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 resultados para Cheilon,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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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属(Oryza L.)隶属于禾本科(Gramineae)Ehrhartoideae亚科的稻族(Oryzeae),包括两个栽培种(亚洲栽培稻O. sativa和非洲栽培稻O. glaberrima)和大约20多个野生种,广布于热带亚洲、非洲、大洋洲、中美洲和南美洲。药用野生稻复合体(O. officinalis complex)是稻属中最大、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复合体,共包括9个种,含有5种染色体组类型(BC、BC、CD 和E)。作为栽培稻品质改良的重要基因库,药用野生稻复合体在稻属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相似的形态和重叠的地理分布使部分物种的分类和鉴定一直较为困难;种内染色体组构成和倍性的不同更增加了分类鉴定的复杂性。这种情况阻碍了对这些野生稻遗传优势的有效利用。另外,由于物种间断分布和缺乏明确的二倍体亲本等原因,药用野生稻复合体内的异源多倍体起源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细胞核乙醇脱氢酶基因(Adh)和nrDNA的内转录间隔区(ITS)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分析;叶绿体matK 基因、trnL 内含子和trnL-trnF 基因间隔区、核基因Adh和GPA1以及核糖体DNA ITS片段等序列比较的方法,对药用野生稻复合体中染色体组和物种的鉴定、种间系统发育关系,以及异源多倍体CCDD物种的起源和多倍体ITS的分子进化等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利用核Adh 基因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检测了来自国际水稻研究所基因库的64份药用野生稻复合体的样品。结果证明,所有O. rhizomatis样品都是含C染色体组的二倍体,所有O. minuta样品都是含BC 染色体组的四倍体。但是,种子库中鉴定为O. officinalis、O. punctata和O. eichingeri的样品中,同时都发现了含C染色体组的二倍体和含BC染色体组的四倍体。四倍体的O. officinalis只在印度分布,而且曾被描述为另一个种O. malampuzhaensis。 四倍体的O. punctata,也被一些学者称为O. schweinfurthiana,被发现和其二倍体一样分布广泛。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曾被作为O. officinalis 四倍体的样品实际上是含有CD染色体组的物种O. latifolia。我们的结果增进了对国际水稻研究所种子库中部分野生稻样品染色体组构成的理解, 纠正了以往对药用野生稻复合体样品的错误鉴定,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利用这部分资源提供了种质编目的重要基础。 2. 对稻属中代表不同地理分布区的、含CD染色体组的11个样品(包括77个克隆)的ITS片段进行了测序。基于这些ITS序列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提出一个快速而可靠的区分稻属CD 染色体组物种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具体步骤是:(1)利用通用引物扩增ITS 片段;(2)利用限制性内切酶FokI和/或DraⅢ消化PCR扩增产物;(3)用1%的琼脂糖胶电泳并根据消化产物的片段长度多态性来区分不同物种。 3. 利用包括两个叶绿体片段(matK和 trnL-trnF)、nrDNA内转录间隔区(ITS)和三个核基因(Adh1、Adh2和GPA1)的同源序列分析,探讨了药用野生稻复合体中二倍体物种和它们所代表的染色体组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独立和合并的基因系统发育树都显示了一致的结果,即C染色体组和B色体组的亲缘关系要比它们和E染色体组的近。三个含C染色体组的二倍体中,O. officinalis 和O. rhizomatis表现出较近的亲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O. eichingeri种内,尽管基于多基因的数据支持来自斯里兰卡的样品和来自非洲的样品聚成一个分支,但是较低的支持率表明, 两个地区的样品之间存在着较高的遗传分化。 4. 稻属中含CD染色体组的物种特产于拉丁美洲,包括O. alta、 O. grandiglumis 和O. latifolia。由于具有相同的染色体组类型、相似的形态特征和重叠的地理分布,这3个物种间的系统发育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另外,因为美洲大陆上没有含C和D染色体组的二倍体物种存在,对这些含CD染色体组物种的可能起源也有不同的假设被提出。使这个问题更具挑战性的是,尽管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收集,至今仍没有找到含D 染色体组的二倍体物种。在本研究中,代表含C、CD和E染色体组以及含G染色体组的外类群共7个物种,共15份样品的2个叶绿体片段(matK和trnL-trnF)和3个核基因(Adh1,Adh2 和 GPA1)部分片段被测序。基于简约法、距离法和最大似然法的系统发育分析都充分支持含CD染色体组的物种起源于一次杂交事件的推论,并且显示,在物种形成时,含C染色体组的物种(O. officinalis 或O. rhizomatis 而非O. eichingeri)可能承担了母本,而含E染色体组的物种(O. australiensis)则可能承担了父本。另外,CCDD物种间非常一致的系统发育关系表明,非常大的分歧存在于 O. latifolia 和其它两个种(O. alta和O. grandiglumis)之间,这个结果倾向于将后两个种处理为同种或同种下不同分类群。 5. 基于178个克隆序列比较,探讨了ITS在稻属多倍体中的致同进化及其系统学意义。研究发现稻属异源四倍体的ITS存在不同形式的进化方式:首先,非洲BBCC四倍体O. eichingeri和O. punctata 的ITS片段同时保留了双亲拷贝,而且系统发育研究表明,二倍体的O. eichingeri和O. punctata 可能是这两个四倍体的直接祖先;其次,亚洲四倍体O. malampuzhaensis和O. minuta 的ITS仅定向保留母本ITS拷贝;另外,美洲CCDD四倍体的ITS序列发生了双向致同进化,即O. alta和O. grandiglumis的ITS位点一致化成C染色体组类型,而O. latifolia一致化成 D/E 染色体组类型。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利用ITS片段进行系统发育分析时,特别是涉及异源多倍体时必须慎重。 6. 利用栽培稻的微卫星引物,对含B/C染色体组的6个物种,157个体的SSR位点进行扩增。结果在这些亲缘关系稍远的野生稻中得到7个SSR位点,其中5个位点表现出多态性。比较BB、CC和BBCC物种SSR位点的每位点平均等位基因数A、多态位点百分率P和期望杂合度He ,3项指标发现,四倍体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总体上要高于二倍体物种;二倍体物种内部,O. officnalis的遗传变异最大。另外,以遗传相关性为标准,讨论了B/C染色体组物种间的系统发育关系,同时推测了现存二倍体物种和4个BBCC四倍体物种的遗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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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松科植物特殊的遗传体系(叶绿体基因组一父系遗传、线粒体基因组—母系遗传、核基因组一双亲遗传),我们对高山松及其两个亲本种进行了广泛的群体取样,通过线粒体基因nadl、叶绿体基因rbcL和trnL-F基因间区以及低拷贝核基因4CL的序列分析或PCR-RFLP分析,为高山松同倍体杂种起源假说提供了翔实的遗传学证据,同时在个体水平上探讨了高山松不同群体的遗传组成、群体遗传结构、基因交流方向、群体建立过程以及杂种基因组的进化。具体结果如下: 1.细胞质基因组分析 1)线粒体基因nudl分析 本研究对油松、高山松和云南松的19个群体、295个个体的线粒体基因nadl的一个内含子进行了序列分析或PCR-RFLP分析,共检测到3种线粒体DNA单倍型-A、BC。油松所有的取样群体仅含单倍型A;除BX群体外,所有的云南松群体仅含单倍型B; 10个高山松群体中,5个群体固定单倍型A,4个群体固定单倍型B1个群体(ZD)分布有A和B种单倍型。2)叶绿体rbcL基因分析 对同一组群体的rbcL基因进行序列分析或PCR-RFLP分析,共检测到两个变异位点和三种叶绿体单倍型(TT、TC和GC)。TT和GC分别是油松和云南松种特异性叶绿体单倍型,而在高山松群体里则三种单倍型均有分布,而且TC单倍型广泛地分布在7个杂种群体中,该单倍型很可能来源于点突变或第三个已灭绝的亲本。rbcL基因检测到的高山松群体分化系数很高(Gst=0.533)。 3)叶绿体trn L-F区序列分析 叶绿体trnL-F分子标记检测到的不同单倍型的差异主要是由引物“e”下游120碱基处一个多聚T结构的长度变异所致(叶绿体SSR位点)。10个高山松群体中共检测到5种叶绿体单倍型,其中两种主要的单倍型(9T和11T)分别为油松和云南松的种特异性单倍型,其他单倍型均为非典型单倍型。群体遗传结构分析表明:杂种群体表现最高的遗传多样性,而且trnL-F分析得到的高山松群体的分化系数也很高( Gst=0.443)。 总之,对高山松、油松和云南松的同一组群体取样进行的细胞质基因组分析表明:高山松群体分布有油松和云南松种特异性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单倍型,该细胞质DNA单倍型的地理分布为假说“高山松为油松和云南松的的二倍体杂种”提供了翔实的遗传学证据。油松和云南松在不同的杂种群体中分别做父本和母本,即两亲本在杂交过程中发生了双向基因交流。群体遗传结构分析发现高山松群体表现最高的遗传多样性,而且群体间的分化系数很高。不同的杂种群体在遗传组成上的差异表明他们经历过不同的建立和进化历史。从线粒体和叶绿体单倍型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杂种群体的建立曾经历强烈的奠基者效应和回交。青藏高原的隆升对高山松的起源、杂种群体的适应辐射以及保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川西南和滇西北作为青藏高原的东边边界,很可能是当初云南松和油松分布的重叠区及杂交地带,即高山松的起源地。 2.核基因4CL分析 对高山松、油松和云南松的19个群体、32个个体的低拷贝核基因4CL进行了克隆及序列分析,获得的78条序列可分为两种类型(类型A和类型B。这两种类型明显的差别是类型A相对于类型B内含子区有- 20bp的缺失。以华山松的3条序列为外类群,对得到的78条序列进行基因谱系分析,发现所有的序列分成明显的两支,分别对应于类型A和类型B而且每一支均包含三个种的部分序列,表明4CL基因在这三个种分化之前就已发生重复。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某个种的一条序列与另一个种的序列比其与同种的其他序列关系更近,可能因基因交流(杂交和渐渗)、非共祖、致同进化和重组等进化事件所致。三种松树中共检测到4CL基因序列的两种类型和六个亚类型,高山松群体中没有发现杂种独特的类型或亚类型。高山松和云南松共享三种序列亚类型以及最多的序列多态性,表明这两个种之间曾存在广泛的基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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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族(Oryzeae)是禾本科中包含多种经济植物的重要类群,现有大约12个属,广布于全球的热带和温带地区。虽然有证据表明稻族是一个单系类群,但稻族的分类处理和属间系统发育关系以及稻族的生物地理学等方面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本研究利用了7个DNA片段,包括2个叶绿体基因片段(trnL和matK)、1个线粒体基因片段(nad1)和4个分布在不同染色体上的核基因片段(Adh1、Adh2、GPA1和Waxy)以及形态性状(87个)重建了稻族的系统发育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6个DNA片段(trnL、matK、nad1、Adh1、Adh2和GPA1)探讨了稻属基部类群的系统发育关系。同时在系统发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稻族物种间的分歧时间及生物地理学问题。主要结果如下: 1.稻族的系统学 多基因和形态性状的分析表明:1)稻族是单系类群可分为两个主要分支,相当于传统的两个亚族,第一个亚族(Zizaniinae)包括稻属﹑假稻属和Porteresia,而第二个亚族(Oryzinae)包括其余8个属。两性花是稻族的原始状态,而单性花多次起源,共起源了3次,因此单性花和两性花的区别不宜作为划分亚族的依据;2)Zizania 与分布在南美的单型属Rhynchoryza关系最近;3)一些单型属(Hydrochloa、Porteresia和Prosphytochloa)的确立得不到分子证据的支持,特别是Hydrochloa,形态证据分析的结果明确不支持建立该单型属;4)形态分析结果支持Zizania 4个种聚为一支,而东亚的一个种(Zizania latifolia)为该属基部类群。 2.稻属基部类群的系统发育关系 多基因系统发育分析表明:1)稻属是一个单系类群;2)所有数据都支持稻属10种染色体组类型各自为单系,包括稻属中最后确定的染色体组类型HK(Oryza schlechteri和Porteresia coarctata);3)F染色体组与HK和HJ中的H染色体组关系最近,类似于E染色体组与异源四倍体的CD染色体组中的D染色体组关系最近; 4)双亲遗传的核基因和母系遗传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基因的对比分析表明,HJ染色体组两个物种的母系来源是H,而HK染色体组两个物种母系来源是K。三个染色体组相比较,H分化较早,J次之,K分化最晚;5)在系统发育研究基础上,本研究认为稻属4个复合体的划分是可信的,原来未划分到任何一个复合体中的两个种O. brachyantha和O. schlechteri以及新近归入稻属的Oryza coarctata都应归入O. ridleyi复合体。 3.稻族各谱系的分化时间及其生物地理学意义 利用分子钟及其改进方法对稻族各谱系的起源和分化时间进行了估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形成各类群地理分布式样的可能原因。结果表明,稻族在始新世(Eocene)晚期(3640万年前)起源于东南亚随后分为两大支。稻属基部类群G染色体组物种与稻属其他物种在1200万年前分开;稻属中A/B/C/E染色体组类群在700万年前开始分化。 在稻族的第一大支Oryzinae亚族中,稻属和假稻属1400万年前分开后,通过远程扩散及随后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目前的分布格局。稻属从东南亚起源并逐渐扩散到非洲、澳洲及美洲;而假稻属则从非洲出发扩散到全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两个属的演化历史非常相似,都是全球广泛分布且起源时间较晚。 在稻族第二大支Zizaniinae亚族中,Zizania是稻族中唯一欧亚-北美间断分布属,与其分布在南美的姊妹群Rhynchoryza在2554万年前分开,这一支可能是先从南美扩散到东亚,然后再从东亚扩散到北美;Zizaniopsis和Luziola两属在南美洲和北美洲都有分布,其分歧时间为2180万年前,这两属具有类似的进化历史,即通过上新世(Pliocene)末期隆起的巴拿马陆桥形成现在的分布格局;Chikusichola与Potamophila/Prosphytochloa这一支从中新世(Miocene)早期(2270万年前)开始分化,由于Chikusichola(分布在东南亚)、Potamophila(澳大利亚)和Prosphytochloa(非洲)相距很远,这3个属的扩散必然与跨洋远距离扩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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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属Oryza隶属禾本科Poaceae,包括20多个野生种和2个栽培种(亚洲栽培稻O. sativa L和非洲栽培稻O. glaberrima Steud) ,广泛分布于全球热带和亚热带。稻属物种可划分为10个基因组(又称染色体组)类型:A, B, C, BC, CD, E, F, G, HJ 和 HK。栽培稻所属的A基因组是稻属中物种数目最多、地理分布最广的基因组类型,由8个种组成。由于栽培稻属于A基因组,故A基因组物种是栽培稻遗传改良的巨大基因源。数十年来,国际上许多学者对A基因组类群开展了大量涉及形态、细胞、同工酶和分子标记方面的研究,但由于A基因组物种间遗传关系十分接近,形态上差异小且地理分布重叠,使得A基因组物种的系统发育、物种起源和生物地理学等方面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稻属中分类和鉴定困难较多的类群。本文利用核基因内含子序列,结合转座子插入分析,重建了A基因组的系统发育,估测了各类群的分化时间;与此同时,基于多克隆测序和基因谱系分析,探讨了O. rufipogon和O. nivara遗传关系以及亚洲栽培稻起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A基因组的系统发育 在水稻全基因组数据库搜索的基础上,测定了4个单拷贝核基因(Adh1 及3个未注释基因)的内含子序列,构建了稻属A基因组8个种的系统发育关系。基于最大简约法和贝叶斯法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1)澳大利亚的O. meridionalis为A基因组的基部类群;2)亚洲栽培稻两个亚种O. sativa ssp. japonica 和 O. sativa ssp. indica分别和不同的野生类群聚为独立的两个分支,支持japonica 和 indica为多次起源;3)O. rufipogon和O. nivara在系统发育树上完全混在一起,显示出二者间不存在遗传分化;4)非洲一年生野生种O. barthii是非洲栽培稻O. glaberrima的祖先,而非洲多年生野生种O. longistaminata与O. glaberrima/O. barthii.亲缘关系较远;5)分子钟方法估测A基因组类群约在2百万年前(2.0MYA)开始分化,亚洲栽培稻和非洲栽培稻,以及亚洲栽培稻的两个亚种则分别在0.7和 0.4 MYA左右开始分化。此外,通过核基因内含子序列与其它常用片段如ITS,matK等对比分析表明,进化速率相对较快的核基因内含子序列可以有效地用于近缘类群的系统发育研究。 2. Oryza rufipogon 和O. nivara群体遗传研究及亚洲栽培稻起源 对于亚洲野生类群O. rufipogon和O. nivara是合并为一个种还是处理为两个独立的种一直存在争议。在系统发育研究基础上,我们选取4个核基因内含子或5’-UTR区(Waxy, LHS,CatA和1个未注释基因),对采自整个分布区的群体样品进行了多克隆测序,结果表明:1)检测到O. rufipogon和O. nivara均有较高的核苷酸多态性,4个位点上π值和θw值平均分别为0.011和0.014;2)且二者在遗传上没有明显分化,两个类群在4个核基因位点上均检测到大量共享多态(shared polymorphism),未发现固有差异(fixed difference),表明它们历史上可能属于一个大群体,支持将二者作为种内不同生态型或亚种处理;3)基因谱系树表明亚洲栽培稻的两个亚种indica和japonica分别和不同的O. rufipogon (包括O. nivara)群体聚在一起,进一步从基因谱系角度支持亚洲栽培稻多次起源假说。 3.转座子在群体遗传与系统发育研究中的应用 鉴于目前植物谱系地理学研究中缺乏具有足够信息量的分子标记用于检测种内遗传变异,我们选取3个核基因中的转座子,通过对取自O. rufipogon和O. nivara整个分布区的37份样品的克隆测序,探讨了进化速率快、信息含量丰富的转座子序列在群体遗传上的应用。结果表明:1)无论在物种水平还是群体水平,转座子能检测到比包括内含子在内的其它DNA区域高得多的遗传变异;2)在物种水平上,异交多年生的O. rufipogon和自交一年生的O. nivara多样性均较高,且2个种间相差很小,二者在3个位点上平均核苷酸多样性π值均为0.013,差别主要表现在O. rufipogon杂合位点比例(46.1%)明显高于O. nivara(9.1%),说明交配系统不同并不一定和物种多样性水平相关;3)是否发生转座子序列插入是有价值的系统发育信息,发生在不同染色体上3个基因中的转座子插入进一步证实A基因组基部类群是O. meridionalis;通过叶绿体中3个转座子的插入现象推断了稻族一些四倍体物种,如稻属BC基因组的一些类群的母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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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是被子植物最关键的创新(innovation)性状。在被子植物的不同类群中,其形态多种多样,尤其以基部真双子叶植物的花形态最为丰富。大量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在核心真双子叶植物起源之前,几个与花发育相关的MADS-box基因亚家族均发生了大尺度的基因重复事件。因此,在被子植物的不同物种中,花发育相关基因的组成并不相同,并且它们经历了不同的进化历史,这意味着这些基因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调控花的发育。基部真双子叶植物,作为基部被子植物和核心真双子叶植物之间的过渡类群,对于我们理解被子植物花的进化,揭示核心真双子叶植物花的起源以及基部真双子叶植物花多样性分化的分子机制非常重要。本文以基部真双子叶植物三叶木通为研究材料,着重进行了以下研究工作: 1. 花器官发生过程的观察。三叶木通的花为雌雄同序的单性花。而且,根据成熟花的形态,三叶木通的雌花和雄花都只有一轮花被器官,即三个花瓣状的萼片。扫描电镜的观察结果表明:1)在花器官的发生和发育过程中,在萼片和雄蕊原基之间,确实没有花瓣原基或另一轮萼片原基发生。2)雌花和雄花都是以两性花的方式发生发育的。3)单性花是由于在花发育的最后阶段,雌花中雄蕊或者雄花中心皮的退化而产生的。 2. 花发育相关基因的克隆。应用5’/3’ RACE的方法,我们从三叶木通不同发育阶段的混合花芽中共分离到九个与花发育相关的MADS-box基因: AktFL1、AktFL2、AktAP3_1、AktAP3_2、AktAP3_3、AktPI、AktAG1、AktAG2和AktSEP3。 3. A类MADS-box基因的进化。由于A类基因在进化过程中序列结构的改变,再加上取样的限制,使得A类基因间的进化历史一直不能被很好的理解。因此,本文对A类基因的研究从构建该基因亚家族的系统发育树开始。主要结果如下:1)通过扩大在基部真双子叶植物和被子植物其它重要类群的取样,我们的系统发育树基本上反映了现存被子植物的系统发育关系。2)核心真双子叶植物的A类基因由三个分支组成:euFUL、euAP1和AGL79,它们是通过发生在核心真双子叶植物起源之前的两次几乎同时的基因重复事件产生的。3)在基部真双子叶植物中,山龙眼目、毛茛目和黄杨科的A类基因各形成一支。而且,在这些类群内,发生了多次小尺度的独立的基因重复事件。4)来自单子叶植物的FUL-like基因明显地构成一个单系,并且包括三个分支:OsAMDS14、OsMADS15和OsMADS18。它们是由于两次不连续的基因重复事件产生的。5)不同类型的A类基因产物在C末端拥有不同的保守基元。6)从基因组结构上看,所有的A类基因都拥有八个外显子和七个内含子。7)通过对三叶木通中两个FUL-like型基因(AktFL1和AktFL2)表达式样的观察,我们发现它们在叶原基和发育早期的花原基以及发育着的花器官中都有表达。此外,A类基因表达式样的进化分析结果表明被子植物中该类基因的祖先可能具有广泛的功能,既在营养器官中表达又在生殖器官中表达 。 4. B基因表达式样的保守性和多样性。通过对B基因的系统发育和表达式样分析,得到以下结果:1)三叶木通中的三个paleoAP3基因是通过两次基因重复事件产生的。2)在木通科或木通属内,PI型基因并没有发生基因重复事件。3)RT-PCR结果表明,AktAP3_1在雌花中的表达量比雄花中高,而AktAP3_2则在雄花中的表达量比雌花中高。AktAP3_3和AktPI在雌花和雄花中的表达水平相似。4)原位杂交分析显示这些基因在发育着的雄蕊和心皮中表达。此外,AktAP3_3和AktPI还在萼片中表达,可能参与花瓣状萼片的发育。 5. 三叶木通C/D和E类基因的序列结构和表达分析。通过序列结构分析,我们发现,与其它被子植物AG同源基因编码的MADS-domain蛋白一样,AktAG1和AktAG2在MADS结构域的N末端都拥有一段氨基酸序列的延伸,AktAG1为20个氨基酸;AktAG2为7个氨基酸。原位杂交分析表明AktAG1和AktAG2主要在发育着的雄蕊和心皮中表达,说明它们具有决定生殖器官发育这一保守的功能。 AktSEP3属于AGL9型的E类基因。该基因在所有花器官中都有表达,说明和其它被子植物的E类基因一样,AktSEP3在三叶木通中对于所有花器官的发育都是必需的。 6. 各类MADS-domain蛋白间的相互作用。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我们首次对三叶木通中上述MADS-domain蛋白间的作用方式进行了研究。酵母双杂交结果表明:1)AktSEP3的C末端具有转录激活功能。2)三个AktAP3蛋白与AktPI蛋白都能够形成异源二聚体,但是它们之间的作用能力并不相同。3)AktSEP3蛋白可以与AktFL1、AktPI、AktAG1和AktAG2形成异源二聚体,充分体现了E类基因产物作用式样的保守性。4)AktFL1与AktPI、AktSEP3和AktAG2也能形成异源二聚体,这与核心真双子叶植物的euFUL型蛋白在作用式样上是非常相似的。 综合以上结果,我们探讨了三叶木通花发育的分子机制。在三叶木通的三轮花器官中,与拟南芥等模式植物相似的是:E类(AktSEP3)基因在每一轮花器官中都起作用;此外,A类(AktFL1)和B(AktAP3_3和AktPI)基因在花瓣状的萼片中有不同程度的表达,类似于拟南芥的第二轮;B(AktAP3_1、AktAP3_2、AktAP3_3和AktPI)和C/D类(AktAG1和AktAG2)基因在雄蕊的发育过程中起作用;C/D类(AktAG1和AktAG2)基因对心皮的发育起作用。与拟 南芥等模式植物不同的是:1)虽然原位杂交分析表明,AktFL1、AktAP3_3、AktPI和AktSEP3都在花瓣状的萼片中有 不同程度的表达,但是它们的蛋白质产物AktFL1与AktSEP3和AktAP3_3与AktPI都只能形成较弱的异源二聚体。而 且,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三叶木通中没有找到euAP1型的A类基因,只有两个FUL-like型的A类基因。它们的功能 与核心真双子叶植物中的euFUL型基因相似。因此,AktFL1很可能与其它调控因子共同作用负责花分生组织的形成;AktFL1/AktAG2则可能在花发育的后期起作用。那么,三叶木通花瓣状萼片的发育是否需要AktFL1/AktSEP3和 AktAP3_3/AktPI的参与,还是另有其它转录因子的参与,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2)虽然在三叶木通中,雄蕊的发 育同样需要BC/D和E类基因的参与,但是由于小尺度的基因重复事件,在该物种中只拥有三个paleoAP3型基因,而没有euAP3型基因。而且,由于复制拷贝间的亚功能化,AktAP3_1/AktPI主要参与雌花的发育过程;而AktAP3_2/AktPI主要参与雄花的发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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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杉属植物是非常重要的森林树种,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寒温带、温带高山和亚高山地带。该属为松科中仅次于松属和冷杉属的第三大属,约有 28-56 种。自云杉属建立以来,其属于松科没有任何疑议。然而,由于云杉属物种间频繁杂交、形态趋同和取样困难,尽管已经有基于形态学、细胞学、化学成份、叶绿体 DNA RFLP 等方面的研究,该属的属下分类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利用父系遗传的叶绿体基因和母系遗传的线粒体基因序列重建了云杉属的系统发育关系,探讨了云杉属生物地理格局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低拷贝核 CAD 基因在云杉属的进化式样。另外,我们还对裸子植物线粒体基因 rps3 的内含子分布和进化进行了初步研究。 1. 云杉属的系统发育和生物地理学研究 我们选择了 Farjon (1990) 确定的 34 个种中的 33 种 (另一个种在 Flora of China 未得到承认),共 103 个个体,对这些个体的叶绿体 DNA 片段 trnC-trnD 和 trnT-trnF 以及线粒体基因 nad5 的第一个内含子进行了序列测定。在两个叶绿体基因片段联合分析构建的系统发育树上,北美西部的 P. breweriana 和 P. sitchensis 位于最基部。其余的物种分为三支:第一支由北美的两个物种组成;第二支包括分布于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及其周围地区的八个种、台湾的 P. morrisonicola、西亚的 P. orientalis、日本的两个种及北美的 P. chihuahuana;第三支中,北美的 P. pungens 位于基部,亚洲东北部的种 (除 P. maximowiczii 和 P. torano 外)、P. retroflexa 和欧洲的 P. abies 构成一个单系群,并与北美的 P. mariana 和 P. rubens 及来自巴尔干半岛的 P. omorika 形成姐妹支。所有样品的 nad5 第一个内含子序列可分为 A、BC、D 和 E 5 种单倍型,北美的物种拥有前 4 种,而且 A、B 和 C 单倍型为北美所特有;欧亚的物种仅含 D 和 E 两种单倍型。 上述结果结合 MacClade 和 DIVA 分析及化石证据,我们推断云杉属起源于北美,至少两次经白令陆桥扩散至亚洲,然后从亚洲扩散至欧洲。亚洲东北部的绝大多数物种和欧洲云杉 P. abies 的种间遗传变异非常低,而且线粒体单倍型均为 D,可能来源于一次近期的辐射分化。云杉属的现代分布中心之一喜马拉雅-横断山区的物种可能不是一次起源,日本的物种同样如此,这可能与第三纪气候变冷和第四纪冰川导致的物种迁移有关。此外,我们发现目前用于云杉属分类的一些形态性状(如叶扁平、菱形等)在系统发育树上位于不同的位置,说明这些性状可能不是一次起源或是祖征在不同支系中的保留,用于云杉属的系统划分须慎重。 2. 云杉属 CAD 基因的进化研究 裸子植物的多倍体特别少,且以基因组庞大而著称。被子植物中的很多单拷贝基因在裸子植物中以低拷贝或多拷贝基因家族的方式存在。CAD 基因在木质素单体合成的最后一步起作用,在松属中只发现了一种 CAD 基因拷贝,在欧洲云杉中却发现了三种拷贝,而且 Southern 杂交和子代分离鉴定结果表明这三种拷贝至少位于两个位点上。然而,对云杉属三个物种 (包括欧洲云杉) 构建的遗传图谱却都只发现了一个 CAD 基因位点。由于云杉属 CAD 基因的数目和分布存在很大争议,我们根据构建的叶绿体基因树,选择了不同支上的 20 个物种、29 个样品研究该基因的进化式样。结果表明:云杉属不同物种中 CAD 基因的拷贝数为 1-4 种,多数为 2-3 种。系统发育分析发现有些物种的所有 CAD 基因拷贝聚成一支,另有一些物种的 CAD 基因拷贝位于不同位置。此外,我们对 GenBank 中云杉属三个物种 CAD 基因的 EST 序列分析后发现:EST 序列的差异主要发生在 3’-UTR 区,表现为序列长短的不同,这有可能是进行体外反转录时引物结合于不同的位置所致。因此,结合前人研究(包括遗传图谱分析),我们推测 CAD 基因在云杉属内发生了多次重复,重复拷贝很可能呈串联排列。 3. 裸子植物线粒体基因 rps3 的进化研究 线粒体基因内含子的获得/丢失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系统发育研究。rps3 为分布最广的线粒体核糖体蛋白基因,一般含一个内含子,前人研究显示其在裸子植物中多了一个第二类内含子 rps3i2,并将这个内含子作为区分裸子植物和其它植物类群的标志之一。然而,该研究只选择了苏铁和银杏作为裸子植物的代表,取样代表性不足。在本研究中,我们对裸子植物每个科至少选择一个物种作为代表,通过 DNA 序列和部分物种的 RT-PCR 分析,探讨 rps3 基因在裸子植物中的进化。结果表明 rps3 基因内含子的分布与裸子植物系统发育关系相吻合:Conifer II、松科的落叶松属和黄杉属及百岁兰科不仅不含 rps3i2,而且丢失了第一个内含子;金钱松属缺失第二个内含子。我们推断在 Conifer II 的祖先和百岁兰科中分别一次性丢失了两个内含子;在松科中则发生了两次单独的丢失事件,一次是在落叶松属和黄杉属的祖先中丢失了两个内含子,一次是在金钱松属中丢失了第二个内含子。另外,在 Ephedra 中没有扩增出 rps3 基因,Gnetum 中具有第二个内含子,倪藤科的 rps3i2 似乎支持松科与倪藤纲的关系更近。对 rps3i2 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其序列结构与松科的系统发育关系非常吻合。根据上述结果和 mRNA 编辑位点分析,我们认为 Conifer II等类群中的两个rps3内含子丢失可能是反转录酶介导的 cDNA 反转录造成的。Psuedolarix 的内含子丢失也可能为相同机制,但因缺乏材料而未能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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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毛茛目99属,利用四个叶绿体和核基因或DNA片段,并结合形态性状,在属的水平上构建毛茛目的系统发育关系。分子数据用简约法和似然法分析,分子和形态性状联合数据用简约法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1) 毛茛目的单系性 毛茛目的单系性在所有的分析中都得到强支持。这也被形态性状所支持,包括大的S-型筛管分子、表皮层具蜡质的管、离生并折合状发生的心皮、两层珠被形成的珠孔、无托叶、轮状花被(花被在领春木科可能是次生性丢失)和2-3层细胞组成的内珠被等。 2) 科间系统发育关系 毛茛目由三个主要分支构成:领春木科、罂粟科和核心毛茛目。罂粟科是核心毛茛目的姊妹群,二者通常具复叶、单叶分裂或单叶掌状脉,雄蕊轮状排列以及胚珠无丹宁酸组织。核心毛茛目的单系性得到强支持,花3基数、雄蕊和花被片对生以及外部花被片具三或更多的微管束迹等是其共有衍征。木通科和星叶草科形成一支,细胞型胚乳是它们的共有衍征。防己科、小檗科和毛茛科形成一支,核型胚乳和具小檗碱支持该支的单系性。小檗科和毛茛科的姊妹群关系得到草本习性、具根状茎、V-型木质部和外珠被至少四层细胞等性状的支持。 3) 科下系统发育关系 a. 罂粟科 罂粟科分为两个单系支:狭义罂粟科形成一支,Pteridophyllm、角茴香属和狭义荷包牡丹科形成另一支。是否具乳汁、小苞片状的萼片是否包着其他花部器官、雄蕊数目和花粉外壁纹饰等性状支持这种划分。这两支分别被给予亚科的分类等级。Pteridophyllm是角茴香属的姊妹群也得到分辨,叶和雄蕊的性状支持这两属近缘。 b. 星叶草科 独叶草属和星叶草属形成一支得到强支持,二者组成星叶草科。二叉状分支的叶脉、条纹状的花粉纹饰、单珠被、薄珠心和无外种皮等性状是该科的共有衍征。 c. 木通科 木通科的单系性得到强支持。大血藤属是其他木通科的姊妹群,因其在心皮数目、心皮排列、胚珠数目、胚珠方向、染色体数目和植物化学等方面不同于其他类群,建议给予亚科的分类等级。此外,猫儿屎属和串果藤属均具有一些独特的性状,分别给予族的等级。 d. 防己科 古山龙属和Anamirta形成一支,意味着族Anamirteae sensu Diels应该被承认;广义的青牛胆族应包括天仙藤族;无胚乳的粉绿藤族嵌合在蝙蝠葛族之内。子叶和花柱残基对科内的划分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传统上认为胚乳是科下划分最重要的性状,但它在防己科内应该是次生性丢失。 e. 小檗科 六个间断分布的属或属对被证实。单心皮瓶状发生是小檗科的共有衍征。小檗科分为三个主要分支:南天竹属(x = 10)和染色体基数为8的类群形成强支持的一支,这也得到胚珠数目(2-4)和圆锥花序等性状的支持;x = 7的类群形成一支,花瓣基部内侧具2枚腺体,花粉具平滑的外壁和未分化的外表层等是其共有衍征;x = 6的类群形成一支,被条纹状的花粉外壁和不连续的花粉外壁内层所支持。这三支分别被给予亚科的分类等级。 f. 毛茛科的单系性得到强支持。雄蕊多数和胚珠多数是毛茛科的共有衍征。毛茛科由五个分支组成:Glaucidium、Hydrastis、染色体基数为9的类群形成一支、染色体基数为7的类群形成一支、染色体基数为8的类群形成一支,分别给予亚科的分类等级。Glaucidium是所有其他毛茛科的姊妹群。染色体基数为8的类群的单系性得到极弱的支持,不含有或者含微量的苄基异喹啉生物碱及具R-型染色体似乎也支持该支为单系。星果草属应隶属于毛茛亚科而与黄连属和(/或)人字果属关系遥远。在唐松草亚科,具瘦果的唐松草属嵌合在具蓇葖果的类群之内,意味着依据果实类型划分该亚科是不合适的。美花草属和毛茛族及银莲花族形成一支,而与侧金盏花属关系遥远。美花草属在胚珠着生位置、珠被数目和植物化学等方面不同与毛茛族和银莲花族,因此我们建议给予美花草属族的分类等级。 根据分析结果,我们提出了毛茛目一个新的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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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是被子植物区别于其它植物大类群的最重要的特征,其形态多种多样。花的发育取决于一个复杂的涉及到多个基因和过程的调控体系,因此花的起源和多样化过程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这个调控体系的进化过程。在被子植物的不同物种中,花发育相关基因的组成并不相同,且经历了不同的进化历史,这意味着这些基因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调控花的发育。相对于核心真双子叶植物相对稳定的花形态结构而言,基部被子植物的花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因此,对基部被子植物花发育相关基因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被子植物花的进化非常重要。 金粟兰科(Chloranthaceae)是基部被子植物的代表类群之一。与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模式植物相比,花被、雄蕊或雌蕊的缺失,使得该科植物的花比较简单。因此对该科植物中花发育基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花的起源以及花多样性分化的分子机制,还将为认识花部构造简单化的机制提供资料。本文以金粟兰(Chloranthus spicatus)为实验材料,取得了以下研究结果: 1.花发育相关基因的克隆 应用5’/3’RACE的方法,我们从金粟兰不同发育阶段的混合花芽中克隆到了与花发育相关的MADS-box基因:CsPI、CsAG1和CsAG2。 2. 两个A类MADS-box基因表达式样的对比分析 在营养分生组织向生殖分生组织的转变中,花原基的形成,以及随后雄蕊、心皮、花粉、胚珠和胚囊的发育中,CsAP1-1和 CsAP1-2基因均表达。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花发育成熟期,CsAP1-1在外珠被也有表达,而CsAP1-2在外珠被处没有表达,而只在内珠被处表达。这一结果反映了基因重复事件发生后,两个基因在功能上也有了一些分化。 3. B基因功能的保守性和多样性 通过转基因实验和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对B基因的功能和作用方式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结果:1)金粟兰CsAP3基因的C末端的点突变所造成的paleoAP3基元的部分缺失对该基因的功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2)金粟兰paleoAP3型基因CsAP3所编码蛋白的C末端以及paleoAP3基元,与拟南芥euAP3型基因AtAP3所编码蛋白的C末端以及euAP3基元没有功能上的不同;3)金粟兰paleoAP3型基因CsAP3与拟南芥euAP3型基因AtAP3 的主要功能存在一定差异,前者主要参与雄蕊形成,而后者既参与雄蕊的形成也参与花瓣的形成; 4)CsPI基因所编码的蛋白可以与AP3类蛋白相互作用进而影响花瓣的形成,因此该基因在功能上是保守的。 4. 金粟兰CsAG1基因的序列结构和功能分析 通过序列结构分析发现,CsAG1属于C类基因,具有保守的AG I基元和AG II基元。过量表达实验分析表明CsAG1的功能与A类基因的功能是相拮抗的。 5. 各类MADS-domain蛋白间的相互作用 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我们首次对金粟兰中各类MADS-domain蛋白间的作用方式进行了研究。酵母双杂交结果表明:1)C末端的完整性对于MADS-domain蛋白二聚体的形成没有影响; 2)去掉M区的CsAP3蛋白与CsPI蛋白都能够形成异源二聚体,同时它们又可以各自形成同源二聚体; 3)E类蛋白既可以和A类或C类基因产物相互作用,也可以同AP3和PI型蛋白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E类基因产物作用式样的保守性; 4)金粟兰中,FUL-like型基因所编码的蛋白CsAP1-1与CsSEP3和CsAG1也能形成异源二聚体,这与核心真双子叶植物的euFUL型蛋白在作用式样上是非常相似的。然而,金粟兰CsAP1-1蛋白不能形成同源二聚体。 综合以上结果发现,在无花被的金粟兰中,仍然存在着A、BC/D、E类花发育相关的基因。这些基因的功能与核心真双子叶植物中同类基因的相比,有些是保守的,比如CsPI基因可以参与花被的形成;但也有一些是不同的,比如CsAP3基因主要参与雄蕊形成而非花被形成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被子植物花器官的发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调控过程,不同植物中的调控机理及进化历程可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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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属(OrvzaL.)是禾本科(Poaceae)中的重要植物类群,包含20多个野生种和两个栽培种,共有十个基因组类型,即A,BC,E,F,G,BC,CD,HJ和HK,蕴藏了极为丰富的遗传资源,是水稻遗传改良的重要基因库。考虑到该属现存物种中的多倍体都是由二倍体杂交起源的,因此,弄清二倍体基因组之间的进化关系对于正确理解整个稻属的进化历史至关重要,同时也为稻属及其近缘类群的进化生物学、比较基因组学和功能基因学研究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基础。迄今,对稻属各基因组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对A、BC基因组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稻属基部类群的归属问题还存在争议。本研究选取来自不同二倍体基因组的6个稻属物种为研究对象,以近缘属Leersia中的L,tisserantti作外类群,通过对基因组水平的多基因序列数据的详尽分析,探讨了稻属二倍体基因组之间的亲缘关系问题,基因树与基因树之间冲突的机理,以及利用基因组水平的多基因序列做系统发育分析的方法,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利用已完成的水稻两亚种(O.sativaL.ssp. indica和O.sativaL.ssp.japonica)的全基因组序列,筛选并扩增出遍布核基因组12条染色体的142个单拷贝核基因片段。通过对全部基因位点的合并分析,我们得到了一棵有完全分辨并得到显著统计支持的系统树。分别提取各基因的外显子区、内含子区和第三密码子进行合并建树时发现,除了合并外显子区的MP分析以外,所得系统树的树形均不变,说明这棵树基本上不会因为选取基因组不同区域或碱基位点而改变,尽管不同区域或碱基位点受到不同的选择约束力。以基因为单位进行放回式抽样也强烈支持合并建树的分析结果,表明多基因合并序列的系统发育估计并没有受到少数特殊基因的支配。为了考察基因组内物种取样对建树的影响,我们增加了2个A基因组物种以及C基因组的另外两个物种,随机选取其中的62个基因位点进行扩增和测序(增加的O.sativa的序列来自BGI-RIS数据库)。将全部II个物种62个基因位点的序列合并建树分析,得到基因组之间的进化关系均未改变。我们进一步评估了合并数据的系统误差,结果发现,合并数据的系统发育重建也未受到系统误差的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系统发育基因组学方法所得到的系统树反映了类群真实的进化关系。 为了深入探讨以往研究中出现相互矛盾的系统发育关系的原因,我们对142个基因位点分别做了单独的建树分析,并用系统发育网络方法分析了数据中基因之间系统发育信息矛盾的集中位置及其矛盾程度。基于单基因的建树分析及系统误差分析,我们排除了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直接造成基因之间信息冲突的可能性。基于溯祖理论( Coalescence theory)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稻属进化过程中发生了两次世代间隔较短的连续分化事件,由于祖先居群较大引起基因的谱系分选,进而使得在利用现有物种基因序列来重建这些分化事件时基因树不能正确反映物种树,且呈现出基因组水平的基因树冲突现象。这两次间隔较短的连续分化事件分别对应了稻属中两次物种快速分化过程,整个稻属基因组的多样性几乎都是在这两次物种快速分化过程中形成的。随机抽样分析表明,需要大量的分子序列数据才能正确分辨稻属二倍体基因组的系统发育关系(若取95%的概率,则至少需要120个基因或50kb随机碱基位点)。本研究用基因组水平的多基因合并数据克服了谱系分选对构建系统树所带来的“噪音”,在存在广泛单基因系统发育信息矛盾的前提下获得了对物种树的正确估计,这充分证明系统发育基因组学方法在解决快速分化类群的进化关系问题中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基于本文所采用的142个核基因,我们初步探讨了利用多基因序列数据构建系统树时如何进行模型选择和插入缺失编码等问题,并评估了数据缺失对基因组水平系统发育重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合并数据而言,混合模型比单一模型能更好的拟合数据的进化模式;找到合并数据中异质性的根源并做出适当的数据分割是成功运用混合模型的关键;某些模型成分在提高模型对数据的适合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要考虑位点之间以及谱系之间的突变速率异质性。我们认为,在设置模型时,最复杂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把握数据中最重要的进化特征远比简单的增加模型的复杂度重要。插入缺失的编码分析表明,编码后显著增加了对A基因组和B因组聚为一枝的支持,但对稻属基部类群的分辨状况改善不明显。另外,我们通过去除数据缺失比例较大的类群来降低数据缺 失对系统发育推断的影响,结果所得的系统发育关系不变,支持率也仅有极微小的变化,说明基因组水平的多基因数据由于具有丰富的系统发育信息,因而对数据缺失具有很好的缓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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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knowledge of the elasmobranch or selachian fishes (sharks and rays) begins with Aristotle (384–322 B.C.). Two of his extant works, the “Historia Animalium” and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th written about 330 B.C., demonstrate knowledge of elasmobranch fishes acquired by observation. Roman writers of works on natural history, such as Aelian and Pliny, who followed Aristotle, were compilers of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ir contribution was that they prevented the Greek knowledge from being lost, but they added few original observations. The fall of Rome, around 476 A.D., brought a period of economic regression and political chaos. These in turn brought intellectual thought to a standstill for nearly one thousand years, the period known as the Dark Ages. It would not be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ell into the Renaissance, that knowledge of elasmobranchs would advance again. The works of Belon, Salviani, Rondelet, and Steno mark the beginnings of ichthyology, including the study of sharks and rays. The knowledge of sharks and rays increased slowly during and after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innaean System of Nomenclature in 1735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ichthyology. However, the first major work on sharks would not appear until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Knowledge acquired about sea animals usually follows their economic importance and exploitation, and this was also true with sharks. The first to learn about sharks in North America were the native fishermen who learned how, when, and where to catch them for food or for their oils. The early naturalists in America studied the land animals and plants; they had little interest in sharks. When faunistic works on fishes started to appear, naturalists just enumerated the species of sharks that they could discern. Throughout the U.S. colonial period, sharks were seldom utilized for food, although their liver oil or skins were often utilized.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piny Dogfish, Squalus acanthias, was the only shark species utilized in a large scale on both coasts. It was fished for its liver oil, which was used as a lubricant, and for lighting and tanning, and for its skin which was used as an abrasive.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Ocean Leather Company was started to process sea animals (primarily sharks) into leather, oil, fertilizer, fins, etc. The Ocean Leather Company enjoyed a monopoly on the shark leather industry for several decades. In 1937, the liver of the Soupfin Shark, Galeorhinus galeus, was found to be a rich source of vitamin A, and becaus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in 1938 interrupted the shipping of vitamin A from European sources, an intensive shark fishery soon developed along the U.S. West Coast. By 1939 the American shark leather fishery had transformed into the shark liver oil fishery of the early 1940’s, encompassing both coasts. By the late 1940’s, these fisheries were depleted because of overfishing and fishing in the nursery areas. Synthetic vitamin A appeared on the market in 1950, causing the fishery to be discontinued. During World War II, shark attacks on the survivors of sunken ships and downed aviators engendered the search for a shark repellent. This led to research aimed at understanding shark behavior and the sensory biology of sharks. From the late 1950’s to the 1980’s, funding from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was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what was learned about the sensory biology of sh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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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胆体在低浓度磷酸缓冲溶液中发生解离,我们通过藻胆体在解离过程中荧光发射光谱的变化研究藻胆体中藻胆蛋白之间的光能传递. 1.发菜(Nostoc flagelliforme)藻胆体在0.9M磷酸缓冲溶液中较稳定,其77K荧光发射光谱中只有一个荧光峰F686,属于别藻蓝蛋白-B荧光峰。当藻胆体在低浓度缓冲溶液中时,荧光峰除了686nm,还出现F648和F666肩,而且F648先于F666肩出现.这说明C-藻蓝蛋白(F'648)所捕获的光能已不能全部传给别藻蓝蛋白-B并说明藻蓝蛋白与别藻蓝蛋白之间的断裂先于别藻蓝蛋白与别藻蓝蛋白-B间的断裂。当进一步解离时,主峰仍位于648nm,次峰位于686nm.而666nm荧光肩消失,说明C-藻蓝蛋白所捕获的光能已不能传给别藻蓝蛋白,但能传给别藻蓝蛋白-B我们因此提出在该藻胆体中藻胆蛋白之间的光能传递途径如下: C一藻红蛋白一C-藻蓝蛋白一别藻蓝蛋白_-别藻蓝蛋白-B 在藻胆体的结构方面,我们提出一部分C-藻蓝蛋白与别藻蓝蛋白相连接,另一部分与别藻蓝蛋白-B连接. 2.聚球藻( synechococcus leopoliensis 625)藻胆体在0.6M,0.3M和0.1M磷酸缓冲液中解离时,其77K荧光光谱中只出现别藻蓝蛋白-B(F'684)和C-藻蓝蛋白(F655)的荧光峰消长变化,没有出现别藻蓝蛋白(F666)的荧光,我们为此提出在该藻胆体中光能从C-藻蓝蛋白传给别藻蓝蛋白-B两条途径:一是直接传给别藻蓝蛋白-B另一是传递给别藻蓝蛋白和别藻蓝蛋白-B复合物,此复合物在0.lM到0,6M磷酸缓冲液中比较稳定.即: c-藻红蛋白→c—藻蓝蛋白—①别藻蓝蛋白-别藻蓝蛋白-B合物、②别藻蓝蛋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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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棕榈藤茎13属50余种的比较解剖观察,系统地比较了棕榈藤茎的解剖特征,评价其在各种棕榈藤茎鉴别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棕榈藤茎属一级的鉴定问题。除此之外,还讨论了棕榈藤茎的解剖特征与地理分布、系统分类和演化的关系。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应用棕榈藤茎的解剖特征,可以区分到属(见分属检索表),但鉴定到种仍较困难。对棕榈藤茎的鉴定有重要价值的特征有:后生木质部导管和韧皮部的数目,基本薄壁组织细胞的类型,表皮细胞表面观的形状及排列样式,表皮细胞表面有无反射体等,对棕榈藤茎的鉴定有辅助意义的特征有:韧皮部中筛管和伴胞的排列方式,针晶囊的多少和大小等。 (2)依据表皮细胞的形状、排列样式和反射体的有无,可将棕榈藤茎的表皮细胞分为以下5种类型和3种亚型:1.针叶藤型:表皮细胞为长方形,细胞交错排列成砖墙状(如Plectocomia, Laccosperma, Retispatha, Plectocomiopsis).2.黄藤型:表皮细胞为不规则的四边形,细胞排列成斜向网状(如Daemonorops)。3.省藤型:A亚型:表皮细胞六边形,细胞排列成网状,表皮表面有反射体,气孔平列型或四轮列型。B型:表皮细胞四边型,细胞交错排列如砖墙状,细胞长轴平行于茎轴,孔梭形四轮列型。C亚型:表皮细胞四边形,细胸垂周壁呈波浪形,细胞交错排列如砖墙状,细胞长轴平行于茎轴。4.Eremospatha型:表皮细胞六边形,细胞排列成网状,表皮表面无反射体,气孔平列型或四轮列型。5.Calsopatha型:表皮细胞近四边形,细胞排列成不规则网状,细胞长轴几乎垂直于茎轴。表皮表面无反射体。 (3)对白藤(Calamus tetradactylus Hance)茎纤维的成熟模式研究表明,纤维细胞壁的加厚可持续3年以上时间,但在细胞壁加厚的早期和末基匀较缓慢,细胞壁加厚的顺序通常由藤茎的基部向基本向顶部,藤茎的外部向内部以及纤维鞘的内部向外部。 (4)产于西部非洲棕榈藤的种类,其茎的结构特征明显地不同于分布在东南亚的种类,如前者的表皮层表面一般覆盖着膜质,而后者表面常覆盖一层硅质。另外,典型的双后生木质部导管仅见于西部非洲的种类。 (5)棕榈藤茎的后生木质部导管分子为单的平直穿孔板,管间纹孔式为对列式,直径大等于,故属进化类型。而棕榈藤茎韧皮部的演化趋势为:单韧皮部较原始,双韧皮部较进化。 (6)从棕榈藤的生长性看,直立棕榈藤的导管直径较爬行棕榈藤的大小,这可能与自立棕榈藤茎需要更大的机械支持力有关。 (7)通过对棕榈藤茎的结构研究,支持Uhl和Dansfield(1987)对棕榈藤的分类处理,即:将Calamus, Calospatha Ceratolobus, Daemonorops, Pogonotium, Retispatha放在Calamnieae亚族中;另将Korthalsia与Myrialepis, Plectocomia, Plectocomiopsis分别置于Metroxylinae和Plectocomiinae亚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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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麦相关基因ver203F cDNA全序列克隆与功能分析   根据本实验室通过差异筛选技术克隆到的与春化相关的基因cDNA verc203的序列,设计PCR 5’端PCR引物,利用RACE(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克隆策略,得到春化相关基因ver203基因的同源基因ver203F cDNA的3’端序列,长度为1,197bp。Northern分析表明ver203F全长约为1.5 kb且其表达具有春化处理的特异性。根据3’RACE克隆的ver203F 3 ’端核苷酸序列设计了3’端PCR引物,利用5’RACE克隆到该基因的5’端片段,经DNASIS核酸分析软件分析将5’45RACE和3’RACE DNA序列拼接合并,得到ver203F全长cDNA,从TdT加尾5’末端到poly A全长为1,561 bp,5’端起始密码子ATG上游非编码区-1~-192共了192bp,终止密码子TGA到poly A的非编码区有253bp,cDNA编码区全长1,119 bp,推测编码373氨基酸残基。国际基因序列数据库检索表明该基因序列(GenBank/EMBL/DDBJ:AB012013)与大麦茉莉酸诱导基因有部分同源性。因上推测该基因在调控开花过程中可能参与茉莉酸介导的信号传导途径,ver203F作用的发挥可能需要其它蛋白的参与,或ver203F本身就是一个受体蛋白。   为了研究ver203F基因的功能,将通过3’RACE克隆到的ver203F 3’端序到分别构建正义和反义植物表达载体,通过花粉管通道法、农杆菌介导的叶圆片法以及农杆菌介导的真空转化法分别转化小麦、烟草和拟南芥菜。获得转基因植株后,PCR、DNA Dob Blot、Southern Blot分析以及GUS活性检测证明外源基因已整合到转基因植株中,并得到表达。在获得的小麦、烟草和拟南芥菜转基因植株中,它们开花时间都相应地推迟,表明正常植物体内该基因在控制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变中起作用。ver203F可以影响小麦和拟南茶菜花序的发育,首先无论正义还是反义都使得花序的发育受到抑制,在小麦中表现为顶部小穗退化,在拟南芥菜中表现为顶花。其次在转化正义基因的转基因拟南芥菜中,观察到产生的顶花为对称的两朵或以对称的两朵顶花基部为生长点长出丛生花,这种对称花的麦型小麦小穗中小花的表型相类似,说明ver203F基因可能在小麦小花的发育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二. 春化相关基因ver17在开花过程中功能的分析 以春化处理冬小麦(京冬1号)幼苗cDNA为材料,通过减法杂交与差异筛选得到春化相关cDNA克隆verc17。为了研究该基因的功能,以包含CaMV 35S启动子的pBI221为载体,将ver17cDNA片段分别从两个方向插入pBI221的BamH I-Sma I, Xba I-BamH I间,构建正义和反义表达质粒:p17S和p17X,通过花粉管通道法转化小麦。对T0和T1两代转基因小麦的观察发现,在转化反义基因p17X的转基因小麦首先表现为抽穗推迟,其次穗的顶部和基部小穗严重退化,另外还发现转化反义基因的小麦败育现象严重(主要是花粉败育),因此推测ver17基困能可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a.春化诱导型表达;b促进植物开花;c.促进穗顶端和基部花的发育,减少其退化;d.影响雄蕊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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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of red sea urchins (Strongylocentrotus franciscanus) was modeled by using tag-recapture data from northern California. Red sea urchins (n=211) ranging in test diameter from 7 to 131 mm were examined for changes in size over one year. We used the function Jt+1 = Jt + f(Jt) to model growth, in which Jt is the jaw size (mm) at tagging, and Jt+1 is the jaw size one year later. The function f(Jt), represents one of six deterministic models: logistic dose response, Gaussian, Tanaka, Ricker, Richards, and von Bertalanffy with 3, 3, 3, 2, 3, and 2 minimization parameters, respectively. We found that three measures of goodness of fi t ranked the models similarly, in the order given. The results from these six models indicate that red sea urchins are slow growing animals (mean of 7.2 ±1.3 years to enter the fishery). We show that poor model selection or data from a limited range of urchin sizes (or both) produces erroneous growth parameter estimates and years-to-fishery estimates. Individual variation in growth dominated spatial variation at shallow and deep sites (F=0.246, n=199, P=0.62). We summarize the six models using a composite growth curve of jaw size, J, as a function of time, t: J = A(B – e–Ct) + Dt, in which each model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constants A, B, C, and D. We suggest that this composite model has the flexibility of the other six models and could be broadly applied. Given the robustness of our results regarding the number of years to enter the fishery, this information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future fishery management plans for red sea urchin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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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青蒿中青蒿素含量很低,造成生产上成本过高,限制了青蒿素的应用。因此找到青蒿素含量的影响因子,并利用这些因子提高青蒿素含量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青蒿有性生殖过程和生殖结构能够为青蒿遗传育种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利用青蒿高产株系001的茎段作为外植体,通过诱导丛生芽的方法得到无性克隆系s.,利用s.进行了青蒿素含量影响因子的研究。发现在Hoagland培养液中添加0. 44mg/L浓度的ZriS04.7H20,5.72 mg/L的HB03,0.32 mg/L的CuS04.5H20或者5uLmol/L的茉莉酸甲酯时能够明显提高青蒿素含量。 一些试验结果表明青蒿素含量不但受到培养条件的影响,而且和青蒿自身的生长发育有很大的关系。青蒿素含量在营养生长阶段随着青蒿的生长而逐步提高,当每天日照长度短于临界日长一16.5小时,青蒿进入生殖生长阶段,青蒿素含量短日照处理的第9-18天最高,而这一阶段也恰好是青蒿花蕾出现和发育的时期,此后青蒿素含量持续变低。青蒿素在青蒿植株不同器官中含量不同,其中叶片青蒿素含量最高,花蕾中也较高,但茎中含量极低。在不同部位的叶片中含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为中部叶片》下部叶片》上部叶片。青蒿植株不同部位器官中青蒿素含量的差异可能和这些部位腺毛数量的差异有关。 遗传差异是导致青蒿各个植株间青蒿素含量差异的主要原因。对青蒿素低产(02卜1,021-5)高产02卜18, 02卜19, 021-20)的五个青蒿株系进行了RAPD研究,以中间型产量02卜g和02卜d两个株系作对照。用OPRON公司的A,Bc,D,K五组100条随机引物进行PCR扩增。发现OPA15 (5' TTCCGAACCC 3')能在所有高产株系中扩增到一条lOOObp的条带,而在低产株系中则扩增不到这条带。这个条带很可能是高产青蒿株系特有的条带( OPA151000),并有可能作为高产株系的分子标记。 利用整体透明和石蜡切片技术对青蒿的生殖结构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青蒿的头状花序球形,直径大约2—3mm。两性花10-30朵,单层花冠合生,开放时顶端5裂,内有5枚聚合雄蕊。一枚雌蕊,柱头两裂。单性雌花10-18朵,花冠舌状,雄蕊退化。两种花都是子房下位,单室倒生型胚珠。 雌配子体的的发育过程,大孢子母细胞经过减数分裂形成二分体和四分体,四分体中合点端的一个发育成具功能的大孢子,其它三个分解掉,胚囊发育成单核胚囊。然后通过三次有丝分裂经过二核胚囊、四核胚囊阶段发育到八核胚囊,最后形成七细胞、八核胚囊。卵细胞和两个助细胞组成卵器分布在珠孔端,而三个反足细胞分布在合点端。 小孢子母细胞经过两次减数分裂形成二分体和四分体,四分体中的小孢子释放出来后发育成单核花粉,单核花粉经过有丝分裂发育成二核花粉和三核花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