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9 resultados para Aesculus chinensis B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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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植物具有多种不同于非克隆植物的生长和繁殖策略。本研究首先综述了这些生长与繁殖策略之中,与我们的实验研究相关的尤其是对于去叶干扰适应策略的四个方面,包括克隆整合、克隆分株大小与密度之权衡( tradeoff)过程、碳水化合物贮备与利用、营养繁殖和芽种群(bud population)调节等。预测克隆植物选择什么样的对策以及某种对策发生作用的条件及程度如何,对克隆植物生态学研究者来说,将是富有挑战意味的课题。 羊草(Leymus chinensis (Trin,) Tzvel.)是禾本科的一种多年生根茎型克隆植物,常常处于由放牧或刈割造成的去叶干扰( defoliation)的胁迫下。在我们的第一个实验(2002年)中,考察了去叶干扰和根茎切割( rhizome severing)是否影响根茎本身和分株地上部分的生长、以及营养繁殖芽的数量特征。同时我们检验如下的假设:直接受到去叶干扰的分株除了会受益于可能的补偿作用之外,还会受益于克隆整合作用,即与之保持根茎联系的未受去叶处理的分株将转移碳水化合物或养分给受去叶干扰的分株,使之得以尽快恢复光合组织。实验结果显示:单次去叶干扰影响根茎生长和芽的产生,而对地上部分的生长影响甚微。只有重度去叶干扰才显著影响营养繁殖芽的产生,而轻度去叶干扰作用不明显。所以,当去叶强度不大时,补偿作用机制将弥补植物由于去叶干扰而受到的损失。我们的实验并未检测到克隆整合的发生,可能的原因是本实验持续的时间不足够长或者是由于根茎中的碳水化合物贮备在去叶干扰发生后发挥了作用,缓解了去叶干扰对羊草分株生长及芽生产的所造成的冲击。 在第二个实验(200 3年)中,为了考查相继数次的去叶干扰是否能够启动羊草分株间的克隆整合,以及启动克隆整合所需达到的去叶干扰的频次,我们将实验样方设计为两部分:核心区( Core section)和外围区(Periphery section)。不同频次的去叶处理(0去叶,作为对照; 1次去叶;3次去叶;5次去叶)仅施加于实验样方的核心区。结果表明,经历3次和5次去叶处理的样方外围区的生物量及水溶性碳水化合物( wsc)含量均明显少于经历1次去叶处理及0去叶处理的样方外围区,这意味着克隆整合在3次去叶和5次去叶两种处理中发生了,而在其它两种处理中没有发生。此外,分株的大小一数目之权衡可能在基株(genet)水平上发生,因此,一个克隆植物基株,当部分分株受到去叶干扰后,将增加其分株数目,但优先增加未受到去叶干扰部分的分株数目。我们将羊草的这种行为视为克隆基株试图逃避干扰的“逃逸行为”( escaping behavior)。 同时在实验中,我们监测了实验样方核心区分株的wsc浓度,目的是查明羊草枝条与根茎中wsc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格局及其对去叶干扰的响应,意在发现羊草枝条地上、地下部分和根茎中wsc浓度的时间变化之间的联系。在生长旺季,对照处理(即O去叶处理)的wsc浓度显著降低,这是由于植物在此时期的高生长速率和高呼吸速率所致;相比之下,其它经历去叶干扰的三个处理中羊草wsc浓度降低不如对照处理那么明显和迅速,甚至在高频次去叶处理中还有所上升,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去叶而使叶面积减小,引起枝条的总呼吸下降所致。羊草枝条中最终的wsc浓度没有受到单次去叶处理的显著影响,却很可观地受到相继数次去叶干扰(3次和5次去叶处理)的影响。去叶干扰可能加速了碳水化合物在气温降低时自地上向地下的转移。枝条的地下部分wsc浓度比地上部分更稳定。在地上部分受到去叶干扰后,根茎中的wsc必然向上输出到地上枝条,而强烈的生长会消耗wsc,但可能的克隆整合(通常在相对频繁的去叶干扰条件下发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wsc消耗。 在此实验中,我们还监测了羊草平均每分株所拥有的芽的数目,包括每分株分蘖节芽(tiller bud)数目和根茎芽(thizomatous bud)数目。从平均每分株芽数目的时间动态来看,各种去叶处理之间的差异程度不大,这主要是羊草在受到去叶干扰后补偿作用的贡献。与对照处理相比,受不同频次去叶干扰的三个处理的根茎芽具有相对于分蘖节的更强的增长优势。去叶干扰对根茎芽生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分蘖节芽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反应是羊草克隆基株的一种逃避干扰的适应性努力,可视为一种“逃逸行为”,也可看作克隆植物觅养行为(foraging behavior)的一种特殊形式。芽的增长在中等频度的去叶干扰条件下最强,似乎同样符合中度干扰理论。有趣的是,特定频度的去叶干扰可能会造成芽种群中两大类型芽之间比例(根茎芽/分蘖节芽)的振荡现象(Oscillation)。 最后展望了对于羊草今后应继续开展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之间在不同生境或不同干扰条件下的权衡关系;二是处于不同斑块对比度( patch contrast)的生境中的羊草克隆分株之问的生理整合,及其强度与斑块对比度的定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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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静态箱式法,在内蒙古典型羊草草原围栏与自由放牧样地对土壤呼吸作用及其影响因子进行连续两年野外对比观测。结果表明,围栏内外土壤呼吸作用的日、季动态差异不大,日动态呈单峰型曲线,高峰值一般出现在午间11:0014:00,最低值出现在凌晨1:003:00。从整个生长季节来看,土壤呼吸作用的最大值出现在6月中旬到7月底,随后逐渐降低。整个观测期间围栏与放牧样地土壤呼吸作用平均值分别是219.18 mg CO2•m-2•h-1和111.27 mg CO2•m-2•h-1,围栏样地土壤呼吸作用明显高于放牧样地,可能与土壤含水量改善和生物量增加有关。对影响土壤呼吸作用的因子分析表明,放牧使土壤含水量和相对湿度明显降低,而对气温、大气CO2浓度和光合有效辐射的影响并不大,且放牧使羊草净光合速率的影响明显增加,而对气孔导度和胞间CO2浓度影响不大。围栏样地土壤呼吸作用与各影响因子的相关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土壤含水量、净光合速率、气温、相对湿度、大气CO2浓度、胞间CO2浓度、气孔导度和光合有效辐射,其中土壤含水量和气温是影响土壤呼吸作用的主要环境因子,净光合速率是主要的生物因子。尽管放牧改变了土壤呼吸速率,但土壤呼吸作用各影响因子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没有改变,只是发生了量的变化。选择目前常用的土壤呼吸作用水热因子模型,在放牧与围栏羊草草原分别进行了验证和评估。在低温低湿条件下,土壤呼吸作用主要受温度调控,然而,随着温度升高和水分增加,温度单因子模型不能模拟水分对土壤呼吸作用的激发作用。在干旱半干旱的典型草原区,土壤呼吸作用主要受土壤含水量影响,而如果把温度的调控作用考虑进去能进一步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在围栏样地,水热双因子线性模型的相关系数高于其它模型,可以解释土壤呼吸作用82%以上的变化情况,而对于放牧样地来说,指数模型、指数-乘幂模型和指数-Arrhenius方程的相关系数(R2=0.87-0.88)高于线性模型(R2=0.73-0.79)。 在温室实验中,通过模拟典型草原优势植物种羊草不同密度对土壤呼吸作用的影响,采用根系生物量梯度外推法对羊草种群根呼吸作用与微生物呼吸作用进行了区分。结果表明,羊草根系呼吸速率在生长初期最大, 达到33.5 mg CO2•gDW-1•h-1, 随着植物生长逐渐降低而趋于稳定, 在1.1~2.0 mg CO2•gDW-1•h-1之间变动。整个生长季节根呼吸作用占土壤呼吸总量比例从9.7%逐渐上升到52.9%,平均值为36.8%。尽管随着生长根呼吸速率逐渐降低, 但根系生物量的增加却使根呼吸作用所占比例不断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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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是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主要限制因子。由于人类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活动不断加剧,导致全球性氮沉降增加,使大多数生态系统氮素的可获得性增强。从而降低或消除了氮素对生态系统的限制作用,加速了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对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由于成土母质、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植被组成等的差异,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对氮素增加的响应也不尽相同。欧洲和北美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对于草地生态系统对于全球性氮沉降增加响应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对于分布广泛的欧亚大陆草原研究相对不足。 本文研究选择对于欧亚大陆草原较具代表性的成熟羊草草原群落及该群落的退化类型为研究对象,从1999年开始,在这两类群落中选取地形相对平缓均一,植被组成一致的地段设置了施肥小区并进行持续氮素添加实验。本文研究了成熟和退化羊草草原群落物种功能特性与土壤微生物量C、N、P对氮素添加响应。 羊草群落中6种主要植物的地上生物量、种群密度、比叶面积、叶氮和叶绿素含量对于氮素添加响应以及各指标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表明:比叶面积、基于质量的叶片含氮量和叶绿素含量、叶绿素a和叶绿素b的比值等叶片水平上物种功能特性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和决定了种群密度和地上生物量对氮素添加的响应。羊草通过提高比叶面积、叶片叶绿素含量和含氮量、种群密度及个体生物量等多重调节功能对氮素添加做出响应。西伯利亚羽茅主要通过提高比叶面积、单位质量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和含氮量,以及株丛生物量,使其在群落占据优势。大针茅和冰草在提高比叶面积、叶片叶绿素含量和含氮量的调节能力相对较低,种群密度沿氮素添加梯度显著降低。黄囊苔草只能通过提高叶片叶绿素含量和含氮量对氮素添加做出响应,其叶绿素a与叶绿素b的比值沿氮素添加梯度逐渐降低,种群密度和地上生物量也显著降低。糙隐子草的叶绿素a与叶绿素b比值沿氮素添加梯度显著降低,但由于糙隐子草具有较高的SLA,且对叶绿素、叶片含氮量的调节能力较强,氮素添加处理没有对其种群密度和地上生物量产生显著的影响。上述结果支持Tilman的光资源竞争假说和Knops等的物种替代假说。 成熟和退化羊草群落土壤微生物量、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速效氮、pH以及凋落物碳、氮、磷含量的测定结果表明:(1)成熟羊草群落表层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均随氮素添加量的增加而降低;退化羊草群落表层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沿氮素梯度表现出先增加而后降低的趋势;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各群落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均与土壤pH呈显著的正相关。(2)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均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下将;而对照的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则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显著正相关。(3)年度间降水量差异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具有较大影响。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成熟羊草群落土壤微生物生长不受氮素限制,但退化群落不同;氮素添加导致的土壤酸化作用可能是两类群落表层土壤微生物量下降的主要因素,且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0-10cm的表层土壤;表层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对氮素添加的响应可能还受到其它因子(如生长季降水量)的影响;深层土壤微生物量较低主要是由于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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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与大气间CO2通量的长期观测能够使人们加深对陆地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中科学地位的理解。在生态系统水平上,涡度相关技术是评价植被/大气间净生态系统CO2交换量的主要手段。本研究以内蒙古羊草草原通量站为试验平台,以涡度相关技术为主要技术手段,以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羊草草原围封样地2003~2005年开路涡度相关系统观测的CO2通量数据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内蒙古羊草草原生态系统CO2通量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在建立生态系统尺度CO2通量观测基本方法论的前提下,集中探讨了不同时间尺度内蒙古羊草草原生态系统净生态系统碳交换、呼吸作用以及碳吸收的季节变异特征及其控制机制,初步建立了内蒙古羊草草原净生态系统CO2交换量估算的基本方法,可为生态系统过程模拟与模型预测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主要结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功率谱和协谱分析表明,开路涡度相关系统对高频湍流信号的响应能力可以满足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实际观测要求。与闭路涡度相关系统和常规气象系统对比分析表明,开路涡度相关系统在CO2通量长期观测中仪器性能稳定,可以满足CO2通量长期观测的客观需要。坐标旋转校正是复杂地形条件下CO2通量测定理想的倾斜校正途径。能量平衡闭合的测试仅可以作为数据质量评价的参考标准之一,而不能作为CO2通量数据质量评价的绝对标准并用于数据校正。 2. 按照CO2通量吸收的高峰特征划分,正常降水年,内蒙古羊草草原CO2通量同时具有一个吸收高峰和两个吸收高峰的特征。而极端干旱年蒙古羊草草原的CO2通量具有两个吸收高峰的特征。在严重干旱胁迫条件下,2005年内蒙古羊草草原生态系统净生态系统交换出现显著下降的趋势。净生态系统交换下降主要是降雨量减少的影响。 3. 通过分析不同时间尺度上CO2通量和环境因子的关系,发现小时尺度上,内蒙古羊草草原生态系统的净生态系统交换主要由光合有效辐射控制,而饱和水汽压差和土壤含水量是影响生态系统光合作用的另外两个关键因素。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降雨量和物候相的变化是调节生态系统碳通量大小的主要因素。最大的生物量和LAI出现的时间和最大的NEE出现的时间相吻合,但是降雨量的变化可以改变这种关系。 4. 在内蒙古羊草草原区>3mm的降雨被认为是对生态系统有效的。土壤含水量(0~20cm)在一次有效降雨事件发生后,约1~2天后才会发生响应, 2003年和2004年,NEE在 >3mm的降雨事件发生后,NEE开始增加,4~6天后达到高峰。随着降雨的结束,NEE在达到高峰后开始降低,10天后达到初始值的60~70%。 5. 在生态系统水平上,温度和土壤水分条件的季节动态是控制生态系统呼吸季节变化模式的重要环境要素,在干旱胁迫的条件下,水分条件也可能成为生态系统呼吸的主导因素,生态系统呼吸在干旱条件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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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放牧是导致浑善达克沙地荒漠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该地区占据优势的根茎型克隆草本植物不仅被牲畜频繁地采食,而且也面临着频繁的沙埋和养分胁迫的干扰。通过克隆生长,这些根茎型植物的单个基株能够跨越异质性的资源斑块,同时也可能遭受局部的、非均匀性的采食或沙埋。克隆整合可能会作为一种补偿性机制促进被采食克隆部分或分株的恢复和生长,因而,能够缓解采食及其与环境因素(沙埋/养分胁迫)交互作用对克隆植物的影响。本文以浑善达克沙地草地典型的根茎型沙生植物种和草地植物种为实验材料,应用(野外和温室)实验生态学方法检验了克隆整合的这种效果。 在一个野外实验中,通过对共存在沙丘上的两种根茎型克隆植物沙地雀麦(Bromus ircutensis Kom.)和沙鞭(Psammochloa villosa (Trin.) Bor.),及两种非克隆植物褐沙蒿(Artemisia intramongolica H.C.Fu)和草木樨状黄芪(Astragalus melilotoides Pall.)的个体植株进行不同强度(0、50、90%)的枝叶去除处理,我们发现:50%和90%的枝叶去除增加了沙地雀麦和沙鞭的相对生长率(RGR);而90%的枝叶去除显著减小了褐沙蒿和草木樨状黄芪的RGR。经两个多月处理后,与对照相比,去除枝叶的非克隆植物的地上生物量恢复的远不及克隆植物完全。这些结果表明克隆植物比共存的非克隆植物更能忍耐采食。在分株种群水平上开展的另外一个野外实验表明,在50%的去除强度下,根茎连接明显改善了沙鞭分株种群的表现,但对沙地雀麦分株种群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在90%的去除强度下,根茎连接显著的改善了两种植物分株种群的表现,显示出克隆整合的重要作用。而且,与未剪除的分株种群相比,两种植物当遭受90%的去除强度后,其根茎保持连接的分株种群产生了更多而小的分株个体。 以羊草(Leymus chinensis (Trin.) Tzevl.)和赖草(Leymus secalinus (Georgi) Tzvel)的克隆片断为材料,通过两个温室实验研究了克隆整合对克隆植物忍受采食与沙埋/养分胁迫交互作用的影响。每个克隆片断由一个近端(发育上较老)分株和一个远端(发育上较年轻)分株组成。近端分株不进行胁迫处理,而远端分株进行重复去除 枝叶沙埋/养分胁迫处理;同时,切断或保持克隆片断的根茎连接。结果表明,单因素的干扰对两个种远端分株的影响较小。当遭受剪除处理后,低养供应的赖草远端分株显示出比高养条件下更强的生物量补偿能力。当两个种的远 端分株处于单因素胁迫时,根茎切断很少影响其生物量生产和新分株的形成;而当远端分株同时处于枝叶去除和沙 埋/养分胁迫下时,切断根茎对两个种远端分株的生物量和分株的产生造成了明显的负效果,表明克隆整合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但克隆整合并没有导致近端分株的显著损耗。 基于以上实验结果,我们得出:克隆整合可以明显提高浑善达克沙地根茎克隆植物应对枝叶去除,及其和沙埋/养分胁迫交互影响的能力,是克隆植物适应频繁干扰的沙地草地环境的重要对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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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是草地最主要的利用方式,草地植物被家畜采食而部分或全部去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内蒙古草原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干旱半干旱草原,长期以来,过度放牧使草地的植被、土壤状况不断趋于恶化。由于过度放牧,草地植物正常的生理生态特性受到影响,光合作用能力、生长能力和繁殖更新能力等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本文从动物-植物-土壤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着重研究了过度放牧和刈割对内蒙古草原的一种典型植物—羊草(Leymus chinensis (Trin.) Tzevel.)形态、生长和生理的影响,以及羊草对放牧和刈割的生理生态响应,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过度放牧使土壤表层含水量、有机质含量和氮含量显著下降;羊草的叶量减少,比叶面积增大,节间缩短,分蘖减少;羊草的生物量根部分配比例增大,生殖器官则分配很少;羊草种群高度、盖度、密度和相对生物量均比对照显著降低。试验结果说明,过度放牧从短期可以影响到羊草种群和部分形态特征,长期则影响羊草的生物量分配模式,最终还使羊草的生境趋于恶化,不利于羊草的生长。同时,羊草对放牧也形成了一定的适应性。例如,比叶面积增大,增加了更多的光合叶面积;节间缩短可以躲避家畜啃食;生物量向根部集中,增大了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面积等。 2.过度放牧使羊草的净光合速率显著降低;光合作用补偿点增大,光合作用饱和点却降低;蒸腾速率、气孔导度下降,暗呼吸速率增大;光系统Ⅱ的光化学效率、实际量子产量和光化学粹灭值均显著低于围封样地;瞬时和长期的水分利用效率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试验结果表明,过度放牧强烈制约了羊草的光合作用能力和水分利用效率。而植物的光合作用是物质生产的基础,羊草光合能力的降低必然导致其生物产量的降低,从而也改变了羊草种群在整个生物群落中的作用和地位。 3.羊草在轻度(地上20%)和中度(地上40%)刈割条件下可以获得更大的地上累积生物量,表现为超补偿生长,并且地下生物量降低较少,相对生长速率较高,分蘖较多。而重度(地上80%)刈割可收获的地上累积生物量远少于对照,表现为欠补偿生长,且地下生物量大量减少,分蘖较少。在轻度或中度刈割条件下,施氮肥可以起到稳定维持植物生物产量的作用,但是重度刈割条件下,即使施加再多的氮肥也不能补偿植物生物量的损失。施磷肥对羊草的补偿性生长特性没有明显影响。而干旱加刈割处理的羊草不管是哪个刈割水平,均为欠补偿生长,地下生物量低,相对生长速率较低。 4.轻度刈割后羊草剩余叶片经过3天左右的生理恢复期后,表现出了明显的补偿性光合作用。中度和重度刈割羊草的生理恢复时间较长,没有表现出补偿性光合作用。刈割和施氮处理羊草剩余叶片的净光合速率变化和仅刈割处理(对照)基本上相同。刈割和干旱处理羊草剩余叶片的光合速率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各刈割水平均没有表现出补偿性光合作用,主要是干旱导致气孔关闭,限制了叶片的气体交换。刈割后叶片气孔导度的增加可能是补偿性光合作用发生的重要原因。但叶片受到强烈伤害后,气孔导度虽然增加,其呼吸作用也增大,所以净光合速率还是较低。重度刈割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升高可以增加其光合作用潜力,为恢复正常生长作了生理上的准备,这可能是植物对刈割或放牧的一种生理适应性。 研究放牧条件下植物对动物采食的反应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生态学意义,而且对提高植物的净生长量,维持草地持续的生产能力,实现草地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草地主要植物对牲畜采食的补偿性生长效应及其条件,对合理利用草地可再生资源,确定合理的放牧强度有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植物的超补偿效应,适时放牧,控制放牧强度,实现草地植物可食部分的超补偿生长,实现草地的最优化利用和生产力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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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形繁殖体是具有吸湿芒和锐利尖端的一种繁殖体类型。芒的吸湿运动促使锥形繁殖体穿透土壤,而存在于繁殖体上的短硬刚毛阻止它在芒再次打开螺旋时从土壤中退出。通过这个过程,种子被埋藏到一定深度,称之为种子(繁殖体)的打钻作用,这是锥形繁殖体最主要的功能。锥形繁殖体的结构和功能代表了繁殖体在生活史各个阶段的适应,可能是植物在群落内占优势的原因之一。针茅属植物是具有锥形繁殖体的植物中较大的一类,常常被看作是识别地带性植被的优势种。小针茅分布于荒漠草原,克氏针茅和大针茅分别分布于典型草原较干和较湿的区域。沿着环境梯度的变化这些植物呈现明显的生态替代。因此,我们以小针茅、克氏针茅和大针茅为研究对象,从种子打钻、种子埋藏、种子生理特征出发研究针茅属植物的繁殖体特征对地带性分布的适应。结果表明: 小针茅的实生苗主要由当年种子产生,克氏针茅和大针茅在当年的冷秋季节和第二年的春季均能够产生实生苗。根据土壤种子库分类,三种针茅均具有瞬时种子库,所不同的是小针茅具有I型种子库的特征,克氏针茅和大针茅具有II型种子库的特征。针茅属植物通过芒的吸湿运动将繁殖体埋入土壤,这个过程可以造成种子损伤,但大部分只是引起基盘的脱落,而这不影响萌发,受到严重损伤的种子仅占种子库很小的一部分。 繁殖体吸湿芒的损伤程度和繁殖体的入土角度都影响繁殖体的埋藏。当芒被过度损伤以致不能提供杠杆作用时繁殖体不能埋藏。而繁殖体入土角度和埋藏深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繁殖体的埋藏能力并不总是与土壤条件有关,大针茅和克氏针茅的繁殖体埋藏与土壤类型有关,而小针茅的埋藏主要与环境的湿度条件有关。 种子埋藏深度通过减少实生苗出现率和推迟实生苗的出现时间来影响实生苗的出现。埋藏深度与实生苗的出现率呈显著负相关,与实生苗出现时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棕钙土内种子埋藏深度对实生苗出现的影响比在栗钙土内的影响更明显。不同针茅物种具有不同的最适埋藏深度范围,小针茅的最适埋藏深度更浅而范围也更窄,这与它出现的环境有关。因此,繁殖体的形态和生理特征都体现了不同针茅繁殖体对环境条件的进化适应,可以从有性更新的角度解释针茅属植物的地带性分布和生态替代的原因。 放牧是羊草草原的主要利用方式。放牧引起的植被变化影响水分的可用性,而反过来植物所获取的水分来源也可以影响物种的分布。通过测定内蒙古羊草草原群落放牧和不放牧区内主要植物种和土壤的氢同位素值来研究植物 的水分来源,确定放牧对植物使用水分来源的影响,调查放牧前后植物的水分来源变化和相对生物量变化的关系。 我们发现120 cm深的土壤剖面在统计学上可以分为三层:0-20 cm, 20-50 cm和50-120 cm。低于50 cm土壤层的氢同 位素信号类似于地下水,这部分水分很少受到降雨的影响也不被任何植物所利用。群落内,灌木小叶锦鸡儿主要使 用来自20-50 cm土壤层的水分,除此之外大多数物种则主要使用来自水分含量频繁波动的地下20 cm土壤层内的水分。放牧使群落倾向于利用更浅层的土壤水,对植物的水分来源的影响则直接反映到它们的生物量变化上。此外,植 物水分来源对放牧的响应和生物量对放牧的响应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水分来源受到放牧影响越大的植物对放牧的响应越敏感。因此,我们有可能能够通过植物对水分来源的利用来估计物种在放牧演替中的丰富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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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不仅导致了温度的升高和降水格局的变化,亦引起了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研究羊草光合参数对水分胁迫及复水的响应,可以增进全球变化对植物光合作用和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理解,揭示羊草光合参数对水分胁迫及复水的响应机理,为发展植物光合参数对水热变化的响应模型提供参数与依据。基于温室模拟试验和野外观测实验,采用Li-6400R便携式光合作用系统(Li-cor, Lincoln, NE, USA)测定了羊草(Leymus chinensis)叶片A/Ci曲线(净光合速率A和胞间CO2浓度Ci的关系曲线),获取了羊草叶片的光合参数Vcmax(Rubisco的最大羧化速率)、Jmax(最大光合电子传递速率)和TPU(磷酸丙糖利用率),分析研究了羊草叶片光合参数Vcmax(Rubisco的最大羧化速率)、Jmax(最大光合电子传递速率)和TPU(磷酸丙糖利用率)对干旱与复水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无论是模拟实验还是野外观测均显示羊草叶片的光合参数随着土壤水分的增加呈抛物线曲线变化,但各光合参数最大值对土壤水分的响应不同。温室模拟下的羊草光合参数Vcmax,Jmax和TPU在土壤含水量分别在15.56%,15.89%和16.23%时达到最大,而野外观测羊草的光合参数Vcmax,Jmax和TPU在土壤含水量分别为16.89%,17%和16.79%时达到最大。复水后羊草植株叶片光合参数的变化取决于前期干旱的影响,土壤含水量18%~19%和15%~16%处理的羊草复水后光合参数能够恢复正常,前者甚至超过正常水平,说明适宜的水分胁迫在复水后能够提高羊草叶片的光合能力,促进光合作用;土壤含水量10%~12%和7%~9%处理下的羊草复水后光合参数则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土壤含水量15%~16%可能是羊草光合能力在水分胁迫后能否恢复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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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不同放牧率下的优势植物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植物解剖结构和化学成分方面,对内蒙古典型草原和北美混合普列里草原的放牧演替机制进行探讨,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放牧演替过程及其主要植物对放牧的适应机理。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长期不同放牧率的放牧(内蒙古典型草原区放牧15年和混合普列里草原放牧19年)对所有物种(IMGERS的羊草(Leymus chinensis)、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扁蓿豆(Melissitus rutenica)、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冷蒿(Artemisia frigida)和星毛委陵菜(Potentilla acaulis)和CGREC的Artemisia frgida ,Poa pratensis, Agropyron smithii,Solidago rigida, Helianthus rigidus和Symphoricarpos occidentalis)叶片的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面积、叶肉细胞面积、栅栏/海绵组织厚度、叶片厚度、中脉厚度均产生显著影响;放牧显著影响了两个研究区不同生活型功能群植物叶片的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面积、叶肉面积、栅栏/海绵组织和中脉厚度。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区草本植物功能群的叶片下角质层厚度、栅栏/海绵组织厚度显著大于灌木功能群,而美国混合普列里草原研究区,草本植物功能群的叶片下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面积、叶肉细胞面积、栅栏/海绵组织厚度、叶片厚度、中脉厚度均显著大于灌木功能群。 2. 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区放牧率显著影响了糙隐子草和小叶锦鸡儿的比叶面积(SLA);在美国混合普列里草原研究区,放牧率显著影响了冷蒿SLA。但对生活型功能群的SLA影响不显著。 3. 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区放牧对物种叶片叶绿素含量、纤维素含量影响显著,放牧仅显著增加了扁蓿豆叶片的含氮量。美国混合普列里草原研究区物种叶片的全碳、干物质、酸性洗涤纤维、叶绿素a+b含量受放牧率的显著影响。两研究区放牧率对叶片叶绿素a+b含量影响显著。放牧率也显著影响了不同生活型功能群的全碳含量和叶绿素a+b含量。 4. 两研究区叶片表皮细胞面积和叶肉细胞面积无牧和重牧下显著正相关,表皮细胞面积和叶片厚度在轻牧下显著正相关,叶肉细胞面积和叶片厚度在无牧、中牧和重牧下显著正相关,比叶面积和叶绿素a+b含量在轻牧下显著正相关。扁蓿豆叶片的表皮细胞面积和叶肉细胞面积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全碳含量和叶绿素a+b含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Artemisia frgida叶片的角质层厚度和叶片厚度间显著正相关,Poa pratensis叶片的角质层厚度和表皮细胞面积间显著负相关,Solidago rigida叶片表皮细胞面积和光合速率显著正相关。Helianthus rigidus叶片叶肉细胞面积和叶片厚度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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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养殖大量使用铜(Cu)作为饲料添加剂会在养殖废物的排放和利用中导致一定的环境问题。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调整,畜牧业作为东北地区二次振兴的主要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由此会产生大量的畜禽粪便用于农业土壤施肥。而东北地区又是我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研究畜禽粪便农用的健康及环境风险就显得殊为必要。黑土是东北地区最主要的土壤类型,本文以东北黑土为供试材料,通过在盆栽实验中添加不同Cu浓度的猪粪来模拟施肥年限不同的菜园土,研究土壤中Cu累积对小白菜(Brassica chinensis L.)地上部分生物量与Cu含量、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土壤酶(脱氢酶、脲酶、酸性磷酸酶)活性、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以及对土壤功能微生物——氨氧化古菌(AOA)和氨氧化细菌(AOB)等的影响,从而实现含Cu猪粪农用对食物链途径的健康风险以及土壤生态系统的生态风险的综合评价。 研究结果表明,施用猪粪显著地改善了土壤的pH,增加了小白菜地上部分生物量,对其体内Cu浓度则没有显著影响;小白菜地上部分Cu浓度与土壤全Cu和水溶态Cu浓度显著正相关(P<0.01),而地上生物量与土壤全Cu浓度显著负相关(P<0.05)。当土壤全Cu浓度达到300 mg kg-1后,小白菜地上部分生物量受到强烈抑制。 猪粪的施用在一定时期内显著地促进了脱氢酶和脲酶的活性,但随土壤Cu浓度的增加,脱氢酶、脲酶和酸性磷酸酶的活性逐渐受到抑制。当土壤全Cu浓度达到300 mg kg-1后,微生物生物量、脱氢酶、脲酶、酸性磷酸酶等均受到强烈抑制。 施加猪粪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当土壤Cu浓度达到170 mg kg-1后,显著地抑制了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种植小白菜后,各处理间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没有显著差异,意味着植物能够维持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主成分分析(PCA)结果显示,当土壤全Cu浓度达到300 mg kg-1后,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与其它处理显著不同。 猪粪显著地促进了土壤的硝化潜势速率(PNR)。随着Cu浓度的增加,硝化潜势速率逐渐受到抑制,当土壤全Cu浓度达到170 mg kg-1后,即与对照无显著差异。植物在维持硝化速率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古菌amoA基因在每克干土中的拷贝数在9.4*106~2.59*107,细菌amoA基因在每克干土中的拷贝数约为1.48*106~1.41*107。猪粪在一定时期内显著地增加了AOA和AOB的数量,当土壤Cu浓度达到300 mg kg-1后,AOA和AOB的数量显著下降,并且AOA与AOB amoA基因拷贝数的比值增加,在小白菜栽种前(B1)和小白菜收获后(B2)分别为2.33和9.26,这意味着在高Cu浓度胁迫下,AOA的耐受性更强。古菌与细菌的amoA拷贝数与PNR之间则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意味着AOA和AOB种群结构以及其中某些种群的活性可能发生了变化。 本文通过对东北黑土菜地土壤中Cu在作物体内的迁移积累及其对土壤微生物学指标(微生物生物量、酶活性、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及功能微生物)的影响的综合研究,揭示了含Cu猪粪农用所造成的健康和生态风险,为建立适宜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通过本研究得出,黑土蔬菜种植中Cu浓度的阈值在170-300 mg kg-1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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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回收是植物衰老时,养分从衰老组织向活的组织体转移的一种过程。该过程延长了养分在植物体内的滞留时间,提高了植物保持养分的能力,因此是植物适应养分贫瘠生境的策略之一。全球气候变化,包括降水格局改变和氮(N)沉降增加,改变了生态系统正常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因此可能会对植物的养分回收特性产生影响。研究不同N、磷(P)、水梯度上,植物物种养分回收特性的响应格局,对于预测N沉降增加和降水格局改变对物种养分利用策略的潜在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多伦恢复生态学实验站长期施N肥实验(0,1,2,4,8,16,32,64 g N m-2 yr-1等8个水平)为研究平台研究了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群落中优势植物养分回收随N素添加梯度的变化,同时结合三个盆栽控制实验(施N肥实验:0,0.5,1,2,4,8,16,32,64,128 g N m-2等10个水平;施P肥实验:梯度同施N肥实验;控水实验:3600,4000,4500,5143,6000,7200,9000,12000,18000,36000 mL pot-1等10个水平),主要探讨了羊草(Leymus chinensis)养分回收效率(从衰老组织中回收转移的养分百分数,RE)和养分回收度(以枯叶中养分浓度衡量,RP)以及其它叶片养分特性(绿叶养分浓度和比叶面积SLA)对环境因子改变的响应格局。同时,我们还调查了枯叶C:N比和C:P比等参数,研究环境因子改变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1)连续4年施N肥显著降低了五个物种叶片N素回收度(NRP),对P素回收度(PRP)的影响在各物种间差异较大,但低N提高了多数物种的PRP;物种间,冷蒿(Artemisia frigida)RP(枯叶N和P浓度分别为14.3±2.0 mg g-1和0.68±0.09 mg g-1)最低,砂韭(Allium bidentatum)(N:5.2±0.2 mg g-1,P:0.12±0.01 mg g-1)最高。沿施N梯度,N素回收效率(NRE)的变化趋势在物种间差异较小但在方法间(叶干重水平,叶面积水平和单株水平)差异较大,而P素回收效率(PRE)的变化在物种间和方法间差别都较大。叶干重水平和叶面积水平上,NRE在四个物种中表现出显著降低的趋势,PRE只在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和星毛委陵菜(Potentilla acaulis)中显著降低,其它三个物种变化不显著。单株水平上,所有物种NRE(除了克氏针茅)和PRE均与施N量梯度无显著性关系。物种间,砂韭的RE最高(>80.0%),冷蒿和星毛委陵菜最低(<60.0%)。方法间,叶片水平上的RE均高于单株水平上。沿施N肥梯度,两个禾本科物种SLA无显著变化规律,而其它三个物种SLA表现出先增加后变化不大的趋势。物种间,最高和最低的SLA分别表现在冷蒿和克氏针茅。沿施N肥梯度,五个物种C:N比呈先显著降低后缓慢降低的趋势。物种间,最大和最小的C:N比分别出现在砂韭和冷蒿。 2)盆栽施N肥实验中,一定范围内,施N肥显著提高了羊草地上地下生物量、SLA和绿叶N浓度,显著降低了C:N比、NRP、NRE和PRE,但对绿叶P浓度、叶片PRP和C:P比无明显影响。平均枯叶N浓度和枯叶P浓度分别为16.2 mg g-1和1.01 mg g-1,平均NRE和PRE分别为46.1﹪和58.1﹪。10月时,地下生物量和养分积累均高于地上部分。 3)盆栽施P肥实验中,一定范围内,施P肥显著地提高了羊草地上地下生物量、SLA、绿叶N浓度和绿叶P浓度,显著降低了C:N比、C:P比、NRP、PRP和PRE,但对NRE无显著影响。平均枯叶N浓度和枯叶P浓度分别为9.9 mg g-1和7.43 mg g-1,平均NRE和PRE分别为58.2﹪,平均PRE为56.1﹪。10月时地下部分生物量和N库积累均高于地上部分,而P库在两个部分间差别不大。 4)盆栽控水实验中,一定范围内,供水量增加显著增加了羊草地上地下生物量、SLA、NRP、PRP、PRE、C:N比和C:P比,显著降低了绿叶N浓度,但对绿叶P浓度和NRE无显著性影响。平均枯叶N浓度和枯叶P浓度分别为10.4 mg g-1和0.32 mg g-1,平均NRE和PRE分别为54.4﹪和76.8﹪。10月时,地下部分生物量和养分积累均高于地上部分。 以上结果表明,N、P和水分因子的改变影响了植物生物量和养分分配、叶片养分特性、养分回收能力以及枯叶分解质量等,且不同梯度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未来全球变化包括N沉降增加和降水格局改变可能影响植物养分利用策略和凋落物分解特性,进而可能对植被-土壤系统养分循环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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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是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和初级生产力的限制因素。近年来由于人为干扰和气候干旱,特别是过度放牧,导致半干旱地区草原严重退化,草地生产利用和生态服务功能日益衰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草原退化演替主要表现为不同植物种的消长和替代过程。在内蒙古草原,过度放牧导致多年生根茎禾草和丛生禾草被豆科灌木或具根茎和不定根的杂类草替代,丰富的多年生杂类草被一、二年生植物替代。目前,对于上述功能群之间的替代机制,以及草原退化的机理尚不十分清楚。本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选取了79年围封的大针茅(Stipa grandis)样地、其外围的自由放牧样地及中德合作项目“ Matter Fluxes in grassland of Inner Mongolia as influenced by stocking rate (MAGIM) ”的传统平地放牧处理小区为研究对象,从植物-水分关系的角度,利用氢和碳稳定性同位素技术,研究主要植物种和功能群水分来源和水分利用效率对放牧的响应,进而揭示放牧干扰下草原退化的机理。本研究取得了如下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 1. 在干旱年份,雨水仅湿润了大针茅草原0-20cm的表层土壤。土壤中保存的冬季降水贡献了植物可利用水分的30%,而在正常年份只有10%。干旱季节羊草(Leymus chinensis)和大针茅能够利用土壤60cm以下保存的多年降水,而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和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只能利用生长季的雨水。长期过度放牧使冰草和糙隐子草的相对生物量和相对多度均显著增加,而羊草的相对生物量和相对多度显著降低。这种由放牧引起的群落结构与组成的改变,降低了植被对冬季降水的利用,加剧了干旱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2. 依据羊草草原群落植物的生活型和光合类型划分为:C4禾草、C4杂类草、C4灌木、C3禾草、C3杂类草、C3鳞茎类植物和C3灌木七个功能群,各功能群间的水分利用效率差异显著。不同功能群植物在对土壤水分的利用上存在着明显的生态位分离。C4禾草和C3鳞茎类植物主要利用表层水分,而C4灌木则利用深层土壤水分,C3其它功能群介于二者之间。在无放牧和低载畜率下,各功能群植物均主要吸收浅层土壤水分,功能群间竞争相对强烈。在较高载畜率下,C3禾草转为利用深层土壤水分,功能群间出现水分生态位的分离,部分地缓解了植物对土壤表层水分的竞争。沿着载畜率梯度,群落对浅层土壤水分的利用呈现出先增加,尔后下降的趋势。 3. 在放牧干扰下,羊草草原群落中主要植物种稳定性碳同位素值的变化范围为-13.100/00~-27.590/00。不同功能群植物间的水分利用效率有着显著的差异:C4禾草> C4杂类草> C4灌木> C3禾草、C3杂类草> C3鳞茎类植物> C3灌木。C3鳞茎类植物和C4杂类草的水分利用效率随载畜率增加而降低。C3和C4禾草的水分利用效率随载畜率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尔后下降的趋势。群落水平的水分利用效率主要由占生物量90%的禾草的水分利用效率决定。随着载畜率增加,群落水分利用效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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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对植物的影响和植物对干旱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到植物的各种生理活动,由胁迫强度及时间、植物本身的遗传特性、发育阶段和生理状况以及其他环境因子共同决定。现代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深化了对植物逆境反应的研究,对植物抗旱分子反应的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热点,也引发了抗逆基因资源的争夺战。 以拟南芥等植物为实验材料的研究对深入了解植物对干旱胁迫感知和反应机制提供了重要信息, 但对植物抗旱机制的了解仍然十分匮乏。其中, 限制人们对抗旱机制深入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植物抗旱机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抗旱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不是所有的机制都可通过拟南芥等植物来加以揭示。因此利用特殊生境植物来研究相关基因的表达对揭示植物对环境适应机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我们实验室以复苏被子植物旋蒴苣苔(Boea hygrometrica (Bunge) R Br.,牛耳草)为实验材料,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以期从复苏植物的角度加深人们对抗旱机制的了解。目前我们实验室已成功地建立了利用cDNA微阵列技术研究牛耳草基因表达谱的体系,并比较了4562个cDNA克隆在干旱前后的表达差异, 发现434个cDNA在干旱条件下表达水平增加一倍以上。 本工作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表达差异的cDNA克隆并测序,利用Northern blot进一步验证这些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这434个cDNA片段实际上代表着42个基因。根据序列同源性分析表明其中36个克隆与已知功能的基因具有同源性,它们分别是细胞壁相关基因、LEA基因和糖类、抗氧化酶类的编码基因等。另外,4个克隆未能找到同源序列,这可能意味着它们是一些新基因;2个克隆虽找到同源基因但功能未知。36个克隆中有3个编码的是细胞壁相关基因,它们在干旱早期就被诱导,而编码LEA蛋白的基因在干旱中期或后期大量诱导,这说明牛耳草耐旱反应的启动是程序化的,随干旱时间的延长和程度的加强,一步步地启动相应的基因来发挥作用,多方面地对植物细胞进行保护和修复。 本实验室的前期工作表明牛耳草脱水复水过程中细胞超微结构分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细胞壁脱水时发生折叠复水时恢复原状。鉴于细胞壁如此显著的变化及其重要作用,我们以两个细胞壁相关的基因BhGRP1和BhGLP1为对象,对其表达的时间空间特点和对不同胁迫信号的应答、编码产物的理化性质、过量表达或抑制表达的转基因植物的表现型及转基因植物对不同逆境胁迫的抗/感性状等方面的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其在耐旱反应中可能参与的代谢途径或信号途径,以期为揭示牛耳草耐旱复苏机制提供有力的佐证。 我们利用Northern blot和半定量RT-PCR对两基因进行了表达模式分析,发现BhGRP1在干旱早期被诱导,干旱后期其转录本水平下降。而BhGLP1在早期诱导后一直保持高的表达。两者在不同胁迫、激素等处理下都有不同的响应。经PSORT分析两基因编码的蛋白都具有N-端信号肽,意味着两蛋白定位于胞外基质。构建BhGRP1-GFP和BhGLP1-GFP融合蛋白进行亚细胞定位分析,质壁分离后BhGRP1-GFP的信号仅保留在细胞壁,而BhGLP1-GFP则在胞壁胞膜上都存在。过量表达BhGRP1后发现它能赋予植物更强的耐旱复苏能力及机械强度,而抑制GLP表达的植株的抗旱性明显弱于野生型,表明BhGRP1和BhGLP1与牛耳草的耐旱复苏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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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主要的限制因子,对生态系统过程的调控有着重要的意义。净氮矿化是有机氮素到无机氮素的转变过程,该过程决定了土壤氮素的可利用性。准确估计土壤的供氮能力可以为确定最佳施肥量和施肥时间提供理论依据,并将影响着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政策。氮矿化潜力N0被定义为在最适温度和湿度下,土壤氮素在无限时间内所能矿化的最大量。由于氮矿化潜力是土壤供氮能力很好的指示值,所以对氮矿化潜力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土壤的氮素矿化动态和其供氮潜力。 为更好地了解天然草原氮素矿化对全球氮沉降背景以及草原施肥管理模式的响应,我们从2000年起在内蒙古羊草草原开展了长期的氮素添加实验,分别设置对照(N0)、添加5g N•m-2(N1.75)、30g N•m-2(N10.5)和80g N•m-2(N28)四个氮肥添加梯度以及对照(control)、添加100g有机肥•m-2(O100)、添加500g有机肥•m-2(O500)、添加1000g有机肥•m-2(O1000)四个有机肥添加梯度。氮肥添加在相邻并同时进行施肥的两个生态系统类型中展开,即成熟羊草草原(A区,1979年围封)和退化的羊草草原(B区,1999年围封),有机肥添加也同时在与之相邻的C区中展开(C区的土地利用历史与B区一致)。 2002年和2006年,从A、B区中进行氮肥处理后的土壤取样;有机肥处理的土壤样品从2002年C区中获得。土样在最佳温度(25℃)和湿度(60%田间持水量(WHC))下进行了5周室内培养,并用阶段淋溶方法来测定氮肥添加和有机肥添加对土壤氮矿化动态的影响。 氮肥添加显著降低了土壤的pH值,但累积氮矿化量与土壤pH值、有机碳、全氮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在两个区内,氮素添加都显著改变了土壤的累积氮矿化量。最高氮素处理N28相对应于最低的累积氮矿化量,而低氮素处理N1.75却使得累积氮矿化量最高。同时,在N0和N1.75处理中硝态氮的含量高于铵态氮,但在N28处理中却表现出相反趋势。实验还表明大多数氮素添加强度处理在A区比B区有更高的土壤累积氮矿化量。 有机肥添加也显著改变了土壤5周内的累积氮矿化量,并且累积氮矿化量随有机肥添加强度的升高而显著增加。培养5周末时土壤的累积铵态氮的含量与有机肥施加强度之间并没有相关性,但是累积硝态氮的含量有随着有机肥施加强度的上升而增加的趋势。 基于前5周土壤培养所得到的结果,我们选择了氮肥添加的N0,N1.75, N28处理以及有机肥添加的control、O100、O1000处理继续进行了长达15周的培养。培养数据与描述土壤氮矿化动态的一级动力学模型--first-order kinetics: Nm=N0(1-exp(-kt))拟合良好( R2=0.893~0.97)。无论是氮肥添加还是有机肥添加都显著增加了土壤的氮矿化潜力N0,并且N0随着氮肥或者机肥添加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对于氮肥处理的土壤来说, N0与氮矿化速率常数k之间反向相关,但是在有机氮处理的土壤中N0与k之间却没有相关性。总的结果显示,经有机肥添加的土壤比经氮肥添加的土样有着更大的氮矿化潜力N0值以及氮矿化速率常数k值,较大的k值暗示着土壤氮素较快的周转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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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放牧退化羊草草地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连续7年的围栏样地和自由放牧样地的植物群落特征以及土壤理化性状特征的动态对比分析,揭示围栏封育措施对放牧退化草地恢复过程中植被-土壤系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 围栏封育措施使退化羊草草地的物种多样性和群落均匀度较自由放牧区略有提高,群落生态优势度略有降低,但差异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05)。 (2) 围栏封育措施改变了退化草地的优势物种组成。随着封育时间的延长,草地群落优势种逐渐为典型草原代表性物种羊草和大针茅所替代,反映出典型草原特征;而自由放牧样地,其优势种主要以典型草原中度退化和重度退化时期的优势种或主要伴生种糙隐子草为主,并呈现优势度逐渐增强的趋势。表现出退化草原特征,且退化程度加剧。 (3) 围栏封育措施改变了退化草地功能群的结构。从生活型功能群看:尽管多年生草本在群落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化,但随着围栏封育时间的延长,灌木的优势度逐年升高,成为群落中处于次优势地位的功能群,一、二年生草本的优势度逐年降低。在自由放牧样地,一、二年生草本的优势度表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成为群落中处于次优势地位的功能群,灌木的优势度表现出逐年降低。 从生态类型功能群的优势度看,尽管旱生植物一直是围栏样地和自由放牧样地群落的优势功能群。但自由放牧样地旱生植物的优势度显著高于围栏样地,且围栏样地内旱生植物的优势度呈现逐年降低趋势,中旱生植物显著增多。围栏措施促进了群落环境向中旱生环境转化。 (4) 围栏封育措施显著提高了群落植被的平均高度、地上生物量和凋落物量。但研究区域围封2年后,地上生物量达到了最高水平,以后随着时间的延续地上生物量逐渐降低。 (5) 围栏封育措施使退化草地的土壤理化性状(土壤容重、土壤有机碳、全氮)及其植物生存的土壤微环境(土壤温湿度)均得到不同程度地改善。土壤有机碳、土壤全氮含量以及土壤含水量有所提高,土表温度降低,日较差减小。 (6) 围栏封育对退化草地的结构和功能的恢复存在不同步性。其中群落生物量受围封措施影响最为明显,围栏2年已达顶峰。其次是群落的优势种,4年的围封已使典型草原的优势种羊草和大针茅成为群落的优势种。反应最为缓慢的是群落的多样性指标,7年的围封措施并没有使群落的多样性指标与自由放牧区形成显著的差异。同时土壤环境的改变也存在不同步性,其中土壤物理性状和微环境的改善要明显于化学性状的变化。因此,在制定围栏措施时,应考虑恢复目的,采用不同的恢复时间,从而提高草地的可持续利用能力,降低恢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