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近代沉积物的古地磁与古环境研究

本论文的主要实验测量工作可分为古地磁学与地球化学二大部分。在古地磁学方面。对JX91-2A（168），JX91-2B（80），JX91-3A（66）和JX91-3B（137）共451个样品进行了天然剩磁（NRM）及交变退磁测量，还进行了磁化率及磁化率各向异性的测量。对JX91-2A，JX91-2B和JX91-3A开展了岩石磁学研究，测量了非粘滞性剩磁（ARM），等温剩磁（ARM），饱和等温剩磁（FIRM）以及个别样品的FIRM衰减曲线，对JX91-3B求出了中间破坏强度（MDF）。在地球化学方面，对JX91-2A（79），JX91-3B（67），JX91-3m(50)和JX91-4G（27）共223个样品进行了X光萤光（XRF）分析。包括10种主要元素及21种向量元素，以及X光衍射（XRD）分析。还对JX91-2A进行了有机碳、微体古生物学及稳定碳氧同位素分析；对JX-91-3B进行了~（210）Pb 测量。另外还对此四岩芯测定了含水量及粒度分布等。所有实验数据都用计算机进行了分析处理，并做了广泛的多学科综合对比研究。在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论文就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得到了一点新的认识。一、渤海黄河口外的浊流系统及浅水浊流沉积。这一浊流系统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证据。二、渤海沉积物的高精度年代学。对于渤海中央盆地沉积物主要采用了全新世以来的海平面变化曲线及古地磁场强度曲线确定年代，定出JX91-2A底部年代为距今8，500年。三、古地磁记录改正方法及渤海地区古地磁长期变样本曲线的建立。四、渤海古环境综合分析及黄河全新世以来的河道变迁。

皱纹盘鲍的遗传育种与养殖技术研究

优良的种质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品种更新和养殖技术的发展已经给世界农业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我国水产生物的育种工作刚处于起步阶段，而育种技术的研究则更是滞后。借鉴陆生生物中发展起来的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加快海洋生物遗传育种相关研究的进度。本研究以我国北方海区重要的海洋经济动物－皱纹盘鲍为研究对象，从表型遗传、数量性状遗传等2个方面开展了皱纹盘鲍的遗传育种研究，同时从幼鲍培育密度与分选效应等方面研究了皱纹盘鲍的中间培育技术。 主要结果如下： 1. 皱纹盘鲍的贝壳颜色遗传、食物对贝壳颜色表现型的影响，贝壳颜色与生长速度间的关系 将贝壳颜色为橘红色（O表型）的突变型皱纹盘鲍与贝壳颜色为绿色（G表型）的野生型皱纹盘鲍进行了连续2代的交配实验。结果表明：皱纹盘鲍橘红色的贝壳颜色相对于绿色的贝壳颜色为隐性性状，皱纹盘鲍的贝壳颜色表型受单位点、2个等位基因遗传控制，其中基因型为oo的个体，贝壳颜色的表现型为橘红色（O表型），而基因型为GG或Go的个体，贝壳颜色的表现型为野生型（G表型）。 为探讨食物类型对不同基因型皱纹盘鲍贝壳颜色表现型的影响，对不同贝壳颜色表型的个体投喂不同种类的食物，结果表明，除遗传因素外，皱纹盘鲍的贝壳颜色表现型显著地受食物类型的调控。其中oo基因型的个体，在摄食底栖硅藻（Navicula sp.）和红藻时，贝壳颜色的表型为橘红色；而在摄食褐藻、绿藻和以海带粉为唯一海藻源的人工配合饵料时，贝壳颜色的表型为黄色。GG和Go基因型的个体，在摄食底栖硅藻、红藻时，贝壳颜色的表型为褐红色；在摄食褐藻、绿藻和以海带粉为唯一海藻源的人工配合饵料时，贝壳颜色的表型为绿色。该结果表明，相同基因型的皱纹盘鲍在摄食不同类型的食物时，贝壳表现型不同，即不同类型的食物可以导致2种基因型皱纹盘鲍的贝壳颜色表现型在一定范围内发生转换：oo基因型的个体，贝壳的颜色可以表现为橘红色或者黄色，不会出现野生型皱纹盘鲍的褐红色或绿色；而GG与Go基因型的个体，相应的贝壳颜色表型只能是褐红色或者绿色，不会出现oo基因型可能表现的橘红色或黄色。特定基因型的皱纹盘鲍，在摄食特定类型的食物时贝壳的相应部位可表现出特定的颜色。皱纹盘鲍的这种“食物－贝壳颜色”的相关性可作为一种形态标记，用于标识皱纹盘鲍的个体和群体，该标记技术可用于皱纹盘鲍的养殖技术和遗传学研究。 此外，选用了贝壳颜色遗传学实验中建立的贝壳颜色发生分离的家系为实验材料，以壳长为指标，分析比较了来自相同家系的O表型与G表型个体之间的生长速度。结果表明，在幼鲍发育至412天止的3-5个统计时段内，没有在同一家系来源的2种贝壳颜色表型个体之间检验到生长速度的显著差异。 2. 皱纹盘鲍不同选育群体及杂交群体的贝壳形态参数分析 在皱纹盘鲍的7个群体中（包括已经对生长速度为指标进行了多代人工选育的群体4个、野生群体之间直接杂交繁育的杂交F1群体3个），测量了4-6龄成体样本的壳长（L）、壳宽（W）、壳高（H）和壳重（Sw），并计算了L/（L+W+H）、W/（L+W+H）、H/（L+W+H）和Sw/（L×W×H）等4个壳形态学参数。用方差分析方法（MANOVA、ANOVA）统计并比较了这些壳形态参数在皱纹盘鲍群体间的遗传变异。结果表明，4个壳形态参数在不同群体间变异系数分别为0.34、0.74、2.62和6.54，其中，H/（L+W+H）与Sw/（L×W×H）在各供试群体间均具有较高的多态性且差异达显著水平，表明这2个参数在不同群体间存在较高的遗传变异。由于在活体情况下无法测量壳重（Sw）性状，建议以参数H/（L+W+H）为指标对皱纹盘鲍贝壳形态（如壳型）等进行人工选择。 3. 皱纹盘鲍成体阶段生长性状的遗传参数估计 采用巢式设计，分析了成体阶段不同发育期皱纹盘鲍的壳长与生长速率的遗传力、不同发育期的壳长性状之间的遗传相关、以及不同发育期的生长速率之间的遗传相关，结果表明：（1）壳长遗传力在受精后第70 、130、320、320、380、490与550天的雄性组分估计值分别为0.161 ± 0.075、0.312 ± 0.131、0.326 ± 0.331、0.135 ± 0.228、0.153 ± 0.185和0.180 ± 0.106；雌亲组分估计分别为0.312 ± 0.172、0.699 ± 0.168、0.695 ± 0.168、0.977 ± 0.407、0.427 ± 0.195和0.449 ± 0.027。（2）生长速率遗传力在受精后第320~380天、490 ~ 550天，雄、雌组分估计值分别为0.080 ± 0.120（雄）、 0.210 ± 0.191（雌）以及0.299 ± 0.146（雄）、0.306± 0.148（雌）。雌亲组分的壳长遗传力和生长速率遗传力估计值较大且均达显著水平，表明皱纹盘鲍在成体阶段依然受母性效应的影响。成体阶段生长性状遗传力水平的估计对制定科学的皱纹盘鲍育种方案有指导意义。（3）雄亲组分估计的不同发育期（第390 ~ 550天）壳长间遗传相关为0.597 ~ 1.000，雌亲组分估计为0.589 ~ 1.177。由雄亲、雌亲组分估计，受精后第320~380天与第490 ~ 550天两个发育阶段生长速率间遗传相关均接近于0。雌亲组分估计不同发育期壳长间遗传相关均达显著水平（t0.05, d.f.=13 = 4.33 ~ 11.69，P<0.01），表明壳长性状早期选择有效，即在皱纹盘鲍早期阶段依据壳长性状对个体进行择优或去劣可在后期阶段获得壳长较大的个体。由于使用的雄亲数目少（8个父系半同胞），实验中以雄亲组分估计的遗传参数误差较大。 4. 皱纹盘鲍选育系间的群体杂交 进行了皱纹盘鲍4个人工选育系之间的完全双列杂交实验，以群体交配的方式共建立了16个组合；此外，以大连“98”选群与汕头“S”选群为亲本，以群体交配的方式建立了4个交配组合。对不同方向的杂交组合进行了中亲杂种优势、超亲杂种优势以及配合力等方面的评价。 （1）测量了4个选育群体（R、97、S和J）及其各杂交组合在受精后第9、20和30天时的壳长，统计分析了不同选育系间壳长性状的差异、评价了不同方向杂交组合的中亲与超亲杂种优势、以及配合力。结果如下： 选育系群体内交配繁育的4个组合，在受精后第9、20和30天的壳长均有显著差异，其中，97  97组合在早期发育各阶段均为最小，分别为0.462 ± 0.023mm、0.698 ± 0.057mm和1.476 ± 0.234mm；S  S组合的3次测量值均为最大，分别为0.522 ± 0.023mm、0.824 ± 0.084mm和1.798 ± 0.229mm。 两个方向杂交组合与选育系亲本群体内交配组合的平均值和高亲值比较，得到如下结果：（A）受精后第9天壳长表现正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有6个、表现负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6个，其中J  97组合的中亲优势率最高，为9.05%；R  S组合最低，为-6.61%。正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4个、负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8个，其中S  J组合的高亲优势率最高，为5.77%；R  S组合最低，为-7.96%。（B）受精后第20天壳长表现正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有7个、表现负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5个，其中J  97组合的中亲优势率最高，为12.60%；J  R组合最低，为-8.72%。正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3个、负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11个，其中J  97组合的高亲优势率最高，为12.20%；J  R组合最低，为-12.67%。（C）受精后第30天壳长表现正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有7个、负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5个，其中97  S组合的中亲优势率最高，为24.08%；S  97组合最低，为-12.69%。正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6个、负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6个，其中97  S组合的高亲优势率最高，为15.95%；S  J组合最低，为-19.44%。上述结果表明，皱纹盘鲍不同选育系之间的交配组合，杂种优势率差异很大，因此，通过组配实验，将杂种优势率高的交配组合选择出来应用于生产，可望显著提高目标性状的产量。 对早期发育阶段各生长期壳长性状，亲本一般配合力（GCA）、各杂交组合间特殊配合力（SCA）以及正反交（REC）效应值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亲本GCA差异显著，说明各选育群体存在显著的遗传差异，其中汕头选群“S”在测量的各个生长期均为正值且显著大于其它各亲本；特殊配合力（SCA）以及正反交（REC）效应值较大在各杂交组合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在早期生长发育阶段非加性遗传效应（显性和上位效应）占主导地位。综合各个生长期亲本GCA和杂交组特殊配合力（SCA）以及正反交（REC）效应值，杂交组合97×S在早期生长阶段不仅有较高SCA值而且两个亲本也具有较大的GCA值，表明选育系97和S较适宜作为杂交亲本使用。 （2）大连“98”选群与汕头“S”选群进行2×2因子设计的群体杂交实验，比较了各交配组合早期存活相关性状如受精率、孵化率、变态率以及壳长性状，评价了两个方向杂交组合平均以及不同方向杂交组合的中亲杂种优势率。结果表明早期发育阶段各组合间的受精率无显著差异，而孵化率、变态率等两个杂交方向平均的中亲杂种优势率为5.49%与12.53%，高于壳长性状的优势率（0.936-1.534%）。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方向的杂交组合在早期发育阶段存活相关性状以及壳长性状存在显著差异。孵化率、变态率性状，S×98的中亲杂种优势率分别为13.21%与21.10%，均高于98×S的-3.84%与3.85%；而第10和25d壳长性状，S×98的中亲杂种优势率为1.14%与-2.52%，低于98×S的1.93%与4.41%。 为进一步评价“98”选群与“S”选群不同交配组合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生长，进行了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研究。从“98”选群与“S”选群的4个交配组合中分别取5月龄幼鲍100头，各组合随机分成3组，每组1个重复，分别于12°C、16°C和 22°C温度条件下进行培育，比较各交配组合基因型与温度对幼鲍生长的影响。不同温度条件下，各组合壳长生长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基因型和温度都能够对幼鲍生长以及最终壳长产生极显著的影响（P < 0. 01），它们的交互作用也达到显著水平（P < 0.05）。杂交子代的幼鲍壳长在12°C、16°C和 22°C温度条件下均表现出杂种优势，双向杂交的中亲杂种优势率分别为5.32%、5.55%和0.03%，表明低温条件（12°C），比高温条件（22°C）下有更强的杂种优势。汕头“S”选群的早期孵化率、变态率、生长性状以及低温条件下幼鲍生长性状的单亲杂种优势率分别为16.64%、42.49%、3.42~5.79%和5.73~9.15%，单亲杂种优势率较大，表明可通过杂交手段，显著地改良汕头“S”选群在早期发育阶段的生长速度、存活率以及幼鲍期的生长性状。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Lerner（1954）杂种优势的基因与环境互作学说。 5. 皱纹盘鲍幼鲍的中间培育技术研究 （1）对南方越冬方式的评价 目前，每年的11月前后，将6-7月龄幼鲍运往南方的闽东、闽中、闽南沿海越冬，翌年4月至6月再运回到北方（大连、山东半岛）的养殖模式已经普遍应用于皱纹盘鲍的实际生产，为评价南方越冬的幼鲍培育方式，本研究分别以不同幼鲍材料在闽东三都海湾进行了越冬培育实验。 选择生产上壳长分别为18.37 ± 1.28 mm、15.89 ± 1.10 mm、14.55 ± 1.10 mm与10.59 ± 0.84 mm的幼鲍进行了为期6.5个月的越冬培育，实验结束时，存活率分别为95.56 ± 2.21%、90.55 ± 1.96%、83.97 ± 1.63%与63.30 ± 2.79%。回归分析表明，供试幼鲍在实验起始时的壳长与越冬阶段的存活率成正相关（P = 0.018 < 0.05）。该结果表明，提高幼鲍的规格可显著提高皱纹盘鲍的越冬成活率，因此对于实际生产而言，采取适当措施提高皱纹盘鲍越冬苗种的规格将大幅增加生产的收益，而采用生长速率快的品种、品系或提早采苗均可实现该目标。综合各规格组幼鲍，幼鲍在南方开放性水域进行越冬培育的平均存活率较高，可达到91.38±0.01%，从幼鲍南方越冬的存活曲线可以看出，幼鲍的死亡主要集中在从大连运至福建某地后的15天内，出现死亡高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运输过程的胁迫。此外，2月及4月中下旬水温出现显著降低或回升时也有较明显的死亡出现。该部分结果，对皱纹盘鲍幼鲍的养成管理有指导意义，可以通过合理安排越冬时间、避开死亡的敏感期等措施减少苗种越冬阶段的死亡量。 以中国大连野生群体繁育的子一代为亲本（10♀，10♂），以群体交配的方式繁育F2代个体为实验材料，分别于南方海区以及北方室内升温水方式下进行生长、存活比较，结果表明南方越冬培育方式下，幼鲍壳长的日增长率为81.37-108.89 µm•day-1，与北方室内升温培育条件相比，壳长生长提高了1.08 ~ 1.68倍；而存活率无显著差异。皱纹盘鲍幼鲍南方越冬方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鲍鱼幼鲍的生长速度加快，同时节约养殖场的能耗 （2）幼鲍培育过程中的养殖密度与分选效应评价 以3种规格皱纹盘鲍幼鲍为材料比较幼鲍在4个培育密度以及分选或混养条件下壳长的平均日生长及特定生长率。在南方越冬培育方式下实验进行106天，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实验初始幼鲍的壳长以及培育密度对壳长的生长有显著影响，而且密度效应在不同幼鲍起始规格组中有不同表现；分选没有能够提高不同规格组的生长。本研究的结果对皱纹盘鲍幼鲍的越冬培育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对胶州湾生态环境影响的现场研究

本文对我国胶州湾养殖的主要滤食性贝类菲律宾蛤仔的生理生态学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定点连续观测、现场模拟实验等综合性方法探讨了菲律宾蛤仔养殖对胶州湾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系统调查了不同季节胶州湾自然沉积物中C、N和P的变化；研究了菲律宾蛤仔生物沉积作用的周年变化；同时还研究了不同月份菲律宾蛤仔的耗氧率，排泄率的变化。结果如下: 1、综述了滤食性贝类通过滤食、生物沉积和呼吸排泄等作用对海区环境的影响,系统评述了埋栖性贝类生物沉积的测定方法及其生态效应。国际上已有不少研究专门报道了贝类在海区现场的生物沉积作用，而在我国，关于埋栖性贝类生物沉积特征的研究较少。 2、在胶州湾红岛附近养殖海区，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7月以及2005年8月到2005年12月对菲律宾蛤仔生物沉积进行了现场测定。大、中和小规格菲律宾蛤仔生物沉积速率范围分别为121.6～1527.4mg/ind·d，49.5～902.1mg/ind·d，14.2～653.9mg/ind·d。海底自然沉积物OM分别为3.1％和5.7±1.1％。而大、中和小规格菲律宾蛤仔生物沉积物的OM分别为6.2±1.2％、5.9±1.3％和6.1±1.4％。大、中和小菲律宾蛤仔生物沉积物TP含量分别为399±26ppm，372±16ppm，345±15ppm。大、中和小规格蛤子生物沉积物中的OP分别为80±17ppm，92±12ppm和102±10ppm，明显高于对照沉积物的OP。生物沉积物中的OP/TP要明显高于对照沉积物，前者为23～25％，而后者仅为20％。菲律宾蛤仔生物沉积速率呈明显季节性变化，其与软体干重呈异速方程关系，a值的变化范围为0.85～4.50（平均为2.32）。菲律宾蛤仔贝肉的OC和ON含量分别为40.80±7.59％和的10.26±2.19％。贝壳的OM、TP、OP、OC和ON含量分别为3.28±0.47%、109.2±16.6ppm、64±22.9ppm、12.21±0.30％和0.19±0.05％。 3、不同规格菲律宾蛤仔的代谢率呈明显季节变化。7月份，单位个体菲律宾蛤仔耗氧率最高为1.72 g/ind•h；8月份，排氨率和排磷率达到最高，分别为2.44μmol/ind•h、0.58μmol/ind•h。菲律宾蛤仔的O:N在10.7~31.9范围内，O:N和N:P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8月份最大。 4、研究了本湾底质环境特征，测定了自然沉积物的OM、OC、ON、TP和OP的含量。胶州湾站位沉积物的有机质和C、N、P含量季节变化不大，有机质含量大约为3.5％，OC和ON含量大约为0.7％和0.06％。TP含量为285ppm左右，OP含量大约为50ppm。养殖海区沉积物有机质和C、N、P的含量明显高于非养殖海区沉积物含量，其C/N、C/OP和OP/TP一般也比非养殖海区站位高。 夏季，胶州湾菲律宾蛤仔养殖区（平均密度按600ind/m2计算）单位面积（m2）的生物沉积速率平均为176g/m2•d，对于整个海湾，将有1.2万吨的悬浮颗粒物通过贝类排粪作用沉积到海底。通过菲律宾蛤仔的呼吸作用，单位面积（m2）的耗氧量为6.67gO2/m2•d；同时从海底向水体释放大约为16.7μmolN /m2•d和3.3μmolP/m2•d的溶解态N和P；对于整个海湾，菲律宾蛤仔将耗掉水体中的467T/d氧气，同时向水体中释放16.4T/d氨氮和7.2T/d无机磷。对于半封闭的胶州湾，大规模菲律宾蛤仔的滩涂养殖其产生的生物沉积物聚集于海底可能会对海区底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环境产生很大影响；而氧的消耗、氨和无机磷的排泄，会对水层中的物理化学环境和营养盐循环产生很大影响。从而由此推测，菲律宾蛤仔高密度大规模的养殖，在整个胶州湾水层－底栖系统耦合作用中可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真鲷(Pagrosomus major)胚胎冷冻保存损伤机理及冷冻精子遗传物质稳定性研究

本文对真鲷心跳期胚胎对5种常用渗透性抗冻剂（DMSO、甘油、甲醇、丙二醇、乙二醇）和3种非渗透性抗冻剂（PVP、PEG-8000、蔗糖）的耐受性进行了研究。渗透性抗冻剂分6个浓度梯度（5%；10%；15%；20%；25%；30%）和3个时间组（10min；30min；1h）。非渗透性抗冻剂中，PVP、PEG-8000分3个浓度梯度（5%、10%、15%）和2个时间组（10min、30min），蔗糖为4个浓度梯度（5%、10%、15%、20%）和2个时间组（10min、30min）。实验结果表明，在渗透性抗冻剂组中，浓度为5%的处理组的孵化率（>90%）与对照组差异均不显著，随着抗冻剂浓度增大及处理时间的延长，真鲷心跳期胚胎的孵化率显著下降（P<0.05），在最高浓度的最长处理时间中胚胎孵化率均降到了0。总体上，真鲷心跳期胚胎对五种渗透性抗冻剂的耐受性从小到大依次为：甲醇 < 甘油 < 乙二醇 < DMSO < 丙二醇。对影响胚胎孵化率的三个因素（抗冻剂、浓度、时间）进行的因素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三种因素对孵化率的影响显著（P<0.05），并且浓度效应 > 时间效应 > 抗冻剂效应。在非渗透性抗冻剂组中，蔗糖组胚胎孵化率未呈显著变化；PVP组随着浓度及时间的增大，孵化率显著下降（P<0.05）；PEG-8000组随着浓度增大孵化率显著下降（P<0.05），但在两个时间组间差异不显著。相同处理情况下PEG-8000对真鲷心跳期胚胎的毒性要小于PVP。因素效应分析比较结果表明仅时间效应不显著，且抗冻剂效应 > 浓度效应 > 时间效应。 对所用各种抗冻剂进行了渗透压测量，实验中使用的渗透性抗冻剂（5%-30%）的渗透压值在959-7980mOsm/kg之间，均高于使用海水的渗透压值（919mOsm/kg）；使用的非渗透性抗冻剂的渗透压值在316-1040mOsm/kg之间，除20%蔗糖渗透压值（1040mOsm/kg）高于海水外，其他非渗透性抗冻剂的渗透压值均要低于海水。对孵化率与相应的溶液渗透压值进行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渗透性抗冻剂的渗透压与孵化率呈显著的负相关（P<0.05），而非渗透性抗冻剂的渗透压与孵化率相关不显著。渗透性抗冻剂组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二次方程的曲线拟合度最高，得到的回归方程分别为：Y10min = -2×10-8X2 10min - 6×10-5 X 10min + 1.5635 （R2 = 0.713），Y30min= 5×10-8X2 30min－0.0007 X 30min + 2.097（R2 = 0.681），Y1h = 7×10-8X2 1h－0.0008 X 1h+ 2.0397（R2= 0.725）。 在真鲷胚胎对抗冻剂耐受性实验的基础上，挑选五种抗冻剂--10%DMSO、5%甘油、10%甲醇、20%丙二醇、10%乙二醇，浸泡真鲷心跳期胚胎30min后，分别以超速（130℃/min）、快速（20℃/min）、慢速（3℃/min）的速度降温并使用低温显微镜进行观察，依次记录Toif（油球结冰）、Teif（胚胎外部结冰）、Tiif（胚胎内部结冰）等结冰点，Toif值在-9~-23℃之间；Teif值在-21~-35℃之间；Tiif值在-21~-52℃之间。结冰顺序为先油球结冰，然后胚胎外部结冰随之内部马上瞬间变黑形成内部冰晶。随着降温速度的提高，各结冰温度值显著下降。各抗冻剂之间的Teif及Tiif值不同，Toif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对两种玻璃化冷冻方法进行模拟观察，发现胚胎冰晶形成的顺序与非玻璃化过程不同--先内部结冰然后逐渐蔓延至外部形成外部冰晶，而且模拟玻璃化的内部结冰温度Tiif值（-52.56℃）显著（P<0.05）低于使用低浓度的同种抗冻剂超速降温组的Tiif值（-40.11℃）。在快速及慢速降温组中，20%丙二醇组的Tiif要显著的低于其他组（P<0.05）；在超速降温中，甲醇组的Tiif值要显著的低于其他组（P<0.05）。在Tiif小于30℃的实验组中获得形态完整胚胎的比例平均仅有30.77%；在Tiif大于30℃的实验组中获得形态完整胚胎的平均比例高达70.37%，模拟玻璃化组达到100%。各抗冻剂之间，复温后胚胎形态完整率10%甲醇组最高（77.78%）；其次依次为10%乙二醇（66.67%）、20%丙二醇（55.56%）和10%DMSO（55.56%）；5%甘油组最低（11.11%）；推测甲醇的对胚胎的渗透效果要好于其他组。综上推测：使用丙二醇、甲醇作为抗冻剂以及玻璃化冷冻保存方法对真鲷心跳期胚胎超低温保存也许较为合适。 我们对低温保存的真鲷精子核DNA损伤进行了研究以期为下一步胚胎遗传物质稳定性研究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为单细胞凝胶电泳（SCGE），针对研究对象，在实验过程中对传统的碱性单细胞凝胶电泳在铺胶方法、电泳条件等进行了改进。对精子细胞进行预处理，在碱性电泳液中使核DNA双链解链变性后电泳，EB染色lOmin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每次随机观察50个左右的核DNA。结果表明，对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精子核按彗尾长度及荧光强度划分等级，出现损伤的精子核DNA的损伤程度主要为轻度损伤和中度损伤，很少见有完全损伤的真鲷精子核。经5%、10%、18%、20%、25%、30%DMSO冷冻保存后的精子彗星率分别为33.47％ ± 8.95％; 35.91％ ± 19.44％; 48.95％ ± 8.90％; 43.33％ ± 11.19％; 55.80％ ± 38.94％。鲜精彗星率为31.43 ％ ± 2.68％。对比真鲷冷冻精液与新鲜精液的精子DNA的损伤状况，表明仅用30％ DMSO冷冻精子DNA损伤状况与鲜精差异显著(P<0.05)。 综上所述，渗透性抗冻剂对胚胎的毒性与其渗透压值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丙二醇对真鲷心跳期胚胎毒性最小，甲醇较其他抗冻剂能更好的渗透入胚胎；玻璃化方法能显著降低Tiif值并能更好的保持超低温保存后胚胎的形态完整性，因此，使用丙二醇、甲醇作为抗冻剂以及玻璃化冷冻保存方法对真鲷心跳期胚胎超低温保存也许较为合适。常规使用的用于超低温保存真鲷精子的DMSO（浓度<15%）不会对精子核物质稳定性造成明显影响。由于胚胎较精子结构要复杂许多，对于真鲷胚胎损伤机理的研究还有大量工作可以开展。

One century record of contamination by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in core sediments from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Sixteen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and 28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were measured at a 2-cm interval in a core sampl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for elucidating their historical variations in inflow and sources. The chronology was obtained using the Pb-210 method. PAHs concentrations decreased generally with depth and two climax values occurred in 14-16 cm and 20-22 cm layers, demonstrating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usage of PAHs might reach peaks in the periods of 1956-1962 and 1938-1944. The booming economy and the navy battl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ight explain why the higher levels were detected in the two layers. The result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revealed that PAHs were primarily owing to the combustion product. Down-cored variation of PCB concentrations was complex. Higher concentrations besides the two peaks being the same as PAHs were detected from 4 to 8 cm, depositing from 1980 to 1992, which probably resulted from the disposal of the out-dated PCB-containing equipment. The average Cl percentage of PCBs detected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mixture of Aroclor 1254 and 1242, suggesting they might origin from the dielectrical and heat-transfer fluid. The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content played a prevalent role in the adsorption of high molecular weight PAHs (>= 4-ring), while no obvious relationship among total PCBs, the concentration of congeners, and TOC was found.

21世纪企业的主要模式──敏捷制造企业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技术─产品的周期日益缩短，如何加速开发质优价廉的新产品就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内容。２１世纪即将到来，世界无疑将沿着２０世纪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它的趋势是：新产品开发速度日益加快、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生产批量越来越小、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上环太平洋地区的兴起，有能力参与这场竞争的企业不断增多。这一切虽给企业带来了机遇，但也给企业造成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为了适应这种环境，１９９１年美国在总结日本、德国和本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把现有企业改造成敏捷制造企业（Ａｇｉｌ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的模式，并认为这是奠定美国２１世纪经济霸主地位的战略举措。敏捷制造企业是从客观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国如何改造企业并和世界经济接轨，敏捷制造企业给我们提出了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方向，本文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21世纪智能机器人发展预测

智能机器人是作为扩大计算机的功能和人工智能的实验床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80年代中期基于感觉控制的智能机器人进入实用阶段.90年代将以装配机器人为先导产品,以电子、电气、精密机械制造为先导应用产业普及,特种机器人也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本文对21世纪的下一代机器人的单元技术,应用领域及其前景作了预测.

贵州都匀牛角塘富镉锌矿床中镉的分布及赋存状态探讨

对贵州都匀牛角塘富镉锌矿的研究发现该矿床高度富集镉，矿石中镉含量一般为2284×10^-6-9850×10^-6，最高为13400×10^-6，比地壳克拉克值（0.2×10^-6)高5－6个数量级，比工业品位高n×10-n×10^2倍，且其储量达到大型矿床的规模，在世界上十分罕见。镉主要以类质同象存在于闪锌矿中，少量镉以硫镉矿等独立矿物形式存在于矿床的氧化带，是风化淋滤过程中形成的镉的次生矿物。

铅－210、钍－228、钚年代学在滇池、洞庭湖和昆明湖环境问题上的应用

笔者在大量的文献调研基础上，试图利用 ~(210)Pb、~(228)Th 等短半衰期的铀系子体确定某些湖泊沉积物的沉积速率及年代，结合 239，240 pu 在我国内陆湖泊的分布规律，以全球 pu 随时间的分布规律探索其测年的可能性，以多核素方法探讨测年结果的可靠性，建立沉积的时间尺度。同时，利用这些核素作示踪研究沉积物表层的生物扰动所造成的混合效应。通过对沉积物垂直方向上物质成份。矿物成份和元素分析，研究沉积环境的演化及近百年工业污染的历史。根据所选湖泊的纬度差别，研究湖泊沉积环境和沉积物类型对所研究的核素方法的影响。本论文是首次利用多核素方法研究我国一些内陆湖泊的环境问题，对在我国继续开展这方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Comparative study by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microcalorimetry of the CO adsorption over supported palladium catalysts

The adsorption of CO on Al(2)O(3), ZrO(2), ZrO(2)-SiO(2), and ZrO(2)-La(2)O(3) supported Pd catalysts was studied by adsorption microcalorimetry and infrared (TR) spectroscopy. Some interesting and new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results of microcalorimetry and IR spectroscopy have been found. The CO is adsorbed on palladium catalysts in three different modes: multibonded (3-fold), bridged (2-fold), both on Pd(lll) and (100) planes, and linear (1-fold) adsorbed species. The corresponding differential adsorption heats lie in the field of high (210-170 kJ/mol), medium (140-120 kJ/mol), and low (95-60 kJ/mol) values, respectively. The nature of the support, the reduction temperature, and the pretreatment conditions affect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Pd catalysts, resulting in variations in the site energy distribution, i.e., changes in the fraction of sites adsorbing CO with specific heats of adsorption. Moreover, the CeO(2); promoter addition weakens the adsorption strength of CO on palladium. Based on the exposed results, a correctness factor, which considers the percentages of various CO adsorption states, must be introduced when one calculates the Pd dispersion using CO adsorption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