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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不同放牧率下的优势植物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植物解剖结构和化学成分方面,对内蒙古典型草原和北美混合普列里草原的放牧演替机制进行探讨,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放牧演替过程及其主要植物对放牧的适应机理。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长期不同放牧率的放牧(内蒙古典型草原区放牧15年和混合普列里草原放牧19年)对所有物种(IMGERS的羊草(Leymus chinensis)、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扁蓿豆(Melissitus rutenica)、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冷蒿(Artemisia frigida)和星毛委陵菜(Potentilla acaulis)和CGREC的Artemisia frgida ,Poa pratensis, Agropyron smithii,Solidago rigida, Helianthus rigidus和Symphoricarpos occidentalis)叶片的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面积、叶肉细胞面积、栅栏/海绵组织厚度、叶片厚度、中脉厚度均产生显著影响;放牧显著影响了两个研究区不同生活型功能群植物叶片的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面积、叶肉面积、栅栏/海绵组织和中脉厚度。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区草本植物功能群的叶片下角质层厚度、栅栏/海绵组织厚度显著大于灌木功能群,而美国混合普列里草原研究区,草本植物功能群的叶片下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面积、叶肉细胞面积、栅栏/海绵组织厚度、叶片厚度、中脉厚度均显著大于灌木功能群。 2. 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区放牧率显著影响了糙隐子草和小叶锦鸡儿的比叶面积(SLA);在美国混合普列里草原研究区,放牧率显著影响了冷蒿SLA。但对生活型功能群的SLA影响不显著。 3. 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区放牧对物种叶片叶绿素含量、纤维素含量影响显著,放牧仅显著增加了扁蓿豆叶片的含氮量。美国混合普列里草原研究区物种叶片的全碳、干物质、酸性洗涤纤维、叶绿素a+b含量受放牧率的显著影响。两研究区放牧率对叶片叶绿素a+b含量影响显著。放牧率也显著影响了不同生活型功能群的全碳含量和叶绿素a+b含量。 4. 两研究区叶片表皮细胞面积和叶肉细胞面积无牧和重牧下显著正相关,表皮细胞面积和叶片厚度在轻牧下显著正相关,叶肉细胞面积和叶片厚度在无牧、中牧和重牧下显著正相关,比叶面积和叶绿素a+b含量在轻牧下显著正相关。扁蓿豆叶片的表皮细胞面积和叶肉细胞面积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全碳含量和叶绿素a+b含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Artemisia frgida叶片的角质层厚度和叶片厚度间显著正相关,Poa pratensis叶片的角质层厚度和表皮细胞面积间显著负相关,Solidago rigida叶片表皮细胞面积和光合速率显著正相关。Helianthus rigidus叶片叶肉细胞面积和叶片厚度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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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开垦和放牧对内蒙古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蒸发散的影响,我们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草地和农田以及锡林浩特围封草地和退化草地为实验样地,利用涡度协方差技术对四个样地2006-2007年的蒸发散和微气象因子进行连续测定,探讨开垦和放牧对内蒙古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蒸发散的影响及其驱动机制。同时利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区分多伦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蒸发散的组分,初步探讨生态系统蒸发散各组分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子。 在观测的两年里,四个生态系统的年蒸发散接近或超过了年降雨量。在较湿润年份(2006年)的生长季(5-9月),开垦使得半干旱草原的蒸发散降低了15%,而在较干旱年份(2007年)降低了7%。放牧在2006年生长季期间使草原生态系统蒸发散降低了13%,而在2007年生长季里,围封草地和退化草地的蒸发散没有显著性差异。开垦和放牧造成的土壤含水量显著下降是生态系统蒸发散降低的最主要的原因。此外,农田开垦改变了植被的种类和物候特征,缩短了植物的生长期(农作物的生长期主要是6-8月,而草地的生长季一般为5-9月),是造成农田整个生长季的蒸发散比草地低的另一个原因。干旱年份降雨量少、土壤含水量低,限制了植被的生长,降低了冠层导度,从而导致了植物蒸腾的下降。另一方面,在干旱年份,开垦和放牧增加了草原生态系统蒸发散对土壤含水量变化的敏感性,表明未来降雨格局的变化不仅直接通过影响土壤含水量来改变蒸发散,而且会影响蒸发散和土壤含水量之间的相关性。 通过研究生态系统对不同强度和不同时间降雨的响应表明,> 3 mm的降雨会增加内蒙古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的土壤含水量和蒸发散,对内蒙古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关键过程有效。雨后1-2天蒸发散达到峰值,之后下降。多数大的降雨事件后,农田和退化草地蒸发散峰值比相对应的草地高,之后下降的也快,这与植被的生长状况、凋落物的量和地面的裸露程度有关。雨后土壤含水量和蒸发散的变化与降雨事件的大小呈正相关的关系,并且蒸发散的变化与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有显著的线性相关性,说明了土壤含水量是影响蒸发散变化的主要因子。土壤含水量初始值和干旱期的长短会影响内蒙古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蒸发散对降雨的响应。土壤含水量初始值低会增强蒸发散对降雨的响应,而土壤含水量初始值高时,蒸发散对降雨的响应会下降。干旱期长会增强蒸发散对降雨的瞬时响应。围封草地由于有凋落物的缓冲和保水作用,未来降雨强度的增加会促进围封草原植被的生长;而退化草地地表裸露,对大的降雨事件缓冲作用小,地表径流和土壤蒸发强烈,不利于保水和植被的生长。因此,未来极端降雨事件频率的增加和干旱期的延长势必会对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尤其对退化草地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蒸发散组分的变化规律及其驱动因子,我们利用稳定同位素与微气象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区分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蒸发散的组分。区分结果表明,在2006年和2007年整个生长季期间,植物蒸腾均为蒸发散的主要形式,在2006年和2007年生长季期间植物蒸腾占蒸发散的比例分别为88%和73%。影响植物蒸腾的因子主要是净辐射、大气相对湿度、土壤含水量和叶面积指数;影响蒸发的因子主要是大气相对湿度、土壤含水量和风速;而影响蒸发散的因子主要是净辐射、大气相对湿度、土壤含水量和风速,说明了这些水分流失过程受到不同环境因子的驱动。此外,我们根据一个简单的模型把同位素方法区分的蒸发散组分外推到整个生长季,结果表明,在2006年和2007年整个生长季蒸腾与蒸发散的比例高,并且蒸腾与降雨量的比例高,由此说明,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植被能够有效地利用水分,雨水利用效率高。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GPP)与植物蒸腾(T)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5-8月,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GPP/T)逐渐升高。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的活动如开垦和放牧通过改变植被类型、土壤持水能力和蒸发散对土壤含水量的响应,降低了草原生态系统的蒸发散,增加了生态系统蒸发散对降雨响应的敏感性,不利于土壤的保水和植被对水分的利用。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蒸发散组分的稳定同位素技术区分,为进一步从新的角度探讨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对草原生态系统蒸发散影响的生理机制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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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生态系统中,放牧对调节物质流动和营养循环起着关键的作用。内蒙古地区已有上千年的游牧历史,放牧是该地区重要的草地利用方式之一。然而,近50年来,由于人口的剧增以及对草原的不合理利用与管理,使得内蒙古草原发生了严重的退化与沙漠化。理解放牧对氮循环的定量影响,对我们更合理地利用草地、防治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以及探求最佳恢复途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精准设置的5种放牧强度处理(0.00, 1.33, 2.67, 4.00, 5.33 羊/公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平台。2005、2006年生长季期间,在经过16年不同放牧强度处理的一个典型草原样地上,我们测定了氮素输入(氮沉降、生物固氮)、转化(净氮矿化)、输出(反硝化及氨气挥发)速率等N循环的重要参量。同时,测定了微生物生物量碳、氮(Cmic,Nmic)及微生物呼吸(Rmic),研究了微生物在氮循环中的作用。另外,还测定了植物、土壤、固氮体中的15N自然丰度值,探讨了其对不同放牧强度的响应格局与机理。 结果表明,干湿混合沉降物全氮浓度最高达11.53 mg N l–1,沉降量最高为1.77 kg N ha–1m–1。月均氮沉降量与浓度正相关,它们与降水量均关系密切,前者更密切。结皮面积所占比例很小,不超过8%。结皮含氮量为1.01-1.43 g N kg–1,受放牧的影响不显著,但随放牧强度的增加有降低的趋势。土壤结皮能固氮,但固氮量不超过土壤氮含量的1倍。地耳的固氮量为结皮的10-20倍,故是主要的固氮体。尽管地耳含氮量受放牧影响不显著,但放牧是不放牧条件下地耳氮含量的1.58倍。 土壤NH4+-N浓度随季节变化范围为1.71-9.45 µg N g–1,它们在各放牧处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土壤NO3–-N浓度变幅为0.27-11.21 µg N g–1。总无机氮浓度在不放牧条件下的变幅为2.69-14.57 µg N g–1,占总氮的0.49-2.6%;放牧条件下的变幅为2.49-8.66 µg N g–1,占总氮的0.35-1.21%。总无机氮浓度随季节和放牧强度的变化趋势与硝态氮相似,表现为2005年夏季期间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在2006年整个生长季期间有逐渐降低的趋势。不放牧比放牧条件下含氮量高,但在4个放牧处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净氮矿化速率的变幅为–0.61-0.27 µg N g–1d–1,峰值通常出现在7月。净氮矿化速率在各处理间没有一致性差异,但中牧(2.67、4.00 羊/公顷)通常比重牧(5.33 羊/公顷)下的值高。净氮硝化速率通常很低,波动在–0.32-0.16 µg N g–1之间,2005年夏季及2006年春秋季的值相对较高。净氮硝化速率在各放牧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但重牧条件下的值通常最低。累积净氮转化量在年际间差异大,2005年总体上遵循正态分布模式,而2006年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有直线下降的趋势,2006年比2005年的累积量高。土壤温度和湿度比放牧强度对净氮矿化的影响更加显著。放牧强度通过调节这两个土壤因子对氮动态而产生间接影响。 反硝化和N2O的释放速率低,前者变幅为0.33-6.21µg N kg–1 d–1,后者为0.42-11.28 µg N kg–1 d–1。释放量夏季较强,春秋较弱。放牧对反硝化释放影响不显著,只在2005年对N2O释放影响显著。尽管如此,反硝化和N2O释放速率整体表现出在不放牧比放牧条件下高的趋势,且比最高放牧强度5.33 羊/公顷下的反硝化速率显著高。然而,它们在4个放牧处理之间的差异始终不显著。累积反硝化和N2O释放存在年际变化,2006年的值显著高。它们随着放牧强度的递增有逐渐降低的趋势,这在2006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结果主要归因于土壤总氮量在长期放牧条件下随放牧压力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氨气挥发速率变幅为0.88-3.52 g N ha–1d–1,高峰值出现在5月,2005比2006年同期的速率大。两年间放牧强度对氨气挥发的影响都较弱,2005年影响更弱。不放牧条件下的氨气挥发量通常最低,这在生长季的前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中牧及重牧条件下通常最高。放牧能影响氨气挥发与氨态氮,硝态氮及总无机氮浓度之间的关系,即不放牧条件下相关性显著,而放牧条件下相关性不显著。年际间氨气挥发速率与无机氮浓度之间的关系趋势相反,2005年负相关,2006年正相关。在水分充足的2006年,所有处理条件下氨气挥发与土壤水分及温度之间显著相关,但在单独每个放牧处理下,相关性不显著。 Cmic变幅大,为13.97-350.45 μg C g–1,占土壤总有机碳的1.58-8.35%。最高和最低值分别出现在夏季和春季。它们在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不放牧下的值相对偏高。Cmic与土壤有机C和全N、前期的立枯、凋落量及含N量、优势种前期的地上生物量、根系生物量、土壤温度以及水分之间关系密切。氮素状态如氨态氮、总无机氮含量、反硝化以及N2O释放速率,氨气挥发速率与Cmic之间关系密切。Nmic占土壤全氮的0.41-2.74%,不受季节和放牧强度的显著影响。Nmic与可溶性N,表土层根系全N,立枯有机C,地上生物量之间关系密切。氮循环过程中氨气挥发速率受Nmic的影响。Rmic随季节而变化,通常5月份值最高。Rmic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有稍降低的趋势。Rmic与土壤可溶性C、有机C,不同土层根系有机C,凋落物、立枯量及其C、N含量、全N,地上生物量,优势种前期的生物量,土壤温度之间关系密切。土壤氮循环动态如氨态氮、硝态氮、总无机氮浓度及反硝化速率与Rmic之间关系密切。 土壤、植物、地耳、生物结皮的δ15N值与放牧强度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然而,放牧有增加表层土和植物的δ15N值而降低表土、地耳、结皮的δ15N值的趋势。表层土δ15N值与前一年生长季末期硝态氮及总无机氮浓度,反硝化速率及累积氨气挥发之间密切相关。 土壤碳含量的变幅为10.44-17.19 g C kg–1,全氮量的变幅为0.54-0.82 g N kg–1。长期的高强度放牧降低了土壤碳、氮储量。根系碳、氮含量分别为土壤碳、氮含量的40-50和10倍。立枯和凋落物有机碳含量变幅为446.94-507.01 g C kg–1,与放牧强度之间关系不密切;氮含量变幅为4.58-7.18 g N kg–1,与放牧强度之间显著负相关。优势种木地肤、冷蒿的含碳量与放牧强度之间相关不显著,但含氮量与之显著相关。 综述以上结果,不同放牧强度对内蒙草地生态系统氮循环中不同过程产生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它与土壤环境因子如温度、水分的联合作用而间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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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是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和初级生产力的限制因素。近年来由于人为干扰和气候干旱,特别是过度放牧,导致半干旱地区草原严重退化,草地生产利用和生态服务功能日益衰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草原退化演替主要表现为不同植物种的消长和替代过程。在内蒙古草原,过度放牧导致多年生根茎禾草和丛生禾草被豆科灌木或具根茎和不定根的杂类草替代,丰富的多年生杂类草被一、二年生植物替代。目前,对于上述功能群之间的替代机制,以及草原退化的机理尚不十分清楚。本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选取了79年围封的大针茅(Stipa grandis)样地、其外围的自由放牧样地及中德合作项目“ Matter Fluxes in grassland of Inner Mongolia as influenced by stocking rate (MAGIM) ”的传统平地放牧处理小区为研究对象,从植物-水分关系的角度,利用氢和碳稳定性同位素技术,研究主要植物种和功能群水分来源和水分利用效率对放牧的响应,进而揭示放牧干扰下草原退化的机理。本研究取得了如下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 1. 在干旱年份,雨水仅湿润了大针茅草原0-20cm的表层土壤。土壤中保存的冬季降水贡献了植物可利用水分的30%,而在正常年份只有10%。干旱季节羊草(Leymus chinensis)和大针茅能够利用土壤60cm以下保存的多年降水,而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和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只能利用生长季的雨水。长期过度放牧使冰草和糙隐子草的相对生物量和相对多度均显著增加,而羊草的相对生物量和相对多度显著降低。这种由放牧引起的群落结构与组成的改变,降低了植被对冬季降水的利用,加剧了干旱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2. 依据羊草草原群落植物的生活型和光合类型划分为:C4禾草、C4杂类草、C4灌木、C3禾草、C3杂类草、C3鳞茎类植物和C3灌木七个功能群,各功能群间的水分利用效率差异显著。不同功能群植物在对土壤水分的利用上存在着明显的生态位分离。C4禾草和C3鳞茎类植物主要利用表层水分,而C4灌木则利用深层土壤水分,C3其它功能群介于二者之间。在无放牧和低载畜率下,各功能群植物均主要吸收浅层土壤水分,功能群间竞争相对强烈。在较高载畜率下,C3禾草转为利用深层土壤水分,功能群间出现水分生态位的分离,部分地缓解了植物对土壤表层水分的竞争。沿着载畜率梯度,群落对浅层土壤水分的利用呈现出先增加,尔后下降的趋势。 3. 在放牧干扰下,羊草草原群落中主要植物种稳定性碳同位素值的变化范围为-13.100/00~-27.590/00。不同功能群植物间的水分利用效率有着显著的差异:C4禾草> C4杂类草> C4灌木> C3禾草、C3杂类草> C3鳞茎类植物> C3灌木。C3鳞茎类植物和C4杂类草的水分利用效率随载畜率增加而降低。C3和C4禾草的水分利用效率随载畜率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尔后下降的趋势。群落水平的水分利用效率主要由占生物量90%的禾草的水分利用效率决定。随着载畜率增加,群落水分利用效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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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放牧退化羊草草地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连续7年的围栏样地和自由放牧样地的植物群落特征以及土壤理化性状特征的动态对比分析,揭示围栏封育措施对放牧退化草地恢复过程中植被-土壤系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 围栏封育措施使退化羊草草地的物种多样性和群落均匀度较自由放牧区略有提高,群落生态优势度略有降低,但差异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05)。 (2) 围栏封育措施改变了退化草地的优势物种组成。随着封育时间的延长,草地群落优势种逐渐为典型草原代表性物种羊草和大针茅所替代,反映出典型草原特征;而自由放牧样地,其优势种主要以典型草原中度退化和重度退化时期的优势种或主要伴生种糙隐子草为主,并呈现优势度逐渐增强的趋势。表现出退化草原特征,且退化程度加剧。 (3) 围栏封育措施改变了退化草地功能群的结构。从生活型功能群看:尽管多年生草本在群落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化,但随着围栏封育时间的延长,灌木的优势度逐年升高,成为群落中处于次优势地位的功能群,一、二年生草本的优势度逐年降低。在自由放牧样地,一、二年生草本的优势度表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成为群落中处于次优势地位的功能群,灌木的优势度表现出逐年降低。 从生态类型功能群的优势度看,尽管旱生植物一直是围栏样地和自由放牧样地群落的优势功能群。但自由放牧样地旱生植物的优势度显著高于围栏样地,且围栏样地内旱生植物的优势度呈现逐年降低趋势,中旱生植物显著增多。围栏措施促进了群落环境向中旱生环境转化。 (4) 围栏封育措施显著提高了群落植被的平均高度、地上生物量和凋落物量。但研究区域围封2年后,地上生物量达到了最高水平,以后随着时间的延续地上生物量逐渐降低。 (5) 围栏封育措施使退化草地的土壤理化性状(土壤容重、土壤有机碳、全氮)及其植物生存的土壤微环境(土壤温湿度)均得到不同程度地改善。土壤有机碳、土壤全氮含量以及土壤含水量有所提高,土表温度降低,日较差减小。 (6) 围栏封育对退化草地的结构和功能的恢复存在不同步性。其中群落生物量受围封措施影响最为明显,围栏2年已达顶峰。其次是群落的优势种,4年的围封已使典型草原的优势种羊草和大针茅成为群落的优势种。反应最为缓慢的是群落的多样性指标,7年的围封措施并没有使群落的多样性指标与自由放牧区形成显著的差异。同时土壤环境的改变也存在不同步性,其中土壤物理性状和微环境的改善要明显于化学性状的变化。因此,在制定围栏措施时,应考虑恢复目的,采用不同的恢复时间,从而提高草地的可持续利用能力,降低恢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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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P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重要元素,其可利用性和各元素之间的平衡关系将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有机统一为一个整体。化学计量生态学为研究这几种基本元素间的平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许多研究表明,过度放牧会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放牧如何影响植物的C:N:P化学计量关系的却少见报道。本研究以内蒙古锡林河流域沿水分梯度分布的草甸、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沙地四种植被类型中的灰脉苔草(Carex appendiculata)、贝加尔针茅(Stipa baicalensis)、羊草(Leymus chinensis)、大针茅(Stipa grandis)、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冷蒿(Artemisia frigid)、克氏针茅(S. krylovii)和榆树(Ulmus Pumila)疏林沙地8个草地群落为研究对象,对长期禁牧样地和自由放牧样地中273种植物,其中禁牧与放牧样地中的共有植物种为144个,测定了植物叶片C: N: P化学计量特征以及植株高度、丛幅面积、茎、叶和株(丛)生物量、茎叶比等功能性状,系统地研究了放牧对植物C:N:P化学计量特征和资源分配的影响。取得了如下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 1. 放牧降低了植物叶片的C:N比,但增加了N:P比和C:P比。C:N:P 化学计量比的变化主要受叶片N和P含量变化的影响; 2. 植物C:N:P化学计量特征对放牧的响应同时受水分条件的制约。沿水分梯度分布的不同植被类型中,植物叶片C:N:P化学计量特征对放牧的响应不同。草甸群落中,植物叶片C含量显著降低,N和P含量显著增加;在草甸草原群落中,植物叶片C、P含量减少,N含量显著增加;而在典型草原群落中,植物叶片C、N和P含量均显著降低; 3. 在物种水平上,C、N、P含量对放牧的响应分为:显著增加、显著降低和没有显著变化三种类型。放牧影响下,植物叶片N含量和N:P比在显著升高的物种多于显著降低的,而叶片C含量、C:N和C:P显著降低的物种占的比例很小,表明植物对放牧适应策略与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4. 过度放牧使植物的植株高度、丛幅大小、株丛数、茎叶比和单株生物量均显著降低,即植物整体呈现小型化现象,进而导致群落初级生产力、茎和叶生物量下降。轻度放牧对物种的资源分配没有显著影响,单株(丛)生物量和群落茎、叶及总生物量均呈增加趋势,这与过度放牧的影响正好相反。 5. 过度放牧显著改变了物种的资源分配策略,使生物量向叶的分配比例增加,向茎的分配比例减少。资源优先向同化器官分配可能是草地植物对长期放牧干扰的一种重要适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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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锡林河流域是我国典型温带草原分布地区,也是我国重点牧区之一。近年来,由于人口增加、过度放牧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草原退化加剧,草原生态系统养分输入输出失衡,草地生产力下降。 豆科植物不仅是高蛋白优质牧草,而且具有生物固氮能力,对维持草地生态系统中土壤-植物-动物之间的氮平衡有重要作用。本论文主要调查研究了内蒙古锡林河流域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中豆科植物的分布、固氮能力、微生物状况,并探讨了目前草原大量出现的豆科植物小叶锦鸡儿灌丛在养分供给上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 豆科植物的分布调查采用样线法在4 种草原植被类型7 个植物群落进行,包括典型草原(羊草群落、大针茅群落及小叶锦鸡儿群落和冷蒿群落2 个退化草原群落)、草甸草原(贝加尔针茅群落)、河漫滩草甸(灰脉苔草群落)及沙地(榆树疏林群落),除榆树疏林群落仅放牧处理外,其他群落均包括放牧和不放牧对照处理。结果显示,豆科植物共有12 属,16 种。放牧总体上降低了豆科植物种群在群落中的数量特征(平均高度、密度、频度)和种类组成,但在退化草原群落中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小叶锦鸡儿在典型草原中分布广、密度大、出现频率高;尤其在小叶锦鸡儿群落放牧样地,出现频度为95%,密度近4 株•m-2。花苜蓿在4 种草原植被类型中均有分布。 典型草原4 个群落在放牧和不放牧条件下土壤微生物碳氮含量和微生物呼吸速率的测定结果显示,放牧影响了豆科植物根际土壤的微生物量和微生物呼吸速率,但各群落变化规律不一致。放牧后小叶锦鸡儿分布最为广泛的小叶锦鸡儿群落在放牧条件下微生物碳含量和微生物呼吸速率都显著增加。小叶锦鸡儿灌丛与其他草本豆科植物相比,根际土壤的微生物量和微生物呼吸速率较高。土壤水分对微生物呼吸速率以及微生物碳氮含量有重要作用,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采用15N 自然丰度法评估野外条件下小叶锦鸡儿和花苜蓿的固氮百分率,计算结果高于100%,这主要是由野外植物叶片δ15N 值低于室内无氮培养的B 值引起的。15N 自然丰度法是否适用于评估草原植物的固氮能力还有待深入研究,但从野外δ15N 测定中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优势豆科和非豆科植物之间的δ15N 差异很大。小半灌木木地肤δ15N 值最高,并在放牧后显著下降,杂类草、禾本科大针茅与之变化趋势相同;具有潜在固氮能力的豆科植物和禾本科羊草在放牧后无显著差异或显著增加;豆科植物小叶锦鸡儿、乳白花黄芪和花苜蓿的叶片δ15N 值均为偏低负值,显著低于非豆科植物。研究结果说明不同植物的氮利用方式不同,豆科植物和羊草的生物固氮可能同时为受氮限制的内蒙古草原提供氮源。 小叶锦鸡儿灌丛影响了周围土壤的有效氮含量。灌丛内部土壤硝态氮和氨态氮有高于外部土壤的趋势。土壤含水量与硝态氮浓度显著正相关。土壤有效氮含量变异系数平均高于50%,土壤资源表现出很强的空间异质性。灌丛内部植物体内全氮含量高于灌丛外,而灌丛斑块发育时间对植物化学元素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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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资源的异质性是普遍存在的,既有自然因素导致的,也有人类干扰导致的。在内蒙古草原,植物经常处在地上部异质性的干扰生境和地下异质性的养分生境中。植物的生物量生产反映了植物对不同生境的适应能力,而资源的分配策略是链接进化生态学和功能生态学的纽带。在变化的生境中植物可以通过改变资源分配的格局而适应环境的变化,获得较高的生物产量。但是,关于草原植物在生物量生产和资源分配上如何对异质性的生境做出响应迄今研究尚少。为此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长期围封样地(1983年围封),设计了氮素添加和刈割处理的小区实验,使植物处于不同的养分和干扰生境中。我们选择羊草(Leymus chinensis ,根茎禾草,群落优势种)、大针茅(Stipa grandis ,丛生禾草,群落优势种)、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 , C4 植物,群落常见伴生种)、木地肤(Kochia prostrate ,藜科半灌木,群落常见伴生种)、猪毛菜(Salsola collina,藜科一年生植物,群落常见伴生种)为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以1979 年围封的羊草样地为对照,选择了比邻的刈割草场,就草原植物对长期刈割干扰的响应策略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1. 氮素添加使植物群落生物量显著提高,而且高氮生境下群落生物量增加的幅度最大。从季节动态看,植物群落生物量对氮素添加的响应存在滞后现象,在植物进入快速生长期后,氮素添加的效应日趋明显。 2. 不同植物种群对氮素添加的响应不同,按照植物种群生物量的变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极其敏感型 、敏感型和不敏感型。极其敏感型代表植物是羊草,氮素添加后其种群生物量显著增加。敏感型代表植物是糙隐子草和猪毛菜,前者种群生物量在中氮生境下显著增加,后者种群生物量在低氮生境下显著增加。不敏感型代表植物是大针茅和木地肤,氮素添加后,二者的种群生物量均无显著变化。 3.从生物量向地上和地下器官的分配来看,添加氮素后,一年生植物猪毛菜向地上器官分配的生物量的比例均显著增加;多年生草本植物羊草、大针茅和糙隐子草向地上器官分配的比例均没有发生变化;多年生灌木木地肤在中氮生境下向地上器官的分配比例增加。从生殖分配来看,多年生的C3植物羊草和大针茅和一年生的C4植物猪毛菜的生殖分配格局相对稳定,均未因氮素的添加而发生显著改变。多年生C4植物糙隐子草和木地肤在低氮生境中生殖分配比例显著增加。 4. 不同时间刈割对草原群落生物量影响不同。在牧草快速生长期刈割,群落生物量显著降低,当季能恢复,但影响翌年群落水平的生物量生产;而在牧草生物量最大期刈割,当季难恢复,但对第二年的植物的生长影响较小。 5. 刈割对不同植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C4植物<C3植物,一年生植物<多年生植物,牧草快速生长期刈割<牧草生物量最大期刈割。 6. 面对不同时间的刈割干扰,草原植物的响应不同。在生物量向地上器官和地下器官分配方面:C3植物大针茅、羊草面对刈割干扰生物量分配分配格局相对稳定,变异较小;而C4植物的资源分配对刈割干扰响应敏感,因不同刈割时间其生物量分配格局不同。在生物量生殖分配方面:多年生植物(如羊草、大针茅、糙隐子草、木地肤)资源分配格局相对稳定,面对刈割干扰其生物量生殖分配格局无显著变化,而一年生植物猪毛菜对刈割干扰敏感,因刈割时间不同其生殖分配格局将随之发生变化。 7.长期刈割干扰下大针茅的种群生物量维持不变;而糙隐子草的种群生物量表现为显著增长的趋势。由于大针茅的株丛生物量显著降低,糙隐子草无显著变化,长期刈割干扰下两种植物种群生物量的维持或增加都是因为密度的显著提高。因此,密度调节是两种植物实现种群调节的重要机制。 8. 长期刈割干扰下大针茅的丛面积和单株分蘖数均无显著变化,表明大针茅非生殖株丛密度的增加不是以降低单个非生殖株丛的大小为代价的,而是通过减少生殖株丛的密度来实现的。而糙隐子草丛面积降低,但是单株分蘖数无显著变化,说明糙隐子草密度增加的过程中,单个株丛占据的营养面积减少了,但株丛的生长状况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9.面对长期刈割干扰,两种植物对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过程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调整策略。大针茅显著提高了非生殖株丛的密度和相对密度,显著降低了生殖株丛的相对密度,而且降低了对有性生殖过程的生物量分配的比例。糙隐子草显著增加了生殖株丛的密度和相对密度,而且增加了对有性生殖过程的生物量分配的比例。面对刈割干扰两个植物种在繁殖策略上的逆向调节,可能是它们在刈割干扰梯度上能够相互取代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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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inan gibbon (Nomascus hainanus) is one of the most endangered primates in the world, confined to mature natural forest in Hainan Island, China. We assessed changes in habitat condition on the island between 1991 and 2008, using vegetation maps generated by remote-sensing images. We defined forest suitable for gibbons based on composition, tree size and canopy cover. During the 17-year period, the area of suitable gibbon forest decreased by 540 km(2) (35%) across the whole island, and by 6.3 km(2) (7%) in the locality of the sole remaining gibbon population at Bawangl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The forest patches large enough (>1 km(2)) to support a gibbon group decreased from 754 km(2) to 316 km(2) in total area, and from 92 to 64 in number. Suitable natural forest was mainly replaced by plantations below 760 m, or degraded by logging, grazing and planting of pines above 760 m. Meanwhile, forests in former confirmed gibbon areas became more fragmented: mean area of patches decreased by 53%. We mapped the patches of natural forest in good condition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support gibbons. We recommend a freeze on further expansion of plantations between core patches at Bawangling, Jiaxi-Houmiling and Yinggeling Nature Reserves in accordance with forest protection regulations; establishment of nature reserves in currently unprotected natural forest patches elsewhere in line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s nature reserve expansion policy; and active natural-forest restoration between remaining fragments at Bawangling. (C) 2010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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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婆罗门牛和BMY牛供体超数排卵,以第1次人工授精(AI)当日为0 d,分别在AI第6~6.5天、7~7.5天和8~8.5天回收胚胎,统计≤16细胞胚、桑椹胚、囊胚和孵化胚的数量,计算各发育阶段胚胎所占的百分率,分析婆罗门牛和BMY牛的胚胎回收适期.结果表明:婆罗门牛AI第6~6.5天的桑椹胚率比BMY牛高43.54个百分点(P<0.01),AI第8~8.5天的孵化胚率比BMY牛高35.94个百分点(P<0.05),胚胎发育速度比BMY牛较快.罗门牛和BMY牛在AI第6~6.5天回收胚胎的囊胚率低,而第8~8.5天的孵化胚率高,胚胎回收以AI第7~7.5天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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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讨添加脂肪酸钙对放牧肉牛(婆罗门和BMY)超数排卵效果及血中雌二醇(E2)和孕酮(P4)水平的影响为目的.将48头供体分为Ⅰ(放牧或对照组)、Ⅱ(放牧+浓缩饲料500 g/d)和Ⅲ(放牧+浓缩饲料500 g/d+脂肪酸钙100 g/d)3组,从同期发情处理开始到冲胚结束试验期32 d,并对供体牛在8个处理时段进行采血,用放射免疫分析法(RIA)分析E2和P4水平.试验结果表明:Ⅰ,Ⅱ,Ⅲ组供体牛超数排卵的排卵率分别为75.4%,74.4%和81.7%(P>0.05),受精率分别为81.4%,55.6%和93.2%(P>0.05);获胚(卵)数分别为7.0枚,6.3枚和7.3枚(P>0.05),可用胚数分别为3.9枚,2.6枚和4.7枚,Ⅲ组显著高于Ⅱ组(P<0.05);E2平均水平分别为0.57 pg/mL,0.47 pg/mL和0.63 pg/mL(P>0.05),P4平均水平分别为3.53 ng/mL,5.03 ng/mL和3.74 ng/mL,Ⅱ组高于Ⅰ,Ⅲ组(P<0.01).表明适量添加脂肪酸钙能改善全放牧肉牛的营养、增强体质,促进排卵与受精,增加超数排卵的可用胚数;能使供体牛的E2和P4水平比对照组有所提高;添加效果冬、春季优于夏、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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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较婆罗门牛和BMY牛的雌二醇(E2)、孕酮(P4)水平及胚胎生产潜力,并探讨MOET技术在BMY牛扩繁中的应用前景,采用进口激素(日本产FSH 24~36 mg+美国产PG 35 mg)和国产激素(国产FSH 10~12 mg+国产PG 0.8 mg)对全放牧婆罗门牛和BMY牛进行超排,并于超排前(同期发情第7天)、超排开始、超排第3天、超排发情当天和胚胎回收当天采集血液,采用RIA法分析血浆中的E2和P4水平。结果表明,BMY牛的黄体数和获胚(卵)数、可用胚数分别较婆罗门牛高2.09个和0.95、0.36枚,但差异不显著(P>0.05);BMY牛的排卵率较婆罗门牛高18.46%(P<0.01),而可用胚率则较婆罗门牛低2.55%(P<0.01)。BMY牛在5个处理时段的E2和P4平均值分别较婆罗门牛高0.58 pg/mL(P<0.01)和1.44 ng/mL(P>0.05),在各处理时段的P4水平变化规律几乎与婆罗门牛一致,E2/P4值为婆罗门牛的5.16倍。结果提示,BMY母牛的E2和P4水平高于婆罗门牛,在激素水平和繁殖性能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杂种优势;E2水平低是婆罗门牛发情微弱和排卵率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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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tudied the altitudinal ranging of one habituated group of black-crested gibbons (Nomascus concolor) at Dazhaizi, Mt. Wuliang, Yunnan, China, between March 2005 and April 2006. The group ranged from 1,900 to 2,680 m above sea level. Food distribution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altitudinal ranging patterns of the study group. They spent 83.2% of their time ranging between 2,100 and 2,400 m, where 75.8% of important food patches occurred. They avoided using the area above 2,500 m despite a lack of human disturbance there, apparently because there were few food resources. Temperature had a limited effect on seasonal altitudinal ranging but probably explained the diel altitudinal ranging of the group, which tended to use the lower zone in the cold morning and the higher zone in the warm afternoon. Grazing goats, the main disturbance, were limited to below 2,100 m, which was defined as the high-disturbance area (HDA). Gibbons spent less time in the HDA and, when ranging there, spent more time feeding and travelling and less time resting and singing. Human activities directly influenced gibbon behaviour, might cause forest degradation and create dispersal barriers between populations. Copyright (C) 2010 S. Karger AG, Ba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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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and-white snub-nosed monkeys (Rhinopithecus bieti) are endemic to the Trans-Himalayas in Northwest Yunnan and Southeast Tibet between the upper Yangtze and Mekong River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and previous reports, we identified the dark-coniferous forest, the mixed coniferous and broadleaf forest, and oak patches as suitable habitats (SH) for the monkeys. Summer grazing lands (SGL), which were made by local people cutting and burning the dark-coniferous forest at the high altitude belt, replaced SH. To have a general view of the status of the SH in Yunnan, we estimated the areas of SH and SGL from satellite images in 1997, and compared with areas estimated from aerial photo-based maps (ca. 1958). The work resulted in: 1) the area of SH was 4,169 km(2) in 1997; 2) SGL was 1,923 km(2); 3)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the area of SH decreased by 31% (1,887 km(2)), and SGL increased by 204% (1,291 km(2)); and 4) the mean size of forest patches decreased from 15.6 to 5.4 km(2). In addition, the area of SG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local human population (R-2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0.53), implying that the reduc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habitat for Rhinopithecus bieti is a result of population growth of humans, who mostly employ traditional modes of production. Only 11 monkey groups remained in the changing habitat. Considering that forests at lower elevation were also encroached upon by farmlands in a similar way, the forest ecosystem is highly threatened. The destruction will continue unless there is a change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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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 of this review is to identify problems, find general patterns, and extract recommendations for successful management using nontraditional biomanipulation to improve water quality.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that prevent traditional biomanipulation from achieving expectations: expending largely to remove planktivorous fish, reduction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phosphorus, and macrophyte re-establishment. Grazing pressure from large zooplankton is decoupled in hypereutrophic waters where cyanobacterial blooms flourish. The original idea of biomanipulation (increased zooplankton grazing rate as a tool for controlling nuisance algae) is not the only means of controlling nuisance algae via biotic manipulations. Stocking phytoplanktivorous fish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a nontraditional method; however, it can be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tool to control nuisance algal blooms in tropical lakes that are highly productive and unmanageable to reduce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to low levels. Although small enclosures increase spatial overlap between predators and prey, leading to overestimates of the impact of predation, microcosm and whole-lake experiments have revealed similar community responses to major factors that regulate lake communities, such as nutrients and planktivorous fish. Both enclosure experiments and large-scale observations revealed that the initial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composition greatly impacted the success of biomanipulation. Long-term observations in Lake Donghu and Lake Qiandaohu have documented that silver carp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and bighead carp (H. nobilis) (two filter-feeding planktivorous species commonly used in management) can suppress Microcystis blooms efficiently. The introduction of silver and bighead carp could be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technique in eutrophic systems that lack macrozooplankton. We confirmed that nontraditional biomanipulation is only appropriate if the primary aim is to reduce nuisance blooms of large algal species, which cannot be controlled effectively by large herbivorous zooplankton. Alternatively, this type of biomanipulation did not work efficiently in less eutrophic systems where nanophytoplankton domin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