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语言SIMAN简介

本文通过介绍仿真语言SIMAN的结构,功能,特点和使用方法,着重阐述了SIMAN中系统模型与实验框架的概念,并给出了物料传送系统仿真的例子。最后,提出了在SIMAN基础上开展进一步工作的设想。

一台设备n个工件多目标排序的模糊产生式系统

本文首次描述了一种求解单台设备n个工件多目标排序的模糊产生式系统。这种系统是根据人工智能的产生式搜索原理,将各种单一目标最优或近似最优排序的启发式算法作为产生式规则,利用最小模糊算子作为测试条件而构成的。它不仅能得到多目标排序的折衷解,许多情况还可改善单一目标启发式算法解的精度。

长度测量与数/数转换法——在图数转换仪上直接测量曲线长度

本文提出了一种函数关系的数/数转换法。并用这种方法代替了繁琐的运算(x~2+y~2)~(2/1),求得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系统地论述了它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并导出一个简单的计算程序。由此而设计出一个简单的计算装置,,装在图数转换仪上,代替电子计算机直接计算曲线长度。极大地简化了计量程序。费用低,速度快,精度高。长度测量是这个数/数转换法的一个实例。做为一种方法,它可以简捷地解决诸如此类的计算问题。本文还讨论了长度测量中步距与误差的关系,

芙蓉锡矿田骑田岭花岗岩黑云母矿物化学组成及其对锡成矿的指示意义

芙蓉锡矿田骑田岭复式岩体主要由早阶段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和晚阶段黑云母花岗岩组成.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表明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中的黑云母属于铁黑云母,黑云母花岗岩中的黑云母属于铁叶云母.相对于黑云母花岗岩,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中黑云母的MgO、TiO2含量偏高,Al2O3含量偏低.矿物化学研究结果显示,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中黑云母的结晶温度、氧逸度(logfO2)分别为680℃～740℃、-16.00～-15.31,黑云母花岗岩中黑云母的结晶温度、氧逸度分别为530℃～650℃、-19.20～-17.50.从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到黑云母花岗岩,岩浆结晶温度和氧逸度逐渐降低.与花岗岩有关的共存流体性质的研究发现,与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共存的热液流体log(fH2O/fHF)fluid,log(fH2O/fHCl)fluid,log(fHF/fHCl)fiuid值分别为4.22～4.39,2.78～3.24,-1.82～-1.73,而与黑云母花岗岩共存的热液流体log(fH2O/fHF)fluid,log(fH2OfHCl)fluid,log(fHF/fHCl)fluid值分别为3.27～3.53,2.85～3.22,-0.75～-0.22,可见与两种岩石类型共存热液流体的性质存在明显差异,且热液中Cl、Sn含量变化与岩浆结晶分异指数呈正相关关系.骑田岭岩体从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到黑云母花岗岩,随着岩浆的演化.岩浆结晶期后分异出的热液流体向富Cl和Sn方向演化.芙蓉锡矿田的成矿流体应主要来源于黑云母花岗岩岩浆结晶期后分异出的岩浆热液.

会泽铅锌矿床成矿流体浓缩机制

云南会泽铅锌矿床位于扬子板块西缘川-黔-滇铅锌银多金属成矿域的中南部，严格受断裂带的控制．长期以来，对于该矿的成矿流体来源存在着较大的争论．研究表明，矿石中脉石矿物方解石的C、O同位素组成相对均一，其δ^13C(PDB)为-2．1×10^-3～-3．5×10^-3极差-1．4×10^-3、均值-2．8×10^-3，δ^18O(SMOW)为16．7×10^-3～18．6×10^-3、极差1．9×10^-3、均值17．7×10^-3，不同矿体(不同标高)、不同产状以及相同矿体不同产状方解石的C、O同位素组成不具明显差别；除了纯液相包裹体(L)和富液相的气液两相包裹体(L+V)外，还存在含子晶的三相包裹体(S+L+V)和不混溶的CO2三相包裹体(VCO2+LCO2+LH2O)，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介于110～400℃之间，具有双峰现象；矿床的(^87Sr／^86Sr)0(0．713676-0．717012)不仅明显高于地幔(0．704±0．002)和峨嵋山玄武岩(0．703932～0．707818；85件样品)的(^87Sr／^86Sr)0，也相对高于矿区赋矿地层(C16)的(^87Sr／^86Sr)。(0．70868～0．70931；3件样品)，但明显低于基底岩石的(^87sr／^86Sr)。(0．7243～0．7288；5件样品)，且成矿过程中流体基本没有发生Sr同位素分馏现象．因此，成矿流体为均一流体，是不同性质流体的混合产物，具有多源性．而从气液两相包裹体盐度-均一温度图解可以看出，在300-400℃区间，包裹体盐度基本被孤立为两群：一群为5％～6％(w(NaCl))，另一群为12％～16％(w(NaCl))．而在100300℃特别是150-250℃区间，包裹体盐度则基本均匀分布在7％～23％(w(NaCl))之间．断裂带形成压力为(50～320)×10^5Pa，矿体上覆岩石压力为(574-640)×10%5Pa，矿床成矿压力为(145-754)×10^5Pa．流体在上升到断裂带后压力的剧降，导致了沸腾作用的发生．在混合作用和沸腾作用的双重影响下，受狭窄断裂带控制的成矿流体高度浓缩，金属矿物得以大规模地从流体中沉淀出来，形成品位极高的铅锌矿石．

甘肃金川Ⅱ号岩体辉石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金川Ⅱ号岩体主要由二辉橄榄岩和硫化物橄榄岩构成，单斜辉石和斜方辉石为岩相中主要造岩矿物，单斜辉石含量一般高于斜方辉石。矿物间的结构关系表明主要造岩矿物的结晶顺序为：橄榄石-斜方辉石-单斜辉石-斜长石。单斜辉石的TiO2，Al2O3，Cr2O3和Na2O质量分数依次为：0．29％～1．26％、3．17％～3．59％、0．86％～1．14％、0．29％～0．57％，斜方辉石的TiO2，Al2O3，Cr2O3和Na2O质量分数普遍低于单斜辉石，依次为：0．16％～0.40％、1．85％～2．38％、0．48％～0.68％、0．03％～0．10％。元素间的相关关系显示辉石的类质同像置换方式为：^MIFe^2＋ ＋2Si=^MITi＋2^IVAl,^MIFe^2＋ ＋Si=^MIFe^3＋ ＋^IV Al,Fe^3＋和Ti进入矿物晶格置换Fe^2＋来平衡Al置换Si产生的正电价差。两种辉石较低的TiO2，Al2O3和Na2O质量分数显示出母岩浆为拉斑玄武岩浆的特征。二辉石温度计和单辉石温度计算表明斜方辉石的结晶温度下限和单斜辉石结晶温度上限大致在1146℃～1166℃之间，单斜辉石的结晶一直持续到1032℃或者更低。金川Ⅱ号岩体单斜辉石演化明显表现出向透辉石端员偏离，暗示岩浆在结晶分异过程中，可能与富钙质围岩发生了同化混染作用.

贵州赫章土法炼锌地区重金属对植物污染的初步研究

矿山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除矿山开发直接导致的植被破坏和耕地侵蚀等外，研究者更重视有害物质(特别是重金属)释放而导致的环境问题，特别是表生条件下矿山废弃物(矿山尾砂)的堆积，在一系列地球化学因素的作用下：如矿山尾砂的矿物成分 参考、堆积时间、厚度、气候条件及微生物（Rachel，2002）等发生风化作用，从而导致酸性矿山废水(AMD)的产生。蓄纳高浓度的重金属元素，其排放小仅对溪流、河流、湖泊水质及其沉积物产生负而影响，而且有降低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的威胁（Barbara Hohn，2005）。 贵州省赫章县是我国著名的土法炼锌集散地，地处贵州西北部，辖内煤炭资源丰富，境内的榨子厂、猫猫厂、天桥铅、锌矿(氧化矿)为“土法炼锌”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其土法炼锌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至2000年，已有1000多个土法炼锌“马槽炉”的规模。炼锌中产生的黑色烟尘不仅使周围山坡寸草不生，山坡上、河道边到处倾倒着废渣，而且使许多早作地荒耕。本文试图以该地的土法炼锌为研究对象，探讨土法炼锌中产生的烟尘和废弃物对附近土壤和沉积物的环境影响。 1.1矿山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影响 矿山的开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矿山原有的环境。矿山开采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源，开采后破坏的土地，丧失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废弃物堆置场是周围环境的严重污染源。矿山按其产品性质分类，有冶金矿山(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土元素、放射性元素等)和非金属矿山(煤矿、石料、陶土等)；按其开采方式分类，有露天开采矿山和地下开采矿山。不同性质的矿山和不同的开采方式，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过程和特征有很大差异。 矿山开采引起的生态破坏，主要由以下三个过程导致：(1)开采活动对土地的直接破坏，如露天开采会直接毁坏地表土层和植被，地下开采会导致地层塌陷，从而引起土地和植被的破坏：(2)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废弃物(如尾矿、矸石等) 需要大面积的堆置场地，从而导致大量占用土地和对堆置场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3)矿山废弃物中的毒性成分，可通过径流和大气飘尘，影响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质量（Ivanova，2001）。 在生态系统层次上，上述三个过程对采矿地区生态的破坏具有三个特征：(1)景观破坏，主要指对地貌的影响；(2)环境质量退化，对所在地区土质、水质，甚至大气质量的影响；(3)生物多样性退化，对原有生物群落的摧毁，及对当地现有生物群落的严重破坏甚至摧毁。 通常，金属矿山引起的环境质量退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生物多样性退化要比非金属矿山更严重；露天开采的矿山引起的景观破坏和生物多样性退化，要比地下开采的矿山更严重。矿山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下方面： 1土地的占用与破坏 矿山开采后，将会产出大量的废石、排土和尾砂，例如露天开采1吨矿石通常削离5-10 t覆盖的岩土，堆存它们将需占用大量的土地。据报道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北部，由于大型露天磁铁矿近半世纪的大量开采，致使当地土壤质地退化，如不进行有效的治理将有沙漠化的危险（Othman，1996）。矿区的建设也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地形、自然景观和植被状况等。土地破坏的后果是：水土流失加剧，淤塞污染水体，增加扬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另外，尾矿坝、废石堆场设置不当或管理不严，会造成严重的滑坡或泥石流事故，使大面积的土地受到破坏，造成水体污染，危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2水体污染 矿山开采后的废石堆成尾矿库若不妥善处理，可能会成为地下水污染源。废矿堆、尾矿库长期处在氧化、风蚀、溶滤过程中，其中的有毒矿物成份或有害物质可以随水转入地下、地表水体和农田、土壤之中，造成地下、地表水体受到化学污染。 采矿工业用水远远小于选矿工业的用水量，但不论是采矿还是选矿，若不注意处理其废水，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据报道，由于采矿对水体的污染，使美国长达20600km的水域和449个天然和人工湖泊不再适于养鱼（Antonio Simonetti，2000）；在国内也不乏其例，如攀枝花选矿厂（曾清如，1997）有部分尾矿废水排入金沙江，对其造成长期的严重污染。又如东鞍山矿（张宝贵，2002）由于外排废水中含有大量的细粒级悬浮物，使杨柳河的河水呈红色，不仅妨碍水生生物的生长，还影响农业灌溉，成为鞍山地区的一大公害。此外开采硫化矿床时，由于伴生的低品位黄铁矿，在自然堆放过程中，经风化、雨水浸蚀可产生有害酸性水。在我国冶金矿山中因酸性水污染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如南山铁矿（许步信，1996）的酸性水波及周围1万hm2农田和渔业生产，多年来共赔偿农业损失费累计约百万元。此外，各金属矿山的外排水中浮悬药剂的污染、硝基苯的污染以及其它重金属的污染也屡见不鲜（Sastre，2002）。 井巷开掘、矿床排水疏干所形成的降压漏斗的水力影响半径有时可达数十公里，可能造成区域性水文环境的破坏，使农牧业缺水受损。另外，疏干碳酸盐围岩含水层之后，其岩溶和溶洞会成为地面塌陷下沉，地面设施被破坏的隐患；而当塌陷区或井巷地表贮水体存在水力的沟通时，则会酿成淹没矿井的重大事故；当岩层疏干影响的设计计划不周时，还可导致露天边坡、台阶的滑动和变形，从而出现相应的灾害后果（李小玉，2004） 3大气污染 在矿山生产中，氧化、风蚀作用可使废石堆场、尾矿库形成一个周期性的尘暴源。此外矿石破碎、筛分和选矿等工序也是主要尘源。矿山对大气的污染还包括公路运输过程中形成的大量扬尘。粉尘污染是冶金矿山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主要污染类型。在我国，由于矿山粉尘污染而使矿区农牧业受害的情况较多。矿山开发引起的环境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科学界的关注，己成为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对矿产资源需求的不断扩大，矿山废物的排放量大幅度增加，环境生态的恢复难度也在不断增大，因此，在科学界关注的同时，政府也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给予支持和提供方便（王文，2003）。 1.2矿区重金属污染研究 1.2.1重金属概念及环境化学行为 通常把密度大于5的金属称为重金属，如隔、铬、铜、镍、铅、锌等，砷虽然不属于金属，但由于对环境的影响与重金属类似，通常也称其为重金属。矿产开采过程中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较多，特别是土壤的重金属污染（Ahmed，1998）。有害重金属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不易随水淋溶，微生物难以降解，植物对其有明显的生物富集作用，影响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土壤污染有较长的潜伏期，具有隐蔽性、不可逆性、普遍性、表聚性等特征（Isabelle，2001） 重金属是一类典型的环境污染物，在自然条件下，除了局部范围重金属含量较高之外，一般土壤中有害重金属含量都小于构成污染的临界值。由于受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例如，农业增产措施如农药、化肥的不断使用，加之工业废水、废气、城市生活垃圾、污水及污泥与畜禽粪便等排入环境，都不断污染土壤，使重金属等在环境中的积累不断积聚。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土壤环境中污染物含量不断提高，重金属污染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1.2.2环境中重金属的来源 重金属可以通过废水、废渣的排放，空气悬浮物的携带与运输，水体中的细微尾矿砂颗粒物的运移，食物链的传递等不同途径来引起环境的污染。污染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工业污染源，尤其是基础工业，特别是采矿和冶炼业是向环境中释放重金属的主要污染源。如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的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由于铅锌冶炼厂排放的含锅废水污染水稻田，居民长期食用含偏稻米和饮用含锅水而造成锅中毒，锅进入人体后破坏人体的骨骼系统，使骨质变脆易折，也就是所谓的“骨痛病（Lorenzo，2000）。 生活污染源，主要是生活垃圾，其中含有的重金属能渗到土壤中，影响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生活废水中的有机物可以吸收重金属，用这些水灌溉也可导致土壤污染。 农业污染源，主要来自厩肥、污泥、化肥、农药等，有害成分为其释放的重金属，污染物质主要集中于表层或耕层，它的分布比较广泛。污染物的种类和污染的轻重程度与土地的利用方式和耕作制度有关。 交通污染源，主要为含铅汽油的使用，使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污染大气。 自然污染源，土壤母质中的重金属本身含量高，还有火山喷发造成的土壤污染。 就矿区来说，以工业污染源为主，其它次之。 1.2.3环境中重金属的危害 尾矿、矿渣是采矿区土壤重金属的主要来源之一。当这些矿山固体垃圾从地下搬运到地表后，由于所处环境的改变，在自然条件下，极易发生风化作用(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使大量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元素释放出来进入到土壤和水体中，给采矿区及周围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 在雨水等的作用下，地下水和地表水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目前世界上受高砷饮水危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孟加拉国、印度恒河流域、阿根廷、智利、墨西哥、泰国、美国和中国的台湾、内蒙、山西部分地区。孟加拉国受砷危害人口有35-77百万人，占该国总人口(125百万)的一大半，几十年来联合国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进行治理，但收效甚微（Kovalchuk，1996）。有300多年开采历史的我国湖南石门雄黄矿，发生了严重的砷污染，河水砷含量达0.5－14.5 mg•L－1，居民头发砷含量为0.972-2.459ug•L-1。以河水为饮用水源的居民的砷暴露水平达到甚至超过国内外重大慢性砷中毒案例的暴露水平。 有毒气体的排放无疑会直接污染大气。如1996年玻利维亚波托西的波尔科矿山的一座铅锌尾矿坝倒塌，致使大约235，000 t有毒尾矿泥浆(包括砷、氰化物、铅和锌等有害成分)排入皮科马约河的一条支流阿瓜卡斯蒂利亚河中，导致饮用该河水和食用该河水中鱼的3名儿童死亡，其毒性影响到800km的巴拉圭一阿根廷的查科(salomons，1995)。另外，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附近，约17000km，的大范围金矿开采过程中，汞作为重要提金试剂，易形成合金金齐汞，直接释放进入大气，且向大气的释放量远比向河流和土壤的释放量高，占总释放量的65%-83%( salomons，1995)，对人体危害十分严重。西班牙某重金属冶炼厂尾砂坝的倒塌，使得随后的土地开发过程中大气可吸入颗粒中铜和锰的含量增加了17~36％和59一70％（Querol，2000）。 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聚集引起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进入土壤后，一方面可在植物体中累积，并通过食物链最终转移到人体内，危害人群健康，致畸致癌；另一方面，还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危害生态系统，如上述所说的水体和大气的污染。由于重金属污染的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又不易在生物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中分解，所以污染土壤的修复与治理迫在眉睫，也是科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就世界范围来看，全世界每年平均排放汞115万t，锰1500万t，铜340万t，铅500万t，镍100万（Jane vacalet，1999）。据估计，我国仅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就达2000万ha，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5 ，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万t；另外还有1200万t粮食重金属超标，二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多亿元（陈同斌，1999）。在金属成矿区周围的自然扩散区域内，环境中一般含有较高浓度的重金属，加上开矿过程中的废矿水和尾矿砂，常造成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据报道，湖南省郴县东坡铅锌矿自然扩散晕区域内的环境污染是以铅、锌、镉、砷为主的多金属污染复合体，水体内的细微尾矿砂颗粒物是重金属的主要迁移载体，且该区域内作物中的铅、镉残留很高（曾清如，1994）。 土壤中重金属的超标同时也会使农作物和其它生物受到危害。杨居荣（1992）发现耐福的甜菜与胡萝卜在对营养元素的吸收上呈现两种不同的特征，即耐镐的甜菜往往对钙、镁、锌、铁元素的吸收量大，而胡萝卜则相反。土壤中锌/锅比例增大可显著地降低菠菜含镉量（宋菲，1996）。己有证据表明，铜矿的冶炼可以增加周围农业系统中的铜含量，使冶炼厂周围紫花首稽和柏树叶片中的铜含量明显增加。华南某矿区周围农田土壤中锌含量达690~4000 mg.kg－1；华北某污灌区土壤中锌含量超过1500 mg•kg－1，长期施用污泥的土壤中锌含量达370－470 mg•kg－1，受汞污染的面积达3.2 × 104 ha，每年生产汞米1.95×105吨。沈阳张士灌区和江西大余县等地区的粮食己经遭受严重的锡污染，其含镉量己经超过诱发“痛痛病”的标准。龙育堂等（1994）研究芝麻对稻田汞净化效果，结果表明：土壤含汞量在5－130 mg•kg－1，范围内，汞对芝麻产量和品质仍未造成显著影响；改种芝麻，土壤汞的年净化率高达41%，土壤的自净恢复年限比种植水稻缩短。食物链中重金属的高度富集最终将威胁到人类健康。

中元古代昆阳群Fe-Cu-REE矿床地球化学研究-以武定迤纳厂矿床为例

稀土元素成矿与地壳的构造运动密切相关，稀土在中元古代具有大规模暴发性成矿特征。云南武定迤纳厂稀土铁铜矿床为昆阳群因民组出现稀土富集成矿的典型代表。本论文选择迤纳厂矿床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研究矿床不同类型岩（矿）石和矿物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探讨富稀土的成矿流体、成矿物质来源和稀土元素成矿时代，揭示昆阳裂谷初期因民组稀土元素富集的地球化学机制。主要认识如下：1、迤纳厂矿床产于昆阳裂谷初期形成的禄丰一武定火山断陷盆地中。早中元古界昆阳群分布于绿汁江岩石圈断裂和小江一易门断裂的夹持地带，呈狭长状展布。迤纳厂矿床赋矿地层为昆阳群因民组上段的硅质白云岩和碱性火山岩（粗面安山岩）。矿体产出形态和矿石的结构构造等均显示矿体与赋矿地层同沉积特征；出现独立矿物氟碳饰矿、独居石及褐帘石，磷灰石、萤石、菱铁矿等矿物中也含有一定量的稀土，沿矿体走向和垂向稀土元素变化不大。2、矿体顶、底板围岩（石榴石黑云母片岩、钠长黑云母片岩等）的原岩为碱性火山岩（粗面安山岩），相对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Ba、Cs、Rb、K、LRE日及贫Zr、Sr、Ti、Hf、HEE，为早元古代末期一中元古代早期交代富集地慢低程度部分熔融所形成的碱性火山岩。矿石稀土总量高（645-4443）×10-6，强烈富集轻稀土（（La/Tb）N＝17.3-81.1），稀土元素分布特征明显不同于矿区正常沉积的硅质白云岩和后期侵入的钠长石英斑岩及火山角砾岩，而与矿体顶、底板碱性火山岩中稀土元素配分特征基本一致，暗示稀土成矿物质来源与碱性火山岩有密切的关系；3、矿石中微量元素组合及变化特征与现代海底正在喷出的热液和热液沉积物中元素组合有较大的可比性，明显不同与火成碳酸岩型稀土矿床中的特征元素组合；在微量元素判别图解（Al-Fe-Mn、Fe／Ti-Al／（Al+Fe＋Mn）、U-Th、Y-P2O5等）中，逸纳厂矿石均投影在热水沉积区，矿石的Y／Ho值与黑烟囱值接近，表明成矿流体为高温、还原性质，稀土成矿可能以热水沉积作用方式为主；4、对矿石中主要矿物萤石、菱铁矿、磁铁矿、石英、方解石的稀土元素特征研究表明，矿石沉积时不同矿物中稀土元素分布特征基本相同，主要受成矿流体中稀土分布特征制约。而后期变质作用形成的矿物，其稀土元素分布主要受矿物晶体结构控制。同期成矿流体从早期到晚期（块状矿石→条带状矿石），轻重稀土分异变小，稀土总量增加，条带状矿石中稀土含量最高；矿石黄铜矿6345值变化在一任3％0到2g％。范围，显示慢源硫特征；菱铁矿6r3C（8％-9.1%）、δ18O（-11.17%-15.37）‰指示成矿流体具岩浆来源和有机质的脱梭酸分解作用参与；成矿流体中稀土元素可能主要以（RE（CO3）3F）4-、（既（CO3）3F2）、（RE（F，Cl万等形式迁移，当温度降低时沉淀出氟碳饰矿等稀土矿物；5、矿石和萤石单矿物 Sm-Nd等时线年龄分别为1621士110Ma和15：38士43Ma，与矿区碱性火山岩错石的U-Pb年龄1676Ma、因民组顶部石英正长斑岩的错石U-P1。年龄1685Ma基本一致，也与因民组地层年龄1765M。较为接近，反映成矿时代为早元古代晚期和中元古代早期：这一时间也与一早元古代晚期一中元古代早期昆阳裂谷初始裂陷阶段，大量来自于地幔的碱性火山岩喷发事件相吻合。矿石。Nd（t）:-2.87-3.60，萤石单矿物εNd（t）：-3.93-5.90，变化范围较窄并全为负值，接近0，指示源区为富集地幔。同时结合矿床形成的构造一地质环境及矿体产出的地质形态，认为逛纳厂稀土铁铜矿床可能是在昆阳裂谷初期，在碱性火山岩浆喷发的间歇期，来自地幔富稀土、挥发份的成矿流体由火山喷流一同生沉积方式形成的矿床。6、昆阳群因民组地层中出现的稀土富集、成矿与我国的白云鄂博稀土REE-Fe-Nb超大型矿一床和澳大利亚的olympic Dam Cu-U-Au-Ag-REE超大型矿床，在成矿时代、产出大地构造背景、成矿物质来源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均体现成矿受控于中元古代1.5Ga超大陆聚合前或随后裂解初始阶段伴随的非造山型碱性岩浆或热液作用，稀土来源于超大陆拼合前因板块俯冲交代而形成的富集地幔。

Photodissociation of 1-bromo-2-chloroethane at 266 nm

The photodissociation of CH2BrCH2Cl at 266 nm has been investigated on the universal crossed molecular beam machine. The primary dissociation step leads exclusively to the formation of CH2CH2Cl radicals and Br atoms in the electronic ground state as well as in the spin-orbit excited state, with a branching ratio 2 +/- 1:8 +/- 1. Photofragment total c.m. translational energy distribution P(E-t) has been obtained and about 64% of the available energy is partitioned into translational energy for Br channel and about 28.5% of the available energy is partitioned into translational energy for Br* channel. The anisotropy parameters are determined to be beta(Br*) = 0.8 +/- 0.2 and beta(Br) = -0.6 +/- 0.2, respectively. Some CH2CH2Cl radicals with large internal excitation (corresponding to formation of ground state Br channel) may undergo secondary dissociation to form CH2CH2 +/- C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a model that involves the initial excitation of two repulsive electronic states: one from an parallel transition to the (3)Q(0) state, and the other from a perpendicular transition to the (3)Q(1), (1)Q states. (C) 1999 Elsevier Science B.V.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老年危机热线来电者的应激源与自杀危险性

Objective: Psychosocial crisis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re two stressors for suicide action.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ality of middle-aged and elder crisis line caller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psychosocial crisis 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or two simultaneously-mixed stressors, in order to develop effe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crisis line. Methods: Analysis data of 1,092 cases selected from national crisis line callers aged 45 and over who were assessed with “Suicide risk assessmen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December, 2002 to December, 2008. The sample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of psychosocial crisi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mixed-stressors of three types of general callers (48.2%, 32.3%, 19.5%), callers with current suicide ideation (43.7%, 33.0%, 23.3%) and callers attempted suicide 2 weeks prior to the call (33.6%, 42.3%, 24.1%)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operators’ judgments of the callers’ claimed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risis line database. X2 test and Tukey-type and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ultiple comparison methods are applied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In agreem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more females (71.3%, X2=13.45, P<0.001), especially females influenced by relationship stressors (76.8%, X2=25.12, P<0.001) made the call for crisis. Among general callers, the check-out rates of Major Depression Episode of mixed-stressor callers (78.5%, P<0.001) and problem callers (68.7%, P<0.0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risis callers (57.1%). The check-out rates of suicide ideation of mixed-stressor callers (71.4%)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risis callers (53.8%, P<0.001) and problem callers (60.9%, P<0.05). The check-out rates of prior suicide attempts of mixed-stressor (16.6%, P<0.05) and problem callers (18.5%, P<0.0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risis callers (9.8%). More than half of the mixed-stressor callers (51.8%) reported over 50% degree of hopelessnes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risis callers (35.6%, P<0.01) and problem callers (38.2%, P<0.05). Fewer crisis callers sought medical help than problem and mixed-stressor callers among three types of callers (X2=241.35, 146.56, 50.87; P<0.001). Compare to non-compound crisis callers, the proportion of minor, severe depression and prior depression diagnosis (14.0% vs. 17.4%; 54.9% vs. 65.2%; 0 vs. 2.2%; X2=14.35，P<0.01), suicide ideation (51.1% vs. 64.0%, P<0.05) and prior suicide attempts (8.4% vs. 15.0%, P<0.05) in compound crisis call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ere were more compound crisis callers with over 50% hopelessness (51.9% vs. 31.0%，X2=11.96，P<0.01). Conclusion: As predicted,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rticipants, mixed-stressor and compound crisis callers were higher in degree of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ality.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developed addressing to specific stressor or stressors. The promotions of crisis callers’ medical help seeking behavior need to be emphasized.

3-5岁幼儿认知灵活性的发展

To test preschoolers’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an ability to solve a problem in one way and to then switch solution strategies, and the mechanism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3-5-year-olds are asked to perform switching tasks in which the experimenter manipulates the way the stimuli are presented: consecutive or simultaneous; the way the switching happens: between dimensions or within a dimension; the conceptual domains involved: shape, color, number and direction; the specific labels used.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work are presented below: (1) 3-5-year-olds’ cognitive flexibility develops with age, yet its development is not of the same speed in extra-dimensional switch tasks and inter-dimensional reversal tasks. 3-year-olds manifest some cognitive flexibility, but their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at of 4- and 5-year-olds. For the 3-year-olds, in reversal tasks, although 80% of the children passed the post-switch phrase in color task; less then 60% children passed the post-switch phrase in shape, number and direction tasks. In extra-dimensional tasks, 3-year-olds performance is worse than that in the reversal tasks. Less than 50% of the children passed the tasks. Children’s cognitive flexibility develops fast from 3-year-olds to 4-year-olds. Both 4-year-olds and 5-year-olds demonstrate high flexibility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2) Children’s flexibility in the conceptual domains of shape, color, number and direction follows different developing patterns. In inter-dimensional reversal tasks, 3-year-olds’ performance is not the same in the 4 conceptual domains, but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domains is insignificant in 4-and-5-year-olds. In extra-dimensional switching tasks, children’s performance on the 4 domain task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in 3-, 4-, and 5-year-olds. (3) The way the stimuli are presented affects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 inter-dimensional reversal tasks, 3-year-olds’ performance in consecutive presentation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4- and 5-year-olds’ performance in the 2 presentations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extra-dimensional switch tasks, 3-, 4-, and 5-year-olds’ performance in the consecutive presentat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4) 3-, 4-, and 5-year-olds’ self-issued labeling aids their performance on the switching tasks. Children’ performance in the labeling condition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no labeling. (5) 3-5-year-olds’ cognitive flexibility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working memory and inhibition. Children’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is a process that involves activation of working memory and inhibition, in which the complexity of the task also plays a r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