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控夕卡岩型矿床成矿系统的元素活动性及质量迁移——以铜陵冬瓜山铜矿床为例

应用改善了的质量平衡方程研究冬瓜山层控夕卡岩型铜矿床成矿系统的元素活动性及质量迁移,结果表明:系统中Zr ,Hf ,Y和Nb 为不活动元素,其余均为活动元素。主量元素中仅CaO 为迁出组分,其质量迁移量为84 % ,其余均为带入组分,带入量最大的SiO2 的质量迁移量高达2384 %;稀土元素均为带入组分,其中,中稀土较轻稀土和重稀土的活动性更强;其它微量元素中,带入序列由强到弱为:Cr →Ta →Sn →Th ,迁出序列由强至弱依次为:U →Sb →Ni →Sr →Ba →Rb →Co →W;成矿元素Cu 和Ag 为带入组分,其中Cu 的带入量最大,质量迁移量高达1200 %。本文还得出两点具普适性认识: ①稀土元素较其它微量元素对体系条件的变化更为敏感,且往往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变化,能更好地示踪地质地球化学过程。②不同元素在不同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差异极大,仅凭经验判定某一元素为不活动元素往往不可靠。因此,在开展质量平衡研究时,首先采用适当方法确认体系的不活动元素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前提工作。

塔里木西南缘下地壳低速层的成因：斜长角闪岩的纵波速度和衰减的限制

在1．0GPa，室温-1200℃条件下，测量了新疆库地地区斜长角闪岩的纵波速度(Vp)和品质因子(Q值)，得出在1．0GPa恒压下，Vp和Q值随温度和深度的变化关系。结果显示，Vp和Q值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观察实验样品并结合Vp和Q值与熔体含量的关系，发现部分熔融是影响Vp和Q值变化的主要因素。依据实验结果，并结合区域上压力梯度和温度梯度资料计算了Vp和Q值随深度的变化。结果表明Vp和Q值先随深度的增加而缓慢增大，在32km左右开始突然减小，表明开始出现低速层。结合温度和熔体含量的关系得出，低速层的出现可能是部分熔融的结果。塔里木及周边地区的地震测深以及地震反演的结果也显示，在相同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地壳内部32—44km的范围内存在低速层，同时高温高压的实验结果与阿拉木图地区的Vp值相当一致，可以推测塔里木西南缘下地壳的岩石成分中含有斜长角闪岩。

高温高压和不同氧逸度下上地幔矿物岩石电导率的实验研究

借助于YJ-3000t六面顶高压设备和Solartron-1260阻抗/增益相位分析仪，在1.0~4.0 GPa和1073~1473 K及NNO (Ni+NiO)、IM (Fe+Fe3O4)、IW (Fe+FeO) 和MMO (Mo+MoO2) 4种固态氧缓冲剂控制氧分压条件下就位测量了单晶辉石、辉石岩、单晶橄榄石和二辉橄榄岩的电导率。取得如下结果： 1、在实验选择的频率范围10-1~107 Hz，无论从阻抗谱的Nyquist图还是Bode图均可以看出，电导率对频率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2、随着温度升高，电导率增大，Lg σ与1/T之间符合Arrhenius线性关系式； 3、在 IM和NNO固态氧缓冲约束条件下，随着压力升高，电导率降低，获得了一系列表征样品体系载流子特征的指前因子、活化能、活化焓和活化体积等Arrhenius参数； 4、在给定压力和不同氧缓冲剂控制下，按照NNO、IM、IW和MMO氧逸度降低的顺序，电导率减小； 5、在2.0 GPa和NNO控制下，按照 (001)、(100)、(010) 的顺序，透辉石的电导率和指前因子减小，活化焓增大，电学性质在不同晶面方向上存在各向异性； 6、样品中的小极化子导电机制可为电导率、指前因子、活化焓和活化体积等随温度、压力及氧逸度的变化规律提供合理解释。

贵州赫章土法炼锌地区重金属对植物污染的初步研究

矿山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除矿山开发直接导致的植被破坏和耕地侵蚀等外，研究者更重视有害物质(特别是重金属)释放而导致的环境问题，特别是表生条件下矿山废弃物(矿山尾砂)的堆积，在一系列地球化学因素的作用下：如矿山尾砂的矿物成分 参考、堆积时间、厚度、气候条件及微生物（Rachel，2002）等发生风化作用，从而导致酸性矿山废水(AMD)的产生。蓄纳高浓度的重金属元素，其排放小仅对溪流、河流、湖泊水质及其沉积物产生负而影响，而且有降低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的威胁（Barbara Hohn，2005）。 贵州省赫章县是我国著名的土法炼锌集散地，地处贵州西北部，辖内煤炭资源丰富，境内的榨子厂、猫猫厂、天桥铅、锌矿(氧化矿)为“土法炼锌”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其土法炼锌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至2000年，已有1000多个土法炼锌“马槽炉”的规模。炼锌中产生的黑色烟尘不仅使周围山坡寸草不生，山坡上、河道边到处倾倒着废渣，而且使许多早作地荒耕。本文试图以该地的土法炼锌为研究对象，探讨土法炼锌中产生的烟尘和废弃物对附近土壤和沉积物的环境影响。 1.1矿山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影响 矿山的开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矿山原有的环境。矿山开采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源，开采后破坏的土地，丧失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废弃物堆置场是周围环境的严重污染源。矿山按其产品性质分类，有冶金矿山(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土元素、放射性元素等)和非金属矿山(煤矿、石料、陶土等)；按其开采方式分类，有露天开采矿山和地下开采矿山。不同性质的矿山和不同的开采方式，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过程和特征有很大差异。 矿山开采引起的生态破坏，主要由以下三个过程导致：(1)开采活动对土地的直接破坏，如露天开采会直接毁坏地表土层和植被，地下开采会导致地层塌陷，从而引起土地和植被的破坏：(2)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废弃物(如尾矿、矸石等) 需要大面积的堆置场地，从而导致大量占用土地和对堆置场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3)矿山废弃物中的毒性成分，可通过径流和大气飘尘，影响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质量（Ivanova，2001）。 在生态系统层次上，上述三个过程对采矿地区生态的破坏具有三个特征：(1)景观破坏，主要指对地貌的影响；(2)环境质量退化，对所在地区土质、水质，甚至大气质量的影响；(3)生物多样性退化，对原有生物群落的摧毁，及对当地现有生物群落的严重破坏甚至摧毁。 通常，金属矿山引起的环境质量退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生物多样性退化要比非金属矿山更严重；露天开采的矿山引起的景观破坏和生物多样性退化，要比地下开采的矿山更严重。矿山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下方面： 1土地的占用与破坏 矿山开采后，将会产出大量的废石、排土和尾砂，例如露天开采1吨矿石通常削离5-10 t覆盖的岩土，堆存它们将需占用大量的土地。据报道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北部，由于大型露天磁铁矿近半世纪的大量开采，致使当地土壤质地退化，如不进行有效的治理将有沙漠化的危险（Othman，1996）。矿区的建设也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地形、自然景观和植被状况等。土地破坏的后果是：水土流失加剧，淤塞污染水体，增加扬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另外，尾矿坝、废石堆场设置不当或管理不严，会造成严重的滑坡或泥石流事故，使大面积的土地受到破坏，造成水体污染，危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2水体污染 矿山开采后的废石堆成尾矿库若不妥善处理，可能会成为地下水污染源。废矿堆、尾矿库长期处在氧化、风蚀、溶滤过程中，其中的有毒矿物成份或有害物质可以随水转入地下、地表水体和农田、土壤之中，造成地下、地表水体受到化学污染。 采矿工业用水远远小于选矿工业的用水量，但不论是采矿还是选矿，若不注意处理其废水，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据报道，由于采矿对水体的污染，使美国长达20600km的水域和449个天然和人工湖泊不再适于养鱼（Antonio Simonetti，2000）；在国内也不乏其例，如攀枝花选矿厂（曾清如，1997）有部分尾矿废水排入金沙江，对其造成长期的严重污染。又如东鞍山矿（张宝贵，2002）由于外排废水中含有大量的细粒级悬浮物，使杨柳河的河水呈红色，不仅妨碍水生生物的生长，还影响农业灌溉，成为鞍山地区的一大公害。此外开采硫化矿床时，由于伴生的低品位黄铁矿，在自然堆放过程中，经风化、雨水浸蚀可产生有害酸性水。在我国冶金矿山中因酸性水污染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如南山铁矿（许步信，1996）的酸性水波及周围1万hm2农田和渔业生产，多年来共赔偿农业损失费累计约百万元。此外，各金属矿山的外排水中浮悬药剂的污染、硝基苯的污染以及其它重金属的污染也屡见不鲜（Sastre，2002）。 井巷开掘、矿床排水疏干所形成的降压漏斗的水力影响半径有时可达数十公里，可能造成区域性水文环境的破坏，使农牧业缺水受损。另外，疏干碳酸盐围岩含水层之后，其岩溶和溶洞会成为地面塌陷下沉，地面设施被破坏的隐患；而当塌陷区或井巷地表贮水体存在水力的沟通时，则会酿成淹没矿井的重大事故；当岩层疏干影响的设计计划不周时，还可导致露天边坡、台阶的滑动和变形，从而出现相应的灾害后果（李小玉，2004） 3大气污染 在矿山生产中，氧化、风蚀作用可使废石堆场、尾矿库形成一个周期性的尘暴源。此外矿石破碎、筛分和选矿等工序也是主要尘源。矿山对大气的污染还包括公路运输过程中形成的大量扬尘。粉尘污染是冶金矿山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主要污染类型。在我国，由于矿山粉尘污染而使矿区农牧业受害的情况较多。矿山开发引起的环境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科学界的关注，己成为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对矿产资源需求的不断扩大，矿山废物的排放量大幅度增加，环境生态的恢复难度也在不断增大，因此，在科学界关注的同时，政府也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给予支持和提供方便（王文，2003）。 1.2矿区重金属污染研究 1.2.1重金属概念及环境化学行为 通常把密度大于5的金属称为重金属，如隔、铬、铜、镍、铅、锌等，砷虽然不属于金属，但由于对环境的影响与重金属类似，通常也称其为重金属。矿产开采过程中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较多，特别是土壤的重金属污染（Ahmed，1998）。有害重金属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不易随水淋溶，微生物难以降解，植物对其有明显的生物富集作用，影响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土壤污染有较长的潜伏期，具有隐蔽性、不可逆性、普遍性、表聚性等特征（Isabelle，2001） 重金属是一类典型的环境污染物，在自然条件下，除了局部范围重金属含量较高之外，一般土壤中有害重金属含量都小于构成污染的临界值。由于受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例如，农业增产措施如农药、化肥的不断使用，加之工业废水、废气、城市生活垃圾、污水及污泥与畜禽粪便等排入环境，都不断污染土壤，使重金属等在环境中的积累不断积聚。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土壤环境中污染物含量不断提高，重金属污染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1.2.2环境中重金属的来源 重金属可以通过废水、废渣的排放，空气悬浮物的携带与运输，水体中的细微尾矿砂颗粒物的运移，食物链的传递等不同途径来引起环境的污染。污染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工业污染源，尤其是基础工业，特别是采矿和冶炼业是向环境中释放重金属的主要污染源。如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的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由于铅锌冶炼厂排放的含锅废水污染水稻田，居民长期食用含偏稻米和饮用含锅水而造成锅中毒，锅进入人体后破坏人体的骨骼系统，使骨质变脆易折，也就是所谓的“骨痛病（Lorenzo，2000）。 生活污染源，主要是生活垃圾，其中含有的重金属能渗到土壤中，影响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生活废水中的有机物可以吸收重金属，用这些水灌溉也可导致土壤污染。 农业污染源，主要来自厩肥、污泥、化肥、农药等，有害成分为其释放的重金属，污染物质主要集中于表层或耕层，它的分布比较广泛。污染物的种类和污染的轻重程度与土地的利用方式和耕作制度有关。 交通污染源，主要为含铅汽油的使用，使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污染大气。 自然污染源，土壤母质中的重金属本身含量高，还有火山喷发造成的土壤污染。 就矿区来说，以工业污染源为主，其它次之。 1.2.3环境中重金属的危害 尾矿、矿渣是采矿区土壤重金属的主要来源之一。当这些矿山固体垃圾从地下搬运到地表后，由于所处环境的改变，在自然条件下，极易发生风化作用(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使大量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元素释放出来进入到土壤和水体中，给采矿区及周围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 在雨水等的作用下，地下水和地表水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目前世界上受高砷饮水危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孟加拉国、印度恒河流域、阿根廷、智利、墨西哥、泰国、美国和中国的台湾、内蒙、山西部分地区。孟加拉国受砷危害人口有35-77百万人，占该国总人口(125百万)的一大半，几十年来联合国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进行治理，但收效甚微（Kovalchuk，1996）。有300多年开采历史的我国湖南石门雄黄矿，发生了严重的砷污染，河水砷含量达0.5－14.5 mg•L－1，居民头发砷含量为0.972-2.459ug•L-1。以河水为饮用水源的居民的砷暴露水平达到甚至超过国内外重大慢性砷中毒案例的暴露水平。 有毒气体的排放无疑会直接污染大气。如1996年玻利维亚波托西的波尔科矿山的一座铅锌尾矿坝倒塌，致使大约235，000 t有毒尾矿泥浆(包括砷、氰化物、铅和锌等有害成分)排入皮科马约河的一条支流阿瓜卡斯蒂利亚河中，导致饮用该河水和食用该河水中鱼的3名儿童死亡，其毒性影响到800km的巴拉圭一阿根廷的查科(salomons，1995)。另外，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附近，约17000km，的大范围金矿开采过程中，汞作为重要提金试剂，易形成合金金齐汞，直接释放进入大气，且向大气的释放量远比向河流和土壤的释放量高，占总释放量的65%-83%( salomons，1995)，对人体危害十分严重。西班牙某重金属冶炼厂尾砂坝的倒塌，使得随后的土地开发过程中大气可吸入颗粒中铜和锰的含量增加了17~36％和59一70％（Querol，2000）。 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聚集引起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进入土壤后，一方面可在植物体中累积，并通过食物链最终转移到人体内，危害人群健康，致畸致癌；另一方面，还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危害生态系统，如上述所说的水体和大气的污染。由于重金属污染的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又不易在生物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中分解，所以污染土壤的修复与治理迫在眉睫，也是科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就世界范围来看，全世界每年平均排放汞115万t，锰1500万t，铜340万t，铅500万t，镍100万（Jane vacalet，1999）。据估计，我国仅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就达2000万ha，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5 ，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万t；另外还有1200万t粮食重金属超标，二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多亿元（陈同斌，1999）。在金属成矿区周围的自然扩散区域内，环境中一般含有较高浓度的重金属，加上开矿过程中的废矿水和尾矿砂，常造成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据报道，湖南省郴县东坡铅锌矿自然扩散晕区域内的环境污染是以铅、锌、镉、砷为主的多金属污染复合体，水体内的细微尾矿砂颗粒物是重金属的主要迁移载体，且该区域内作物中的铅、镉残留很高（曾清如，1994）。 土壤中重金属的超标同时也会使农作物和其它生物受到危害。杨居荣（1992）发现耐福的甜菜与胡萝卜在对营养元素的吸收上呈现两种不同的特征，即耐镐的甜菜往往对钙、镁、锌、铁元素的吸收量大，而胡萝卜则相反。土壤中锌/锅比例增大可显著地降低菠菜含镉量（宋菲，1996）。己有证据表明，铜矿的冶炼可以增加周围农业系统中的铜含量，使冶炼厂周围紫花首稽和柏树叶片中的铜含量明显增加。华南某矿区周围农田土壤中锌含量达690~4000 mg.kg－1；华北某污灌区土壤中锌含量超过1500 mg•kg－1，长期施用污泥的土壤中锌含量达370－470 mg•kg－1，受汞污染的面积达3.2 × 104 ha，每年生产汞米1.95×105吨。沈阳张士灌区和江西大余县等地区的粮食己经遭受严重的锡污染，其含镉量己经超过诱发“痛痛病”的标准。龙育堂等（1994）研究芝麻对稻田汞净化效果，结果表明：土壤含汞量在5－130 mg•kg－1，范围内，汞对芝麻产量和品质仍未造成显著影响；改种芝麻，土壤汞的年净化率高达41%，土壤的自净恢复年限比种植水稻缩短。食物链中重金属的高度富集最终将威胁到人类健康。

西南土法炼锌导致的环境重金属污染研究

本文以我国西南的土法炼锌为例，较为系统的研究了锌矿冶炼导致的环境重金属污染问题。研究表明，土法炼锌使用硫化矿和使用氧化矿冶炼Cd通过大气的释放因子分别为1400 g/t和1200 g/t，Pb的释放因子分别为37000 g/t和25000 g/t，远高于国外相同行业相应污染物的释放因子。 土法炼锌活动造成了土壤和农作物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通过土壤中重金属的Zn/Cd和Pb/Cd比值，可以对炼锌烟尘沉降来源与冶炼废渣释放来源的重金属进行区分。污染土壤的Pb同位素组成特征证实土壤中的重金属主要来自于土法炼锌的释放。玉米不同器官中的Pb同位素比值表明，玉米根和茎中的Pb主要是来自土壤，而叶和果实中的Pb则主要来自大气中Pb的沉降。 对草海重金属污染研究结果显示，草海沉积物受到了Cd、Pb和Zn的严重污染。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主要以有机质结合态和残渣态形式存在。Pb同位素数据表明草海湖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主要来自于土法炼锌的释放，同时其它来源Pb（例如汽车尾气的排放）对草海沉积物中的Pb也有一定贡献。草海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导致草海水生动植物体内重金属呈现不同程度的富积，部分鱼类体内Cd、Pb含量已超过国家食品卫生限量标准。

高温高压下部分熔融岩石和岩石玻璃弹性波速研究

人类对地球深部结构的认识主要依赖于天然地震的观测资料，高温高压下矿物、岩石和岩浆玻璃的弹性波速测量，是对野外地震波探测资料进行物质反演的重要依据，也为建立地球内部结构模型和地球动力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实验数据。大量研究证实，高温高压下岩石的部分熔融将形成地震波低速层。然而，前人的研究中，多以岩石的纵波波速（Vp）测量结果来讨论区域地壳结构和低速层的成因，而且很少对实验过程中的中间产物进行观察分析。另一方面，由于玻璃在高温高压下具有特殊的弹性性质，一些科学家推测地球内部岩石的非晶质化也将导致地震波低速层形成。但目前这一推测尚缺乏充分的实验数据支持。为此，作者依托YJ-3000吨大腔体高压实验技术平台，利用脉冲反射法和透射－反射法，完成了： （Ⅰ）三江地区花岗岩和角闪斜长片麻岩在最高压力2.0GPa、最高温度1200℃下的纵波波速（Vp）和最高温度600℃下的横波波速（Vs）研究，并通过岩石物态变化过程中的取样实验，综合探讨岩石中矿物脱水、固－固相变、部分熔融对其弹性波速的影响。获得以下主要结论： ① 花岗岩和角闪斜长片麻岩的Vp和Vs随压力及温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室温下岩石的Vp和Vs随压力升高而升高，岩石波速具明显的各向异性，而且其各向异性随压力增大到约0.5GPa后逐渐趋于一恒定值； ② 恒定压力下，岩石的Vp和Vs首先随温度升高近线性缓慢降低，当750℃ 950℃后，石英相变完成，岩石的波速由于熔体含量增加又快速降低； ③ 高温高压下岩石的Vp和Vs研究显示了对三江地区地壳结构一致的约束结果，即该区花岗岩主要分布在上地壳，而角闪斜长片麻岩从上地壳底部到中地壳底部均有分布，这一结果与前人利用Vp研究建立的该区地壳模型基本一致； ④ 在三江地区中上地壳高石英含量的岩石中，石英的α－β相变是地壳地震波低速层形成的主要因素，而随岩石中石英含量的变化，高温高压下岩石的部分熔融及岩石的波速各向异性也可能形成低速层。 （Ⅱ）化学成分从基性到酸性的7种岩石的熔体玻璃在1.0GPa和2.0GPa，最高温度1000℃下的Vp研究和最高温度730℃下的Vs研究。获得以下主要结论： ① 与岩石波速随压力增大而增大不同，室温、0.4－2.0GPa压力下，除两种基性岩石（正长辉石岩和粗面玄武岩）的熔体玻璃外，其它5种中酸性岩石的熔体玻璃的Vp均随压力增大而减小，而这7种玻璃的Vs全部随压力增大而减小。而且，玻璃波速随压力增加而异常降低的幅度随样品中SiO2含量的增高逐渐增大； ② 恒定压力下，随实验温度升高，各种玻璃的弹性波速缓慢降低。当温度高于玻璃转变温度Tg后，玻璃弹性波速的温度系数（∂V/∂T）增大约3倍以上； ③ 研究证实了一种新的地震波低速层成因模式，即上地幔岩石中如果含有超过10vol％的玄武岩玻璃，将会形成地震波低速层；假如下地壳基性岩石中中酸性非晶质体含量超过20vol％，也可能导致地壳低速层的形成。

控制热力学条件下的矿物、岩石电学性质研究

电导率是重要的地球物理参数。模拟地球内部条件下的矿物、岩石电导率测量是了解地球内部物质组成及物理化学性质的有效手段，同时，还可以为野外大地电磁测量结果的解释提供依据。在YJ-紧装式六面顶压机上，对原有的矿物、岩石电性测量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建立了一套以Solartron 1260阻抗／增益一相位分析仪为测试仪器，使用Mo电极和Mo盾来控制样品氧逸度的测量系统，该系统的氧逸度环境为Mo-MoO2，接近Iw缓冲对。石英（人造水晶）、橄榄石、纯橄榄岩、辉石岩、二辉橄榄岩、巨晶辉石的电导率测量是在新的测量系统下获得的，而辉长岩的电导率测量是基于LCR仪为测量仪器的测试系统下获得的。在压力为1-3GPa、温度为675K-160OK、频率为106-0.1Hz、氧逸度为Mo-MoO2的条件下，对不同方向石英（人造水晶）的电学性质进行了研究。复阻抗平面上出现了反映样品本身性质的阻抗弧和反映样品与电极之间扩散的直线。石英的电导率随温度增加而增加，随压力的变化比较微弱。石英的导电机制主要为离子导电，载流子可能为碱金属离子和氢离子，这些碱金属离子和氢离子主要在平行于光轴的通道中运动。在相同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a石英的电导率和c轴的夹角有关，石英的电导率随着夹角的增大而减小，表现出了强烈的各向异性。对“各个方向石英在发生了相变前后的电导率进行了研究，发现Q石英转变为p石英后，电导率并没有突变，仍然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在压力为1-2GP。、温度为563-1173K、频率为12-105Hz的条件下研究了辉长岩的阻抗。结果发现辉长岩复阻抗的实部随频率的增加而减小，而虚部随频率增加先增大后减小；相角随频率增加而减小。在复阻抗平面上出现了反映颗粒内部的阻抗弧，该阻抗弧出现在高频段。实验室获得辉长岩在地壳的压力和温度（1.0GP。和893K）条件下的电导率值为1.77×-4S／m，而高导层的电导率值为0-01-0-15S／m，二者相差了2-3个数量级，推断辉长岩不能在下地壳形成高导层。在压力为3.0GPa、温度为1299-1600K、频率为106-0.1Hz、氧逸度为Mo-MoO2条件下，对不同颗粒粒度的橄榄石电导率进行了测量。在复阻抗平面上均出现了反映颗粒内部电响应的阻抗弧，这些阻抗弧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减小。而反映颗粒边界导电机制的阻抗弧并不明显，两种阻抗弧出现在不同的频率范围内，反映颗粒内部导电机制的阻抗弧出现在频率较高的范围内，而反映颗粒边界导电机制的阻抗弧出现在频率相对低的范围内。不同粒度橄榄石在3.0GPa条件下的电导率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它们的激化烩介于1.03-2.11ev之间。在压力为1-3GPa、温度为1282-1544K、频率为0.1-106Hz、氧逸度为MO-MoO2的条件下，对纯橄榄岩的电导率进行了测量。在复阻抗平面上出现了反映颗粒内部电响应和颗粒边界电响应的阻抗弧。反映颗粒内部导电的阻抗弧出现在较高的频率段，随着温度的增加，这些阻抗弧逐渐收缩。颗粒边界的阻抗弧出现在相对低的频率段。纯橄榄岩的电导率随着温度增加而增加，随压力变化比较微弱。对颗粒边界的电导率研究表明，颗粒边界的电导率高于颗粒内部的电导率，总电导率则小于颗粒内部和颗粒边界的电导率，颗粒边界并没有增强总电导率。纯橄榄岩的激化能为1，62eV，而激化体积为0.67cm3／mol，指前因子为5125加。利用实验所获得的拟合参数，建立了地球内部200-40Okm处的电导率模型，并同地球物理模型进行了对比，在温度和氧逸度的合理波动范围内，实验室电导率模型和地球物理模型吻合的很好。在压力为1-2GPa、温度为1228-1584K、频率为0.1-106Hz、氧逸度为MO-MoO2条件下，测量了天然和热压辉石岩、热压巨晶辉石、二辉橄榄岩的电导率。结果发现，在复阻抗平面上出现了反映颗粒内部电响应和颗粒边界电响应的阻抗弧，反映颗粒内部导电的阻抗弧出现在较高的频率段，随着温度的增加，这些阻抗弧逐渐收缩。颗粒边界的阻抗弧出现在相对低的频率段。辉石岩、二辉橄榄岩、巨晶辉石电导率随着温度增加而增加，随压力变化比较微弱。天然辉石岩和热压辉石岩颗粒边界的电导率高于它们各自颗粒内部的电导率，而总电导率则小于颗粒内部和颗粒边界的电导率，颗粒边界并没有增强总电导率。辉石岩一二辉橄榄岩一纯橄榄岩的电导率依次减小，这可能是与它们的铁含量有关。天然辉石岩的电导率与热压辉石岩的电导率的差异可能与样品中的水（氢）含量的不同有关。

新疆哈密香山基性—超基性杂岩体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

香山基性—超基性杂岩体位于新疆哈密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94°30'-94°37'，北纬42°15'-42°20'。本文研究了该岩体的岩石学、地球化学、矿物学特征。最后提出了关于香山岩体成因的假设。香山岩体的主体是辉长苏长岩，它占整个杂岩体出露地表面积的绝大部分，其它岩石类型有斜长方辉橄榄岩、（斜长角闪）二辉橄榄岩，（斜长角闪）单辉橄榄岩、（角闪）橄榄辉长（苏长）岩，辉长岩。岩体中各种岩石均为中粗粒结构，块状构造。显微结构最特征的是包含结构，还有辉长结构，反应边结构，金属矿物较多时具海绵陨铁结构。主要蚀变类型有蛇纹石化，还有绿泥石化，透闪石化，滑石化、绢石化、钠黝帘石化、碳酸盐化等。杂岩体中的超基性岩的m/f = 1.9-4.6，属于铁质超基性岩，为与铜镍矿床有关的岩石类型。各种岩石在久野（1966）的Na_2O + K_2O → SiO_2变异图中，大部分属于碱性玄武岩系。但由于在CIPW标准矿物组成和薄片不均未发现富碱矿物（霞石或白榴石），因此，认为岩体的母岩浆是一种过渡型的碱性橄榄玄武岩浆。岩石的微量元素含量，从方辉橄榄岩至辉长苏长岩，随着基性度减小，Ti、V、Zn、Sr、Ba逐渐增加。Cr、Ni、Co、Cu逐渐减小。所有岩石均呈轻稀土富集型，从方辉橄榄岩、二辉橄榄岩、单辉橄榄岩直至辉长苏长岩，稀土总量和轻重稀土比L/HREE逐渐增加。方辉橄榄岩有Eu轻微正异常 、二辉橄榄岩Eu轻微负异常。单辉橄榄岩是具较大的Eu正异常，辉长苏长岩有正的或负的Eu异常，所有的岩石均具Ce轻微负异常。岩体中各种造岩矿物橄榄石为贵橄榄石，单斜辉石为顽透石或普通辉石，斜长石为拉长石，角闪石则为钙角闪石。岩石中各种矿物的结晶温度（用不同方法计算的结果比较一致）分别为：橄榄石1455～1654 ℃，单斜辉石976～1150 ℃（与母岩类型有关），斜长石1100 ℃左右，角闪石812-1002 ℃（与母岩有有关。岩体的母岩浆是在1200 ℃，25.9Kb（约80 KM深处）条件下上地幔岩经8-9%的部分熔融产生的（用平衡部分熔融状型计算得出）。岩浆结晶过程可用F_o-D_i-An三元相图定性说明，依次结晶生成：纯橄榄岩（未见）→ 辉石橄榄岩（方辉橄榄岩、二辉橄榄岩、单辉橄榄岩） → 橄榄辉长苏长岩，由于实际情况复杂，还有其它岩石类型生成。

Formation of the V center on H-type zeolites with thermal treatment

The effect of thermal treatment on H-MCM-22 and H-ZSM-5 zeolite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the electron spin resonance technique. A six-line signal (denoted as A, g = 2.048, A = 22. 15 G) was detected on H-MCM-22 after He purging at high temperatures, whose intensities increased with the treating temperature. The same signal was also found on H-ZSM-5 zeolites with different crystal sizes. The paramagnetic center was identified as a V center, namely, a hole of an electron trapped on an oxygen atom bonding to a nearby aluminum atom. These signals appeared only on a dealuminated sample or a sample concomitantly with dealumin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hole might involve an electron transferring from the lattice oxygen to a nonframework aluminum species, and the hyperfine splitting is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lectron hole locating on the p orbit of oxygen and the framework aluminum bonding with the oxygen. The signal disappeared after the sample was exposed to air or oxygen at room temperature. However, the process was reversible. A new set of signals (denoted as B, g(1) = 2.008, g(2) = 2.003, g(3) = 1.9985) was observed after oxygen adsorption on the H-MCM-22 pretreated with He at 973 K or He purging at 973 K on the H-MCM-22 pretreated with oxygen at 813 K, which was attributed to the O- species.

大学生求职行为与社会关系对就业结果的影响

求职过程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指导下，6个月内，分3个阶段对全国5所高校的1200名（最终保留434名）大四毕业生进行追踪研究，总体研究结果证明，计划行为理论在中国大学生求职行为研究中具有适用性，通过完善主体规范与行为控制感的测量方法，TPB变量对中国大学生求职行为的方差解释率达到54%，并证明主体规范对求职行为有直接预测作用。 通过对比求职行为与社会关系对求职结果和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关系对求职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专业与职位的匹配度、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求职行为对这三项就业结果指标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求职行为只在面试数量上的预测力强于社会关系的预测力。

Associação de cultivos entre caupi e milho precoce em Rio Branco, Acre.

O consorciamento entre as culturas de milho e caupi é prática cultural tradicionalmente difundida entre pequenos agricultores do Norte e Nordeste do país. No Estado do Acre esta prática é adotada, predominantemente, por pequenos agricultores que realizam seus plantios nas várzeas dos rios, quando o volume das águas diminui. Na associação, a cultura principal é o caupi, tendo em vista que o milho plantado neste período é utilizado praticamente para consumo, na forma de milho verde. Em áreas de terra firme, o cultivo associado é pouco utilizado. Assim, a pesquisa desenvolvida no campo experimental da Embrapa Acre, entre 1994 e 1996, possibilitou avaliar a consorciação entre milho e caupi em áreas de terra firme na região de Rio Branco.

A Embrapa e o sucesso do agronegócio brasileiro.

2004

Gwaith Ieuan ap Llywelyn Fychan, Ieuan Llwyd brydydd a Lewys Aled

Bryant-Quinn, M. (2003). Gwaith Ieuan ap Llywelyn Fychan, Ieuan Llwyd brydydd a Lewys Aled. Aberystwyth: Canolfan Uwchefrydiau Cymreig a Cheltaidd Prifysgol Cymru.

The Symbolic Revolution: The Russian Nobility and February 1917

Rendle, Matthew, 'The Symbolic Revolution: The Russian Nobility and February 1917', Revolutionary Russia (2005) 18(1) pp.23-46 RAE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