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S和GIS的四川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可持续利用研究

LUCC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后四川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土地利用/覆盖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四川省缺乏基于实际调查数据的、全域性的、具有连续时间序列的LUCC和驱动力分析及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成果，这对我们从全局上把握全省土地利用现状、发展变化趋势，利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极为不利。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选取全川八大土地利用类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全省1996年到2006年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和变化情况，分析了不同尺度的驱动因素，对全省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状况、潜力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1．1996年-2006年10年来整个省域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变化。 （1）1996年-2006年全省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 1996年，全省是一个以农用地为主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林地和牧草地属于优势覆盖类型（合占69.17%），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合占只有3%左右。 2000年的LUCC格局较为明显的特点是耕地所占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水域和未利用土地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牧草地保持不变，其余地类所占比重有所上升。 与2000年相比，2004年林草地的优势格局进一步得到强化（合占比重达到70.23%）。耕地面积占幅员面积的比重下降0.83个百分点，略有下降的有未利用土地、水域和牧草地。值得关注的是在“退耕还林还草”的大背景下，牧草地占幅员面积的比重下降0.04个百分点。 到2006年，仍为林草地为主导优势的格局，二者合占上升0.15%。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中的城市用地和建制镇用地占比重超过15%，农村居民点占比重降至76%。交通用地中农村道路占比重降至57.8%,公路用地占比重升至37.5%。五个地貌区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与全省的变化基本一致。值得关注的是盆西平原区的交通用地上升幅度和盆地丘陵区的未利用土地的开发利用力度明显大于其它地貌区。 （2）1996-2006年10年间土地利用/覆盖格局的变化 1996-2000年4年间，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三个地类下降，年均减少0.75、0.19和0.32个百分点。其中耕地年均减少49229.0公顷，约一半流向林地，13.77%流向园地，约20%流向建设用地。另外5个地类面积增长，增长绝对量最大的是林地，年均增长40063.7公顷，交通用地增幅最大，4年年均增长达1.95%。 2001-2004年是西部大开发逐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全面展开和土地整理深入实施的关键期，LUCC更为深刻。耕地、未利用地、水域和牧草地四个地类面积下降，其余地类按增长幅度依次是园地、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林地。耕地加速下降，年均降幅达到1.59%，其减少去向主要是林地（占66.75%）和园地（占19.84%），其增加来源主要是未利用地、园地和水域。交通用地的增幅最大，为3.96%,其增加主要来源于耕地、未利用土地和林地，分别占49.96%、16.63%和13.09%。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长幅度为3.12%。 从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耕地、未利用地、水域和牧草地下降幅度分别为10.36%、3.61%、1.34%和0.26%。园地增幅达23.61%。绝对面积增长最大的则是林地，达630733.3公顷。交通用地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幅也较大，分别为15.00%和9.31%。 10年间年均总变化量为310326.6公顷，2000年-2004年之间变化最大（为356865.8公顷），高于平均变化量，而1996-2000年间和2004-2006年间都小于平均变化量。 （3）10年间不同地貌区的LUCC变化 盆西平原区的特点是园地大幅上升达77%，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也大幅上升，耕地、未利用地下降幅度大，该区耕地、水域、未利用地的减少强度和园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的上升强度均居五区第一；盆地丘陵区的特点是牧草地下降幅度大，为-36.89%,交通用地、园地和林地上升幅度较大，该区耕地减少、未利用地减少、林地增加、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增加的变化强度均居五区相应地类增减的第二位；盆周山地区的特点是耕地减少较多，交通用地和园地增长较大，该区林地变化强度居各区第一位，牧草地和水域变化强度居各区第二位，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未利用地居各区第三位；川西南山地区的特点是园地、耕地、交通用地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变化幅度大，另外四个地类变化较小。该区减少的牧草地占全省牧草地减少的97.91%，变化强度居各个地貌区的第一位，园地相对变化强度居五区的第二位；川西北高山高原区的特点是耕地大幅下降、园地大幅上升，交通用地升幅也较大，其余地类变化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该区牧草地和水域面积增加，与全省该地类的变化相反。其余地类的相对变化强度均是五个地貌区中最小的。 用变化强度分值考量变化强度，盆西平原区的变化强度最大，盆地丘陵区和盆周山地区的变化强度相当，川西北高山高原区的变化强度则要小得多。 （4）1996年及2006年全省土地利用/覆盖格局的景观生态学分析 全省是以自然景观占优势（占约70%）、农业景观为补充、建设用地景观居于从属地位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景观多样性和均匀度不高。到2006年，全省总的景观格局并无大的改变。总体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活动的加强，区内景观优势度上升、多样性和均匀度变小。但斑块数减少，斑块面积和斑块孔隙度有所增大。斑块的形状指数和分维数均有所下降，表明受人为干扰有加剧的趋势。反映景观格局结构的破碎度指数有轻微下降。景观指数的变化表明全省土地利用有缓慢集中、规模聚集的趋势。 （5）三大生态建设工程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影响 1996-2006年间LUCC与三大生态建设工程实施的耦合分析，发现退耕工程对耕地、林地、牧草地等地类覆盖变化的影响最大，天保工程次之，长防工程最小。 2.四川省LUCC驱动力分析 （1）总体分析： 从整体上分析，人为因素对区域整体LUCC的影响从1996年的63.32%增加到2006年的66.99%，变得日益强烈。同时人为因素影响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地势平缓、经济区位条件好的区域其人为影响强度明显较高。 政策体制转变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和生态建设是四川省LUCC宏观尺度的驱动因素。区域的LUCC主要受到了由内向外(从城市到乡村)和由外向内(从山顶向平地)两种作用力的共同推动。局部尺度上，如距离交通线、水利线、中心城市的远近，地形凸起、大型独立项目落址、重污染项目的阻隔等，甚至一些乡规民俗等因素也会成为LUCC的驱动影响因素。在较小的尺度上,人类个体行为选择对LUCC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根据驱动因子的特性作者将其划分为驱变、阻变、良性、惰性因子等类型。 （2）分地貌区的驱动因子分析 各地貌区都存在城市化、工业化、生态工程实施、自然灾害等驱动因子，但主次不一。对于盆西平原和盆地丘陵区，城市化、工业化是前两位的因子，而对另外三个地貌区，生态工程实施和产业结构调整则成为第第一、二位的驱动因子。 （3）分地类的驱动因子分析（以坡耕地为例） 分坡度的耕地变化分析发现，耕地减少主要集中在2°以下的平地、15°-25°和25°以上三个坡度级，是其它坡度级耕地减幅的三倍左右。这表明耕地减少受城市化进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驱动影响尤为巨大。 3.土地利用格局优化、集约利用评价和可持续利用及对策研究 （1）土地利用格局优化的战略选择及调整预测 土地利用格局调整的战略是农业生产用地、建设用地和生态及其他用地占幅员的比重分别稳定在13%、7%和80%左右，重点是三大类别内部二级和三级地类的合理调整。 （2）全省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全省农用地利用集约度为0.46，总体上集约度不高，处于较适度利用阶段。建设用地利用集约度为0.38，处于较适度利用阶段。集约利用提升空间较大。 农用地的潜力主要在于加强土地保育、完善利用制度、提高单产。城市建设用地的包括存量潜力、强度潜力、结构潜力，空间很大。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可以逐步挖掘。 （3）新增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统筹安排 据测算，到2020年，四川省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在463850-492360hm2之间，城镇各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361276.79hm2，占用耕地200565.94 hm2。2004-2020年间四川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33.86万hm2。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需求量为70.57万公顷。 （4）土地集约利用措施与坡耕地可持续利用战略 提出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措施。在对坡耕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坡耕地可持续利用战略与生态恢复战略，并从技术和政策层面提出了坡耕地合理利用和生态退耕的措施和建议。 LUCC is one of the key questions of glob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fter the opening and reform of China,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of Sichuan Province developed very fast ,the land-use/cover changed very strong droved by many factors .But nowadays we have no constant spatial-temporal study and driving force analysis about the whole province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it is lack of l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study based on correlative study. So we choose all the land resource in Sichuan, combine RS and G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ake statistic-mathematic means and system analysis, to study the LUCC patterns and different scale driving force of different physiognomy regions, land cover types and period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of land resource intensive utilization, and gave out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s. We found that forest and grassland are the dominant cover types of Sichuan provincial land –use/cover pattern, an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ronger from 1996 to 2006,the natural landscape is the metric and occupy 70%,the diversity and evenness index are not high; the totally change quantity from 2000 to 2004 is the biggest; cultivated land especially steep cultivated land ,garden plot, forestry land ,settlement and industry land and traffic land changed relative stronger; among five physiognomy regions ,the changing intensity of PEN XI PING YUAN QU is the biggest, CHUAN XI BEI GAO SHAN GAO QU is smalle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cy system changing, the fast developing of economy, fast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logy construction are the macro-scale driving force of Sichuan provincial LUCC; to compare the impacts of “TUI GENG GONG CHENG” on LUCC especially to cultivated land ,forestry land and grassland is strongest, “TIAN BAO GONG CHENG ” is stronger,“ HANG FANG GONG CHENG” is smallest;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of farm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of whole province is relative moderation, there is huge potential to excavate and fulfill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construction land；we must take synthetic measurements to accelerat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economical ,technological and ecological policies.

青藏高原东部混农季节性放牧及其对高山林线格局的影响

混农季节性放牧（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通过作物种植和畜牧生产相结合的方式对不同海拔高度带上的资源进行相互补充利用，在亚洲兴都库什地区、青藏高原、横断山、东部及南部非洲、南美安第斯地区等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传统的生计系统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居住在该地区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与山地自然植被以及特殊的山地人类文化和社会特征具有密切的协同演变关系。认识和理解这一关系，是山地生态学和人类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近年来，山地生态系统的多重功能性及动态演变对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受到人们的不断关注。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的12个自然村的混农季节性放牧以及对云南德钦、四川壤塘等山地植被格局特别是高海拔地带植被格局的的详细调查，探讨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混农季节性放牧的主要特征、系统构成及相互关系，及其在全球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分析混农季节性放牧与高山林线格局及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旨在探讨山地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家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调查结果表明，混农季节性放牧是一种适应青藏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地区环境因子及自然资源呈明显的垂直分布、资源数量稀少而时空分布异质性极高的生存环境的一种传统经济形式。这种传统的畜牧业的主要生产目的仍然是提供当地基本生存所需的产品，饲养牲口的种类和数量取决于农户的当地需求并且受资源的限制，因而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的。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的放牧资源在一年中被牲口利用的时间也不同，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混农季节性放牧的资源基础。根据各社区永久居住点的位置和该村的土地资源特别是牧草地资源的分布范围，牲口迁移的距离和格局有较大的差异。。天然牧场仍然是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资源。混农季节性放牧中的农业系统和牧业系统互为补充，共同构成调查地区完整的的生计系统，农耕活动为放牧活动提供精饲料如粮食等和冬季饲料如秸秆， 其数量往往成为家庭畜牧业生产规模的主要决定因子之一。 通过对牲口数量和结构、牲口的时空迁移格局、牧业活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牧业活动和作物种植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分析，混农季节性放牧在近几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牲口数量总体下降，牲口组成发生变化，牲口移动性降低、牧业活动的经济重要性下降以及牧业活动和种植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降低等。上述变化的根本驱动力是发生在当地、地区及全球尺度上的环境、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等的变化，从而造成当地群众畜牧生产目标、土地利用和劳动力的分布等发生了变化。当地生计系统发生的改变可能会带来对方面而深刻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影响。 混农季节性放牧这种古老的传统生计策略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冬季饲料短缺、草场退化、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重要性降低、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国家缺乏专门的政策指导等。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新技术的应用、替代生计机会的增加、国家对于山地生态系统的作用的重新定位等也为传统生计系统转型、实现社会与生态共赢创造了机遇。 混农季节性放牧活动对亚高山及树线交错带生态系统系统的互动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牲口啃食、践踏等影响森林群落更新，改变森林群落的组成和结构，从而影响森林群落的演替进程和植被格局。林线边缘是搭建夏棚的首选地点，因此林线及树线交错地带就成了牲口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2）利用火烧开辟、维持和改良高山牧场； 3）在亚高山火灾迹地的放牧活动能够阻止火烧迹地的顺向演替； 4）牧民在林线附近获取建材和薪材等活动影响高山林线附近森林的结构和功能。 在调查区域，梅里雪山、白马雪山、甲午雪山的林线海拔高度在4200-4300m之间； 四川雅江、理塘一线，林线位置多在4300-4400m；四川壤塘二林场一带的林线主体在4100-4200m，在个别地区达到4300m； 在贡嘎山的南坡和东坡一带，林线位置在3600-3700m；而在四川松潘一带，林线位置主体在3700-3800米左右。树线高度的分布趋势和林线一致。混农季节性放牧及其有关人类利用活动使研究地区很多地方高山林线降低、树线交错带宽变窄或消失。在研究地区，总体情况是，阳坡和半阳坡（南坡、西南坡等）的林线和树线比阴坡和半阴坡（北坡、东北坡等）低，变化幅度达20-200m。这种差异主要是为了开辟牧场而人为清除了南向坡自然林线及其以上的植被从而使林线位置下降所致。在南坡自然林线保留得比较好的地方，林线和树线依然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北坡林线和树线的高度。放牧活动抑制了高山林线带火烧迹地的天然更新，从而使林线位置保持在目前的位置。 放牧活动对高山林线带森林群落更新的影响是显著的。自然林线内的乔木个体密度特别是新生苗和幼苗的密度大大高于非自然林线。没有放牧的自然林线及树线交错带内的I级个体（新生苗）密度达到725-2917株/公顷，而与之相对的处理样地内I级个体的密度只有0-228株/公顷；II级个体（高度10-50cm）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在没有放牧的自然林线及树线交错带样方内，其密度达到550-5208株/，而在放牧处理样方内只有14-321株/公顷。在非自然林线带样地内，在有正常放牧的样地内，完全缺乏I级个体。 从相对比例来看，没有放牧的样方内的I、II级个体在全部个体中所占的比例显著高于有放牧活动的样方。放牧使林线交错带的乔木幼苗数量显著减少，从而影响林线及树线交错带森林群落的天然更新过程。林线和树线交错带的灌木对乔木幼苗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能够为树线树种如冷杉等幼苗的定居体提供有利的微气候环境，同时保护苗免受牲口的啃食和践踏。火烧以后接着进行放牧能够100%地抑制高山林线带的幼苗更新。 高山牧场放牧强度降低、使用时间缩短而低海拔地带放牧强度增加是研究地区混农季节性放牧系统的一个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引起各海拔带上的生态系统的变化。放牧强度的降低、生产性用火的停止将导致原来通过人工火烧而降低并通过进一步的火烧和放牧活动来维持的林线及其以上地带的灌木盖度和高度的增加，从而为林线森林群落的扩张创造条件。 青藏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山地生态系统，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确认识人类特别是当地传统的生计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互动关系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前提。决策者必须以综合、系统的的视角协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及文化多样性和维持人、牲口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的多重目标。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which makes a complementary exploita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t different altitudinal belt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migratory animal husbandry and crop cultiv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Hindu-Kush Himalaya, Tibet Plateau, Hengduan Ranges,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Andes region of south America.For millennia, this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y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societies inhabiting in these regions and their natural ecocystems. A close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has been developed between this indigenous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 mountain vegetation systems on the one hand and a unique set of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features on the other. Underst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one of the core scientific issues in mountain ec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the mountain ecosystems and their dynamic changes in th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 regions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which is based on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agropastoral practices of the 12 natural villages in Deqin County of Yunnan, and the mountainnn vegetation patterns in Deqin of Yunnan and Rangtang County of Sichuan, intends to reveal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system composition and the inter-relations of the subsystems of the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s well as the trends of changes of the system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rocess of China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nd alpine ecosystem, ao a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cosystems of the mountain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in e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mountain regions. Results of the survey indicate that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 the investigated area is a traditional economic form that is highly adapted to the eastern Tibet Plateau where the topography features high peaks and deep gorges and where the highly variabl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scanty natural resources exhibit a distinct vertical spectrum of distribution and great temporal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main objective of pastoral management is still aimed at the production of basic goods and services of local people and thus the type and size of animals raised for each household mainly depend on local needs and are limit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is relatively low. Pastoral resources at different altidudinal belts are complementarily used at different seasons of a year and thus form the resources basis for agropastoral production of the study area. Migration distances and patterns vary with the location of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s, the elevational distribution range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villages concerned. Natural pastures (rangelands) are the main fodder resources and sumplement feedings only account for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fodder consumption. Crop cultivation and pastoral activities support each other to form a complete livelihood system. The ability of the farmig lands (crop cultivation) to provide the pastoral activities with concentrates and sumplements often becomes a main factor limiting the scale of livestock production at household level.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s experiencing drastic changes in recent decades as is reflected in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animals, the seasonal migration patter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astoralism in the household economy and the interplays of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elements of the system. In general, there is a decline in animal population and mobility, a shift in animal composition to meet new needs arising from changed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 decrease i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he household economy and an increasing decoupling of agro&pastoral relations. The fundamental divers of these changes can be traced to environmental, soci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from local to global levels and such changes have further caused local changes in livestock management objectives, land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labor forces. Changes in local livelihood systems could have profound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onseuquences.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s an age-old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y, is facing multifacet challenges, such as winter fodder shortage, rangeland degradation, lack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decrease in economic importance, lack of appreciation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adequate policies from the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rket economy, intrdoctu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crease of alternative income 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 national re-oreitation of policies on mountain ecosystems have all brought abou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ystem and the synchronized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teracts with the ecosystem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mainly through the following aspects: 1)Animal browsing and stamping affect the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nd alters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forest which in turn affect the succession process and vegetation pattern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Forest edges are the priority locations for summer houses and therefore the timeline and treeline area becomes the major venues of aninal activities; （2）herders create, maintain and improve pastures through burning that remove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e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3）immediate grazing on the fire sites can significantly prevent the fire sites from perogressive succession; and 4）herders harvesting of construction timber and firewoods affect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zone. Timberline position in the survey region shows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t is around 4200-4300m in Meilixueshan, Baimaxueshan and Jiawuxueshan in Northwest of Yunnan and rises to 4300-4400m in Yajiang County and Litang County of Sichuan. In Rangtang of Sichuan, it is between 4100-4200m, though reaching 4300m in localized sites. In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slopes of Gongga Mountain, the timberline is only between 3600m and 3700m and in Songpan County at the upper reach of the Minjiang River the timberline is around 3700-3800m.Treeline pattern follows similar trend. In many places,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nd related human activities have lowered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and narrowed or removed the treeline ecotone. In the area of survey, generally speaking, timberlines and treelines are lower on the southern slopes than on the northern slopes, with a difference between 20 and 200m. 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at the use of fires to crerate pastures has removed the forest vegetation at the previous timberline and above. In fact, in many places, well-preserved forests on the south slopes have even high timberline position that the corresponding northern slopes. At subalpine zone, grazing activities could have prohibited the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many forest fire sites and maintained the forest position at the present level. Graz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gernation process of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berline zone. Natural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has much higher density of treeline species individuals especially the emergents and seedlings than the timberlines that are maintained by human activities. In natural timberline and treelien ecotone without grazing interference, the density of the I Class seedlings (less than 10cm in height) ranges 725-2917 /hm2; while that in the treatment plots (with grazing disturbance) is only 0-228//hm2；II Class seedlings (10-50cm）exhibit similar density trends, reaching 550-5208//hm2 in natural timberline without grazing but only 14-321//hm2 in the plots with grazing treatment. In the man-created timberlines, there is no I Class seedling at all in plots with normal grazing activities. In relative terms, in plots without grazing activities, the propotion of I Class and II Class seedling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plots with grazing. Grazing activities hav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seedlings in the timberline ane treeline ecotone, and thus affect the natural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sts. Shrub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seedlings from severe climate and animal tramping, thus increas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seedlings. Grazing following fires can completely inhibit forest regeneration process at timberline. Changes in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will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pattern of the studied area. The decrease in grazing intensity on alpine pastrues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use of fires will result an increase in the cover and height of shrubs above the present human-maintained treeline, which will create further condition for the expansion of timberline forest communities. Eastern Tibet Plateau harbors some most important mountain ecosystems of China that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country’s strategy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sociaoeconomic development. A proper knowledg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ystems and the ecosystems in the region is a precondi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bove strategic goals. Therefore, the decision-makers must have a holistic and systemic perspective so as to integrate the multiple objectives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erving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aintaining the balances among people, animal population and the ecosystems.

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红桦可溶性蛋白含量和分配的影响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CO2)预测从现在的平均350μmol·mol-1升高到2030年的570μmol·mol-1，其增温作用将持续多个世纪。植被在大气二氧化碳减排以及调控区域水热状况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其机理过程目前十分不清楚。本实验应用自控、封闭、独立生长室，研究了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红桦根、茎、叶和枝可溶性蛋白含量和分配的影响，从蛋白水平上来解释川西亚地区的建群种-红桦对CO2升高和温度升高及其交互作用的响应规律，为全球气候变暖川西亚高山的植被保护和恢复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 1. CO2浓度升高增加了可溶性蛋白的总量，改变了可溶性蛋白分配模式，即，可溶性蛋白分配到根的比例增加，分配到茎、枝、叶的比例减少。可能意味：在CO2浓度升高条件下，红桦根系的生长和营养物质吸收功能将会增强。 2. CO2浓度升高增加了根和茎的清蛋白含量，降低了叶片的清蛋白含量，叶片的球蛋白含量、醇溶蛋白含量和谷蛋白含量均增加。表明CO2浓度升高增加了清蛋白在根中积累，球蛋白、醇溶蛋白和谷蛋白大量在叶片中积累；前人研究所指出的CO2浓度升高使植物叶片可溶性蛋白的含量降低可能仅仅是由于清蛋白含量的降低造成的。 3. 温度升高使红桦幼苗整株所含可溶性蛋白总量增加，但可溶性蛋白总量的分配因红桦幼苗器官的不同而异。温度升高下根、茎、叶和枝的分配量分别占总可溶性蛋白的27.74%、35.57%、23.00%、13.68%，即茎＞根＞叶＞枝。对照的根茎叶枝的分配量分别占总可溶性蛋白的21.01%、41.41%、23.08%、14.50%，即茎＞叶＞根＞枝。表明温度升高使可溶性蛋白分配到根的比例增加，有利于根的可溶性蛋白的积累，增强了根吸收水分和矿质营养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4. 温度升高处理下清蛋白和球蛋白在根中含量升高，在茎、叶和枝中含量下降，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醇溶蛋白在根和叶中含量显著增加；谷蛋白在茎中的含量显著降低。表明温度升高增加清蛋白和球蛋白在红桦幼苗根部的积累，也有利于根和叶醇溶蛋白的积累，但不利于谷蛋白在茎的积累；温度升高条件下叶片可溶性蛋白升高是醇溶蛋白在叶片中积累的结果。 5. 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条件下红桦幼苗的可溶性蛋白总量增加很少，只有分配到茎的可溶性蛋白比例增加，并且对可溶性蛋白分配规律没有影响。CO2和温度同时升高下红桦幼苗枝的可溶性蛋白含量的降低是可溶性蛋白总量的降低而不是碳水化合物稀释的结果，并且CO2和温度同时升高对红桦幼苗的生长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6. CO2和温度同时升高处理对可溶性蛋白含量有显著影响。清蛋白含量在根、茎、叶和枝中均降低，球蛋白含量在根中显著降低，醇溶蛋白含量在根、茎、叶和枝中均降低，谷蛋白含量在根中显著降低。表明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根的影响显著，即降低了根的可溶性蛋白含量，可能导致根的吸收能力下降。 7. 因此，CO2和温度同时升高对可溶性蛋白影响不能简单地通过CO2和温度单因子影响机理来解释。 It is well known that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are increasing as a conseq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are predicted to increase from 350μmol·mol-1 now to 570μmol·mol-1 2030. And temperature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for several centuries as a result of CO2 enrichment. Vegetation play a key role in reducing atmospheric CO2 and adapting and controlling warter and energy process in a certain region, whil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are not clear, yet. Betula albo-sinensis, as the dominating tree species of subalpine dark coniferous forest in west Sichuan provin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g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forest ecosystem. In our study, effects of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ambient±350±25μmol·mol-1), increased temperature (ambient±2.0±0.5℃)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contents and allocation of soluble protein were studied in independent and enclosed-top chamber system under high-frigid conditions. Chambers with ambient CO2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are taken as control. The results are as the following, 1)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increased the accumulation of total weight of soluble protein in whole plant and changed allocation of soluble protein in red birch by increasing its allocation to roots and reducing its allocation to stem. This caused much more accumulation of soluble protein in roots which might help to prompt growth, development and nutrient absorption ability of roots. 2) Treatment EC increased content of albumin in roots and stems, reduced the content of albumin in leaves, and 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globulin, promalin and glutenin in leaves. That is to say EC increased the accumulation of albumin in roots and accumulation of globulin, promalin and glutenin in leaves. The reduce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in plant leaves by EC, as reported by former researchers, are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reduced content of albumin in leaves. 3) Elevated temperature increased the total of soluble proteins, but its allocation was dependent on organs. In treatment ET, roots, stems, leaves and branches take 27.74%, 35.57%, 23.00% and 13.68% of total weight of soluble protein. In treatment CK, roots, stems, leaves and branches take 21.01%, 41.41%, 23.08% and 14.50%. Elevated temperature changed allocation of soluble proteins in that it stimulated soluble proteins accumulation in roots and improved the uptake of water in roots. 4) Treatment ET 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albumin and globulin in roots, and reduced the content of albumin and globulin in stems, leaves and branches. The content of promalin in roots and leaves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content of glutenin in stems was reduced significant. This suggested that ET stimulated the accumulation of albumin and globulin in roots and accumulation of promalin in leaves and roots; that treatment ET increased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in leaves was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increased promalin content in leaves. 5) Regarding treatment ETC, the total of weight of soluble proteins increased, but not significantly; but increased in stems. So the combination of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and temperature had not changed the allocation of soluble proteins in red birch seedling and reduced soluble proteins in branches were not the result of increased carbohydrate. 6) Treatment ETC reduced the content of albumin and promalin in roots, stems, leaves and branches, reduced the content of globulin and glutenin in roots significantly. That is to say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and temperature reduced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s in roots significantly which might help to prompt growth, development and nutrient absorption ability of roots. 7)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and temperature on soluble protein cannot be simply interpreted through their mechanism that obtained when they were imposed on plant separately.

青藏高原东缘几种树苗对增强紫外线-B和氮供应的响应

大气臭氧的损耗导致了地球表面具有生物学效应的紫外线-B(UV-B)辐射增强。同时，大气成分变化中除了UV-B辐射增强外，氮沉降是一个新近出现而又令人担忧的环境问题，其来源和分布正在迅速扩展到全球范围，并不断向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沉降。本试验在四川省境内的中国科学院茂县生态站内进行，以云山、冷杉、色木槭和红椋子幼苗为模式植物，从生长形态、光合作用、抗氧化能力和矿质营养等方面研究了青藏高原东缘4种树苗对全球变化－增强UV-B辐射和氮供应(氮沉降)的响应。该试验为室外盆栽试验，包括四个处理：(1)大气UV-B辐射+无额外的氮供应(C)；(2)大气UV-B辐射+额外的氮供应(N)；(3)增强UV-B辐射+无额外的氮供应(UV-B)；(4)增强UV-B辐射+额外的氮供应(UV-B+N)。其目的：一方面有助于丰富我国对全球变化及区域响应研究的全面认识，进一步完善在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臭氧层削减和氮沉降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在全球变化下森林更新的早期过程。具体结果如下： 增强的UV-B辐射在生长形态、光合、抗氧化能力、活性氧和矿质营养方面对4种幼苗都有显著的影响。UV-B辐射增强对幼苗的影响不仅与物种有关，而且，还与氮营养水平相关。总体表现为，高的UV-B辐射导致了色木槭和红椋子幼苗叶片的皱缩和卷曲，并降低了色木槭幼苗的叶片数和叶重，在额外的氮供应下，云杉、冷杉和红椋子的叶重也显著地降低了；色木槭和红椋子幼苗叶片的解剖结构受到了增强的UV-B辐射的影响，增强的UV-B辐射显著地降低了色木槭叶片的栅栏组织厚度，提高了红椋子叶片的厚度；增强的UV-B辐射显著地降低了4种幼苗的单株总生物量、植物地下部分的生长、总叶绿素含量 [Chl (a + b)]、净光合速率和最大量子产量(Fv/Fm)，提高了4种幼苗叶片的膜脂过氧化(MDA含量)，改变了植物体不同器官中的矿质元素含量；增强的UV-B辐射提高了冷杉、色木槭和红椋子叶片中的过氧化氢含量(H2O2)、超氧负离子(O2-)生成速率，在额外的氮供应下，云杉叶片中的活性氧含量也显著地提高了；在无额外的氮供应条件下，增强的UV-B辐射显著地提高了4种幼苗叶片中的UV-B吸收物质、脯氨酸含量和抗氧化酶的活性(SOD、POD、CAT、GR和APX)。在额外的氮供应条件下，UV-B辐射的增强却显著地降低了冷杉叶片中脯氨酸含量和红椋子叶片中UV-B吸收物质含量，但是，在4种幼苗叶片中，5种抗氧化酶的活性对UV-B辐射的增强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增强的UV-B辐射显著地提高了云杉叶片中的POD、SOD和GR的活性，提高了冷杉叶片中的POD和GR活性，提高了色木槭叶片中的POD、SOD和CAT活性和红椋子幼苗叶片中的POD和SOD活性。从这些结果可知，植物在遭受高的UV-B辐射导致的过氧化胁迫时，植物体内形成了一定的保护机制，但是，这种保护不能抵抗高的UV-B辐射对植物的伤害。 额外的氮供应在生长形态、光合、抗氧化能力、活性氧和矿质营养方面对4种幼苗都有一定的影响，不同幼苗对额外的氮供应响应不同，并且受到UV-B辐射水平的影响。在当地现有的UV-B辐射水平下，额外的氮供应显著地提高了幼苗的单株总生物量、植物地下部分的生长、Chl (a + b)、净光合速率(红椋子除外)、UV-B吸收物质(冷杉除外)、脯氨酸含量(红椋子除外)和部分抗氧化酶的活性，降低了H2O2的含量、O2-的生成速率和MDA含量(红椋子除外)，改变了植物体内部分矿质元素含量，显著地提高了云杉和冷杉叶片中的Fv/Fm。这些指标总体表明，在当地现有大气UV-B辐射水平下，额外的氮供应对植物的生长和发育是有利的。在增强的UV-B辐射水平下，4种幼苗的生长形态和光合大部分指标都没有受到额外氮供应的影响，额外的氮供应提高了红椋子幼苗的单株总生物量和Chl (a + b)含量，提高了冷杉和色木槭叶片中的活性氧含量和MDA含量，却降低了红椋子叶片中的活性氧含量；额外的氮供应也提高了云杉、色木槭和红椋子叶片中UV-B吸收物质和脯氨酸含量，降低了冷杉叶片中UV-B吸收物质和脯氨酸含量；在抗氧化酶活性方面，额外的氮供应降低了云杉、冷杉叶片中5种抗氧化酶的活性和红椋子叶片中POD和GR的活性，提高了色木槭叶片中的POD和SOD的活性；4种幼苗植物体内的矿质元素含量对额外的氮供应没有显著的规律性。从这些结果可知，在高的UV-B辐射下，额外的氮供应提高了云杉、冷杉和色木槭幼苗对高的UV-B辐射的敏感性，然而，额外的氮供应却促进了红椋子幼苗的生长，原因可能是，在高的UV-B辐射下，额外的氮供应增加了红椋子叶片的厚度、叶重和叶片数，降低了叶片中活性氧含量的结果。表明在高的UV-B辐射水平下，额外的氮供应降低了红椋子幼苗对高的UV-B辐射的敏感性。 在全球变化的趋势下，UV-B辐射增强和氮沉降可能同时存在，我们的研究表明，与大气UV-B辐射+无额外的氮供应处理相比，增强UV-B辐射+额外的氮供应处理显著地降低了幼苗的单株总生物量(红椋子除外)、Chl (a + b)、净光合速率、Fv/Fm(冷杉除外)和MDA含量(红椋子除外)，提高了活性氧含量 (云杉除外)、UV-B紫外吸收物质含量(冷杉除外)、脯氨酸含量和部分抗氧化酶的活性，改变了植物体不同器官中的矿质元素含量。结果表明，在当地现有条件下，全球变化(UV-B辐射增强和氮沉降)对云杉、冷杉和色木槭幼苗的生长是不利，尽管植物体内一些抗氧化性指标提高了，然而，却对红椋子幼苗的单株总生物量的累积没有显著的影响。 The depletion of the ozone led to the increase of ultraviolet-B (UV-B) with biological effects in the earth’s surface. At the same time, except for enhanced UV-B radiation, nitrogen deposition was an anx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 at present, rapidly expanding to the global scope and continuously depositing to land and aquatic ecosystem.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Maoxian Ecological St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ichuan province, China. Picea asperata, Abies faxoniana, Acer mono Maxim and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were selected as model plants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enhanced UV-B radiation and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on growth, morphological, photosynthesis, antioxidant and mineral nutrient traits of 4 species seedlings in east Qinghai-Tibetan Plateau. The experiment was potted outdoor, including 4 treatments: (1) ambient UV-B without supplemental nitrogen (control, C); (2) ambient UV-B with supplemental nitrogen (N); (3) enhanced UV-B without supplemental nitrogen (UV-B); (4) enhanced UV-B with supplemental nitrogen (UV-B+N). One hand, it was helpful for enriching our country to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es in the global change and the region response, further perfecting the effects of the depleted ozone layer and nitrogen deposition on land ecosystem under the global change; the other hand, it was favorable for us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ly process of forest renews under the global change.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Enhanced UV-B radia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4 species seedlings in growth, morphological, photosynthesis, antioxidant and mineral nutrient traits of 4 species seedlings. The effects of enhanced UV-B on plants were not only related with species, but also related with nitrogen nutrient level. Generally, the increase of UV-B radiation led to the shrinkage and curl of leaves in Acer mono Maxim and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and reduced the number of leaf and leaf weight of Acer mono Maxim seedlings, under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leaf weight of Picea asperata, Abies faxoniana and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significantly also reduced; the anatomical features of leaf in Acer mono Maxim and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affected by enhanced UV-B radiation, the increase of UV-B radiation markedly reduced the palisade tissue thickness of Acer mono Maxim leaf and enhanced the leaf thickness of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the enhanced UV-B radi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otal biomass per plant of 4 species seedlings, the growth of the underground parts, Chl (a + b),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maximum potential quantum yield of photosynthesis (Fv/Fm), and increased the degree of lipid peroxidation (MDA content) and changed the content of miner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plants; the enhanced UV-B radiation also increased the rate of superoxide radical (O2-) production and hydrogen peroxide (H2O2) content in leaves of Abies faxoniana, Acer mono Maxim,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under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th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 leaves of Picea asperata seedlings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enhanced UV-B radiation; under without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enhanced UV-B radiation evidently induced an increase in UV-B absorbing compounds, proline content and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SOD, POD, CAT, GR and APX) of leaves in 4 species seedlings. Under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enhanced UV-B radiation induced a decrease in proline content of leaves in Abies faxoniana seedlings and UV-B absorbing compounds of leaves in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but, there were no obvious rules in the activities of five antioxidant enzymes of 4 species seedling leaves to enhanced UV-B radiation, enhanced UV-B radi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POD, SOD and GR in Picea asperata leaves, the activities of POD and GR in Abies faxoniana leaves and the activities of POD, SOD and CAT in Acer mono Maxim leav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ome protective mechanism was formed when plants were exposed to enhanced UV-B radiation, but the protection could not counteract the harm of high UV-B radiation on plants.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had some effects on 4 species seedlings in growth, morphological, photosynthesis, antioxidant and mineral nutrient traits. The response of 4 species seedlings was different to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and was affected by UV-B levels. Under local ambient UV-B radiation,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total biomass per plant, the growth of underground parts, Chl (a + b),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except for Acer mono Maxim seedlings), UV-B absorbing compounds (except for Abies faxoniana seedlings), proline content (except for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and the activities of some antioxidant enzymes, and reduced H2O2 content, the rate of O2- production and MDA content (except for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and changed the content of mineral elemental in different parts;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also evidently increased Fv/Fm in Picea asperata and Abies faxoniana seedling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was favorable for the growth of plants under local ambient UV-B radiation. Under enhanced UV-B radiation, mostly parameters in growth and morphology of 4 species seedlings were not affected by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increased the total biomass per plant and Chl (a + b) of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 increased th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MDA content in Abies faxoniana and Acer mono Maxim leaves, and reduced th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leaves;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also increased UV-B absorbing compounds and proline content in Picea asperata, Acer mono Maxim and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leaves, decreased UV-B absorbing compounds and proline content in Abies faxoniana leaves; in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 Picea asperata and Abies faxoniana leaves and the activities of POD and GR in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leaves, and in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POD and SOD in Acer mono Maxim leaves; the content of mineral elements in 4 species seedlings was no significantly rule to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We knew from the results, under enhanced UV-B radiation,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made Picea asperata, Acer faxoniana and Acer mono Maxim seedlings more sensitivity to enhanced UV-B radiation, however, accelerated the growth of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The reason was probably that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increased the leaf thickness, leaf weight and leaf number, reduced the reactive oxygen content of leaf in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grown under high UV-B radiation. This showed that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reduced the sensitivity of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to high UV-B radiation. Under the tendency of the global change, enhanced UV-B radiation and nitrogen deposition may probably coexist. The results showed, compar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ambient UV-B radiation without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the treatment of enhanced UV-B radiation with supplemental nitrogen supply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total biomass per plants (except for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Chl (a + b),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Fv/Fm and MDA content (except for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and increased reactive oxygen content (except for Picea asperata seedlings), UV-B absorbing compounds (except for Abies faxoniana seedlings), proline content and part antioxidant enzymes, and changed the content of mineral elements of different par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global change (enhanced UV-B and nitrogen deposition) were not favorable for the growth of plants under local ambient UV-B radiation and nitrogen nutrient level,, though increased some antioxidant indexes, however, the treatment of enhanced UV-B with supplement nitrogen supply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on the biomass accumulation of Swida hemsleyi (Schneid. et Wanger.) Sojak seedlings.

CO2浓度升高对红桦幼苗生理与生长的影响

大气CO2浓度的增加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预计本世纪末大气CO2浓度将增加到约700µmol mol-1。森林年光合产量约占陆地生态系统年光合产量的70%。森林树木是一个巨大的生物碳库，约占全球陆地生物碳库的85%。森林树木对CO2的固定潜力是缓解由大气CO2浓度升高引起的未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定性因子之一。红桦（Betula albosinensis Burk.）是川西亚高山采伐迹地自然或人工恢复的重要树种。本研究以1a红桦幼苗为模式植物，采用人工模拟的方法，研究CO2浓度升高对不同种内竞争强度（种群水平）下红桦幼苗的生理特征、生长、干物质积累及其分配的影响，探讨在种内竞争生长条件下红桦幼苗的“光合适应机理”与生长特征，为西南亚高山森林生产力对未来全球变化的预测提供重要参考。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1）在种内竞争生长条件下红桦幼苗经过CO2浓度升高熏蒸4个月后，叶片出现“光合适应”现象。与对照相比，低种植密度（28株m-2）和高种植密度（84株m-2）条件下的红桦幼苗净光合速率（A）、气孔导度（gs）、蒸腾速率（E）、表观量子产量（AQY）和羧化速率（CE）显著降低，而水分利用效率（WUE）则显著提高。CO2浓度升高处理的红桦幼苗叶片Rubisco活性、单位叶面积N浓度、叶绿素a、叶绿素b和类胡萝卜素浓度都显著降低。但CO2浓度对红桦幼苗的叶绿素a与叶绿素b的比值没有显著影响。CO2浓度升高显著增加红桦幼苗单位叶面积的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TNC）浓度，结果是红桦幼苗的比叶面积（SLA，cm2 g-1）显著降低。 2）与对照相比，CO2浓度升高处理的红桦幼苗高、基径、单叶面积和侧枝的相对生长速率（R GR）显著提高，尤其在试验处理的早期。CO2浓度升高既增加单株红桦幼苗总叶片数量又增加单叶面积，结果是单株红桦幼苗的总叶面积比对照显著增加。 3）CO2浓度升高处理显著增加红桦幼苗干物质积累（尤其是细根生物量），改变了红桦幼苗生物量的分配格局。与对照相比，CO2浓度升高处理的红桦幼苗叶重比（LWR）、叶面积比（LAR）、叶根重比（Wl/Wr）和源汇重比（leaf weight to non-leaf weight ratio, Wsource/Wsink）显著下降（高种植密度的LWR除外），而根冠比（R/S）则显著增加。在两种种植密度条件下，CO2浓度升高显著增加红桦幼苗根生物量的分配比率，显著降低叶片的生物量分配比率，对主茎、侧枝以及地上生物量的分配比率不变或约有下降。 总之，长期生长在CO2浓度升高条件下的红桦幼苗光合能力下降，并伴随Rubisco活性、叶N浓度、光合色素浓度的显著降低以及TNC浓度的显著增加。支持树木光合速率下降与Rubisco活性、叶N浓度下降以及TNC浓度增加紧密相关的假设。CO2浓度升高处理红桦幼苗的早期相对生长速率大大高于对照，而后期迅速下降，说明红桦幼苗生物量的显著增加主要归功于CO2浓度升高的早期促进作用和叶面积的显著增加。CO2浓度升高显著增加红桦幼苗根系生物量和根冠比，表明红桦幼苗“额外”固定的C向根系转移。 The steady increae of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CO2]）has been inevitable fact. Models predict that the atmospheric [CO2] will increase to about 700µmol mol-1 at the en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 trees constitute a majoor carbon reservoir–85% of total plant carbon is found in forest, and their ability to sequester carbon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future global change problems caused by increases in atmospheric CO2. In addition to the role of forests in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inceased growth could be of economic benefit, for example, offsetting deleterious effects of climatic changes. Betula albosinensis (Burk.) usually emerges as the pioneer species in initial stage and as constructive species in later stages of forest community succession of mountain forest area, and also is one of important tree species for afforestation in logged area, in southwesten China. In this experinment, Betula albosinensis seedling (one-year-old) was used as the model plant. B. albosinensis seedlings were grown under two all-day [CO2], ambient (about 350 µmol·mol-1) and elevated [CO2] (about 700 µmol·mol-1), and two planting densities of 28 plants per m2 and 84 plants per m2. The objectives were to characterize birch mature leaf photosynthesis, growth, mass accumulation and allocation responses to long-tern elevated growth [CO2]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neighbouring plants, and to assess whether elevated [CO2] regulated birch mature leaf photosynthetic capacity, in terms of leaf nitrogen concentration (leaf [N]), activity of ribulose bisphosphate carboxygenase (Rubisco), Rubisco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and total nonstructural carbohydrates (TNC) concentration, and also to provide a strong reference to predict the productivity of subalpine forests under the future global chang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B.albosinensis seedlings exposed to elevated [CO2] for 120 days, photosynthetic acclimation phenomena occurred. At two planting densities, leaves of birch seedlings grown under elevated [CO2] had lower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transpiration (E), apparent quantum yield (AQY) and carboxylated efficiency (CE) and higher water use efficiency (WUE), compared to those of B.albosinensis seedlings grown under ambient [CO2]. Based on the leaf area, leaf [N], Rubisco activity and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concentrations of B. albosinensis seedlings grown under elevated [CO2]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grown under ambient [CO2]. The ratio of chlorophyll a to chlorophyll b concentration was not affected by elevated [CO2]. Under elevated [CO2], the TNC concentration per unit leaf are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specific leaf area. Thus leaf photosynthetic capacity of B. albosinensis seedlings would perform worse under rising atmospheric [CO2] and the influences of neighbouring plants. 2) Under elevated [CO2],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 (RGR) of B. albosinensis seedlings height, basal diameter, a leaf area and branch length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specially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exposure to elevated [CO2], and a leaf area and leaf numbers per B. albosinensis seedling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us the total leaf area per B. albosinensis seedling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under elevated [CO2]. 3) As the increase of RGR and total leaf area, biomass of B. albosinensis seedling grown elevated [CO2] was higher, compared to that of B.albosinensis seedlings grown at ambient [CO2]. Elevated [CO2] changed the biomass allocation pattern of B. albosinensis seedling. At two planting densities, B. albosinensis seedlings grown elevated [CO2] had lower leaf weight to total weight ratio (LWR), leaf area to total weight ratio (LAR) and leaf weight to non-leaf weight ratio (Wsource/Wsink), but higher root weight to shoot weight ratio (R/S), compared to those of B.albosinensis seedlings grown at ambient [CO2]. Under elevated [CO2], roots biomass to total biomass ratio was signigicantly increased, leaves biomass to total biomass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main stem and branch biomass to total biomass ratio were not affected by elevated [CO2].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decline in photosynthetic capacity of C3 plants will appear after long-term exposure to elevated [CO2], accompanying with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Rubisco activity, leaf N concentration,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concentration, and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otal non-structural carbohydrates concentration. Our results also have shown that the increase of biomass of B. albosinensis seedling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initial stimulation on RGR and total leaf area resulted from elevated [CO2]. Under elevated [CO2], the extra carbon sequestered by B.albosinensis seedlings transferred into under-ground part because of increase in root biomass and R/S.

环境CO2浓度和群落密度对红桦(Betula albosinensis Burk.)幼苗碳氮吸收和分配的影响

当前大气CO2浓度升高是全球变化的主要趋势之一，CO2浓度升高还会引起全球变暖等其它环境问题，因而CO2浓度浓度升高对植物影响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变化领域的焦点。红桦是川西亚高山地区暗针叶林演替初期的先锋树种和演替后期的建群种，在群落演替过程中它对环境因子的响应决定红桦群落的演替进程。本文通过控制CO2浓度的气候室试验，研究了CO2浓度倍增环境下，不同密度水平红桦碳氮固定、分配可能发生的改变，并探讨了升高大气CO2浓度对群体内部竞争的影响。以期通过本研究明确川西亚高山地区代表性物种红桦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为今后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妥善进行森林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生长的影响以及树皮、树干响应的不同 (1) CO2浓度升高显著促进红桦幼苗的生物量、株高、基茎的生长，同时也改变生物量在体内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增加根和主茎、减少叶在总生物量中的比重。(2)树皮和树干对升高CO2浓度的影响有差异，它们对CO2浓度升高的反应程度不同，但反应方向一致。 2.密度的副效应 (1) 增加种植密度对单株生物量、株高和基径的生长具有副效应，也降低升高CO2浓度对红桦生长的正效应。(2) 增加种植密度，显著增加红桦幼苗的群体生物量，从而使红桦群体固定更多的大气CO2气体。可见密度在决定红桦生物量及固碳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探索适合未来大气CO2浓度升高条件下植物生长的密度，对未来的森林经济生产、生态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3. 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苗冠结构及冠层内部竞争的影响 (1) 冠幅、冠高、苗冠表面积和苗冠体积等树冠特征均受CO2浓度升高的影响而增加，但是受密度增加的影响而降低。(2) 单位苗冠投影面积叶片数(LDcpa)和单位苗冠体积叶片数(LDcv)均低于相应的现行CO2浓度处理，这主要是由于冠幅和冠高的快速生长所造成的。(3) LDcpa和LDcv的降低表明，红桦在升高CO2浓度的条件下，会作出积极的响应，从而缓解由于群体和个体生长的增加所引起的竞争压力的增加。 4. 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养分元素吸收与分配的影响 (1) CO2浓度升高，植株各器官N、P含量降低，但单株N、P总吸收量均增加。红桦幼苗体内N、P浓度的下降是由于生物量迅速增加引起的稀释效应造成的。(2) CO2浓度升高，N、P向主茎和根的分配增加，向叶片的分配减少，主要是由于前者在总生物量中的比重增加，而后者减少了。(3) CO2浓度升高，氮磷利用效率(NUE和PUE)提高，氮磷累积速率(NAcR和PAcR)显著增加。而NUE和PUE的提高可以有效缓解CO2浓度升高后，亚高山和高山地区森林土壤中养分元素不足对森林生产力的限制。 5. 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群体碳平衡的影响 (1) 升高CO2浓度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速率和生长均具有促进作用。(2) 土壤有机碳含量在实验前期迅速增加，后期积累速率下降。(3) 升高CO2浓度以后，土壤呼吸显著增强；土壤呼吸还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4) 红桦群体日固碳量受到升高CO2浓度的促进作用。结果(1)-(4)说明所研究群落的碳动态对现行的气候波动是敏感的；所研究群落在作为大气CO2气体的源-汇关系方面至少存在季节间的源汇飘移。(5)种植密度的升高显著增加了群体固碳量。 6. 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生长后期叶片衰老的影响 升高CO2浓度有利于减缓红桦幼苗叶片生长季节末期的衰老。生长季节末期，随着CO2浓度的升高光合速率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均呈上升趋势，同时MDA（丙二醛）含量下降，保护酶SOD（超氧化物岐化酶）、CAT（过氧化氢酶）活性升高。由此说明，升高CO2浓度有利于减缓生长季节后期叶片的衰老，使叶片维持较高的光合速率，也从生理学的角度支持了本文及前人有关CO2浓度升高促进植物光合和生长的假说及结果。 The increased CO2 concent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among global changes. The increase of CO2 will also cause othe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global warming, etc. So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plant have drawn sights of many scientist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global change. Red birch (Betula albosinensis) usually emerges as the pioneer species in initial stage and as constructive species in later stages of forest community succession of the dark coniferous forests in Western Sichuan, China. It’s response to elevated CO2 may determine the succession process of the community where it lives in. By controlling CO2 at the ambient and twice as the ambient level (ambient + 350 umol mol-1) using enclosed-top chambers (ETC), possibl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carbon fixation and allocation under two plantation densities ar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competition within canopy of red birch seedlings are also observed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hope to make sure of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the representative species, red birch. And so that, our results could provide a strong theoretical evidence and scientific direction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afforestation under a future, CO2 elevated world. The results are as fowllows: 1.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growth and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of wood and bark of red birch seedlings (1) Elevated CO2 increases the growth of seedling biomass, seedling height and basal diameter of red birch. It also changed the biomass allocation in red birch seedlings. The ratio of root and main stem to all biomass is increased and the ratio of leaf is decreased. (2) Tree bark and wood show different response degree but similar response direction to elevated CO2. 2. Negative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1)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y showe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individual growth of seedling biomass, seedling height and basal diameter of red birch. It also eliminat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growth of red birch seedlings. (2) Community biomass is increased by the elevated planting density, which means that the high density red birch community could fix more CO2 than the low density one.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planting dens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biomass and carbon fixation ability of red birch community. Thus, exploring proper planting density becomes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CO2 elevated word. 3.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crown architecture and competition within canopy of red birch seedlings (1) Crown width, crown depth, crown surface area and crown volume are all increas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levated CO2. (2) Leaf number per unit area of projected crown area (LDcpa) and per unit volume of crown volume (LDcv) are lower under elevated CO2. This is resulted from the stimulated growth of tree crown features. (3) The decrease of LDcpa and LDcv indicate that plants will respond forwardly to reduce the possible increase of competition resulted from stimulated growth of individual plant and collectives in conditions of elevated CO2. 4.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nutrition accumulation and allocation of red birch seedlings (1) Contents of N and P decrease due to the prompt increase of biomass of plant organs caused by elevated CO2. However, their accumulations increase under elevated CO2. (2) Elevated CO2 increases the allocation of N, P to main stem but reduced its allocation to leaf for that dry weight of the former increased but the dry weight of the later decreased. (3) Using efficiencies of N, P (NUE and PUE) and their accumulation rates (NAcR and PAcR) are found to increase under elevated CO2. Soil nutrition contents are always the limiting factors for plant growth at subalpine and alpine region. The increased NUE and PUE are helpful to eliminate the nutrition limitation in this area in the future world, when CO2 concentration doubles the ambient. 5.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carbon balance of red birch communities (1) Net photosynthetic rates (Pn), dark respiration rates (Rd) and growth are all stimulated by elevated CO2. (2) Content soil organic carbon increases sharply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experiments and then the increasing rates decrease to a low level at later stages. (3) Soil respiration rate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elevation of CO2 concentration. (4) The daily carbon fixations of whole community are heightened by elevated CO2. The results (1)-(4) suggest that, the community being studied are sensitive to current climate change; the studied community, as a sink of atmospheric CO2, is pool-sink alternative between seasons. (5) The carbon fixations are increased along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ies. 6.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physiological features of leaf senescences of red birch seedlings at the later stage of growing season Elevated CO2 helps to postpone the leaf senescences of red birch at the end of the growth season. CO2 enrichment increases the photosynthetic rates, contents of soluble proteins and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And meanwhile contents of malondialdehyde (MDA) decreases and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catalase (CAT) are both increased.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enescences of red birch leaves are delayed by elevated CO2, which keep the photosynthetic rates at relatively high levels. Our results lend supports to hypothesis and results on stimulated photosynthetic rates and growth from both other researchers and the present paper.

旅游相关活动对九寨沟核心景区植物多样性与结构的影响

日益增强的旅游活动干扰正成为九寨沟世界自然遗产的有效保护与持续管理不可回避的挑战，已成为当前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阐明相关旅游的干扰活动对核心景区植物物种组成、多样性与结构的影响是九寨沟有效保护与持续管理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然而至今少有研究。选择九寨沟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九个景点、公路建设地段以及退耕地还林地，详细调查了林下植被结构、物种组成与多样性，比较了相关旅游活动干扰与基本未受干扰地段的差异。目的是阐明九寨沟核心景区旅游干扰条件下植物多样性与群落结构及其特点，揭示旅游干扰与植被结构和生物多样的相互关系，评估九寨沟旅游管理的有效性，探索减免旅游干扰影响的对策与措施。初步结论如下。 1.旅游活动引起九寨沟核心景区植物组成和群落结构特征改变显著。栈道及公路附近许多耐荫喜湿的敏感种局部消失，而早熟禾、车前草、委陵菜等耐干旱、耐践踏、繁殖能力强的植物种群扩大；外来物种频繁出现并已少量侵入干扰相对较轻的林分深处；林下群落以草本植物为优势，灌木与苔藓植物的频度、盖度、高度以及灌木密度均有所下降。可见，大量的游人活动和景区公路建设已对九寨沟丰富的乡土植物构成极大威胁，导致其生物多样性降低。而九寨沟农耕地退耕有利于九寨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正逐步向稳定群落演替。 2．干扰强度的差异导致九寨沟植物所受影响的程度不同。栈道附近植物受影响的程度与游人活动频率有关，活动频率高的地段干扰强度大，对植物的影响程度重，反之植物所受的影响较轻。强度干扰地段，耐荫喜湿的物种少见，伴生植物优势地位突出，生物多样性明显降低，植物群落结构特征改变也极为显著；干扰较轻的地段，伴生物种少量出现，植物群落结构变化不明显，生物多样性略为降低，部分地区结构参数值和多样性指数有所升高。公路修建是一种强度干扰，它导致附近植物种类极为单一，草本优势种异常突出，多数植物生活力低下、生长更新能力差。 3.不同植物类群受干扰影响的程度不同。草本及苔藓植物的种类组成和多样性指数受干扰影响较大，灌木和苔藓植物的结构受干扰影响较大，苔藓植物对干扰影响最为敏感。 综合分析表明，九寨沟核心景区的管理虽然比较规范，但目前核心区热点景点段的管理仍然不够，旅游活动驱动了林下植被退化明显、物种组成显著变化、生物多样性衰退、非乡土喜光耐旱种群扩大。导致九寨沟核心区旅游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尖锐冲突，进一步约束旅游活动带来的干扰，强化管理，开展林下植被恢复与非乡土喜光耐旱种群调控是九寨沟自然遗产地保护一项紧迫任务。 The increasing tourism disturbance is an unavoidable challenge to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ed tourist management of Jiuzhaigou Nature Reserve.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al problems of regional ecological prote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effects of tourism disturbance on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kernel spot for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ed tourist management in Jiuzhaigou, China. However, there were little studies about this yet.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vegetation structur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at nine sight spot, road area and four abandoned farmlands connecting with tourism,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sturbed area and undisturbed area. The purpose of the this study is clarifying the plant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urbed area in kernel spot of Jiuzhaigou, discove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vegetation structure and biodiversity,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tourist management and exploring the measure decreasing tourist disturbance. Our results are following: 1. Tourism disturbance caused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kernel Spot of Jiuzhaigou. In the vicinity of plank and road, some native shade-tolerant or hygrophilous plants had disappeared, accompanying with the population expansion of some xerophilous and disturbance-resisting species such as Poa sp. Plantago depressa, Potentiila multicaulis and some exotic and synanthropic species. Herbs were domaint species, while frequency coverage and height of shrubs and bryophytes, and shrub density decreased. In indicated that tourist activities and build of road had adversely affected on native plant species, and led to decline in biodiversity of Jiuzhaigou Nature Reserve. Abandoned farmlands maybe conduced to ent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2. Nearby the plank, influency variable of tourism disturbance on plant was alose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turbance intensity. There was companion plant species and lacked shape-loving species in heavy disturbed areas, which caused decrease in biodiversity and significant change in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se places. On the contrary, in the slightly disturbed areas, some companion speices displayed and biodiversity decreased slightly, but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se areas. The biuld of road is a heavy disturbance form, which led to increase of herb species and to decrease in vitality and regeneration capacity. 3. The intensity of tourism disturbance on plant depended on plant groups. Tourism interferenc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index of herb and bryophyte; it als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community structure; the bryophyte was more sensitive to tourism disturbance. Our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management in kernel spot of Jiuzhaigou is relatively reasonable, but not adequate. Tourism speed the degradation of the vegetation under woodland, the change of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the decreaing of the biodiversity and the expanding of the exotic sunloving plant population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conserving biodiversity is increasing, so enforcing management, regenerating the vegetation under woodland and adjusting the exotic sunloving arid-tolerent plant populations is a pressing work to protect the Jiuzhaigou natural legacy.

土壤微生物和酶对大气CO2浓度与温度升高的响应

土壤微生物(Soil microbes)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参与土壤中复杂有机物质的分解和再合成，也参与C、N、S、P等的循环。土壤酶(Soil enzyme)是土壤中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它与微生物一起推动着土壤的生物化学过程，并在树木营养物质的转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鉴于土壤微生物和土壤酶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它们在CO2浓度和温度升高时的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因此，要全面评价大气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必要对CO2浓度和温度升高条件下的土壤微生物的反应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本文应用自控、封闭、独立的生长室系统，研究了川西亚高山岷江冷杉（Abies faxoniana）根际、非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红桦（Betula albosinensis）根际微生物数量以及根际、非根际土壤酶活性对大气CO2浓度(环境CO2浓度+350±25μmol·mol-1，EC)和温度(环境温度+2.0±0.5℃，ET)升高及两者同时升高(ECT)的响应。结果表明： 1) EC和ET显著增加岷江冷杉根际微生物数量，但不同微生物种类对EC和ET的反应有所差异。6、8和10月，岷江冷杉根际微生物数量与对照(CK)相比，EC处理的根际细菌数量分别增加了35%、164%和312%，ET处理增加了30%、115%和209%；EC和ET处理对根际放线菌和根际真菌数量影响不显著。ECT处理的根际放线菌数量分别增加了49%、50%和96%，根际真菌数量增加了151%、57%和48%；而ECT对根际细菌数量影响不显著。EC、ET和ECT处理对岷江冷杉土壤微生物总数的根际效应明显，其R/S值分别为1.93、1.37和1.46(CK的R/S值为0.81)。 2) 红桦根际微生物数量对EC、ET和ECT的响应不同。生长季节(5~10月)，高密度的红桦根际细菌数量与CK 相比，EC的根际细菌数量分别增加28%、33%、423%、65%、43%和79%，而低密度的红桦根际细菌数量增加不显著。ET能显著增加根际细菌数量(7~10月)，其中高密度的根际细菌数量分别增加了377%、107%、35%、22%，而低密度的根际细菌数量分别增加了27%、27%、64%、48%；ECT对两个密度水平下根际细菌数量均未产生有显著的影响。高、低密度的红桦根际放线菌和根际真菌数量与 CK 相比，EC显著增加了低密度的红桦根际放线菌数量，而对高密度的根际放线菌数量无显著影响；ET和ECT对高低密度的红桦根际放线菌数量均未产生显著影响。EC和ET对高低密度的根际真菌数量也无显著影响，而ECT却显著增加了高低密度的根际真菌数量。 3) EC、ET和ECT处理的低密度红桦根际微生物(细菌、放线菌和真菌)数量没有显著高于或低于高密度根际微生物数量，表明短期内密度对红桦根际微生物数量不产生影响。 4) 不同种类的氧化还原酶对EC、ET和ECT的响应不同。5~10月，EC的红桦根际过氧化氢酶活性是CK 的1.44、1.06、1.11、1.10、1.12和1.24倍，差异显著(6月除外)；ET和ECT处理根际过氧化氢酶活性无显著增加。EC的红桦根际多酚氧化酶活性比CK显著增加；ET的根际多酚氧化酶活性显著高于CK(8月除外)。ECT的根际多酚氧化酶活性高于CK，差异不显著。EC的根际脱氢酶活性分别增加了46%、40%、133%、48%、17%和26%，差异显著。5~7月，ET和ECT的根际脱氢酶活性高于CK的脱氢酶活性，而8~9月则相反，差异性均不显著。 5) EC、ET和ECT对不同种类的水解酶的影响不同。EC能显著增加红桦根际脲酶活性，5~10月分别增加了29%、42%，、70%、67%、59%和57%。ET和ECT 对根际脲酶活性未产生显著影响。EC显著提高根际转化酶活性，5、6和9月EC的根际转化酶活性分别比CK高51%、42%和40%。5和10月，ET的根际转化酶活性低于CK，而其余月份却高于CK，但均具有显著性差异。ECT的根际转化酶活性与CK的根际转化酶活性有显著性差异(9月除外)，5、6和7月的根际转化酶活性分别提高了94%、198%和67%。 6) 与CK相比，EC、ET和ECT的非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以及非根际土壤酶活性均无显著提高。EC、ET和ECT的过氧化氢酶、脲酶的根际效应明显，而多酚氧化酶和脱氢酶根际效应不明显。EC和ECT的转化酶根际效应明显，而ET的转化酶根际效应不明显。 It is well known that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are increasing as a conseq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In past decades, considerable efforts had been put into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processes of forest ecological system. In general, studies had been mainly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on plant physiology and development, litter quality, and soil microorganisms. Studies showed that there was variation in the responses of root development and below-ground processes to climate between different plant communities. Since the concentration of CO2 in soil was much higher (10~50 times) than in the atmosphere, increasing levels of atmospheric CO2 may not directly in fluence below ground processes. Betula albosinensis and Abies faxoniana, as the dominated tree species of subalpine dark coniferous forest in the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is kind of forest ecosystem. In our study, effects of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350±25μmol·mol-1), increased temperature (2.0±0.5℃) and both of the two on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microbe and rhizospheric enzyme activity were studied by the independent and enclosed-top chamber’ system under high-frigid conditions. Responses of rhizospheric bacteria, actinomycetes and fungi number of Betula albosinensis and Abies faxoniana under different densities(high density with 84 stems·m-2, low density with 28 stems·m-2 ), and rhizospheric enzyme activity of Betula albo-sinensis to elevated CO2 concentration and increased temperature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results are as the following, 1) In comparion with the control, the numbers of rhizospheric bacteria of Abies faxoniana were increased by 35%, 164% and 312% significantly in June, August and October respectively of EC, and were increased by 30%, 115% and 209% respectively of ET.However the effect of EC and ET on rhizospheric actinomycetes and fungi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actinomycetes of ECT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49%, 50% and 96% respectively, and the increment of rhizospheric fungi were 151%, 57% and 48% respectively .The effect of ECT on rhizospheric bacteria was not significant. Rhizospheric effect of soil microbe for all treatments was significant, with the R/S of 1.93, 1.27 and 1.46 for EC, ET and ECT, respectively. 2) Treatment EC improved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bacteria of Betula albosinensis under high density significantl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the greatest increment of rhizospheric bacteria was from July. However, EC had no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bacteria under low density. Except May and June, treatment ET improved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signifcantly.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ECT on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bacteria under different densities was not significant. Of treatment EC,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actinomycetes of Betula albosinensis under low density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treatment EC did not stimulate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actinomycetes under high density. Simultaneously, treatment ET and ECT did not stimulate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actinomycetes. Finally, in treatment ECT,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fungi under high density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treatment EC and ET did not stimulate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fungi under different densities. 3) Of treatment EC, ET and ECT, the number of rhizospheric microbe of Betula albosinensis under low density were not more or fewer than that of microbe under hign density along the growing season, which showed that plant density had no effect on the nmber of microbe. 4) From May to October, 2004，rhizospheric catalase activity of Betula albosinensis of treatment EC was 1.44, 1.06, 1.11, 1.10, 1.12 and 1.24 times as treatment CK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except June). Treatment ET and ECT did not increase rhizospheric catalase activity significantly. In treatment EC, the rhizospheric pohyphenol oxidase activity was higher than treatment CK significantly. The rhizospheric pohyphenol oxidase activity of treatment ET was higher than CK significantly (except August). The rhizospheric pohyphenol oxidase activity of treatment ECT was higher than CK,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ver the growing period, the rhizospheric dehydrogenase activity were increased 46%, 40%, 133%, 48%, 17% and 26% respectively by treatment EC,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rom May to July, the rhizospheric dehydrogenase activity in treatment ET and ECT was higher than CK, but from August to October, the rhizospheric dehydrogenase activity was lower than CK,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5) Treatment EC increased rhizospheric urease activity significantly, from May to October, rhizospheric urease activity were increased 29%, 42%, 70%, 67%, 59% and 57% respectively by EC. Treatment ET and ECT had no effect on rhizospheric urease activity. Treatment EC improved rhizospheric invertase activity significantly, in May, June and September, the rhizospheric invertase activity of treatment EC were increased 51%, 42% and 40%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Except May and October, the rhizospheric invertase activity of treatment ET was markly higher than CK. The rhizospheric invertase activity of treatment EC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CK (except September), in May, June and July treatment ECT increased rhizospheric invertase activity by 94%, 198% and 67% respectively. 6)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treatment EC, ET, and ECT had no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non-rhizospheric microbe and non-rhizospheric enzyme activity. Rhizospheric effect of catalase and urease for all treatments was significant, but rhizospheric effect of pohyphenol oxidase and dehydrogenase was not significant. Rhizospheric effect of invertase of EC and ECT was significant, but rhizospheric effect of invertase of ET was not significant.

花椒水浸液及酚酸类化感物质对作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效应

花椒（Zanthoxylum piperitum）是川西干旱河谷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化感作用是花椒连作障碍的原因之一。系统研究花椒化感作用有助于深入理解并最终解决花椒连作障碍。本文通过研究花椒叶、林下土壤浸提液及单一纯化感物质对花椒幼苗生长、苜蓿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作用，从生理生化角度揭示浸提液及纯化感物质的作用方式。通过室外和室内模拟实验，对浸提液及纯化感物质的化感效应进行比较，为花椒连作障碍的解决和化感作用机制的深入理解提供依据。主要结果如下： 1.花椒叶及林下土壤浸提液对地下生物量影响作用强与对地上生物量的化感效应，两种浸提液的化感效应强度不同，叶浸提液作用表现更显著。其中在Y6、Y8 、T6和T8处理时，花椒幼苗地下生物量分别降低了31.2%、32.1%、31.6%和31.7%。 2.两种浸提液均能显著影响花椒幼苗体内的保护性酶活性，总体说来，在高浓度下抑制各种抗氧化物酶活性，幼苗体内丙二醛含量增加，幼苗受害严重；在较低浓度下，各种保护性酶活性有所增加，丙二醛含量减少，幼苗伤害减轻。同时，不同月份里，各种酶的活性高低显著不同，9月份的活性显著低于7月份的酶活性。对于养分含量的影响，Y8、T8的影响强度最大，分别使碳元素含量降低了27.8%和30.8%，使钾元素含量降低了34.7%和25.6%。 3.花椒叶及林下土壤浸提液对苜蓿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有化感作用，表现在最终萌发率、不同物质代谢及保护性酶活性的差异上。两种浸提液对苜蓿种子萌发过程中蛋白质的含量均无显著性影响，对淀粉和可溶性糖的影响作用类似，高浓度处理无明显化感效应，较低浓度处理显著降低二者在萌发苜蓿种子中的含量。Y2、Y4与T4处理分别使可溶性糖含量减少了32.3%、29.1%和18.8%，Y2与T2处理分别使淀粉含量降低了29.3%和26.8%。 4.苜蓿种子在4种单一化感物质最高浓度即10-3 mol•L-1处理下，萌发率显著降低，半数萌发时间推迟，随着处理浓度降低，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当降低到10-6 mol•L-1时，又能够表现出对苜蓿种子萌发的促进作用。 5.纯化感物质在10-6 mol•L-1时使苜蓿幼苗叶片的保护性酶活性显著升高，丙二醛含量显著降低；在10-3 mol•L-1时使苜蓿叶片中保护性酶活性显著降低，丙二醛含量增加，膜脂过氧化程度加重。 Zanthoxylum piperitu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h crops and has been extensively cultivated in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especially in the fragile dry valley areas. Allelopathic effects could be a reason for Z. piperitum’s continuous cropping impediment. Systemmatically research of the effect of Z. piperitum allelopathy could help to comprehend the continuous cropping impediment. The allelopathic effects on seedlings growth and seed germination of aqueous extracts of Zanthoxylum piperitum and phenolic allelochemicals were studied, and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two substances was also discussed from physiology. Indoor and outdoor experiments were set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queous extracts and pure allelochemicals. The main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queous extracts of leaf and soil had significant allelopathic effects on aboveground and underground biomass, but the effect on underground biomass was stronger than the effect on underground evidently. Treated with Y6、Y8 、T6 and T8, the underground biomass was reduced 31.2%、32.1%、31.6% and 31.7% respectively. 2. The activity of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catalase, peroxidase and ascorbate peroxidase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le the content of MDA was increased and the seedlings were suffered stronger, when treated by the high concentration; but at the low concentration, these were reversed. And then, at the different month,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 were significantly distinct. As for the contents of nutrient element, Y8、T8 had the more intensive effects than other treatments. 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types of aqueous extracts had significant allelopathic effects on seed germination, substances metabolize and the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enzyme. But the aqueous extracts had no effects on the content of protein, while had the similar effects on the content of starch and soluble sugar. At Y2、Y4 and T4,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 decreased 32.3%、29.1% and 18.8% respectively. 4. Treated with 10-3 mol•L-1 of the four allelochemicals,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alfalfa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Ferulic acid, coumarin and vanillic acid at 10-3 mol•L-1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 while the content of MDA in alfalfa seedling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estrain effects became weakened with the treat concentration falled. However, ferulic acid, coumarin and vanillic acid could increase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 at 10-6mol•L-1.

花椒叶和土壤浸提液对土壤微生物、土壤酶及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是川西地区重要的经济植物，化感作用是花椒连作障碍的原因之一，而花椒凋落物和根系分泌物对土壤质量的影响是花椒化感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系统研究花椒如何影响土壤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解决花椒连作障碍。本文主要以大红袍（10a生）花椒叶和种植过花椒的土壤的浸提液浇灌花椒幼苗进行试验，分析叶浸提液与土壤浸提液对非花椒生长土壤中土壤微生物、土壤酶及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主要结果如下： 1.花椒叶浸提液和土壤浸提液减少了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类、组成和数量。本试验中未施加浸提液的土样中根际微生物明显高于非根际区，在经过花椒叶浸提液处理后，根际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以及微生物总数都有所减少，这样将会导致土壤中的有效养分的供给减少，进而可能影响植物的生长。 2．施加花椒叶浸提液和土壤浸提液，以及花椒幼苗的栽种，对不同土样中的土壤酶各有促进和抑制作用。在浸提液处理下，水解酶之间及氧化还原酶之间各存在相互促进作用。 3.施加花椒叶浸提液和土壤浸提液均抑制了根际土中全氮和有机质含量，叶浸提液还抑制了无苗土中全磷含量，土壤浸提液还抑制了无苗土中全氮含量与根际土全磷、有机质含量。但两种浸提液均促进了根际土中有效磷和水解性氮含量、根外土中全磷含量，叶浸提液促进了根际土中全磷含量，土壤浸提液促进了根外土中有效磷含量。全氮和有机质含量的下降可能对植物生长发育不利。 4．土壤化学性质与土壤酶活性在不同土样中有不同的相关性。全氮含量在施加叶浸提液的土样中与蛋白酶活性呈正相关。水解性氮含量在施加叶浸提液的土样中与蛋白酶活性、蔗糖酶活性呈正相关。全磷含量在施加叶浸提液的土样中与多酚氧化酶活性呈正相关；在施加土壤浸提液的土样中与蛋白酶活性、蔗糖酶活性呈正相关，与多酚氧化酶活性呈负相关。有效磷含量在施加叶浸提液的土样中与多酚氧化酶活性呈正相关，与蛋白酶活性呈负相关；在施加土壤浸提液的土样中与蛋白酶活性、过氧化氢酶活性呈正相关。有机质含量在施加叶浸提液的土样中与蛋白酶活性、蔗糖酶活性呈正相关。 Zanthoxylum bungeanu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h crops in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llelopathic effects could be one of reasons for Z. bungeanum’s continuous cropping impediment. The effects of secretion of leaf and root of Z. bungeanum on soil quality is a important way of Z. bungeanum’s allelopathic effects. However, allelopathic effect of Z.bungeanum on soil microbes, enzyme activities and chemical property were seldom studied. In this study, leaf and soil extracts of Da Hongpao(DHP), the most common varieties of Z.bungeanum in this area, were used to assess allelopathic effect of Z. bungeanum on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by pot experiments . The main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irrigation of two kinds of extracts reduced the species, component and quantity of soil microbes. In rhizosphere soil which irrigated by distilled water, the quantity of soil microb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xoroot soil. In rhizosphere soil which irrigated by leaf extracts, the quantity of bacterial, fungi, actionmycete and gross of microbes were decreased, it may resulted in reduce of Available nutrient in soil, and influenced the growth of plants. 2．The irrigation of two kind of extracts reduced or enhanced the enzyme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soils. Interaction between hydrolytic ferments and redoxases were promoted each other. 3. The irrigation of two kinds of extracts reduced the total N and organic matter in rhizosphere soil. Leaf extracts also reduced the total P in soil without seedling. Soil extracts reduced total N in soil without seedling and total P, organic matter in rhizosphere soil. But both extracts also enhanced available P and hydrolysable N in rhizosphere soil, total P in exoroot soil. Leaf extracts enhanced total P in rhizosphere soil. Soil extracts enhanced available P in exoroot soil. The reduction of total N and organic matter may influence growth of plants. 4．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otal N and prolease, hydrolysable N and prolease, hydrolysable N and saccharase, total P and polyphenol oxidase, available P and polyphenoloxidase, organic matter and prolease, organic matter and saccharase, were studied in soil irrigated by leaf extracts. In soil irrigated by soil extracts, there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otal P and prolease, total P and saccharase, available P and prolease, available P and catalase, whil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otal P and polyphenoloxidase, available P and prolease, available P and catalase was found.

岷江上游高山林线附近优势树种土壤种子库和幼苗更新特征的研究

岷江上游地区高山/亚高山植被分布的坡向性分异显著，阴阳坡高山林线不仅物种组成差异明显，并且分布海拔呈现出阴坡高阳坡低的格局．阳坡林线树种主要是圆柏属乔木，林线类型多为渐变型，海拔高度大约在3 400m~3 800m；阴坡林线树种主要是冷杉，林线类型多为骤变型，海拔高度约在3 800m~4 400m．本研究采用土壤种子库物理筛选、室内萌发实验及野外群落调查等方法，对岷江上游地区阴坡岷江冷杉和阳坡祁连圆柏两类林线树种不同海拔梯度上土壤种子库以及幼苗库特征进行了调查，从土壤种子库和幼苗更新特征的角度对林线乔木树种种群更新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对该地区高山林线在阴阳坡分布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 1．土壤种子库 阴坡：阴坡高山林线附近岷江冷杉土壤种子的平均密度大约为50.96粒/m2，其中树线以上10m处土壤种子密度为1.00粒/m2，树线处大约19.33粒/m2，林线交错带内土壤种子密度最高为136.83粒/m2，郁闭林内种子密度小于林线交错带，只有30.50粒/m2，种子平均空壳率为52％，霉变率达34%，完好种子只有6%．土壤种子库垂直分布特征为地被物层含种子比重最大，大约在67.50%左右；其次为0~2cm层，约18.84%左右；2~5cm层所占种子比例最小，约13.66%左右．霉变种子数量与土壤深度呈负相关． 阳坡：阳坡祁连圆柏土壤种子的平均密度为60.16粒/m2．树线以上10m处密度为1.92粒/m2，树线位置大约108.16粒/m2，林线交错带内平均为75.80粒/m2，郁闭林内种子密度小于林线交错带，只有20.00粒/m2．种子平均空壳率为36％，完好种子占49%，霉变率较低，大约为10%．阴阳坡林线树种土壤种子库垂直分布特征为：地被物层含种子最多，其次为0~4cm层，4~10cm层所占种子比例最小，霉变种子数量与土壤深度也呈负相关． 2． 幼苗库调查 阳坡：在树线以上区域没有发现幼苗，林线交错带内幼苗密度平均达3 250株/hm2，郁闭林内仅2 750株/ hm2．整个样地内1～2a幼苗很少甚至没有出现，3～10a的幼苗相对较多．空间分布上，祁连圆柏幼苗在林线交错带内接近随机分布，郁闭林内则介于随机分布和均匀分布之间． 阴坡：在树线以上幼苗密度为1 250株/ hm2，全部为1~2a幼苗，林线交错带内幼苗密度平均达7 000株/ hm2，郁闭林内达6 250株/ hm2．林线附近岷江冷杉幼苗丰富度以及幼苗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祁连圆柏，年龄结构也较祁连圆柏完整．岷江冷杉幼苗空间分布除了树线处幼苗的分布为随机分布，其他海拔则为集群分布． 3．从不同土壤深度的种子总量和幼苗数量的相关性检验发现，当年生幼苗数量跟表层种子总量相关性极显著, 但是两年生幼苗的数量与底层种子数量相关性显著．土壤种子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格局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种子库的年际特征．岷江冷杉土壤种子库较丰富，种子散布后的存活力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下降，属于季节性瞬时种子库；祁连圆柏土壤种子散布格局为集群型分布，成熟种子大部分散布在母株冠幅内，属于永久性土壤种子库． 4．在阴坡林线交错带及以上区域还存在较为丰富的乔木土壤种子，并且在树线以上区域还发现了少量的岷江冷杉幼苗．从样地乔木的年龄结构发现，在林线交错带内上部到树线位置主要以幼龄林为主，且年龄结构完整，基本符合入侵性林线特征；阳坡林线交错带内幼苗出现频率很低，树线以上区域虽然存在种子库，但是没有幼苗出现，在林线交错带内乔木径级差距很大，年龄结构异常不完整，这种特征的林线将会面临两个可能结果：一种是维持现有状态，保持平衡；另外一种就是退化，但阳坡林线的实际动态趋势还有待长期定点研究． Treelines on the upper region of Minjiang River differ between the north aspect and the south aspect in their appearances, altitudes and tree species. On the north aspect, trees of Abies form a sharp and abrupt treeline ranging from 3800m to 4400m, while on the south the treeline is generally lower(3 400~3 800m), more open and gradual and mostly composed of Sabina.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s of soil seed banks and seedling recruitments at the treeline ecotones of a N-aspect and a S-aspect by using soil sieving, germination experiment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regeneration of tree species at the transitional zone and presented a analysis of the causes to the aspect-related difference in treeline patterns in the study area. Major results of our study include: 1． Soil seed bank N-aspect: Of the 50 plots investigated, the average density of soil seeds is 50.96/m2, in which well-formed seeds account for 6%, empty seeds 52%, parasitized seeds34%, and seeds damaged by animals 8%. The size of soil seed bank varies along altitude, being 1.00 seeds /m2 at the 10m above the treeline and ca.19.33 seeds/m2 at the upper limit of treeline. The highest density (136.83 seeds/m2) occurs at the treeline ecotone. By contrast, the density of soil seed for the closed forest is only 30.50 seeds/m2. In terms of vertical strata, 67.50% of the total seeds are at the surface layer, 18.84% at the middle layer (0~2cm) and 13.66% at deeper layer (2~5cm). The number of parasitized seed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soil depth. S-aspect: Of the 50 plots investigated, the average density of soil seeds is 60.16 seeds/m2, and the well-formed seeds account for 49%, empty seeds 36%, parasitized seeds10%, and seeds damaged by animals 1%. The size of soil seed bank varies along altitude, with 1.92 seeds/m2 recorded at the10m above the treeline，108.16 seeds/m2 at the upper limit of treeline, and 75.80 seeds/m2 at the treeline ecotone, while that for the closed forest is 20.00 seeds/m2. The number of seeds decreases with the depth of soil. As is on the N-aspect, the size of soil bank, from large to small, follows the order of the surface layer, the middle layer (0~4cm) and the bottom layer (4~10cm). The number of parasitized seeds is also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depth of the soil. 2． Seedling bank N-aspect: A mean maximum seedling abundance of 31 000 seedlings/hm2 was recorded near alpine treeline at growing season. The density of seedlings is 1 250 seedlings/ha (all being 1 or 2 years old) at the alpine meadow 10m away above treeline, 7 000 seedlings/ha at treeline ecotone and 6 250 seedlings/ha for closed forest．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bies faxoniana seedlings is random at the upper limit of the treeline but clumped at other altitudes． S-aspect: No seedlings were found at the alpine meadow 10m away from the treeline. The density of seedlings was 3 250 seedlings/ha at treeline ecotone and 2 750 seedlings/ha for the closed forest．Hardly any 1 year current and 2 year-old seedlings appeared at the plo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bina przewalskii seedlings is random at treeline ecotone and between “random” and “even” forest closed forest． 3．Correlation tests of seedling population and seed bank at different soil layers indicated that the emergents were strongly correlated to seed bank at surface layer while the number of two-year seedlings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he seed bank at the bottom of soil layer, indicating that germination mainly occurs at the soil surface while the middle or bottom layer was the reserve for non-germination or dead seeds. It can thus be postulated that Abies faxoniana soil seed bank is of seasonal transient type. By contrast, the soil seed bank of Sabina przewalskii is of persistent type and the soil seeds and seedlings of this species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near the islands of adult trees. 4．A good many soil seeds of both tree species were found near the treeline ecotone and above at N- and S-aspects. A few young seedlings were found above the Abies treeline. Investigation of five altitudinal transects respectively on N- and S-aspects indicated that Abies faxoniana has a more complete age structure than the stands of Sabina przewalskii. The age of firs decreased from closed forest to the upper limit of treelin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Abies treeline is advancing to higher altitude. While on the south aspect, only few Sabina przewalskii soil seeds and nearly no seedlings were found above the treeline ecotone. The stands exhibit extremely great difference in diameter classes with significantly incomplete age structure. This would lead to two possible results for the treelines: maintaining an equilibrium state at the current position or degenerating. But more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at longer time scales or larger spatial scale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Sabina treeline is degenerating.

中国西南地区青杨(Populus cathayana Rehd)遗传多样性的ISSR研究

青杨作为一个本土树种，能较好的适应潮湿和寒冷的环境，对中国西部的人工造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本实验中，选取7个中国西南地区分布的自然群体，用ISSR(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s)作为分子标记研究其遗传多样性水平和遗传结构。通过筛选的8个ISSR引物，获得了158条清晰可重复的DNA条带，其中有156条具有多样性(占98.7%)。平均的Nei’s遗传多样性(h)为0.331；遗传分化系数(GST)为0.477，这表明有47.7％的遗传多样性发生在群体间。这种高水平的分化可能是由于当地复杂多变的地形和气候特点阻碍了基因流而引起的。此外在这7个青杨群体中，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并未体现出有显著相关性（r=0.3122, P>0.05)。联合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分析，鉴定出两处低水平基因交流的地区, 探讨其遗传障碍形成原因。 As a native species to China, Populus cathayana Rehd is well-adapted to the wet and cold environments where it occurs. It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reforestation species in western China.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urveyed the level of genetic var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genetic structure in seven natural populations of P. cathayana, originating from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of China, by using ISSR (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s) markers. Based on eight primers, 158 clear and reproducible DNA fragments were generated, of which 156 (98.7%) were polymorphic. The average value of Nei's gene diversity (h) equaled 0.331. The coefficient of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GST) equaled 0.477, which means that 47.7% of the total molecular variance existed among populations. Such a high level of divergence present among populations may be caused by the complex topography and variable climatic conditions present in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hich effectively restrict gene flow. Moreover, there is a lack of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s (r=0.3122, P>0.05) in the populations of P. cathayana. The application of a novel method, which combines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and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to detect barriers for gene flow, allowed us to identify two zones of lowered gene flow.

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不同海拔川滇高山栎(Quercus aquifolioides)群体的遗传变异

海拔梯度造成的环境异质性，如崎岖的地形、复杂的植被结构以及花期延迟等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到物种的形态和遗传变异格局。理解物种形态和遗传变异的海拔格局对于物种多样性的管理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植物群体遗传学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然而与海拔相关的形态变异、遗传变异及群体间遗传差异的研究却很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遗传变异与海拔之间是否必然的相关性。 川滇高山栎是一种重要的生态和经济型树种，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的四川、西藏、贵州和云南省的高海拔地区，在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主要受阳光限制而仅分布于阳坡，但其海拔梯度范围较大，表明川滇高山栎对不同的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本文通过叶型及生理响应、微卫星分子标记和扩增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试图探索川滇高山栎叶沿海拔梯度的形态和生理响应及其沿海拔梯度的遗传变异格局，为川滇高山栎的保护和利用提供进一步的遗传学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对叶形、含氮量及碳同位素的试验结果表明，平均比叶面积、气孔密度、气孔长度和气孔指数等气孔参数随海拔的升高呈非线性变化。在海拔大于2800 m时，川滇高山栎的比叶面积、气孔长度和气孔指数都随海拔升高而降低，但是在海拔小于2800 m时，这些指标都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大。相对而言，单位叶面积的含氮量和碳同位素则表现出相反的变化模式。另外，比叶面积是决定碳同位素沿海拔梯度变化的最重要参数。本研究结果表明，海拔2800 m附近是川滇高山栎生长和发育的最适地带，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叶片厚度更薄、气孔更大、叶碳同位素值更小。 利用六对微卫星引物对五个不同海拔川滇高山栎群体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群体内表现出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平均每位点等位基因数11.33个，平均期望杂合度达0.820。群体间差异较小，分化仅为6.6％。聚类分析也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海拔格局。然而低频率等位基因却与海拔呈显著性正相关(R2=0.97, P < 0.01)，表明在高海拔处，川滇高山栎以更多的稀有基因来适应恶劣的环境条件。本试验结果表明由海拔梯度形成的选择性压力对川滇高山栎群体的遗传变异影响并不明显。 为了进一步探讨川滇高山栎群体遗传变异与海拔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还对其进行了扩增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结果表明：(1)随海拔的升高(从群体WL2到群体WL5)，群体内遗传变异降低，而群体间遗传差异增加；(2)低海拔群体WL1表现出最低的遗传变异性(HE = 0.181)，同时与其余四个群体间呈现出最大的遗传差异性(平均FST = 0.0596)；(3)在除去低海拔群体WL1后，Mantel检测表明群体间遗传距离与海拔距离之间表现出正相关性。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遗传变异受生境条件(过度的湿热环境)及人为干扰(火烧、砍伐和放牧)的影响，这一点至少在低海拔群体WL1上发生了作用。 通过叶形态、生理及DNA分子水平的研究，结果表明叶形态特征和碳同位素与海拔紧密相关，与海拔之间呈非线性变化，海拔2,800 m附近是川滇高山栎生长和发育的最适地带。海拔梯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川滇高山栎群体的遗传变异结构，但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地理分布区域里，这种影响并不足以导致群体间较大的遗传分化。同时生境条件及人为干扰也是影响遗传变异的限制性因子，不容忽视。 Altitudinal gradients impose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uch as rugged topography, a complex pattern of vegetation and flowering delay, and they likely furthermore markedly affect the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a species. Understanding altitudinal pattern of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at a species is important for the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species diversity. Although plant population genetics is a fast growing field of research, there are only few recent investigations, which analyzed the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es of intra-population variation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At present, it is still unclear whether there are some common patterns of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with altitude. Quercus aquifolioides Rehder & E.H. Wils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and economical endemic woody plant species,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Southwest China. Its large range of habitat across different altitudes implies strong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lthough it is mainly restricted to sunny, south facing slopes.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soil erosion, soil water loss and regulating climate, as well as in retaining ecological stability. In this paper, w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altitudinal pattern of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through the experiments of lea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microsatellite analysis and AFLP markers. In lea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experiment, we measured leaf morphology, nitrogen content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as an indicator of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Q. aquifolioides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We found that these lea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altitudinal gradients were non-linear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Specific leaf area, stomatal length and index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below 2,800 m, but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above 2,800 m. In contrast, leaf nitrogen content per unit area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showed opposite change patterns. Specific leaf area seem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 that determined the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along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near 2,800 m in altitude could be the optimum zone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Q. aquifolioides,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altitude in research on plant physiological ecology. Genetic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ere investigated among five natural populations of Q. aquifolioides occurring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that varied from 2,000 to 3,600 m above sea level in the Wolong Natural Reserve of China, by analyzing variation at six microsatellite loc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ly high intra-population variation with the average number of alleles equaling 11.33 per locus and the average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HE) being 0.779. The amount of genetic variation varied only little among population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influence of altitude factors on microsatellite variation is limited. Howev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ltitude and the number of low-frequency alleles (R2=0.97, P < 0.01), which indicates that Q. aquifolioides from high altitudes has more unique variation, possibly enabling adaptation to severe conditions. F statistics showed the presence of a slight deficiency of heterozygosity (FIS=0.136) and a low level of differentiation among populations (FST=0.066). The result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grouping of populations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altitude of the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data, it is likely that the selective forces related to altitude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te the populations of Q. aquifolioides in terms of microsatellite variation. To further elucidate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Q. aquifolioides populations under sub-alpine environments, genetic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ere investigated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using AFLP markers. The altitudinal populations with an average altitude interval of 400 m, i.e. WL1, WL2, WL3, WL4 and WL5, correspond to the altitudes 2,000, 2,400, 2,800, 3,200 and 3,600 m,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i) decreasing genetic variation (ranging from 0.253 to 0.210) and increasing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with altitude were obtained from the WL2 to the WL5 population; (ii) the WL1 population showed the lowest genetic variation (HE = 0.181) and the highest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verage FST = 0.0596) with the other four populations; (iii)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tained using Mantel tests between genetic and altitude distances except for the WL1 populat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ltitudinal gradient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Q. aquifolioides populations to some extent. In addition, habitat environments (unfavorable wet and hot conditions) and human disturbances (burning, grazing and felling) wer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especially to the low-altitude WL1 population.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there were close correlations between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in our data. This indicates that a coordinated plant response modified these parameters simultaneously across different altitudes. Around 2,800 m altitude there seems to be an optimum zone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Q. aquifolioides, as indicated by thinner leaves, larger stomata and more negative d13C values. All available evidence indicates altitudinal gradient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Q. aquifolioides to some extent. Decreasing genetic variation and increasing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with altitude was obtained except for the WL1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of habitats and human disturbances were also contributing factors, which impact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especially to the low-altitude WL1 population.

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林线乔木种群生态特征研究

青藏高原东部分布着世界最高的林线，该区域也是由欧亚北温带物种形成的林线的南界。在大面积野外踏勘的基础上，选择青藏高原东部具有典型高山林线分布的三个地点（滇西北白马雪山、川西北鹧鸪山及岷江源地区）作为研究区，从种群的结构、生存特征、分布格局及分形特征等方面对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林线乔木种群生态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林线种群生态特征及林线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林线区乔木树种多以单种群形式存在，林线区群落结构简单，乔木层多为单一树种组成，其生长型较之郁闭林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树木高度急剧下降，而发展多茎多分枝的生长型。生长型的转变是高山林线乔木对恶劣自然条件的形态适应。 研究发现，在青藏高原东缘，阴坡林线乔木主要是冷杉（Abies spp.），阳坡主要由圆柏（Sabina spp.）组成，少数地方还有云杉（Picea spp.）。阴坡乔木种群结构多表现为增长型，幼苗和幼树在种群中占较大比重，种群潜在自然更新能力较强，但幼龄个体死亡率非常高，存活曲线多接近Deevey-Ⅲ型；阳坡乔木种群幼苗个体数极少，幼树相对增加。野外调查表明，人为活动较频繁的阳坡林线区幼苗数量极少甚至缺失，而受人为活动干扰较小的样地中幼苗和幼树数量明显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放牧等人类活动可能对林线种群的更新带来较大影响，而对卡卡沟围栏内外的样地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果。 所研究林线乔木种群各龄级的空间格局在不同尺度上表现为聚集、随机和均匀分布，以聚集分布为主；各龄级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幼苗通常与另外两个龄级的关联性较密切。各龄级间显著的相关性表明不同龄级个体在空间交错分布，有利于对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对种群的生存和发展非常有利，反映了高山生态系统恶劣生境中种群的一种适应对策。 林线乔木种群各龄级分布格局的计盒维数有差别，林线种群的计盒维数总是小于郁闭林种群的计盒维数。另外，郁闭林各龄级计盒维数通常也高于林线各龄级，表明不同海拔或者不同群落类型中的乔木树种具有不同的水平空间占据能力。林线区种群分布格局的计盒维数都很低，占据现实水平空间的程度较低，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态间隙维，其潜在占据空间的能力较高，群落还可提供给种群的最大空间限度较大，但实际上由于受群落中种内、种间的竞争及林线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条件的限制，其潜在空间占据能力可能难以表现出来。 青藏高原东缘高海拔地带以季节性游牧为主要的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阳坡森林郁闭度低于阴坡，灌丛数量和种类较阴坡少，融雪早且积雪时间短，所以阳坡包括高山林线区成为当地牧民游牧路线的必经之地。牲畜的践踏、啃食使得幼龄乔木树种个体数量大大减少，严重阻碍了林线乔木种群的自然更新，同时种群占据空间的能力也明显降低。因此可以认为，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山地游牧等人为干扰叠加于恶劣的自然条件，阳坡林线的自然更新潜力受到抑制，其生存状态较之阴坡林线显著恶化，并可使阳坡林线高度逐渐降低。高山林线区森林一旦破坏在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更新和恢复，因此，对于处于恶劣高山生境中的乔木种群应加强保护，同时适度控制人为干扰强度和幅度以减少其直接和间接破坏，防止阳坡林线退化并促进高山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has the highest timberline of the world. On the basis of field survey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ree typical alpine timberlines were chosen for in-depth studies, i.e., Baima Snow Mountain in northwest Yunnan, Zhegu Mountain and the waterhead area of Minjiang River in west Sichuan. Using the methodologis of population ecology, we analyz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survival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point patterns and fractal dimensions of the timberline tree populations and discussed the impacts of grazing on the structur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alpine timberline. Compared with closed forest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imberline is simpler, usually with one or two species constituting the tree layer. Differences also exist in the growth forms: the tree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with more stems and branches, reflecting morphological adaptation of trees to the severe conditions at timberline.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bies spp. often formed alpine timberline in the north-facing slope while Sabina spp. and sometimes Picea spp. in the south- facing slop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s of north-facing slop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numerous seedlings and saplings. However, the survival curves tend to follow Deevy-III because of high dead ratio of young individuals. There are only few seedlings in the south-facing slope with heavy grazing, demonstrating that human disturbance may prevent regeneration at alpine timberline, which was confirmed by comparisons between fenced enclosures and control plots in the Kaka Valley. Depending on the spatial scales on consideration, the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age-classes showed clumping, random or even distribution, but mostly with clumping distribution. At all scales, 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age-classe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e seedlings were usually more correlated to two other age classes. This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among different age classes indicates that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age classes are spatially interlocked with each other, which helps 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It is another adaptation strategy for trees at the severe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ifferent age classes had different box dimension. In general, the box dimensions of total individuals and each age class at timberline are always smaller than that of closed forests, suggesting that space occupation capacity is not the same for populations at different altitude or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Populations on both the south- and the north-facing slopes had a very low box dimensions (far away from the max., 2), however, the lower the box dimension, the bigger the potential space provided by community. In fact, because of inner- and inter-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he severe conditions at timberline, this kind of potential ability can hardly be realized. Mountain pastoralism is the major type of as well as the only most effective way of resource uses in the high elevation regions of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Due to lower canopy cover, less bushes and short snow-cover time, south-facing slopes became the favorite pastures. Damages from livestock through tramping, browsing and others have grea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young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the potential of timberline trees to regenerate and their ability to occupy more space are greatly inhitibted. We conclude that human disturbances (mountain pastoralism) as well as harsh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o-worked to inhibit the regeneration of tree populations in the south-facing slope and made south slope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north-facing slopes for tree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resulting a gradual retreat of timberline in the north-facing slopes. Forests at alpine timberline are susceptible to disturbance and difficult to regenerate and restore once damaged and controlling human disturbances is important for protecting the forest ecosystems at the timberline area.

荞麦(Fagopyrum tataricum Gaertn.和F. esculentum Moench.)对紫外线B辐射的响应研究

近二十多年来，基于对臭氧层衰减、紫外线B（UV-B）增强的担心，研究者希望了解到紫外线辐射对不同作物的影响情况，增强UV-B辐射条件下是否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产量质量构成威胁。在本试验中，我们首先探讨了双子叶作物黄瓜（Cucumis sativus）和大豆（Glycine max）对不同紫外波段的生物效应[分别为B-UVA（315-400 nm），N-UVA（315-340 nm），B-UVB（275-400 nm）和N-UVB（290-340 nm），UV-（>400nm）作对照]。我们观察到所有的UV波段处理都使黄瓜和大豆的生长受到抑制，并且细胞受到不同程度的氧化伤害；UV波段处理的作用效果与不同波段的紫外有效生物辐射剂量有关。处理差异在UV-B波段内部和UV-A波段内部同样存在。植物生长UV辐射公式（BSWF）能很好的预测本试验UV-B波段内的平均植物效应，但不能预测UV-A波段的植物效应。短波UV-A的生物作用强于长波UV-A。光合色素的变化与UV波谱差异和种间差异有关。在高的紫外/可见光背景下，UV-A处理同UV-B同样导致光合色素的降低，但黄瓜类胡萝卜素/叶绿素比例升高。与其他研究者的试验结果比较后，我们认为紫外线B辐射的生物效应一致性很高，但紫外线A波段的生物学效应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我们在本试验的基础上仅进行荞麦[苦荞(Fagopyrum tataricum Gaertn.)和甜荞(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对紫外线B波段的响应研究。 我们对苦荞品种-圆籽荞进行了连续两个生长季节的大田半控制试验以观察UV-B辐射对苦荞生长、发育、产量及叶片色素的影响；试验小区进行降低UV-B、近充足UV-B和增强UV-B辐射处理。我们的试验表明在不同强度UV-B辐射下苦荞的生长、地上部生物量积累及最终产量都有所下降，但苦荞的发育加快；当前条件下的日光紫外线B辐射对植物生长和产量也造成负面影响。植物光合色素被日光及增强UV-B辐射降低；UV化合物及卢丁含量在中低剂量的UV-B辐射强度下显著升高，但在高剂量的增强UV-B辐射下短期升高后迅速下降。我们的试验表明苦荞是一个对UV-B高度敏感的作物。苦荞对UV-B的敏感性与UV-B剂量、外界环境因素及生长季节有关。 单个苦荞品种的试验结果使我们认识到外界UV-B辐射已经对苦荞生长发育构成逆境条件，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增强紫外线B辐射可能使其处于更不利的生长环境中。因此我们有进行了多个种群进行UV-B响应观察并筛选耐性种群。我们对15个苦荞种群进行增强UV-B辐射处理（6.30 kJ m2 UV-BBE，模拟当地25%的臭氧衰减），我们观察苦荞UV-B辐射效应存在显著的种内差异，UV-B辐射对多数种群具有抑制作用，但对一些种群还有刺激作用。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与作物UV-B响应指数（RI）来评价苦荞作物UV-B辐射耐性。我们发现作物的UV-B耐性不仅与其原产地背景UV-B强度有关，而且与作物相对生长效率、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如卢丁）及其他因素有关。我们观察到苦荞伸展叶总叶绿素变化与UV-B耐性成正相关；室内苦荞幼苗的UV-B辐射致死试验表明：苦荞种群死亡率与其UV-B耐性成负相关。 此外，我们对甜荞的UV-B辐射响应也进行了初步研究。选取美姑甜荞、巧家甜荞和云龙甜荞进行5个梯度的增强UV-B辐射室外模拟试验。我们观察到UV-B辐射显著降低了甜荞的生长、生物量及产量；并严重影响了甜荞的生殖生长，降低了花序数、种子数和结实率；并且UV-B辐射对甜荞的抑制作用存在显著的剂量效应。三种甜荞品种存在显著的种内差异，其中美姑品种UV-B耐性最强，且膜脂受UV-B辐射氧化伤害最小，这与该品种UV-B辐射下较高的GR酶活性、APX酶活性和PPO酶活性、以及含量更高的抗坏血酸有关。甜荞的次生代谢也受到增强UV-B辐射的影响，其香豆酰类化合物在UV-B辐射下升高显著，而槲皮素含量也在高剂量UV-B辐射下有所增加；卢丁含量依赖UV-B辐射剂量而变化，中低剂量UV-B辐射下其卢丁含量逐渐升高，但在高剂量辐射下逐渐下降。 通过对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荞麦作物(苦荞和甜荞)进行的室外研究，我们认识到作物不同品种存在很大的耐性差异，这就为UV-B耐性育种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加大荞麦种质资源筛选力度并深入认识荞麦抗性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杂交或其他基因融合手段培育抗性品种，对高剂量UV-B辐射地区的荞麦产量的提高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并使荞麦生产能有效应对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UV-B辐射可能升高的威胁。 During last few decades, due to concern of ozone layer depletion and enhancement of ultraviolet B radiation（UV-B, 280-315 nm), the agronomist want to know the responses of different crop species to UV-B.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of our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UV band [B-UVA（315-400 nm), N-UVA（315-340 nm), B-UVB（275-400 nm), N-UVB（290-340 nm）and UV-（>400nm, as control)] on the cucumber（Cucumis sativus）and soybean（Glycine max）were investigated in growth room. Spectra-dependent differences in growth and oxidation indices existed within UV-A bands as well as UV-B bands. The general biological effects of different band were UV- ＜ B-UVA＜ N-UVA＜N-UVB＜B-UVB. The plant growth biologically spectra weighting function（BSWF）matched well with average plant response in UV-B region, but not in UV-A region. Shorter UV-A wavelength imposed more negative impact than longer UV-A wavelength did in both species. The effect on photosynthetic pigment was related to different UV bands and different species. The photosynthetic pigment content was decreased by UV-A spectra as well as UV-B spectra.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we found that the wavelength-dependent biological effect of ultraviolet B radiation has high consistency, but the biological effect of ultraviolet-A radiation was inconsistent. We narrow our following study on the effect of ultraviolet B radiation on the buckwheat（tartary buckwheat and common buckwheat). The tartary buckwheat（Fagopyrum tataricum Gaertn.）cultivars Yuanziqiao was grown in the sheltered field plots for two consecutive seasons under reduced, near-ambient and two supplemental levels of UV-B radiation. The crop growth,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total biomass, final seed yield and thousand-grain weight were decreased by near-ambient and enhanced UV-B radiation, while crop development was promoted by enhanced UV-B radiation. Leaf rutin concentration and UV-B absorbing compound was generally increased by UV-B with the exception of 8.50 kJ m-2 day-1 supplemental level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artary buckwheat is a potentially UV-B sensitive species. Study on one cultivars showed that ambient solar radiation had present a stress to tartary buckwheat. This makes it necessary to observe the UV-B response of many cultivars and screen tolerant cultivars. Fifteen populations of tartary buckwheat were experienced enhanced UV-B radiation simulating 25% depletion of the stratospheric ozone layer in Kunming region, and plant responses in growth, morphology and productivity were observed.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was used to evaluate overall sensitivity of plant response to UV-B as well as response index. The different populations exhibi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sponses to UV-B. The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of young seedlings were also affected significantly under field con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healthy seedlings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were exposed to the high level of UV-B radiation in growth chambers to determine the plant lethality rate. The plant tolerance evaluated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otal plant chlorophyll change, but negatively related to lethality rate. In other hand, the UV-B responses of the other important cultivated buckwheat species, common buckwheat（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 were also studied preliminarily. Three widespread cultivated variety（Meigu, Qiaojia and Yunlong cultivars）were provided with five level of enhanced UV-B radiation outdoors. We observed that the crop growt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reproductive production, like anthotaxy number, seed number and seed setting ratio, was also decreased. Dose-dependent inhibition effect caused by enhanced UV-B radiation also existed in common buckwheat. Significant intraspecific difference existed in those three cultivars. The Meigu cultivars with dwarfed growth and lower production have highest UV-B tolerance as well as lowest damage in cell membrane, this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profound enhancements of glutathione reductase（GR）activity, ascorbate peroxidase activity and polyphenol oxidase activity as well as higher ascorbic acid concentration. The secondary metabolism was also affected by UV-B radiation, with profound elevation of coumarin compound and moderate increase of quercetin concentration. Rutin concentration was peaked in 5kJ m-2 UV-B. The contrasting effect of UV-B radiation on different populations indicated that there existed abund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selecting tolerant populations of common and tartary buckwheat. Much effort needed be pose on screening of buckwheat germplasm and clarification of mechanism of buckwheat tolerance to UV-B. On this base the tolerant cultivars could be bred by hybridization and other gene transfusion method, this would help increase buckwheat yield in high ambient UV-B region and counteract the effect of possible enhanced UV-B radiation in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