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e sediment resuspension dynamics in Moreton Bay

A comprehensive field study has been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sediment resuspension dynamics in the Moreton Bay, a large semi-enclosed bay situated in South East Queensland, Australia. An instrumented tripod, which housed three current meters, three OBS sensors and one underwater video camera,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field data on tides, currents, waves and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at four sites (Sites 1, 2, 4, and 5) in the bay. Site I was loc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Site 2 at the central bay in deep water, and Sites 4 and 5 at two small bays in shallow water. The bed sediment was fine sand (d(50) = 0. 2 mm) at Site 1, and cohesive sediment at the other three sites. Based on the collected field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dominant driving forces for sediment resuspension are a combination of ocean swell and tidal currents at Site 1, tidal currents at Site 2, and wind-waves at Sites 4 and 5. The critical bed shear stress for cohesive sediment resuspension is determined as 0. 079 Pa in unidirectional flow at Site 2, and 0. 076 Pa in wave-induced oscillatory flow at Site 5.

胶州湾及其邻近海域的浮游植物－种类组成与数量变化

研究胶州湾浮游植物的物种组成与时空分布的特点，对于了解该湾生态系统的现状与历史变化趋势以及生态系统对自然条件变化和人类干扰的响应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根据2004年每月一次采集的浮游植物样品，分析了胶州湾浮游植物的物种组成和优势种的时空分布情况。调查发现浮游植物共142种，分属于6门53属，其中硅藻门40属113种，占总物种数的79.6%；甲藻门10属24种，占总物种数的16.9%；其它为金藻门1属2种，裸藻1属1种，绿藻1属2种。浮游植物丰度周年波动范围为11.12－14602.39×104cells/m3，全年平均为1857.55×104cells/m3。全年丰度最高的藻为环纹劳德藻(Lauderia annulata)，出现在2月份，而全年的丰度最高值也出现在2月份。在胶州湾中，硅藻所占比例最大，平均为97.44%，最高为99.95%，最低为82.55%。浮游植物的丰度的周年变化：有两个高峰，分别出现在2月份和10月份，是典型的温带海域双高峰的分布形式。 胶州湾浮游植物的优势种分析，采用Kikvidze等（2002）提出的确定优势种数量的计算方法，再依据各物种的优势度排序最终确定优势种。其中在多样性最低的6月和10月，优势种数目均为1种，分别为丹麦细柱藻（Leptocylindrus danicus）和中肋骨条藻（Skeletonema costatum）。而在多样性指数较低的1月、2月，优势种数目分别为2和3；而在物种多样性比较高的5月、7月、11月，由于分布相对比较分散，所以优势种数量较多。这说明这个方法可以较好地完成对胶州湾浮游植物群落分析时确定优势种的目标。优势种出现频率较多的种类为中肋骨条藻（1、3、4、5、8、10、11、12月）、洛氏角毛藻(Chaetoceros lorenzianus)（7、8、9、11、12月）、尖刺拟菱形藻(Pseudonitzschia pungens)（2、3、5、7月）、加拉星杆藻(Asteronella kariana)（1、2、3、5月）、密联角毛藻(Chaetoceros densus)（5、11、12月）、扭鞘藻(Streptothece thamesis)（7、8、9月）、夜光藻(Noctiluca scintillancs)（4、5、7月）、奇异菱形藻(Nitzschia paradoxa)（5、11、12月）,对这些种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 对2004年胶州湾的浮游植物数据进行分层聚类分析后，发现可以将胶州湾划分为三个海区：湾南与湾外海区、湾中西部海区、湾东海区。

卫星高度计资料在海洋潮汐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依据收集到的392个地面验潮站8个主要分潮（M2、S2、K1、O1、N2、K2、P1及Q1）的调和常数，对现有7个全球大洋潮汐模式的准确度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各模式在深海区域均达到了比较高的准确度，相互之间差别也不大。经验模式GOT00和CSR4.0、同化模式NAO99、反演同化模式TPXO7.0、数值同化模式FES2002和FES2004的M2分潮均方根偏差在3 cm左右，其它分潮（S2、K1、O1、N2、K2、P1及Q1）大约在1～2 cm。本文还依据中国近海18个岛屿的调和常数对其中的5个大洋潮汐模式的准确度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M2分潮均方根偏差在6～14 cm，明显高于大洋部分的偏差，其中日本国家天文台的潮汐模式NAO99在中国近海的结果相对较准确。 我们利用1992年8月至2008年8月的TOPEX/POSEIDON和JASON-1(T/P-J)卫星高度计资料，对沿卫星轨道的302816个站点进行了14个分潮的潮汐调和分析，得到了全球大洋潮汐的8个主要分潮以及2个气象分潮Sa、Ssa的经验同潮图。主要结果有：（1）各分潮在卫星上升轨道与下降轨道的交叉点(约7000个)相关性分析表明：M2分潮的振幅和迟角的相关系数很高（分别为0.9965和0.9961）；S2，K1，O1和Sa分潮也有较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94～0.99）；（2）该结果与392地面个验潮站吻合较好，其中M2分潮的振幅、迟角和向量的均方根偏差分别为：1.73 cm，2.340和2.93 cm；S2，K1和O1分潮的振幅、迟角和向量的均方根偏差为1 cm左右，5.250～7.270和1.5～2.1 cm，该精度与最近几年国际上的主要大洋潮汐模式的准确度相近；（3）首次通过卫星资料获得了Sa、Ssa分潮的同潮图。周期为1年的Sa分潮与大洋105个地面站相比，振幅、迟角和向量的均方根偏差分别为1.50 cm、18.360和2.16 cm。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构成Sa、Ssa气象分潮的两个主要因素（海水密度以及海面气压）在全球的分布。 在T/P-J等卫星资料无法覆盖到南大洋和北冰洋，本文利用Princeton Ocean Model（POM）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结果与162个地面实测站（其中南大洋30个，北冰洋132个）的观测比较一致。基于卫星资料分析的结果和数值模拟结果合并得到了全球大洋的8个主要分潮同潮图。在此基础上通过全球潮汐能量耗散的计算得到潮能通量的分布，并得到全球M2、S2、K1和O1分潮的潮汐能量耗散率为2.431TW、0.401TW、0.336TW和0.176TW。 本文还利用卫星资料对南海潮汐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南海，获得了主要的半日潮、全日潮、四分日分潮和长周期分潮（M2，S2，N2，K2，K1，O1，P1，Q1，M4, MS4，Sa, Ssa）的经验同潮图。与南海沿岸94个地面验潮站的数据符合得比较好，M2，S2，K1及O1等4个主要分潮的平均振幅差为2～4 cm，均方根偏差分别是9～11 cm.其它4个主要分潮N2，K2，P1，Q1的平均振幅差为1～2 cm，均方根偏差为2～4 cm。此外，本文还利用卫星高度计资料潮汐分析结果沿卫星轨道进行高通滤波，分离得出中国近海的M2，S2，K1及O1分潮的内潮信息。

潮波模型的优化开边界方法研究

数值模式是潮波研究的一种有利手段，但在研究中会面临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开边界条件的确定、底摩擦系数和耗散系数的选取等。数据同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途径，即利用有限数量的潮汐观测资料对潮波进行最优估计，其根本目的是迫使模型预报值逼近观测值，使模式不要偏离实际情况太远。本文采用了一种优化开边界方法，沿着数值模型的开边界优化潮汐水位信息，目的是设法使数值解在动力约束的意义下接近观测值，获得研究区域的潮汐结果。边界值由指定优化问题的解来定，以提高模拟区域的潮汐精度，最优问题的解是基于通过开边界的能量通量的变化，处理开边界处的观测值与计算值之差的最小化。这里提供了辐射型边界条件，由Reid 和Bodine（本文简称为RB）推导，我们将采用的优化后的RB方法（称为ORB）是优化开边界的特殊情况。 本文对理想矩形海域（ E- E， N- N， 分辨率 ）进行了潮波模拟，有东部开边界，模式采用ECOM3D模式。对数据结果的误差分析采用，振幅平均偏差，平均绝对偏差，平均相对误差和均方根偏差四个值来衡量模拟结果的好坏程度。 需要优化入开边界的解析潮汐值本文采用的解析解由方国洪《海湾的潮汐与潮流》（1966年）方法提供，为验证本文所做的解析解和方文的一致，本文做了其第一个例子的关键值a,b,z,结果与其结果吻合的相当好。但略有差别，分析的可能原因是两法在具体迭代方案和计算机保留小数上有区别造成微小误差。另外，我们取m=20，得到更精确的数值，我们发现对前十项的各项参数值，取m=10,m=20各项参数略有改进。当然我们可以获得m更大的各项参数值。 同时为了检验解析解的正确性讨论m和l变化对边界值的影响，结果指出，增大m，m=20时，u的模最大在本身u1或u2的模的6%；m=100时，u的模最大在本身u1或u2的模的4%；m再增大，m=1000时，u的模最大在本身u1或u2的模的4%，改变不大。当l<1时， =0处u的模最大为2。当l=1时， =0处u的模最大为0.1，当l>1时，l越大，u的模越小，当l=10时，u的模最大为0.001，可以认为为0。 为检验该优化方法的应用情况，我们对理想矩形区域进行模拟，首先将本文所采用的优化开边界方法应用于30m的情况，在开边界优化入开边界得出模式解，所得模拟结果与解析解吻合得相当好，该模式解和解析解在整个区域上，振幅平均绝对偏差为9.9cm,相位平均绝对偏差只有4.0 ，均方根偏差只有13.3cm，说明该优化方法在潮波模型中有效。 为验证该优化方法在各种条件下的模拟结果情况，在下面我们做了三类敏感性试验： 第一类试验：为证明在开边界上使用优化方法相比于没有采用优化方法的模拟解更接近于解析解，我们来比较ORB条件与RB条件的优劣，我们模拟用了两个不同的摩擦系数，k分别为：0,0.00006。 结果显示，针对不同摩擦系数，显示在开边界上使用ORB条件的解比使用RB条件的解无论是振幅还是相位都有显著改善，两个试验均方根偏差优化程度分别为84.3%，83.7%。说明在开边界上使用优化方法相比于没有采用优化方法的模拟解更接近于解析解，大大提高了模拟水平。上述的两个试验得出， k=0.00006优化结果比k=0的好。 第二类试验，使用ORB条件确定优化开边界情况下，在东西边界加入出入流的情况，流考虑线性和非线性情况，结果显示，加入流的情况，潮汐模拟的效果降低不少，流为1Sv的情况要比5Sv的情况均方根偏差相差20cm,而不加流的情况只有0.2cm。线性流和非线性流情况两者模式解相差不大，振幅，相位各项指数都相近, 说明流的线性与否对结果影响不大。 第三类试验，不仅在开边界使用ORB条件，在模式内部也使用ORB条件，比较了内部优化和不优化情况与解析解的偏差。结果显示，选用不同的k,振幅都能得到很好的模拟，而相位相对较差。另外，在内部优化的情况下，考虑不同的k的模式解， 我们选用了与解析解相近的6个模式解的k,结果显示，不同的k,振幅都能得到很好的模拟，而相位较差。 总之，在开边界使用ORB条件比使用RB条件好，振幅相位都有大幅度改进，在加入出入流情况下，流的大小对模拟结果有影响，但线形流和非线性流差别不大。内部优化的结果显示，模式采用不同的k都能很好模拟解析解的振幅。

中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温跃层时空变化分析、模拟及预报

温度跃层是反映海洋温度场的重要物理特性指标，对水下通讯、潜艇活动及渔业养殖、捕捞等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科学数据库”在中国近海及西北太平洋（110ºE-140ºE,10ºN-40ºN）的多年历史资料（1930-2002年，510143站次），基于一种改进的温跃层判定方法，分析了该海域温跃层特征量的时空分布状况。同时利用Princeton Ocean Model(POM)，对中国近海，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水文结构进行了模拟，研究了海洋水文环境对逆温跃层的影响。最后根据历史海温观测资料，利用EOF分解统计技术，提出了一种适于我国近海及毗邻海域，基于现场有限层实测海温数据，快速重构海洋水温垂直结构的统计预报方法，以达到对现场温跃层的快速估计。 历史资料分析结果表明，受太阳辐射和风应力的影响，20°N以北研究海域，温跃层季节变化明显，夏季温跃层最浅、最强，冬季相反，温跃层厚度的相位明显滞后于其他变量，其在春季最薄、秋季最厚。12月份到翌年3月份，渤、黄及东海西岸，呈无跃层结构，西北太平洋部分海域从1月到3月份，也基本无跃层结构。在黄海西和东岸以及台湾海峡附近的浅滩海域，由于风力搅拌和潮混合作用，温跃层出现概率常年较低。夏季，海水层化现象在近海陆架海域得到了加强，陆架海域温跃层强度季节性变化幅度(0.31°C/m)明显大于深水区(约0.05°C/m)，而前者温跃层深度和厚度的季节性变化幅度小于后者。20°N以南研究海域，温跃层季节变化不明显。逆温跃层主要出现在冬、春季节（10月-翌年5月）。受长江冲淡水和台湾暖流的影响，东南沿海区域逆温跃层持续时间最长，出现概率最大，而在山东半岛北及东沿岸、朝鲜半岛西及北岸，逆温跃层消长过程似乎和黄海暖流有关。多温跃层结构常年出现于北赤道流及对马暖流区。在黑潮入侵黄、东、南海的区域，多温跃层呈现明显不同的季节变化。在黄海中部，春季多温跃层发生概率高于夏季和秋季，在东海西部，多跃层主要出现在夏季，在南海北部，冬季和春季多温跃层发生概率大于夏季和秋季。这些变化可能主要受海表面温度变化和风力驱动的表层流的影响。 利用Princeton Ocean Model(POM)，对中国东南沿海逆温跃层结构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显示，长江冲淡水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夏季转向与实际结果符合较好，基本再现了渤、黄、东海海域主要的环流、温盐场以及逆温跃层的分布特征和季节变化。通过数值实验发现，若无长江、黄河淡水输入，则在整个研究海域基本无逆温跃层出现，因此陆源淡水可能是河口附近逆温跃层出现的基本因素之一。长江以及暖流（黑潮和台湾暖流）流量的增加，均可在不同程度上使逆温跃层出现概率及强度、深度和厚度增加，且暖流的影响更加明显。长江对东南沿海逆温跃层的出现，特别是秋季到冬季初期，有明显的影响，使长江口海域逆温跃层位置偏向东南。暖流对于中国东南沿海的逆温跃层结构，特别是初春时期，有较大影响，使长江口海域的逆温跃层位置向东北偏移。 通过对温跃层长期变化分析得出，黄海冷水团区域，夏季温跃层强度存在3.8年左右的年际变化及18.9年左右的年代际变化，此变化可能主要表现为对当年夏季和前冬东亚地区大气气温的热力响应。东海冷涡区域，夏季温跃层强度存在3.7年的年际变化，在El Nino年为正的强度异常，其可能主要受局地气旋式大气环流变异所影响。谱分析同时表明，该海域夏季温跃层强度还存在33.2年的年代际变化，上世纪70年代中期，温跃层强度由弱转强，而此变化可能与黑潮流量的年代际变化有关。 海洋水温垂直结构的统计预报结果显示，EOF分解的前四个主分量即能够解释原空间点温度距平总方差的95%以上，以海洋表层附近观测资料求解的特征系数推断温度垂直结构分布的结果最稳定。利用东海陆架区、南海深水区和台湾周边海域三个不同区域的实测CTD样本廓线资料，对重构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重构与实测廓线的相关程度超过95%的置信水平。三个区重构与实测温度廓线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0.69℃，0.52℃，1.18℃，平均重构廓线误差小于平均气候偏差，统计模式可以很好的估算温度廓线垂直结构。东海陆架海区温度垂直重构廓线与CTD观测廓线获得的温跃层结果对比表明，重构温跃层上界、下界深度和强度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1.51m、1.36m和0.17℃/m，它们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24.7%、8.9%和22.6%，虽然温跃层深度和强度的平均相对误差较大，但其绝对误差量值较小。而在南海海区，模型重构温跃层上界、下界和强度的平均绝对预报误差分别为4.1m、27.7m和0.007℃/m，它们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16.1%、16.8%和9.5%，重构温跃层各特征值的平均相对误差都在20%以内。虽然南海区温跃层下界深度平均绝对预报误差较大，但相对于温跃层下界深度的空间尺度变化而言（平均温跃层下界深度为168m），平均相对误差仅为16.8%。因此说模型重构的温度廓线可以达到对我国陆架海域、深水区温跃层的较好估算。 基于对历史水文温度廓线观测资料的分析及自主温跃层统计预报模型，研制了实时可利用微机简单、快捷地进行温跃层估算及查询的可视化系统，这是迄今进行大范围海域温跃层统计与实时预报研究的较系统成果。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chlorophyll a in spring and autumn in association with hydr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and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Two field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measure pigments in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SYS) and the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NECS) in April (spring) and September (autumn) to evaluat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hytoplankton stock (Chl a concent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hydrological features such as water mass, mixing and tidal front on these patter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hl a concentration was 2.43 +/- 2.64 (Mean +/- SD) mg m(-3) in April (range, 0.35 to 17.02 mg m(-3)) and 1.75 +/- 3.10 mg m(-3) in September (from 0.07 to 36.54 mg m(-3)) in 2003. Additionally, four areas with higher Chl a concentrations were observed in the surface water in April, while two were observed in September, and these areas were located within or near the point at which different water masses converged (temperature front area).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l a was generally consistent between onshore and offshore stations at different depths in April and September. Specifically, higher Chl a concentrations were observed along the coastal line in September, which consisted of a mixing area and a tidal front area, although the distributional pattern of Chl a concentrations varied along transects in April. The maximum Chl a concentration at each sta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surface and subsurface layer (0-10 m) for onshore stations and the thermocline layer (10-30 m) for offshore stations in September, while the greatest concentrations were generally observed in surface and subsurface water (0-10 m) in April. The formation of the Chl a distributional pattern in the SYS and NEC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is also discussed. Although physical forces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l a distribution, more data are required to clearly and comprehensively elucidate the spatial pattern dynamics of Chl a in the SYS and NECS.

A survey for 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ing (PSP) in Vancouver Harbour

Shellfish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seven inter-tidal and two sub-tidal sites between 23 May and 8 June 1999 in Vancouver Harbour and were analysed for 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ing (PSP) using a mouse bioassay. PSP was detected in mussels collected at four sampling sites in English Bay and Burrard Inlet, at a concentration below 20 mug saxitoxin equivalents (STXeq)/100 g wet weight. (C) 2003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ynamic origin of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bottom sediments on the continental shelves of the Bohai Sea,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The bottom sediment types in the Bohai Sea,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BYECS) are diversified, and their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very complicated. However, the bottom sediment types can be simplified to be sandy sediment, clayey sediment and mixed sediment, which comprise the complicate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bottom sediment in the BYECS. The continental shelves of the BYECS are broad, with shallow water depths and tidal currents which are permanent and dominate the marine dynamics in the BYECS.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idal elevations and currents in the BYECS, the rates of suspended load transport and bed load transport during a single tidal cycle for sediments of eight different grain size ranges a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ny sediment, whose threshold velocity is less than that of tidal current, has the same transport trend. Suspended load transport rare, bed load transport rate, and the ratio of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decrease with grain size becoming coarser and coarser. The erosion/accretion patterns of sediments with different grain siz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divergence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tterns are the same for sediments with different grain sizes. Three main bottom sediment types, i.e. sandy sediment mainly composed of fine sand, clayey sediment mainly composed of silty clay, and mixed sediment mainly composed of fine sand, silt, and clay, are obtained by computation. The three bottom sediment typ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pattern are consistent not only with sediment transport field and the sea bed erosion/accretion pattern obtained by simulation, but also with field data of bottom sediment types and divisions. In the BYECS, sand ridges form mainly in the areas with strong rectilinear tidal currents, sand sheets form mainly in the areas dominated by strong rotatory tidal currents, and clayey sediments, i.e. mud patches, form mainly in the areas with weak tidal currents. Hence, not only the sandy sediments but also the clayey sediments in the BYECS are forme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whole tidal current field of the BYECS. The three main bottom sediment types are not isolated respectively-in fact, they constitute a whole tidal depositional system. Under the condition with no cyclonic cold eddy, the clayey sediments in the BYECS can form in weak tidal current environments. Therefore, a cold eddy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deposition of clayey sediments in the BYECS. (C) 2000 Academic Press.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utrophic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Changjiang) estuary and the adjacent East China Sea, China

Eutrophi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noxious algal blooms have been of more frequent occurre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n the adjacent East China Sea. In 2003 and 2004, four cruises were undertaken in three zones in the estuary and in the adjacent sea to investigate nitrate (NO3-N), ammonium (NH4-N), nitrite (NO2-N), soluble reactive phosphorus (SRP), dissolved reactive silica (DRSi), dissolved oxygen (DO), phytoplankton chlorophyll a (Chl a) and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SPM).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s of DIN (NO3-N+NH4-N+NO2-N), SRP and DRSi were 131.6, 1.2 and 155.6 mu M, respectively. The maximum Chl a concentration was 19.5 mg m(-3) in spring.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and recent data revealed that in the last 40 years, nitrate and SRP concentrations increased from 11 to 97 mu M and from 0.4 to 0.95 mu M, respectively. From 1963 to 2004, N:P ratios also increased from 30-40 up to 150. In parallel with the N and P enrichment,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Chl a was detected, Chl a maximum being 20 mg m(-3), nearly four times higher than in the 1980s. In 2004, the mean DO concentration in bottom waters was 4.35 mg l(-1), much lower than in the 1980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estuaries,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was characterized by high DIN and DRSi concentrations, with low SRP concentrations. Despite the higher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Chl a concentrations were lower in the inner estuary (Zones 1 and 2) than in the adjacent sea (Zone 3). Based on nutrient availability, SPM and hydrodynamics, we assumed that in Zones 1 and 2 phytoplankton growth was suppressed by high turbidity, large tidal amplitude and short residence time. Furthermore, in Zone 3 water stratification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resulted in a greater phytoplankton biomass and lower DO concentrations. Due to hydrodynamics and turbidity, the open sea was unexpectedly more sensitive to nutrient enrichment and related eutrophication processes.

Summertim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intertidal macrobenthos in Changdao Archipelago,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intertidal macrobenthos in Changdao Archipelago (north of Shandong Peninsula, between Bohai Bay and the northern Yellow Sea) was examined based on samples collected from 14 stations in five transects in June 2007. Three stations corresponding to high, medium and low tidal areas were set up for each transect. A total of 68 macrobenthic species were found in the research region, most of which belonged to Mollusca and Crustacea. The average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the macrobenthos was 1383 ind./m(2) and 372.41 g/m(2), respectively. The use of an arbitrary similarity level of 20% resulted in identification of five groups among the 14 stations in the research region. There wer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the biomass, abundance and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of the different sediments. Specifically, the order of biomass was rocky shores > gravel > mud-sand > coarse sand > stiff mud, while the order of abundance was rocky shores > coarse sand > mud-sand > gravel > stiff mud, and that of the diversity index was mud-sand > gravel > stiff mud > rocky shores > coarse sand. The abov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sediment typ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macrobenthic community of the intertidal zone.

Morphology and infraciliature of three species of Metaurostylopsis (Ciliophora, Stichotrichia): M. songi n. sp., M. salina n. sp., and M. marina (Kahl 1932) from sediments, saline ponds, and coastal waters.

Two new urostylid ciliates, Metaurostylopsis songi n. sp. and Metaurostylopsis salina n. sp. and Metaurostylopsis marina (Kahl 1932) are investigated using live observation and protargol impregnation. These species were isolated in Korea from intertidal sediments, saline ponds, and coastal waters. Metaurostylopsis songi is in vivo about 120 pm x 25 mu m, has a slenderly ellipsoidal body, colorless cortical granules in rows on ventral and dorsal body sides, about 54 macronuclear nodules, 28-47 adoral membranelles, five frontal, two or three frontoterminal and six or seven transverse cirri, and 9-12 midventral cirral pairs followed posteriorly by 1-3 single cirri. In vivo M. salina is about 60 pin x 25 mu m, has a pyriform body, colorless cortical granules irregularly arranged, about 45 macronuclear nodules, 18-23 adoral membranelles, three frontal, three to five frontoterminal and two to five transverse cirri, and four or five midventral cirral pairs followed posteriorly by five to seven single cirri. Both species have three marginal cirral rows on each body side and 3 long dorsal kineties. The Korean specimens of M. marina match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all main features. Metaurostylopsis songi differs from M. marina by the more slender body, the number of frontal cirri (invariably five vs. four), and the arrangement of cortical granules (in rows on dorsal and ventral cortex vs. only along dorsal kinetics and anterior body margin). Metaurostylopsis salina differs from its congeners by the distinctly smaller size, the pyriform body shape, the scattered cortical granules (vs. in rows), and number of frontal cirri. It differs from M. marina also by the number of midventral cirral pairs (four or five vs. seven to 11).

Corrosion behaviour of hot dip zinc and zinc-aluminium coatings on steel in seawater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hot dip Zn-25Al alloy, Zn-55Al-Si and Zn coatings on steel was performed with attention to their corrosion performance in seawater. The results of 2-year exposure testing of these at Zhoushan test site are reported here. In tidal and immersion environments, Zn-25Al alloy coating is several times more durable than zinc coating of double thickness. At long exposure times, corrosion rate for the Zn-25Al alloy coating remain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for the Zn-55Al-Si coating of similar thickness in tidal zone, and is two to three times lower than the latter in immersion zone. The decrease in tensile strength suggested that galvanized and Zn-55Al-Si coated steel suffer intense pitting corrosion in immersion zone. The electrochemical tests showed that all these coatings provide cathodic protection to the substrate metal; the galvanic potentials are equal to - 1,050, - 1,025 and - 880 mV (SCE) for zinc, Zn-25Al alloy and Zn-55Al-Si coating, respectively, which are adequate to keep the steel inside the immunity reg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uperior performance of the Zn-25Al alloy coating is due to its optimal combination of the uniform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pitting corrosion resistance. The inferior corrosion performance by comparison of the Zn coating mainly results from its larger dissolution rate, while the failure of the Zn-55Al-Si coating is probably related to its higher susceptibility to pitting corrosion in seawater.

中低纬度变化磁场的暴时特征研究

Magnetic storm is a kind of severe disturbances in the whole solar-earth electromagnetic space. It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ommunication, electric power, oil transport pipe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space. Therefore, magnetic storms are worth for applications systems, not only being a favorable issue for scientists. In this paper,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s of the magnetic fields produced by the magnetosphere-ionosphere current systems during storms are studied. Four parts are included in this paper decomposion of different disturbances with different origins,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ring current, the asym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ng current, and the statistic peculiarities of the day-to-day variability (DTD) of Sq. 1 The decomposition of magnetic disturbances at mid-low latitudes and its evolutions during storms Transient variations in the geomagnetic field recorded at mid-low latitudes mainly include the storm-time variation (Dst), solar quiet daily variation (Sq) and disturbance daily variation (SD). With the data of the geomagnetic meridian chain observatories in China, 25 storm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7 to 1999 have been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different variations, a method of “three-steps decomposition” is develop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Natural Orthogonal Components (NOC),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Fourier Analysis to separate those three components in tur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rst eigenmode by the MNOC clearly describing the speci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storm-time variation, in addit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Fourier Analysis offer a useful method to extract the Sq and SD variations. The latitudinal shift of the Sq current focus seems to be the principal reason of the day-to-day variaitons in the daily range of Sq. The magnitude of SD reaches a maximum during the main phase, and then gradually decreases. 2 The topology structure of the ring current during storms Both the mechanism of the ring current and the geomagnetic data suggest that the central plane of the ring current is declining to the geomagnetic equator plane with a tilt angle δ. Using the H and Z component data at two stations in a meridian chain, we deduce a new parameter describing the invariable peculiarity of different storms. Then the δ angle i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data from a meridian chain and tested with the ERC model. Finally the deduced tilt angles are used to modify Dst index. 3 The asym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ng current during storms The variations of the geomagnetic field at mid-low latitudes show a significant dawn-dusk asymmetry, resulting from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fields from the symmetric ring current and the partial ring current.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from the 20°E, 30°E meridian chains and 30°N latitudinal chain, the dawn-dusk asymmetry is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ree methods, namely, statistic analysis, ring current model calculation and typical event analysis. This characteristic implies the asymmetry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ing current. In addition, during the main phase after the sudden commencement (SC), H field increases and reaches maximum around noontime, implying the effect of the Chapman-Ferraro current. 4 The sta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y-to-day variability and its mechanism The day-to-day variability of the geomagnetic Sq field is studied by using the magnetic data from a meridian chain of magnetometers along 120° E longitude. The method of NOC is applied to separate the Sq variation from complicated disturbances. The first eigenmode with the largest eigenvalue represents fairly well the Sq variation with a conspicuous day-to-day variability in the daily range. For the stations on the same north- or south-side of the Sq current system focus, the day-to-day variations show a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contrast, for the stations on the different sides of the Sq focus, they show a negative correlation, suggesting an important role of latitudinal shift of the Sq current system focus to the day-to-day variability of the Sq daily range. The Sq daily range is correlated with the magnetic indices Ap and Dst in a peculiar way: on some severe disturbed days, noticeably enhancements of the Sq are observed, implying increases of the ionospheric conductivities and/or tidal wind velocities; on other severe disturbed days, however, dramatically reduced Sq variations occur, suggesting dominant effects of the ‘disturbance dynamo’ process.

叠前时间偏移: 基于波动方程的架构、发展和应用

This dissertation starts from the point that the prestack time migration can been considered as an approximation of the prestack depth migration, giving a wave equation based prestack time migration approach. The new approach includes: analytically getting the travel time and amplitude based on the one way wave equation and the stationary-phase theory, using ‘spread’ imaging method and imaging following the prestack depth migration, updating the velocity model with respect to the flats of the events in CRP gathers. Based on this approach, we present a scheme that can image land seismic data without field static correction. We may determine the correct near surface velocities and stack velocities by picking up the residual correction of the events in the CRP gathers. We may get the rational migration section based on the updated velocities and correct the migration section from a floating datum plane to a universal datum plane. We may adaptively determine the migration aperture according to the dips of the imaging structures. This not only speed up the processing, but may suppress the migration noise produce by the extra aperture. We adopt the deconvolution imaging condition of wave equation migration. It may partially compensate the geometric divergence. In this scheme, we use the table-driven technique which may enhance the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If the subsurface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it may be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the DTS curve.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proposed a technique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range of the DTS curve. We synthesize DTS panel in this range using different velocities and depths, and stack the amplitude around the zero time. Determine the correct velocity and location of the considered grid point by comparing the values.

藏北措勤盆地白垩纪碳酸盐岩沉积相及缺氧事件响应研究

As a part of Gangdisi-Nianqingtanggula plate, Cuoqin basin (N 29°3O'～33°20'; E 80°～90°) is situated in the west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with an area of 100000 square kilometers. Cretaceous shallow-water carbonate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is basin. Its accumulative thickness is more than 1000 meters. Sedimentary facies of cretaceous shallow-water carbonate and carbon isotope feature are studied in details here. On basis of two main sections researched comprehensively, five facies marks are foun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Wilson's model and ramp model, a platform-mild slope model are put forward, which is thought to be a comprehensive model for this area. There are three sedimentary circles which are comprised of terrestrial clastic tidal flat and carbonate platform facies in Duoba Member of Duoni Formation. Langshan Formation is mainly comprised of carbonate platform facies. We also studied the carbon isotope features influenced by Cretaceous Aptian-Albian's oceanic anoxic events (OAE). After correlating the δ~(13)C curves of the studied section with that of Peregrina Canyon section in Mexico, we find that there are similar δ~(13)C curves fluctuation styles, namely there is also a δ~(13)C positive excursion in shallow-water carbonate in the studied area, and the degree of δ~(13)C positive excursion in shallow-water carbonate is much higher. There are two main causes which should interpret above δ~(13)C positive excursion feature: on the one hand ,much organic carbon take much 12C off when they are buried with a higher speed during the OAE, which lead to the ~(12)C rise of oceanic total dissolved carbon (TDC),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the OAE there are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s in pale-ocean, in the upper mixed layer with high carbon fixation (HCML). There are so much plankton organisms which absorb much ~(12)C as the ~(13)C of shallow-water carbonate in this layer rise higher. Furthermor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ies of carbonate isotope strata, we suggest that the currently used boundary between Aptian and Albian in the studied area is possibly above the international one, which means the main parts of Duoba Member of Duoni Foramatiom in this area should be belong to Albian in stead of Apt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