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辽平原农田土壤线虫多样性研究

本研究立足于松辽平原农田生态系统，研究土壤线虫物种多样性，营养类群多样性，生活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分布规律，为进一步揭示线虫主要功能类群与土壤C、N等土壤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基础性数据。 在松辽平原沿不同纬度梯度，选择北至黑龙江海伦，南至辽宁大石桥共7个地点的玉米地，按照0–20 cm、20–40 cm、40–60 cm、60–80 cm和80–100 cm五个层次分层采集土壤样品。研究发现，土壤线虫多样性的纬度分布格局在0–40 cm土层表现得比较明显。在不同农田生态系统中，线虫属的丰富度在0–100 cm的土壤剖面内，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而降低；在0–40 cm土层，线虫属的丰富度随纬度梯度的降低而表现出增加的趋势，最高值（18属）出现在大石桥的0–20 cm土层，最低值出现在海伦采样点的20–40 cm土层，仅观察到10个线虫属。通过对松辽平原农田土壤线虫的生活史策略组成进行研究发现，在不同采样地点，不同生活史的土壤线虫表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在0–20 cm土层，cp-2类群线虫的相对多度随纬度的降低表现出降低的趋势，而cp-3-5的线虫则表现出增加的趋势。在不同土层研究发现， 线虫的营养多样性指数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纬度分布格局，而在0–20 cm土层，食细菌线虫和捕食/杂食线虫的相对多度随纬度的降低表现出降低的趋势，而植物寄生线虫则随纬度的降低而呈增加的趋势。土壤线虫区系分析结果表明，海伦样点土壤食物网受到的扰动较小，而处于结构化状态；而哈尔滨，公主岭和沈阳采样点的土壤食物网处于退化状态，受到外界环境扰动较大。通过对松辽平原农田土壤线虫群落与理化因子的典型对应分析，可以看出相关的土壤理化性质如阳离子交换量、有机碳、全氮和粘粒含量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松辽平原农田土壤线虫群落的分布特征。

辽河油田采油井场污染土壤线虫群落特征研究

通过对辽河油田新老两个年限井场的污染状况开展调查研究，对比不同开采年限井场土壤石油总烃、重金属污染状况及线虫群落分布特征，为油田污染土壤评价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油田井场污染土壤的石油烃和重金属均高于对照，老井场的污染程度重于新井场。井场污染土壤石油总烃含量（TPHs）均随土层深度增加而降低，而重金属含量总体随土层深度增加而增加。与夏季相比，土壤有效态重金属含量有降低的趋势。 对照的苇田土壤线虫优势类群为植物寄生线虫，而井场污染土壤则为食细菌线虫，且其相对多度随污染程度加重而增加。井场污染土壤线虫属的数目显著减少，且随污染程度加重而减少。苇田土壤优势属为Helicotylenchus，井场污染土壤为Cuticularia。在重污染老井场土壤中发现Seinura线虫，且数量明显多于新井场，可能说明Seinura受长期污染而驯化。 井场土壤污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cp1线虫数量及相对多度增加，而对cp2、cp3-5线虫有明显抑制作用（尤其cp3-5线虫）。 井场和对照土壤线虫数量总体上均表现为随土层深度加深而减少的趋势，表层土壤夏季高于秋季，下层则表现出秋季高于夏季的趋势。 井场土壤污染导致线虫群落在属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以及丰富度和均匀度降低，且随污染程度加重而降低；优势度指数则表现为随污染程度加重而升高的趋势。两井场污染土壤线虫群落均受到高度干扰，趋于富集化，线虫种类趋于单一，稳定性下降。

沿城乡梯度土壤重金属和线虫群落时空分布研究——以沈阳南部为例

城市化及其生态效应是当前国际上主要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通过在沈阳南部沿城乡梯度采集0~10 cm、10~20 cm和20~30 cm三个层次土壤样品，研究城市化效应对土壤重金属和土壤线虫群落时空分布的影响，探讨了土壤线虫对重金属污染的指示作用。 研究发现，沿城乡梯度土壤重金属Cu、Zn、Pb和Cd全量及有效态含量呈现明显的梯度效应，说明城区比农村重金属污染严重。土壤线虫总数在不同采样时期、不同采样点和不同土层表现出显著差异，沿城乡梯度显著增加，并且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显著减少。土壤线虫属的丰富度、香农-威纳多样性、优势度和均匀度指数也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性。不同取样季节线虫各营养类群表现出极其显著的时间差异。城市土壤处理植物寄生线虫相对多度明显低于郊区和农村土壤处理，而食细菌线虫的相对多度显著高于郊区和农村处理。通过线虫区系分析可以看出，土壤食物网和环境状态沿城乡梯度呈现明显不同的分布格局。 通过对土壤线虫群落分布与有效态重金属分布的相关性研究可知，城市化所造成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主要对线虫总数、植物寄生线虫数量以及线虫群落多样性指数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对土壤线虫食物网相关指数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结果也表明，土壤线虫对城市化带来的重金属污染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重金属对矮小拟丽突线虫的毒性效应研究

为了探讨重金属对矮小拟丽突线虫（Acrobeloides nanus）的毒性作用，本文采用室内培养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浓度Cu、Zn、Pb、Cd对矮小拟丽突线虫死亡率、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并对线虫世代间的毒性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1）Cu、Zn、Pb、Cd对矮小拟丽突线虫24 h的半致死浓度LC50值分别为 0.80、71.20、12.94 和 1.42 mg • L-1，48 h 的半致死浓度LC50值分别为 0.71、35.08、2.65 和 0.32 mg • L-1。不同重金属离子对矮小拟丽突线虫产生的毒性具有一定的差异，24 h四种重金属离子对矮小拟丽突线虫的毒性大小依次为Cu > Cd > Pb > Zn，48 h毒性大小依次为Cd > Cu > Pb > Zn；2）与对照组相比，各暴露组当代（P0）和后代（F1）线虫平均体长均显著降低（P<0.05, P<0.01）；随着暴露浓度的增加，当代（P0）和后代（F1）线虫平均体长呈逐渐降低的趋势。生物量比体长更能敏感地反应重金属对矮小拟丽突线虫生长发育的影响，可作为重金属污染的敏感检测指标；3）供试线虫的产卵数随着Cu、Zn、Pb、Cd暴露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其中Cu对线虫产卵数的72h-EC50、EC20和EC10值分别为1.35、0.49 和 0.2mg • L-1，Zn的72h-EC20和EC10值分别为330.29 和 163.9 mg • L-1，Pb的72h-EC20、EC10分别为17.41、4.36 mg•L-1，而Cd对线虫产卵数的72h-EC50、EC20和EC10分别为4.47、0.91 和 0.53 mg • L-1。研究结果表明，重金属Cu、Zn、Pb、Cd暴露可显著抑制矮小拟丽突线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线虫体长、产卵数表现出明显的重金属浓度依赖性。

CO2浓度升高和氮肥管理对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

大气CO2浓度升高能够对农田生态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土壤线虫在农田生态系统腐屑食物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对外界环境变化作出较迅速的响应。本文利用江苏省江都市小记镇的稻-麦轮作FACE系统研究平台，在2007-2008年小麦生长季，研究了大气CO2浓度升高和不同氮肥处理（高N和低N）对农田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高氮肥施用情况下, CO2浓度升高显著降低了麦田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不同氮肥处理中CO2浓度升高条件下土壤可溶性碳的含量显著低于对照，而土壤总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含量高于对照。 大气CO2浓度升高条件下，麦田土壤线虫群落组成和多样性与对照相比表现出显著差异。CO2浓度升高显著增加了麦田土壤线虫总数、食细菌线虫、食真菌线虫和植物寄生线虫数量。在小麦拔节期和成熟期，低N和高N施用条件下，FACE处理中土壤线虫多样性指数（H’）、成熟度指数（MI和PPI）均低于对照处理，而结构指数（SI）高于对照处理。线虫生态指数的结果表明，大气CO2浓度升高条件下，土壤线虫群落多样性降低，土壤环境受到一定的干扰，食物网趋于结构化。

大气CO_2浓度升高对农田土壤线虫的影响

大气CO_2浓度升高能够对生态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土壤线虫在农田生态系统腐屑食物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对环境变化作出较迅速的反应。本文利用江苏省无锡市稻一麦轮作FACE系统研究平台，研究了大气CO_2浓度升高对农田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在麦田生态系统中共观察到土壤线虫29科40属。研究发现大气CO_2浓度升高对土壤线虫的影响存在季节性的波动，不同营养类群的土壤线虫在不同生长关键期受大气CO2浓度升高影响的程度不同。在大气CO_2浓度升高（FACE）条件下，土壤线虫总数，食细菌线虫和食真菌线虫数量显著增加。由于土壤温湿条件的季节变化，只有在适宜的条件下，大气CO_2浓度升高对土壤线虫的影响才比较显著。在稻田生态系统中共观察到土壤线虫27科40属。研究发现，大气CO_2浓度升高能使土壤线虫总数和植物寄生线虫数量增加。在O-5cm土层，FACE系统中食真菌线虫数量显著低于对照。在5一10 cm土层，FACE系统中植物寄生线虫的潜根属（Hirschmanniella）和散香属（Boleodorus）线虫数量显著高于对照，对CO2浓度升高的反应较敏感。本研究试图为在全球变化条件下进一步认识土壤动物对农田生态 系统生态过程产生的影响提供参考。

不同利用方式下潮棕壤线虫群落时空分布特征

中国东北潮棕壤不同利用方式下线虫群落随季节和土壤层次而产生的分布格局的变化的研究显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线虫总数、植物寄生线虫、食细菌线虫、食真菌线虫、捕食一杂食线虫数量绝大多数分布在0-20cm土壤层次。水田主要以食细菌线虫为优势营养类群，玉米地、撂荒地、林地的优势营养类群为植物寄生线虫。潮棕壤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共发现线虫104个属。水田土壤线虫群落表现为低密度、低物种多样性的基本特征。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线虫总数在不同取样时期垂直分布的变化趋势有一定的相似性。植物寄生线虫数量在0-5cm或5-10cm土层达到了峰值；捕食一杂食线虫数量在撂荒地和林地0-5cm和5～10cm土层显著高于水田和玉米地。不同利用方式下，线虫总数、营养类群、属的组成在季节和垂直分布格局上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化特征。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线虫区系分析结果表明：土壤线虫总数、营养类群、属对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产生明显的响应。时间和空间格局是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线虫群落的重要属性，由于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了土壤环境条件，并通过不同种群生态位的变化来改变线虫群落多样性。线虫区系分析表明，撂荒地和林地食物网是结构化食物网，水田、玉米地食物网是受到胁迫食物网。

氮肥对黄瓜根际土壤线虫群落组成、结构及其多样性的影响

土壤线虫是土壤动物的主要功能类群之一，在土壤养分分解和循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施用两种形态氮肥，硝态氮(NO-3–N)和铵态氮(NH+4–N)，对黄瓜整个生长期内根际土壤线虫的群落组成、结构及其多样性等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为增进土壤健康，提高土壤质量以及合理施用氮肥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研究结果如下： 1. 氮肥处理后，不同浓度NO-3–N处理提高了根际土壤线虫数量，而NH+4–N处理（202.5 kg N/ hm2）抑制了线虫数量的增加。线虫群落结构相对较稳定，营养类群变化不大。且少量优势科/属会对土壤线虫群落特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在整个生长季节内，非寄生线虫的群体动态变化与寄生线虫的群体的动态变化具有相反的变化趋势。其中，NO-3–N处理和NH+4–N处理后植物寄生线虫出现频率的变化趋势相近，都是由高到低；非植物寄生线虫出现频率的变化趋势则都是由低到高。这说明非植物寄生线虫数量增长和空间占位对植物寄生线虫群体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另外，也反映了适量氮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植物寄生线虫对黄瓜的危害。 3. 由多样性指数变化可知，NO-3–N和NH+4–N在低肥（67.5 kg N/hm2）和高肥（202.5 kg N/hm2）处理较中肥（135.0 kg N/hm2）处理，更不利于提高土壤线虫多样性地提高和线虫群落的稳定性。中肥不同形态氮肥处理与对照相比，H´指数在初花期和结果期显著增加了土壤线虫的H´指数，说明施入两种形态的氮肥能够提高线虫生物多样性程度。NH+4–N处理在初花期和结果期显著降低了土壤线虫种类的丰富性。土壤线虫生物多样性变化中，H´和SR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施用无机氮肥对土壤线虫的多样性的影响，而J指数和λ指数效果不明显。NO-3–N和NH+4–N处理相比较，NO-3–N处理对黄瓜土壤线虫的多样性指数影响更大，促进了土壤线虫群体的多样化和种类的丰富度，更有利于提高土壤线虫的多样性，增加其稳定性。这些结果表明适量无机氮肥特别是NO-3–N的施用对黄瓜土壤线虫的生物多样性有一定的维护和提高作用。 4. 线虫数量与土壤质量指标的相关分析表明：线虫数量与有关土壤理化生指标，如土壤NO-3–N、NH+4–N、有机质含量等的正相关程度高，与总酚含量等显著负相关；与根际土壤微生物，细菌、真菌、放线菌数量等呈显著正相关。另外，线虫数量与土壤含水量未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 Nematodes play a major role in decomposition and nutrient cycling in soil. Nematode community analyses are useful in assessing soil ecosystem status and function. The effects of two forms of mineral nitrogenous fertilizers (NO-3–N and NH+4–N) on nematode community composition,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in rhizosphere of cucumber were investigated during different growing seasons of cucumber. Systematically research of effects of nitrogenous fertilizers could help to obtain better undstanding of a healthy soil and using nitrogenous fertilizers in reason.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total numbers of nematode were more abundant in NH+4–N treatments than other teatments. However, NH+4–N teatment（202.5 kg N/hm2）dramatically inhibited it. All the tropic groups in the soil nematode communities were stable, and the dominant family or genus had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the nematode community structure. 2. There was similar trend of the frequency of 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between NO-3–N and NH+4–N treatment, the similar trend of the frequency of non-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was also found. But the frequency of 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exhibited a contrary trend to that of 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after different nitrogenous fertilizer treat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the frequency and the niche of non-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inhibited the 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and indicated that right chemical fertilizers dosage could abate 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harm to cucumber. 3. The changes of the biodiversity index showed that the nitrogen treatment（135.0 kg N/hm2）promoted the stabilization of soil nematode diversity than other nitrogen treatments(67.5 kg N/hm2 and 202.5 kg N/hm2). In the treatment（135.0 kg N/hm2）,The changes in nematode diversity between the control plots and treated plots were compared by the biodiversity index (H´, J, SR, λ). Among these tested index, H´ and SR were effective in reflect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ous fertilizers on the diversity of soil nematod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H+4–N treatment, the NO-3–N treatment promoted the stabilization of soil nematode diversity.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nematode abundance and soil quality indices indica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s of nematode were affected positively by NO-3–N, NH+4–N and the organic matter, and negatively by total phenolic acids; the total num- bers of nematode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bacteria, fungi and actinomycetes nu- mbers. Soil water contents had only a weak negative influence on it.

青藏高原栽培青稞遗传多样性研究

青稞，是我国藏区居民对裸大麦的称谓，它不仅是藏民的主要食粮、燃料和牲畜饲料，而且也是啤酒、医药和保健品生产的原料；青稞不仅为藏区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青藏高原是我国及世界上青稞分布和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资源极其丰富。虽然从经典遗传直到分子标记对我国大麦遗传多样性都有研究，但研究手段、数量仍然不够深入，对我国大麦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信息非常有限，不能很好地满足大麦遗传研究和育种应用的需要，尤其是对西藏栽培大麦的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关于栽培青稞多态性的研究报道很少。本研究采用SSR标记和蛋白质电泳两类技术，从SSR标记位点、单体醇溶蛋白、B组醇溶蛋白和淀粉粒结合蛋白（SGP）等四个方面对我国青藏高原栽培青稞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综合评价。 SSR标记具有基因组分布广泛、数量丰富、多态性高、容易检测、共显性、结果稳定可靠、实验重现性好、操作简单、经济、易于高通量分析等许多优点，被认为是用于遗传多样性、品种鉴定、物种的系统发育、亲缘关系及起源等研究的非常有效的分子标记。本研究采用SSR标记分析了64份青藏高原栽培青稞的遗传多样性，同时评估SSR标记在我国大麦育种和品种鉴定中的应用潜力。选择了30个已知作图位点SSR标记，其中25个标记与重要性状的控制位点连锁紧密。选择的30个SSR标记，5个未得到很好的扩增产物，3个无多态性。22个多态性SSR标记位点中，每位点检测出等位基因2~15个，共检测出等位基因132个，平均每位点6.0 个。各多态位点检测出基因型为2~11种，位点HVM33的基因型最多。各多态位点的多态信息指数为0.16~0.91, 平均为0.65。根据PIC值选择了13个SSR标记用于我国青藏高原栽培青稞基因型鉴定，这些标记的PIC值为0.6以上。结合PIC值和基因型差异，选择了8个多态信息含量高的SSR标记，构建了高效指纹图谱，此图谱能把64份材料完全区分。 贮藏蛋白电泳分析是研究相关编码蛋白基因多态性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大麦单体蛋白与小麦醇溶蛋白相对应，具有丰富的多态性，可用于大麦遗传多样性、品种鉴定和群体进化等研究。本研究通过A-PAGE电泳技术研究了84份青藏高原栽培青稞的单体醇溶蛋白多态性。大麦单体醇溶蛋白图谱与小麦醇溶蛋白电泳图谱类似，所分离的蛋白清晰地分为ω－，γ－，β－和α－四个部分。青藏高原栽培青稞单体醇溶蛋白具有丰富的多态性，84份青稞材料中存在43条不同的蛋白带，75种组合带谱；其中67种为单一材料所独有，另8种则分别包含了2-3份材料。每份材料中拥有醇溶蛋白带为6－16条，含有6-10条单体醇溶蛋白带材料较多。西藏和四川材料群体单体醇溶蛋白多态性不同，具有区域特异性。西藏材料中发现了40条不同蛋白带，3条特异带，46 种蛋白组合；四川材料中出现了40种不同蛋白带，26种条带组合, 3条特异带。基于单体蛋白多态性的聚类与材料的来源有一定的相关性。A-PAGE单体蛋白具有丰富的多态性，可作为遗传研究和品种鉴定的标记。 大麦醇溶蛋白（hordein）是大麦籽粒的主要贮藏蛋白，与大麦的营养品质和加工品质密切相关，而且具有丰富的多态性，广泛用于品种鉴定、种质筛选、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研究。B组醇溶蛋白是主要的醇溶蛋白组份，约占总醇溶蛋白的80%，而且具有丰富的多态性。本研究采用SDS-PAGE分析了72份青藏高原栽培青稞B组醇溶蛋白的遗传多样性。青藏高原栽培青稞B组醇溶蛋白具有丰富的多态性，72份青稞材料中存在15种蛋白带，30种组合带谱，其中15种为单一材料所独有，另15种则分别包含了2-10份材料。每份材料中B组醇溶蛋白条带数为4-8条，含5、6条的材料较常见。不同来源的群体材料间B组醇溶蛋白组成存在差异，西藏青稞含有26种蛋白组合带谱，其中有19种特异带谱；四川群体中共发现11种蛋白组合带型，其中有4种特有带谱。两群体中都存在稀有条带。聚类分析将材料分成三组，材料聚类与材料来源地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淀粉粒蛋白（Starch granule proteins, SGPs）是一类与淀粉粒结合的微量蛋白，一些淀粉粒蛋白具有淀粉生化合成中主要的酶蛋白功能，其变异会影响淀粉含量和特性，从而影响淀粉的应用。关于我国大麦淀粉粒组成研究还未见报道。本实验首次开创了我国大麦淀粉粒结合蛋白的研究工作。采用SDS-PAGE电泳技术研究了青藏高原栽培青稞的SGP组成，并分析了不同SGP组合间淀粉含量的差异，初步探索了所分离的SGP蛋白与淀粉合成的关系。66份青稞材料中分离了10种主要的SGP，其表观分子量为40-100KD，低于60KD的SGP带有7条，共有16种组合带谱；各SGP蛋白和组合带谱出现的频率存在差异，青藏高原青稞的SGP组成存在多态性。西藏青稞和四川青稞的SGP组成有很大差异，SGP组成具有地域差异性，西藏青稞含有12种蛋白组合带谱，其中有9种特异带谱；四川群体中共发现7种蛋白组合带型，其中有4种特有带谱；两群体中仅有3种共同的蛋白组合带谱。SGP蛋白特性将66份青稞分为三组, 即Ⅰ、Ⅱ、Ⅲ，材料聚类与材料来源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组合带谱材料间淀粉含量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带谱间材料的总淀粉含量、直链淀粉含量和支链淀粉含量有差异，带谱2（SGP1+3+7+9+10）和8（SGP1+2+4+6+8）的总淀粉含量及支链淀粉含量显著大于组合带谱3（SGP1+3+7+10）的总淀粉含量。组合带谱7（SGP1+2+6+8）的直链淀粉含量显著低于带谱11（SGP1+5+8）的直链淀粉。带谱SGP2、3、4、5、6、7、8、9、10可能参与淀粉合成，SGP9可能与高支链淀粉的合成相关。 SSR标记位点、单体醇溶蛋白、B组醇溶蛋白、淀粉结合蛋白等四个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SSR标记多态性、单体醇溶蛋白多态性、B组醇溶蛋白多态性和SGP多态性都非常丰富，与青藏高原是栽培青稞的多样性分布中心的观点一致。 青藏高原栽培青稞的SSR标记、单体醇溶蛋白、B组醇溶蛋白和SGP多态性表现出很大差异。SSR标记覆盖了整个基因组，多态性非常高。单体蛋白、B组醇溶蛋白、SGP蛋白是育种中非常关注的性状，他们只是代表基因组中的某一区域或位点，多态性相对较低。但单体蛋白多态性很高，84份材料中检测出43条不同蛋白带，75种不同的组合带谱。SSR标记技术和单体蛋白技术都是遗传多样性研究的有力工具，但单体蛋白技术不仅多态性高，而且经济、操作简便，是种质鉴定的理想方法。 对不同标记的多态性材料数据进行聚类，聚类图能为我们提供各材料间的遗传相似信息，为材料选择提供参考。但材料聚类与材料来源的地理区域的相关性表现不一致。SSR聚类和B组醇溶蛋白聚类与材料的来源地无相关性，而单体醇溶蛋白和SGP聚类与材料来源地有一定相关性，即西藏群体和四川群体分别有集中类群，这可能是人为选择的附加效应。 不同来源的群体材料的遗传多样性不同，具有区域特异稀有基因，加强不同地区间资源的交换和配合使用，有利于增加群体遗传多样性和新品种培育。 青藏高原栽培青稞的麦芽浸提性状、淀粉性状、病虫及裸粒等重要农艺性状控制位点存在丰富的变异，遗传基础宽广，可能蕴藏着多种不同的等位基因，是研究重要性状遗传特性、基因资源挖掘和遗传育种的宝贵资源库。 Hulless barley, due to its favorable attributes such as high feed value, good human nutrition，rich dietary fiber and ease processing, attracts people,s attention . Hulless barle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ibetan life, used as essential food crop, main animal feed and important fuel. In addition to tsampa (roasted barley flour), a main food for Tibetan, hulless barley is also made into cake, soup, porridge, recent naked barley liquor and cornmeal.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one of a few areas which plant naked barley widely in the world and also has a long growing history. Genetic diversity of the cultivated hulless barley in this region , however, has not been documented. The study of genetic diversity existing within this population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n germplasm identification, preservation, and new cultivar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the cultivated naked barley from Qinghai-Tibet plateau through the study of SSR marker loci and monomeric prolamins, B-horden and starch granule proteins. SSRs are present abundantly in genomes of higher organisms and have become a popular marker system in plant studies. SSRs offer a number of advantages, such as the high level of polymorphisms, locus specificity, co-dominance, reproducibility, ease of use through PCRand random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the genome. In barley, several hundred SSR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genetically mapped and can therefore be selected from specific genomic regions.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64 cultivated naked barley from Tibet and Sichuan was studied with 30 SSRs of known map location.Among the selected SSR markers, PCR products of 5 SSR markers were not obtained and 3 SSR marker loci were monomeric. A total of 132 alleles were identified at 22 polyomeric SSR loci. The number of alleles per locus ranged from 2 to 15, with an average of 6.0. The 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content values for the SSRs ranged from 0.08 to 0.94, with an average of 0.65. 13 SSR markers with the PIC value >0.6 have been selected for discrimination of Qinghai-Tibet naked barley genotypews. A finger Print map was developed through 7 SSR markers with the high PIC value. It could be used as an efficient tool for gene discovery and identification of gernplasm. Hordeins, the main storage proteins of the barley seed, are composed of momomeric and polymeric prolamins and divided into -A, B, C and D groups in order of decreasing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Hordeins show high inter-genotypic variation and have been extensively used as markers for cultivar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zing the genetic diversit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B-hordein in 72 naked barley from Qinqhai-Tibet Plateau. Extensive diversity was observed. A total of 15 different bands and 30 distinct patterns were found. Jaccard's coefficient of similarity was calculated, and the accession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groups by cluster analysis using UPGMA.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 populations from different collecting regions based on the polymorphism of B-hordein was investigated. Monomeric prolamins show high inter-genotypic variation and have been used as molecular markers for cultivar identification, analyzing the genetic diversity in collections and investigat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es and structure of populations However, the cultivated hulless accessions from Qinghai-Tibet Pateau in China have never been examined with respect to monomeric prolamin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monomeric prolamins (protein fraction corresponding to wheat gliadins) using the Acid -PAGE technique in eighty-four cultivated hulless barley from Qinqhai-Tibet Plateau in China. Extensive diversity was observed. A total of 43 different bands were found, of which 21 different bands were in the region of ω group, 8 in the region of γ, 8 in the region of β, and 6 in the region of α group. Among the 86 accessions, 75 distinct patterns were identified. The number of bands ranged from 6 to 16, depending on the variety. Jaccard’s coefficient of similarity was calculated, and the lines were grouped by cluster analysis using UPGMA. A dendrogram was obtaine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groups and five main clusters were identified.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in the dendrogram and growth habits and origins of the cultivars could be detected. Starch is the major constituent of the cereal endosperm, comprising approximately 65% of the dry weight of the mature wheat grain. The starch formed in all organs of plants is packaged into starch granules, which vary widely between species and cultivars in size and shape. Wheat endosperm starch granules contain about corresponding to the main biosynthase of starch. This report firstly dealed with intraspecific variation of the major SGPs in cultivated naked barley from Qinghai-Tibet plateau. A total of 10 major SGPs were observed in the range of 40KD-100KD and 16 types of patterns were found. Based on the variation of SGPs, accessions studied were classified into 3 groups. A geographical cline of electrophoregram was observed. In addition, significance test of the difference of starch content among groups and types of patterns were done,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ose SGPs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starch. Diagram obtained through cluster analysis exhibited a structuration of diversity and genetic relationship among cultivated hulless accessions. In breeding program, parents with genetically distant relationship for hybridization will increase genetic diversity of progenies. In conclusion, cultivated naked barley from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China presents a high variability with respect to monomeric prolamins，SSR markers , B- hordeins and SGP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upports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the center of cultivated hulless barley and the cultivated naked barley is considered to be a gene pool with large diversity and could be applied to breeding for cereal.

Dinoflagellate Cysts as Indicators of Cultural Eutrophication in the Oslofjord, Norway

Dinoflagellate cyst records were analysed from four sediment cores from the inner Oslofjord. The cores covered the pre-industrial period,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of human population growth associated wi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from the mid-1800s to the present, including the repor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utrophication.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cyst records and the known history of eutrophication suggest cyst signals that should prove useful for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eutrophication. The eutrophication signal consisted of a doubling of total cyst concentration, and a marked increase in one species in particular,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from <5 to around 50% of the assemblages) with increased eutrophication. In the core considered most representative of general water quality in the inner fjord, these trends reversed back to pre-industrial level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when improved sewage treatment took effect.

Dinoflagellate cysts as potential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a Norwegian Fjord

Variation in dinoflagellate cyst assemblages through the last approximately 300 years was studied in two sediment cores, one from the heavily polluted Frierfjord, and one from the adjoining, relatively unpolluted Brevikfjord, in order to docu1ent possible dinoflagellate responses to pollution. Changes in the cyst-flora were compared wit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lso with geochemistry of the sediments, reflecting aspects of pollution. In the Frierfjord core, increasing pollut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decrease in cyst concentration, possibly reflecting reduced production, at least of dinoflagellates, and a shift toward more heterotrophic species, possibly reflecting reduced light penetration in the euphotic zone, or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prey for the heterotrophs. These trends seem to have reversed as pollution decreased after about 1975, suggesting that cyst assemblages contain signals that may prove useful for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llution. Cyst assemblages in the Brevikfjord core only showed minor changes.

施用农用化学品及生防制剂对土壤线虫群落动态影响的研究

Dynamics of soil nematode communities amended with agrochemicals and bio control prepar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in a soybean f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requency of plant non parasitic nematodes were obviously higher in soil amended with bio control preparations (Doufeng 1) than with urea and herbicide, however, that of 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exhibited an inverse trend.

The cDNA cloning and mRNA expression of a potential selenium-binding protein gene in the scallop Chlamys farreri

Selenium binding proteins (SeBP) represent a family of proteins that are believed to be involved in controlling the oxidation/reduction in many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The cDNA of Zhikong Scallop Chlamys farreri selenium binding protein (zSeBP) was cloned by expressed sequence tag (EST) and RACE techniques. The high similarity of zSeBP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 with the SeBP in other organisms, such as bird, fish, frog, mosquito, fruit fly, mammalian, and even nematode and microorganism indicated that zSeBP should be a member of SeBP family. The temporal expression of zSeBP in the hemocytes was measured by semi-quantitative RT-PCR after scallops were stimulated by either oxidative stress or microbial challenge. The expression of zSeBP was up-regulated progressively after stimulation, and then dropped gradually to the original level. Meanwhile, malondialdehyde (MDA) measured by the colorimetric method in the microbial challenged scallops increased immediately after scallops was challenged by microbes,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scallop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icrobial infection could incense the disorder of oxidation/reduction and may result in high MDA production.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zSeBP and the MDA content suggested that zSeBP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ediating the anti-oxidation mechanisms and immune response in marine invertebrates. (c) 2005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Phylogenetic position and morphology of thecae and cysts of Scrippsiella (Dinophyceae) speci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Resting cysts of the marine phytoplanktonic dinoflagellate Scrippsiella spp. are encountered in coastal habitats and shallow seas all over the world. Identification of Scrippsiella species requires information on cyst morphology because the plate pattern of the flagellated cell is conserved. Cysts from sediments of the East China Sea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raits from both the cysts and the thecal patterns of germinated cells. Calcareous cysts belonged predominantly to S. trochoidea (F. Stein) A. R. Loebl., S. rotunda J. Lewis, and S. precaria Montresor et Zingone. The former two species also produced smooth and noncalcified cysts in the field. A new species, S. donghaienis H. Gu sp. nov, was obtained from six noncalcified cysts with organic spines. These cysts are spherical, full of pale white and greenish granules with a mesoepicystal archeopyle. The vegetative cells consist of a conical epitheca and a round hypotheca with a plate formula of po, x, 4', 3a, 7 '', 6c (5c + t), 6 s, 5''', 2'''' and are morpholog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S. trochoidea. Results of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sequence comparisons revealed that S. donghaienis was distinct from the S. trochoidea complex and appeared nested within the Calciodinellum/Calcigonellum clade. Cultur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presence of a red body in the cyst and the shape of the archeopyle were constant within cell line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while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cyst wall, such as calcification and spine shape, appeared to be phenotypically plastic.

Recovery and fate of three species of marine dinoflagellates after yellow clay flocculation

The recovery and fate of three species of dinoflagellates, Alexandrium tamarense, Cochlodinium polykrikoides and Scrippsiella trochoidea, after having been sedimented by yellow clay,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laboratory. The effect of burying period in yellow clay pellet and mixing on the recovery of settled algal cells were studied.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algal cells in yellow clay pellet were also track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lmost no recovery for A. tamarense and C. polykrikoides, and the cells decomposed after 2-3 days after visible changes in morphology and chloroplasts. There was some recovery for S. trochoidea. Moreover, S. trochoidea cysts were formed in clay pellet during the period of about 14 days, with the highest abundance of 87 000 cysts g(-1) clay and the incidence of cyst formation of 6.5%,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a potential threat for the further occurrence of algal blooms. S. trochoidea cysts were isolated from yellow clay and incubated to test their viability, and a germination ratio of more than 30% was obtained after incubation for 1 month. These results showed the species specificity of the mitigation effect of yellow clay. It is suggested that cautions be taken for some harmful species and thorough risk assessments be conducted before using this mitigation strategy in the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