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海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变化研究

该文论述了春秋季黄东海大型底栖动物的生态学特点,并结合历史资料,对底栖动物的季节变化及年际变化作了初步探讨.论文所需资料由2000年10～11月与2001年3～4月在黄东海进行的春秋季调查获得,在121～127<'0>E.26～26<'0>N之间海域共设49个大型底栖动物取样站.除少数种类待鉴定外,两次调查共发现四大类群底栖动物543种,其中多毛类39科147种,软件动物56科182种,甲壳类41科144种,棘皮动物21科70种.该文对黄东海大型栖动物种类分布特点、生物量及栖息密度的分布与季节变化进行研究,并计算生物多样性指数,作生物多样性分析.

皱纹盘鲍的遗传育种与养殖技术研究

优良的种质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品种更新和养殖技术的发展已经给世界农业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我国水产生物的育种工作刚处于起步阶段，而育种技术的研究则更是滞后。借鉴陆生生物中发展起来的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加快海洋生物遗传育种相关研究的进度。本研究以我国北方海区重要的海洋经济动物－皱纹盘鲍为研究对象，从表型遗传、数量性状遗传等2个方面开展了皱纹盘鲍的遗传育种研究，同时从幼鲍培育密度与分选效应等方面研究了皱纹盘鲍的中间培育技术。 主要结果如下： 1. 皱纹盘鲍的贝壳颜色遗传、食物对贝壳颜色表现型的影响，贝壳颜色与生长速度间的关系 将贝壳颜色为橘红色（O表型）的突变型皱纹盘鲍与贝壳颜色为绿色（G表型）的野生型皱纹盘鲍进行了连续2代的交配实验。结果表明：皱纹盘鲍橘红色的贝壳颜色相对于绿色的贝壳颜色为隐性性状，皱纹盘鲍的贝壳颜色表型受单位点、2个等位基因遗传控制，其中基因型为oo的个体，贝壳颜色的表现型为橘红色（O表型），而基因型为GG或Go的个体，贝壳颜色的表现型为野生型（G表型）。 为探讨食物类型对不同基因型皱纹盘鲍贝壳颜色表现型的影响，对不同贝壳颜色表型的个体投喂不同种类的食物，结果表明，除遗传因素外，皱纹盘鲍的贝壳颜色表现型显著地受食物类型的调控。其中oo基因型的个体，在摄食底栖硅藻（Navicula sp.）和红藻时，贝壳颜色的表型为橘红色；而在摄食褐藻、绿藻和以海带粉为唯一海藻源的人工配合饵料时，贝壳颜色的表型为黄色。GG和Go基因型的个体，在摄食底栖硅藻、红藻时，贝壳颜色的表型为褐红色；在摄食褐藻、绿藻和以海带粉为唯一海藻源的人工配合饵料时，贝壳颜色的表型为绿色。该结果表明，相同基因型的皱纹盘鲍在摄食不同类型的食物时，贝壳表现型不同，即不同类型的食物可以导致2种基因型皱纹盘鲍的贝壳颜色表现型在一定范围内发生转换：oo基因型的个体，贝壳的颜色可以表现为橘红色或者黄色，不会出现野生型皱纹盘鲍的褐红色或绿色；而GG与Go基因型的个体，相应的贝壳颜色表型只能是褐红色或者绿色，不会出现oo基因型可能表现的橘红色或黄色。特定基因型的皱纹盘鲍，在摄食特定类型的食物时贝壳的相应部位可表现出特定的颜色。皱纹盘鲍的这种“食物－贝壳颜色”的相关性可作为一种形态标记，用于标识皱纹盘鲍的个体和群体，该标记技术可用于皱纹盘鲍的养殖技术和遗传学研究。 此外，选用了贝壳颜色遗传学实验中建立的贝壳颜色发生分离的家系为实验材料，以壳长为指标，分析比较了来自相同家系的O表型与G表型个体之间的生长速度。结果表明，在幼鲍发育至412天止的3-5个统计时段内，没有在同一家系来源的2种贝壳颜色表型个体之间检验到生长速度的显著差异。 2. 皱纹盘鲍不同选育群体及杂交群体的贝壳形态参数分析 在皱纹盘鲍的7个群体中（包括已经对生长速度为指标进行了多代人工选育的群体4个、野生群体之间直接杂交繁育的杂交F1群体3个），测量了4-6龄成体样本的壳长（L）、壳宽（W）、壳高（H）和壳重（Sw），并计算了L/（L+W+H）、W/（L+W+H）、H/（L+W+H）和Sw/（L×W×H）等4个壳形态学参数。用方差分析方法（MANOVA、ANOVA）统计并比较了这些壳形态参数在皱纹盘鲍群体间的遗传变异。结果表明，4个壳形态参数在不同群体间变异系数分别为0.34、0.74、2.62和6.54，其中，H/（L+W+H）与Sw/（L×W×H）在各供试群体间均具有较高的多态性且差异达显著水平，表明这2个参数在不同群体间存在较高的遗传变异。由于在活体情况下无法测量壳重（Sw）性状，建议以参数H/（L+W+H）为指标对皱纹盘鲍贝壳形态（如壳型）等进行人工选择。 3. 皱纹盘鲍成体阶段生长性状的遗传参数估计 采用巢式设计，分析了成体阶段不同发育期皱纹盘鲍的壳长与生长速率的遗传力、不同发育期的壳长性状之间的遗传相关、以及不同发育期的生长速率之间的遗传相关，结果表明：（1）壳长遗传力在受精后第70 、130、320、320、380、490与550天的雄性组分估计值分别为0.161 ± 0.075、0.312 ± 0.131、0.326 ± 0.331、0.135 ± 0.228、0.153 ± 0.185和0.180 ± 0.106；雌亲组分估计分别为0.312 ± 0.172、0.699 ± 0.168、0.695 ± 0.168、0.977 ± 0.407、0.427 ± 0.195和0.449 ± 0.027。（2）生长速率遗传力在受精后第320~380天、490 ~ 550天，雄、雌组分估计值分别为0.080 ± 0.120（雄）、 0.210 ± 0.191（雌）以及0.299 ± 0.146（雄）、0.306± 0.148（雌）。雌亲组分的壳长遗传力和生长速率遗传力估计值较大且均达显著水平，表明皱纹盘鲍在成体阶段依然受母性效应的影响。成体阶段生长性状遗传力水平的估计对制定科学的皱纹盘鲍育种方案有指导意义。（3）雄亲组分估计的不同发育期（第390 ~ 550天）壳长间遗传相关为0.597 ~ 1.000，雌亲组分估计为0.589 ~ 1.177。由雄亲、雌亲组分估计，受精后第320~380天与第490 ~ 550天两个发育阶段生长速率间遗传相关均接近于0。雌亲组分估计不同发育期壳长间遗传相关均达显著水平（t0.05, d.f.=13 = 4.33 ~ 11.69，P<0.01），表明壳长性状早期选择有效，即在皱纹盘鲍早期阶段依据壳长性状对个体进行择优或去劣可在后期阶段获得壳长较大的个体。由于使用的雄亲数目少（8个父系半同胞），实验中以雄亲组分估计的遗传参数误差较大。 4. 皱纹盘鲍选育系间的群体杂交 进行了皱纹盘鲍4个人工选育系之间的完全双列杂交实验，以群体交配的方式共建立了16个组合；此外，以大连“98”选群与汕头“S”选群为亲本，以群体交配的方式建立了4个交配组合。对不同方向的杂交组合进行了中亲杂种优势、超亲杂种优势以及配合力等方面的评价。 （1）测量了4个选育群体（R、97、S和J）及其各杂交组合在受精后第9、20和30天时的壳长，统计分析了不同选育系间壳长性状的差异、评价了不同方向杂交组合的中亲与超亲杂种优势、以及配合力。结果如下： 选育系群体内交配繁育的4个组合，在受精后第9、20和30天的壳长均有显著差异，其中，97  97组合在早期发育各阶段均为最小，分别为0.462 ± 0.023mm、0.698 ± 0.057mm和1.476 ± 0.234mm；S  S组合的3次测量值均为最大，分别为0.522 ± 0.023mm、0.824 ± 0.084mm和1.798 ± 0.229mm。 两个方向杂交组合与选育系亲本群体内交配组合的平均值和高亲值比较，得到如下结果：（A）受精后第9天壳长表现正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有6个、表现负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6个，其中J  97组合的中亲优势率最高，为9.05%；R  S组合最低，为-6.61%。正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4个、负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8个，其中S  J组合的高亲优势率最高，为5.77%；R  S组合最低，为-7.96%。（B）受精后第20天壳长表现正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有7个、表现负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5个，其中J  97组合的中亲优势率最高，为12.60%；J  R组合最低，为-8.72%。正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3个、负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11个，其中J  97组合的高亲优势率最高，为12.20%；J  R组合最低，为-12.67%。（C）受精后第30天壳长表现正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有7个、负向中亲杂种优势的组合5个，其中97  S组合的中亲优势率最高，为24.08%；S  97组合最低，为-12.69%。正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6个、负向高亲杂种优势组合有6个，其中97  S组合的高亲优势率最高，为15.95%；S  J组合最低，为-19.44%。上述结果表明，皱纹盘鲍不同选育系之间的交配组合，杂种优势率差异很大，因此，通过组配实验，将杂种优势率高的交配组合选择出来应用于生产，可望显著提高目标性状的产量。 对早期发育阶段各生长期壳长性状，亲本一般配合力（GCA）、各杂交组合间特殊配合力（SCA）以及正反交（REC）效应值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亲本GCA差异显著，说明各选育群体存在显著的遗传差异，其中汕头选群“S”在测量的各个生长期均为正值且显著大于其它各亲本；特殊配合力（SCA）以及正反交（REC）效应值较大在各杂交组合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在早期生长发育阶段非加性遗传效应（显性和上位效应）占主导地位。综合各个生长期亲本GCA和杂交组特殊配合力（SCA）以及正反交（REC）效应值，杂交组合97×S在早期生长阶段不仅有较高SCA值而且两个亲本也具有较大的GCA值，表明选育系97和S较适宜作为杂交亲本使用。 （2）大连“98”选群与汕头“S”选群进行2×2因子设计的群体杂交实验，比较了各交配组合早期存活相关性状如受精率、孵化率、变态率以及壳长性状，评价了两个方向杂交组合平均以及不同方向杂交组合的中亲杂种优势率。结果表明早期发育阶段各组合间的受精率无显著差异，而孵化率、变态率等两个杂交方向平均的中亲杂种优势率为5.49%与12.53%，高于壳长性状的优势率（0.936-1.534%）。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方向的杂交组合在早期发育阶段存活相关性状以及壳长性状存在显著差异。孵化率、变态率性状，S×98的中亲杂种优势率分别为13.21%与21.10%，均高于98×S的-3.84%与3.85%；而第10和25d壳长性状，S×98的中亲杂种优势率为1.14%与-2.52%，低于98×S的1.93%与4.41%。 为进一步评价“98”选群与“S”选群不同交配组合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生长，进行了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研究。从“98”选群与“S”选群的4个交配组合中分别取5月龄幼鲍100头，各组合随机分成3组，每组1个重复，分别于12°C、16°C和 22°C温度条件下进行培育，比较各交配组合基因型与温度对幼鲍生长的影响。不同温度条件下，各组合壳长生长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基因型和温度都能够对幼鲍生长以及最终壳长产生极显著的影响（P < 0. 01），它们的交互作用也达到显著水平（P < 0.05）。杂交子代的幼鲍壳长在12°C、16°C和 22°C温度条件下均表现出杂种优势，双向杂交的中亲杂种优势率分别为5.32%、5.55%和0.03%，表明低温条件（12°C），比高温条件（22°C）下有更强的杂种优势。汕头“S”选群的早期孵化率、变态率、生长性状以及低温条件下幼鲍生长性状的单亲杂种优势率分别为16.64%、42.49%、3.42~5.79%和5.73~9.15%，单亲杂种优势率较大，表明可通过杂交手段，显著地改良汕头“S”选群在早期发育阶段的生长速度、存活率以及幼鲍期的生长性状。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Lerner（1954）杂种优势的基因与环境互作学说。 5. 皱纹盘鲍幼鲍的中间培育技术研究 （1）对南方越冬方式的评价 目前，每年的11月前后，将6-7月龄幼鲍运往南方的闽东、闽中、闽南沿海越冬，翌年4月至6月再运回到北方（大连、山东半岛）的养殖模式已经普遍应用于皱纹盘鲍的实际生产，为评价南方越冬的幼鲍培育方式，本研究分别以不同幼鲍材料在闽东三都海湾进行了越冬培育实验。 选择生产上壳长分别为18.37 ± 1.28 mm、15.89 ± 1.10 mm、14.55 ± 1.10 mm与10.59 ± 0.84 mm的幼鲍进行了为期6.5个月的越冬培育，实验结束时，存活率分别为95.56 ± 2.21%、90.55 ± 1.96%、83.97 ± 1.63%与63.30 ± 2.79%。回归分析表明，供试幼鲍在实验起始时的壳长与越冬阶段的存活率成正相关（P = 0.018 < 0.05）。该结果表明，提高幼鲍的规格可显著提高皱纹盘鲍的越冬成活率，因此对于实际生产而言，采取适当措施提高皱纹盘鲍越冬苗种的规格将大幅增加生产的收益，而采用生长速率快的品种、品系或提早采苗均可实现该目标。综合各规格组幼鲍，幼鲍在南方开放性水域进行越冬培育的平均存活率较高，可达到91.38±0.01%，从幼鲍南方越冬的存活曲线可以看出，幼鲍的死亡主要集中在从大连运至福建某地后的15天内，出现死亡高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运输过程的胁迫。此外，2月及4月中下旬水温出现显著降低或回升时也有较明显的死亡出现。该部分结果，对皱纹盘鲍幼鲍的养成管理有指导意义，可以通过合理安排越冬时间、避开死亡的敏感期等措施减少苗种越冬阶段的死亡量。 以中国大连野生群体繁育的子一代为亲本（10♀，10♂），以群体交配的方式繁育F2代个体为实验材料，分别于南方海区以及北方室内升温水方式下进行生长、存活比较，结果表明南方越冬培育方式下，幼鲍壳长的日增长率为81.37-108.89 µm•day-1，与北方室内升温培育条件相比，壳长生长提高了1.08 ~ 1.68倍；而存活率无显著差异。皱纹盘鲍幼鲍南方越冬方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鲍鱼幼鲍的生长速度加快，同时节约养殖场的能耗 （2）幼鲍培育过程中的养殖密度与分选效应评价 以3种规格皱纹盘鲍幼鲍为材料比较幼鲍在4个培育密度以及分选或混养条件下壳长的平均日生长及特定生长率。在南方越冬培育方式下实验进行106天，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实验初始幼鲍的壳长以及培育密度对壳长的生长有显著影响，而且密度效应在不同幼鲍起始规格组中有不同表现；分选没有能够提高不同规格组的生长。本研究的结果对皱纹盘鲍幼鲍的越冬培育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小型桡足类种群动力学研究

小型桡足类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近岸生态系统中，小型桡足类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关于小型桡足类种群动力学的研究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选取了国内沿岸海域常见优势种小拟哲水蚤、双刺纺锤水蚤、太平洋纺锤水蚤及强额拟哲水蚤等四种小型桡足类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种群动力学相关方面的变动机制。本文在2005年10月－2006年9月选取胶州湾为主要的研究海域，进行了一周年的小型桡足类的采样和培养实验研究。在胶州湾，小拟哲水蚤（Paracalanus parvus）全年出现，其种群数量变动呈现双峰型，在夏季（6月和8月）达数量高值，在冬季（1月）有一个小的高峰。种群数量在4月达全年最低值，在7月份数量也有一个明显的数量降低。从空间分布上来讲，该水蚤在冬季主要以CV期桡足幼体存在于湾南和湾外区域，湾北数量很少；从春末开始，各期幼体开始在各海区广泛分布。小拟哲水蚤在胶州湾几乎全年产卵（2月份除外），但较高的产卵率主要集中在春末到秋初，最大产卵率出现在5月，达27.9 eggs female-1d-1。总体来讲，在胶州湾小拟哲水蚤的产卵率与温度、叶绿素及体长均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盐度呈负相关关系。从不同的区域来看，胶州湾湾北区域小拟哲水蚤产卵率较高，最高值出现在湾北6月份，产卵率达到了60.8 eggs female-1d-1。大于10 eggs female-1d-1的产卵率在湾北持续了6个月（4－9月），在湾口持续了5个月（4－8月），而在湾外只持续了3个月（5－7月）。小拟哲水蚤生物量在6月份达到最高值（6.15 mg C m-3），在4月达到全年最低值（0.028 mg C m-3）。次级生产的变动从4月到9月与生物量的变动趋势完全相似，但冬季生物量的高峰并没有伴随次级生产的高峰值，分析其原因是由于冬季低的生长率所致。小拟哲水蚤在整个胶州湾平均的年次级生产为158.41 mg C.m-3yr -1。强额拟哲水蚤（Paracalanus crassirostris）在胶州湾只在夏末到秋季出现，最大数量出现在8月份。从强额拟哲水蚤的分布区域来看，从湾内到湾外有递减趋势。在2006年9月份，只有湾北有部分种群，其他区域几乎没有该种出现。该种最大产卵率出现在8月，达11.2 eggs female-1d-1。强额拟哲水蚤生物量的变动与次级生产的变动趋势相似，最大值也都出现在8月份。该水蚤在胶州湾平均年次级生产仅为2.12 mg C m-3yr-1。双刺纺锤水蚤(Acartia bifilosa)在胶州湾是全年出现，其种群数量在5－6月份突发性增加达全年最高值（>8000 ind. m-3），之后又急剧下降。从该种的区域分布来看，5－6月份数量的高峰主要出现在湾北区域，7月份虽然各区域数量均下降，但大部分种群集中在湾外区域。双刺纺锤水蚤在胶州湾几乎全年产卵（1－2月除外），产卵率的最高值出现在4月，达16.5 eggs female-1d-1。4月份雌体高的产卵率为5月份种群数量的大量增加提供了补充。双刺纺锤水蚤生物量与次级生产的变动趋势一致，在5－6月份达到高值，在秋冬季次级生产较低。双刺纺锤水蚤在整个胶州湾平均的年次级生产为114.61 mg C m-3yr-1。太平洋纺锤水蚤（Acartia pacifica）在胶州湾季节性出现，在冬春季节消失，从夏季开始出现。该种在5月零星出现，种群数量在6月份开始增多，到7月份达到最高值2356 ind. m-3，之后在8月数量锐减至196 ind. m-3。从区域分布来看，该水蚤在胶州湾只出现在湾北和湾南区域，湾外区域几乎没有，而且呈现湾北到湾南递减的趋势。6月份数量大部分出现在湾北区域，到7月份才有一部份在湾南出现。太平洋纺锤水蚤在其出现季节均产卵，最大产卵率出现在6月份，达37.17 eggs female-1 d-1，部分补充了7月份太平洋纺锤水蚤种群数量的大量增加。太平洋纺锤水蚤生物量与次级生产的变动趋势相似，在7月份达到了最高值，在11月达到最低值。太平洋纺锤水蚤在胶州湾平均的年次级生产为45.63 mg C m-3yr-1。胶州湾四种小型桡足类总的年次级生产为~320 mg C m-3 yr-1。

东海颗粒有机碳通量的模式计算

本研究论文属于国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东海关键海洋通量过程的研究”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1998年夏季东海航次，测定了颗粒有机碳的(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含量，并研究了东海夏季POC含量的分布特点以及影响因素。同时，通过模式计算了部分站位的POC的垂直表观通量。然后，根据海水悬浮物质、底质物和浮游生物中的DOC的含量，定量的研究了东海的再悬浮现象，计算得到32°N断面和PN断面部分站位的再悬浮比，并计算得到了这些站位的POC净垂直通量，使我们对东海的POC净沉积通量有了一个定量的认识和把握。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东海夏季的POC的分布特点是：（1）近岸区域有明显的高值区的存在，并随离岸距离的增加而降低，这主要是受长江径流的影响；（2）在以(32°N, 125°E-125.5°E)为中心的冷涡表层海域存在着另一个POC含量的高值区，随深度增加而降低，在25米层以下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在近底层形成一个新的高值区，研究表明表层高值区主要受生物生长的控制，而底层的高值区的存在与该区域的涡动层或上升流的存在有一定的关系；（3）同时，在东海所研究的两个断面，TSM（Total Suspended Materials）和POC的含量之间表现出了较好的相关性。通过模式研究，计算了六个站位八个层次的POC的垂直通量，其垂直通量为12.43 mg·m~(-2)·d~(-1)-148.23 mg·m~(-2)·d~(-1)，最大值为148.23 mg·m~(-2)·d~(-1)，出现在107站(32°N, 125°E)10米层，最小值为12.43 mg·m~(-2)·d~(-1)，出现在111站(32°0.08N, 125°59.57'E)的底层。通过对东海再悬浮比率的定量研究，计算了五个站和个层次的再悬浮比率。结果表明：（1）表层海水中悬浮物质的再悬浮比率在47.4%-79.18%之间；底层的再悬浮比率在72.75%-96.96%之间；（2）再悬浮比率的最大值出现在106站(32°N, 124°30'E)的底层，而再悬浮比率的最小值出现在102站(32°N, 122°30'E)的表层。在POC重直通量和再悬浮模式计算的基础上，我们计算得到了六个站位八个层次的POC净垂直通量，颗粒有机碳的净垂直通量最大值出现在107站(32°N, 125°E)的10米层，为117.4 mg·m~(-2)·day~(-1)；最小值出现在111站(32°0.08'N, 125°59.57'E)的底层为0.79 mg·m~(-2)·day~(-1)。通过几个站位的模式计算估算了东海颗粒有机碳平均的净沉积通量，其大约为6.55 mgC·m~(-2)·day~(-1)，即2.39gC·m~(-2)·y~(-1)。从而使我们对东海的颗粒有机碳的净垂直通量有了一个定量的认识。

海洋微藻产生溶解有机物及东海溶解有机物三维荧光特征研究

本文通过胶州湾围隔实验、微藻培养实验研究了海洋微藻产生溶解有机物的三维荧光特性，并初步利用经验正交函数对三维荧光光谱图进行了主成分分析，通过东海取样研究了东海荧光溶解有机物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对荧光溶解有机物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一些初步结论： 胶州湾围隔实验中不同营养盐培养结果表明浮游植物可产生类蛋白和类腐殖质荧光，类蛋白荧光峰由类酪氨酸(tyrosine-like)荧光峰和类色氨酸(tryptophan-like)荧光峰组成，主要位置为Exmax/Emmax=270nm/290~310nm，Exmax/Emmax= 270~290/320~350的荧光峰强度比较弱；在Exmax/Emmax=250~260/380~480nm(A峰)、Exmax/Emmax=310~320/380~420nm(C峰)和Exmax/Emmax=330~350/420~480nm(M峰)位置均出现零散的类腐殖质荧光峰，其中以A峰为主。类酪氨酸荧光强度明显高于类腐殖质荧光强度。浮游植物量降低时，类酪氨酸荧光强度与叶绿素a浓度呈明显的负相关。硅藻和甲藻产生的类酪氨酸和类色氨酸荧光强度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两者来源相似, 并且甲藻与硅藻相比能够产生更多的类蛋白荧光物质。不同环境下类腐殖质混合物的组分比例不同，甲藻生长环境下相对于硅藻具有较低的A:C比值。 在实验室培养中肋骨条藻（Skeletonema costatum）、塔玛亚历山大藻（Alexandrium tamarense）、微小亚历山大藻（Alexandrium mimutum）、锥状斯氏藻（Scrippsiella trochoidea）、东海原甲藻（Prorocentrum donghaiense）及海洋原甲藻（Prorocentrum micans）的实验结果表明，微藻在生长过程中产生出荧光溶解有机物，中肋骨条藻为代表的硅藻主要产生类腐殖质荧光物质，而甲藻在指数增长期主要产生类蛋白荧光物质。进入消亡期后类蛋白荧光和类腐殖质荧光强度迅速增大，原因可能是衰老、死亡藻细胞的破碎释放出大量的荧光有机物质所致，此外还有细菌对非荧光有机物进一步降解。塔玛亚历山大藻、微小亚历山大藻、东海原甲藻及海洋原甲藻的类蛋白荧光强度在消亡后期由于细菌降解或光降解等因素而降低。同属微藻产生的荧光物质相似，例如塔玛亚历山大藻与微小亚历山藻、东海原甲藻与海洋原甲藻，但具体荧光峰位置有所不同。利用经验正交函数能够对三维荧光光谱谱图进行主成份分析。 在利用三维荧光光谱法研究长江口海域台风前后不同站位荧光溶解有机物荧光特性及分布特征的结果表明，长江口海区主要的荧光溶解有机物荧光峰为T峰、S峰和A峰。风前和风后的类色氨酸分别来源于相似物质。风前，在表层浮游植物能够产生类蛋白荧光物质，而底层类蛋白荧光物质不受浮游植物的影响，长江冲淡水能够带来部分类蛋白荧光物质；表层的类腐殖质不受浮游植物的影响，而底层的浮游植物在降解过程中能够产生一部分类腐殖质，并且长江冲淡水对表层和底层的类腐殖质来源均有很大贡献。风后，表层的类色氨酸与叶绿素a浓度不呈相关性，而底层却呈正相关，另外表层和底层的类色氨酸均受到长江冲淡水的影响；表层和底层的类腐殖质与叶绿素a均没有相关性，但受陆源影响显著，长江冲淡水能带来类腐殖质。

Fluorescence Characteriz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East China Sea

Sea wat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March and April, 2005, and three-dimensional fluorescence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was measured by fluorescence excitation-emission matrix spectroscopy. The position, number and intensity of fluorescence peak in the spectra and the relations of the peaks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type, distribution and origin of the fluorescenc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Seven types of fluorescence peaks were detected from the samples. There are protein-like fluorescence peaks B with Ex(max)/Em(max) = 275/300 nm, D with Ex(max)/Em(max) = 225/295-305 nm, T with Ex(max)/Em(max) = 280/345 nm, and S with Ex(max)/Em(max) = 225-240/320-350 nm, two humic-like peaks A with Ex(max)/Em(max) = 250-255/410-455 nm and C 335-345/410-440 ran, and marine humic peak M with Ex(max)/Em(max) = 305 nm/400-420 nm. Peaks B, S and A appeared in all surveyed area. Peaks T and D appeared in the north of the surveyed area. Peaks M and C only appeared in a few stations. In the surface layer, the source of the fluorescenc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might be the fresh water outflow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le the fluorescenc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the middle layer had double sources from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hytoplankton. The good correlationships of different fluorescence peaks showed the same source or som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in-like and the humic-like fluorescenc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Fluorescence Characteriz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the East China Sea after Diatom Red Tide Dispersion

Fluorescence excitation-emission spectroscopy (EEMS)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3-dimensional fluorescence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the East China Sea after diatom red tide dispers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luorescence peak intensity, and salinity and chlorophyll-a were discussed. The centers of protein-like fluorescence peaks dispersed at Ex(max)/Em(max) = 270-280/290-315 nm (Peak B), 220-230/290-305 nm (Peak D), 230-240/335-350 nm(Peak S)and 280/320 nm(Peak T). Two humic-like peaks appeared at 255-270/435-480 nm (Peak A) and 330-350/420-480 nm(Peak C). High tyrosine-like intensity was observed in diatom red tide dispersion area, and tryptophan-like fluorescence was also found which was lower. High FIB/FIS showed that diatom red tide produced much tyrosine-like matter during dispersion. Peaks S, A and C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were similar, which decreased with distance increasing away from the shore. Good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peaks S, A and C and salinity suggested that Jiangsu-Zhejiang coastal water was the same source of then-L Correlations between fluorescence peak intensity and chlorophyll-a were not remarkable enough to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uorescence and living algal matter. It was supposed that the living algal matter contributed little to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algal dispersion seawater.

Study on cytocompatibility of carboxymethyl-chitosan membranes to skin fibroblasts

Chitosan and carboxymethl-chitosan (CM-chitosan) membranes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mass were prepared by a casting method. The cytocompatibility of two kinds of polysaccharide membranes to skin fibroblasts that cultured in vitro were studied. The methods were to culture the cells in soaking fluid of membranes and to culture the cells on the membranes direct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aking fluid had no toxicity to fibroblasts and the biological security of lower molecular mass membranes were better than higher molecular mass membranes, and CM-chitosan membranes were better than chitosan membranes. In addition, the growth of fibroblasts on chitosan membranes was inhibited and the cells would fall off from chitosan membranes after a period of culture. However, the cells adhered and expanded well on CM-chitosan membranes. All these demonstrated that cytocompatibility of CM-chitosan membranes to skin fibroblasts was better than chitosan membranes.

A recent shellfish toxin investigation in China

A shellfish toxin investigation along the Chinese coast has recently been conducted using both HPLC and mouse assay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SP was widely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shellfish species in China. 26 out of 89 samples had DTX1 (dinophysistoxin-1) or OA (okadaic acid) but the DSP content in most shellfish samples did not reach the regulatory lim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adopted in many countries (20 mu g/100 g soft tissue). PSP was also found in 5 out of 96 samples along the coast. One sample, Chlamys nobilis from Hong Kong contained high levels of PSP (320 mu g STX equivalent/100 g soft tissue), compared to the regulatory limit (80 mu g STX equivalent/100 g soft tissue). After the recent outbreak of red tide in Hong Kong waters, three further shellfish samples were collected within 40 day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this event, It was shown that high levels of PSP continued to exist in Hong Kong waters. This report provides the first report of DSP and PSP distribution along the Chinese coast. (C) 1999 Elsevier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ew records of Paraprionospio (Annelida: Spionidae) from Chinese waters,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Paraprionospio pinnata (Ehlers, 1901), a poorly known and potentially cosmopolitan polychaete, was examined from museum specimens and from collections in Jiaozhou Bay, the Yellow Sea. New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previous Chinese records of P. pinnata are doubtful, and that Chinese waters contain at least three valid species of Paraprionospio, two are known and one is new. Paraprionospio inaequibranchia (Caullery, 1914) and Paraprionospio coora Wilson, 1990, previously misidentified as P. pinnata, are reported from Chinese waters for the first time. Paraprionospio crist'ata. new species, is characterized by having brown pigment patches on the prostomium, ventral crests on chaetigers 9 and 10, dorsal crests o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body (from chaetigers 21-23, not beyond chaetiger 29). thin filaments on chaetiger 3, and bifoliate branchial lamellae.

Synthesis and Bioactivity of Novel Benzisothiazolone Derivatives as Potential Microbiocides

Novel microbiocides 2-(hydroxymethyl)benzo[d)isothiazol-3(2H)-one (7) and (3-oxobenzo[d]isothiazol-2(3H)-yl)methyl benzencarboxylates (11a-c) were synthesized in good yields, and their structur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means of H-1 NMR, MS, and elemental analysis. The new compounds were tested preliminarily in laboratory assays against the aquicolous bacteria including Escherichia coli, Staphyloccus aurueus, Vibrio alginolyticus, Aeromonas hydrophila, and Bacillus subtilis. The results show all the synthesized compounds have good antimicrobial activity. The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all the tested compounds against all test bacteria is >96.6%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0(-2) mg mL(-1). These compounds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for effective microbiocides in the future.

矮嵩草草甸土壤温湿度对植被盖度变化的响应

利用5-9月植物生长期间所观测的不同植被盖度条件下土壤温、湿度资料,分析了矮嵩草草甸植被盖度对土壤温、湿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植被覆盖区随季节进程,植被盖度增加,土壤温度升高,湿度下降;8:00-19:00土壤温度随植被盖度的增加而增加,14:00土壤温度随植被盖度增加而降低;不论是早晚还是中午,土壤湿度都随植被盖度的增加而增加.

不同类型高寒草地群落物种特征和均匀度的重要性

通过对不同类型草地生产力与物种特征（重要值）、均匀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群落物种特征（重要值）与生产力之间呈极显著的线性关系；物种均匀度与生产力之间呈负线性关系，但差异不显著。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由于物种间的相互作用（资源的竞争利用），物种数目在不同类型草地群落的物种组成上的不均匀分布，导致不同生境条件下均匀度的异同。

根田鼠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用

为研究根田鼠(Microtus oeconomus)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用强度,于2002-2003年的7-9月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采用样方法测定了4种类型栖息地(人工耕作地、真草甸、沼泽化草甸、金露梅灌丛)中的3个根田鼠活动强度变量(跑道长度、跑道分叉数、洞口数).除了跑道长度和跑道分叉数在真草甸和沼泽化草甸间差异不显著外,3活动强度变量在不同类型栖息地间均差异显著,而且变化趋势一致;根田鼠对4类栖息地的利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金露梅灌丛、沼泽化草甸、真草甸、人工耕作地.整体上根田鼠表现为偏好利用食物资源丰富、没有竞争性啮齿类栖息、较为郁闭的栖息地.

雪后海北高寒草甸地区根田鼠种群特征的变化

根田鼠(Micortus oeconomus)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小型哺乳动物，在海北高寒草甸地区，根田鼠是优势小型啮齿动物之一，主要分布于植被较好的草甸和灌丛中，有关其自然以及实验状态下种群数量动态的研究相对较多，但是对该地区冬季恶劣自然条件下，其种群动态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研究冬季根田鼠种群特征的变化有助于对其整个生活史过程的全面理解，也便于了解冬降劣气候条件对其越冬留存率的影响进而又是如何影响翌年的种群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