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 resultados para COLORADO SHORTGRASS STE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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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是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和初级生产力的限制因素。近年来由于人为干扰和气候干旱,特别是过度放牧,导致半干旱地区草原严重退化,草地生产利用和生态服务功能日益衰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草原退化演替主要表现为不同植物种的消长和替代过程。在内蒙古草原,过度放牧导致多年生根茎禾草和丛生禾草被豆科灌木或具根茎和不定根的杂类草替代,丰富的多年生杂类草被一、二年生植物替代。目前,对于上述功能群之间的替代机制,以及草原退化的机理尚不十分清楚。本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选取了79年围封的大针茅(Stipa grandis)样地、其外围的自由放牧样地及中德合作项目“ Matter Fluxes in grassland of Inner Mongolia as influenced by stocking rate (MAGIM) ”的传统平地放牧处理小区为研究对象,从植物-水分关系的角度,利用氢和碳稳定性同位素技术,研究主要植物种和功能群水分来源和水分利用效率对放牧的响应,进而揭示放牧干扰下草原退化的机理。本研究取得了如下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 1. 在干旱年份,雨水仅湿润了大针茅草原0-20cm的表层土壤。土壤中保存的冬季降水贡献了植物可利用水分的30%,而在正常年份只有10%。干旱季节羊草(Leymus chinensis)和大针茅能够利用土壤60cm以下保存的多年降水,而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和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只能利用生长季的雨水。长期过度放牧使冰草和糙隐子草的相对生物量和相对多度均显著增加,而羊草的相对生物量和相对多度显著降低。这种由放牧引起的群落结构与组成的改变,降低了植被对冬季降水的利用,加剧了干旱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2. 依据羊草草原群落植物的生活型和光合类型划分为:C4禾草、C4杂类草、C4灌木、C3禾草、C3杂类草、C3鳞茎类植物和C3灌木七个功能群,各功能群间的水分利用效率差异显著。不同功能群植物在对土壤水分的利用上存在着明显的生态位分离。C4禾草和C3鳞茎类植物主要利用表层水分,而C4灌木则利用深层土壤水分,C3其它功能群介于二者之间。在无放牧和低载畜率下,各功能群植物均主要吸收浅层土壤水分,功能群间竞争相对强烈。在较高载畜率下,C3禾草转为利用深层土壤水分,功能群间出现水分生态位的分离,部分地缓解了植物对土壤表层水分的竞争。沿着载畜率梯度,群落对浅层土壤水分的利用呈现出先增加,尔后下降的趋势。 3. 在放牧干扰下,羊草草原群落中主要植物种稳定性碳同位素值的变化范围为-13.100/00~-27.590/00。不同功能群植物间的水分利用效率有着显著的差异:C4禾草> C4杂类草> C4灌木> C3禾草、C3杂类草> C3鳞茎类植物> C3灌木。C3鳞茎类植物和C4杂类草的水分利用效率随载畜率增加而降低。C3和C4禾草的水分利用效率随载畜率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尔后下降的趋势。群落水平的水分利用效率主要由占生物量90%的禾草的水分利用效率决定。随着载畜率增加,群落水分利用效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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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人类还不清楚这种现象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在回答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问题上,补偿作用是一个争论的热点。为了阐明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于2005年夏开始,在内蒙古温带典型草原开展了一个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物种去除试验。本研究是该项目的一部分。 元素循环是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而氮素是限制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氮矿化是氮循环的关键步骤,因此,本研究重点讨论植物功能群对土壤氮矿化作用的影响,提出3点假设:1. 不同植物功能群对土壤氮矿化速率影响不同;2. 植物功能群去除前后氮矿化速率不同;3.植物功能群之间存在补偿效应。为了证明这些假设,于2006年9月、2007年6月和2007年8月份分别进行了室内培养(温度25℃,湿度60%田间最大持水量)用于测量氮矿化速率,同时于2007年6月和2007年8月份进行野外培养用于测量野外条件下的氮矿化速率,并在去除处理2年后得到以下主要结果: 1. 植物功能群去除数与土壤氮矿化速率呈单峰曲线关系(P<0.05),去除少量植物功能群氮矿化速率上升,去除更多的植物功能群后氮矿化速率下降; 2. 植物功能群去除数与土壤硝态氮含量呈线性正相关关系(P<0.0001),植物功能群的丧失加剧了土壤NO3--N的流失; 3. 多年生非禾草(PF)比其他植物功能群显著降低了氮矿化速率(P<0.05); 4. 短期内(去除处理1年内)在凋落物回填的情况下,去除0个植物功能群与去除全部植物功能群的氮矿化速率无显著差异(P>0.05); 5. 内蒙古温带典型草原在近3年内(2005、2006、2007)土壤碳库、氮库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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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取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放牧退化羊草草地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连续7年的围栏样地和自由放牧样地的植物群落特征以及土壤理化性状特征的动态对比分析,揭示围栏封育措施对放牧退化草地恢复过程中植被-土壤系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 围栏封育措施使退化羊草草地的物种多样性和群落均匀度较自由放牧区略有提高,群落生态优势度略有降低,但差异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05)。   (2) 围栏封育措施改变了退化草地的优势物种组成。随着封育时间的延长,草地群落优势种逐渐为典型草原代表性物种羊草和大针茅所替代,反映出典型草原特征;而自由放牧样地,其优势种主要以典型草原中度退化和重度退化时期的优势种或主要伴生种糙隐子草为主,并呈现优势度逐渐增强的趋势。表现出退化草原特征,且退化程度加剧。   (3) 围栏封育措施改变了退化草地功能群的结构。从生活型功能群看:尽管多年生草本在群落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化,但随着围栏封育时间的延长,灌木的优势度逐年升高,成为群落中处于次优势地位的功能群,一、二年生草本的优势度逐年降低。在自由放牧样地,一、二年生草本的优势度表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成为群落中处于次优势地位的功能群,灌木的优势度表现出逐年降低。   从生态类型功能群的优势度看,尽管旱生植物一直是围栏样地和自由放牧样地群落的优势功能群。但自由放牧样地旱生植物的优势度显著高于围栏样地,且围栏样地内旱生植物的优势度呈现逐年降低趋势,中旱生植物显著增多。围栏措施促进了群落环境向中旱生环境转化。   (4) 围栏封育措施显著提高了群落植被的平均高度、地上生物量和凋落物量。但研究区域围封2年后,地上生物量达到了最高水平,以后随着时间的延续地上生物量逐渐降低。   (5) 围栏封育措施使退化草地的土壤理化性状(土壤容重、土壤有机碳、全氮)及其植物生存的土壤微环境(土壤温湿度)均得到不同程度地改善。土壤有机碳、土壤全氮含量以及土壤含水量有所提高,土表温度降低,日较差减小。   (6) 围栏封育对退化草地的结构和功能的恢复存在不同步性。其中群落生物量受围封措施影响最为明显,围栏2年已达顶峰。其次是群落的优势种,4年的围封已使典型草原的优势种羊草和大针茅成为群落的优势种。反应最为缓慢的是群落的多样性指标,7年的围封措施并没有使群落的多样性指标与自由放牧区形成显著的差异。同时土壤环境的改变也存在不同步性,其中土壤物理性状和微环境的改善要明显于化学性状的变化。因此,在制定围栏措施时,应考虑恢复目的,采用不同的恢复时间,从而提高草地的可持续利用能力,降低恢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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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以及气温的逐步升高,全球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也日益加强,全球变化背景下植物群落物种组成的改变能够引起整个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本论文的研究以内蒙古多伦县十三里滩全球变化多因子实验基地为依托,研究割草、施肥、増雨以及红外加热对内蒙古温带典型草原群落物种组成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传统的植物调查方法,比较样方中所有物种和功能型的变化,最终揭示植物群落结构对上述四个处理的响应状况。 研究结果表明:氮素作为中国北方典型草原生产力的重要限制因子,增加了禾草优势物种克氏针茅和冰草的盖度,提高了禾草植物盖度和群落总盖度。施磷提高了群落中豆科植物的盖度。 种群水平上,割草提高了乳白花黄芪、苔草和冷蒿等矮小植物盖度;群落水平上,提高了群落总盖度,增加了群落的物种数。但是仅仅在施氮处理下,割草显著地影响了种群和群落水平的指标。 除了氮以外,土壤水分含量也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限制因素之一。虽然不同增雨方式之间对群落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是增雨都显著地增加了群落中禾草植物和群落的总盖度。在氮肥处理样地,增雨对禾草植物的正效应更加显著。增雨单独对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加热减少了土壤水分含量,降低了群落物种数和群落的总盖度。加热提高了群落中非禾草杂类草的比例,降低了群落中禾草植物的比例。 总之,土壤水分和活性氮含量左右了草原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全球变化的四个主要驱动因子正是通过影响生态系统中水分和氮的有效含量来影响群落结构。施氮和增雨降低了土壤水分和氮含量的限制,割草、加热增强了土壤水分和氮的限制。基于四个驱动因子对草原生态系统相反的作用和影响,有必要进行长期的控制实验,充分了解全球变化下,内蒙古典型草原群落物种组成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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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CH4)是增温效应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重要温室气体。内蒙古草原是欧亚温带草原的重要类型,具有典型的生态地域代表性。如何理解该区域CH4 交换的时空格局与环境控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源汇特征以及CH4 通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内蒙古草原锡林河流域为对象,首次在国内应用DNDC 生物地球化学模型模拟干草原和河漫滩湿地的CH4 通量,预测CH4 循环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并对该区域干草原的CH4 吸收进行了区域模拟估算。结果表明: 1.在模型中添加植被生长节律与土壤CH4 吸收的关系函数后,DNDC 模型能够准确地模拟锡林河流域干草原CH4 吸收的大小及其年变化。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和植被生长状况是影响干草原大气CH4 吸收的主要因素。 2.水位,土壤温度,质地和植被生长节律是控制河漫滩湿地CH4 通量的主要因子。根据有限水位测定值估算模拟周期内全部水位数据的方法能够应用于模拟水位相对比较稳定区域的未知时期水位。经过该修正的DNDC 模型能够较为准确的捕获锡林河流域河边湿地的CH4 排放通量的大小及年变化。 3.干草原和湿地年CH4 通量对温度变化敏感,而对降水量变化不敏感,其中湿地比干草原对温度变化的响应更加敏感。 4.温度升高可显著地促进干草原和湿地的日CH4 吸收和排放能力,其CH4 通量的增加均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干草原日CH4 通量对降水量增加20% 的响应并不显著,而河漫滩湿地的响应虽显著,变幅却很小且增减程度不同。 5.与2005 年相比,2050 年干草原河漫滩湿地的CH4 吸收和排放量将分别增加10%和77%。锡林河流域CH4 通量对未来气候变化产生正反馈作用,并且湿地CH4 排放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大于干草原CH4 吸收的响应。未来气候变化将增加锡林河流域CH4 源强度。 6. 锡林河流域干草原CH4 吸收量达2.42Gg C•yr-1。干草原CH4 吸收量的空间异质性较大,各栅格单元(0.01 ×0.01 度)的CH4 吸收量变化为0-404.6 kg C,其中大部分区域CH4 吸收量变化在150-250 kg C•yr-1 之间。草甸草原的大气CH4 吸收能力显著高于典型草原。干草原CH4 吸收率平均为2.59 kg C• ha-1 •yr-1。干草原CH4 吸收量的空间异质性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质地、土壤温度湿度,植被类型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单一变量的关系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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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草原植物生长策略及其对养分变化的响应,本文比较分析了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冷蒿(Artemisia frigida)和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根与叶的形态特性及其对氮素添加的响应。结果表明不同植物具有不同的生长策略,糙隐子草主要采取快速获取资源的生长策略,表现为具有高的比根长和比叶面积;冷蒿则主要采取保存资源的生长策略,表现为具有较高的根组织密度和较低的比根长;克氏针茅对资源的获取和保存能力都相对较强,表现为具有较大的比根长、较小的比叶面积和中等大小的根与叶组织密度。氮素添加主要影响克氏针茅和冷蒿的根特性,随着氮素添加量的增加,克氏针茅比根长显著增加,根组织密度显著降低,说明随着氮素添加量的增多克氏针茅根系对氮素的获取能力增强,从而导致其在群落中的生物量比例显著增加。冷蒿根表面积随着氮素添加量的增多显著降低,说明随着氮素添加量的增加冷蒿根系对氮素的吸收能力下降,导致其在群落中的生物量比例随着氮素添加量的增大而减少。氮素添加没有显著地影响糙隐子草根和叶特性,它在群落中的生物量比例也没有明显规律。因此,我们研究结果证明通过植物根和叶形态特性的变化能够预测植物在群落中地位的改变。 根与叶特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反映植物对资源获取和保存的权衡能力,研究植物根与叶特性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植物的生存对策,更好地预测植物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我们通过简单相关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研究了克氏针茅草原植物的根与叶特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氮素添加的响应和根与叶总体关系。简单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根特性之间、叶特性之间以及根与叶特性之间均存在相关性,植物特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根与叶中是相似的,且体现了植物对资源的获取与保存的权衡关系,如根组织密度与比根长负相关,叶组织密度与比叶面积负相关等,根与叶对应指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施氮肥使根与叶特性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强弱发生变化,表明氮素添加是影响植物根与叶特性之间关系的因素之一。典型相关分析表明不同物种根与叶关系密切程度存在差异,不同根与叶特性之间的关系对根与叶总体的关系贡献程度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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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锡林河流域是我国典型温带草原分布地区,也是我国重点牧区之一。近年来,由于人口增加、过度放牧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草原退化加剧,草原生态系统养分输入输出失衡,草地生产力下降。 豆科植物不仅是高蛋白优质牧草,而且具有生物固氮能力,对维持草地生态系统中土壤-植物-动物之间的氮平衡有重要作用。本论文主要调查研究了内蒙古锡林河流域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中豆科植物的分布、固氮能力、微生物状况,并探讨了目前草原大量出现的豆科植物小叶锦鸡儿灌丛在养分供给上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 豆科植物的分布调查采用样线法在4 种草原植被类型7 个植物群落进行,包括典型草原(羊草群落、大针茅群落及小叶锦鸡儿群落和冷蒿群落2 个退化草原群落)、草甸草原(贝加尔针茅群落)、河漫滩草甸(灰脉苔草群落)及沙地(榆树疏林群落),除榆树疏林群落仅放牧处理外,其他群落均包括放牧和不放牧对照处理。结果显示,豆科植物共有12 属,16 种。放牧总体上降低了豆科植物种群在群落中的数量特征(平均高度、密度、频度)和种类组成,但在退化草原群落中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小叶锦鸡儿在典型草原中分布广、密度大、出现频率高;尤其在小叶锦鸡儿群落放牧样地,出现频度为95%,密度近4 株•m-2。花苜蓿在4 种草原植被类型中均有分布。 典型草原4 个群落在放牧和不放牧条件下土壤微生物碳氮含量和微生物呼吸速率的测定结果显示,放牧影响了豆科植物根际土壤的微生物量和微生物呼吸速率,但各群落变化规律不一致。放牧后小叶锦鸡儿分布最为广泛的小叶锦鸡儿群落在放牧条件下微生物碳含量和微生物呼吸速率都显著增加。小叶锦鸡儿灌丛与其他草本豆科植物相比,根际土壤的微生物量和微生物呼吸速率较高。土壤水分对微生物呼吸速率以及微生物碳氮含量有重要作用,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采用15N 自然丰度法评估野外条件下小叶锦鸡儿和花苜蓿的固氮百分率,计算结果高于100%,这主要是由野外植物叶片δ15N 值低于室内无氮培养的B 值引起的。15N 自然丰度法是否适用于评估草原植物的固氮能力还有待深入研究,但从野外δ15N 测定中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优势豆科和非豆科植物之间的δ15N 差异很大。小半灌木木地肤δ15N 值最高,并在放牧后显著下降,杂类草、禾本科大针茅与之变化趋势相同;具有潜在固氮能力的豆科植物和禾本科羊草在放牧后无显著差异或显著增加;豆科植物小叶锦鸡儿、乳白花黄芪和花苜蓿的叶片δ15N 值均为偏低负值,显著低于非豆科植物。研究结果说明不同植物的氮利用方式不同,豆科植物和羊草的生物固氮可能同时为受氮限制的内蒙古草原提供氮源。 小叶锦鸡儿灌丛影响了周围土壤的有效氮含量。灌丛内部土壤硝态氮和氨态氮有高于外部土壤的趋势。土壤含水量与硝态氮浓度显著正相关。土壤有效氮含量变异系数平均高于50%,土壤资源表现出很强的空间异质性。灌丛内部植物体内全氮含量高于灌丛外,而灌丛斑块发育时间对植物化学元素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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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资源的异质性是普遍存在的,既有自然因素导致的,也有人类干扰导致的。在内蒙古草原,植物经常处在地上部异质性的干扰生境和地下异质性的养分生境中。植物的生物量生产反映了植物对不同生境的适应能力,而资源的分配策略是链接进化生态学和功能生态学的纽带。在变化的生境中植物可以通过改变资源分配的格局而适应环境的变化,获得较高的生物产量。但是,关于草原植物在生物量生产和资源分配上如何对异质性的生境做出响应迄今研究尚少。为此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长期围封样地(1983年围封),设计了氮素添加和刈割处理的小区实验,使植物处于不同的养分和干扰生境中。我们选择羊草(Leymus chinensis ,根茎禾草,群落优势种)、大针茅(Stipa grandis ,丛生禾草,群落优势种)、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 , C4 植物,群落常见伴生种)、木地肤(Kochia prostrate ,藜科半灌木,群落常见伴生种)、猪毛菜(Salsola collina,藜科一年生植物,群落常见伴生种)为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以1979 年围封的羊草样地为对照,选择了比邻的刈割草场,就草原植物对长期刈割干扰的响应策略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1. 氮素添加使植物群落生物量显著提高,而且高氮生境下群落生物量增加的幅度最大。从季节动态看,植物群落生物量对氮素添加的响应存在滞后现象,在植物进入快速生长期后,氮素添加的效应日趋明显。 2. 不同植物种群对氮素添加的响应不同,按照植物种群生物量的变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极其敏感型 、敏感型和不敏感型。极其敏感型代表植物是羊草,氮素添加后其种群生物量显著增加。敏感型代表植物是糙隐子草和猪毛菜,前者种群生物量在中氮生境下显著增加,后者种群生物量在低氮生境下显著增加。不敏感型代表植物是大针茅和木地肤,氮素添加后,二者的种群生物量均无显著变化。 3.从生物量向地上和地下器官的分配来看,添加氮素后,一年生植物猪毛菜向地上器官分配的生物量的比例均显著增加;多年生草本植物羊草、大针茅和糙隐子草向地上器官分配的比例均没有发生变化;多年生灌木木地肤在中氮生境下向地上器官的分配比例增加。从生殖分配来看,多年生的C3植物羊草和大针茅和一年生的C4植物猪毛菜的生殖分配格局相对稳定,均未因氮素的添加而发生显著改变。多年生C4植物糙隐子草和木地肤在低氮生境中生殖分配比例显著增加。 4. 不同时间刈割对草原群落生物量影响不同。在牧草快速生长期刈割,群落生物量显著降低,当季能恢复,但影响翌年群落水平的生物量生产;而在牧草生物量最大期刈割,当季难恢复,但对第二年的植物的生长影响较小。 5. 刈割对不同植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C4植物<C3植物,一年生植物<多年生植物,牧草快速生长期刈割<牧草生物量最大期刈割。 6. 面对不同时间的刈割干扰,草原植物的响应不同。在生物量向地上器官和地下器官分配方面:C3植物大针茅、羊草面对刈割干扰生物量分配分配格局相对稳定,变异较小;而C4植物的资源分配对刈割干扰响应敏感,因不同刈割时间其生物量分配格局不同。在生物量生殖分配方面:多年生植物(如羊草、大针茅、糙隐子草、木地肤)资源分配格局相对稳定,面对刈割干扰其生物量生殖分配格局无显著变化,而一年生植物猪毛菜对刈割干扰敏感,因刈割时间不同其生殖分配格局将随之发生变化。 7.长期刈割干扰下大针茅的种群生物量维持不变;而糙隐子草的种群生物量表现为显著增长的趋势。由于大针茅的株丛生物量显著降低,糙隐子草无显著变化,长期刈割干扰下两种植物种群生物量的维持或增加都是因为密度的显著提高。因此,密度调节是两种植物实现种群调节的重要机制。 8. 长期刈割干扰下大针茅的丛面积和单株分蘖数均无显著变化,表明大针茅非生殖株丛密度的增加不是以降低单个非生殖株丛的大小为代价的,而是通过减少生殖株丛的密度来实现的。而糙隐子草丛面积降低,但是单株分蘖数无显著变化,说明糙隐子草密度增加的过程中,单个株丛占据的营养面积减少了,但株丛的生长状况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9.面对长期刈割干扰,两种植物对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过程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调整策略。大针茅显著提高了非生殖株丛的密度和相对密度,显著降低了生殖株丛的相对密度,而且降低了对有性生殖过程的生物量分配的比例。糙隐子草显著增加了生殖株丛的密度和相对密度,而且增加了对有性生殖过程的生物量分配的比例。面对刈割干扰两个植物种在繁殖策略上的逆向调节,可能是它们在刈割干扰梯度上能够相互取代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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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温带草原是欧亚大陆草原生物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区域和全球的碳循环和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频繁的自然或人为干扰能够改变草原生态系统的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从而影响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本研究选取位于内蒙古多伦县的半干旱温带草原,研究火烧、氮素添加和地形以及它们的综合作用对该地区植物生产力、植物多样性、盖度和土壤呼吸的影响;另外,我们比较研究了由于地形因素而存在于草原地区的林地群落与其邻近草地的碳氮库和循环;旨在探讨我国北方温带草原地区人为干扰对草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以及该地区林地和草地碳氮库和循环的差异机理,以期为模型模拟本地区的生态系统碳循环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2006–2008 年,通过研究植物多样性和盖度对地形、火烧和氮素添加及其交互作用的响应,结果表明:半干旱草原植物物种数、香农威纳指数、均一性指数和盖度均表现出显著的年际变化。坡下的物种数、香农威纳指数和均一性指数均低于坡上。坡下较高的羊草(Leymus chinensis)、冰草(Artemisia frigida)、唐松草(Thalictrum petaloideum)和冷蒿(Agropyron cristatum)的盖度导致坡下的群落总盖度、禾本科草和非禾本科草盖度分别比坡上高22.5%、9.6%和13.2%。春季火烧提高了物种数、香农威纳指数和均一性指数。火烧对群落总盖度影响较小是由于火烧后非禾本科草冷蒿盖度的降低抵消了禾本科草羊草、冰草和针茅(Stipa kryroii)盖度的增加。施氮肥后物种数、香农威纳指数和均一性指数均降低。禾本科草羊草、冰草和针茅以及非禾本科草唐松草盖度的增加导致施肥后群落总盖度、禾本科草和非禾本科草的盖度分别增加了23.6%、35.1%和21.2%。火烧对禾本科草和非禾本科草盖度的作用受地形和氮素添加的影响。地形、火烧和氮素添加对植物盖度的影响主要受土壤水分调控。 2. 2005–2008 年,通过研究净初级生产力(NPP)对火烧、氮素添加和地形及其交互作用的响应,结果表明:半干旱草原的NPP 具有显著的年际变化。火烧后地上净初级生产力(ANPP)、地下净初级生产力(BNPP)和BNPP/ANPP 分别增加了12.8%、22.2%和14.9%。ANPP 的提高是由于火烧后禾本科植物(主要是羊草、冰草和针茅)生物量的增加。与之相反,火烧降低了非禾本科草,特别是冷蒿的生物量。氮素添加提高了ANPP (54.8%) ,对BNPP 没有影响,导致施氮肥后BNPP/ANPP 显著降低(33.4%)。禾本科草羊草、冰草和针茅以及非禾本科草唐松草生物量的增加,是氮素添加提高ANPP 的主要原因。坡下的ANPP 和BNPP 分别比坡上高14.1%和8.2%,但地形对BNPP/ANPP 没有影响。坡下ANPP 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坡下禾本科草羊草、冰草以及非禾本科草唐松草、冷蒿的生物量高于坡上。氮素添加和地形影响ANPP 和BNPP/ANPP 对火烧的响应。火烧、氮素添加和地形对NPP 和植物碳分配39%–75%的综合效应可由这三个因素的简单加和效应来解释。 3. 通过研究2005 和2006 年生长季内土壤呼吸对地形、火烧和氮素添加的响应,结果表明:坡下的季节平均土壤呼吸比坡上高6.0%。春季火烧在整个生长季内促进土壤呼吸,平均增幅达23.8%。另外,火烧对土壤呼吸的效应受到季节和地形的影响。施用氮肥增加了11.4% 的土壤呼吸。火烧和地形对土壤呼吸的影响主要受土壤水分和植物生长的调控;而施氮肥后土壤呼吸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氮素添加促进植物生长后根系活性和呼吸的提高。 4. 2006–2007 年,通过对林地群落及其邻近草原生态系统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土壤机械组成、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凋落物现存量、土壤碳氮储量、土壤呼吸、氮矿化和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林地的土壤温度比草地低5°C,而其土壤水分却比草地高3.1%(绝对差异)。尽管林地(11,928.1 g m–2)和草地(11,362.2 g m–2)的土壤碳储量差异不显著,由于林地较高的植物生产力导致其碳储量高于草地。与草地相比,林地具有较高的凋落物现存量及碳氮含量、土壤无机氮含量、矿化氮的累积量、微生物生物量碳、微生物生物量氮、土壤呼吸和微生物呼吸。草地和林地的氮矿化速率没有显著差异。由地形因素引起的水分差异对于调控林地和草地生态系统碳氮库和循环(土壤碳氮储量、BNPP、矿化氮的累积量)具有重要作用。林地与草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差异影响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碳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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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类型,它在维持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格 局、功能以及过程方面具有特殊的生态学意义。内蒙古草原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自然群落类型,对于维持当地的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上人类的过度放牧以及开垦农田,加上气候的变化使得内蒙古草地大面积退化,并引发了许多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土地利用历史对草地植物群落结构、组成和稳定性的影响对于退化草地的恢复和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适当的水、肥管理措施加快退化草地的植被恢复,改善其生态服务功能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同时也将对理解未来气候变化对草地群落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本试验进行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区不同土地利用历史的草地(围封的天然草地和弃耕的草地)植物群落结构和稳定性的对比研究,并且讨论了模拟降水增加和氮、磷添加及其互作效应对群落结构、组成和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1. 土地利用历史对草地植物群落的结构和稳定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围封的天然草地比农田弃耕地具有更高的物种丰富度、均匀度和植被盖度。历史上草地的垦殖使群落结构发生极大的变化,造成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的明显降低,同时,也降低了群落的稳定性,使弃耕地在环境的变化下更加脆弱。 2. 水分的添加显著地改善了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增水的处理增加了物种丰富度、密度、植被盖度和生产力。同时,添加水分也提高了群落的稳定性,对于加快内蒙古退化草地的恢复具有明显的作用。 3. 添加氮肥增加了植被盖度和群落的生产力,同时改变了群落的物种组成,增加了禾本科草的比例,尤其是增加了围封样地中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 Roshev.)的盖度,在弃耕地主要增加了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 (Linn.) Gaertn.)的盖度。不同的氮肥梯度之间只对植被盖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功能群水平上,这种差异则存在于对禾本科草盖度的影响中。添加氮肥增大了物种丰富度在时间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群落的稳定性。添加磷肥只增加了群落地上生物量,对群落结构和稳定性都没有显著影响。氮、磷肥同时添加增加了草地群落的生产力和植被盖度,在功能群水平上增加了禾草的盖度。二者的共同作用也增大了物种丰富度在时间上的变异,降低了群落的稳定性。 4. 同时添加水分和氮肥增加了植被盖度,在围封样地同时增加了禾草和杂类草的盖度,在弃耕地只增加了禾草的盖度;水分和氮肥结合也降低了群落盖度在时间上的变异。同时添加水分和磷肥改善了群落结构,增加了植被盖度、密度及地上生物量。在功能群水平上,增加了围封样地杂类草的盖度。同时添加水分和磷肥减小了植被盖度的时间变异,有利于群落的稳定。水分、氮肥和磷肥共同添加增加了植被盖度和群落的生产力,并且比其他处理组合效果更显著。在水、氮、磷共同作用下,禾草和杂类草盖度同时增加。同时添加水分、氮肥和磷肥也降低了群落盖度在时间上的变异。 由此可见,水分是决定内蒙古农牧交错区草地植物群落结构和生产力的最主要的环境因子,氮素对群落的结构和生产力起到调节的作用,而磷素只有在水分较为充足的条件下才能对群落产生显著影响。水分和养分的结合能够有效地改善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增加群落的稳定性,进而加快退化草地的恢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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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made a set of chromosome-specific painting probes for the American mink by degenerate oligonucleotide primed-PCR (DOP-PCR) amplification of flow-sorted chromosomes. The painting probes were used to delimit homologous chromosomal segments among human, red fox, dog, cat and eight species of the family Mustelidae, including the European mink, steppe and forest polecats, least weasel, mountain weasel, Japanese sable, striped polecat, and badger.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chromosome painting and G-banding, comparative maps between these spec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 integrated map demonstrates a high level of karyotype conservation among mustelid specie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served chromosomal segments among mustelids and outgroup species revealed 18 putative ancestral autosomal segments that probably represent the ancestral chromosomes, or chromosome arms, in the karyotype of the most recent ancestor of the family Mustelidae. The proposed 2n = 38 ancestral Mustelidae karyotype appears to have been retained in some modern mustelids, e.g., Martes, Lutra, ktonyx, and Vormela. The derivation of the mustelid karyotypes from the putative ancestral state resulted from centric fusions, fissions, the addition of heterochromatic arms, and occasional pericentric inversions. Our results confirm many of the evolutionary conclusions suggested by other data and strengthen the topology of the carnivore phylogenetic tree through the inclusion of genome-wide chromosome rearrangements. Copyright (C) 2002 S. KargerAG, Ba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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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worldwide species of genus Ochotona were investigated by sequencing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b and ND4 genes. Parsimony and neighbor-joining analyses of the sequence data yielded congruent results that strongly indicated three major clusters: the shrub-steppe group, the northern group, and the mountain group. The subgeneric classification of Ochotona species needs to be revised because each of the two subgenera in the present classification contains species from the mountain group. To solve this taxonomic problem so that each taxon is monophyletic, i.e., represents a natural clade, Ochoto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genera, one for the shrub-steppe species, a second for the northern species, and a third for the mountain species. The inferred tree suggests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is genus in the Palearctic Reg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radual uplifting of the Tibet (Qinghai-Xizang) Plateau, as hypothesized previously, and that vicariance might hav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is genus on the Plateau,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rth American species, O. princeps, is most likely a dispersal event, which might have happened during the Pliocene through the opening of the Bering Strait.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shrub-steppe group are worth noting in that instead of a monophyletic shrub-dwelling group, shrub dwellers and steppe dwellers are intermingled with each other. Moreover, the sequence divergence within the sister tars of one steppe? dweller and one shrub dweller is very low.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pikes have entered the steppe environment several times and that morphological similarities within steppe dwellers were due to convergent evolution. (C) 2000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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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 National Park of southern Peru is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protected areas in the world, yet large-bodied vertebrate surveys conducted to date have been restricted to Cocha Cashu Biological Station, a research station covering <0.06 percent of the 1.7Mha park. Manu Park is occupied by >460 settled Matsigenka Amerindians, 300-400 isolated Matsigenka, and several, little-known groups of isolated hunter-gatherers, yet the impact of these native Amazonians on game vertebrate populations within the park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On the basis of 1495 km of standardized line-transect censuses, we present density and biomass estimates for 23 mammal, bird, and reptile species for seven lowland and upland forest sites in Manu Park, including Cocha Cashu. We compare these estimates between hunted and nonhunted sites within Manu Park, and with other Neotropical forest sites. Manu Park safeguards some of the most species-rich and highest biomass assemblages of arboreal and terrestrial mammals ever recorded in Neotropical forests, most likely because of its direct Andean influence and high levels of soil fertility. Relative to Barro Colorado Island, seed predators and arboreal folivores in Manu are rare, and generalist frugivores specializing on mature fruit pulp are abundant. The impact of such a qualitative shift in the vertebrate community on the dynamics of plant re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ropical plant ecology, must be profound. Despite a number of external threats, Manu Park continues to serve as a baseline against which other Neotropical forests can be gau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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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软件开发过程中,开发者更关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管理,而对软 件开发后生命周期的管理并不热心。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软 件产业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的软件运营模式要求对软件开发后生命周期管理提供 完善的支持。 本文首先回顾了传统的软件发布技术。PXE技术提供了网络远程引导功能, 该技术结合网络远程唤醒技术Wake-on-LAN使得通过网络远程控制客户机安装 操作系统成为可能。网络安装软件有基于网络克隆的Symantec Ghost和Windows Server 2003 RIS;有基于脚本的Kickstart;有基于镜像的SystemImager suite。在 开源系统中,APT是最为著名的包管理工具,它较为完善地解决了软件包之间的 依赖关系。网络更新技术则提供了更多的功能,目前的更新软件有:通用产品更 新器Install Shield, Power Update, Software Dock, Marimba等;以及供应商产品更 新器Microsoft Update, Windows Update, Microsoft SUS, Microsoft SMS, Norton AntiVirus LiveUpate等。 美国Colorado大学为软件开发后生命周期建立了一个体系结构Software Dock,并实现了一个粗略的原型系统。本研究侧重分析了应用软件的发布和恢 复机制,提出以用户的角度看待软件开发后生命周期管理的思想,建立了一个软 件发布机制体系结构,试图解决如下问题:系统重装后的运行态恢复,即系统崩 溃后如何快速而灵活地恢复到指定状态点并且重建该状态点的运行状态(即运行 态恢复);应用软件恢复透明化和即点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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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恢复重建是遏制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之一,研究植被恢复重建过程、评价植物群落健康状况对加速植被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根据黄土丘陵沟壑区的特点,建立了植物群落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对草地植被恢复重建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植物群落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植被群落活力变化过程呈抛物线型;群落组织力基本呈波动性变化;恢复力的变化则与活力变化过程相反,在群落活力达到最高水平时,群落的恢复力降至最低;土壤健康呈波动性上升的变化趋势。综合评价表明,植物群落健康水平随着演替过程的发展呈波动性且逐渐上升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