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能化LLDPE及其合金材料(LLDPE/HIPS)的制备及结构性能研究

本文采用核磁共振碳谱、电喷雾质谱研究LLDPE-g-AA接枝产物的链结构。电喷雾质谱显示所有的丙烯酸单体都发生自聚形成低聚物，核磁共振碳谱进一步证明了丙烯酸在聚乙烯链上形成支链，并且由于反应挤出过程中的高温作用，丙烯酸支链脱水形成酸酐。丙烯酸支链在聚乙烯的结晶过程中影响链段的规整性排列，并有可能充当成核剂，使得聚乙烯晶体随着接枝率的升高变得小而不规整。接枝产物的流变行为表明丙烯酸支链起到内增塑剂作用，降低接枝产物的表观粘度，有利于产物的后加工处理。由于接枝率低的缘故，我们采用角鲨烷模拟乙丙共聚物与马来酸酐进行接枝反应。在170℃，单体浓度为2%W/V，引发剂浓度为0.2%W/V下，体系中存在马来酸酐自聚和接枝一对竞争反应。但由于存在链转移，马来酸酐大部分以单个分子形式接在角鲨烷上。对于LLDPE/HIPS共混体系，我们采用不同于以外加增容剂的办法，直接在共混过程中加入路易斯酸，利用聚乙烯本身带有或降解过程中生成的少量双键与苯发生Friedel-Crafts烷基化反应。为了找到最佳反应条件，我们研究了不同AlCl_3含量、反应时间、反应温度对增容效果的影响。增容共混物的力学性能，特别是冲击强度和微观形态照片表明加入AlCl_3后，在PE/HIPS两相界面处生成接枝共聚物PE-g-HIPS，降低界面张力，改善共混性。由于增容剂只在两相界面处生成，因此加入AlCl_3对共混物中聚乙烯组分的热学性能和结晶性并没有太大影响。

聚乙烯官能化及其与PBT共混体系结构性能研究

本工作用反应挤出接枝的方法，以甲基丙烯酸环氧丙醋和丙烯酸为单体，有机过氧化物为引发剂，对聚乙烯进行了宫能化。对文献中各种测定PE－g－GMA中GMA含量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和改进，提出了一种操作较为简单可靠的方法米测定PE－g－GMA中GMA的含量。研究了单体、引发剂浓度、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对接枝率和凝胶含量的影响。引发剂浓度对交联反应的影响最大，存在一个引发剂浓度的临界值，超过这一数值，则聚乙烯熔融接枝会产生大量的凝胶。加入给电子试剂，如对－苯醌，亚磷酸三苯醋，四氯化碳等，可以使凝胶含量由17％降低到1％左右，而接枝率只有轻微的下降，由1％降低到0.8%。在低引发剂浓度和单体浓度的情况下，加入油酸可以使接枝率有显著的提高，由0.1提高到0.7%。在过氧化物引发剂中加入秋兰姆化合物，可以使自由基引发接枝反应和交联反应的程度降低，接枝率由1％降低到0.2%,熔体流动速率由0.2提高到8。而苯乙烯的加入可以使接枝率有明显的提高，由0.8%提高到1.4%。官能化聚乙烯的结晶速率随接枝率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其结晶熔融烩随接枝率的增加而降低。原因可能是接枝链既起到了成核剂的作用，又抑制了PE的结晶生长过程。对PBTILLDPE－g－AA共混物的力学性能研究表明，其断裂伸长率和冲击强度与PBTILLDPE相比有了明显提高，断裂伸长率最高可以提高5倍，非缺口冲击强度提高幅度也很大，当LLDPE－g－AA接枝率为1％时，样条未能冲断，而PBTILLDPE只有在组成为30170时才发生部分断裂，其余组分样品则完全发生脆性断裂。增容后的共混物的拉伸强度略有改善。这说明接枝到LLDPE上的AA中的竣基与PBT的端经基存在较为强烈的相互作用，使官能化的LLDPE与PBT的相容性得到了提高，从而使共混物的韧性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强度和模量则略有改善。对共混物的形态观察表明，随共混物中LLDPE含量的增加，作为分散相 的LLDPE的粒子尺寸逐渐增加，尺寸分布也不均匀，而当共混物中加入LLDPE－g－AA后，作为分散相的LLDPE－g－AA的粒子尺寸与LLDPE相比减少了一半左右，尺寸分布也更加均匀。尽管加入LLDPE－g－AA使共混物的相容性得到改善，但当PBT作为连续相存在时，共混体系仍然表现为脆性断裂，只有当LLDPE为连续相时，共混物才表现为韧性断裂。增容后的共混物在裂纹引发区表现出塑性变形的特征，而在裂纹的不稳扩展区仍然为脆性断裂，说明相容性的改善主要是提高了共混物的裂纹引发能和稳定扩展能，因此共混物的非缺口冲击强度提高非常明显。另外在拉伸的情况下，相容性的改善使材料出现宏观的剪切屈服成颈的现象，从而使断裂能大幅度提高。加入LLDPE到PBT中，抑制了PBT的正常球晶的形成，使PBT球晶中正常球晶的含量降低，这种效应随LLDPE－g－AA中AA含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对总的结晶度的影响较小，说明共混物两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是使PBT的结晶形式受到影响。对官能化聚乙烯蠕变行为和动态流变行为的研究表明，官能化聚乙烯的零切粘度(3.9 * 10~4Pa.s)要高于纯聚乙烯(1.28 * 10~4Pa.s)，其熔体弹性也有显著提高，这不仅是由于分子量增加造成的，而且对接枝率比较高的官能化聚乙烯，也存在长支链的影响。共混物的粘度与共混物组成的关系在低剪切应力的情况下，符合Utracki方程。高剪切应力条件下，共混物的形态沿毛细管径向位置不同发生改变导致Utracki方程失效。Utrackl方程中的表征界面滑移因子的参数刀不仅与剪切应力有关，而且与两组分的粘弹性有关。

应用核磁共振技术和细胞学方法对中药毒性的研究

应用基于核磁共振的代谢组学和细胞学方法研究了马兜铃酸（AA）、淫羊蕾、苦参的毒性，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三种中药的毒性作了较为详尽的评价。应用基于NMR的代谢组学方法研究了AA的肾毒性以及淫羊蕾、苦参提取物的毒性作用过程。对AA给药大鼠与肝肾损伤模型大鼠的血清、尿液的核磁共振谱进行了对比，并应用模式识别对谱图进行解析和分类，进一步确认了AA引起肾损伤的主要核磁标记物和靶器官，同时提出AA在引起肾毒性作用也伴随可恢复性肝损伤。探讨了常用中药淫羊蕾、苦参提取物小剂量长时间及大剂量作用方式下产生的毒性作用及毒性反应恢复情况，并提出了安全使用剂量。在细胞水平上对两种中药提取物的毒性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应用原子力显微镜观察了了淫羊蕾、苦参提取物在临界溶血浓度下对红细胞表面形貌的影响，初步确定这种影响与红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变化相关；应用MTT法研究了两种提取物对人正常肝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两种提取物在没有明显增殖抑制浓度时对细胞周期、细胞凋亡的影响，并认为细胞内钙升高是引起细胞凋亡原因之一。应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进一步考察了淫羊蕾提取物引起细胞内Ca~(2+)的动态变化，淫羊蕾提取物0.59·L~(-1)可使细胞内Ca~(2+)增高并振荡，增高的机制以促进外Ca~(2+)内流为主。这种Ca~(2+)升高对正常肝细胞和肝癌细胞株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可能与淫羊蕾提取物促进HePG_2细胞凋亡相关。研究了淫羊蕾提取物对腺昔同型半肤氨酸水解酶活性体外和细胞内的抑制作用，初步探讨了淫羊蕾治疗心脑血管等老年疾病及促进肿瘤细胞分化的机理。指出0.5g.L~(-1)剂量的提取物导致正常肝细胞内甲基化水平有所降低，并且使细胞内GSH含量降低等表现出淫羊蕾的毒性作用。

兔属和盘羊属的分子进化研究

兔属物种的形态特征差异甚微，其分类地位长期存在争议。本研究论文来用线粒体DNA标记从分子水平对兔属物种的系统发育，分类地位以及历史生物地理学进行探讨。我们应用四个线粒体DNA标记：细胞色素b和125基因全序列，ND4和控制区部分序列构建中国野兔和世界范围内的其它兔属物种间的系统发育关系。系统发育关系的构建以鼠兔为外群，采用三种方法：最大简约法（淤），最大似然法（ML）和贝叶斯方法（Bl）。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野兔并不是一个单系群。世界范围内的兔属动物形成一个单系，并以地理分布可分为相应的三个种组：北美种组（NortoAmericanspeciesgroup），欧亚种组①urasionspeciesgroP）和非洲种组（S。uthAfricanspeciesgroup）。兔属动物鉴定的29个种可能多于该属的有效种。历史生物地理学的祖先地分析表明：兔属动物起源于北美大陆，通过白令大陆桥扩散到欧亚大陆，最后到达非洲大陆。Brooks简约分析（BPA）揭示兔属物种形成是在扩散事件之后，在不同的地理区域适应当时的生态环境导致种的发生。兔属动物经历了一个快速扩散和种发生的过程。贝叶斯放松分子钟方法估计种组内的分化时间显示：兔属物种的形成是在上新世早期（Plioceneepoch：4.29-5.39MyA）。云南兔（L.comusGAllen1927）是仅分布于云贵高原上的唯一一种兔属物种。我们应用线粒体DNA控制区第一高变区检测云南兔的群体遗传结构和系统地理结构模式，评价地理隔离，如高山、河流等对该物种的群体结构和系统地理模式的影响。分子变异分析显示（AMOVA）不同的地理区域间遗传差异明显，而且成对遗传差异与相应的地理距离成线性关系。错配核普酸分析（Mismatchanalysis）表明云南兔群体近期没有群体扩张。系统地理学的嵌套分析法揭示云南兔现有的群体遗传结构和遗传分化与云南高原复杂的地形地貌相关。高山、河流等地理隔离导致群体间有限的基因流形成了现有云南兔群体的分布。云南兔不同地理区域单倍型的分子系统分析以及明显的群体分化建议云南兔两个亚种的划分（L．c．comusandL．c．peni）。雪兔种组（thetimidusspeciescomplex）是生活于北半球高纬度区域的兔属物种。我们以该种组为模型，采用快速进化的mtDNA控制区序列对它们的系统地理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雪兔种组以白令海峡为地理隔离存在显著的系变异为7．7％，变异范围从2．4％一11．5％。分子系统分析的最大简约树显示：来自乌孜别克斯坦的两个亚种（seertzoviandnikr枷ontana）首先发生遗传上的分化。之后盘羊祖先群体的扩散导致在中国某些地理区域可能有三个进化谱系的分化。盘羊祖先群体的扩散可能起始于亚洲大陆的西部通过中亚高原向南扩散。分布于中国的盘羊亚种中，阿尔金亚种（O.a.dalai-lamae）与西藏亚种（O.a.hodsoni）有着比蒙古亚种（aa．da附ino较近的系统进化关系。而来自乌孜别克斯坦的两个亚种（servertzoviandnigrimontana）与中国的盘羊亚种有着显著的遗传差异。

新基因的从头起源与几种重要物种的进化基因组学研究

自然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断地激发着包括达尔文在内所有生物学家的研 究热情。自从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以来，进化生物学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就 是生物是如何从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到如此丰富多样的。随着分子生物学中心法 则的发现和基因组时代的到来，比较不同物种的基因组（即通过进化基因组学 研究）找出进化过程中发生的遗传变异成为求解这一基本进化生物学问题的重 要方法。 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基因组可以发现新基因的诞生是在进化过程中普遍存 在的基本过程，对生物的进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量前人的研究认为新基因 主要通过老基因的重复产生，新基因的从头起源很少发生或根本不存在。直至 最近在果蝇中发现了新基因从头起源事件才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然而这些 研究缺少功能的证据。我们通过比较酿酒酵母近缘种的基因组序列发现了酿酒 酵母中进化出的一个从头起源的新基因BSC4，并且提供了群体遗传学、转录 组、蛋白质组学和表型水平的证据支持这个基因的生物学功能和蛋白编码能 力。同时我们在其近缘种中发现其直系同源的非编码序列拥有RNA 水平的表达 活性，由此我们提出了一个蛋白基因从头起源的两步模型。我们认为一个非编 码DNA 序列进化为蛋白编码基因需要经历两个步骤：第一，DNA 序列先进化出 顺式元件来招募转录机器变成有RNA 转录活性的序列；第二，转录的序列通过 突变获得开放读码框并加入到翻译机器中。 进一步的分析提示BSC4 可能在酿 酒酵母转换到营养贫瘠的环境中并进入生长停滞期时对酿酒酵母的适应性作出 了贡献。酿酒酵母是一种对人类生活十分重要的微生物，它进行发酵的能力在 工业生产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生长停滞期是酿酒酵母实际生产应用中频繁经 ii 历的过程，对这一阶段的适应性进化也对其工业应用有重要意义。 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它是一种具有独特特性的熊科动物，进化上属于食 肉目类群，食性确以竹子为主。为了适应其食性，其前掌的籽骨还发育出了著 名的“伪拇指”来帮助其进食。然而这些性状是如何进化出来的确一直是个未 解之谜。进化基因组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我们通 过应用第二代测序技术对大熊猫基因组进行了从头测序和组装，通过和其它基 因组比较分析发现了大熊猫基因组中不存在编码降解纤维素酶的基因，提示了 大熊猫特殊食性的进化机制很可能是通过其肠道微生物的改变而发生的。同 时，我们也发现了大熊猫鲜味受体的退化，这很可能是一个伴随其食性进化而 发生的变异。 长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近缘种，它和栽培稻同属于AA 基因组。由于它具有 以发达的地下茎为生理表型的多年生特性和自交不亲和性，研究这些特性背后 的遗传机制对改良栽培稻一年生为多年生和构建自交不亲和的新杂交稻育种体 系有重要意义。我们从头测序并组装了长雄野生稻的基因组，通过和栽培稻基 因组的比较分析，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找出了决定上述两个重要性状的可能的 基因组区域，为进一步的实验验证提供了候选的基因。同时我们的序列提供了 对其它野生稻特性研究的重要基础。

西黑冠长臂猿（Nomascus concolor）栖息地与鸣叫特征分析

本研究重点对云南哀牢山、无量山、永德大雪山以及老挝 Nam Kan 保护区西黑冠 长臂猿(Nomascus concolor)的鸣叫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以探讨长臂猿鸣叫个体特异性 的发生机制及其在地理种群区分或亚种地位划分中的意义；同时对哀牢山平河西黑冠长 臂猿栖息地乔木结构进行了样方调查，揭示西黑冠长臂猿高海拔栖息地的乔木结构特 征，为后续行为学研究提供基础生态数据。 研究表明，云南省哀牢山平河（N 24°20′09.5″, E 101°17′16.1″, 海拔2600m）的黑 长臂猿栖息地有乔木57 种隶属于23 科37 个属；木质藤本植物9 种隶属于6 科8 属。 优势科主要为杜鹃花科（Ericaceae）、木兰科（Magnoliaceae）、山茶科（Theaceae）和 壳斗科（Fagaceae）植物。乔木的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在沟底明显降低，而乔木1 层和2 层所占的比例以及木质藤本的平均多度均随着坡位的下降而升高。与其他地区的 长臂猿相比，哀牢山黑长臂猿的活动高度较低（10—22m），果实性食物种类较少。 西黑冠长臂猿的雄性鸣叫包括Boom 音节、aa 音节、弱调节音节、强调节音节和 coda 音节，Boom 音节只是一单独的条带状音节，结构最简单也最稳定；aa 音节、弱调 节音节、强调节音节和coda 音节的稳定性则呈现出依次增大的趋势。强调节音节和coda 部分的稳定性在总体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某些变量上coda 音节比强调节音节有显著更 高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重点基于对coda 音节的分析，发现同一地点不同群体的雄 性西黑冠长臂猿个体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鸣叫特异性，并且同一地点不同群体的雄性个 体之间鸣叫的差异，显著高于不同地点间雄性个体间鸣叫的差异。这一发现表明西黑冠 长臂猿很有可能在有意识地通过鸣叫声音的调节，来增加与邻近群体间鸣叫的差异性， 并依靠这一行为识别邻近群的成年个体和陌生个体或新成年的未配对个体，这对具领域 性、配对的长臂猿来说具有显著的生态适应意义。基于对西黑冠长臂猿所有4 个亚种雌 雄个体鸣叫的逐步判别分析，结果表明西黑冠长臂猿明显分为3 个类群：1) 指名亚种 （N. c. concolor）和景东亚种（N. c. jingdongensis）为同一类群；2)滇西亚种（N. c. furvogaster）类群；3)老挝亚种（N. c. lu）类群，综合我们及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认 为老挝亚种与其它三个亚种之间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亚种分化的水平，滇西亚种也是如 此，但其有效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而指名亚种和景东亚种间可能还没有达到亚种分化的水平。

烙铁头(TRI MERESURUS MUCROSQUAMATUS)蛇毒中精氨酸酯酶的研究

采用DEAE－sephadex A-50、Sephadex G-100、CM-sepharose cl-6B三步柱层析，从烙铁头(T. mucrosquamatus)蛇毒中纯化得到的精氨酸酯酶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H 8.3)和SDS－聚丙烯酰胺凝胼电泳中均呈现单一的蛋白带。其分子量为29000，等电点pI为5.2；由225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其中Gly,Asp和Glu的含量较高。它是一个糖蛋白，含有0.5%的中性已糖和0.75%的唾液酸，对热及酸碱变化较稳定。在280nm波长处有典型的蛋白质吸收峰，此时的消光数E0.1%/1cm为1.332。该酶具有较强的精氨酸酯酶活性和纤维蛋白原溶解活性，无出血活性、酪蛋白水解活性以及粗毒中含有的其它酶活性。从烙铁头(T. mucrosquamatus)蛇毒中纯化的具纤维蛋白原溶解活性的精氨酸酯酶（MFAE）是一丝氨酸蛋白酶，其活性可被PMSF抑制而不受EDTA的影响。MFAE酶促反应的最适pH为8.4，最适温度55 ℃; pH7.6、37 ℃时水解BAEER的米氏常数K_m为20 * 10~(-3)M。该酶能降解纯化人纤维蛋白原的Bβ链以及纯化牛纤维蛋白原的Aα和Bβ链，并有一定的纤维蛋白溶解活性。它能明显延长兔血浆的凝血酶时间和复钙时间。纯化的MFAE无出血活性、凝血酶样活性及血小板聚集活性，对ADP、AA、TMVA、Melittin等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也无抑制或解聚作用。本文还测定了它对凝血酶及胞浆毒特异性合成三肽底物的水解活性。

Fracture of colloidal single-crystal films fabricated by controlled vertical drying deposition

Controlled vertical drying deposition method was used to make high-quality single crystal close-packed colloidal films formed of different radii polystyrene latex spheres on glass substrates coming from a low concentration water suspension (0.1% volume fraction). Regardless of the spheres radii the film thickness was about 6.3 microns. However, cracks destroyed the crystalline film structure during the colloidal film growth. The effect of particle radius (85-215 nm range) on film cracking wa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using in situ optical fracture monitoring. Primary parallel cracks run along the vertical growth direction, later followed by secondary branched cracks in-between the primary cracks due to residual water evaporation. Quantitativ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acks spacing and particles radius was derived and shows good agreement with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Normalized cracks spacing is related to a reciprocal ratio of the dimensionless particle radius.

同源四倍体水稻三系亲本的遗传差异、细胞遗传学比较研究及低直链淀粉含量突变体Wx基因序列分析

同源四倍体水稻（2N=4X=48,AAAA）是由二倍体水稻（2N=2X=24,AA）通过秋水仙素诱导染色体加倍后得到的新品系，具有优良的抗病性以及较高的蛋白质含量。因此，在四倍体水平上挖掘水稻的增产潜力成为水稻育种的新手段。同源四倍体水稻具有很强的遗传可塑性和很弱的遗传保守性，利用其作为水稻远缘杂交的桥梁，从野生物种中不断地引进有益的基因，这将有助于杂交水稻的多代利用和固定水稻的杂种优势。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同源四倍体水稻遗传多样性，遗传背景的报道。目前世界关于同源四倍体水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主要研究方向为培育、筛选结实正常的亲本材料，配置和筛选结实率正常或接近正常的组合。经过几十年研究，虽然在材料构建，细胞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样由于结实率低的瓶颈问题未解决，而使多倍体水稻育种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近年来一些关于同源四倍体水稻低结实率机理的细胞学研究也由于缺乏统计学数据而缺乏说明性。本文用SSR标记，对选取的36个结实率正常同源四倍体水稻三系亲本和14个来源二倍体亲本，分析他们的遗传差异和群体遗传结构。本文还利用我们培育的高、低结实率的同源四倍体水稻恢复系、优良保持系和杂种F1及二倍体对照为材料，进行系统深入的细胞遗传学研究，进一步探讨同源四倍体水稻有性传递后代的发育过程，探索分裂期染色体行为特征与遗传性状稳定性的关系，为进一步选育多倍体水稻品种并将其应用于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同源四倍体水稻突变株D4063-1直链淀粉含量比来源二倍体明恢63下降一半,即其直链淀粉含量为5.23%，为研究其直链淀粉含量下降的原因，本文还根据普通水稻Wx基因设计引物，扩增测序获得了D4063-1Wx基因的全序列，与已报道Wx基因进行比对分析，并根据D4063-1和籼稻、粳稻的序列差异并根据D4063-1在该片段上的特征序列位点设计了用于识别D4063-1的寡核苷酸片段,为快速、准确的鉴别低直链淀粉的D4063-1创造了条件。 SSR标记具有基因组分布广泛、数量丰富、多态性高、容易检测、共显性、结果稳定可靠、实验重现性好、操作简单、经济、易于高通量分析等许多优点，被认为是用于遗传多样性、品种鉴定、物种的系统发育、亲缘关系及起源等研究的非常有效的分子标记。本研究选取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培育的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水稻亲本，并用36个微卫星标记进行了遗传差异和种群遗传结构分析。在50个品系中，我们观察到较高水平的多态性，每基因等位基因数（Ae）分布于2至6之间（平均值3.028），多态性信息含量（PIC）分布于0.04至0.76之间（平均值0.366）；期望杂合度（He）分布于0.04至0.76之间（平均值0.370），Shannon指数（I）分布于0.098至1.613之间（平均值0.649）。同源四倍体品系的等位基因数，期望杂合性和Shannon指数都比二倍体品系高。在供试50个品系中，较多材料均发现Rare基因，根据SSR多态性指数我们构建了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水稻的核心指纹库。F-统计值表明遗传差异主要存在于同源四倍体品系中（Fst=0.066）。聚类分析结果表明50个品系可以分为4个组。I组包括所有的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籼稻保持系，以及一个同源四倍体籼稻雄性不育系及其来源二倍体。II组仅包括IR来源的品系。III组比II组和IV组更复杂，包括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籼稻恢复系品系。IV组包括同源四倍体和二倍体粳稻品系。此外,由于等位基因及配子的遗传差异,同源四倍体与二倍体品系中存在单位点和双位点的遗传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二倍体和四倍体水稻基因库的不同,其中遗传变异可以区分四倍体与二倍体水稻。同源四倍体水稻具有长期而独立的遗传性，我们能够选育并得到与二倍体亲本相比有特殊优良农艺性状的品系。 本研究以高结实率的同源四倍体水稻恢复系DTP-4、D明恢63及优良保持系D46B为材料进行农艺性状及细胞遗传学比较研究。DTP-4、D明恢63及保持系D46B的的染色体组成均为2N=4X=48，花粉母细胞具有较为理想的减数分裂行为，配对染色体的比率在99%以上，这与理论染色体组构成相符。DTP-4和D明恢63PMC减数分裂各个时期单价体和三价体的比例都非常低，而在MI， PMC观察到较多的二价体和四价体且四价体多以环状形式出现，其最大频率的染色体构型分别为12II 6IV和10II 7IV。恢复系DTP-4和D明恢63在MI四价体频率分别为2.00/PMC和2.26/PMC，而保持系D46B在MI四价体频率为6.00/PMC，极显著地高于恢复系品系，表明保持系D46B具有更好的染色体配对性质；AI保持系D46B的染色体滞后频率为10.62%，远低于恢复系材料DTP－4和D明恢63的19.44％和23.14％，接近二倍体对照明恢63的7.30%水平；TI保持系D46B具有比恢复系更低频率的微核数。而在TII，D46B的正常四分小孢子比率不但高于恢复系品系甚至高于二倍体对照。对高低结实率的同源四倍体水稻恢复系和杂种F1代的花粉育性，结实率和细胞遗传学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DTP-4, D明恢63, D46A´DTP-4和D46A´D明恢63的花粉育性和结实率比D什香和D46A´D什香显著提高。减数分裂分析的结果表明，DTP-4，D明恢63，D什香，D46A´DTP-4，D46A´D明恢63和D46A´D什香其减数分裂染色体构型分别为：0.05I +19.96 II (9.89棒状+10.07环状) +0.01III + 2.20 IV, 0.11I +19.17 II (8.90 棒状+10.37 环状) +0.09III + 2.26 IV + 0.01 VI, 1.33I +9.46 II (4.50 棒状+4.96 环状) +0.44III + 6.02 IV + 0.09VI + 0.09 VIII, 0.02I +14.36 II (6.44 棒状+7.91 环状) +0.01III + 4.80IV + 0.01VIII, 0.06 I +17.67 II (11.01 棒状+6.67 环状) +0.06 III + 3.10 IV + 0.01 VI and 1.11 I +11.31 II (5.80 棒状+5.51 环状) +0.41 III + 5.63 IV+0.03VI+0.03VIII。在同源四倍体水稻恢复系和杂种F1代材料中，最常见的染色体构型为16II +4IV和12II +6IV。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结实率较高的材料染色体异常现象较少而结实率较低的材料染色体异常现象较严重。在杂种F1代中，二价体的比例要低于其相应的恢复系亲本，同样的，单价体，三价体和多价体的比例相比其恢复系亲本也偏低。然而，在减数分裂MI，杂种F1代中四价体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其恢复系亲本。在中期I，每细胞单价体的比例和花粉育性呈现出极高的负相关(-0.996)，当单价体数目升高时，花粉育性下降。其次是每细胞三价体的比例(-0.987)，之后则是每细胞多价体的比例与花粉育性的负相关(-0.948)。但是统计分析表明，二价体和四价体的比例对花粉育性和结实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出了花粉育性和细胞减数分裂行为的相关性，同源四倍体的减数分裂行为为筛选高结实率的同源四倍体种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突变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利用突变体克隆水稻基因,并进而研究基因的生物学功能是水稻功能基因组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课题组在多年的四倍体水稻育种研究中已获得多个低直链淀粉含量突变体，其中一些突变体在直链淀粉含量下降的同时，胚乳外观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呈半透明或不透明。同源四倍体水稻突变株D4063-1直链淀粉含量比来源二倍体明恢63下降一半,即其直链淀粉含量为5.23%。为研究其直链淀粉含量下降的原因，我们根据普通水稻Wx基因设计引物，扩增测序获得了D4063-1Wx基因的全序列，与已报道Wx基因进行比对分析；同源四倍体水稻D4063-1Wx基因最显著变化为在外显子序列中发生了碱基缺失，导致移码突变，在第9外显子终止密码子提前出现。D4063-1Wx基因碱基位点的变化还导致了其序列上的酶切位点的变化,对常用限制性内切酶位点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同源四倍体水稻相对于籼稻和粳稻多了2个sph1酶切位点，相对于粳稻减少了6个Acc1，增加了4个Xba1，1个Xho1，1个Pst1和1个Sal1酶切位点。聚类分析表明D4063-1Wx基因序列与籼稻亲源关系较近，由此推测D4063-1Wx基因来源于籼稻的Wxa基因型。另外，根据D4063-1Wx基因的碱基差异，我们推测D4063-1Wx基因外显子碱基变化导致的RNA加工障碍是其直链淀粉降低的主要原因，并可能与其米饭较软等品质相关。本文还根据D4063-1和籼稻、粳稻的序列差异并根据D4063-1在该片段上的特征序列位点设计了用于识别D4063-1的寡核苷酸片段,并作为PCR反应的引物命名为AUT4063-1,将该引物与我们设计的扩增普通籼稻、粳稻的Wx基因引物F5配合使用建立了识别D4063-1的显性和共显性两种检测方式的分子标记,为快速、准确的鉴别低直链淀粉的D4063-1创造了条件。 研究同源四倍体水稻基因组的遗传差异，探索同源四倍体水稻的遗传规律，研究分裂期染色体行为特征与遗传性状稳定性的关系,旨在揭示四倍体水稻中同源染色体配对能力的遗传差异，为进一步选育多倍体水稻品种并将其应用于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Autotetraploid rice (2N=4X=48, AAAA) is a new germplasm developed from diploid rice (2N=2X=24, AA) through chromosomes doubling with colchicines and is an excellent resource for desirable resistance genes to the pathogens and high protein content. Therefore, heterosis utilization on polyploidy is becoming a new strategy in rice breeding. At present, the main research on autotetraploid rice centralizes in China. Breeding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improve autotetraploid rice genetically, however, the progresses are limited due to higher degree of divergence between hybrid sterility and polygenic nature. But to date, almost nothing is reported about the genetic diversity, original and genetic background of autotetraploid rice. Despite several reports on cy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s of low seed set in autotetraploid rice still the results are inconclusive due to lack the statistical evaluation. Therefore, the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of low seed set in autotetraploid is a priority for rice breeding. Microsatellites or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SSRs) are the widely used marker for estimating genetic diversity in many species, including wild, weedy, and cultivated rice. In our research,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populations collected from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ere studied based on 36 microsatellite loci. For the total of 50 varieties, a moderate to high level of genetic diversity was observed at population levels with the number of alleles per locus (Ae) ranging from 2 to 6 (mean 3.028) and PIC ranging from 0.04 to 0.76 (mean 0.366). The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He) varied from 0.04 to 0.76 with the mean of 0.370 and Shannon’s index (I) ranging from 0.098 to 1.613 (mean 0.649). The autotetraploid populations showed a slightly higher level of effective alleles, the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and Shannon’s index than that of diploid populations. Rare alleles were observed at most of the SSR loci in one or more of the 50 accessions and core fingerprint database of the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rice was constructed. The F-statistics showed that genetic variability mainly existed among autotetraploid populations rather than among diploid populations (Fst=0.066).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50 accessions showed four major groups. Group I contained all of the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indica maintainer lines and a autotetraploid and its original diploid indica male sterile lines. Groups II contained only original of IR accessions. Group III was more diverse than either group II or IV and comprised of both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indica restoring lines. Group IV included japonica cluster of the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rices. Furthermore, genetic differences at the single-locus and two-locus levels, as well as components due to allelic and gametic differentiation, were revealed between autotetraploid and diploid varieties. Thi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gene pools of diploid and autotetraploid rice are somewhat dissimilar, which made a variation that distinguishes autotetraploid from diploid rices. Using this variation, we can breed new autotetraploid varieties with some new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haracters but the diploid rice has not. Cytogenetic characteristics in restorer lines DTP-4, DMinghui63 and maintainer line D46B of autotetraploid rices were studied. DTP-4, DMinghui63 and D46B showed the advantage of high seed set and biological yield. The meiotic chromosome behavior was slightly irregular in DTP-4, DMinghui63 and D46B. We observed less univalent, trivalent and multivalent at MI, but more bivalent and quadrivalent were observed. The most frequent chromosome configurations were 12II 6IVand 10II 7IV in restorer and maintainer lines, respectively. The quadrivalent frequency of DTP-4 and Dminghui63 at metaphase(MI) was respectively 2.00/PMC and 2.26/PMC. However that frequency of D46B was 6.00/PMC, which was great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DTP-4 and Dminghui63. That indicates the maintainer D46B has better chromosome pairing capability in metaphase (MI). The frequency of lagging chromosomes of the maintainer D46B at anaphaseI (AI) was 10.6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DTP-4(19.44%) and Dminghui63(23.14%) and nearly reaching the level of diploid CK(7.30%). In telophaseI (TI) maintainer D46B showed lower frequency of microkernel at TI and lower frequency of abnormal spores at telophaseII(TII). We also studied pollen fertility, seed set and cyto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torer lines and F1 hybrids of autotetraploid rice. DTP-4, DMinghui63, D46A´DTP-4 and D46A´DMinghui63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pollen fertility and seed set than DShixiang and D46A´DShixiang. Pairing configurations in PMC of DTP-4, DMinghui63, DShixiang, D46A´DTP-4, D46A´DMinghui63 and D46A´DShixiang were 0.05 I+19.96 II (9.89 rod+10.07 ring)+0.01 III+2.20 IV, 0.11 I+19.17 II (8.90 rod+10.37 ring)+0.09 III+2.26 IV+0.01 VI, 1.33 I+9.46 II (4.50 rod+4.96 ring)+0.44 III+6.02 IV+0.09 VI+0.09 VIII, 0.02 I+14.36 II (6.44 rod+7.91 ring)+0.01 III+4.80 IV+0.01V III, 0.06 I+17.67 II (11.01 rod+6.67 ring)+0.06 III+3.10 IV+0.01 VI and 1.11 I+11.31 II (5.80 rod+5.51 ring)+0.41 III+5.63 IV+0.03 VI+0.03 VIII, respectively. Configuration 16 II+4 IV and 12 II+6 IV occurred in the highest frequency among the autotetraploid restorers and hybrids. Meiotic chromosome behaviors were less abnormal in the tetraploids with high seed set than those with low seed set. The hybrids had fewer frequencies of bivalents, univalents, trivalents and multivalents than the restorers, but higher frequency of quatrivalents than the restorers at MI. The frequency of univalents at M1 had the most impact on pollen fertility and seed set, i.e., pollen fertilit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univalents. The secondary impact factors were trivalents and multivalents, and bivalents and quatrivalents had no effect on pollen fertility and seed set. The correl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en fertility and cytogenetic behaviors could be utilized to improve seed set in autotetraploidy breeding. The amylose content of autotetraploid indica mutant Rice D4063-1 dropped by half than diploid Minghui 63, that is, its amylose content of 5.23%.The whole sequence of Waxy gene of D4063-1 is amplified and sequenced. And the discrepancy of bases is found comparing to the reported Waxy gene. The Waxy gene of autotetraploid Rice D4063-1 had a base deletion in exon sequence, which resulted frameshift mutation in exon 9 and termination codon occur early. The mutation of Wx also led to the change of some common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sites. Results showed compared to indica and japonica, D4063-1 had two adding sph1 sites. Compared to japonica, D4063-1 had six decreasing Acc1, a adding Xho1, Pst1 and Sal1 restriction sites. Phylogen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NA sequence of Waxy gene of D4063-1 is closer to Indica, and we suppose that the Waxy gene of D4063-1 is origin from genotype Wxa.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base differences of Wx in D4063-1, we deduce that RNA processing obstacle led by base change of intron is the main cause to low the amylose content, and related to phenotype of its soft rice. Based on analysis of fragments of D4063-1, indica and japonica and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point of the three species, primers as markers-AUT4063-I were designed for distinguishing the D4063-1 from other rice. Combining with primer pair F5, dominant and codominant ways were established for discriminating them., rapid and correct identification of D4063-1 from other rice could be done. The genetic analysis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original of autotetraploid rice, for maintaining the “distinctiveness” of autotetraploid varieties, and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various genetic background of autotetraploid rice. The autotetraploid breeding will benefit from detailed analysis of genetic diversity in the germplasm collections.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mechanisms of meiotic stability should benefit polyploid breeding.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d opportunity to improve meiotic abnormalities as well as grain fertilities in autotetraploid rice.

中国青藏高原青稞抗穗发芽资源评价与α-淀粉酶基因的克隆及表达

穗发芽（PHS，preharvest sprouting）是影响禾本科作物生产的重要的灾害之一。收获时期如遇潮湿天气容易导致穗发芽发生。发生穗发芽的种子内部水解酶（主要是α-淀粉酶）活性急剧升高，胚乳贮藏物质开始降解，造成作物产量和品质严重降低。因此，选育低穗发芽风险的品种是当前作物育种工作中面临的重要任务。 青稞(Hordeum vulgare ssp. vulgare)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青藏高原人民的主要粮食。近年来，由于青稞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特有的保健品质、在燃料工业中的潜力以及在啤酒酿造工业中的利用前景，在发达国家日趋受到重视，掀起综合研究利用的热潮。我国拥有占全世界2/3 以上的青稞资源，具有发展青稞产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由于青稞收获期间恰逢青藏高原雨季来临，常有穗发芽灾害发生，使青稞生产损失巨大。目前对青稞穗发芽研究很少，适用于育种的穗发芽抗性材料相对缺乏，不能很好的满足青稞穗发芽抗性育种的需要。本研究以青藏高原青稞为材料，对其穗发芽抗性的评价指标和体系进行构建，同时筛选青稞抗穗发芽品种并对其抗性进行评价，还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对青稞穗发芽抗性的分子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本试验以来自于我国青藏高原地区的青稞为材料，对休眠性测定的温度范围进行探讨，并对各种穗发芽抗性测定方法的对青稞的适用性进行评测。通过探讨温度对13 个不同基因型的青稞籽粒发芽和休眠性表达的影响，对筛选青稞抗穗发芽资源的温度条件进行探索，并初步分析了其休眠性表达的机理。在10，15，20，25，30℃的黑暗条件下，选用新收获的13 个青稞品种为材料进行籽粒发芽实验，以发芽指数（GI）评价其休眠性。结果发现，不同品种对温度敏感性不同，其中温度不敏感品种，在各温度条件下均表现很低的休眠性；而温度敏感品种，其休眠性表达受低温抑制，受高温诱导。15℃至25℃是进行青稞休眠性鉴定的较适宜的温度范围。通过对供试材料发芽后的α-淀粉酶活性，发现温度对青稞种子的休眠性表达的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对α-淀粉酶活性的调控上。随后，对分别在马尔康和成都进行种植的34 份青稞穗发芽指数（SI），穗发芽率（SR），籽粒发芽指数（GI）和α-淀粉酶活性（AA）进行了测定和分析，发现它们均受基因型×栽培地点的极显著影响，且四个参数之间具有一定相关性。GI 参数由于其变异系数较低，在不同栽培地点稳定性好，且操作简便，是较可靠和理想的穗发芽评价参数。SI 参数可作为辅助，区别籽粒休眠性相似的材料（基因型）或全面评价材料（基因型）的穗发芽抗性特征。AA 参数稳定性较差，并且检测方法复杂，因此不建议在育种及大量材料筛选和评价时使用。此外，青稞穗发芽抗性受环境影响较大，评价时应考虑到尽可能多的抗性影响因素及其在不同栽培条件下的变异。 2. 对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穗发芽抗性特征及其与其它农艺性状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测定穗发芽指数（SI）、籽粒发芽指数（GI）和α-淀粉酶活性（AA），表明113 份青稞材料的穗发芽抗性具有显著差异。SI、GI 和AA 参数的变幅分别为1.00~8.86、0.01~0.97 和0.00~2.76，其均值分别为4.72、0.63 和1.22。根据SI 参数，六个基因型，包括‘XQ9-5’，‘XQ33-9’，‘XQ37-5’，‘XQ42-9’，‘XQ45-7’和‘JCL’被鉴定为抗性品种。综合SI、GI 和AA 参数，可以发现青稞的穗发芽抗性机制包含颖壳等穗部结构的抗性和种子自身的抗性（即种子休眠性），且供试材料中未发现较强的胚休眠品种，除‘XQ45-7’外，所有品种在发芽第四天均能检测出α-淀粉酶活性。穗部结构和种子休眠的抗性机制因基因型不同而不同，在穗发芽抗性中可单独作用或共同作用。农家品种和西藏群体分别比栽培品种和四川群体的穗发芽抗性强，而在不同籽粒颜色的青稞中未发现明显差异。相关性检验发现，青稞的穗发芽抗性，主要是种子休眠性，与百粒重、开花期、成熟期、穗长、芒长和剑叶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株高相关性不显著。农艺性状可以作为穗发芽抗性材料选育中的辅助指标。本试验为青稞穗发芽抗性育种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可供使用的亲本材料。 3. α-淀粉酶是由多基因家族编码的蛋白质，在植物种子萌发时高度表达，与植物种子的萌发能力密切相关。在大麦种子发芽时，高等电点α-淀粉酶的活性远大于低等电点的α-淀粉酶。为了研究不同穗发芽抗性青稞品种中编码高等电点α-淀粉酶Amy1 基因结构与抗性间的关系，我们以筛选得到的抗性品种‘XQ32-5’（TR1）、‘XQ37-5’（TR2）、‘XQ45-7’（TR3），易感品种‘97-15’（TS1）、‘9657’（TS2）以及强休眠大麦品种‘SAMSON’（SAM）为材料，对其Amy1 基因的编码区序列进行克隆和结构分析，并对它们推导的氨基酸序列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青稞Amy1 基因具有三个外显子、两个内含子，编码区中有13 个核苷酸变异位点，均位于2、3 号外显子，2 个变异位点位于2 号外显子。SAM 和TS1 分别在2 号外显子相应位置有5 个相同的碱基(GAACT)的插入片段。相应α-淀粉酶氨基酸序列推导发现，所有核苷酸变异中有8 个导致相应氨基酸残基的改变，其余位点为同义突变。青稞Amy1 基因编码区序列品种间相似度高达99%以上，部分序列变异可能与其穗发芽抗性有关。随后，我们又通过SYBR Green 荧光定量技术对该基因在不同发芽时间（1d~7d）的相对表达水平进行了差异性检测。结果发现，7 天内不能检测到SAM 的Amy1 基因表达，5 个青稞品种间的Amy1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均随着发芽时间延长而上升，但上升方式有所不同。弱抗品种该基因表达更早，转录本增加速率更大，且在4~5 天可达到平台期。发芽7 天中，抗性品种总转录水平明显低于易感品种。本研究结果表明，青稞Amy1 基因的转录水平是与其穗发芽抗性高度相关。 我国青藏高原青稞，尤其是农家品种的穗发芽抗性具有丰富的变异，蕴藏着穗发芽抗性育种的宝贵资源。本研究为青稞穗发芽抗性育种建立了合理抗性评价体系，筛选出可供育种使用的特殊材料，阐明了农艺性状可辅助穗发芽抗性育种，同时还对穗发芽抗性与α-淀粉酶基因的结构和表达关系进行分析，为青稞穗发芽抗性资源筛选奠定了基础。 Preharvest sprouting (PHS)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crop production. It often takes place when encountering damp, cold conditions at harvest time and results in the decrease of grain quality and great loss of yield by triggering the synthesis of endosperm degrading enzymes (mostly the α-amylase). Therefore, PHS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crop breeding.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PHS, resistant genotypes are highly required. Hulless barley (Hordeum vulgare ssp. vulgare) is the staple food crop i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from of old, where is one of the origin and genetic diversity centers of hulless barley. Recently, interest in hulless barley has been sparked throughout the world due to the demonstrations of its great potential in health food industry and fuel alcohol production. Indeed, hulless barley can also be utilized to produce good quality malt if the appropriate malting conditions are used. In China, overcast and rainy conditions often occur at maturity of hulless barley and cause an adverse on its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PHS resistant genotypes, therefore, are highly required for the hulless barley breeding programs. However, few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made so far on this issu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1) to assessment of methods used in testing preharvest sprouting resistance in hulless barley; 2) to evaluate the variabi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HS resistance of hulless barley from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China; 3) to select potential parents for PHS resistance breeding; 4) to primarily study 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HS resistance of hulless barley. Our results are as followed: 1. We investigated the temperature effect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 dormancy expression of hulless barley, discussed appropriate temperature range for screening of PHS resistant varieties, and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seed dormancy expression of hulless barley. The dormancy level of 13 hulless barley were evaluated by GI (germination index) values calculating by seed germination tests at temperature of 10，15，20，25，30℃ in darkness.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among these accessions. The insensitive accessions showed low dormancy at any temperature while the dormancy expression of sensitive accessions could be restrained by low temperature and induced by high temperature. The temperature range of 15℃ to 25℃ was workable for estimating of dormancy level of hulless barley according to our data. Analysis of α-amylase activity showed that the temperature effect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seed dormancy be achieved probable via regulating of α-amylase activity. Furthermore, we evaluated the differences in sprouting index (SI), sprouting rate (SR), germination index (GI) and α-amylase activity (AA) between Maerkang and Chengdu among 34 accessions of hulless barley from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n China. These PHS sprouting parameters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accession×location, and they had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other. GI was the most reliable parameter because of its low CV value, good repeatability and simple operation. SI could assist i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accessions of similar dormancy or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resistance. AA was bad in repeatability and had relatively complex testing method, therefore, not appropriate for breeding and evaluation and screening of PHS resistant materials. Besides, since PHS resistance of hulless barley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its growth environment, possibly much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variations between cultivated condi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2. In this study, large variation was found among 113 genotypes of hulless barley (Hordeum vulgare ssp.vulgare) from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n China, based on the sprouting index (SI), germination index (GI) and α-amylase activity (AA) which derived from sprouting test of intact spikes, germination test of threshed seeds and determination of α-amylase activity, respectively. The range of SI, GI and AA was 1.00~8.86, 0.01~0.97 and 0.00~2.76，the mean was 4.72, 0.63 and 1.22 espectively. Six resistant genotypes, including ‘XQ9-5’, ‘XQ33-9’, ‘XQ37-5’, ‘XQ42-9’, ‘XQ45-7’ and ‘JCL’,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SI. Integrating the three parameters, it was clear that both hulls and seeds involved in PHS resistance in intact spikes of hulless barley and there was no long-existent embryo dormancy found among the test genotypes. All the genotypes, except ‘XQ45-7’, had detectable α-amylase activity on the 4th day after germination. There was PHS resistance imposed by the hull and seed per se and the two factors can act together or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esides, landraces or Tibet hulless barley had a wider variation and relatively more PHS resistance when compared with cultivars or Sichuan hulless barle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among hulless barley of different seed color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PHS resistance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hundred grain weight, days to flowering, days to maturity, spike length, awn length and flag length but not related to plant height. This study provides essential information and several donor parents for breeding of resistance to PHS. 3. Alpha-amylase isozymes are encoded by a family of multigenes. They highly express in germinating seed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seed germination ability. In barley germinating seeds, the activity of high pI α-amylase is much higher than low pI α-amyla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harvest sprouting resistance of hulless barley and the gene structure of Amy1 gene which encodes high pI α-amylase. The coding region and cDNA of Amy1 gene of three resistant accessions, including ‘XQ32-5’ (TR1), ‘XQ37-5’ (TR2), ‘XQ45-7’ (TR3), two susceptible accessions ‘97-15’ (TS1), ‘9657’ (TS2) and one highly dormant barley accession ‘SAMSON’ (SAM) was cloned. Analysis of their DNA sequences revealed there were three exons and two introns in Amy1 gene. Thirteen variable sites were in exon2 and exon3, 2 variable sites were in intron2. SAM and TS1 had a GAACT insert segment in the same site in intron2. Only 8 variable sites caused the change of amino acid residues. There were 99%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ested hulless barley and some of the variable sites might be related with preharvest sprouting resistance. Then, we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my1 gene in the 7-day germination test.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trends of Amy1 gene were the same bu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rease fashion between hulless barleys and no detectable expression was found in SAM. Susceptible accessions had earlier expression and faster increase and reached the maximum on day 4 ~ day 5. Besides, total transcripts level was found lower in resistant accessions than susceptible accessions.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α-amylase activity was highly related to the transcription level of Amy1 gene which not correlated to missense mutation sites. In conclusion, hulless barley, especially the landraces from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n China possesses high degree of variation in PHS performance, which indicates the potential of Tibetan hulless barley as a good source for breeding of resistance to PHS. This study provides several donor parents for breeding of resistance to PHS. Our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that agronomic traits may be used as assistants for PHS resistance selection in hulless barley. Besides, analysis of high pI α-amylase coding gene Amy1 revealed the relative high expression of was Amy1 one of the mainly reason of different PHS resistance level in hulless barley.

System size dependence of associated yields in hadron-triggered jets STAR Collaboration

We present results on the system size dependence of high transverse momentum di-hadron correlations at root s(NN) = 200 GeV as measured by STAR at RHIC. Measurements in d + Au, Cu + Cu and Au + Au collisions reveal similar jet-like near-side correlation yields (correlations at small angular separation Delta phi similar to 0, Delta eta similar to 0) for all systems and centralities. Previous measurements have shown Chat the away-side (Delta phi similar to pi) yield is suppressed in heavy-ion collisions. We present measurements of the away-side Suppression as a function of transverse momentum and centrality in Cu + Cu and Au + Au collisions. The suppression is found to be similar in Cu + Cu and An + An collisions at a similar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are compared to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based on the patron quenching model and the modified fragmentation model. The observed differences between data and theory indicate that the correlated yields presented here will further constrain dynamic energy loss models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ynamic density profile in heavy-ion collisions. (C) 2009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Measurement of the Bottom Quark Contribution to Nonphotonic Electron Production in p plus p Collisions at root s=200 GeV

The contribution of B meson decays to nonphotonic electrons, which are mainly produced by the semileptonic decays of heavy-flavor mesons, in p + p collisions at root s = 200 GeV has been measured using azimuthal correlations between nonphotonic electrons and hadrons. The extracted B decay contribution is approximately 50% at a transverse momentum of p(T) >= 5 GeV/c. These measurements constrain the nuclear modification factor for electrons from B and D meson decay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B meson production in heavy ion collisions is also suppressed at high p(T).

Higher Moments of Net Proton Multiplicity Distributions at RHIC

200 GeV corresponding to baryon chemical potentials (mu(B)) between 200 and 20 MeV. Our measurements of the products kappa sigma(2) and S sigma, which can be related to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sensitive to baryon number susceptibilities and long-range correlations, are constant as functions of collision centrality. We compare these products with results from lattice QCD and various models without a critical point and study the root s(NN) dependence of kappa sigma(2). From the measurements at the three beam energies, we find no evidence for a critical point in the QCD phase diagram for mu(B) below 200 MeV.

Three-Particle Coincidence of the Long Range Pseudorapidity Correlation in High Energy Nucleus-Nucleus Collisions

We report the first three-particle coincidence measurement in pseudorapidity (Delta eta) between a high transverse momentum (p(perpendicular to)) trigger particle and two lower p(perpendicular to) associated particles within azimuth |Delta phi| < 0.7 in root s(NN) = 200 GeV d + Au and Au + Au collisions. Charge ordering properties are exploited to separate the jetlike component and the ridge (long range Delta eta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ridge particles are uniform no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trigger particle but also between themselves event by event in our measured Delta eta. In addition, the production of the ridge appears to be uncorrelated to the presence of the narrow jetlike component.

gamma cross section in p plus p collisions at root s=200 GeV

We report on a measurement of the gamma(1S + 2S + 3S) -> e(+)e(-) cross section at midrapidity in p + p collisions at root s = 200 GeV. We find the cross section to be 114 +/- 38(stat + fit)(-24)(+23)(syst) pb. Perturbative QCD calculations at next-to-leading order in the color evaporation model are in agreement with our measurement, while calculations in the color singlet model underestimate it by 2 sigma. Our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rend seen in world data as a function of the center-of-mass energy of the collision and extends the availability of gamma data to RHIC energies. The dielectron continuum in the invariant-mass range near the gamma is also studied to obtain a combined yield of e(+)e(-) pairs from the sum of the Drell-Yan process and b-(b) over bar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