti）的觅食生态学和社会

从 1999 年4 月至2002 年六月间，对黑白仰鼻猴种群(Rhinopithecus bieti ) 的分布和生境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十年前的调查结果相比，本次调查新发现了4 个亚种群（指存在生境走廊的若干群体），但有5 个以前存在的群已经消失，现 存猴群数量为13 群，总体数量约为1200-1700 只。从西藏的芒康到云龙的龙马 山，随着海拔的降低，猴群可利用的植被类型也随之多样化。但由于砍伐、放牧、 开矿等因素的影响，猴群生境破碎化程度较高，连接猴群的生境走廊状况极差， 多数猴群孤立分布，并且存在小种群问题，生境走廊的维护和恢复已成为该物种 保护成功与否的关键。种群的总体数量下降了32%（不含4 个新发现的亚种群）， 其中4 群数量下降，4 群持平，1 群有所增长，5 群消失，这不容乐观的状况给 我们保护敲响了警钟。此外，基于以前的研究结果，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栎 树林均为其适宜生境，夏季高山牧场则是由当地居民为放牧而砍伐、焚烧高海拔 带的暗针叶林而形成的林间空地。我们使用了1997 年的卫星影像和1958 年的航 拍地图来估算适宜生境和夏季高山牧场的面积。结果表明；1）在1997 年，黑白 仰鼻猴的适宜生境面积为4169 km2，夏季高山牧场的面积为1923 km2。2）在近 40 年中，黑白仰鼻猴的适宜生境面积下降了31％（约1887 km2），而夏季高山牧 场的面积则增加了204％（约1291 km2）。3）森林斑块的平均面积从15.6 km2 下降到5.4 km2。此外，夏季高山牧场的面积与当地居民的人口数量增长之间呈 正相关关系 (R2 ≥ 0.53，p < 0.05)。除非当地居民的人口数量增长模式或者传统 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这种破碎化趋势将继续下去。 从1999 年三月至2000 年十二月对云南塔城(99o18’E, 27 o36’N, 活动范围在 2,700 – 3700 m asl)的一群黑白仰鼻猴收集了食性和时间预算的数据。通过状态 行为扫描的方式，主要记录了树冠中单雄组食用植物种类—部位。同时用显微镜对每个月的粪便样本进行了显微分析，以此作为食性的补充数据。仰鼻猴食用属 于28 科、42 属的59 种植物，共计90 个食用的植物种类—部位，其中冬季利用 21 个植物种类—部位，春季38 个，夏季39 个，秋季47 个。另一方面，该群年 平均花费日活动时间的35％进食，33％休息，15％移动，13％社会行为。日活 动时间预算分配、摄食不同食物类别的时间、粪便中食物残留物及食用植物种 类―部位的数目存在着季节性变化。食物种类与时间分配之间和之内的相关显然 是为了最大化觅食效率与最小化能量消耗。考虑到来自北面与南面的群的相关报 道，这个种对生境的适应性似乎与其他疣猴没什么区别，并无特化之处。因此， 这个种的最终生存预期要比以前乐观。 我们利用整个塔城猴群沿地面通过开阔地或喝水的机会，使我们能记录野外 种群的大小和组成（如性比等）以及通过分析依次经过个体间的时间间隔以量化 反映社会组织单元之间和之内的空间距离，用统计分析的方式来量化描述社会组 织的模式，发现塔城猴群由9 个单雄单元（OMUs）、5 个多雄单元（MMUs）和2 个全雄单元（AMUs）组成， 单雄单元、多雄单元和全雄单元内的个体分别约占 总数的58％、34％和8％，无论在开阔峡谷地域或水潭旁，单元内的时间间隔显 著短于单元间的时间间隔（开阔峡谷地域：非配对 t 检验，df = 49; p < 0.01， 水潭：非配对t 检验，df = 35; p < 0.01）。 在单雄单元的成年不等性比和成 年雌性与婴猴的比例显著大于多雄单元（开阔峡谷地域：非配对t 检验，df = 40; p < 0.05，水潭：非配对t 检验，df = 16; p < 0.05）。在全雄单元中有大量的 性别不明的未成年个体。此外，加之某些个案描述，论述了多雄单元存在的可能 性及与全雄单元和单雄单元之间的关系。

Molecular beam epitaxy of GaSb on GaAs substrates with AlSb/GaSb compound buffer layers

GaSb films with AlSb/GaSb compound buffer layers were grown by molecular beam epitaxy on GaAs (001) substrates. The crystal quality and optical properties were studied by high resolution transit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low temperature photoluminescence spectra (PL), respective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AlSb/GaSb compound buffer layers can restrict the dislocations into GaSb epilayers. The intensity of PL spectra of GaSb layer becomes large with the increasing the periods of AlSb/GaSb superlattices, indicating that the optical quality of GaSb films is improved.

云南横断山与吉林长白山赤杨根瘤内Frankia菌遗传多样性

本文应用nifD-nifK IGS及16S-23S rDNAIGSPCR-RFLP方法，系统研究了分布于云南横断山的旱冬瓜以及吉林长白山的西伯利亚赤杨、色赤杨和东北赤杨根瘤内Frankia菌的遗传多样性。该研究可加深对Frankia菌起源与进化的认识，并为保护和利用这一固氮共生资源提供科学依据。从113株赤杨的根瘤样品中共检测到48种基因型的Frankia菌株。首次确切报道了自然条件下不同基因型Frankia菌可与同一宿主植株同时共生，并且这种混乱性在横断山区普遍存在。通过对Frankia菌群体遗传结构的分析，查明云南省横断山旱冬瓜Frankia菌群体内遗传变异水平由高到低的顺序是苍山群体、高黎贡山群体、鸡足山群体、来凤山群体和无量山群体。酶切带型9为云南横断山旱冬瓜Frankia菌群体中最古老的类型；大部分（75.63％）遗传变异发生在Frankia菌的各群体内，同一气候区的Frankia菌群体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旱冬瓜Fran辰a菌遗传多样性特点与横断山气候特征及冰川运动历史密切相关。宿主赤杨的进化地位不同，其共生Frankia菌的群体遗传多样性水平也不同。古老的旱冬瓜共生Fran舫“菌群体内遗传分化最大，分化最晚的东北赤杨共生Frankia菌群体内遗传变异最小；属同一生活型的西伯利亚赤杨和色赤杨共生Fronkia菌间存在着较近亲缘关系；早冬瓜Fran舫。菌群体可能为其它赤杨共生Fran舫“菌提供祖先，因此认为赤杨与其共生Frankia菌间存在着协同进化。

Characteristic rainfall for warning of debris flows

A characteristic rainfall is introduc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determining a critical rainfall value for triggering debris flow.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is defined as the rainfall at which debris-flow occurrence probability shows a rapid increase, and can be used as a warning rainfall threshold for debris flows. Investigation of recorded debris flows and 24-hour rainfall data at Jiangjia basin, Yunnan Province, in southwestern China, demonstrates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characteristic rainfall. It was fou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rainfall corresponds to the daily rainfall of 90% cumulative probability by analyzing the basin's daily rainfall histogram. The result provides a simple and useful method for estimating a debris-flow warning rainfall threshold from the daily rainfall distribution. It was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debris-flow warning rainfall threshold for the Subaohe basin, a watershed in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zone with many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Jiangjia basin.

双花千里光、川芎及宽叶羌活的化学成分研究

本论文由四章组成。第一、二和三章分别报道了双花千里光、川芎和宽叶羌活的化学成分研究。从三种药用植物中共分离和鉴定了40 个化学成分，其中8个为新化合物。第四章概述了藳本属植物及日本川芎的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第一章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报道双花千里光（Senecio dianthus Franch.）地上部分乙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采用正、反相硅胶柱层析等各种分离方法，从中共分离出8 个艾里莫酚型倍半萜内酯，其中5 个是新化合物，并且有1 个为首次发现的连接了含氮原子取代基的艾里莫酚型倍半萜内酯。它们的结构经MS、IR、NMR及X-单晶衍射等解析方法确定为2b-angeloyloxy-10b-hydroxyeremophil-7(11)-en-8a,12-olide (1)、6b-angeloyloxy-10b-hydroxyeremophil-7(11)-en-8a,12-olide (2)、2b-angeloyloxy-8b,10b- dihydroxyeremophil-7(11)-en-8a,12-olide (3)、2b-angeloyloxy-8a-hydroxyeremophil-7(11),9(10)-dien-8b,12-olide (4)和8b-amino-10b- hydroxyleremophil-7(11)-en-8a,12-olide (5)。这8 个倍半萜内酯经体外生物活性测试表明均具有通过抑制巨噬细胞增殖抵制破骨细胞增生的活性。第二部分对艾里莫酚型倍半萜内酯的质谱裂解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第三部分报道双花千里光茎、和叶花的挥发油成分分析。采用传统水蒸气蒸馏法分别提取了双花千里光茎、叶和花的挥发油，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技术分别分离鉴定了其化学成分，从茎、叶和花挥发油中各分离和鉴定出70、80 和73 种化学成分，分别占挥发油总量的91.2％、85.7％及93.4％。 第二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报道川芎（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根茎乙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通过正、反相硅胶柱层析等分离纯化和MS、NMR及X-单晶衍射等解析方法，共分离鉴定了21 个化合物，结构类型分属于苯酞、二聚苯酞、香豆素和脂肪酸类。其中2 个为结构比较新颖的二聚苯酞类化合物：chuanxiongnolide A (19)和chuanxiongnolide B (20)，化合物19 的结构经X-单晶衍射得到确证。第二部分报道川芎挥发油的化学成分。采用不同的提取方法（溶剂萃取法、水蒸气蒸馏法、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提取川芎挥发油，同时采集不同产地（四川彭县、四川郫县、云南鹤庆）及不同品质（川芎、奶芎、苓子）的川芎产品，利用GC-MS 技术分离鉴定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计算各成分的相对含量，并对比分析其中的异同。 第三章报道宽叶羌活（Notopterygium forbesii Boiss.）根茎化学成分的分离纯化和结构鉴定。通过正、反相硅胶柱层析等分离纯化和MS、NMR 等解析方法，共分离鉴定了13 个化合物，结构类型分属于香豆素、二氢异香豆素、甾体和羧酸类。其中1 个新二氢异香豆素类成分鉴定为6-methoxy-hydrangenol (37)。 第四章概述了藳本属植物及日本川芎化学成分的研究进展。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ed of four chapters. The former three chaptersrespectively elaborated the phytochemical investigation of three herbal medicines:Senecio dianthus Franch.,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 and Notopterygium forbesiiBoiss.. Forty compounds, including eight new one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byspectral and chemical evidence. The fourth chapter elaborated the study progress of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Ligusticum genus and Cnidium offcinale. The first chapter consisted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chemicalconstituents of ethanol extraction and essential oils from the aerial parts of S. dianthu.Eight eremophilenolide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mong them, five ones are newcompounds and one of them is a novel eremophilenolide attched with an amino group.The structures of the new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as 2b-angeloyloxy-10b-hydroxyeremophil-7(11)-en-8a,12-olide (1)，6b-angeloyloxy-10b-hydroxyeremophil-7(11)-en-8a,12-olide (2)，2b-angeloyloxy-8b,10b-dihydroxyeremophil-7(11)-en-8a,12-olide (3)，2b-angeloyloxy-8a-hydroxyeremophil-7(11),9(10)-dien-8b,12-olide (4) and8b-amino-10b-hydroxyeremophil-7(11)-en-8a,12-olide (5) by spectral evidence andX-ray crystallography analysis. All the compounds were evaluated for theiranti-osteoclstogenesis activity using a proliferation inhibit assay with microphagecells. The second part elementarily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 fragmentation oferemophilenolides isolated from S. dianthus in ESI-MS.The latter part is about the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essential oil extracted from stems, leaves and flowers of S.dianthus with steam distillation. By the GC-MS analysis, 70, 80 and 73 compoundswere respectively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which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91.2％, 85.7％ and 93.4％ of total essential oil. The second chapter, including two parts, is about the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ethanol extraction and essential oils from rhizomes of L. chuanxion. In the first part, twenty-on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edntified. Two ones are novel dimericphthalides and the structures were suggested as chuanxiongnolide A (19) andchuanxiongnolide B (20) by spectral evidence and confirmed by X-raycrystallography analysis. In the second part, th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extract techniques (solvent extraction, steam distillation and supercriticalfluid extraction), different habitats (Peng and Pi counties, Sichuan province; Heqing,Yunnan province) and different qualities (Chuanxiong, Naixiong and Lingzi). The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essential oil from L. chuanxiong were analyzed by GC-MS and were compared each other. The third chapter is about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rhizomas of N. forbesii,which belongs to a endemic genus of China. Thirteen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identified. One of them is a new dihydroisocoumarin and the structure was identifiedas 6-methoxy-hydrangenol (37) by spectral evidence. The fourth chapter is a review on study progress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Ligusticum species and Cnidium offcinale.

青藏高原东部混农季节性放牧及其对高山林线格局的影响

混农季节性放牧（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通过作物种植和畜牧生产相结合的方式对不同海拔高度带上的资源进行相互补充利用，在亚洲兴都库什地区、青藏高原、横断山、东部及南部非洲、南美安第斯地区等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传统的生计系统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居住在该地区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与山地自然植被以及特殊的山地人类文化和社会特征具有密切的协同演变关系。认识和理解这一关系，是山地生态学和人类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近年来，山地生态系统的多重功能性及动态演变对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受到人们的不断关注。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的12个自然村的混农季节性放牧以及对云南德钦、四川壤塘等山地植被格局特别是高海拔地带植被格局的的详细调查，探讨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混农季节性放牧的主要特征、系统构成及相互关系，及其在全球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分析混农季节性放牧与高山林线格局及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旨在探讨山地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家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调查结果表明，混农季节性放牧是一种适应青藏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地区环境因子及自然资源呈明显的垂直分布、资源数量稀少而时空分布异质性极高的生存环境的一种传统经济形式。这种传统的畜牧业的主要生产目的仍然是提供当地基本生存所需的产品，饲养牲口的种类和数量取决于农户的当地需求并且受资源的限制，因而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的。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的放牧资源在一年中被牲口利用的时间也不同，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混农季节性放牧的资源基础。根据各社区永久居住点的位置和该村的土地资源特别是牧草地资源的分布范围，牲口迁移的距离和格局有较大的差异。。天然牧场仍然是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资源。混农季节性放牧中的农业系统和牧业系统互为补充，共同构成调查地区完整的的生计系统，农耕活动为放牧活动提供精饲料如粮食等和冬季饲料如秸秆， 其数量往往成为家庭畜牧业生产规模的主要决定因子之一。 通过对牲口数量和结构、牲口的时空迁移格局、牧业活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牧业活动和作物种植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分析，混农季节性放牧在近几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牲口数量总体下降，牲口组成发生变化，牲口移动性降低、牧业活动的经济重要性下降以及牧业活动和种植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降低等。上述变化的根本驱动力是发生在当地、地区及全球尺度上的环境、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等的变化，从而造成当地群众畜牧生产目标、土地利用和劳动力的分布等发生了变化。当地生计系统发生的改变可能会带来对方面而深刻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影响。 混农季节性放牧这种古老的传统生计策略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冬季饲料短缺、草场退化、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重要性降低、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国家缺乏专门的政策指导等。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新技术的应用、替代生计机会的增加、国家对于山地生态系统的作用的重新定位等也为传统生计系统转型、实现社会与生态共赢创造了机遇。 混农季节性放牧活动对亚高山及树线交错带生态系统系统的互动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牲口啃食、践踏等影响森林群落更新，改变森林群落的组成和结构，从而影响森林群落的演替进程和植被格局。林线边缘是搭建夏棚的首选地点，因此林线及树线交错地带就成了牲口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2）利用火烧开辟、维持和改良高山牧场； 3）在亚高山火灾迹地的放牧活动能够阻止火烧迹地的顺向演替； 4）牧民在林线附近获取建材和薪材等活动影响高山林线附近森林的结构和功能。 在调查区域，梅里雪山、白马雪山、甲午雪山的林线海拔高度在4200-4300m之间； 四川雅江、理塘一线，林线位置多在4300-4400m；四川壤塘二林场一带的林线主体在4100-4200m，在个别地区达到4300m； 在贡嘎山的南坡和东坡一带，林线位置在3600-3700m；而在四川松潘一带，林线位置主体在3700-3800米左右。树线高度的分布趋势和林线一致。混农季节性放牧及其有关人类利用活动使研究地区很多地方高山林线降低、树线交错带宽变窄或消失。在研究地区，总体情况是，阳坡和半阳坡（南坡、西南坡等）的林线和树线比阴坡和半阴坡（北坡、东北坡等）低，变化幅度达20-200m。这种差异主要是为了开辟牧场而人为清除了南向坡自然林线及其以上的植被从而使林线位置下降所致。在南坡自然林线保留得比较好的地方，林线和树线依然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北坡林线和树线的高度。放牧活动抑制了高山林线带火烧迹地的天然更新，从而使林线位置保持在目前的位置。 放牧活动对高山林线带森林群落更新的影响是显著的。自然林线内的乔木个体密度特别是新生苗和幼苗的密度大大高于非自然林线。没有放牧的自然林线及树线交错带内的I级个体（新生苗）密度达到725-2917株/公顷，而与之相对的处理样地内I级个体的密度只有0-228株/公顷；II级个体（高度10-50cm）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在没有放牧的自然林线及树线交错带样方内，其密度达到550-5208株/，而在放牧处理样方内只有14-321株/公顷。在非自然林线带样地内，在有正常放牧的样地内，完全缺乏I级个体。 从相对比例来看，没有放牧的样方内的I、II级个体在全部个体中所占的比例显著高于有放牧活动的样方。放牧使林线交错带的乔木幼苗数量显著减少，从而影响林线及树线交错带森林群落的天然更新过程。林线和树线交错带的灌木对乔木幼苗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能够为树线树种如冷杉等幼苗的定居体提供有利的微气候环境，同时保护苗免受牲口的啃食和践踏。火烧以后接着进行放牧能够100%地抑制高山林线带的幼苗更新。 高山牧场放牧强度降低、使用时间缩短而低海拔地带放牧强度增加是研究地区混农季节性放牧系统的一个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引起各海拔带上的生态系统的变化。放牧强度的降低、生产性用火的停止将导致原来通过人工火烧而降低并通过进一步的火烧和放牧活动来维持的林线及其以上地带的灌木盖度和高度的增加，从而为林线森林群落的扩张创造条件。 青藏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山地生态系统，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确认识人类特别是当地传统的生计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互动关系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前提。决策者必须以综合、系统的的视角协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及文化多样性和维持人、牲口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的多重目标。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which makes a complementary exploita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t different altitudinal belt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migratory animal husbandry and crop cultiv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Hindu-Kush Himalaya, Tibet Plateau, Hengduan Ranges,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Andes region of south America.For millennia, this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y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societies inhabiting in these regions and their natural ecocystems. A close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has been developed between this indigenous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 mountain vegetation systems on the one hand and a unique set of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features on the other. Underst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one of the core scientific issues in mountain ec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the mountain ecosystems and their dynamic changes in th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 regions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which is based on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agropastoral practices of the 12 natural villages in Deqin County of Yunnan, and the mountainnn vegetation patterns in Deqin of Yunnan and Rangtang County of Sichuan, intends to reveal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system composition and the inter-relations of the subsystems of the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s well as the trends of changes of the system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rocess of China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nd alpine ecosystem, ao a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cosystems of the mountain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in e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mountain regions. Results of the survey indicate that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 the investigated area is a traditional economic form that is highly adapted to the eastern Tibet Plateau where the topography features high peaks and deep gorges and where the highly variabl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scanty natural resources exhibit a distinct vertical spectrum of distribution and great temporal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main objective of pastoral management is still aimed at the production of basic goods and services of local people and thus the type and size of animals raised for each household mainly depend on local needs and are limit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is relatively low. Pastoral resources at different altidudinal belts are complementarily used at different seasons of a year and thus form the resources basis for agropastoral production of the study area. Migration distances and patterns vary with the location of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s, the elevational distribution range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villages concerned. Natural pastures (rangelands) are the main fodder resources and sumplement feedings only account for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fodder consumption. Crop cultivation and pastoral activities support each other to form a complete livelihood system. The ability of the farmig lands (crop cultivation) to provide the pastoral activities with concentrates and sumplements often becomes a main factor limiting the scale of livestock production at household level.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s experiencing drastic changes in recent decades as is reflected in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animals, the seasonal migration patter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astoralism in the household economy and the interplays of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elements of the system. In general, there is a decline in animal population and mobility, a shift in animal composition to meet new needs arising from changed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 decrease i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he household economy and an increasing decoupling of agro&pastoral relations. The fundamental divers of these changes can be traced to environmental, soci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from local to global levels and such changes have further caused local changes in livestock management objectives, land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labor forces. Changes in local livelihood systems could have profound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onseuquences.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s an age-old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y, is facing multifacet challenges, such as winter fodder shortage, rangeland degradation, lack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decrease in economic importance, lack of appreciation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adequate policies from the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rket economy, intrdoctu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crease of alternative income 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 national re-oreitation of policies on mountain ecosystems have all brought abou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ystem and the synchronized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teracts with the ecosystem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mainly through the following aspects: 1)Animal browsing and stamping affect the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nd alters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forest which in turn affect the succession process and vegetation pattern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Forest edges are the priority locations for summer houses and therefore the timeline and treeline area becomes the major venues of aninal activities; （2）herders create, maintain and improve pastures through burning that remove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e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3）immediate grazing on the fire sites can significantly prevent the fire sites from perogressive succession; and 4）herders harvesting of construction timber and firewoods affect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zone. Timberline position in the survey region shows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t is around 4200-4300m in Meilixueshan, Baimaxueshan and Jiawuxueshan in Northwest of Yunnan and rises to 4300-4400m in Yajiang County and Litang County of Sichuan. In Rangtang of Sichuan, it is between 4100-4200m, though reaching 4300m in localized sites. In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slopes of Gongga Mountain, the timberline is only between 3600m and 3700m and in Songpan County at the upper reach of the Minjiang River the timberline is around 3700-3800m.Treeline pattern follows similar trend. In many places,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nd related human activities have lowered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and narrowed or removed the treeline ecotone. In the area of survey, generally speaking, timberlines and treelines are lower on the southern slopes than on the northern slopes, with a difference between 20 and 200m. 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at the use of fires to crerate pastures has removed the forest vegetation at the previous timberline and above. In fact, in many places, well-preserved forests on the south slopes have even high timberline position that the corresponding northern slopes. At subalpine zone, grazing activities could have prohibited the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many forest fire sites and maintained the forest position at the present level. Graz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gernation process of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berline zone. Natural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has much higher density of treeline species individuals especially the emergents and seedlings than the timberlines that are maintained by human activities. In natural timberline and treelien ecotone without grazing interference, the density of the I Class seedlings (less than 10cm in height) ranges 725-2917 /hm2; while that in the treatment plots (with grazing disturbance) is only 0-228//hm2；II Class seedlings (10-50cm）exhibit similar density trends, reaching 550-5208//hm2 in natural timberline without grazing but only 14-321//hm2 in the plots with grazing treatment. In the man-created timberlines, there is no I Class seedling at all in plots with normal grazing activities. In relative terms, in plots without grazing activities, the propotion of I Class and II Class seedling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plots with grazing. Grazing activities hav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seedlings in the timberline ane treeline ecotone, and thus affect the natural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sts. Shrub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seedlings from severe climate and animal tramping, thus increas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seedlings. Grazing following fires can completely inhibit forest regeneration process at timberline. Changes in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will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pattern of the studied area. The decrease in grazing intensity on alpine pastrues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use of fires will result an increase in the cover and height of shrubs above the present human-maintained treeline, which will create further condition for the expansion of timberline forest communities. Eastern Tibet Plateau harbors some most important mountain ecosystems of China that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country’s strategy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sociaoeconomic development. A proper knowledg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ystems and the ecosystems in the region is a precondi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bove strategic goals. Therefore, the decision-makers must have a holistic and systemic perspective so as to integrate the multiple objectives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erving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aintaining the balances among people, animal population and the ecosystems.

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不同海拔川滇高山栎(Quercus aquifolioides)群体的遗传变异

海拔梯度造成的环境异质性，如崎岖的地形、复杂的植被结构以及花期延迟等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到物种的形态和遗传变异格局。理解物种形态和遗传变异的海拔格局对于物种多样性的管理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植物群体遗传学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然而与海拔相关的形态变异、遗传变异及群体间遗传差异的研究却很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遗传变异与海拔之间是否必然的相关性。 川滇高山栎是一种重要的生态和经济型树种，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的四川、西藏、贵州和云南省的高海拔地区，在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主要受阳光限制而仅分布于阳坡，但其海拔梯度范围较大，表明川滇高山栎对不同的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本文通过叶型及生理响应、微卫星分子标记和扩增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试图探索川滇高山栎叶沿海拔梯度的形态和生理响应及其沿海拔梯度的遗传变异格局，为川滇高山栎的保护和利用提供进一步的遗传学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对叶形、含氮量及碳同位素的试验结果表明，平均比叶面积、气孔密度、气孔长度和气孔指数等气孔参数随海拔的升高呈非线性变化。在海拔大于2800 m时，川滇高山栎的比叶面积、气孔长度和气孔指数都随海拔升高而降低，但是在海拔小于2800 m时，这些指标都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大。相对而言，单位叶面积的含氮量和碳同位素则表现出相反的变化模式。另外，比叶面积是决定碳同位素沿海拔梯度变化的最重要参数。本研究结果表明，海拔2800 m附近是川滇高山栎生长和发育的最适地带，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叶片厚度更薄、气孔更大、叶碳同位素值更小。 利用六对微卫星引物对五个不同海拔川滇高山栎群体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群体内表现出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平均每位点等位基因数11.33个，平均期望杂合度达0.820。群体间差异较小，分化仅为6.6％。聚类分析也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海拔格局。然而低频率等位基因却与海拔呈显著性正相关(R2=0.97, P < 0.01)，表明在高海拔处，川滇高山栎以更多的稀有基因来适应恶劣的环境条件。本试验结果表明由海拔梯度形成的选择性压力对川滇高山栎群体的遗传变异影响并不明显。 为了进一步探讨川滇高山栎群体遗传变异与海拔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还对其进行了扩增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结果表明：(1)随海拔的升高(从群体WL2到群体WL5)，群体内遗传变异降低，而群体间遗传差异增加；(2)低海拔群体WL1表现出最低的遗传变异性(HE = 0.181)，同时与其余四个群体间呈现出最大的遗传差异性(平均FST = 0.0596)；(3)在除去低海拔群体WL1后，Mantel检测表明群体间遗传距离与海拔距离之间表现出正相关性。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遗传变异受生境条件(过度的湿热环境)及人为干扰(火烧、砍伐和放牧)的影响，这一点至少在低海拔群体WL1上发生了作用。 通过叶形态、生理及DNA分子水平的研究，结果表明叶形态特征和碳同位素与海拔紧密相关，与海拔之间呈非线性变化，海拔2,800 m附近是川滇高山栎生长和发育的最适地带。海拔梯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川滇高山栎群体的遗传变异结构，但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地理分布区域里，这种影响并不足以导致群体间较大的遗传分化。同时生境条件及人为干扰也是影响遗传变异的限制性因子，不容忽视。 Altitudinal gradients impose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uch as rugged topography, a complex pattern of vegetation and flowering delay, and they likely furthermore markedly affect the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a species. Understanding altitudinal pattern of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at a species is important for the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species diversity. Although plant population genetics is a fast growing field of research, there are only few recent investigations, which analyzed the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es of intra-population variation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At present, it is still unclear whether there are some common patterns of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with altitude. Quercus aquifolioides Rehder & E.H. Wils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and economical endemic woody plant species,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Southwest China. Its large range of habitat across different altitudes implies strong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lthough it is mainly restricted to sunny, south facing slopes.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soil erosion, soil water loss and regulating climate, as well as in retaining ecological stability. In this paper, w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altitudinal pattern of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through the experiments of lea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microsatellite analysis and AFLP markers. In lea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experiment, we measured leaf morphology, nitrogen content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as an indicator of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Q. aquifolioides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We found that these lea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altitudinal gradients were non-linear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Specific leaf area, stomatal length and index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below 2,800 m, but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above 2,800 m. In contrast, leaf nitrogen content per unit area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showed opposite change patterns. Specific leaf area seem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 that determined the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along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near 2,800 m in altitude could be the optimum zone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Q. aquifolioides,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altitude in research on plant physiological ecology. Genetic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ere investigated among five natural populations of Q. aquifolioides occurring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that varied from 2,000 to 3,600 m above sea level in the Wolong Natural Reserve of China, by analyzing variation at six microsatellite loc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ly high intra-population variation with the average number of alleles equaling 11.33 per locus and the average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HE) being 0.779. The amount of genetic variation varied only little among population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influence of altitude factors on microsatellite variation is limited. Howev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ltitude and the number of low-frequency alleles (R2=0.97, P < 0.01), which indicates that Q. aquifolioides from high altitudes has more unique variation, possibly enabling adaptation to severe conditions. F statistics showed the presence of a slight deficiency of heterozygosity (FIS=0.136) and a low level of differentiation among populations (FST=0.066). The result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grouping of populations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altitude of the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data, it is likely that the selective forces related to altitude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te the populations of Q. aquifolioides in terms of microsatellite variation. To further elucidate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Q. aquifolioides populations under sub-alpine environments, genetic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ere investigated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using AFLP markers. The altitudinal populations with an average altitude interval of 400 m, i.e. WL1, WL2, WL3, WL4 and WL5, correspond to the altitudes 2,000, 2,400, 2,800, 3,200 and 3,600 m,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i) decreasing genetic variation (ranging from 0.253 to 0.210) and increasing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with altitude were obtained from the WL2 to the WL5 population; (ii) the WL1 population showed the lowest genetic variation (HE = 0.181) and the highest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verage FST = 0.0596) with the other four populations; (iii)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tained using Mantel tests between genetic and altitude distances except for the WL1 populat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ltitudinal gradient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Q. aquifolioides populations to some extent. In addition, habitat environments (unfavorable wet and hot conditions) and human disturbances (burning, grazing and felling) wer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especially to the low-altitude WL1 population.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there were close correlations between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in our data. This indicates that a coordinated plant response modified these parameters simultaneously across different altitudes. Around 2,800 m altitude there seems to be an optimum zone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Q. aquifolioides, as indicated by thinner leaves, larger stomata and more negative d13C values. All available evidence indicates altitudinal gradient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Q. aquifolioides to some extent. Decreasing genetic variation and increasing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with altitude was obtained except for the WL1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of habitats and human disturbances were also contributing factors, which impact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especially to the low-altitude WL1 population.

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林线乔木种群生态特征研究

青藏高原东部分布着世界最高的林线，该区域也是由欧亚北温带物种形成的林线的南界。在大面积野外踏勘的基础上，选择青藏高原东部具有典型高山林线分布的三个地点（滇西北白马雪山、川西北鹧鸪山及岷江源地区）作为研究区，从种群的结构、生存特征、分布格局及分形特征等方面对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林线乔木种群生态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林线种群生态特征及林线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林线区乔木树种多以单种群形式存在，林线区群落结构简单，乔木层多为单一树种组成，其生长型较之郁闭林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树木高度急剧下降，而发展多茎多分枝的生长型。生长型的转变是高山林线乔木对恶劣自然条件的形态适应。 研究发现，在青藏高原东缘，阴坡林线乔木主要是冷杉（Abies spp.），阳坡主要由圆柏（Sabina spp.）组成，少数地方还有云杉（Picea spp.）。阴坡乔木种群结构多表现为增长型，幼苗和幼树在种群中占较大比重，种群潜在自然更新能力较强，但幼龄个体死亡率非常高，存活曲线多接近Deevey-Ⅲ型；阳坡乔木种群幼苗个体数极少，幼树相对增加。野外调查表明，人为活动较频繁的阳坡林线区幼苗数量极少甚至缺失，而受人为活动干扰较小的样地中幼苗和幼树数量明显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放牧等人类活动可能对林线种群的更新带来较大影响，而对卡卡沟围栏内外的样地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果。 所研究林线乔木种群各龄级的空间格局在不同尺度上表现为聚集、随机和均匀分布，以聚集分布为主；各龄级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幼苗通常与另外两个龄级的关联性较密切。各龄级间显著的相关性表明不同龄级个体在空间交错分布，有利于对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对种群的生存和发展非常有利，反映了高山生态系统恶劣生境中种群的一种适应对策。 林线乔木种群各龄级分布格局的计盒维数有差别，林线种群的计盒维数总是小于郁闭林种群的计盒维数。另外，郁闭林各龄级计盒维数通常也高于林线各龄级，表明不同海拔或者不同群落类型中的乔木树种具有不同的水平空间占据能力。林线区种群分布格局的计盒维数都很低，占据现实水平空间的程度较低，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态间隙维，其潜在占据空间的能力较高，群落还可提供给种群的最大空间限度较大，但实际上由于受群落中种内、种间的竞争及林线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条件的限制，其潜在空间占据能力可能难以表现出来。 青藏高原东缘高海拔地带以季节性游牧为主要的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阳坡森林郁闭度低于阴坡，灌丛数量和种类较阴坡少，融雪早且积雪时间短，所以阳坡包括高山林线区成为当地牧民游牧路线的必经之地。牲畜的践踏、啃食使得幼龄乔木树种个体数量大大减少，严重阻碍了林线乔木种群的自然更新，同时种群占据空间的能力也明显降低。因此可以认为，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山地游牧等人为干扰叠加于恶劣的自然条件，阳坡林线的自然更新潜力受到抑制，其生存状态较之阴坡林线显著恶化，并可使阳坡林线高度逐渐降低。高山林线区森林一旦破坏在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更新和恢复，因此，对于处于恶劣高山生境中的乔木种群应加强保护，同时适度控制人为干扰强度和幅度以减少其直接和间接破坏，防止阳坡林线退化并促进高山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has the highest timberline of the world. On the basis of field survey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ree typical alpine timberlines were chosen for in-depth studies, i.e., Baima Snow Mountain in northwest Yunnan, Zhegu Mountain and the waterhead area of Minjiang River in west Sichuan. Using the methodologis of population ecology, we analyz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survival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point patterns and fractal dimensions of the timberline tree populations and discussed the impacts of grazing on the structur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alpine timberline. Compared with closed forest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imberline is simpler, usually with one or two species constituting the tree layer. Differences also exist in the growth forms: the tree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with more stems and branches, reflecting morphological adaptation of trees to the severe conditions at timberline.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bies spp. often formed alpine timberline in the north-facing slope while Sabina spp. and sometimes Picea spp. in the south- facing slop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s of north-facing slop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numerous seedlings and saplings. However, the survival curves tend to follow Deevy-III because of high dead ratio of young individuals. There are only few seedlings in the south-facing slope with heavy grazing, demonstrating that human disturbance may prevent regeneration at alpine timberline, which was confirmed by comparisons between fenced enclosures and control plots in the Kaka Valley. Depending on the spatial scales on consideration, the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age-classes showed clumping, random or even distribution, but mostly with clumping distribution. At all scales, 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age-classe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e seedlings were usually more correlated to two other age classes. This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among different age classes indicates that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age classes are spatially interlocked with each other, which helps 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It is another adaptation strategy for trees at the severe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ifferent age classes had different box dimension. In general, the box dimensions of total individuals and each age class at timberline are always smaller than that of closed forests, suggesting that space occupation capacity is not the same for populations at different altitude or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Populations on both the south- and the north-facing slopes had a very low box dimensions (far away from the max., 2), however, the lower the box dimension, the bigger the potential space provided by community. In fact, because of inner- and inter-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he severe conditions at timberline, this kind of potential ability can hardly be realized. Mountain pastoralism is the major type of as well as the only most effective way of resource uses in the high elevation regions of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Due to lower canopy cover, less bushes and short snow-cover time, south-facing slopes became the favorite pastures. Damages from livestock through tramping, browsing and others have grea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young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the potential of timberline trees to regenerate and their ability to occupy more space are greatly inhitibted. We conclude that human disturbances (mountain pastoralism) as well as harsh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o-worked to inhibit the regeneration of tree populations in the south-facing slope and made south slope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north-facing slopes for tree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resulting a gradual retreat of timberline in the north-facing slopes. Forests at alpine timberline are susceptible to disturbance and difficult to regenerate and restore once damaged and controlling human disturbances is important for protecting the forest ecosystems at the timberline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