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毛虫尾藻（Oxyrrhis marina）细胞核的有丝分裂

尖尾藻细胞核的有丝分裂在涡鞭毛虫中间是非常独特的，可能对于了解有丝分裂的进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低速离心处理和低温（4℃）正常温度（19 ± 1℃）周期性自理相结合的办法，成功地实现了尖尾藻的同步化培养。以同步化培养的群体作为材料，用电子显微镜研究了尖尾藻细胞核有丝分裂过程中的超微结构变化。根据核中染色体的形态，间期细胞核可以分为两种类型-I型和II型。在II型间期核中，染色体比I型间期核中的染我体粗，其中的一部份呈棒状，另一部分形状不规则。在这两种类型的间期核中，细胞核和核仁都作园形。尖尾藻的分裂态Y形和U形染色体是出现在分裂间期细胞核中。前期时，核变成卵形，核仁伸长，在核膜上出现核小板（Nuclear Plaqes）；从核小板向核内发出微管。我们的观察表明在尖尾藻的核分开明过程中，虽然没有赤道板出现，但中期仍然是存在的。与许多高等真核生物一样，类尾藻的后期也可以分成后期A和后期B。后期A时，核内染色体向两极度移动，细胞核没有显著的伸长。染色体的极度向运动可能是由于与染色体相连的牵引微管的缩短和位于正在移向两极度的两条染色体之是的微管的伸长两种因素相互协调地起作用而引起的。在后期A细胞核中，位于两极度的微管组织者是多个位于核膜上的核小板，它们并未融合成为统一的微管组织中心。在后期B时，在细胞核的中间共很少见到微管，细胞核伸长，到末期开始时，核的长度大约是后期A细胞核的两倍。这种伸长很可能是由于中间区核膜的生长。在整个核分裂过程中，始终有核膜存在。我们发现微管也会与分裂中的核仁相连，这表明微管在核仁分裂中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已有的资料，讨论了有丝分裂的机制和有丝分裂的进化。

森林管理对动物生境影响的模拟研究——以小兴安岭友好林业局为例

理解森林管理对野生动物生境的累积效应，需要对不同森林管理预案作出预测、分析和评价。本文，以小兴安岭友好林业局为研究区，利用空间直观景观模型LANDIS模拟其在6种森林管理预案—无采伐、皆伐、择伐I（禁伐区不采伐，限伐区和商品林区每10年采伐面积分别为5%和10%）、择伐II（限伐区和商品林区10%和15%）、造林I（采伐同择伐I，伐后人工更新）和造林II（采伐同择伐II，伐后人工更新）下200年内的森林景观变化。在查阅文献、野外考察和咨询相关专家的基础上，以GIS为平台，构建有着不同生境需求的3种动物：松鼠（Sciurus vulgaris）、马鹿（Cervus elaphus）和花尾榛鸡（Bonasa bonasia）在景观尺度上的生境适宜度指数（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模型，利用Arc的宏语言AML（Arc Macro Language）将LANDIS的输出结果与3种动物的HSI模型相结合，借助生境单元和类水平（Class level）上的景观指数（结合度指数等）评价动物生境，以反映不同森林管理预案对动物生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对于LANDIS的模拟结果而言，不同森林管理预案往往导致不同的森林演替动态：无采伐和2造林方案下，森林逐渐向成、过熟林演替，且造林方案显著增加了营林树种的分布面积；择伐I和择伐II下，由于成、过熟林被采伐，森林向后期演替的速度较为缓慢，而皆伐下，中、幼龄林的比重较大。定性而言，对于偏好早期演替的动物而言，皆伐下的生境适宜性较高；对于偏好中、后期演替森林的动物而言，2种择伐方案下生境适宜性较高；对于偏好后期演替的动物而言，无采伐和2造林方案下生境适宜性较高。 2）对于松鼠，无采伐和2造林预案下的生境单元和适宜生境（HSI≥0.5）结合度指数较高，适宜生境的平均斑块面积较大，表明这3种预案下的生境适宜性较高，而2择伐预案由于移去了大量成、过熟林，导致松鼠生境适宜性的下降，对于皆伐，尽管采伐量比2择伐预案的小，由于其不利于针叶林的天然更新，对松鼠的生境破坏更为严重。 3）对于马鹿，皆伐和2造林预案下的生境单元和结合度指数较高，而无采伐下的生境单元和结合度指数整体上又小于2择伐预案下的，这表明，适当的干扰反而利于提高马鹿的生境适宜性，因为，若没有这些采伐、造林等干扰活动，森林的郁闭度会随着树冠的封闭而逐渐加大，下层的许多不耐荫的树种就会消失或减少，降低马鹿的食物来源。 4）对于花尾榛鸡，若不考虑营林活动对其干扰，2造林预案下的生境单元和结合度指数较高，其次为无采伐预案，而皆伐和2择伐方案下较低，这表明，单纯的采伐的将减小花尾榛鸡的生境适宜性。 生态系统是一复杂的系统，因此，不可能存在适于所有动物的森林管理预案，对于管理预案的选择取决于管理者多方面（经济、生态和社会）的权衡。本文是将LANDIS与HSI相结合模拟评估森林管理预案对动物生境影响的一次尝试，研究结果表明了这一方法的实用性。尽管这一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利用这一方法，能够可视化和量化结果，并比较不同森林管理预案，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出发，为森林管理提供决策支持。最后，需要声明的是，本研究侧重方法的探讨，作为实际应用，还需要大量的野外工作来验证HSI模型。

长白山森林资源变化动态与景观格局预测

长白山区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多年以来由于不合理的森林经营导致了森林质量明显下降，生态功能显著退化。因此，分析森林资源变化动态及其影响因素，明确人类活动对森林资源的影响，并提出合理的经营方案，对该区森林资源保护和恢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露水河林业局为研究对象，以1987，1995和2003三期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资料为主要数据来源，利用ARCGIS、ARCVIEW和FRAGSTATS等软件为技术手段，分析该局资源变化、景观特征及格局变化及其与人为干扰的关系；同时以2003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景观空间直观模型LANDIS，设定5种不同的采伐预案：对照（无采伐）、方案I（一般公益林和商品林每十年分别采伐总面积的5%和10%+天然更新）、方案II（一般公益林和商品林每十年分别采伐总面积的10%和15%+天然更新）、方案Ⅲ（采伐同方案I+人工更新）和方案Ⅳ（采伐同方案II+人工更新），模拟未来300年森林景观变化，以揭示在不同的经营方案下森林资源的长期演替动态及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1.森林资源的质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16年间该区森林覆盖率增加了6.9%，但是森林蓄积量下降了60.58万m3；成、过熟林面积持续增加，中龄林面积急剧减少；1987年到1995年该区森林蓄积减少了110万m3，而1995年到2003年间森林蓄积增加了49.7万m3，这些表明1995年到2003年森林经营措施更有利于森林恢复。但中、幼龄林在16年间面积、蓄积持续减少，近年来采伐的主要是中龄林，说明成、过熟林面积的增加是以牺牲中龄林为代价的。 2.森林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过去的16年间景观异质性程度加大，景观斑块内部的连通性增强。而景观类型的斑块数、边界密度、蔓延度逐渐增加，散布并列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等指数在逐渐的降低。1987年到2003年斑块数增加了979块，同时最大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逐渐下降，1987年为28.7%，2003年减少到12.7%；由于经营方式变为采阔保针，大量采伐阔叶树种补植针叶树种，景观基质由1987年的阔叶混交林，转变为1995年后的混合景观基质；在斑块水平上阔叶混交林的平均斑块面积下降最多，边界分割程度最高，这表明天然次生林类型受人类干扰最大；从景观指数变化趋势看景观破碎化在1995年到2003年的变化趋势较1987年到1995年的变化趋势有所减缓。 3.LANDIS模型对5种不同的森林管理预案模拟结果表明：无采伐和低强度择伐+人工造林方案到模拟后期不同程度的增加了成、过熟林面积，更有利于增加森林质量和维护森林景观的完整性。人工造林与不造林相比，造林方案显著增加了造林树种的分布面积；造林方案下造林树种的分布面积、成、过熟林面积较其它预案要高，因此，用原始阔叶红松林中的关键种造林，有利于森林结构的优化及向阔叶混交林景观的转化，促进森林质量的提高和景观的恢复。

土壤优先水流及溶质先迁移的研究

本文以探讨土壤优先水流的特征和非吸附性离子优先先移为主要目的，通过对土壤优先水流穿透曲线的分析，定量的论证了优先水流的特征。在分析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得出了土壤优先水流的几个典型特征，即土壤优先水流的优先穿透、穿透曲线的不对称性、穿透曲线的拖尾和出流速率的不稳定性。在土壤优先水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土壤优先水流的定量方法。围绕非吸附性离子的优先迁移的实验结果，分析了阶跃输入和脉冲输入的非吸附性离子在不同水力负荷下的运移特点、优先水流的侧向入渗对土体中溶质分布的影响和耕作对土壤优先水流及溶质运移的影响。研究表明原状黑土、棕壤、暗棕壤和红壤中优先水流穿透时的孔隙容积分别为 0.05、0.051、0.048 和 0.042，穿透浓度为 0.759mg/l、0.087mg/l、0.115mg/l 和 0.117mg/l，在穿透时间上分别较对应的填充土柱提前 144、104、168 和 120 小时。原状土柱出流速率波动较大，其变异系数分别较对应的填充土柱高出 5～10 倍。在不同水力负荷下，原状土柱 Br 和 NO_3~- 的累积迁移量均明显高于填充土柱。不同水力负荷条件下，Br 和 NO_3~- 累积迁移量的差异不是来源于土壤优先水流，而是来源于土壤基质流。耕作可以影响土壤优先水流的穿透规律，并对土壤溶质运移构成影响。但耕作对土壤优先水流的穿透时间、穿透时的孔隙容积、穿透峰的出现和累积迁移量的影响并不遵从同一规律，这个过程不能通过孔隙的增减来简单描述的。优先水流存在下, Br 和 NO_3~- 在土壤中的分布表现为以大孔隙为中心向外径向递减，即 I 区溶质含量 ＞ II 区 ＞ III 区。土柱中溶质的径向分布以大孔隙为中心呈辐射状，表现距大孔隙越近溶质浓度越高。土壤优先水流可以引起非吸附性离子的快速大量迁移。这种迁移为深层次土壤和地下水中溶质浓度的大幅度提高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可能增加了深层次土壤污染修复的难度，一方面可以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造成在下水污染的危险。

辽西地区油松纯林结构调整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辽西地区现有的47.1万hm~2油松林的广泛调查研究，探索出油松纯林结构调整的三种模式，即：人促更新调整模式（I）、镶边补空调整模式（II）和带状皆伐改造调整模式（III）。首次提出了辽西地区油松林结构调整全理林分油松所占的比例、皆伐带的宽度、镶嵌斑块的面积等数量指标。即当油松纯林集中连片的面积在10－15hm~2以上时，应进行调整；调整时，油松所占的最适比例为35％左右；在实行III模式调整时，最适带宽为12－30m，有时可加大到50m；实行II模式调整时，油松镶嵌斑块的最适面积为1－3hm~2左右，砍伐的油松斑块面积在 3hm~2以下。油松纯林经调整后，其林分的水源涵养能力、土壤肥力状况、林木生长量、抗虫效应、物种多样性等都有较大改善，尤其是固 N 树种的应用，效果更加明显。调整后的林分与油松纯林比可增各种效益达 7.4万元／hm~2·a。

EDMOCSS-有毒有机化学品在土壤－植物系统中暴露动态的新模型研究－－菲（Phenanthrene)在沈阳西部城市污水慢速渗滤土地处理系统的暴露动态模拟

有毒有机污染物（TOP）在土壤－植物系统暴露动态模型是TOP生态风险评价和管理的必要手段，是目前TOP环境科学研究的活跃领域。以往主要以经典的对流－扩散方程（CDE）为基础的建模途径存在诸多局限：i.基本过程机制和理论研究尚不完善，制约着系统模型的研究水平；ii.模型过于复杂，在应用上存在很大困难，；iii.普遍缺乏野外实际观测结果的检验。需要开辟和发展新的TOP在土壤－植物系统暴露动态模型正是在此方面的突破。EDMOCSS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经典建模途径的局限，既包括几乎所有基本过程及其目前普遍接受和应用的理论，模型的结构又不很复杂，具有良好行为特征，应用上较方便。以优先有机污染物－菲（phenanthrene)为供试化学品的野外慢速土地处理系统（SR－LTS）小区动态观察结果，很好地验证了EDMOCSS核心模型－耕作层土壤分室模型的结果，表明了EDMOCSS有较好模拟预测能力，为EDMOCSS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青藏高原东部混农季节性放牧及其对高山林线格局的影响

混农季节性放牧（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通过作物种植和畜牧生产相结合的方式对不同海拔高度带上的资源进行相互补充利用，在亚洲兴都库什地区、青藏高原、横断山、东部及南部非洲、南美安第斯地区等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传统的生计系统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居住在该地区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与山地自然植被以及特殊的山地人类文化和社会特征具有密切的协同演变关系。认识和理解这一关系，是山地生态学和人类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近年来，山地生态系统的多重功能性及动态演变对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受到人们的不断关注。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的12个自然村的混农季节性放牧以及对云南德钦、四川壤塘等山地植被格局特别是高海拔地带植被格局的的详细调查，探讨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混农季节性放牧的主要特征、系统构成及相互关系，及其在全球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分析混农季节性放牧与高山林线格局及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旨在探讨山地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家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调查结果表明，混农季节性放牧是一种适应青藏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地区环境因子及自然资源呈明显的垂直分布、资源数量稀少而时空分布异质性极高的生存环境的一种传统经济形式。这种传统的畜牧业的主要生产目的仍然是提供当地基本生存所需的产品，饲养牲口的种类和数量取决于农户的当地需求并且受资源的限制，因而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的。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的放牧资源在一年中被牲口利用的时间也不同，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混农季节性放牧的资源基础。根据各社区永久居住点的位置和该村的土地资源特别是牧草地资源的分布范围，牲口迁移的距离和格局有较大的差异。。天然牧场仍然是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资源。混农季节性放牧中的农业系统和牧业系统互为补充，共同构成调查地区完整的的生计系统，农耕活动为放牧活动提供精饲料如粮食等和冬季饲料如秸秆， 其数量往往成为家庭畜牧业生产规模的主要决定因子之一。 通过对牲口数量和结构、牲口的时空迁移格局、牧业活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牧业活动和作物种植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分析，混农季节性放牧在近几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牲口数量总体下降，牲口组成发生变化，牲口移动性降低、牧业活动的经济重要性下降以及牧业活动和种植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降低等。上述变化的根本驱动力是发生在当地、地区及全球尺度上的环境、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等的变化，从而造成当地群众畜牧生产目标、土地利用和劳动力的分布等发生了变化。当地生计系统发生的改变可能会带来对方面而深刻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影响。 混农季节性放牧这种古老的传统生计策略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冬季饲料短缺、草场退化、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重要性降低、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国家缺乏专门的政策指导等。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新技术的应用、替代生计机会的增加、国家对于山地生态系统的作用的重新定位等也为传统生计系统转型、实现社会与生态共赢创造了机遇。 混农季节性放牧活动对亚高山及树线交错带生态系统系统的互动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牲口啃食、践踏等影响森林群落更新，改变森林群落的组成和结构，从而影响森林群落的演替进程和植被格局。林线边缘是搭建夏棚的首选地点，因此林线及树线交错地带就成了牲口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2）利用火烧开辟、维持和改良高山牧场； 3）在亚高山火灾迹地的放牧活动能够阻止火烧迹地的顺向演替； 4）牧民在林线附近获取建材和薪材等活动影响高山林线附近森林的结构和功能。 在调查区域，梅里雪山、白马雪山、甲午雪山的林线海拔高度在4200-4300m之间； 四川雅江、理塘一线，林线位置多在4300-4400m；四川壤塘二林场一带的林线主体在4100-4200m，在个别地区达到4300m； 在贡嘎山的南坡和东坡一带，林线位置在3600-3700m；而在四川松潘一带，林线位置主体在3700-3800米左右。树线高度的分布趋势和林线一致。混农季节性放牧及其有关人类利用活动使研究地区很多地方高山林线降低、树线交错带宽变窄或消失。在研究地区，总体情况是，阳坡和半阳坡（南坡、西南坡等）的林线和树线比阴坡和半阴坡（北坡、东北坡等）低，变化幅度达20-200m。这种差异主要是为了开辟牧场而人为清除了南向坡自然林线及其以上的植被从而使林线位置下降所致。在南坡自然林线保留得比较好的地方，林线和树线依然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北坡林线和树线的高度。放牧活动抑制了高山林线带火烧迹地的天然更新，从而使林线位置保持在目前的位置。 放牧活动对高山林线带森林群落更新的影响是显著的。自然林线内的乔木个体密度特别是新生苗和幼苗的密度大大高于非自然林线。没有放牧的自然林线及树线交错带内的I级个体（新生苗）密度达到725-2917株/公顷，而与之相对的处理样地内I级个体的密度只有0-228株/公顷；II级个体（高度10-50cm）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在没有放牧的自然林线及树线交错带样方内，其密度达到550-5208株/，而在放牧处理样方内只有14-321株/公顷。在非自然林线带样地内，在有正常放牧的样地内，完全缺乏I级个体。 从相对比例来看，没有放牧的样方内的I、II级个体在全部个体中所占的比例显著高于有放牧活动的样方。放牧使林线交错带的乔木幼苗数量显著减少，从而影响林线及树线交错带森林群落的天然更新过程。林线和树线交错带的灌木对乔木幼苗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能够为树线树种如冷杉等幼苗的定居体提供有利的微气候环境，同时保护苗免受牲口的啃食和践踏。火烧以后接着进行放牧能够100%地抑制高山林线带的幼苗更新。 高山牧场放牧强度降低、使用时间缩短而低海拔地带放牧强度增加是研究地区混农季节性放牧系统的一个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引起各海拔带上的生态系统的变化。放牧强度的降低、生产性用火的停止将导致原来通过人工火烧而降低并通过进一步的火烧和放牧活动来维持的林线及其以上地带的灌木盖度和高度的增加，从而为林线森林群落的扩张创造条件。 青藏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山地生态系统，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确认识人类特别是当地传统的生计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互动关系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前提。决策者必须以综合、系统的的视角协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及文化多样性和维持人、牲口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的多重目标。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which makes a complementary exploita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t different altitudinal belt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migratory animal husbandry and crop cultiv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Hindu-Kush Himalaya, Tibet Plateau, Hengduan Ranges,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Andes region of south America.For millennia, this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y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societies inhabiting in these regions and their natural ecocystems. A close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has been developed between this indigenous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 mountain vegetation systems on the one hand and a unique set of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features on the other. Underst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one of the core scientific issues in mountain ec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the mountain ecosystems and their dynamic changes in th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 regions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which is based on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agropastoral practices of the 12 natural villages in Deqin County of Yunnan, and the mountainnn vegetation patterns in Deqin of Yunnan and Rangtang County of Sichuan, intends to reveal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system composition and the inter-relations of the subsystems of the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s well as the trends of changes of the system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rocess of China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nd alpine ecosystem, ao a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cosystems of the mountain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in e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mountain regions. Results of the survey indicate that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 the investigated area is a traditional economic form that is highly adapted to the eastern Tibet Plateau where the topography features high peaks and deep gorges and where the highly variabl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scanty natural resources exhibit a distinct vertical spectrum of distribution and great temporal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main objective of pastoral management is still aimed at the production of basic goods and services of local people and thus the type and size of animals raised for each household mainly depend on local needs and are limit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is relatively low. Pastoral resources at different altidudinal belts are complementarily used at different seasons of a year and thus form the resources basis for agropastoral production of the study area. Migration distances and patterns vary with the location of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s, the elevational distribution range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villages concerned. Natural pastures (rangelands) are the main fodder resources and sumplement feedings only account for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fodder consumption. Crop cultivation and pastoral activities support each other to form a complete livelihood system. The ability of the farmig lands (crop cultivation) to provide the pastoral activities with concentrates and sumplements often becomes a main factor limiting the scale of livestock production at household level.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s experiencing drastic changes in recent decades as is reflected in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animals, the seasonal migration patter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astoralism in the household economy and the interplays of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elements of the system. In general, there is a decline in animal population and mobility, a shift in animal composition to meet new needs arising from changed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 decrease i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he household economy and an increasing decoupling of agro&pastoral relations. The fundamental divers of these changes can be traced to environmental, soci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from local to global levels and such changes have further caused local changes in livestock management objectives, land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labor forces. Changes in local livelihood systems could have profound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onseuquences.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s an age-old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y, is facing multifacet challenges, such as winter fodder shortage, rangeland degradation, lack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decrease in economic importance, lack of appreciation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adequate policies from the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rket economy, intrdoctu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crease of alternative income 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 national re-oreitation of policies on mountain ecosystems have all brought abou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ystem and the synchronized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teracts with the ecosystem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mainly through the following aspects: 1)Animal browsing and stamping affect the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nd alters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forest which in turn affect the succession process and vegetation pattern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Forest edges are the priority locations for summer houses and therefore the timeline and treeline area becomes the major venues of aninal activities; （2）herders create, maintain and improve pastures through burning that remove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e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3）immediate grazing on the fire sites can significantly prevent the fire sites from perogressive succession; and 4）herders harvesting of construction timber and firewoods affect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zone. Timberline position in the survey region shows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t is around 4200-4300m in Meilixueshan, Baimaxueshan and Jiawuxueshan in Northwest of Yunnan and rises to 4300-4400m in Yajiang County and Litang County of Sichuan. In Rangtang of Sichuan, it is between 4100-4200m, though reaching 4300m in localized sites. In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slopes of Gongga Mountain, the timberline is only between 3600m and 3700m and in Songpan County at the upper reach of the Minjiang River the timberline is around 3700-3800m.Treeline pattern follows similar trend. In many places,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nd related human activities have lowered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and narrowed or removed the treeline ecotone. In the area of survey, generally speaking, timberlines and treelines are lower on the southern slopes than on the northern slopes, with a difference between 20 and 200m. 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at the use of fires to crerate pastures has removed the forest vegetation at the previous timberline and above. In fact, in many places, well-preserved forests on the south slopes have even high timberline position that the corresponding northern slopes. At subalpine zone, grazing activities could have prohibited the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many forest fire sites and maintained the forest position at the present level. Graz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gernation process of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berline zone. Natural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has much higher density of treeline species individuals especially the emergents and seedlings than the timberlines that are maintained by human activities. In natural timberline and treelien ecotone without grazing interference, the density of the I Class seedlings (less than 10cm in height) ranges 725-2917 /hm2; while that in the treatment plots (with grazing disturbance) is only 0-228//hm2；II Class seedlings (10-50cm）exhibit similar density trends, reaching 550-5208//hm2 in natural timberline without grazing but only 14-321//hm2 in the plots with grazing treatment. In the man-created timberlines, there is no I Class seedling at all in plots with normal grazing activities. In relative terms, in plots without grazing activities, the propotion of I Class and II Class seedling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plots with grazing. Grazing activities hav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seedlings in the timberline ane treeline ecotone, and thus affect the natural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sts. Shrub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seedlings from severe climate and animal tramping, thus increas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seedlings. Grazing following fires can completely inhibit forest regeneration process at timberline. Changes in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will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pattern of the studied area. The decrease in grazing intensity on alpine pastrues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use of fires will result an increase in the cover and height of shrubs above the present human-maintained treeline, which will create further condition for the expansion of timberline forest communities. Eastern Tibet Plateau harbors some most important mountain ecosystems of China that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country’s strategy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sociaoeconomic development. A proper knowledg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ystems and the ecosystems in the region is a precondi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bove strategic goals. Therefore, the decision-makers must have a holistic and systemic perspective so as to integrate the multiple objectives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erving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aintaining the balances among people, animal population and the ecosystems.

增温对川西亚高山针叶林不同光环境下几种幼苗生长的影响

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富集已导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在20 世纪升高了0.6 ¡æ，并预测在本世纪将上升1.4-5.8 ¡æ。气候变暖对陆地植物和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并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川西亚高山针叶林是研究气候变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重要森林类型。森林采伐迹地和人工云杉林下作为目前该区人工造林和森林更新的两种重要生境，二者截然不同的光环境对亚高山针叶林不同物种更新及森林动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以青藏高原东部亚高山针叶林几种主要森林树种为研究对象，采用开顶式增温法（OTCs）模拟气候变暖来研究增温对生长在两种不同光环境下（全光条件和林下低光环境）的几种幼苗早期生长和生理的影响，旨在从更新角度探讨亚高山针叶林生态系统不同树种对气候变暖在形态或生理上的响应差异，其研究结果可在一定程度上为预测气候变暖对亚高山针叶林物种组成和演替动态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可为未来林业生产管理者提供科学指导。 1、与框外对照相比，OTCs 框内微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OTCs 框内与框外对照气温年平均值分别为5.72 ¡æ和5.21 ¡æ，而地表温度年平均值分别为5.34 ¡æ和5.04 ¡æ，OTCs 使气温和地表年平均温度分别提高了0.51 ¡æ和0.34 ¡æ；OTCs框内空气湿度年平均值约高于框外对照，二者分别为90.4 %和85.3 %。 2、增温促进了三种幼苗生长和生物量的积累，但增温效果与幼苗种类及所处的光环境有关。无论在全光或林下低光条件下，增温条件下云杉幼苗株高、地径、分支数、总生物量及组分生物量（根、茎、叶重）都显著地增加；增温仅在全光条件下使红桦幼苗株高、地径、总生物量及组分生物量（根、茎、叶重）等参数显著地增加，而在林下低光条件下增温对幼苗生长和生物量积累的影响效果不明显；冷杉幼苗生长对增温的响应则与红桦幼苗相反，增温仅在林下低光条件下对冷杉幼苗生长和形态的影响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增温对三种幼苗的生物量分配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与幼苗所处的光环境有关。无论在全光或林下低光环境下，增温都促使云杉幼苗将更多的生物量分配到植物地下部分，从而导致幼苗在增温条件下有更高的R/S 比；增温仅在林下低光条件下促使冷杉幼苗将更多的生物量投入到植物叶部，从而使幼苗R/S 比显著地降低；增温在全光条件下对红桦幼苗生物量分配的影响趋势与冷杉幼苗在低光条件下相似，即增温在全光条件下促使红桦幼苗分配更多的生物量到植物同化部分—叶部。 3、增温对亚高山针叶林生态系统中三种幼苗气体交换和生理表现的影响总体表现为正效应（Positive），即增温促进了几种幼苗的生理活动及其表现：（i）无论在全光或林下低光环境下，增温使三种幼苗的光合色素含量都有所增加；（ii）增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三种使幼苗的PSII 光系统效率（Fv/Fm），从而使幼苗具有更强的光合电子传递活性；增温在一定程度使三种幼苗潜在的热耗散能力（NPQ）都有所增强，从而提高幼苗防御光氧化的能力；（iii）从研究结果来看，增温通过增加光合色素含量和表观量子效率等参数而促进幼苗的光合作用过程。总体来说增温对幼苗生理过程的影响效果与幼苗种类及所处的光环境有关，增温仅在全光条件下对红桦幼苗光合过程的影响才有明显的效果，而冷杉幼苗则相反，增温仅在低光条件下才对幼苗的生理过程有显著的影响。 4、增温对三种幼苗的抗氧化酶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总体来说，增温使几种幼苗活性氧含量及膜脂过氧化作用降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该区低温对植物生长的消极影响；增温倾向表明使三种幼苗体内抗氧化酶活性和非酶促作用有所提高，从而有利于维持活性氧代谢平衡。但增温影响效果与幼苗种类所处的光环境及抗氧化酶种类有关，增温对冷杉幼苗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仅在林下低光环境下效果明显，而对红桦幼苗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仅在全光条件下才有明显的效果。 总之，增温促进了亚高山针叶林生态系统中三种幼苗的生长和生理表现，但幼苗生长和生理对增温的响应随植物种类及所处的光环境不同而变化，这种响应差可能异赋予了不同植物种类在未来气候变暖背景下面对不同环境条件时具有不同的适应力和竞争优势，从而对亚高山针叶林生态系统物种组成和森林动态产生潜在的影响。 Enrichment of atmospheric greenhouse gases resulted from human activities suchas fossil fuel burning and deforestation has increased global mean temperature by 0.6¡æ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is predicted to increase it by 1.4-5.8 ¡æ. The globalwarming will have profound, long-term impacts on terrestrial plants and ecosystems.The ecoologcial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global warming have also become thevery important issuses of global change research. The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s in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provide a natural laboratory for the studying theeffects of climate warming o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The light environment differssignificantly between clear-outs and spruce plantations, which is particularlyimportant for plant regeneration and forest dynamics in the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s. In this paper,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two levels of air temperature (ambient andwarmed) and light (full light and ca. 10% of full light regimes) on the early growthand physiology of Picea asperata, Abies faxoniana and Betula albo-sinensis seedlingswas determined using open-top chambers (OTC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ee species in their responses to experimentalwar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eneration. Our results could provide insights intothe effects of climate warming on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regeneration behavior for the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ecosystem processes, and provide scientificdirec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under future climate change. 1. The OTCs manipulation slightly altered thermal conditions during the growingseason compared with the outside chambers. The annual mean air temperature andsoil surface temperature was 5.72 and 5.34 ¡æ (within the chambers), and 5.21 and5.04 ¡æ (outside the chambers), respectively. The OTCs manipulation increased airtemperature and soil surface temperature by 0.51 and 0.34 ¡æ on average, respectively.Air relative humidity was slightly higher inside the OTC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plots, with 90.4 and 85.3 %, respectively. 2. Warming generally stimulated the growth and biomass accumulation of thethree tree species, but the effects of warming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variedbetween light conditions and species. Irrespective of light regimes, warming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lant height, root collar diameter, total biomass, componentbiomass (stem, foliar and root biomass) and the number of branches in P. asperataseedlings; For A. faxoniana seedlings, significant effects of warming on all the tested parameters (plant height, root collar diameter, total biomass, and component biomass) were found only under low light conditions; In contrast, the growth responses of B.albo-sinensis seedlings to warming were found only under full light conditions. Warming had pronounced effects on the pattern of carbon allocation. Irrespectiveof light regimes, the P. asperata seedlings allocated relatively more biomass to rootsin responses to warming, which led to a higher R/S. Significant effects of warming onbiomass allocation were only found for the A. faxoniana seedlings grown under lowlight conditions, with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leaf mass ratio (LMR) and decreasedin R/S in responses to warming manipulation. The carbon allocation responses of B.albo-sinensis seedling to warming under full light conditions were similar with theresponse of A. faxoniana seedlings grown under low light conditions. Warmingsignificantly decreased root mass ratio (RMR), and increased leaf mass ratio (LMR)and shoot/root biomass ratio (S/R) for the B. albo-sinensis seedlings grown under full light conditions. 3. Warming generally had a beneficial effect on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of dominant tree species in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ecosystems: (i) Warming markedincreas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in both tree species, but theeffects of warming on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were greater under low lightconditions than under full light conditions for the two conifers; (ii) Warming tended to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PSII in terms of increase in Fv/Fm, which was related tohigher chloroplast electron transport activity; and enhance non-radiative energydissipation in terms of in increase in NPQ, which may reflect an increased capacity inpreventing photooxidation; (iii) Warming may enhance photosynthesis and advancephysiological activity in plants by increasing photosynthetic pigment concentration,the efficiency of PSII and apparent quantum yield (Φ) etc. From the results, theeffects of warming on seedlings’ physiological performance varied between lightenvironment and species. The effects of warming on photosynthesis performance of B.albo-sinesis seedlings were pronounced only under full light conditions, while the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f A. faxoniana seedlings to warming were found only underthe 60-year plantation. These results provided further support for the observationsabove on growth responses of seedlings to warming. 4. Warming had marked effects on antioxidative systems of the three seedlings.Warming generally decreased H2O2 accumulation and the rate of O2- production, andalleviated degree of lipid peroxidation in terms of decreased MDA content, whichalleviated to some exten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low temperature on the plant growthand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Warming tended to increase the activities ofantioxidative enzymes and stimulate the role of non-enzymatic AOS scavenging,which helped to create an balance in maintaining AOS metabolites for the threeseedlings. Nevertheless, the effects of warming on antioxidative defense systems werepronounced only under the 60-year plantation for the A. faxoniana seedlings. Incontrast, the marked effects of warming on antioxidative defense systems for the B.albo-sinesis seedlings were found only under the full light conditions. In sum, warming is considered to be generally positive in terms of growth andphysiological process. However, the responses of growth and physiology performanceto warming manipulation varied between species and light regimes. Competitive and adap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ee species may be altered as a result of responsedifferences to warming manipulation, which is one mechanism by which globalwarming will alter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forest dynamics of subalpine coniferousforest ecosystems under future climate change.

同源四倍体水稻三系亲本的遗传差异、细胞遗传学比较研究及低直链淀粉含量突变体Wx基因序列分析

同源四倍体水稻（2N=4X=48,AAAA）是由二倍体水稻（2N=2X=24,AA）通过秋水仙素诱导染色体加倍后得到的新品系，具有优良的抗病性以及较高的蛋白质含量。因此，在四倍体水平上挖掘水稻的增产潜力成为水稻育种的新手段。同源四倍体水稻具有很强的遗传可塑性和很弱的遗传保守性，利用其作为水稻远缘杂交的桥梁，从野生物种中不断地引进有益的基因，这将有助于杂交水稻的多代利用和固定水稻的杂种优势。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同源四倍体水稻遗传多样性，遗传背景的报道。目前世界关于同源四倍体水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主要研究方向为培育、筛选结实正常的亲本材料，配置和筛选结实率正常或接近正常的组合。经过几十年研究，虽然在材料构建，细胞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样由于结实率低的瓶颈问题未解决，而使多倍体水稻育种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近年来一些关于同源四倍体水稻低结实率机理的细胞学研究也由于缺乏统计学数据而缺乏说明性。本文用SSR标记，对选取的36个结实率正常同源四倍体水稻三系亲本和14个来源二倍体亲本，分析他们的遗传差异和群体遗传结构。本文还利用我们培育的高、低结实率的同源四倍体水稻恢复系、优良保持系和杂种F1及二倍体对照为材料，进行系统深入的细胞遗传学研究，进一步探讨同源四倍体水稻有性传递后代的发育过程，探索分裂期染色体行为特征与遗传性状稳定性的关系，为进一步选育多倍体水稻品种并将其应用于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同源四倍体水稻突变株D4063-1直链淀粉含量比来源二倍体明恢63下降一半,即其直链淀粉含量为5.23%，为研究其直链淀粉含量下降的原因，本文还根据普通水稻Wx基因设计引物，扩增测序获得了D4063-1Wx基因的全序列，与已报道Wx基因进行比对分析，并根据D4063-1和籼稻、粳稻的序列差异并根据D4063-1在该片段上的特征序列位点设计了用于识别D4063-1的寡核苷酸片段,为快速、准确的鉴别低直链淀粉的D4063-1创造了条件。 SSR标记具有基因组分布广泛、数量丰富、多态性高、容易检测、共显性、结果稳定可靠、实验重现性好、操作简单、经济、易于高通量分析等许多优点，被认为是用于遗传多样性、品种鉴定、物种的系统发育、亲缘关系及起源等研究的非常有效的分子标记。本研究选取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培育的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水稻亲本，并用36个微卫星标记进行了遗传差异和种群遗传结构分析。在50个品系中，我们观察到较高水平的多态性，每基因等位基因数（Ae）分布于2至6之间（平均值3.028），多态性信息含量（PIC）分布于0.04至0.76之间（平均值0.366）；期望杂合度（He）分布于0.04至0.76之间（平均值0.370），Shannon指数（I）分布于0.098至1.613之间（平均值0.649）。同源四倍体品系的等位基因数，期望杂合性和Shannon指数都比二倍体品系高。在供试50个品系中，较多材料均发现Rare基因，根据SSR多态性指数我们构建了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水稻的核心指纹库。F-统计值表明遗传差异主要存在于同源四倍体品系中（Fst=0.066）。聚类分析结果表明50个品系可以分为4个组。I组包括所有的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籼稻保持系，以及一个同源四倍体籼稻雄性不育系及其来源二倍体。II组仅包括IR来源的品系。III组比II组和IV组更复杂，包括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籼稻恢复系品系。IV组包括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粳稻品系。此外,由于等位基因及配子的遗传差异,同源四倍体与二倍体品系中存在单位点和双位点的遗传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二倍体和四倍体水稻基因库的不同,其中遗传变异可以区分四倍体与二倍体水稻。同源四倍体水稻具有长期而独立的遗传性，我们能够选育并得到与二倍体亲本相比有特殊优良农艺性状的品系。 本研究以高结实率的同源四倍体水稻恢复系DTP-4、D明恢63及优良保持系D46B为材料进行农艺性状及细胞遗传学比较研究。DTP-4、D明恢63及保持系D46B的的染色体组成均为2N=4X=48，花粉母细胞具有较为理想的减数分裂行为，配对染色体的比率在99%以上，这与理论染色体组构成相符。DTP-4和D明恢63PMC减数分裂各个时期单价体和三价体的比例都非常低，而在MI， PMC观察到较多的二价体和四价体且四价体多以环状形式出现，其最大频率的染色体构型分别为12II 6IV和10II 7IV。恢复系DTP-4和D明恢63在MI四价体频率分别为2.00/PMC和2.26/PMC，而保持系D46B在MI四价体频率为6.00/PMC，极显著地高于恢复系品系，表明保持系D46B具有更好的染色体配对性质；AI保持系D46B的染色体滞后频率为10.62%，远低于恢复系材料DTP－4和D明恢63的19.44％和23.14％，接近二倍体对照明恢63的7.30%水平；TI保持系D46B具有比恢复系更低频率的微核数。而在TII，D46B的正常四分小孢子比率不但高于恢复系品系甚至高于二倍体对照。对高低结实率的同源四倍体水稻恢复系和杂种F1代的花粉育性，结实率和细胞遗传学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DTP-4, D明恢63, D46A´DTP-4和D46A´D明恢63的花粉育性和结实率比D什香和D46A´D什香显著提高。减数分裂分析的结果表明，DTP-4，D明恢63，D什香，D46A´DTP-4，D46A´D明恢63和D46A´D什香其减数分裂染色体构型分别为：0.05I +19.96 II (9.89棒状+10.07环状) +0.01III + 2.20 IV, 0.11I +19.17 II (8.90 棒状+10.37 环状) +0.09III + 2.26 IV + 0.01 VI, 1.33I +9.46 II (4.50 棒状+4.96 环状) +0.44III + 6.02 IV + 0.09VI + 0.09 VIII, 0.02I +14.36 II (6.44 棒状+7.91 环状) +0.01III + 4.80IV + 0.01VIII, 0.06 I +17.67 II (11.01 棒状+6.67 环状) +0.06 III + 3.10 IV + 0.01 VI and 1.11 I +11.31 II (5.80 棒状+5.51 环状) +0.41 III + 5.63 IV+0.03VI+0.03VIII。在同源四倍体水稻恢复系和杂种F1代材料中，最常见的染色体构型为16II +4IV和12II +6IV。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结实率较高的材料染色体异常现象较少而结实率较低的材料染色体异常现象较严重。在杂种F1代中，二价体的比例要低于其相应的恢复系亲本，同样的，单价体，三价体和多价体的比例相比其恢复系亲本也偏低。然而，在减数分裂MI，杂种F1代中四价体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其恢复系亲本。在中期I，每细胞单价体的比例和花粉育性呈现出极高的负相关(-0.996)，当单价体数目升高时，花粉育性下降。其次是每细胞三价体的比例(-0.987)，之后则是每细胞多价体的比例与花粉育性的负相关(-0.948)。但是统计分析表明，二价体和四价体的比例对花粉育性和结实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出了花粉育性和细胞减数分裂行为的相关性，同源四倍体的减数分裂行为为筛选高结实率的同源四倍体种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突变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利用突变体克隆水稻基因,并进而研究基因的生物学功能是水稻功能基因组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课题组在多年的四倍体水稻育种研究中已获得多个低直链淀粉含量突变体，其中一些突变体在直链淀粉含量下降的同时，胚乳外观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呈半透明或不透明。同源四倍体水稻突变株D4063-1直链淀粉含量比来源二倍体明恢63下降一半,即其直链淀粉含量为5.23%。为研究其直链淀粉含量下降的原因，我们根据普通水稻Wx基因设计引物，扩增测序获得了D4063-1Wx基因的全序列，与已报道Wx基因进行比对分析；同源四倍体水稻D4063-1Wx基因最显著变化为在外显子序列中发生了碱基缺失，导致移码突变，在第9外显子终止密码子提前出现。D4063-1Wx基因碱基位点的变化还导致了其序列上的酶切位点的变化,对常用限制性内切酶位点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同源四倍体水稻相对于籼稻和粳稻多了2个sph1酶切位点，相对于粳稻减少了6个Acc1，增加了4个Xba1，1个Xho1，1个Pst1和1个Sal1酶切位点。聚类分析表明D4063-1Wx基因序列与籼稻亲源关系较近，由此推测D4063-1Wx基因来源于籼稻的Wxa基因型。另外，根据D4063-1Wx基因的碱基差异，我们推测D4063-1Wx基因外显子碱基变化导致的RNA加工障碍是其直链淀粉降低的主要原因，并可能与其米饭较软等品质相关。本文还根据D4063-1和籼稻、粳稻的序列差异并根据D4063-1在该片段上的特征序列位点设计了用于识别D4063-1的寡核苷酸片段,并作为PCR反应的引物命名为AUT4063-1,将该引物与我们设计的扩增普通籼稻、粳稻的Wx基因引物F5配合使用建立了识别D4063-1的显性和共显性两种检测方式的分子标记,为快速、准确的鉴别低直链淀粉的D4063-1创造了条件。 研究同源四倍体水稻基因组的遗传差异，探索同源四倍体水稻的遗传规律，研究分裂期染色体行为特征与遗传性状稳定性的关系,旨在揭示四倍体水稻中同源染色体配对能力的遗传差异，为进一步选育多倍体水稻品种并将其应用于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Autotetraploid rice (2N=4X=48, AAAA) is a new germplasm developed from diploid rice (2N=2X=24, AA) through chromosomes doubling with colchicines and is an excellent resource for desirable resistance genes to the pathogens and high protein content. Therefore, heterosis utilization on polyploidy is becoming a new strategy in rice breeding. At present, the main research on autotetraploid rice centralizes in China. Breeding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improve autotetraploid rice genetically, however, the progresses are limited due to higher degree of divergence between hybrid sterility and polygenic nature. But to date, almost nothing is reported about the genetic diversity, original and genetic background of autotetraploid rice. Despite several reports on cy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s of low seed set in autotetraploid rice still the results are inconclusive due to lack the statistical evaluation. Therefore, the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of low seed set in autotetraploid is a priority for rice breeding. Microsatellites or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SSRs) are the widely used marker for estimating genetic diversity in many species, including wild, weedy, and cultivated rice. In our research,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populations collected from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ere studied based on 36 microsatellite loci. For the total of 50 varieties, a moderate to high level of genetic diversity was observed at population levels with the number of alleles per locus (Ae) ranging from 2 to 6 (mean 3.028) and PIC ranging from 0.04 to 0.76 (mean 0.366). The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He) varied from 0.04 to 0.76 with the mean of 0.370 and Shannon’s index (I) ranging from 0.098 to 1.613 (mean 0.649). The autotetraploid populations showed a slightly higher level of effective alleles, the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and Shannon’s index than that of diploid populations. Rare alleles were observed at most of the SSR loci in one or more of the 50 accessions and core fingerprint database of the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rice was constructed. The F-statistics showed that genetic variability mainly existed among autotetraploid populations rather than among diploid populations (Fst=0.066).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50 accessions showed four major groups. Group I contained all of the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indica maintainer lines and a autotetraploid and its original diploid indica male sterile lines. Groups II contained only original of IR accessions. Group III was more diverse than either group II or IV and comprised of both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indica restoring lines. Group IV included japonica cluster of the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rices. Furthermore, genetic differences at the single-locus and two-locus levels, as well as components due to allelic and gametic differentiation, were revealed between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varieties. Thi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gene pools of diploid and autotetraploid rice are somewhat dissimilar, which made a variation that distinguishes autotetraploid from diploid rices. Using this variation, we can breed new autotetraploid varieties with some new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haracters but the diploid rice has not. Cytogenetic characteristics in restorer lines DTP-4, DMinghui63 and maintainer line D46B of autotetraploid rices were studied. DTP-4, DMinghui63 and D46B showed the advantage of high seed set and biological yield. The meiotic chromosome behavior was slightly irregular in DTP-4, DMinghui63 and D46B. We observed less univalent, trivalent and multivalent at MI, but more bivalent and quadrivalent were observed. The most frequent chromosome configurations were 12II 6IVand 10II 7IV in restorer and maintainer lines, respectively. The quadrivalent frequency of DTP-4 and Dminghui63 at metaphase(MI) was respectively 2.00/PMC and 2.26/PMC. However that frequency of D46B was 6.00/PMC, which was great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DTP-4 and Dminghui63. That indicates the maintainer D46B has better chromosome pairing capability in metaphase (MI). The frequency of lagging chromosomes of the maintainer D46B at anaphaseI (AI) was 10.6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DTP-4(19.44%) and Dminghui63(23.14%) and nearly reaching the level of diploid CK(7.30%). In telophaseI (TI) maintainer D46B showed lower frequency of microkernel at TI and lower frequency of abnormal spores at telophaseII(TII). We also studied pollen fertility, seed set and cyto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torer lines and F1 hybrids of autotetraploid rice. DTP-4, DMinghui63, D46A´DTP-4 and D46A´DMinghui63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pollen fertility and seed set than DShixiang and D46A´DShixiang. Pairing configurations in PMC of DTP-4, DMinghui63, DShixiang, D46A´DTP-4, D46A´DMinghui63 and D46A´DShixiang were 0.05 I+19.96 II (9.89 rod+10.07 ring)+0.01 III+2.20 IV, 0.11 I+19.17 II (8.90 rod+10.37 ring)+0.09 III+2.26 IV+0.01 VI, 1.33 I+9.46 II (4.50 rod+4.96 ring)+0.44 III+6.02 IV+0.09 VI+0.09 VIII, 0.02 I+14.36 II (6.44 rod+7.91 ring)+0.01 III+4.80 IV+0.01V III, 0.06 I+17.67 II (11.01 rod+6.67 ring)+0.06 III+3.10 IV+0.01 VI and 1.11 I+11.31 II (5.80 rod+5.51 ring)+0.41 III+5.63 IV+0.03 VI+0.03 VIII, respectively. Configuration 16 II+4 IV and 12 II+6 IV occurred in the highest frequency among the autotetraploid restorers and hybrids. Meiotic chromosome behaviors were less abnormal in the tetraploids with high seed set than those with low seed set. The hybrids had fewer frequencies of bivalents, univalents, trivalents and multivalents than the restorers, but higher frequency of quatrivalents than the restorers at MI. The frequency of univalents at M1 had the most impact on pollen fertility and seed set, i.e., pollen fertilit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univalents. The secondary impact factors were trivalents and multivalents, and bivalents and quatrivalents had no effect on pollen fertility and seed set. The correl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en fertility and cytogenetic behaviors could be utilized to improve seed set in autotetraploidy breeding. The amylose content of autotetraploid indica mutant Rice D4063-1 dropped by half than diploid Minghui 63, that is, its amylose content of 5.23%.The whole sequence of Waxy gene of D4063-1 is amplified and sequenced. And the discrepancy of bases is found comparing to the reported Waxy gene. The Waxy gene of autotetraploid Rice D4063-1 had a base deletion in exon sequence, which resulted frameshift mutation in exon 9 and termination codon occur early. The mutation of Wx also led to the change of some common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sites. Results showed compared to indica and japonica, D4063-1 had two adding sph1 sites. Compared to japonica, D4063-1 had six decreasing Acc1, a adding Xho1, Pst1 and Sal1 restriction sites. Phylogen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NA sequence of Waxy gene of D4063-1 is closer to Indica, and we suppose that the Waxy gene of D4063-1 is origin from genotype Wxa.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base differences of Wx in D4063-1, we deduce that RNA processing obstacle led by base change of intron is the main cause to low the amylose content, and related to phenotype of its soft rice. Based on analysis of fragments of D4063-1, indica and japonica and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point of the three species, primers as markers-AUT4063-I were designed for distinguishing the D4063-1 from other rice. Combining with primer pair F5, dominant and codominant ways were established for discriminating them., rapid and correct identification of D4063-1 from other rice could be done. The genetic analysis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original of autotetraploid rice, for maintaining the “distinctiveness” of autotetraploid varieties, and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various genetic background of autotetraploid rice. The autotetraploid breeding will benefit from detailed analysis of genetic diversity in the germplasm collections.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mechanisms of meiotic stability should benefit polyploid breeding.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d opportunity to improve meiotic abnormalities as well as grain fertilities in autotetraploid rice.

水稻同源四倍体三系法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水稻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其产量的增加和品质的改良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就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而言，水稻产量在现有水平上稳步提升仍是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尽管根据“超级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和水稻育种实践，通过不断地改进育种技术可望在更高的产量水平上进行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在稻属植物内还具有很大的产量潜力可以挖掘。然而，仅仅从现有的种质基础出发，要更大幅度提高水稻单产，实现“超级杂交稻”的目标也存在一些困难：现有的推广品种是二倍体，尽管种类众多，但是其基因组的来源相对单一；同时，水稻基因组DNA含量也是作物中最少的，基因组内寻求开发潜力有一定困难；水稻作为C3植物，光合利用效率不高也是制约水稻产量提高的因素之一。因此，寻求常规手段以外的技术突破或者方法创新，是实现“超级杂交稻”的目标的迫切需求。本研究利用秋水仙素能抑制细胞分裂中纺锤丝的收缩、使细胞染色体加倍的作用，对水稻幼穗诱导的愈伤组织细胞进行加倍，并分化出再生植株；创制出水稻同源四倍体新的种质材料，在此基础上选育水稻同源四倍体雄性不育三系材料，并实现水稻同源四倍体的三系配套，开展水稻同源四倍体杂种优势利用和四倍体杂交水稻选育研究，建立水稻同源四倍体杂种优势利用的新技术体系。这不仅有助于倍性水平杂种优势的开拓和利用，同时也将为我国新世纪“超级稻”育种研究开辟一条新的技术途径。 水稻幼穗诱导愈伤组织并分化成苗是一项成熟、简单的组织培养技术。本研究以普通二倍体水稻亲本为材料，用秋水仙素进行水稻的多倍体化诱导，创制同源四倍体水稻三系亲本材料并对其进行鉴定。多倍体化以秋水仙素诱导的愈伤组织培养为基础，研究不同秋水仙素浓度梯度和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组合对诱导四倍体植株的影响。结果表明在MS+2,4 D 1.0mg/L+ KT0.2mg/L+ IAA0.2mg/L 和500mg/L的秋水仙素处理下，水稻愈伤组织染色体加倍（有最高的效率）效果较好，平均加倍频率可达25.26%，其中，材料CDR22和IR26诱导较易成功，加倍频率分别达到75%和26.5%；相对材料94109 1.3%加倍频率和冈46B 10.8%加倍频率，诱导率差异极显著。 对水稻四倍体材料进行了形态学鉴定结果表明，与二倍体水稻对照相比其株高、穗长、花粉育性等主要农艺性状，确定四倍体材料在穗长和千粒重两方面极显著提高，种子的长度和宽度也显著增长。对花粉育性鉴定，确认水稻四倍体不育系材料仍为不育，保持系材料自交和杂交可育，恢复系材料自交和杂交可育。对四倍体材料进行细胞形态、染色体数目等方面进行细胞学鉴定，经核型分析表明水稻四倍体材料具有48条染色体，是二倍体水稻的两倍。水稻四倍体材料根尖分生组织细胞与二倍体的根尖分生组织细胞相比，细胞体积、细胞核和核仁显著增大。四倍体三系材料在细胞有丝分裂中期均可规则排列在赤道板，并能均等地移向两极；后期观察中没有发现染色体分离滞后现象，分裂末期细胞能够形成大小相对均一的子细胞。水稻同源四倍体三系材料细胞分裂未见异常，植株生长发育正常。 从1996年至2006年，针对结实率、有效分蘖、着粒数和穗长等主要农艺性状，通过系谱选育的方法，对培育的同源四倍体水稻亲本材料进行了连续选择和改良，取得较好成效。表现为结实率的改良效果极佳，所有改良材料的平均结实率均呈上升趋势，如D237（29.70％→72.70％）、DTB（19.55％→53.21％）等。有效分蘖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的年份，如1998和2002存在较大的负向波动。部分材料改良效果明显，如D19B（5.87→13.50）、D什香 (7.00→12.00)等；同时一些材料如DTB和D明恢63虽然总体略有提高，但在不同的年份波动很大，因此存在较大改良阻力，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着粒数的改良上升趋势比较显著，除保持系的DTB之外，其余材料的平均着粒数有显著提高。穗长的改良阻力较大，虽然不同材料总体上有所提高，但效果并不显著，并且不同年份有较大负向波动（2001）。此外还对株高、剑叶长等性状也进行了选择，但效果不显著，原因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源四倍体材料产量相关性状遗传改良幅度不一致，保持系和恢复系间的遗传改良效果也存在差异。这为同源四倍体水稻的进一步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籼稻和粳稻亚种间杂交及杂种优势利用的主要障碍就是其低的结实率。而同源四倍体杂交水稻的研究为提高杂交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创造了新的途径。本研究通过随机区组设计方案，挑选性状优良的二倍体水稻材料，包括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进行秋水仙素诱导加倍，从而获得同源四倍体水稻对应的三系材料。利用选育的优良水稻同源四倍体三系材料，配制7个杂交组合，杂交F1代与其恢复系亲本进行比较，用于计算超亲优势（HB）；而杂交F1代与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二倍体杂交品种汕优63进行比较，用于计算杂种优势。结果显示，同源四倍体杂交水稻的超亲优势表现为：每株有效穗变化幅度为1.4%至105.9%，总粒数为0.5%至74.3%，每穗实粒数为17.6%至255.7%，结实率为9.6%至130.4%。这些农艺性状的改良使得这7个杂种F1的理论产量的超亲优势高达64.8%至672.7%。小区试验中四倍体杂交水稻组合T461A/T4002和T461A/T4193分别比二倍体对照汕优63提高46.3%和38.3%以上，除一个品种以外所有品种产量均接近或高于汕优63的产量。同源四倍体水稻强大的杂种优势表明，亚种间杂交育性低的问题可通过四倍体化及强化选择来解决。此外，同源四倍体杂交水稻器官的巨大性也是其产量提高的有利因素，水稻同源四倍体三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商业生产潜力。 Rice is one of the major food crop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duction and quality of it is an important thing related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On China's cur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steadily increase of the rice yield based on the current level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oals in the next decade or even decad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super hybrid rice breeding" the strategic and rice breeding practice, improvement of the use of hybrid rice heterosis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in breeding technology is expected to get a higher level of rice yield, there are also a great yield potential can be exploited.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iculties to increase rice yield obviously and implement the goal of "super hybrid rice" based on the existing germplasm: Rice varieties in promotion are diploid,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varieties, but their genome are from a comparatively single source; Meanwhile, the rice genome DNA are the least among the crops, it is difficult to exploit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within the genome; Rice as C3 plants,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is not high, it is one of the factors constraint rice yield. Therefore, seeking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or innovative methods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means is the urgent needs to reach the target of "super hybrid rice". Using colchicine inhibit spindle contraction during cell division, double the cell chromosome, we induced callus cells from rice panicle to be doubled, and differentiated regeneration; we created a new autotetraploid rice germplasm material, and on that basis we bred male sterility three line autotetraploid rice materials, and the achieved the three line rice autotetraploid matchmaking, researched in autotetraploid rice heterosis usage and tetraploid hybrid rice breeding, constituted a new technology system of autotetraploid hybrid rice heterosis utilization. This not only helps the tetraploid rice heterosis exploration and use, but also inaugurates a new technical means for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super rice" breeding research. We chose ordinary diploid rice as materials, using colchicine to induce the polyploidization, created the autotetraploid rice three-line materials and identified them. The polyploidization was based on the colchicine-induced callus tissue culture, and we experimented different colchicine concentrations and culture mediums to induce tetraploid plants, confirmed that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for inducement was 500 mg/L, the average induce rate was 25.26 %. Among all the materials, CDR22 and IR26 had higher induced rate; in contrary, 94109 and GANG46B had lower induced rate,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Autotetraploid materials was identified of both morphological and cytological, compared plant height, length of pollen sterility, and other major agronomic traits with a diploid rice as the control plant, identified that the autotetraploid materials had very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ear length and thousand-grain weight, as well as the size of the seeds. Cytology identification included observation of the cell morphology, the number of chromosomes, and karyotype analysis on the autotetraploid materials confirmed that their chromosome number was 48, twice of the diploid rice. Mitoses in the three lines were common: chromosomes arrayed normally in metaphase and separated balanced into the two poles, chromosome moved without lagging in anaphase and daughter cells normally formed in telophase except one.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etraploid rice has normal meiosis as their diploid relatives, which usually including series of sub-phases as interphase, prophase I (five sub-phases), prophase II, metaphase I, II, anaphase I, II and telophase I, II. However, abnormal phenomena, such as formation of tetravalent, trivalent and univalent, chromosome lagging and so on, which would finally block meiosis. Configurations of chromosome in metaphaseⅠwere versatile in structure and form accept the bivalent. That condition varied in different strain, suggesting more complex paring configurations and more versatile genetic characters in tetraploid rice. All these abnormalities in meiosis contributed to low fertility of gamete and might consequently resulted in low seed setting. Successive selection and improvement on seed set, productive tiller per plant, total grains per panicle, panicle length and so on had been carried out from 1996 to 2006. The raise of seed sets was significant in both restorers and maintainers. Seed sets of some strains were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others, for example D237（29.70％→72.70％）、DTB（19.55％→53.21％）and et al.. Productive tiller per plant was improved to some extant. The tendency of improvement was rising on the whole but changed in some years such as 1998 and 2002. Part of the stains increased greatly, such as D19B（5.87→13.50）、Dshixiang (7.00→12.00) and so on, but some strains including DTB and Dminghui63 only increased little and decreased in some years by unknown reason. Total grains per panicl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all strains except DTB increased. Improvement of panicle length termed to be hard. Different strains showed different capacities for improvement and floating existed in different years for example 2001.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other agronomical traits including plant length, flag leaf length and so on could be improved but not significantly by selection also. In a word, agronomical traits could be raised by successive selection that is prerequisite for further utility of autotetraploid rice. Poor fertility is the main barrier for utilizing heterosis between the two rice (Oryza stiva L.) sub-species, indica and japonica. Rec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autotetraploid hybrids (2n=4x=48) has been suggested as a new method for increasing heterosis in hybrid rice. Using standard experimental protocols, the elite diploid rice male sterile, maintainer, and restorer lines were colchine-doubled and autotetraploid counterparts were obtained. Seven resulting hybrids were analyzed for heterobeltiosis (HB), where the F1 was compared to the male parent, and the degree of heterosis, where the F1 was compared to the diploid commercial hybrid, Shanyou 63. The HB among the autotetraploid hybrids ranged from 1.4 to 105.9% for the productive panicles per plant, 0.5 to 74.3% for total kernels per panicle, 17.6 to 255.7% for filled kernels per panicle, and 9.6 to 130.4% for seed set. Improvements in these yield components resulted in the HB for kernel yield ranging from 64.8 to 672.7% among the seven hybrids. Hybrids T461A/T4002 and T461A/T4193 yielded 46.3 and 38.3% more, respectively than Shanyou 63, and all other hybrids but one yielded the same or more than Shanyou 63. The high heterosis for yield suggests that hybrid sterility between two rice sub-species may be overcome by using tetraploid lines followed by intensive selection. Also, the gigantic features of the autotetraploid hybrids may establish a plant structure able to support the higher yield.

小麦胚乳蛋白组分和Glu-B3位点基因核心编码区差异与小麦品质关系的研究

小麦加工品质改良已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小麦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麦品质改良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和重要，小麦胚乳蛋白是影响小麦加工品质性状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入了解小麦胚乳蛋白对加工品质性状的影响及其分子基础，为品质改良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对加速我国小麦品质育种和优质小麦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用在麦谷蛋白5个基因位点(Glu-A1、Glu-B1、Glu-D1、Glu-B3和Glu-D3)上均含不同等位基因的小麦品种99G45和京771及Pm97034和京771杂交F9代共164个麦谷蛋白纯合系，及228个中国推广普通小麦品种和高代育成品系为试材，研究了麦谷蛋白Glu-1和Glu-3位点基因等位变异对籽粒蛋白、湿面筋含量、Zeleny沉降值和SDS沉降值间的关系；本研究还利用小麦A、B和D基因组中低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LMW-GS）基因特异引物，通过PCR方法克隆了1个Glu-A3位点和3个Glu-B3位点LMW-GS基因片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等位基因对品质造成差异的分子基础；另外，本研究对中国近年推广的部分品种和育成的高代品系资源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现将主要研究结果简述如下： 1. 对来自三个麦区的148份材料的醇溶蛋白组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麦区醇溶蛋白模式具有较大差异。在ω区,A7、B、E、F、G、J、P、Q、S和U仅存在于西南秋播麦区；A3、M、N、R、W和X仅存在于黄淮特种麦区；K仅存在于北方冬麦区；A6是北方冬麦区出现频率最高的带型模式，而西南秋播麦区中D出现的频率最高。ω-区的E、H和M几种模式是以前国内外未曾报道的。且初步确定，这些模式对品质性状具有正效应。至于γ区,A、B、D、E和F在各区均有出现，其中B和E在各区出现的频率都很高，在26.1-39.6％之间。相反，H 仅出现在黄淮特种麦区，J仅限于西南秋播麦区。对于β-区醇溶蛋白，B型模式在所有区中都相当高，而模式A仅存在于第三区.对于α-区，模式A在Ⅲ区而模式D在Ⅱ区出现的频率很高。1BL.1RS易位系在中国小麦品种中出现频率高达41.2％，在I, II和Ⅲ麦区的出现频率分别为 45.5、43.5和35.2%。各生态区模式的差异可能是品种适应不同生态条件和人为选择的结果，但这有待进一步证明。由于醇溶蛋白位点（Gli-1）与LMW-GS位点（Glu-3）紧密连锁，本结果可为下面确定普通小麦LMW-GS等位基因变异所用。 2. 利用Gli-1与Glu-3的紧密连锁，以228个小麦品种/系为材料，首次对中国小麦品种麦谷蛋白亚基的6个位点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小麦籽粒蛋白与品质性状间的关系，结果表明6个高分子量（HMW）和低分子量（LMW）麦谷蛋白位点对蛋白质含量的效应大小为，Glu-D1>Glu-B3>Glu-A1=Glu-B1> Glu-A3=Glu-D3；对GMP含量的效应大小为, Glu-A3>Glu-B3>Glu-D1> Glu-B1>Glu-A1>Glu-D3；对湿面筋含量的效应大小为, Glu-B1>Glu-B3= Glu-D3>Glu-A3>Glu-A1>Glu-D1；对Zeleny沉降值的效应大小为, Glu-A1> Glu-B3>Glu-D3>Glu-D1>Glu-B1>Glu-A3；对SDS沉降值的效应大小为, Glu-B3>Glu-A1=Glu-D1=Glu-A3>Glu-D3>Glu-B1。对蛋白含量而言，各位点的最佳组合方式为1、17+18、5+10、Glu-A3e、Glu-B3g、Glu-D3b；对湿面筋含量而言，各位点的最佳组合方式为1、6+8、5+10、Glu-A3d、Glu-B3c、Glu-D3b；对Zeleny沉降值而言，各位点的最佳组合方式为N、17+18、5+10、Glu-A3d、Glu-B3d、Glu-D3b；对SDS沉降值而言，各位点的最佳组合方式为1、7+8、2.2+12、Glu-A3b、Glu-B3g、Glu-D3b。另外，分析了稀有亚基对5+12与2.2+12与品质性状的关系，认为5+12对品质有负效应，2.2+12对品质有正效应。在品质育种时，应对优异组合或优异亚基加以利用。 3. 首次利用重组自交系（RILs）为材料，研究麦谷蛋白亚基表达量与品质性状的关系，通过对重组自交系中各HMW-GS表达量的分析，认为，就单个亚基的表达量而言，7亚基最高；其次为2亚基、5亚基、12亚基和10亚基；亚基9和1的表达量最小；N亚基不表达。对成对出现的亚基对而言，x型和y型亚基的总表达量2+12>5+10>7+9>17+18。就单个亚基与品质性状的关系而言，仅有10亚基的表达量与蛋白含量的相关性达5%的显著水平，2亚基的表达量与湿面筋含量呈负相关，显著水平也达5%，其余单个亚基对品质性状均无显著影响；就x型/y型亚基的比例来看，2/12和5/10对湿面筋含量都有显著的负效应；对某一位点等位基因控制的亚基表达总量来看，2+12对SDS沉降值有显著负效应。另外，本研究得出：2＋12的亚基对的负效应主要体现在2亚基上，且在同一位点上，x型亚基的表达量大于y型。所以推导稀有亚基组合2+10很可能也是劣质亚基。 4. 以 Glu-A1、Glu-B1、Glu-D1、Glu-B3和Glu-D3作为5个因素对99G45/京771和Pm97034/京771杂交后代的蛋白质含量和SDS沉降值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Glu-A1和Glu-D3对蛋白含量的加性效应达5％显著水平；Glu-D1 * Glu-D3对蛋白质含量的互作效应也达5%显著水平；其余位点的加性和互作效应对蛋白质含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对SDS 沉降值而言，Glu-D1的加性效应最大,贡献率为4.2 % ,达1 %显著水平,其次是Glu-B1位点,贡献率为3.3% ,达5%显著水平。其余位点对SDS 沉降值的加性和互作效应均未达5%显著水平。总体而言, 各位点对蛋白含量的效应大小为Glu-D3 > Glu-A1 > Glu-D1>Glu-B1>Glu-B3；对SDS沉降值的效应大小为Glu-D1>Glu-B1> Glu-D3>Glu-A1> Glu-B3。Glu-D1和Glu-D3位点上等位基因变异对蛋白含量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含Glu-D1d和Glu-D3 GD、Glu-D3 JD基因的株系分别比含Glu-D1a和Glu-D3 PD基因的株系有较高的蛋白含量；在该遗传背景下，麦谷蛋白各基因位点对蛋白含量的效应大小依次排列为：Glu-A1位点1>N；Glu-B1位点7+9>17+18>14+15；Glu-D1位点5+10>2+12；Glu-B3位点GB>JB>PB；Glu-D3位点GB>JB>PB。对SDS沉降值的效应大小依次排列为：Glu-A1位点1>N；Glu-B1位点7+9=17+18>14+15；Glu-D1位点5+10>2+12；Glu-B3位点GB>JB>PB；Glu-D3位点GB>JB>PB。所以，对蛋白含量和SDS沉降值均较好的组合为1，7+9，5+10，GB，GD。 5. 因为GB和PB对品质的效应有显著差异，选取LMW-GS位点特异扩增引物对京771、99G45和Pm97034的Glu-B3位点进行扩增，结果得到三个不一样的扩增片段（Genebank号为DQ539657－DQ539659），得到的基因片段与Genebank中已报道的同类序列高度同源。通过克隆片段组成的分析，发现对Pm97034的序列较京771和99G45段少一个7氨基酸的重复单元，这可能是它较另外两个片段对面筋强度影响小的主要原因；另外，在99G45的序列中，124位处出现L（亮氨酸）代替P（脯氨酸），158位处出现了T（苏氨酸）代换M(蛋氨酸)，这可能是99G45Glu-B3位点序列对SDS沉降值的效应显著优于Pm97034的原因。 6．通过对RILs各位点同普通小麦品种（系）各位点与品质关系的比较，发现对SDS沉降值的效应，各位点在不同研究材料中是不同的，普通小麦中：Glu-B3>Glu-A1=Glu-D1=Glu-A3>Glu-D3>Glu-B1，RILs中：Glu-D1>Glu-B1> Glu-D3>Glu-A1> Glu-B3。利用重组自交系材料（完全排除了1BL/1RS易位干扰）所得到的结果与Gupta and MacRitchie (1994)所得结论一致。进一步证实了1BL/1RS易位对小麦品质的重要影响。对蛋白含量而言，普通小麦品种（系）中，Glu-D1>Glu-B3>Glu-A1=Glu-B1> Glu-A3=Glu-D3，RILs中，Glu-D3 > Glu-A1 > Glu-D1>Glu-B1>Glu-B3，和对SDS沉降值的效应一样，推断在非1BL/1RS易位的情况下，各位点对其效应应为Glu-D3 > Glu-A1 > Glu-D1>Glu-B1>Glu-B3。 对同一位点的等位基因而言，普通小麦和重组自交系中Glu-A1和Glu-D1上的等位基因对品质性状的贡献是一致的，但Glu-B1上的等位基因对SDS沉降值的贡献发生了变化，普通小麦中17+18>7+9，RILs中7+9>17+18，这可能也是1BL/1RS造成的。 Baking quality improved is one of the main object of wheat bread in China.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ies was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protein quality in wheat, i.e. to make it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of wheat with desired quality for different end-uses. With the analysis of gluten protein in RILs, 99G45/Jing 771 and Pm97034/Jing, and 228 wheat cultivars or lines in China,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glutenin compositions and protein content, glutenin macropolymer(GMP), wet gluten content, Zeleny sedimentation value and SDS sedimentation value contentand breadmaking quality were studied. Also a rapid and efficient detection method of geneticpolymorphism at Glu-B3 loci in wheat was established using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The results obtained were as follows: 1. Cultivated Chinese wheat germplasm has been a valuable genetic resource in international plant breeding. Patterns of gliadin among cultivated Chinese accessions are unknown, despite the proven value and potential novelty.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was to analyse the diversity within improved Chinese wheat germplasm. The electrophoretic banding patterns of gliadin in common wheat cultivars and advanced lines were determined by acid-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For 148 leading commercial cultivars and promising advanced lines used in our study, 48 patterns were identified, 29 corresponding to ω-gliadin, 9 to γ-gliadin, 5 to β-gliadin and 5 to α-gliadin. The most frequent patterns were A6 in ω; B in γ; B in β and A in the region of α. 116 band types appeared in the148 samples: 94 accessions had unique gliadin types, and 22 gliadin types while not unique were found in 54 accessions. The gliadin patterns of Chinese wheat cultivars and lines greatly differed from the patterns of wheat line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ree patterns, E, J, H, M, N and O in the ω-zone had not previously been reported. Three wheat zones，the Northern Winter Wheat Region, the Yellow and Huai Valley River valleys Winter Wheat Region and the Southwestern Winter Wheat Region，in China showed different frequencies in their gliadin patterns.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to monitor genetic diversity with Chinese wheat germplasm. 2.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i and characteristics quality, we utilized the 228 cultivars/lin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For protein content, Glu-D1 >Glu-B3>Glu-A1=Glu-B1>Glu-A3=Glu-D3. For GMP content, Glu-A3>Glu-B3 >Glu-D1>Glu-B1>Glu-A1>Glu-D3. For wet gluten content, Glu-B1>Glu-B3= Glu-D3>Glu-A3>Glu-A1>Glu-D1. For Zeleny sedimentation value, Glu-A1>Glu-B3> Glu-D3>Glu-D1>Glu-B1>Glu-A3, For SDS sedimentation value, Glu-B3>Glu-A1= Glu-D1= lu-A3>Glu-D3>Glu-B1。For protein content,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6 loci is (1,17+18,5+10,Glu-A3e, Glu-B3g,Glu-D3b). For wet gluten content,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6 loci is (1,6+8,5+10,Glu-A3d,Glu-B3c,Glu-D3b). For Zeleny sedimentation value,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6 loci is (N,17+18,5+10,Glu-A3d, Glu-B3d, Glu-D3b). For SDS sedimentation value,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6 loci is(7+8,2.2+12,Glu-A3b, Glu-B3g,Glu-D3b)。Additional, we analy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units 5+12 and 2.2+12, think that 5+12 was negative for quality, 2.2+12 is postive for quality. It should be effective utilized. 3. It’s the first time to utilize RIL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units expression quantity and characteristics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single subunit, the expression quantity of 7 is the highest. Then the 2, 5, 12 and 10. The expression of subunit 9 and 1 is the lowest. Subunit N is not expressed. For subunits, the expression quantity of x type and y type are 2+12>5+10>7+9>17+18. The significant relation of 5% only showed between the expression quantity of subunit 10 and protein cont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quantity of others and characteristic quality was not significant. For x type/ytype, 2/12 and 5/10 is negative relation insignificant level. For the subunit(s) in a loci, Only 2+12 effect SDS sedimentation value negative in significant level. 4. With RILs 99G45/Jing 771 and Pm97034/Jing 771, we found that: The effective of Glu-A1, Glu-D3 and Glu-D1 * Glu-D3 for protein content is significant at 5% level. The effect of other loci for protein wre not significant. For SDS sedimentation value, the effect of Glu-D1is the highest, which contribution is 4.2 % .Then the Glu-B1, contribution is 3.3%. The effect of other loci for SDS sedimentationvalue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total, for protein content: Glu-D3 > Glu-A1 > Glu-D1>Glu-B1>Glu-B3; for SDS sedimentationvalue: Glu-D1>Glu-B1> Glu-D3>Glu-A1>Glu-B3. The effect of alleles in Glu-D1 and Glu-D3 loci are significant at 1% or 5%. In Glu-A1, 1>N; Glu-B1, 7+9>17+18>14+15; Glu-D, 5+10>2+12; Glu-B3, GB>JB>PB; Glu-D3, GB>JB>PB. For SDS sedimentation, Glu-A1, 1>N; Glu-B1, 7+9=17+18>14+15; Glu-D1, 5+10>2+12; Glu-B3, GB>JB>PB; Glu-D3, GB>JB>PB. The best combinations for SDS sedimentation value is 1，7+9，5+10，GB，GD. 5.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GB and PB for SDS sedimentation value, we selected the specific primer for LMW-GS loci to amplified the Glu-B3 of Jing771, 99G45and Pm97034. We got 3 amplify fragment (Gene Bank accession number are DQ539657－DQ539659）. We found that the fragment of Pm97034 were deleted a repetitive 7 amino acid domain, which is perhaps the reason effect the gluten strength. Furthermore, in the position 124 of sequence 99G45, L has been replaced with P. Position 158, T replaced M, which may be the reason why the Glu-B3 locus of 99G45 is prefer to Pm97034 when refer to SDS sedimentation value. 6.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RILs and common wheat, we found that perhaps just the1BL/1RS made the difference of loci in different accession.

同源四倍体水稻雌配子体发育特性及变异胚囊研究

通过秋水仙素诱导获得同源四倍体水稻10个株系，包括6个恢复系、3个保持系和1个不育系，这些株系具有加倍的染色体组。田间观察表明10个株系具有特殊的农艺性状：茎杆变粗壮、植株颜色加深、叶片变厚、叶宽适度增加、分蘖数减少、有效分蘖的比率下降等。根尖有丝分裂鉴定表明，同源四倍体水稻10个株系具有正常的有丝分裂，观察细胞的染色体数目皆为2n=48。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鉴定表明10个株系具有比较理想的减数分裂行为，后期I染色体滞后、末期I微核生成和末期II异常小孢子比率较低，能较好的完成减数分裂过程，其中后期I染色体滞后比率约为10%-20%，末期I微核生成比率约为1%-6%，末期II异常小孢子比率约为1%-8%。这提示，染色体联合和分离不规则导致三价体、单价体 和落后染色体等产生，并进一步导致在后期和末期不均横分离产生异常小孢子，这可能是同源四倍体株系结实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同源四倍体水稻正常胚囊为蓼型，变异胚囊具有多种类型，其比率显著高于二倍体对照，变化范围为39.62%－69.85%。按变异胚囊的结构特点和形成方式，分为四种类型：退化型，结构变异型，无融合生殖型和反足细胞增殖型。退化型胚囊的平均比率为29.17%，包括小胚囊（15.04%）和完全退化胚囊（14.13%），前者仍有较小胚囊腔而后者胚囊腔缺失。结构变异胚囊包括结构缺失、结构重复和位置异常，反映了蓼型胚囊八核七细胞结构的变异，其在各株系的平均比率为18.96%。无融合生殖胚囊发生比率极低，平均比率为1.77%，类型包括反足胚和卵细胞胚。反足细胞增殖胚囊是反足细胞团频繁增殖形成，伴随上述三种变异发生使异常胚囊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加，其在各株系的平均比率为10.62%。相关分析表明，同源四倍体水稻结实可能主要来自三部分：正常胚囊、正常型小胚囊和反足细胞增殖型胚囊。这三种胚囊具有相对完整的蓼型结构，可能具有较好的育性，其对结实率的贡献程度估计值分别为72.44%、15.12%、12.44%。此外，完全退化型胚囊和位置异常型胚囊对结实率分别表现出显著（-0.66）和极显著（-0.92）的负相关，这表明二者可能是结实性的抑制因素。 Ten autotetraploid strains, which include six restoring lines, three maintaining lines and a sterile line, are derived from artificial induction by colchicine treatments. Variations of agronomical traits are observed which include large organs, sturdy plants, long panicle length and deep leaf color and so on. It has been confirmed that autotetraploid strains exhibit normal chromosome behaviors in mitosis and the chromosome numbers are all 48. Moreover, abnormal chromosome behaviors are investigated in meiosis including univalent, trivalent, quatrivalent, chromosome lagging and microkernel and so on. It evalu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of chromosome lagging in anaphase I is about 10%-20%, the percentage of microkernel in telophase I is about 1%-6% and the percentage of abnormal microspore in telophase II is about 1%-8%. In all, abnormal behaviors of chromosomes could induce univalent, trivalent and et al. and subsequently induce infertile microspore. That may be one of the causes of low seed sets in autotetraploid strains. Embryo sacs of autotetraploid strains are formed according to the Polygonum type. However, these strains exhibit variations of abnormal embryo sacs at high frequencies (39.62% - 69.85%). The variations are frequently involved in the spikelets of the main panicles and the first tillers, leading to obvious decreases of the percentages of normal embryo sacs among the strains. Four types of abnormal embryo sacs are classified basing on their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origins: degenerated embryo sac (DES), structure variation (SV), apomixis (Apo) and antipodal cell proliferation (ACP). Embryo sacs of DES (29.17%) exhibit small embryo sacs (15.04%) or no embryo sac (14.13%), the former showing embryo sacs with decreased size and the latter showing no sac. Embryo sacs of AS (18.96%) include three subtypes: structure deletion, structure duplication and location variation, which suggests abnormalities of the eight nuclei, seven celled pattern of the Polygonum type. Embryo sacs of Apo (only 1.77%) include two origins of apomictic embryos: antipodal embryo and egg embryo. Embryo sacs of ACP are observed frequently (10.62%) in autotetraploid strains which subsequently increase the variations of abnormal embryo sacs. It evaluates by the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at seed set is probably contributed by three origins of embryo sacs: normal embryo sacs, small embryo sacs (normal pattern) and embryo sacs of ACP. These three origins exhibit comparatively good structure of the Polygonum type and could account for seed set at a percentage of 72.44%, 15.12%, 12.44%,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subtype of no embryo sac (NES) negatively related to seed set at the P>0.01 level (-0.92) and the subtype of location variation (LV) negatively related to seed set at the P>0.05 level (-0.66). Which suggest the two subtypes may have strong stress on seed set.

重离子束辐照诱变啤酒酵母线粒体DNA研究

摘要 II 5. 在不同注量离子束辐照后筛选出来的呼吸缺陷型酵母菌株中扩增获得位 于第 12 染色体上的 SOF1 基因，而在同样的扩增体系中没有得到野生型 菌株的该基因。 6. 选取离子束辐照后筛选出来的呼吸缺陷型酵母菌株再次进行辐照，发现 其在低剂量范围（＜0.93Gy）辐照下非常敏感，而在高剂量范围（＞ 0.93Gy）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辐射抗性。 结论： 1. 离子束辐照酵母细胞，直接或间接作用于酵母线粒体DNA，导致线粒体 DNA损伤，形成呼吸缺陷的酵母菌株。 2. I 类内含子和 II 类内含子对于离子束辐照的敏感性不同： II 类内含子比较 稳定，II 类内含子可能利用自身编码的反转录酶通过目的DNA引导的反 转录机制对受到辐照损伤的II 类内含子进行修复。 3. 离子束辐照后 SOF1 基因可能发生了突变，影响酵母细胞的生长。 4. 呼吸缺陷型酵母菌株因其线粒体 DNA发生变化及线粒体功能的改变， 使 呼吸缺陷型酵母菌株在不同剂量区的离子束辐照下表现不同辐射敏感 性。目的： 研究啤酒酵母的线粒体 DNA 在重离子辐照作用下的突变效应及其突变机 理。 材料与方法： 利用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HIRFL)加速的氖、碳离子辐照酵母细胞，用 TTC 显色培养基筛选呼吸缺陷型酵母菌株，并用 mtDNA 限制性酶切手段分析其突变 规律。采用 PCR扩增并对目的产物测序的方法对辐照后线粒体DNA上的 I 类内 含子和 II类内含子进行研究。 结果： 1. TTC 显色实验表明：离子束辐照导致酵母线粒体上的电子传递链发生改 变，产生的还原氢减少，造成呼吸缺陷。 2. 利用限制性酶切实验对线粒体 DNA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离子束辐照诱 变筛选出来的呼吸缺陷型酵母菌株其线粒体DNA变化明显： 主要表现为 酶切条带缺失严重。即使在同一注量下筛选出来的呼吸缺陷型酵母菌株， 其酶切图谱也不相同。 3. 通过 PCR 手段对辐照后酵母线粒体 DNA 碱基序列进一步进行分析，发 现经不同注量离子束辐照后筛选出来的呼吸缺陷型酵母菌株，其I 类内含 子（ai4 and ai5）经设计不同引物进行扩增，没有获得目的条带，说明此 序列发生了突变，可能对离子束辐照比较敏感。 4. 经不同注量离子束辐照后筛选出来的呼吸缺陷型酵母菌株，其 II 类内含 子（ai2）的碱基序列与野生型相比没有变化，表现出在离子束辐照作用 下比较稳定的特性。

麂属动物以及六带犰狳DNA重复序列家族的克隆、序列分析和染色体定位

1．黑麂和费氏麂卫星DNA的克隆、序列分析和染色体定位 麂属动物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快速的物种辐射，并且种间染色体数目存在巨大差异，是研究动物核型进化和物种起源的理想模型。近二十年来的分子细胞遗传学研究已基本上证实染色体串联融合(端粒－着丝粒融合)是麂属动物核型演化的主要染色体重排方式。尽管染色体串联融合的分子机制仍不清楚，但研究提示着丝粒区域的卫星DNA可能介导染色体的非同源重组。因此，着丝粒卫星DNA的克隆、分析序列以及染色体定位研究不仅有助于阐明麂属染色体核型演化规律，还可能揭示染色体串联融合的分子机制。迄今为止，上述研究工作已经在赤麂、小麂和小麂台湾亚种开展过。但是，尚无有关黑麂、费氏麂和贡山麂卫星 DNA 克隆、序列分析以及染色体定位研究的报道。 在本研究中，我成功地克隆了黑麂的卫星DNA I、II和IV，分别命名为BMC5、BM700和BM1.1k，并且从费氏麂中克隆了卫星DNA II，命名为FM700。对这些卫星DNA克隆进行序列分析，并将这些克隆探针分别与黑麂、费氏麂、贡山麂和小麂的染色体杂交。研究结果表明： 1)黑麂的卫星DNA I(BMC5)与小麂卫星DNA I(C5)序列高度相似，并且在小麂、黑麂、费氏麂和贡山麂染色体上的大部分串联融合位点处均有分布，因此卫星DNA I可能代表着染色体发生串联融合后保存下来，来源于麂属动物祖先染色体着丝粒的一种卫星DNA。卫星DNA I在这四种麂属动物染色体上的分布也表明黑麂、费氏麂和贡山麂与赤麂的核型演化过程相似，很可能从一个2n ＝ 70的共同祖先通过一系列的串联易位进化而来。 2) 将卫星DNA II（BM700和FM700）克隆探针分别杂交到黑麂和费氏麂的染色体上，只检测到几对间隔分布的信号。这提示在核型进化过程中不同卫星DNA间可能发生了广泛的重组，从而导致卫星DNA II大量丢失。大部分重组断裂位点可能位于卫星DNA I 与卫星DNA II之间，或者在卫星DNA II 区域内。 2．六带犰狳重复序列家族的克隆、序列分析和染色体定位 六带犰狳属于犰狳科、贫齿目，是六带犰狳属中唯一的一个代表物种。系统发育研究认为贫齿目与非洲兽总目是有胎盘哺乳动物中最原始的两个类群。C显带结果揭示六带犰狳30%的基因组是由组成性异染色质构成的，并且C带分布的位置也较复杂，提示在六带犰狳基因组中存在多种重复序列元件。 为了研究六带犰狳异染色质的组成，我从六带犰狳的基因组中克隆了七种位点特异性的重复序列。根据测序结果以及它们在染色体上的分布，将这些重复序列分为五个重复序列家族。其中AMD-EcoRI 837与AMD-BglII 811的序列相似，都是由大小约116 bp的单位组成，分布在大多数染色体的着丝粒区域，同时在一些染色体臂也有分布。AMD-EcoRI 832，AMD-EcoRI 836和AMD-EcoRI 934是特定染色体的重复序列，并且都分布于着丝粒区域。另外，AMD-BglII 634，AMD-EcoRI 731两个克隆都属于长散在分布重复序列(L1)，倾向于分布在G带阳性、富含AT碱基的区域，并且这两种重复序列在染色体上的定位与C带阳性的非着丝粒的异染色质区域很相似。本研究提供了六带犰狳异染色质区域的部分基因组信息，并且这些重复序列家族也可以用于研究六带犰狳及其近缘物种的系统发育关系。

Crystallization kinetics and morphology of nylon 1212

The isothermal and non-isothermal crystallization processes of nylon 1212 were investigated by polarized optical microscopy. The crystal growth rates of nylon 1212 measured in isothermal conditions at temperatures ranged from 182 to 132 degreesC are well comparable with those measured by non-isothermal procedures (cooling rates ranged from 0.5 to 11 degreesC/min). The kinetic data were examined with the Hoffman-Lauritzen nuclea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obtained values of the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of nylon 1212. The classical regime I --> II and regime II --> III transitions occur at the temperatures of 179 and 159 degreesC, respectively. The crystal growth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with (100) plane assumed to be the growth plane. The regime I --> II --> III transition is accompanied by a morphological transition from elliptical-shaped structure to banded spherulite and then non-banded spherulite.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y during isothermal and non-isothermal processes shows a good agre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