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9 resultados para Aisberg-2-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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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了八角科(Illiciaceae)的分类历史,对其现状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八角科及其近缘类群 [五味子科(Schisandraceae)和木兰科(Magnoliaceae)] 的木材解剖特征,以及对组成八角目(Illiciales)的八角科和五味子科的花被片表皮形态进行了研究,进一步确定了八角科在离生心皮类中的原始地位,且为其属的次级划分提供了更多的性状支持,更详尽地阐述了它与近缘类群间的系统学关系,确定了八角目的独立地位。 1 比较木材解剖学 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下,对八角科八角属(Illicium)2组19种1亚种43个材料、五味子科2属4种7个材料和木兰科1属3种4个材料的木材解剖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 因八角科导管单独、多角形、密集、细长且具螺纹加厚,穿孔板梯状且细密,射线异形等特征,本文支持建立单属的八角科。在八角属内,由于八角组(Sect. Illicium)的导管分子密度较高和直径较窄,易损度为0.090,射线较高,而八角茴香组(Sect. Cymbostemon)的导管分子密度较低和直径较宽,易损度为0.194,射线较矮,因而本文支持将八角属分为八角组和八角茴香组,且八角组比八角茴香组原始。根据欧式距离,八角科与五味子科之间的相似性(d=4.690)比八角科与木兰科(d=4.899)之间的相似性大,本文支持建立八角目(Illiciales)。 2 花被片表皮比较形态学 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了八角科八角属2组11种20个样品、五味子科南五味子属(Kadsura)2亚属2组8种15个样品和五味子属(Schisandra)2亚属4组6种17个样品的花被片表皮形态特征。 首次报道了八角目2个科(八角科和五味子科)3个属(八角属、南五味子属和五味子属)植物花被片表皮细胞的形状、分泌细胞的形状及分布、气孔器的形状及分布、花被片表面的纹饰,在五味子科中发现2个新的性状(气孔对和环列型气孔)。 通过与八角目2个科3个属植物的叶表皮形态比较,发现花被片表皮气孔器外拱盖均为单层,与叶表皮气孔器外拱盖层数(常绿种类为双层和落叶种类为单层)之间没有相关性。通过对两性花、雌花和雄花花被片表皮观察,发现花被片表皮形态与花的性别之间没有相关性。通过对八角属、南五味子属和五味子属花被片表皮比较,发现五味子属花被片表皮形态比南五味子属花被片表皮形态表现出更多的衍生性状,南五味子属花被片表皮形态比八角属花被片表皮形态表现出更多的衍生性状;南五味子属花被片表皮形态与五味子属花被片表皮形态之间的相似性程度较大,与八角属花被片表皮形态之间的相似性程度较小,支持建立含南五味子属和五味子属的五味子科,支持建立只含八角属的八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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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属由大约35个灌木和多年生草本种组成,分为三个组:牡丹组(Sect. Moutan)、北美芍药组(Sect. Onaepia)和芍药组(Sect. Paeonia)。四川牡丹(Paeonia decomposita Handel-Mazzetti)和块根芍药(P. intermedia Meyer)分别隶属于牡丹组和芍药组。在该属的所有种中,染色体基数均为 x = 5,最短的五号染色体是端部着丝粒染色体,很容易辨认。 本论文研究了块根芍药三个居群22个个体和四川牡丹两个居群13个个体的减数分裂。减数分裂异常广泛发生,以至于发现所有被研究的个体都有数量不等的桥、断片和单价体。结果表明在中期I,块根芍药第一个居群平均每个小孢子母细胞有2.17个棒状二价体和2.7个环形二价体,第二个居群平均每个细胞有2.04个棒状二价体和2.86个环形二价体,第三个居群平均每个细胞有2.21个棒状二价体和2.71个环形二价体。而在四川牡丹中,第一个居群平均每个小孢子母细胞有2.09个棒状二价体和2.81个环形二价体,第二个居群平均每个细胞有1.85个棒状二价体和3.08个环形二价体。 块根芍药第一个居群的平均减数分裂染色体构型是2n = 10 = 0.25 I + 4.87 II,第二个居群是2n = 10 = 0.20 I + 4.90 II,第三个居群是2n = 10 = 0.17 I + 4.92 II,在该种的平均构型是2n = 10 = 0.21 I + 4.89 II。四川牡丹第一个居群的平均减数分裂染色体构型是2n = 10 = 0.21 I + 4.90 II,第二个居群是2n = 10 = 0.14 I + 4.93 II,在该种的平均构型是2n = 10 = 0.20 I + 4.90 II。在块根芍药中,不同个体的配对系数变化范围在69.5%和81.07%之间,在四川牡丹中在72.97%和81.37%之间。 在后期I和末期I,出现了染色体桥、断片、落后染色体、不等分离等异常现象。最明显的减数分裂异常是后期I桥/断片。尽管在不同的居群中桥/断片异常出现的频率有所变化(块根芍药居群一是26.03%,居群二是11.67%,居群三是13.39%;四川牡丹居群一是7.59%,居群二是9%),但是这种异常出现在所有个体中(块根芍药平均为18.67%,四川牡丹平均为7.69%)。结果表明,所有的个体都是染色体臂内倒位结构杂合体,广泛存在于野生自然居群中,可能存在某些选择优势。而且,桥的出现频率和断片的大小在个体之间是变化的,这因此表明在这两个种中存在不同的倒位。然而,这两个种在野生居群中是如何维持染色体结构杂合的,其维持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阐明,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 该研究还揭示了块根芍药和四川牡丹这两个种具有共同的第五号染色体减数分裂异常:与长臂相比,短臂在遗传距离和物理距离之间存在巨大的背离。短臂的遗传距离,通过交叉频率计算出来,约是长臂的三十分之一(块根芍药)。然而,物理距离用臂的比率表示,大约是长臂的三分之一,物理距离是遗传距离的十倍。 在四川牡丹红心桥居群和其它居群之间,臂比存在微小的差异,而且在芍药属不同的种内也发现了存在差异。在四川牡丹中,环形二价体(两个臂形成交叉)和棒状二价体(仅一个臂形成交叉)的比率是1.94 : 98.06,而在块根芍药中是3.42 : 96.58。在这两个种中,棒状二价体大大多于环形二价体。在第五号染色体的短臂上可能存在某些“搭车效应”,这表明第五号染色体的短臂上存在高度永久杂合,导致短臂高度保守、极为稳定。这与芍药属古老的分布格局、进化历史长可能存在某些联系。四川牡丹第五号染色体的后期I倒位桥出现频率非常低,仅为0.51 - 3.47%,平均为1.43%。而且断片长度是变化的,其变化范围在1.7 - 10.8 µ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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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catch can harm marine ecosystems, reduce biodiversity, lead to injury or mortality of protected species, and have severe economic implications for fisheries. On 12 January 2007,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igned the Magnuson-Stevens Fisher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Reauthorization Act of 2006 (MSRA). The MSRA required the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Secretary) to establish a Bycatch Reduction Engineering Program (BREP) to develop technological devices and oth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changes designed to minimize bycatch, seabird interactions, bycatch mortality, and post-release mortality in Federally managed fisheries. The MSRA also required the Secretary to identify nations whose vessels are engaged in the bycatch of protected living marine resources (PLMR’s) under specified circumstances and to certify that these nations have 1) adopted regulatory programs for PLMR’s that are comparable to U.S. programs, taking into account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2) established management plans for PLMR’s that assist in the collection of data to support assessments and conserv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If a nation fails to take sufficient corrective action and does not receive a positive certification, fishing products from that country may be subject to import prohibition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EP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o develop technological devices and oth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designed to minimize bycatch, including improvements to bycatch reduction devices and turtle excluder devices in Atlantic and Gulf of Mexico trawl fisheries, gillnets in Northeast fisheries, and trawls in Alaska and Pacific Northwest fisheries. In addition, the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of the MSRA have provided an innovative tool through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can address bycatch by foreign nations. However, the inability of the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to identify nations whose vessels are engaged in the bycatch of PLMR’s to date will require the development of additional approaches to meet this ma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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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陆架是世界上最宽阔的陆架之一,面积达770 000 km2左右。在末次冰盛期(LGM),东海海平面下降120~130 m左右,绝大部分陆架暴露出海面。而冲绳海槽是第四纪以来一直保持海洋环境的东海深海区。本文以冲绳海槽北部PC-1岩芯为材料,通过分析该孔的孢粉,加上详细的AMS 14C测年,恢复了周边地区24 cal.kaBP以来的古植被,并推测古环境和古气候变化,重点讨论了LGM时期出露大陆架上发育的植被。 PC-1孔(31°27.5′N,128°24.8′E)位于黑潮支流对马暖流东侧,水深590 m,柱长812 cm。孢粉分析按间隔8 cm取样,个别为4~6 cm,共分析了103个孢粉样品。利用9个AMS 14C数据建立年龄标尺,用Calib5.1.0软件进行年龄校正。通过相邻样品深度的线性内插获得每个样品的年龄,采用外延法得到顶部和底部的校正年龄分别为351cal aBP、24 280 cal aBP,孢粉样品的时间分辨率平均为230 a。 根据孢粉百分比和沉积率的变化,可划分出四个带:Ⅰ带(812~715 cm,24.2~21.1 cal. kaBP)、Ⅱ带(715~451 cm,21.1~15.2 cal. kaBP)、Ⅲ带(451~251 cm,15.2~10.8 cal. kaBP)、Ⅳ带(251~0 cm,10.8~0.3 cal. kaBP),分别对应MIS 3末期、末次冰盛期、冰消期和全新世。末次冰盛期草本植物花粉占优势,孢粉沉积率较高,此时草本花粉主要来源于出露的大陆架,其上发育了以蒿属为主的草地植被,气候比较寒冷干燥;冰消期海平面开始回升,松属花粉含量升高,草本植物花粉含量下降;全新世以木本植物花粉占绝对优势,栗属-栲属花粉迅速增加,蕨类孢子含量升高,草本植物花粉含量锐减,孢粉沉积率降低,由于海平面回升,大陆架被淹没,此时孢粉主要来源于日本岛,九州地区生长了以栲属、栎属为主的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林,气候温暖湿润。 叶枝杉属花粉在整个岩芯中零星出现。叶枝杉属植物分布于菲律宾吕宋北部至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气候潮湿的山地林中,该属花粉在岩芯中的出现,可能暗示了黑潮的影响或者是较强的夏季风。 草本植物与松属花粉百分比变化很好的反映了海平面的升降,松属花粉含量较高指示海平面较高。对岩芯中主要类型的花粉百分比进行了频谱分析,显示存在千年尺度的准周期变化,有明显的6.8,3.8,2.2,1.6 ka的周期。 孢粉样品中的炭屑统计表明,末次冰消期炭屑含量最高,可能因为末次冰消期降雨量增加,炭屑可被降水带到沉积地点沉积下来;全新世的炭屑浓度较高,尤其在晚全新世,出现了一个峰值,究其原因可能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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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是高度退化的两细胞或三细胞生物体。作为雄配子体,花粉储藏了父本的全部遗传信息,并通过与柱头识别、萌发和花粉管极性生长将精子送到雌性的胚囊中,完成双受精作用。由于花粉在植物有性生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和花粉管极性生长的独特细胞学过程,几十年来一直被作为研究这一系列精细细胞学过程的模式,但是其中关键事件的分子机制并不十分清楚。 我们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鉴定了水稻成熟花粉三个不同组分(花粉外被蛋白、花粉外被/细胞壁相关和可释放蛋白、花粉内在蛋白)中表达的共322种蛋白质。其中,参与信号转导(10%)、细胞壁重塑和代谢(11%)、蛋白质代谢(14%)以及糖类和能量代谢(25%)的蛋白质被高度代表。并且很多是首次被在成熟花粉中得到鉴定的具有重要功能的蛋白质,包括蛋白激酶、受体激酶相互作用蛋白、GDP解聚抑制因子、含有C2结构域蛋白质和亲环蛋白等参与信号转导的蛋白质,eIF4A、线粒体加工肽酶、UFD1和AAA+ATP酶等参与蛋白质合成、装配和降解的蛋白质,以及逆糖基化多肽、似纤维素合酶OsCsLF7等参与细胞壁重塑和代谢的蛋白质等。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在我们鉴定的蛋白质中有11%的蛋白质功能未知并且不含有任何已知的功能结构域。另外,我们利用从头测序技术鉴定了5种新蛋白质。这些首次在花粉中被鉴定的蛋白质、未知功能蛋白质和新蛋白质在花粉萌发过程中的生物学功能值得进一步研究。 进而,我们利用比较蛋白质组学技术获得了水稻花粉体外萌发过程中差异表达的160个鉴定结果(代表120种蛋白质),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它们隶属于13个功能类群。其中,参与细胞壁代谢(占24%,如UDP-葡萄糖焦磷酸化酶和第三类过氧化物酶)、蛋白质代谢(占11%,如eIF4A和20S蛋白酶体的亚基)、细胞骨架动力学(占8%,如肌动蛋白、微管蛋白和profilin)和胁迫反应(占7%,如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以及糖类和能量代谢(占24%)的蛋白质被高度代表。共有94个鉴定结果(73种蛋白质)在花粉萌发过程中表达丰度上调,包括几乎全部参与蛋白质代谢的蛋白质,多数参与细胞骨架动态变化和离子转运的蛋白质,以及部分参与糖类和能量代谢的蛋白质等。并且有53个鉴定结果(41种蛋白质)可能在萌发过程中被释放到培养基中(柱头上),可能参与了柱头细胞和花粉管通道细胞细胞壁的松弛和水解(如第三类过氧化物酶家族成员、多聚半乳糖醛酸酶、1,4-beta-木聚糖酶和一些花粉过敏源蛋白),或者参与了花粉.柱头的信号识别过程(如钙网蛋白和含有C2结构域的蛋白)。有8种传统认为是参与糖类和能量代谢的酶可能在萌发过程中被释放到培养基中(柱头上),如烯醇酶、磷酸丙糖异构酶和磷酸甘油酸激酶。 同时,我们发现在鉴定的成熟花粉表达的蛋白质中,有23%的蛋白质以多个同工型的形式存在,并且有29种蛋白质的多个同工型的表达丰度在萌发过程中发生变化。它们主要参与了细胞壁代谢、糖类和能量代谢、细胞骨架、胁迫反应和离子运输等代谢过程。我们利用荧光染色技术,检测到其中14种蛋白质可能被磷酸化或者糖基化修饰。这意味着由于翻译后修饰形成的同工型蛋白质在花粉萌发和花粉管生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以水稻为模式研究其成熟花粉和萌发花粉的蛋白质表达特征,首次报道了单子叶植物成熟花粉不同组分中表达的蛋白质及其功能类群特征,并且首次报道了被子植物花粉萌发过程中表达丰度变化蛋白质的功能类群特征,为进一步揭示花粉萌发和花粉管生长的分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蛋白质水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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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利用酵母拮抗菌进行果实采后病害的生物防治已经成为果实采后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生物拮抗菌制剂的防病效果远不如化学药剂稳定。由于生物拮抗菌是活体,生活力和生防效力易受诸多因素影响。在商品化制剂的剂型加工、销售、以及使用过程中的环境条件往往影响酵母拮抗菌的生活力和抑病能力,成为酵母拮抗菌产业化生产和商品化应用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将酵母拮抗菌和其它化学物质配合使用可以提高拮抗菌的生防效力。另外,增加酵母拮抗菌对逆境条件的耐受力也是增加或稳定其防治效果的有效途径。本文研究了海藻糖与酵母拮抗菌生活力和生防效力的关系,通过生理手段提高了酵母拮抗菌内源海藻糖的含量,同时探讨了在多种逆境条件下内源海藻糖含量对酵母拮抗菌生活力和生防效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以1 %海藻糖作为碳源培养酵母拮抗菌Cryptococcus laurentii可以提高其内源海藻糖含量。在in vitro试验中,提高内源海藻糖含量可以提高C. laurentii在低温(1 ºC)、气调(1 ºC,5 % O2,5 % CO2)条件下的生活力;在in vivo试验中,提高C. laurentii内源海藻糖含量可以提高其在苹果果实伤口上的种群密度和对苹果青霉病的防治效果。内源海藻糖的积累还能提高C. laurentii冷冻干燥后的生活力,海藻糖对酵母细胞质膜的保护作用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2. 以1 %海藻糖作为碳源能提高酵母拮抗菌Rhodotorula glutinis的内源海藻糖含量。内源海藻糖含量的增加可以提高C. laurentii和R. glutinis在慢速冷冻处理中的生活力。同时,海藻糖作为外源保护剂可以明显提高两种酵母拮抗菌在冷冻干燥处理后的生活力。在快速冷冻、慢速冷冻和冷冻干燥处理中,提高酵母拮抗菌的内源海藻糖含量并使用海藻糖作为外源保护剂可以获得更高的生活力。同时,这种内、外源保护因子的综合作用也可以提高两种拮抗菌在苹果果实伤口上的种群密度和对苹果青霉病的防治效果。 3. 脱脂牛奶和糖(葡萄糖,半乳糖,蔗糖,海藻糖)作为保护剂可以提高C. laurentii冷冻干燥后在常温(25 ºC)和低温(4 ºC)保存过程中的生活力。脱脂牛奶和糖保护剂的复合使用对C. laurentii的保护效果高于其单独使用的效果。通过对几种常用的碳源进行筛选,发现柠檬酸作为碳源对C. laurentii内源海藻糖的积累有明显的诱导作用。当使用相同的保护剂或保护剂组合时,高内源海藻糖含量的酵母拮抗菌生活力更强。当冷冻干燥前使用半乳糖 + 脱脂牛奶作为保护剂时,高内源海藻糖含量的C. laurentii在4 ºC保存90 天后对苹果青霉病的防治效果和与新鲜培养的酵母拮抗菌相当。 4. 酵母拮抗菌C. laurentii冷冻干燥后在常温(25 ºC)保存期间,细胞生活力下降,细胞膜的完整性降低,胞内活性氧水平增加,同时与抗氧化相关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也增加,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则下降。提高内源海藻糖含量和/或使用外源保护剂(5 %脱脂牛奶 + 10 %葡萄糖)可以减缓上述指标下降或上升的速度。内、外源因子的共同作用有利于提高对拮抗菌细胞的保护作用。 5. 利用褐藻酸钠制成的含酵母拮抗菌的胶球在干燥后能有效的保持C. laurentii的生活力。在3种不同粘度的褐藻酸钠中,0.5 % 3500 cp的褐藻酸钠表现出较好的保护效果。内源海藻糖的积累可以提高干胶球中C. laurentii的生活力,作为外源保护剂的4种糖(葡萄糖、半乳糖、蔗糖、海藻糖)中只有海藻糖在低温条件下可以提高C. laurentii的生活力,其它3种糖反而降低了C. laurentii的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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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雪莲(Saussurea involucrata Kar. et Kir.)是我国名贵中药材,其主要药用活性成分为黄酮类化合物。目前人们对新疆雪莲及它的黄酮类化合物的需求日益增多,但雪莲的人工栽培技术尚未成熟,在野生状态下,新疆雪莲只能生长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雪山上,现在由于过度采挖已濒临灭绝。为解决雪莲资源匮乏,提高雪莲中黄酮类成分的含量,本研究通过基因工程手段利用发根农杆菌将黄酮代谢途径中的关键酶-查尔酮异构酶(CHI)基因导入新疆雪莲,产生转基因新疆雪莲毛状根及再生苗,以期提高新疆雪莲的黄酮类物质含量,进行新疆雪莲黄酮类物质的生产。主要结果如下:   1.对克隆到的水母雪莲查尔酮异构酶基因(Smchi)进行功能分析。转Smchi正义、反义烟草的CHI酶活性实验结果表明,转Smchi正义的烟草CHI酶活性比对照提高3-6倍,而转反义Smchi基因的烟草CHI酶活性比对照则显著降低。分析不同株系的转基因烟草和对照烟草的黄酮含量和花色素含量表明,转Smchi正义的烟草积累比对照显著增高水平的总黄酮,其中株系CS-5黄酮含量是对照的6倍,转Smchi反义的烟草则积累较低水平的总黄酮,而且转基因烟草的总黄酮含量与Smchi基因的表达水平和CHI酶活性成正相关。但不论转Smchi基因正义或反义方向的烟草,其花色素含量和对照相比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对转基因烟草的黄酮成分进行分析,发现烟草中的主要黄酮成分芦丁在转Smchi正义烟草中有很高的积累。   2.发根农杆菌介导法将Smchi基因导入新疆雪莲,得到转Smchi基因的新疆雪莲毛状根。实验发现,35S-chi转基因对毛状根的生长没有显著影响,但35S-chi转基因毛状根能够合成显著提高水平的芹菜素和总黄酮,其中根系C46经过35 d培养,能产生32.1 mg/L的芹菜素和647.8 mg/L的总黄酮,分别是对照根系的12倍和4倍;不同根系的Smchi基因表达水平、CHI酶活性和芹菜素含量成正相关。本研究为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提高新疆雪莲毛状根芹菜素和总黄酮含量提供了一个有效方法。   3.在1/2MS附加GA1.5 mg/L的培养基上,新疆雪莲毛状根的不定芽再生频率高且不定芽生长健壮。再生苗在MS+BA1.0 mg/L+NAA0.1 mg/L的培养基上继代培养生长量较大,经过20 d的培养,35S-chi转基因新疆雪莲再生苗株系(C17、C27、C46)、对照再生苗(Control-1)和正常试管苗(Control-2)之间生长量差异不显著,增殖倍数都在7倍左右;实验还发现,毛状根再生苗比各自来源的毛状根的芹菜素和总黄酮含量下降了20-30%,但转基因再生苗的芹菜素和总黄酮含量比Control-1和Control-2都有显著提高,其中C46芹菜素和总黄酮含量分别为1.86 mg/g 干重和37.3 mg/g干重,分别是Control-1的12倍和 2.4 倍,Control-2的4 倍和1.6倍。这些结果表明由毛状根诱导出的再生苗可作为增强目标次生代谢产物生产的另外一个有效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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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对其生存环境具备了各种适应对策。放牧影响下草原植物的生态适应策略,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忍耐或者适应放牧生境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种群的延续。研究植食性动物对植物的影响有助于制定合理的放牧制度和草地利用方式,从而为防止草原退化和恢复退化草地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研究植物对放牧的响应策略,对于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草原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放牧综合试验样地中的小叶锦鸡儿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长期不同放牧强度的放牧试验和唾液涂抹等模拟试验,从形态学、有性生殖、种子萌发和遗传多样性等方面,探讨了小叶锦鸡儿对放牧家畜(绵羊)采食的生物学响应。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通过小叶锦鸡儿形态和有性生殖的实验,可以看到放牧改变了该种植物的形态和生殖特性,不同放牧强度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在啃食压力下,小叶锦鸡儿的营养、生殖和防御之间存在消长关系。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小叶锦鸡儿对营养器官和有性生殖器官的投资均减少,而对防御器官的投资有增加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个体的小型化(植株高度、叶轴长度、小叶大小)和果荚数目及成熟种子数都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而明显减少;物理性防御器官――刺,其密度和长度都明显的增加。同时,放牧也对植物花粉的品质产生了消极影响。 2. 放牧不仅影响了植物体本身的生物学特性,而且影响了子代的生物学特性。不同放牧强度下的植株产生的种子,其萌发速率明显不同。同时放牧强度和沙埋深度对小叶锦鸡儿的出苗率均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沙埋深度增加,出苗率明显降低,0~2cm是其适宜出苗的沙埋深度;浅层沙埋处理下,轻度放牧和重度放牧的出苗率差异显著。与轻度放牧相比,重牧条件下同一沙埋深度的种子出苗时间明显推迟;在相同放牧压力下,沙埋深度也影响了出苗时间。 3. 采食活动对植物本身的形态、生殖以及子代的萌发特性都产生了影响;通过AFLP实验证明了小叶锦鸡儿在长期的放牧历史活动中已经发生了遗传多样性的变化,重度放牧强度下的植株与轻度放牧条件下的植株具有相对较远的遗传距离,也就是说,小叶锦鸡儿种群的分化与放牧强度具有密切的关系。 4. 三种不同生活型植物(灌木-小叶锦鸡儿、半灌木-冷蒿和草本-羊草)对绵羊唾液涂抹的响应不同,刈割和涂抹绵羊唾液能够增加植物的净地上生物量,并促进植株增加地上部分的光合产物投资。同时表明,简单的机械剪除不能够真正反应放牧家畜采食所产生的生物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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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威胁水稻的生产,其中苗期和生殖阶段对寒害是最敏感的时期。在苗期,阶段性冷害使水稻幼苗生长延迟,甚至造成烂秧现象;在生殖阶段,无法预测的突然降温会导致水稻花粉不育,并致使水稻大幅减产。因此,对水稻逆境胁迫调控的分子机制的深入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东乡野生稻、栽培稻及其杂交后代的低温芯片中筛选对低温响应基因的分析着手,对其中一个受低温诱导上调的基因OsMYB3R-2 作进一步研究。生物信息学的分析表明OsMYB3R-2 编码一个R1R2R3 MYB 蛋白,利用基因枪瞬时转化法、酵母GAL4 系统和电泳迁移率变动分析发现OsMYB3R-2 蛋白能够定位在细胞核中、具有转录激活和DNA 结合特性,表现为MYB 转录因子的典型特征。 超表达OsMYB3R-2 的转基因水稻呈现幼苗的矮化和生长相对滞后的表型,对低温胁迫具有耐受性。盐抑制水稻种子的萌发,与野生型和反义的株系相比,OsMYB3R-2 超表达株系的萌发对盐敏感,表现为萌发过程及萌发之后幼苗的生长更加滞后。而OsMYB3R-2 转基因株系对干旱处理敏感。为了进一步寻找OsMYB3R-2 蛋白的靶序列及其调控的靶基因,我们利用电泳迁移率变动分析发现OsMYB3R-2 能够与有丝分裂特异的激活子(mitosis-specific activator)元件特异结合。在低温条件下,OsMYB3R-2 超表达能够激活水稻G2/M 期特异基因的表达,主要包括OsCycB1;1、OsCycB2;1、OsCycB2;2 和OsCDC20.1 等。另一方面,OsMYB3R-2 超表达能够增加根尖细胞的有丝分裂指数,这进一步说明OsMYB3R-2 参与了水稻细胞周期调控。EMSA、RT-PCR 和流式细胞仪分析的结果表明OsMYB3R-2 通过激活其靶基因OsCycB1;1 的表达参与水稻对低温胁迫的调控,该过程由细胞周期介导。 为了研究OsMYB3R-2 与水稻DREB/CBF 途径的关系,我们分析了转基因水稻中DREB/CBF 类基因及其可能调控的下游基因与OsMYB3R-2 的关系,RT-PCR 的结果表明超表达转基因植物中DREB 表达未见明显变化,而其下游基因OsCPT1 在低温条件下被激活表达。同时,转基因植物在低温条件下脯氨酸水平显著提高。这说明OsMYB3R-2 可能在水稻DREB/CBF 途径的下游参与调控。 总之,OsMYB3R-2 基因的超表达赋予转基因水稻在苗期对低温胁迫具有耐受性,并呈现矮化和生长滞后的表型。OsMYB3R-2 蛋白行使R1R2R3 MYB 转录因子的功能,在体外能够结合OsCycB1;1 和OsKNOLLE2 基因启动子中有丝分裂特异的激活子元件,在低温条件下激活了G2/M 期特异基因的表达,这些基因包括OsCycB1;1、OsCycB2;1、OsCycB2;2 和OsCDC20.1。低温条件下,在OsMYB3R-2 转基因超表达株系中OsCPT1 基因的转录被激活,细胞的游离脯氨酸的含量也显著增高。这些结果都表明OsMYB3R-2 基因在水稻的冷胁迫信号途径中起重要的作用,该过程受细胞周期及DREB/CBF 途径介导。 我们的实验结果暗示水稻对低温的耐受是通过分生组织细胞周期调控完成的,这个过程由OsMYB3R-2 等关键基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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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对其生存环境具备了各种适应对策。放牧影响下草原植物的生态适应策略,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忍耐或者适应放牧生境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种群的延续。研究植食性动物对植物的影响有助于制定合理的放牧制度和草地利用方式,从而为防止草原退化和恢复退化草地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研究植物对放牧的响应策略,对于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草原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放牧综合试验样地中的小叶锦鸡儿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长期不同放牧强度的放牧试验和唾液涂抹等模拟试验,从形态学、有性生殖、种子萌发和遗传多样性等方面,探讨了小叶锦鸡儿对放牧家畜(绵羊)采食的生物学响应。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通过小叶锦鸡儿形态和有性生殖的实验,可以看到放牧改变了该种植物的形态和生殖特性,不同放牧强度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在啃食压力下,小叶锦鸡儿的营养、生殖和防御之间存在消长关系。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小叶锦鸡儿对营养器官和有性生殖器官的投资均减少,而对防御器官的投资有增加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个体的小型化(植株高度、叶轴长度、小叶大小)和果荚数目及成熟种子数都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而明显减少;物理性防御器官――刺,其密度和长度都明显的增加。同时,放牧也对植物花粉的品质产生了消极影响。   2. 放牧不仅影响了植物体本身的生物学特性,而且影响了子代的生物学特性。不同放牧强度下的植株产生的种子,其萌发速率明显不同。同时放牧强度和沙埋深度对小叶锦鸡儿的出苗率均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沙埋深度增加,出苗率明显降低,0~2cm是其适宜出苗的沙埋深度;浅层沙埋处理下,轻度放牧和重度放牧的出苗率差异显著。与轻度放牧相比,重牧条件下同一沙埋深度的种子出苗时间明显推迟;在相同放牧压力下,沙埋深度也影响了出苗时间。   3. 采食活动对植物本身的形态、生殖以及子代的萌发特性都产生了影响;通过AFLP实验证明了小叶锦鸡儿在长期的放牧历史活动中已经发生了遗传多样性的变化,重度放牧强度下的植株与轻度放牧条件下的植株具有相对较远的遗传距离,也就是说,小叶锦鸡儿种群的分化与放牧强度具有密切的关系。   4. 三种不同生活型植物(灌木-小叶锦鸡儿、半灌木-冷蒿和草本-羊草)对绵羊唾液涂抹的响应不同,刈割和涂抹绵羊唾液能够增加植物的净地上生物量,并促进植株增加地上部分的光合产物投资。同时表明,简单的机械剪除不能够真正反应放牧家畜采食所产生的生物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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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善达克沙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高原中部,是我国温带草原区最主要的沙地之一。由于沙质土壤特性和大陆性季风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长期过度放牧导致了沙地植被退化、固定沙丘活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进而威胁到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恢复和重建退化了的沙地植被,防止沙漠化的进一步扩大已经刻不容缓。 本论文的目的是揭示沙地植被类型与环境的生态关系、沙地植物群落结构特点以及播种时期对沙地人工草地青贮玉米产量的影响,为在沙漠化防治中选择合适的治沙物种、制定合理的植被恢复方案、确定符合当地气候特点的人工草地最佳播种时间等提供理论依据。论文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浑善达克沙地中部丘间低地植物群落分布与土壤环境因子关系;2浑善达克沙地中部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与土壤环境因子关系;3播期对浑善达克沙地青贮玉米产量的影响。 对在浑善达克沙地中部丘间低地上获取的102个植物群落样方进行了分析,按照样方中建群种和优势种的重要值把它们归属于28个植物群落类型。对102个群落样方进行去趋势典范对应分析(DCCA),结果表明DCCA排序轴第一轴主要代表地下水位的变化梯度;第二轴主要代表土壤的全氮含量和有机质含量的变化梯度;第三轴则代表土壤溶液的酸碱度值,即地下水位、土壤有机质、全氮含量和土壤溶液酸碱度影响沙地丘间低地植物群落的分布格局。 对流动-半流动沙丘、固定沙丘、丘间低地和淖尔边缘湖沼等四种生境的物种多样性研究结果表明,分布在流动沙丘-半流动沙丘的植物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最低,生态优势度指数较高,均匀度指数相对较高;固定沙丘的物种丰富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较高,优势度指数较低;丘间低地和淖尔边缘湖沼的植物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低于固定沙丘的,但是高于流动-半流动沙丘的,优势度指数高于固定沙丘的,均匀度指数低于流动-半流动沙丘的。各个指数和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分析表明,土壤溶液的酸碱度、土壤全氮和有机质含量与物种多样性有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人工草地青贮玉米分期播种的实验结果显示:随着播期的推迟,英红玉米的地上生物量由2453±161kg/hm2降至1055±68kg/hm2;巴贮玉米的地上生物量由2159±65kg/hm2降至1016±70kg/hm2。两个品种的叶面积和株高都随着播期的推迟逐渐下降。5月27日和6月4日播种的青贮玉米的株高、叶面积和地上生物量显著高于6月11日和6月18日播种的青贮玉米的株高、叶面积和地上生物量(p<0.05)。实验结果表明将当前生产实践中播种时间由6月中旬提前至5月底和6月初可以显著提高种植青贮玉米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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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冷杉(Abies fargesii)是松科冷杉属常绿乔木,是秦巴山地森林的重要树种之一,为我国特有的重要用材树种和经济林树种。近年来,由于乱砍滥伐、采育失调等人为干扰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巴山冷杉群落处于消退状态,原始林日趋减少。神农架地区是巴山冷杉天然分布区的东界,这里分布着大片巴山冷杉纯林,对这一地区巴山冷杉的种群生态学的专门性研究较少。本研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神农架地区巴山冷杉林的物种组成与群落结构;2.巴山冷杉林的种群结构与动态;3.巴山冷杉群落主要树种的分布格局,旨在为巴山冷杉林的培育及天然林的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神农架巴山冷杉林具有典型的温带常绿针叶林性质,巴山冷杉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红桦、粉红杜鹃为乔木层次优种。群落物种组成丰富,1公顷样地内共有维管束植物34科63属74种,以温带性分布占优势,群落中以中小型革质、单叶的常绿高位芽植物占多数。群落成层现象明显,结构不很复杂,在垂直方向上可划分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苔藓层,乔木层没有明显的亚层,灌木层不太发达,草本层以菊科植物为主,林下苔藓层发达。 巴山冷杉种群为进展型种群,幼苗储备丰富,但幼树缺失,属林窗更新方式。高度结构基本呈倒金字塔形,植株个体数随冠幅级的递增呈倒“J”形分布,冠幅小于20m2的植株占87.4%,其中5m2以下最多(30.8%)。冠幅与胸径的关系比与树高更密切,冠幅与胸径的回归方程为y=2.7118e0.0308x,R2=0.520。 定量研究了0-40m尺度上巴山冷杉、红桦和粉红杜鹃种群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巴山冷杉种群在0-16m尺度上表现为聚集分布,16-40m尺度上表现为随机分布;各年龄阶段的分布格局也有所不同,幼年种群为强烈的聚集分布,随着巴山冷杉的生长,聚集强度降低,逐渐扩散为随机分布。红桦种群在0-2m、11-18m以及20-21m的尺度上表现为聚集分布,在其余尺度上为随机分布;a2、a3级的个体在0-4m的小尺度上均为聚集分布,尺度大于4m时全部表现为随机分布。粉红杜鹃为聚集分布,且受研究尺度与年龄大小的影响不大,表现出对高竞争环境的适应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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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野外观测和室内测定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内蒙古草原两种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开垦和放牧)对土壤碳库和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结果如下: 1.内蒙古草甸草原开垦后30年后,与天然草原相比,在休闲年份0~20 cm土壤有机碳和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均没有显著下降,但开垦导致土壤易分解碳下降了24%。土壤易氧化碳受季节性水热因子的驱动,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变化动态。因此,土壤易分解碳的较土壤碳库的其他组分对开垦更敏感,是表征土壤管理措施引起有机质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草原开垦后,土壤-植物系统氧化大气甲烷的能力明显提高,农田和天然草原CH4平均吸收通量分别是48.9 和 29.0 μg C m-2 h-1,开垦后增加了1.7倍。开垦没有改变CH4吸收通量 “夏季高秋季低” 的季节变化规律(由降水决定);开垦使N2O的平均释放通量增加了47%,农田和天然草原N2O平均吸收通量分别是56.6 和 38.6 ugN m-2 h-1;开垦同时也增大了通量的变异幅度;但没有改变N2O季节变化规律,只是出现高峰的时间较天然草原推后约10天左右。 2.开垦后的农田土壤在模拟添加厩肥后,刺激了土壤微生物的呼吸代谢,使CO2的释放量增加了5-7倍。试验期间总体排放的CO2中,约60%来源于羊粪,40% 来源于土壤。两种土壤即羊草顶级草原土壤(高碳高氮)和冷蒿-小禾草退化草原土壤(低碳低氮),在CO2的释放总量和释放比例上都没有显著性差异。添加厩肥均造成两种土壤碳库的净碳损失,并且退化草原土壤(7.0%)的土壤净碳损失要大于羊草草原(2.6%)。说明与开垦后的高C土壤相比,在已经退化草原的低C土壤上施厩肥将趋向于土壤更大的净碳损失。 3.自由放牧22年后,羊草草原0~10 cm土壤有机碳、微生物量碳和易分解碳分别下降了14.1%、27.9%和22.0%;大针茅草原0~5 cm土壤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分别下降了27.6%和38.2%。两类草原土壤碳组分的季节变化受水热因子的驱动,大针茅草原季节波动出现高峰的时间较羊草草原迟。土壤微生物量碳在表征羊草草原和大针茅草原土壤碳素的动态变化时,要敏感于土壤总有机碳。放牧对冷蒿-小禾草草原土壤各碳素组分影响不明显。在表征放牧对冷蒿-小禾草草原土壤的影响指示上,MB-C/ Org-C和Lab-C/ Org-C要比MB-C和Lab-C更加敏感。这说明在研究放牧对草原土壤碳库影响时,不同的草原类型应使用不同的指标来表征其变化。 内蒙古羊草草原是大气CH4的汇,自由放牧增加土壤对CH4的吸收。CH4平均吸收通量增加了27%,但CH4吸收的季节变化形式没有改变;放牧使。自由放牧还增大了N2O的排放通量,将原来N2O源、汇的双重功能改变为单一的源功能;放牧使N2O平均释放通量增加了1倍;放牧显著增加了羊草草原向大气排放CO2的量(p<0.05),并且年度排放量范围也有所增大。 4.草原羊尿斑土壤的pH和NH4+浓度在施后显著升高,但土壤微生物C和N没有明显变化,尿斑N素会发生大量的流失。粪斑和厩肥斑中各有46%和27%的N素分解后转移到植物中。羊草种群斑块上粪尿斑引起CO2和N2O通量的变化,要大于星毛委陵菜种群斑块。与植被类型的影响相比,羊粪尿斑尤其是尿斑对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更大。尿斑既降低了土壤对CH4的吸收,又增加了CO2和N2O的释放,使粪尿斑上相当于CO2的净排放量比对照土壤增加了15%。 在内蒙古草原中等放牧条件下,家畜粪尿斑在放牧草地上的覆盖面积约只有2%,与未被家畜排泄物覆盖的草原土壤 相比,粪尿斑对内蒙古草原温室气体总体收支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内蒙古草原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重点,应放在家畜的食性食量对温室气体的影响以及厩肥的科学利用上。但随放牧强度的加大,家畜排泄物覆盖草地的面积将大大增加,加之放牧生态系统中家畜瘤胃代谢产生的的大量温室气体,其对草原温室气体的核算将会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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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特别注意城市区域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北京近三十年来经历了最为持久的城市化过程,城市的迅速扩张,人口的快速增加和经济的蓬勃发展给北京的生态环境带了巨大的压力,也给生物多样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有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迫切需要开展北京生物多样性现状及保护对策的研究。北京市以前在生物多样性方面作过大量工作,但缺乏系统的整理。本文通过深入的现场调查和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整理,对当前北京市维管植物多样性现状及问题作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主要内容如下: 1.北京市自然生态系统主要有森林生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草甸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4种类型。在人类长期干扰下,各生态系统多为次生。目前森林生态系统面积逐步扩大,而草甸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受人为活动破坏严重,呈现严重退化趋势。 2.整理关于北京物种新纪录的各种文献,结合野外调查,构建了北京维管植物多样性数据库。北京维管植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已知维管植物有2276种,然而特有性不强,严格属于北京特有维管束植物仅有5种。境内共分布有25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包括野大豆、紫椴、河北梨以及22种野生兰科植物。根据调查资料初步评估,确定40种植物在北京处于受威胁状态。 3.根据北京人口密度、城市人口比例以及建设土地比例,将北京市按城市化程度的高低划分为城区,近郊区、远郊区三个区域。物种丰富度以远郊区最高,城区次之,近郊区最低,而外来物种比例则以城区最高,远郊区最低。城区分布有北京市93%以上的外来种,是其物种丰富度较近郊区为高的原因之一。对北京市特有植物、受危植物、国家保护植物和北京市保护植物的分布的分析表明,远郊区分布有93%以上的上述植物,是北京市生物多样性的重点保护区域,而城区和近郊区也分别分布有近1/4和1/3,说明保护稀有濒危物种方面,城区和近郊区也不容忽视。 4.对北京市外来植物作了分析,认为北京有126种归化植物,其中47种为入侵植物。菊科、禾本科、大戟科和苋科在入侵植物中占优势,美洲为最大起源地,其次为欧洲。园艺苗木引种是入侵物种的主要侵入途径,导致海淀、丰台、西城、朝阳等城区分布有较多的入侵种。 5.对外来物种火炬树的地理分布格局和入侵潜力作了研究。火炬树在人为大力推广下已遍布各风景区,在公路两侧也常见分布并侵入农田,甚至出现在某些自然保护区。火炬树在贫瘠和肥沃生境下均具有较高的繁殖速度,在3年内靠克隆繁殖扩散距离已超过6米,并能行成郁闭度很高的单优群落,其物种丰富度、个体密度以及物种多样性指数均显著低于本地荆条灌丛群落。由于其强阳性生长特性,使其不能侵入森林,然而却能对灌丛生态系统构成危害,其克隆繁殖的特点也使其难以根除,在北京地区具有潜在的入侵能力,不适合继续作为绿化北京的主要树种。 6.北京市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城区本土生物多样性低、生态系统退化、湿地萎缩、污染严重、强度的旅游开发和外来物种入侵等。本文对这些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在城区大力应用本地种构建自然群落,对退化生态系统因势利导结合人工和自然力进行恢复,规范旅游活动向生态旅游方向发展,加强公众教育,促进全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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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基础。由于其巨大的碳储存能力陆地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延缓因大气中CO2浓度升高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方面作用更为突出。作为世界上最广布的植被类型之一,草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面积占到全球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中国有着世界第二大的草地生态系统,面积为3.55×108 hm2,约占世界草地面积的6%~8%,其碳储量为世界总碳储量的9%~16%。以内蒙古高原为主体的北方草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0%左右,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的农牧业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北方草地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和美化环境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许多土地利用方式呈现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地处内蒙古高原南麓的多伦县属于典型的农牧交错区,良好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人文环境决定了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在这一地区的并存,为开展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对草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研究场所。 本研究选择了多伦县境内的6种土地利用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即围封禁牧样地、刈割禁牧样地、自由放牧样地、人工(紫花苜蓿)草地、农田(青贮玉米)和弃耕地,主要研究在这几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影响下,土壤碳氮储量、草地生态系统功能(生产力等)和群落结构的变化。通过对土壤碳氮储量变化的研究发现: (1)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因其地上净初级生产力的不同而影响了土壤的碳氮储量,但是高的地上初级生产力并不一定能提高土壤的碳氮储量,如青贮玉米地。这主要是因为土壤碳氮储量与根系和凋落的输入相关。 (2)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植被的浅层(0-20 cm)根系影响较大,继而影响了土壤的碳氮储量。这是因为大约80%的根系碳氮和50%的土壤碳氮储量都集中分布在这一层次。而土壤潜在库容的进一步扩大则要依靠深层根系生物量的增加,以提高深层土壤的碳氮含量,如人工(苜蓿)草地。 (3) 在合理利用方式或者科学管理措施下,草地土壤有机碳储量处于8 kg C m-2到10 kg C m-2之间,比过度退化草地的有机碳储量提高了50%。 (4) 经过短期恢复,土壤的库容量会很快增加,表现出较强的储存功能。因此,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管理措施,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可以转变成一个巨大的碳汇。 通过对不同利用方式下草地生态系统的功能、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恢复的研究,得到如下实验结果: (1) 与自由放牧相比,短期(5年)禁牧(围封和刈割)提高了草地的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和物种数目。围封禁牧和刈割禁牧草地的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分别比自由放牧草地高出107.3%和50%;而物种数目则分别比自由放牧草地增加了14.8%和25.9%。 (2) 围封和刈割禁牧,尤其是后者,主要增加了非禾本科草本植物在群落中所占的比例;而在自由放牧草地,灌木和半灌木种群在群落中占有绝对优势。 (3) 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间的关系因外部干扰程度的不同而变化。在轻度干扰(围封禁牧)和中度干扰(刈割禁牧)下,生产力和物种多样性间呈指数正相关关系;而在重度干扰(自由放牧)下,群落地上净初级生产力随着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呈指数递减的趋势。 通过对不同土地利用(或干扰)方式下,草地生态系统小尺度上的空间属性进行分析后,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 群落和物种的地上生物量以及土壤养分均表现出显著的小尺度空间结构特征,并且在不同利用方式影响下,这种空间属性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2) 禁牧(围封和刈割)草地的土壤有机碳和氮含量比较高。土壤有机碳的变程较小,变化范围为0.83~1.40 m,其在三种类型土地利用的变异系数都维持在18.0%左右;土壤全氮的空间自相关尺度为0.46~14.69m,变异系数为12.10%~30.86%。 (3) 群落地上生物量以禁牧(围封和刈割)草地较高。在围封禁牧和刈割禁牧草地内的变异系数分别为26.48%和19.94%,在自由放牧草地的变异系数为67.47%;其空间自相关尺度为0.74~3.9m。在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物种、功能群以及多样性指数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并且其空间属性变化各异。 (4) 土壤养分和植被的空间分布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这种小尺度的空间格局差异是群落演替的驱动力,而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正是通过改变群落内小尺度的空间属性来影响了群落的演替方向。 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影响下,草地生态系统不仅在宏观功能,如生态系统生产力、群落结构和土壤的碳氮储量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而且在微观结构上,如土壤养分和物种的空间属性等方面也发生了明显了变化,并且宏观和微观上的变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它们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群落的演替方向和草地生态系统全球变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