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resultados para Paeonia Lacti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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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属Paeonia是芍药科Paeoniacea内唯一的一个属。包括大约35个种,间断性的分布于北温带地区。其内三个组分别是牡丹组(sect. Moutan)、北美芍药组(sect. Onaepia)和芍药组(sect. Paeonia)。芍药组是芍药属中最大,也是唯一具有染色体倍性变化的一个组,现有大约25个种。其中,大约半数的种是四倍体(2n=20),主要分布于地中海地区。虽然有证据表明四倍体类群大多为异源起源,但芍药属内一致的核型、相似的形态和重叠的地理分布使得它们的起源和分类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本研究利用了4个细胞核DNA片段(乙醇脱氢酶基因-Adh1和 Adh2;nrDNA的内转录间隔区-ITS;甘油-3磷酸乙酰转移酶基因-GPAT)和4个叶绿体DNA片段(matK基因;基因间隔区trnL-trnF、psbA-trnH和rps16-trnQ)对芍药组的网状进化进行部分重建。并在此基础上,对推测为杂交起源的P. anomala进行了形态学和细胞发生的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芍药组的系统学 利用多个DNA分子标记(cpDNA: matK, rps16-trnQ; nrDNA: ITS, Adh1, Adh2),芍药组的二倍体和四倍体类群的系统发育被部分重建。基于最大简约法、贝叶斯法和最大似然法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 (a) 除P. tenuifolia之外,所有地中海地区分布的二倍体类群构成一个单系分支。该支与亚洲分布的二倍体类群以及P. tenuifolia成并系关系。 (b) 核和叶绿体DNA系统发育树的不一致,以及ITS、Adh基因的多态性的分析,表明部分二倍体类群间和四倍体类群间都存在杂交事件。这些类群包括: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分布的二倍体种P. anomala和P. intermedia(杂种个体XJ053);高加索地区分布的二倍体种P. tenuifolia和P. daurica(杂种个体H9933);土耳其分布的四倍体种P. mascula和P. kesrouanensis(杂交个体在两个居群中检测到)。 (c) 不一致的核和叶绿体DNA系统发育树,以及Adh基因表现出的相同多态性模式进一步支持早先的推测,即四倍体类群P. arietina是异源四倍体。同时扩大的数据分析显示P. obovata近缘类群为其母系亲本,P. tenuifolia近缘类群为其父系亲本。此外,形态上具有一定分化的两个亚种P. arietina ssp. arietina和P. arietina ssp. parnassica是多次起源。 (d) 现今地中海分布类群的近缘种参与了四倍体种P. kesrouanensis 和P. coriacea,以及P. wittmanniana和P. mascula的物种形成。依据Adh序列种内的多态性,初步推测P. kesrouanensis 和P. coriacea可能是异源四倍体,其另一个亲本与P. arietina母系亲本近源。而P. wittmanniana和P. mascula可能是同源四倍体。 (e) P. saueri和P. peregrina的两个亲本类群分别与P. tenuifolia和现今地中海分布二倍体种的近缘类群。 (f) Adh1基因序列中近缘的重组类型暗示:四倍体种P. macrophylla和P. banatica很可能是同倍性杂种。 2. P. anomala的杂交起源和细胞发生 P. anomala新疆阿勒泰地区分布的居群核型第一次被报道。该地区分布的类群核型为2A型(核型公式:2n = 2x = 10 = 6m+2sm+2st)。减数分裂的观察统计显示:阿勒泰地区所有检测个体都是臂内倒位杂合子。基于断片大小以及不同个体染色体桥和/或断片出现率的差异,我们发现该类群臂内倒位存在多态性。荧光原位杂交(FISH)证实P. anomala共有8个18S rDNA位点,并且定位了一个倒位片段在3号染色体的短臂上。此外,高频率的棒状二价体和单价体,以及低的同源染色体的配对系数说明该类群同源染色体间存在分化。染色体结构杂合能够导致部分花粉败育,所有被检测个体的花粉败育率约为8.8 – 29.4%。 扩大的居群取样以及多基因(cpDNA: matK, psbA-trnH, rps16-trnQ, trnL-trnF; nrDNA: ITS, Adh1, Adh2, Gpat)的系统发育分析,进一步支持P. anomala杂交起源于P. veitchii 和P. lactiflora的近缘类群。cpDNA片段和核DNA片段(ITS、GPAT)基因树间的不一致,以及P. anomala Adh1和Adh2序列表现出的多态性都支持该类群杂交起源的推测。不过,表型分析显示P. anomala在形态上偏向于P. veitchii。 3. P. obovata Maxim.四倍体类群的起源 与原先基于形态性状的认识不同,P. obovata 四倍体类群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同源四倍体。它起源于二倍体P. obovata中国和日本分布的两个地理亚种之间的杂交。Adh2基因仅在中国分布二倍体居群的扩增失败支持这一推测。此外,Adh基因系统发育分析显示:间断性分布于中国中部和中国东北部的四倍体类群是独立起源。
Flavonoid Composi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Tree Peony (Paeonia Section Moutan) Yellow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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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复合体属芍药属(Paconia)牡丹组(Sect. Moutan).原有6个种名,包括花壬 牡丹、名贵野生花卉紫斑牡丹,著名中药牡丹皮原植物,野生种类为我国特有,仅分 布在以秦岭为中心的较小区域.本研究从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甘肃共采集14 个居群(包括复合体不同类型).通过野外居群调查、样方研究,移栽实验,以及细 胞学观察、孢粉学观察分析、种子蛋白和DNA水平多样性的探索性的工作,并结合 聚类分析方法,对牡丹复合体进行了分类学和保护生物学两方面的研究,主要结论 为: 1.本复合体为多年生木本植物,生长缓慢,在天然状况下,从种子播种到开花结实长达7年.枝条通常具隔年开花习性.严格单花顶生,花期短(5-10天).雄蕊先熟,以异花传粉为主(主要传粉者有甲虫和野蜂).自交亲和,甲虫在传粉过程中常常破坏心皮和胚珠.胚珠败育比例很高,紫斑牡丹50%.其它类群达90%. 2.种子生物学特性研究,发现本复合体种子属正统种子,但种子衰变快.种子萌发时间长,一般的化学及物理处理对种子萌发无明显促进作用,种子具上胚轴休眠特性.打破休眠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胚根长足3 cm.二是10℃左右的低温或GA3处理,野生紫斑牡丹种子较大,复合体其它野生类群种子较小.野生牡丹的种子活力相当低,萌发时间更长. 3.样方的调查统计表明,稷山和永济两地区的矮牡丹株数一龄级分布规律是2—5年生个体最多,随年龄级的增加,个体数目减少.居群呈增长趋势.紫斑牡丹株数一龄级分布规律是青壮年时期个体数目多,幼年时间和老年时期个体数目少,居群呈衰退的趋势,这与其本身繁殖方式和人为破坏程度相关. 4.对13个居群花粉扫描电镜观察表明,本复合体紫斑牡丹(P. rockii)为粗网纹,网眼大,其它类群为细网纹、网眼小. 5.通过18个居群的核型分析并结合前人工作,发现本复合体染色体数目稳定2n =10.核型差别不大,野生类群和栽培品种间有一定分化,但总体上核型多样性比较贫乏.通过8个居群C带研究,发现带纹很少,但多样性很丰富.8个居群表现出7种带型. 6.种子蛋白和DNA水平多样性的初步研究,发现复合体具有较丰富的多样性.但多样性的分布对类群的划分帮助不大,有待进一步研究. 7.通过形态性状分析发现产自各地区矮牡丹、河南粉花类型、神农架红花类型具根出条现象,并以此为主要繁殖方式,紫斑牡丹无此现象.神农架红花类型植株矮小,复合体其它类群较高.产自各地区的矮牡丹和神农架红花类型为二回三出复叶.小叶数目多为9.矮牡丹顶生小叶具浅裂、中裂或深裂,裂片具齿,神农架红花类型顶生小叶仅具浅裂或齿(全缘).河南粉花类型为二回羽状复叶.小叶数目12-15.紫斑类型叶为二回或三回羽状复叶、小叶数目15-40.小叶分裂方式分两种类型,秦岭西部居群以浅裂、全缘为主,东部居群以中裂或深裂为主,裂片具齿.神农架红花类型花为平展型、较小,其它地区花杯状、较大.花盘有二种类型.紫斑类群花盘黄色或白色.1/2-4/5包被心皮,心皮被稀疏长柔毛,其它类群花盘紫红色,全包心皮,心皮密被短硬毛.根据形态性状分析.并结合细胞学、孢粉学和地理分布研究,对复合体做如下处理:(l)把神农架红花类型做为新种处理P.quii Y.L.Pei et Hong.(2)保留P.rockii(S.G.Haw et L.A. Lanener)T.Hong ct J.J.Li和P.ostii T.Hong et J.X. Zhang.前者进一步分成二亚种:subsp. rockii和subsp. lanceolata Y.L.Pei et Hong(新亚种).后者包括河南粉花类型,中药丹皮原植物.(3)保留P.suffruticosa Andr.种内分二亚种:subsp. suffruticosa和subsp. spontanea (Rehd.)S.G. Haw et L.A, Lauener. (4)废弃P.papaveracea Andr.和P.jishanensis T.Hong et W.Z.Zhao (5)P.yanancnsis T.Hong et M.R.Li作为存疑种处理. 8.通过上述研究对野生牡丹濒危原因加以分析,认为致濒原因主要是人为干扰和种子萌发和传粉特点等生物学特性造成,但以前者为主,建议应广泛开展各个层次多样性研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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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复合体(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Complex)属芍药属牡丹组,为中国特有的落叶亚灌木,野生类型均为濒危种,仅局限分布于以秦岭为中心的较小区域。由于分布区有限,个体数量少,栽培历史长,育种广泛,种间极易杂交,网状进化的广泛发生,使得该复合体分类混乱。本文选取牡丹复合体6个野生种以及2个近缘类群,采用分别基于核酸印迹杂交和聚合酶链式反应的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对细胞核核糖体基因片段ITS/18s的变异进行了分析,并且结合采用微卫星DNA指纹分析技术。选取18种内切酶对特异片段进行酶切消化。共得149个酶切位点,其中67个为变异位点,占45.0%。其中编码区(2.Okb,含18s,5.8s,26s)有突变位点29个,占该区段长度的1.4%;非编码区(490bp,含ITS-1,ITS-2)有突变位点38个,占该区段长度的7.8%。由此,可明显比较二者进化的保守程度和进化速率。两段间隔区的变异程度也存在差异。ITS-1为6.0%.ITS-2为9.9%。这说明构建系统树时二者的选用应得到综合考虑或加权。在复合体内不存在长度变异,即无缺失或插入发生,暗示了该复合体各种之间亲缘关系的紧密。根据Neighbor-joining法并计算遗传距离构建系统关系图,结果如下:(1)卵叶牡丹(神农架红花类群)与紫斑牡丹分化较早,考虑其与复合体内其它各种之间的遗传距离,支持将其定为新种的观点;(2)神农架白花类群与与卵叶牡丹亲缘关系非常相近,这一结果支持了来自其它分子和表型分析的结果;(3)延安牡丹与紫斑牡丹亲缘关系极近,但与矮牡丹关系较远,是否为上述两个种的杂交种,目前为止尚无充分的证据,作为存疑种处理;(4)川牡丹和矮牡丹进化关系密切,这一结果与ITS序列分析结果完全一致,加之其地理分布式样的不连续性说明了它们的古老和残存性质,这可进而推广至本复合体乃至整个牡丹组。我们认为现存的分布格局可能是地理与气候演化的产物,估计牡丹组的野牡丹复合体从本复合体分化出去的时间约为310 - 750万年前。由于基因间协调进化的不均一作用和该类群杂种的早期起源限制了核糖体基因在追溯其网状进化历程上的作用,这符合基因转换的梯度理论。最后讨论了nrDNA得到的基因树与其它的基因树和种系树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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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属由大约35个灌木和多年生草本种组成,分为三个组:牡丹组(Sect. Moutan)、北美芍药组(Sect. Onaepia)和芍药组(Sect. Paeonia)。四川牡丹(Paeonia decomposita Handel-Mazzetti)和块根芍药(P. intermedia Meyer)分别隶属于牡丹组和芍药组。在该属的所有种中,染色体基数均为 x = 5,最短的五号染色体是端部着丝粒染色体,很容易辨认。 本论文研究了块根芍药三个居群22个个体和四川牡丹两个居群13个个体的减数分裂。减数分裂异常广泛发生,以至于发现所有被研究的个体都有数量不等的桥、断片和单价体。结果表明在中期I,块根芍药第一个居群平均每个小孢子母细胞有2.17个棒状二价体和2.7个环形二价体,第二个居群平均每个细胞有2.04个棒状二价体和2.86个环形二价体,第三个居群平均每个细胞有2.21个棒状二价体和2.71个环形二价体。而在四川牡丹中,第一个居群平均每个小孢子母细胞有2.09个棒状二价体和2.81个环形二价体,第二个居群平均每个细胞有1.85个棒状二价体和3.08个环形二价体。 块根芍药第一个居群的平均减数分裂染色体构型是2n = 10 = 0.25 I + 4.87 II,第二个居群是2n = 10 = 0.20 I + 4.90 II,第三个居群是2n = 10 = 0.17 I + 4.92 II,在该种的平均构型是2n = 10 = 0.21 I + 4.89 II。四川牡丹第一个居群的平均减数分裂染色体构型是2n = 10 = 0.21 I + 4.90 II,第二个居群是2n = 10 = 0.14 I + 4.93 II,在该种的平均构型是2n = 10 = 0.20 I + 4.90 II。在块根芍药中,不同个体的配对系数变化范围在69.5%和81.07%之间,在四川牡丹中在72.97%和81.37%之间。 在后期I和末期I,出现了染色体桥、断片、落后染色体、不等分离等异常现象。最明显的减数分裂异常是后期I桥/断片。尽管在不同的居群中桥/断片异常出现的频率有所变化(块根芍药居群一是26.03%,居群二是11.67%,居群三是13.39%;四川牡丹居群一是7.59%,居群二是9%),但是这种异常出现在所有个体中(块根芍药平均为18.67%,四川牡丹平均为7.69%)。结果表明,所有的个体都是染色体臂内倒位结构杂合体,广泛存在于野生自然居群中,可能存在某些选择优势。而且,桥的出现频率和断片的大小在个体之间是变化的,这因此表明在这两个种中存在不同的倒位。然而,这两个种在野生居群中是如何维持染色体结构杂合的,其维持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阐明,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 该研究还揭示了块根芍药和四川牡丹这两个种具有共同的第五号染色体减数分裂异常:与长臂相比,短臂在遗传距离和物理距离之间存在巨大的背离。短臂的遗传距离,通过交叉频率计算出来,约是长臂的三十分之一(块根芍药)。然而,物理距离用臂的比率表示,大约是长臂的三分之一,物理距离是遗传距离的十倍。 在四川牡丹红心桥居群和其它居群之间,臂比存在微小的差异,而且在芍药属不同的种内也发现了存在差异。在四川牡丹中,环形二价体(两个臂形成交叉)和棒状二价体(仅一个臂形成交叉)的比率是1.94 : 98.06,而在块根芍药中是3.42 : 96.58。在这两个种中,棒状二价体大大多于环形二价体。在第五号染色体的短臂上可能存在某些“搭车效应”,这表明第五号染色体的短臂上存在高度永久杂合,导致短臂高度保守、极为稳定。这与芍药属古老的分布格局、进化历史长可能存在某些联系。四川牡丹第五号染色体的后期I倒位桥出现频率非常低,仅为0.51 - 3.47%,平均为1.43%。而且断片长度是变化的,其变化范围在1.7 - 10.8 µ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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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芍药科芍药属植物,是我国的传统名花,因花朵硕大、花色丰富、花型齐全而显雍容华贵、富丽端庄,“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深受人民的喜爱。人们在欣赏牡丹的过程中,一方面为其艳丽多姿而赞叹,同时又为其自然花期较短且集中而遗憾,“弄花一年,看花十日”,因此,如何通过栽培等技术措施使牡丹连续开花,一直是牡丹研究者探索的重要课题。近年,在对牡丹栽培的系统研究中,发现不同牡丹品种的花芽分化类型(数量、梯度)直接影响其开花数量和开花次数。为了有效地利用不同类型的牡丹,选育出更多的丰花、同株可连续开花的品种,服务于牡丹的产业化生产,本试验对4个牡丹品种群的135个品种进行了同枝条芽数的统计分析及花芽分化梯度的划分,阐明了花芽分化类型与促成连续二次开花的关系。初步测定了具有促成连续二次开花习性的牡丹品种‘High Noon’不同芽位腋芽内源激素的含量,揭示了牡丹同株连续二次开花过程中不同芽位腋芽内源激素的生理变化规律,为解决牡丹同株花期短、不能同株连续开花的难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本研究主要结果如下: 1、牡丹花芽分化类型与自然开花的关系 通过对135个牡丹品种花芽分化数量和梯度类型的调查,将同枝条的芽数聚类为少(3-4)、中等(5-7)、多(8-10)三类;将花芽分化梯度划分为小、中、大三种类型。芽数类型和花芽分化梯度类型均与品种群有一定的关系。中原品种群中90%的品种属于芽数少的类型,47%的品种属于分化梯度大的类型;日本品种群中73%的品种属于芽数中等的类型,52%的品种属于分化梯度中的类型;法国品种群和美国品种群品种调查数量较少,但大多数品种属于芽数中等的类型,分别占80%和44%,分化梯度小的品种分别占调查总数的40%和67%。绝大部分品种的腋花芽因在枝条上着生的位置不同而有明显的异质性,上部芽顶端优势强,萌动率和开花率均高,芽数多的品种中、下部芽在春天自然开花季节常处于休眠状态。 2、牡丹花芽分化类型与促成连续二次开花的关系 花芽分化数量的多少与梯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开花次数。花芽分化数量少、梯度大的品种不建议直接用于同株促成连续二次开花栽培;花芽分化数量中等或多、梯度小的品种可以实现同株促成连续二次开花,10个试验牡丹品种中的中原牡丹品种‘如花似玉(Ru Hua Si Yu)’和美国牡丹品种‘High Noon’具有同株连续二次开花能力,且二次开花率达75%以上,两次开花品质均优良。 3、‘High Noon’不同芽位腋芽内源激素与促成连续开花的关系 通过测定美国牡丹品种‘High Noon’同枝条不同芽位腋芽萌动前期、后期内源激素含量,结果表明:萌动后期不同芽位腋芽的GA3、IAA、ZRs含量增加,尤其1位芽、2位芽含量增加显著;萌动后期ABA含量则随着芽位自上而下增加显著,可能是导致下部芽继续保持休眠状态的主要原因;萌动后期下部芽的ABA/ZRs配比增幅较高,说明ABA/ZRs配比与芽的生长与休眠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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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是芍药科芍药属牡丹组植物,花大、色艳、型美、香郁、药用范围广、文化内涵丰富,被尊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我国植牡丹、赏牡丹有1600多年的历史,培育了许多价值高的品种,遗憾的是个别黄色、鲜红色、绿色等珍贵品种不断消失,而且现有的一些文化价值与观赏价值极高的古牡丹、著名的牡丹园的老牡丹均出现了衰弱现象,有的已奄奄一息。为了探索传统牡丹品种消失及牡丹衰老的原因,本研究在充分调查、整理国内品种资源的基础上,总结了牡丹品种的传承和消失情况,掌握了古牡丹的资源状况。通过连作土壤栽培试验证明了牡丹连作障碍的存在,并选定了生长在同一区域的5、10、15、20、25、30年生6个株龄的‘洛阳红(Luo Yang Hong)’为研究对象,从形态指标的调查、生理指标的测定、根际土壤及根系浸提液的化感成分分析三个方面着手,确定了牡丹开始衰老的时期;揭示了牡丹衰老机理;总结了古牡丹保留、复壮、养护办法;为牡丹专类园的管理及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指导。本研究主要结果如下: 1、牡丹品种和古牡丹资源 通过对中国牡丹品种资源的文献查阅和实地考察,系统整理了我国不同时代的品种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宋、元、明、清共有品种1109种,目前仅存143种,品种资源消失十分严重。收集整理了49处古牡丹资料,并据此绘制了我国目前古牡丹分布图;实地调查了17处24株古牡丹,详细介绍了部分品种的来历传说、生长状况和衰亡原因。5个优良传统品种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牡丹种质资源圃内得以保存,其中潞城古牡丹,植株最大(高2.3 m,冠径5.6 m),且生长旺盛;西溪牡丹属丰花品种,40年植株可开花811朵。 2、牡丹连作障碍 利用牡丹连作根际土壤及其浸出液栽培牡丹,结果表明,播种苗及分株苗的生长均受到了抑制;连作年限越久的处理抑制作用越强;根际土壤浸出液对牡丹生长的影响较大,对前期地下部和后期地上部都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而且还抑制了上胚轴休眠的解除;根际土壤对后期株高和展叶幅的影响较大,对播种苗前期生根影响不大。牡丹存在连作障碍现象,连作障碍是牡丹衰弱的重要原因。 3、牡丹衰老时间及机理 通过对6 个株龄‘洛阳红’的形态、生理指标及根际土壤化感成分的比较得出,牡丹在同一地方大约栽植15 年后开始衰弱,20 年以内应该采取复壮措施。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as Chromatograph-Mass Spectrometer, GC-MS)检测到根际土壤及根系浸提液中主要存在:烷烃、烯烃、芳香烃、醇、醚、酚醌、有机酸、醛、酮、酯、苯、胺等12 类有机物。对比分析得出有12 种物质可能是根系分泌物,根际土壤中可能具毒害作用的物质有40 种,栽植牡丹使土壤中增加的物质有24 种。 4、古牡丹复壮技术及应用 栽培基质中添加活性炭、沙子、麦饭石等均能有效的促进牡丹的生长,以活性炭的效果最好。对“汉牡丹”实施了综合复壮措施,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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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国极危种大花黄牡丹种子为研究材料,对其种子生物学、休眠与萌发特性进行研究,采用变温层积和激素处理解除种子休眠,并通过生物抑制物测试、胚培养、激素含量动态变化的测定,研究种子休眠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了大花黄牡丹迁地保护过程中种子繁殖的技术难题,并初步探讨了大花黄牡丹致濒因素与种子休眠及萌发特性的关系,结果表明: 1.大花黄牡丹种子饱实度高,活力强,种皮较坚硬,但不存在吸水障碍,干燥条件下易因失水而丧失活力。迁地保护冷室中盆播18个月方可出苗,出苗率约4%;变温层积实验表明该种具有典型的下胚轴休眠和上胚轴生长抑制。 2.胚组织培养表明:带胚乳和种皮的胚不能萌发,剥除种皮和胚乳后,胚根可萌发,胚芽不生长,GA3处理上胚轴可促进生长,说明种皮和胚乳是导致大花黄牡丹种子下胚轴休眠的关键因素,而上胚轴生长抑制与胚本身关系更密切。 3.抑制物质提取实验表明:大花黄牡丹种子胚乳、种皮、胚等各部位的浸提液均存在抑制小白菜种子萌发的物质,且抑制作用依次增强,说明胚乳和胚是其下胚轴休眠的主要原因。经过暖层积(15 ℃/90 d)种子(未解除上胚轴生长抑制)的胚根、子叶、胚轴浸提液对小白菜和已解除休眠的大花黄牡丹种子的萌发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并依次减弱,说明种胚本身的抑制物质是导致生理休眠的主要原因。 4.变温层积处理和外源激素实验表明:新鲜种子采收后15 ℃暖层积3个月生根率可达85%,下胚轴休眠解除对温度要求严格,高于或低于15 ℃及变温条件均不利于下胚轴萌发;暖层积90d、根长大于6 cm种子再经过60~80 d/ 5 ℃冷层积,即可有效解除大花黄牡丹种子上胚轴的生长抑制,出芽率达80%,最终出苗率68%。不同浓度GA3及不同处理时间促进上胚轴伸长实验结果显示,GA3 400 mg/L浸种根长大于1.5 cm的种子2 h,出芽率可达100%,可以完全解除上胚轴的生长抑制作用。 5.休眠萌发过程中种子各部位内源激素含量动态变化分析结果说明,初始状态脱落酸含量高是导致大花黄牡丹种子下胚轴休眠、上胚轴生长抑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且上胚轴抑制与子叶、下胚轴和根的脱落酸含量密切相关;同时认为种子各部位初始生长素含量水平低是导致其休眠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变温层积过程中胚各部位脱落酸含量的急剧下降和生长素的迅速升高是解除休眠的关键;同时发现赤霉素在解除休眠和促进萌发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外源GA3能够有效地打破上胚轴的深度休眠。玉米素核苷在休眠与萌发进程中变化趋势与生长素和赤霉素相似,说明其对种子胚根和上胚轴的萌发和生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Resumo:
本文以9 个芍药野生种(15 份种质)、104 个品种及2 个牡丹芍药组间杂种的花瓣为材料,利用液质联用技术鉴定了花瓣中的色素成分并探讨了芍药花色形成的化学机制和化学分类法。 结果表明,芍药花中主要含有5 种花青素,即芍药花素-3,5-二葡糖苷( peonidin-3,5-di-O-glucoside , Pn3G5G ); 矢车菊素-3 , 5- 二葡糖苷( cyanidin-3,5-di-O-glucoside , Cy3G5G ); 天竺葵素-3 , 5- 二葡糖苷( pelargonidin-3,5-di-O-glucoside , Pg3G5G ); 芍药花素-3- 葡糖苷(peonidin-3-O-glucoside,Pn3G)和矢车菊素-3-葡糖苷(cyanidin-3-O-glucoside,Cy3G)。此外,3 种微量的花青素首次在芍药中发现:它们分别为芍药花素-3-葡萄糖-5-阿拉伯糖苷(peonidin-3-O-glucoside-5-O-arabinoside,Pn3G5Ara)、矢车菊素-3- 葡萄糖-5- 半乳糖苷( cyanidin-3-O-glucoside-5-O-galactoside ,Cy3G5Gal)和天竺葵素-3-葡萄糖-5-半乳糖苷(pelargonidin-3-O-glucoside-5-Ogalactoside,Pg3G5Gal)。特征花青素Cy3G5Gal 和Pg3G5Gal 仅在新疆芍药(Paeonia anomala L.)及其亚种川赤芍(P. anomala subsp. veitchii(Lynch) D. Y.Hong & K. Y. Pan)中被检测出来,表明它们属于同一个种。Pn3G5Ara 仅存在于欧洲的野生芍药花瓣中,表明中国野生芍药和欧洲芍药的花青素代谢途径不同。 芍药花瓣中主要含有11 种花黄素,均为黄酮醇类物质。包括栎精-3,7 二葡糖苷( quercetin-3,7-di-O-glucoside )、山奈酚-3 , 7 二葡糖苷(kaempferol-3,7-di-O-glucoside)、异鼠李素-3,7 二葡糖苷(isorhamnetin-3,7-di-Oglucoside)、栎精-3-O-(6”-没食子酰基)-葡糖苷 [quercetin-3-O-(6”-O-galloyl)-glucoside] 、栎精-3- 葡糖苷( quercetin-3-O-glucoside )、山奈酚-7- 葡糖苷( kaempferol-7-O-glucoside )、山奈酚-3-O- ( 6”- 没食子酰基) - 葡糖苷[kaempferol-3-O-(6”-O-galloyl)-glucoside]、异鼠李素-3-O-(6”-没食子酰基)-葡糖苷 [isorhamnetin-3-O- ( 6”-O-galloyl ) -glucoside] 、山奈酚-3- 葡糖苷(kaempferol-3-O-glucoside)、异鼠李素-3-葡糖苷(isorhamnetin-3-O-glucoside)和山奈酚-丙二酰葡糖苷(kaempferol-malonyl-glucoside)。此外,查耳酮在黄色的栽培品种‘黄金轮’和牡丹芍药组间杂交种‘伊藤杂种’中首次被检测到。其化学结构为查耳酮-2’-葡糖苷(chalcononaringenin 2’-O-glucoside),它是花瓣表现出黄色的主要色素,它与黄色牡丹野生种‘滇牡丹’(P. delavayi Franchet)花瓣中主要黄色色素成分一致。 通过对所有芍药野生种和栽培品种的色素分析,研究发现花青素是芍药花瓣中主要的色素,其中Pn3G5G 是花瓣中含量最高的花青素苷,其次为Cy3G5G。3G 型糖苷仅在少数品种中检测出来。此外,黄酮醇是芍药花瓣中重要的辅助色素。山奈酚苷是花瓣中含量最高的黄酮醇类,其次是栎精。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芍药花色的形成主要与花瓣中Pn3G5G、Cy3G5G 和Pg3G5G 的含量及总花青素量(TA)有关。根据8 种花青素结构与花色组成,将国内的野生种和大部分品种进行了化学分类:所有样本聚成3 大类,聚类后的树状图与其花色、花色素组成数据相一致,直观反映了野生种和栽培品种花色形成的化学背景和表型相似性程度。 芍药成色机理和化学分类的初步研究,对芍药新花色育种具有重要意义:芍药鲜红色花的育种中,育种亲本应具有高的Cy3G 含量、低的辅助色素效应指数。选育深紫色花或紫黑色花的品种,亲本应具有高的Pn3G5G 含量和低的Pg3G5G 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