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1 resultados para desertified gras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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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群落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方法,结合GIS、RS技术对锡林河流域湿地植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流域湿地面积为301.62km2,占流域面积的3%左右。尽管面积相对较小,但是物种丰富,群落结构多样。植被调查数据显示基本确定的植被型4个,植被亚型6个,群系组16个,群系68个,区系成分以泛北极种为主,占69%,相对简单;按照水分生态型划分,中生物种占最多,为44.32%;按生活型分以多年生草本为主占50%以上;科属分布相对复杂,隶属39个科,其中禾本科和菊科是最大的两个科,所占比例仅有17.30%和12.43%,其他科没有明显的优势性,充分说明湿地优越的生境可以满足多种植物共同生长。 多度分布是研究物种多样性分布的重要组分,同时反映了群落结构的特性。以常用的Lognormal、Logseries和Weibull、Exp、Power模型来拟和6个典型草甸群落和踏头草甸群落的物种多度分布,分log-相对多度-物种级数和物种-游程两种形式进行比较;同时,对于典型草甸群落和踏头群落区分常见种、偶然种等进行细化,深入分析群落多度的变化。结果表明,5个模型对于log-相对多度-物种级数在整个群落水平上均不能很好的拟和,50%以上的点都落在95%置信区间以外;但是对常见种和偶然种的拟和情况要好,Weibull、Power和Logseris模型分别对典型草甸群落常见种、偶然种和中间种能很好的拟和,而Logseries和Power模型对于踏头群落的常见种和偶然种拟和较好。5个模型都能较好的拟和物种-游程分布,其中K—S检验结果表明:Lognormal模型对于无脉苔草、针苔草和荸荠这类相对湿润环境下的典型草甸群落拟和较好,对于长叶火绒草和密花风毛菊群落Weibull拟和最好,Power 模型拟和箭叶橐吾最好,踏头草甸拟和最好的是Logseries模型,踏头间拟合最好的是Exp模型。不同的拟和模型应用于不同的群落类型,可以看出湿地群落的复杂性和生境的多样性。区分常见种和偶然种的拟合结果表明典型群落和踏头群落表现一致,即Lognormal模型对所有种拟和是最好的,而Power模型对偶然种的拟和是最好的,同时,Lognormal对典型草甸群落的中间种拟和也是最好。从中可以看出典型草甸群落和踏头群落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是群落的内部仍存在相似的联系,可能跟相似物种的作用有关。 根据湿地表观类型、植被水分状态和航片判别能力,结合实地调查,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将锡林河流域的湿地划分为低湿地草甸、盐化草甸和沼泽三种类型。自1984年以来20多年的时间中,锡林河流域的湿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总的面积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湿地类型发生转化。中上游的低湿地草甸面积减少8.94%,沼泽面积减少30.82%,同时,盐化草甸的面积增加了15.98%。增加的盐化草甸主要是另外两种湿地类型转化而成的,中游水库截流,加速中下游草甸的盐化是锡林河流域湿地变化的主要原因。利用GIS技术依据探讨不同湿地的空间变化,分析沙化对湿地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沙化只对少数湿地有影响,发育良好的湿地即使处在相对强烈的沙化环境下,仍能保持不变。接着,分析了人类直接干扰对湿地变化的影响,缓冲区居民点分析结果表明:近20年来,位于湿地周边的居民点分布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1980年代,居民点分布在盐化草甸周边的最多,到2004年,居民点在沼泽草甸分布数量为最多,该类湿地水、草和资源最为丰富,人类直接的干扰最大,进而转化成另外两类,减少面积最大。低湿地草甸是物种丰富,结构复杂的一种湿地,抗干扰能力强,恢复能力也强,因此相对的变化面积较小。以锡林浩特市水库上下游的湿地植被物种和群落结构的变化,证明了水量减少是湿地数量、结构改变的直接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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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土壤结皮是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通过增加土壤肥力和稳定性、影响水分再分配和植物萌发、成活、生长和繁殖而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重要影响。为阐明生物结皮在内蒙古草地中的作用,本报告对两个草地生态系统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调查,对生物结皮的氮素输入、对放牧的响应及其与植物的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 2. 利用乙炔还原法,本研究对内蒙古退化草地中的生物土壤结皮中的蓝藻、地衣和地耳的氮素输入进行了为期30个月的连续测定。研究发现:1) 生物结皮固氮活性主要集中于5-10月,呈单峰型曲线,表明生物土壤结皮的固氮作用主要受温度和降雨影响;2) 生物结皮年固氮量为12.99-129.9 kg N•ha-1,98%的氮素固定于6-9月份;3) 按固氮量排序,蓝藻 (61%) > 地衣 (33%) > 地耳 (6%),表明物种组成和丰度对生物结皮的氮素输入具重要影响。生物结皮的固氮量和季节变化表明生物结皮可以是影响退化草地中植物生长和促进退化草地恢复的重要影响因子。 3. 本研究选择三个放牧处理(长期放牧、短期围封和近期放牧)对生物结皮固氮活性进行了为期3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与短期围封相比,长期放牧造成生物土壤结皮固氮活性下降了99.5%。固氮活性在放牧时间不足11个月时即可下降至最低水平,因此,放牧持续时间短于4个月的轮牧可能有利于生物土壤结皮的固氮。 4. 本研究选择6个放牧梯度(对照:0.00 羊/公顷, 极轻度放牧:1.33羊/公顷,轻度放牧:2.67羊/公顷,中度放牧:4.00羊/公顷,重度放牧:5.33羊/公顷,极重度放牧:6.67羊/公顷),研究放牧强度对于生物结皮丰度、物种组成和固氮输入的影响。不同放牧强度对生物结皮丰度、物种组成和固氮输入具有重要影响,表明长期放牧可抑制生物土壤结皮在氮素输入和土壤固定方面的作用。极轻度放牧对生物土壤结皮影响不大;轻度放牧造成氮素输入降低了50%;重度和极重度放牧造成氮素输入降低了90%,并可使移动性较强的物种成为生物土壤结皮的优势组分,从而可抑制其土壤固定作用。因此,极轻度和轻度放牧是有利于生物土壤结皮固氮和固定土壤的草地利用方式。 5. 在处于恢复早期的一个退化草地中,我们对生物结皮和植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为期2年的研究。结果表明,生物结皮的丰度和物种组成与植物地上生物量和盖度高度相关。生物结皮丰度和氮素输入随植物生物量和盖度下降。结果还表明生物结皮是退化草地的主要氮素输入来源,尤其是在草地恢复初期。植物组织δ15N 低于土壤,这种差异随植物生产力增高而减小,表明生物结皮所固定氮素首先被植物利用,而后返回土壤。生物结皮的固氮输入变化可能是这种变化模式的主要原因,在分解作用和氮素损失中的同位素分馏,以及菌根真菌对于氮素的转运可能也是这种变化模式的原因。结果还显示生物土壤结皮与植物之间可能存在负反馈关系。这种自我调节的反馈过程可能是影响退化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氮素循环的重要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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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条件不仅影响半干旱区群落的组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群落的功能。处于不同水分条件生境下群落的优势物种在水分利用和同化物利用效率方面的功能特征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将导致群落对于气候变化产生不同的响应,进而影响到景观和区域尺度上对于全球变化下碳动态和格局的分析。本研究选取了锡林河流域典型草原区沿水分梯度的四个代表群落,在野外实验测定并结合长期定位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BIOME-BGC模型对代表群落的长期净初级生产力(NPP)动态进行了模拟和模型验证。通过分析该地区1953~2005年气候变化趋势,推测了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情景,进而模拟了气候变化下四个群落长期NPP动态的响应。 野外实验分析表明,在四个群落中,净光合速率与光合有效辐射呈单峰曲线关系,与温度和蒸气压亏损(VPD)成反比,叶片氮含量和比叶面积也会影响到光合能力。四个群落由于水分与土壤条件的差别,净光合速率随VPD与温度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增减幅度。将日变化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大致在6:00~8:00左右的低温高湿阶段,10:00~16:00的高温低湿阶段,16:00以后的低温低湿阶段和低温高湿阶段变为高温低湿阶段过程中的适温适湿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影响羊草光合速率的主导因子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水分与土壤状况下,羊草的光合特性表现出明显差异,但总体说来水分仍是光合作用的主导因子。 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当前气候条件下,羊草群落NPP平均值为197.76 gC m-2 (SE=7.11),大针茅群落NPP平均值为198.95 gC m-2 (SE=6.41),贝加尔针茅群落NPP平均值为210.41 gC m-2 (SE=7.87),克氏针茅群落NPP平均值为144.92 gC m-2 (SE=4.64),四个群落NPP平均值为188.01 gC m-2 (SE=3.72)。 日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在1953~2005年间都明显增加,而降水变化很大。温度增加下(P0T1)NPP平均下降14.2%,降水增加下(P1T0)NPP平均增加13.2%,温度与降水都增加情景下(P1T1)NPP平均下降2.7%。在半干旱区,降水是NPP变化的主要限制因子,而温度通过影响了植物的呼吸与蒸散作用对NPP产生影响。 由于生境水分条件差别和优势物种功能特征差异,四个群落在气候变化中表现出对温度与降水不同的敏感程度,这与水分胁迫系数WSI、碳胁迫系数CSI变化密切相关。克氏针茅群落由于所处生境水分条件差,水分胁迫系数高,对降水的依赖程度最大;贝加尔针茅群落一方面处于较好的水分生境,具有相对较小的水分胁迫系数,另一方面,由于具有高碳氮比,维持呼吸消耗的光合产物比例低,碳胁迫系数远低于其它三个群落,未来气候变化下NPP较其它三个群落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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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草地面积居我国11片重点牧区之首,是我国温带典型草原的核心分布区和重要的草地畜牧业生产基地。长期以来,锡林郭勒草原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一道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有效地阻止了草原腹地的土壤侵蚀、沙化以及来自中亚和我国西部的沙尘侵害,对于维持整个华北地区,特别是京、津大都市的生态环境安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度干扰锡林郭勒草原发生了严重退化,生产力显著降低,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日益衰减。本文以锡林郭勒草原传统的游牧文化和草地利用方式的变迁作为切入点,以锡林河流域为案例,深入分析了社会驱动力在草地退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目的在于揭示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农牧业人口的剧增和牲畜数量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与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的关系,进而探求锡林河流域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途径。同时,近年来由于草地退化速度的加剧和草地退化面积的不断扩张,以及世界许多资源保护计划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失败,人类原始的土著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作用,引起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关注,本文应用草地调查和社会调查的方法以及GIS技术对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时空分布规律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 原始游牧是锡林郭勒草原历史悠久的草地利用方式,而草原游牧文化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走向文明和现代化,传统的游牧逐渐地被半定居和定居定牧的方式所取代,蒙古族传统的草原游牧文化也随之走向衰落。本文采用社会调查方法对锡林河流域已经结束了50多年的游牧利用方式进行考察,探讨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时空格局,以及土地利用方式变迁对草地退化格局的影响,进而强调了传统的草原游牧文化对于人类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环境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意义。 以1984年和2004年开展的大量草地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同期的TM数据,分析了20年来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结果发现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面积达到70%之多,从东南向西北草地退化程度明显加剧。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相比,锡林河流域植被在近20余年来的变化状况表现为:局部恢复,部分地区变化不明显,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恶化的发展势头。通过对位于 锡林河流域的锡林浩特市及其邻近地区的社会驱动因子的分析,并应用统计学和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对锡林河流域土地利用、牧业人口和牲畜数量等因子在近35年来的变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过度放牧是导致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加剧的主要原因。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以适应性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性科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对锡林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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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退化不仅仅是今天中国才发生的事情。历史上曾经发生“黑尘暴”的美国North Dakota州,现在仍然有62.7%土地被用作耕作,林地所占面积仅仅占1%。私有制和种植业较畜牧业的高的利润率,是该州种植业比重高于畜牧业的重要原因。草原保护项目(CRP)得到了美国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 在North Dakota州采用了以草地恢复为主的措施。美国发达的教育体系带来的高流动率,使得North Dakota州自30年代后居住人口稳定在60-70万成为可能,从而避免了我国出现的草原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由此可见:草地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不可能完全保护起来;没有其他配套措施,私有制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垦殖;草地畜牧业仍然是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发展需要结合种植业尤其需要与饲料生产相结合。 依据生态系统服务的理念,首次发展了生态系统服务指数(ESI),试图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综合考虑,提出科学的适宜放牧率的评价方法。本文利用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中部草原研究站17年长期放牧试验数据,选取植物多样性Shannon-Wiener指数、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土壤表层含水量和单位面积家畜增重等四个指标,通过对不同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计算不同管理目标下ESI及其稳定性,并对单目标管理与多目标管理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北美混合普列里(Prairie)草地,围封不利用或建立自然保护区,虽然生态系统比较稳定,但既不能有效的提高植物多样性、初级生产力和土壤水分含量等生态功能,又没有畜产品产出;而在重牧或极重牧处理下虽然获得了较大的畜产品生产,但导致了草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和较大的系统不稳定性。因此,这两种管理方式在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应用生态系统服务指数综合考虑,认为应该权衡各项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此时轻牧或中牧是最适宜的。因此,ESI的建立避免了单项指标的评价偏差,使得适宜放牧率的确定更加合理。 利用前面构建的多目标权重评价体系,结合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放牧试验样地的数据,探讨了锡林郭勒盟定位站附近的适宜放牧率为2.67羊/ha,低于单目标条件下的每公顷绵羊4羊/ha。同时在经济学和生态系统系统服务理论的基础上,依据谢高地等人(2001年)的研究,并提出了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的标准,分别是每公顷15元和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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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不同放牧率下的优势植物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植物解剖结构和化学成分方面,对内蒙古典型草原和北美混合普列里草原的放牧演替机制进行探讨,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放牧演替过程及其主要植物对放牧的适应机理。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长期不同放牧率的放牧(内蒙古典型草原区放牧15年和混合普列里草原放牧19年)对所有物种(IMGERS的羊草(Leymus chinensis)、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扁蓿豆(Melissitus rutenica)、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冷蒿(Artemisia frigida)和星毛委陵菜(Potentilla acaulis)和CGREC的Artemisia frgida ,Poa pratensis, Agropyron smithii,Solidago rigida, Helianthus rigidus和Symphoricarpos occidentalis)叶片的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面积、叶肉细胞面积、栅栏/海绵组织厚度、叶片厚度、中脉厚度均产生显著影响;放牧显著影响了两个研究区不同生活型功能群植物叶片的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面积、叶肉面积、栅栏/海绵组织和中脉厚度。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区草本植物功能群的叶片下角质层厚度、栅栏/海绵组织厚度显著大于灌木功能群,而美国混合普列里草原研究区,草本植物功能群的叶片下角质层厚度、表皮细胞面积、叶肉细胞面积、栅栏/海绵组织厚度、叶片厚度、中脉厚度均显著大于灌木功能群。 2. 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区放牧率显著影响了糙隐子草和小叶锦鸡儿的比叶面积(SLA);在美国混合普列里草原研究区,放牧率显著影响了冷蒿SLA。但对生活型功能群的SLA影响不显著。 3. 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区放牧对物种叶片叶绿素含量、纤维素含量影响显著,放牧仅显著增加了扁蓿豆叶片的含氮量。美国混合普列里草原研究区物种叶片的全碳、干物质、酸性洗涤纤维、叶绿素a+b含量受放牧率的显著影响。两研究区放牧率对叶片叶绿素a+b含量影响显著。放牧率也显著影响了不同生活型功能群的全碳含量和叶绿素a+b含量。 4. 两研究区叶片表皮细胞面积和叶肉细胞面积无牧和重牧下显著正相关,表皮细胞面积和叶片厚度在轻牧下显著正相关,叶肉细胞面积和叶片厚度在无牧、中牧和重牧下显著正相关,比叶面积和叶绿素a+b含量在轻牧下显著正相关。扁蓿豆叶片的表皮细胞面积和叶肉细胞面积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全碳含量和叶绿素a+b含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Artemisia frgida叶片的角质层厚度和叶片厚度间显著正相关,Poa pratensis叶片的角质层厚度和表皮细胞面积间显著负相关,Solidago rigida叶片表皮细胞面积和光合速率显著正相关。Helianthus rigidus叶片叶肉细胞面积和叶片厚度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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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回收是植物衰老时,养分从衰老组织向活的组织体转移的一种过程。该过程延长了养分在植物体内的滞留时间,提高了植物保持养分的能力,因此是植物适应养分贫瘠生境的策略之一。全球气候变化,包括降水格局改变和氮(N)沉降增加,改变了生态系统正常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因此可能会对植物的养分回收特性产生影响。研究不同N、磷(P)、水梯度上,植物物种养分回收特性的响应格局,对于预测N沉降增加和降水格局改变对物种养分利用策略的潜在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多伦恢复生态学实验站长期施N肥实验(0,1,2,4,8,16,32,64 g N m-2 yr-1等8个水平)为研究平台研究了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群落中优势植物养分回收随N素添加梯度的变化,同时结合三个盆栽控制实验(施N肥实验:0,0.5,1,2,4,8,16,32,64,128 g N m-2等10个水平;施P肥实验:梯度同施N肥实验;控水实验:3600,4000,4500,5143,6000,7200,9000,12000,18000,36000 mL pot-1等10个水平),主要探讨了羊草(Leymus chinensis)养分回收效率(从衰老组织中回收转移的养分百分数,RE)和养分回收度(以枯叶中养分浓度衡量,RP)以及其它叶片养分特性(绿叶养分浓度和比叶面积SLA)对环境因子改变的响应格局。同时,我们还调查了枯叶C:N比和C:P比等参数,研究环境因子改变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1)连续4年施N肥显著降低了五个物种叶片N素回收度(NRP),对P素回收度(PRP)的影响在各物种间差异较大,但低N提高了多数物种的PRP;物种间,冷蒿(Artemisia frigida)RP(枯叶N和P浓度分别为14.3±2.0 mg g-1和0.68±0.09 mg g-1)最低,砂韭(Allium bidentatum)(N:5.2±0.2 mg g-1,P:0.12±0.01 mg g-1)最高。沿施N梯度,N素回收效率(NRE)的变化趋势在物种间差异较小但在方法间(叶干重水平,叶面积水平和单株水平)差异较大,而P素回收效率(PRE)的变化在物种间和方法间差别都较大。叶干重水平和叶面积水平上,NRE在四个物种中表现出显著降低的趋势,PRE只在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和星毛委陵菜(Potentilla acaulis)中显著降低,其它三个物种变化不显著。单株水平上,所有物种NRE(除了克氏针茅)和PRE均与施N量梯度无显著性关系。物种间,砂韭的RE最高(>80.0%),冷蒿和星毛委陵菜最低(<60.0%)。方法间,叶片水平上的RE均高于单株水平上。沿施N肥梯度,两个禾本科物种SLA无显著变化规律,而其它三个物种SLA表现出先增加后变化不大的趋势。物种间,最高和最低的SLA分别表现在冷蒿和克氏针茅。沿施N肥梯度,五个物种C:N比呈先显著降低后缓慢降低的趋势。物种间,最大和最小的C:N比分别出现在砂韭和冷蒿。 2)盆栽施N肥实验中,一定范围内,施N肥显著提高了羊草地上地下生物量、SLA和绿叶N浓度,显著降低了C:N比、NRP、NRE和PRE,但对绿叶P浓度、叶片PRP和C:P比无明显影响。平均枯叶N浓度和枯叶P浓度分别为16.2 mg g-1和1.01 mg g-1,平均NRE和PRE分别为46.1﹪和58.1﹪。10月时,地下生物量和养分积累均高于地上部分。 3)盆栽施P肥实验中,一定范围内,施P肥显著地提高了羊草地上地下生物量、SLA、绿叶N浓度和绿叶P浓度,显著降低了C:N比、C:P比、NRP、PRP和PRE,但对NRE无显著影响。平均枯叶N浓度和枯叶P浓度分别为9.9 mg g-1和7.43 mg g-1,平均NRE和PRE分别为58.2﹪,平均PRE为56.1﹪。10月时地下部分生物量和N库积累均高于地上部分,而P库在两个部分间差别不大。 4)盆栽控水实验中,一定范围内,供水量增加显著增加了羊草地上地下生物量、SLA、NRP、PRP、PRE、C:N比和C:P比,显著降低了绿叶N浓度,但对绿叶P浓度和NRE无显著性影响。平均枯叶N浓度和枯叶P浓度分别为10.4 mg g-1和0.32 mg g-1,平均NRE和PRE分别为54.4﹪和76.8﹪。10月时,地下部分生物量和养分积累均高于地上部分。 以上结果表明,N、P和水分因子的改变影响了植物生物量和养分分配、叶片养分特性、养分回收能力以及枯叶分解质量等,且不同梯度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未来全球变化包括N沉降增加和降水格局改变可能影响植物养分利用策略和凋落物分解特性,进而可能对植被-土壤系统养分循环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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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测量点的能量收支总是表现出不平衡,即使在地势平坦、植被分布均一、稀疏植被下垫面的情况下也有约30%的能量失衡状况。能量平衡闭合 (EBC) 问题在验证涡度相关系统质量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实验在内蒙古草原3个地点,通过涡度相关系统附近移动能量平衡系统的测定手段,采用能量平衡余项法和最小二乘 (OLS) 线性回归法,研究了土壤热通量、净辐射及可供能量空间变异对能量平衡闭合的影响。 结果显示,EBC 在三个研究点的平均余项为8~19 W m-2,OLS 斜率为0.83~0.96。EBC 在土壤湿润情况的站点要高于干旱站点。 土壤热通量的空间变异三站点平均为白天48 W m-2 (占同时间 Rn 的13%),夜间15 W m-2 (34%),平均29 W m-2 (24%)。通过8个工作站的测量,这个变异会造成9% (从0.93到1.01) 的 OLS 斜率差别。夜间的能量平衡不闭合可以由土壤热通量的空间变异解释。如果在本研究的的三个草原站点上忽略了土壤热通量,则会造成较大的余项 (峰值时110 W m-2) 产生,从而使 OLS 斜率增大23%。特别是通量板埋置在地面以下30 mm处时,上层的土壤热储部分占到全部土壤热通量的50%,这不仅影响到 EBC 的大小,更起到调节土壤热通量与“真实的波形” 相一致的作用。如果该部分热储被忽略掉,EBC 余项会增加60 W m-2,OLS 斜率也会变化 (减少) 9%。用大尺度多点测量与涡度塔附近的小尺度测定相比较,后者表现出稍高的闭合率,即 OLS 斜率增加4%。 相对于土壤热通量,净辐射的空间变异较小,三站点平均为白天17 W m-2 (5%),夜间7 W m-2 (13%),平均 12 W m-2 (5%)。可以引起3% (从0.88到0.91) 的 OLS 斜率差异。研究结果还表明,风速校正应该在 Q7.1 净辐射仪中应用,校正后的结果与 CNR1 的结果在白天有吻合较好,但在其它时段仍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夜间,风速校正基本不起作用,使得两种仪器间差异达20 W m-2。比较表明,风速校正可以提高白天 Rn 的6%,仅降低夜间0.3%。因此,无论是用余项法还是用 OLS 线性回归法,在比较使用不同仪器的站点间的闭合状况时 (本研究的结果适用于草地 Q7.1 与 CNR1 间的比较),可以用9:00-15:00 h 时段的数据进行比较,这样可以避免因使用不同仪器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用该时段的数据进行比较,仪器间的差异余项法小于6 W m-2,OLS 法小于3%。 受可供能量空间变异影响,三个站点平均 EBC 的不确定性为白天66 W m-2 (19%),夜间23 W m-2 (50%),平均42 W m-2 (36%);或者改变 OLS 斜率11%。用最大值和最小值来衡量,EBC 最大不确定性,正午时在站点 I、II 和 III 中分别为81,114和91 W m-2。故在探讨能量平衡和能量平衡闭合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否则会产生偏差,或者得出错误结论。 研究还表明,即使考虑到白天所有可供能量的最大不确定性,仍然不能使能量平衡闭合。中午 (12:00 h),站点 I,II 和 III 仍然有14±15,48±12和47±14 W m-2 的失衡不能够归因于可供能量的空间不确定性。因此,其它影响因素也需进行细致的探讨。 在两站点不同测量深度土壤热通量结果的差异性比较实验中,无论在站点 I 还是 III,均表现出一致的结论,即随通量板布置深度加深,其测量结果会越高,与浅层布置的相比,差别可高达150 W m-2。深层土壤热通量的计算仍是个难题,需进一步研究。 在不同植被结构对净辐射测定影响的实验中发现,随刈割强度增加,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净辐射均减少。正午依次为413,395和388 W m-2。无论正午还是全天合计,重度刈割地点的净辐射均比不刈割对照处理少6%,而且,在整个生长季也少6%,约合40,000 W m-2。测量高度不同,不同处理间对测定结果影响不同:刈割处理中,由于下垫面较均一,结果相差不显著;而对照则表现出较高的差异,用两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差异达到极显著 (P<0.000,9:30-15:00 h data)。当使用不同新旧程度的 domes 时,对净辐射结果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新 domes 的测量结果白天明显高,晚上明显低,使用了11个月的旧 domes,峰值时,白天低估25 W m-2,晚上高估10 W m-2。说明该差异在进行能量平衡闭合计算时,不能忽略。而全用新的和全用旧的进行比较,晚上仅有2-3 W m-2差异。 考虑生态系统中非生物因子对干扰条件下生物多样性动态和功能的影响,有助于更精确地阐明生物多样性-稳定性功能的关系。为此,设计了一个单因子刈割实验——内蒙古地区一种广泛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目的是研究不同强度刈割影响下,微气候变量特别是能量平衡各分量和群落结构的变化及二者的关系。连续4年刈割,占第一位的优势种明显由低矮半灌木冷蒿 (Artemisia frigida) 取代了高大丛生禾草克氏针茅 (Stipa kylovii)。重度刈割下,针茅的盖度、生物量和丛重,群落叶面积、绿色生物量、凋落物量和群落高度一致低于轻度刈割/不刈割处理。微气候由于群落特征的这些变化也呈规律性变化。与对照相比,重度刈割降低了生长季土壤含水量的47.5%,但中午和日均土壤表面温度分别增加了7.4和1.2 °C,并且增加地表下2 cm土壤温度日较差 (日最高与最低温度之差) 4.2 °C。刈割处理由于凋落物少、反射强而表现出较低的净辐射,但土壤热通量显著提高,表现为土层加热和冷却快。因此,重度刈割处理较对照降低了可供能量8%,约合52,000 W m-2 。不同刈割强度间来看,NPP 或 LAI 与土壤热通量和净辐射的比值 (G/Rn) 以及波文比 (H/LE) 间呈负相关。重度刈割处理感热通量显著提高,但潜热通量在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表明未刈割处理虽然冠层伸展大,但是并没有导致更大的水分亏缺。未刈割处理增加了抵抗物种改变的能力,而刈割处理在连续一年一割的第四年显著增加了物种数,可能与因刈割影响而导致的群落结构与微气候的改变有关。本研究表明,未刈割处理可以减轻高温干旱季节的高温和干旱胁迫,表现出对环境变化的高抵抗性。未刈割处理的凋落物层和较高的垂直结构所形成的遮荫,可以形成一个阻挡蒸发的篱笆,这是维持其水分的保证。因此,为了恢复退化草原生态系统功能,需要修复能导致微气候变化的植物群落结构,否则难以成功。 本研究立足于原创性的实验研究,在中国特有的自然草原生态系统上开展,结合不同温度梯度的三地区涡度相关系统进行了能量平衡闭合的移动比较实验,以及结合常用土地利用方式的定点能量平衡实验。在翔实的数据基础上,为涡度相关方法的陆地表面能量平衡失衡问题提供了解释。增加了对两个主要能量流——土壤热通量和净辐射空间变异规律的认识,研究对于能量平衡和湍流通量相关研究是有价值的。在三个代表性地区首次利用多个净辐射仪和土壤热通量板的结果与三个标准的涡度相关系统进行了比较,这类量化失衡原因的相关研究应受到高度重视并进一步拓展,以提高对能量失衡的认识,进而推进水热和碳循环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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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生态系统中,放牧对调节物质流动和营养循环起着关键的作用。内蒙古地区已有上千年的游牧历史,放牧是该地区重要的草地利用方式之一。然而,近50年来,由于人口的剧增以及对草原的不合理利用与管理,使得内蒙古草原发生了严重的退化与沙漠化。理解放牧对氮循环的定量影响,对我们更合理地利用草地、防治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以及探求最佳恢复途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精准设置的5种放牧强度处理(0.00, 1.33, 2.67, 4.00, 5.33 羊/公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平台。2005、2006年生长季期间,在经过16年不同放牧强度处理的一个典型草原样地上,我们测定了氮素输入(氮沉降、生物固氮)、转化(净氮矿化)、输出(反硝化及氨气挥发)速率等N循环的重要参量。同时,测定了微生物生物量碳、氮(Cmic,Nmic)及微生物呼吸(Rmic),研究了微生物在氮循环中的作用。另外,还测定了植物、土壤、固氮体中的15N自然丰度值,探讨了其对不同放牧强度的响应格局与机理。 结果表明,干湿混合沉降物全氮浓度最高达11.53 mg N l–1,沉降量最高为1.77 kg N ha–1m–1。月均氮沉降量与浓度正相关,它们与降水量均关系密切,前者更密切。结皮面积所占比例很小,不超过8%。结皮含氮量为1.01-1.43 g N kg–1,受放牧的影响不显著,但随放牧强度的增加有降低的趋势。土壤结皮能固氮,但固氮量不超过土壤氮含量的1倍。地耳的固氮量为结皮的10-20倍,故是主要的固氮体。尽管地耳含氮量受放牧影响不显著,但放牧是不放牧条件下地耳氮含量的1.58倍。 土壤NH4+-N浓度随季节变化范围为1.71-9.45 µg N g–1,它们在各放牧处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土壤NO3–-N浓度变幅为0.27-11.21 µg N g–1。总无机氮浓度在不放牧条件下的变幅为2.69-14.57 µg N g–1,占总氮的0.49-2.6%;放牧条件下的变幅为2.49-8.66 µg N g–1,占总氮的0.35-1.21%。总无机氮浓度随季节和放牧强度的变化趋势与硝态氮相似,表现为2005年夏季期间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在2006年整个生长季期间有逐渐降低的趋势。不放牧比放牧条件下含氮量高,但在4个放牧处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净氮矿化速率的变幅为–0.61-0.27 µg N g–1d–1,峰值通常出现在7月。净氮矿化速率在各处理间没有一致性差异,但中牧(2.67、4.00 羊/公顷)通常比重牧(5.33 羊/公顷)下的值高。净氮硝化速率通常很低,波动在–0.32-0.16 µg N g–1之间,2005年夏季及2006年春秋季的值相对较高。净氮硝化速率在各放牧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但重牧条件下的值通常最低。累积净氮转化量在年际间差异大,2005年总体上遵循正态分布模式,而2006年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有直线下降的趋势,2006年比2005年的累积量高。土壤温度和湿度比放牧强度对净氮矿化的影响更加显著。放牧强度通过调节这两个土壤因子对氮动态而产生间接影响。 反硝化和N2O的释放速率低,前者变幅为0.33-6.21µg N kg–1 d–1,后者为0.42-11.28 µg N kg–1 d–1。释放量夏季较强,春秋较弱。放牧对反硝化释放影响不显著,只在2005年对N2O释放影响显著。尽管如此,反硝化和N2O释放速率整体表现出在不放牧比放牧条件下高的趋势,且比最高放牧强度5.33 羊/公顷下的反硝化速率显著高。然而,它们在4个放牧处理之间的差异始终不显著。累积反硝化和N2O释放存在年际变化,2006年的值显著高。它们随着放牧强度的递增有逐渐降低的趋势,这在2006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结果主要归因于土壤总氮量在长期放牧条件下随放牧压力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氨气挥发速率变幅为0.88-3.52 g N ha–1d–1,高峰值出现在5月,2005比2006年同期的速率大。两年间放牧强度对氨气挥发的影响都较弱,2005年影响更弱。不放牧条件下的氨气挥发量通常最低,这在生长季的前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中牧及重牧条件下通常最高。放牧能影响氨气挥发与氨态氮,硝态氮及总无机氮浓度之间的关系,即不放牧条件下相关性显著,而放牧条件下相关性不显著。年际间氨气挥发速率与无机氮浓度之间的关系趋势相反,2005年负相关,2006年正相关。在水分充足的2006年,所有处理条件下氨气挥发与土壤水分及温度之间显著相关,但在单独每个放牧处理下,相关性不显著。 Cmic变幅大,为13.97-350.45 μg C g–1,占土壤总有机碳的1.58-8.35%。最高和最低值分别出现在夏季和春季。它们在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不放牧下的值相对偏高。Cmic与土壤有机C和全N、前期的立枯、凋落量及含N量、优势种前期的地上生物量、根系生物量、土壤温度以及水分之间关系密切。氮素状态如氨态氮、总无机氮含量、反硝化以及N2O释放速率,氨气挥发速率与Cmic之间关系密切。Nmic占土壤全氮的0.41-2.74%,不受季节和放牧强度的显著影响。Nmic与可溶性N,表土层根系全N,立枯有机C,地上生物量之间关系密切。氮循环过程中氨气挥发速率受Nmic的影响。Rmic随季节而变化,通常5月份值最高。Rmic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有稍降低的趋势。Rmic与土壤可溶性C、有机C,不同土层根系有机C,凋落物、立枯量及其C、N含量、全N,地上生物量,优势种前期的生物量,土壤温度之间关系密切。土壤氮循环动态如氨态氮、硝态氮、总无机氮浓度及反硝化速率与Rmic之间关系密切。 土壤、植物、地耳、生物结皮的δ15N值与放牧强度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然而,放牧有增加表层土和植物的δ15N值而降低表土、地耳、结皮的δ15N值的趋势。表层土δ15N值与前一年生长季末期硝态氮及总无机氮浓度,反硝化速率及累积氨气挥发之间密切相关。 土壤碳含量的变幅为10.44-17.19 g C kg–1,全氮量的变幅为0.54-0.82 g N kg–1。长期的高强度放牧降低了土壤碳、氮储量。根系碳、氮含量分别为土壤碳、氮含量的40-50和10倍。立枯和凋落物有机碳含量变幅为446.94-507.01 g C kg–1,与放牧强度之间关系不密切;氮含量变幅为4.58-7.18 g N kg–1,与放牧强度之间显著负相关。优势种木地肤、冷蒿的含碳量与放牧强度之间相关不显著,但含氮量与之显著相关。 综述以上结果,不同放牧强度对内蒙草地生态系统氮循环中不同过程产生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它与土壤环境因子如温度、水分的联合作用而间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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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能显著地改变生态系统的属性和功能。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容易观察的局部层面上,如土壤沙化、植被退化等;还能更深刻地影响到微生物控制的温室气体释放,进而影响大尺度上气候的变化。本论文根据2 年田间试验结果报告了人类干扰(草地退耕和施肥)和降水增加30%对中国北部农牧交错区(内蒙古多伦县)半干旱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氮是影响该区草地和弃耕地生产力的最重要因子,即使低量的氮肥应用(5 g N y-1)也能使该区草地地上净初级生产力(ANPP)增加36-46%。然而氮对草地生产力影响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对地下净初级生产力(BNPP) 影响比较微弱。单独使用磷肥对ANPP 和BNPP 均无显著影响,氮磷混施对ANPP 有显著正交互作用。增加的降水对草地和弃耕地ANPP 和BNPP 有弱的正效应,增加30%降水使草地对照ANPP 增加9-25%,BNPP 增加12%-17%,弃耕地对照ANPP 增加7%-37%,BNPP 增加36%-37% 。草地和弃耕地对照ANPP 并无显著差别,由于高于弃耕地1-3 倍的BNPP,总体上草地比弃耕地有更高的固碳能力。这个结果也说明草地能更有效地把植物地上部分固定的碳转移到地下,这与草地长期发育积累的丰富地下根系和高根冠比物种组成有关。 水肥处理及土地利用方式也深刻改变了温室气体排放。温带草地和弃耕地CO2 排放(系统呼吸:Re)存在显著季节变化,温度、水分和地上生物量是控制这些变化的主要因子。在气候温暖的6-9 月份,生物量和土壤水分是决定系统呼吸季节变化主要因子,而与温度无明显相关。随着氮肥使用,草地和弃耕地呼吸速率加大,其温度敏感系数Q10 也明显升高,这主要与氮肥使用后增加的地上生物量有关。由于水分促进作用和生物量的弱增长,增加的降水也加大了草地和弃耕地CO2 排放。低的地下生物量和有机碳氮并没有导致弃耕地低的CO2 排放,显示了农垦后土壤结构破坏导致的有机碳分解增加不会在农业弃耕后短期内(5-6 年)停止。 除了对生物量的不敏感性外,中国北部半干旱生态系统N2O 排放表现出与CO2 排放类似的变化规律:水分和温度是N2O 季节变化的主导因子;氮肥使用和降水增加都增加了N2O 排放;N2O 排放在草地对照和弃耕地对照之间没有显著差别。更少的根系对无机氮的竞争导致了弃耕地比草地有更高的N2O 释放因子(单位氮添加所引起N2O 释放)。低的土壤水分(<70% WFPS )和无机氮都是限制反硝化发生的重要条件,因此硝化可能是草地和弃耕地N2O 的最主要来源。半干旱草地生态系统N2O 排放与CO2 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线性关系。 中国北部半干旱草地和弃耕地都起着CH4 汇的生态功能。水分是控制CH4 吸收季节变异的主导变量,土壤空隙水含量(WFPS)与CH4 指数递减方程能解释其变异的64%-83% 。增加的降水导致了土壤水分增加,从而引起甲烷氧化菌所需基质(CH4 和O2)扩散受阻,减小了土壤CH4 吸收功能。施肥并没有抑制CH4 吸收,相反由于施肥后植物速生对土壤水的抽干作用,施肥增加了植物速生期时的CH4 吸收。CH4 吸收对农垦引起的土壤微生物生境结构破坏非常敏感,在农业措施停止5-6 年后的弃耕地,CH4 吸收仍比草地低24%。 本研究初步分析了影响中国北部农牧交错区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自然环境因子和人为因子,给出了它们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为科学地管理中国北部草地,充分发挥其生态和经济效益功能提供了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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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是半干旱草原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和初级生产力的限制因素。近年来由于人为干扰和气候干旱,特别是过度放牧,导致半干旱地区草原严重退化,草地生产利用和生态服务功能日益衰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草原退化演替主要表现为不同植物种的消长和替代过程。在内蒙古草原,过度放牧导致多年生根茎禾草和丛生禾草被豆科灌木或具根茎和不定根的杂类草替代,丰富的多年生杂类草被一、二年生植物替代。目前,对于上述功能群之间的替代机制,以及草原退化的机理尚不十分清楚。本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选取了79年围封的大针茅(Stipa grandis)样地、其外围的自由放牧样地及中德合作项目“ Matter Fluxes in grassland of Inner Mongolia as influenced by stocking rate (MAGIM) ”的传统平地放牧处理小区为研究对象,从植物-水分关系的角度,利用氢和碳稳定性同位素技术,研究主要植物种和功能群水分来源和水分利用效率对放牧的响应,进而揭示放牧干扰下草原退化的机理。本研究取得了如下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 1. 在干旱年份,雨水仅湿润了大针茅草原0-20cm的表层土壤。土壤中保存的冬季降水贡献了植物可利用水分的30%,而在正常年份只有10%。干旱季节羊草(Leymus chinensis)和大针茅能够利用土壤60cm以下保存的多年降水,而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和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只能利用生长季的雨水。长期过度放牧使冰草和糙隐子草的相对生物量和相对多度均显著增加,而羊草的相对生物量和相对多度显著降低。这种由放牧引起的群落结构与组成的改变,降低了植被对冬季降水的利用,加剧了干旱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2. 依据羊草草原群落植物的生活型和光合类型划分为:C4禾草、C4杂类草、C4灌木、C3禾草、C3杂类草、C3鳞茎类植物和C3灌木七个功能群,各功能群间的水分利用效率差异显著。不同功能群植物在对土壤水分的利用上存在着明显的生态位分离。C4禾草和C3鳞茎类植物主要利用表层水分,而C4灌木则利用深层土壤水分,C3其它功能群介于二者之间。在无放牧和低载畜率下,各功能群植物均主要吸收浅层土壤水分,功能群间竞争相对强烈。在较高载畜率下,C3禾草转为利用深层土壤水分,功能群间出现水分生态位的分离,部分地缓解了植物对土壤表层水分的竞争。沿着载畜率梯度,群落对浅层土壤水分的利用呈现出先增加,尔后下降的趋势。 3. 在放牧干扰下,羊草草原群落中主要植物种稳定性碳同位素值的变化范围为-13.100/00~-27.590/00。不同功能群植物间的水分利用效率有着显著的差异:C4禾草> C4杂类草> C4灌木> C3禾草、C3杂类草> C3鳞茎类植物> C3灌木。C3鳞茎类植物和C4杂类草的水分利用效率随载畜率增加而降低。C3和C4禾草的水分利用效率随载畜率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尔后下降的趋势。群落水平的水分利用效率主要由占生物量90%的禾草的水分利用效率决定。随着载畜率增加,群落水分利用效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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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状是植物与环境长期互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内在或外部的特征。目前植物生态学界关于植物性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植物性状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反映植物性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或适应机制;植物性状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以更好地揭示生态系统功能的内在驱动机制;植物性状间的相关关系和消长对策,反映植物性状的协同进化机制。 本试验所在地区内蒙古多伦十三里滩为典型克氏针茅草原,水分为当地生态系统的主要限制因素。我们在当地的围封样地内,采用人工模拟生长季降雨变化梯度的方法,研究了内蒙古典型草原几种常见植物叶片功能性状对模拟降雨量梯度的响应、性状之间的协变关系以及植物性状与地上部分生物量间的关系。研究工作在2005-2006年期间进行。观测的叶片性状包括叶片干物质含量(LDMC),比叶面积(SLA)和叶片氮含量(LNCmass, LNCarea),以地上部分生物量作为年净初级生产力(ANPP)估计,降雨量梯度模拟了两个水平,即对照(接收正常降雨)和增雨。主要结论如下:1) 叶片性状在降雨量梯度上的变化趋势在物种水平上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性状的变化趋势是否有显著的格局取决于物种或特定性状。2) 叶片性状对水分梯度的响应在功能群水平上表现出各自的特点,Grass功能群对水分梯度的响应敏感性较低,Forb居中,Legume表现出较强的敏感性,表明Grass功能群对水分的耐受性比较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地克氏针茅草原上目前以禾草类为主的现状,对物种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指示性。而群落水平上探讨性状在环境梯度上的变异趋势,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难以区分环境和系统发育背景对植物性状的影响。3)叶片功能性状间的协变关系,不同物种因其自身发生背景不同,在不同环境背景下总体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规律,但也存在例外。相对而言,对功能性状间协变关系的研究在物种水平或功能群水平上更有意义,而在群落水平上所得结论,可能会掩盖了群落内部不同物种或不同功能群间的信息。4)叶片功能性状与草原地上部生物量的关系在功能群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再次验证了土壤含水量的变化同土壤氮元素的动态,共同影响了植物的氮利用策略,进一步影响了初级生产力等和氮元素直接相关植物性状参数。在群落水平上叶片功能性状与生物量的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可遵循的规律性,说明叶片功能性状对生物量的作用更多地局限在群落内部的组织层次上发挥作用。5)本研究的虽然从不同的组织层次上探讨了叶片功能性状对环境、性状之间的协变关系以及与地上部分生物量间的关系,由于植物性状变化幅度可能与环境梯度密切相关,如果模拟环境梯度不够大,可能会影响结论的普遍性。此外,本次野外控制试验时间较短,数据量偏少,本文的结论尚需要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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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草地群落发展的初期阶段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的关系及对降雨梯度的响应,同时确定草地群落面对降雨量的波动时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稳定性的关系,我们在2004-2005年在内蒙古草原进行一个为期二年的实验。我们在降雨梯度内(增雨、对照、减雨)模拟群落物种丰富度(4种,8种和14种)。我们的结果表明,在草地群落早期阶段观测到的物种丰富度及地上生物量的关系不同于群落发展成熟稳定时的关系。我们发现:1)无论是在群落水平还是功能群水平,盖度相对物种丰富度都是一个决定群落地上生物量的重要因素; 2)不同植物功能群表现出不同的物种丰富度-地上生物量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功能群植物的横向扩展能力不同导致;3)在群落水平和豆科固氮功能群,地上生物量随着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加,但禾本功能群和非豆科非禾本功能群的关系不显著;4)降雨量变化对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的关系影响不大;5)在我们实验中,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植物群落的地上生物量比那些物种丰富度低的群落较为稳定,我们的研究结果因此支持“保险假说”;6)土壤含氮量和含碳量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补充2004-2005年实验结果,我们在2006年同一个实验样地进行了另一个实验。2006年实验土壤经过翻耕平整,然后选择植物幼苗移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1)物种组成是决定地上生物量一个关键因素;2)降雨量变化对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的关系影响不大; 3)混合群落表现出超产效应,物种丰富度高的群落超产的比例较高;4)在三个水分处理梯度都没有发现物种丰富度和群落可靠度存在相关关系;5)在所有水分处理样方都发现地上生物量和土壤含氮量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6)土壤含氮量和土壤含碳量与土壤湿度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7)土壤含氮量和含碳量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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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人类还不清楚这种现象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在回答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问题上,补偿作用是一个争论的热点。为了阐明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于2005年夏开始,在内蒙古温带典型草原开展了一个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物种去除试验。本研究是该项目的一部分。 元素循环是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而氮素是限制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氮矿化是氮循环的关键步骤,因此,本研究重点讨论植物功能群对土壤氮矿化作用的影响,提出3点假设:1. 不同植物功能群对土壤氮矿化速率影响不同;2. 植物功能群去除前后氮矿化速率不同;3.植物功能群之间存在补偿效应。为了证明这些假设,于2006年9月、2007年6月和2007年8月份分别进行了室内培养(温度25℃,湿度60%田间最大持水量)用于测量氮矿化速率,同时于2007年6月和2007年8月份进行野外培养用于测量野外条件下的氮矿化速率,并在去除处理2年后得到以下主要结果: 1. 植物功能群去除数与土壤氮矿化速率呈单峰曲线关系(P<0.05),去除少量植物功能群氮矿化速率上升,去除更多的植物功能群后氮矿化速率下降; 2. 植物功能群去除数与土壤硝态氮含量呈线性正相关关系(P<0.0001),植物功能群的丧失加剧了土壤NO3--N的流失; 3. 多年生非禾草(PF)比其他植物功能群显著降低了氮矿化速率(P<0.05); 4. 短期内(去除处理1年内)在凋落物回填的情况下,去除0个植物功能群与去除全部植物功能群的氮矿化速率无显著差异(P>0.05); 5. 内蒙古温带典型草原在近3年内(2005、2006、2007)土壤碳库、氮库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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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素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主要的限制因子,对生态系统过程的调控有着重要的意义。净氮矿化是有机氮素到无机氮素的转变过程,该过程决定了土壤氮素的可利用性。准确估计土壤的供氮能力可以为确定最佳施肥量和施肥时间提供理论依据,并将影响着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政策。氮矿化潜力N0被定义为在最适温度和湿度下,土壤氮素在无限时间内所能矿化的最大量。由于氮矿化潜力是土壤供氮能力很好的指示值,所以对氮矿化潜力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土壤的氮素矿化动态和其供氮潜力。   为更好地了解天然草原氮素矿化对全球氮沉降背景以及草原施肥管理模式的响应,我们从2000年起在内蒙古羊草草原开展了长期的氮素添加实验,分别设置对照(N0)、添加5g N•m-2(N1.75)、30g N•m-2(N10.5)和80g N•m-2(N28)四个氮肥添加梯度以及对照(control)、添加100g有机肥•m-2(O100)、添加500g有机肥•m-2(O500)、添加1000g有机肥•m-2(O1000)四个有机肥添加梯度。氮肥添加在相邻并同时进行施肥的两个生态系统类型中展开,即成熟羊草草原(A区,1979年围封)和退化的羊草草原(B区,1999年围封),有机肥添加也同时在与之相邻的C区中展开(C区的土地利用历史与B区一致)。 2002年和2006年,从A、B区中进行氮肥处理后的土壤取样;有机肥处理的土壤样品从2002年C区中获得。土样在最佳温度(25℃)和湿度(60%田间持水量(WHC))下进行了5周室内培养,并用阶段淋溶方法来测定氮肥添加和有机肥添加对土壤氮矿化动态的影响。   氮肥添加显著降低了土壤的pH值,但累积氮矿化量与土壤pH值、有机碳、全氮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在两个区内,氮素添加都显著改变了土壤的累积氮矿化量。最高氮素处理N28相对应于最低的累积氮矿化量,而低氮素处理N1.75却使得累积氮矿化量最高。同时,在N0和N1.75处理中硝态氮的含量高于铵态氮,但在N28处理中却表现出相反趋势。实验还表明大多数氮素添加强度处理在A区比B区有更高的土壤累积氮矿化量。   有机肥添加也显著改变了土壤5周内的累积氮矿化量,并且累积氮矿化量随有机肥添加强度的升高而显著增加。培养5周末时土壤的累积铵态氮的含量与有机肥施加强度之间并没有相关性,但是累积硝态氮的含量有随着有机肥施加强度的上升而增加的趋势。   基于前5周土壤培养所得到的结果,我们选择了氮肥添加的N0,N1.75, N28处理以及有机肥添加的control、O100、O1000处理继续进行了长达15周的培养。培养数据与描述土壤氮矿化动态的一级动力学模型--first-order kinetics: Nm=N0(1-exp(-kt))拟合良好( R2=0.893~0.97)。无论是氮肥添加还是有机肥添加都显著增加了土壤的氮矿化潜力N0,并且N0随着氮肥或者机肥添加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对于氮肥处理的土壤来说, N0与氮矿化速率常数k之间反向相关,但是在有机氮处理的土壤中N0与k之间却没有相关性。总的结果显示,经有机肥添加的土壤比经氮肥添加的土样有着更大的氮矿化潜力N0值以及氮矿化速率常数k值,较大的k值暗示着土壤氮素较快的周转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