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ming trend in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in recent four decades

Global warming has become a notable trend especially since 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in 1976. Response of the East China Sea (ECS) to the global warming trend, however, is not well understood because of sparse long-term observation. In this paper, hydrographic observation data of 1957-1996 are collected and reviewed to study climatological variability in northern ECS. Significant warming trends are found in both summer and winter. In summer, the average SST is about 0.46A degrees C higher during the period of 1977-1996 than that of 1957-1976, and the Taiwan Warm Current Water (TWCW) was strengthened. In winter, despite of the cooling effect in the coastal areas adjacent to the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Estuary (CRE), the average SST increase was about 0.53A degrees C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causes of this SST warming up in summer are different from in winter. The warming trend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TWCW in summer were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Kuroshio transport, while the warming in winter was mainly induced by the variability of the climate system.

The main phosphorous sources in the Changjiang estuary

Analysis using historical data on the phosphate sources in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estuary show that phosphate was supplied equally from the east, south, west and north of the estuary. These sources include the Changjiang River, the Taiwan Warm Current (TWC), a cyclone-type eddy, and the 32A degrees N Upwelling, supplying different phosphates in different times, ways and intensities. The magnitude of their supplying phosphate concentration was related with the size in the order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 the TWC < the 32A degrees N Upwelling < the cyclone-type eddy,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supplying was: the Changjiang River > the TWC > the cyclone-type eddy > the 32A degrees N Upwelling. The four sources supplied a great deal of phosphate so that the phosphate concentration in the estuary was kept above 0.2 mu mol/L in previous years, satisfying the phytoplankton growth.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phosphate concentration showed that near shallow marine areas at 122A degrees E/31A degrees N, the TWC in low nutrient concentration became an upwelling through sea bottom and brought up nutrients from sea bottom to marine surface. In addition,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phosphate concentra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algae: Rhizosolenia robusta, Rhizosolenia calcaravis and Skeletonema, which showed that no matter during high water or low water of Changjiang River, these species brought by the TWC became predominant species. Therefore,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TWC flowed from south to north along the coast and played a role in deflecting the Changjiang River flow from the southern side.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特征研究

本文根据1999年－2007年间7个航次的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鱼类浮游生物和环境因子的调查资料，探讨了三峡工程蓄水前后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特征，主要包括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的种类组成、数量变动、群落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等，分析了三峡工程蓄水前后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的动态变化，为评价三峡工程对河口生态环境及鱼类补充资源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如下： 1．三峡工程蓄水前春季（1999年5月和2001年5月）共捕获11540个鱼类浮游生物隶属11目18科32种，其中凤鲚(Coilia mystus)、鳀(Engraulis japonicus)、六丝矛尾鰕虎鱼(Chaeturichthys hexanema)、白氏银汉鱼(Allanetta bleekeri)、松江鲈(Trachidermis fasciatus)为优势种；鱼类浮游生物群落可划分为三个类群：①以凤鲚为优势种的河口群组，②以松江鲈和白氏银汉鱼为优势种的沿岸群组，③以鳀和六丝矛尾鰕虎鱼为优势种的近海群组；盐度、深度、溶解氧和悬浮体是影响这一海域鱼类浮游生物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 2．三峡工程蓄水后春季长江口的环境因子总体分布格局没有改变，部分环境因子表现出数量上的差异：溶解氧含量偏低，COD平均值下降，pH值显著上升，盐度升高，河道水域和口门附近悬浮体下降，长江口鱼类生物群聚栖息环境发生了变化。三峡工程蓄水后春季（2004年5月和2007年5月）共采获的25种鱼类浮游生物，总丰度(1 070个)仅为蓄水前(11 540)的10%，4种优势种白氏银汉鱼、凤鲚、松江鲈和鳀贡献了总丰度的94.57％；蓄水后影响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格局的主要环境因子是盐度和悬浮体，蓄水后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聚类型(河口型、沿岸型和近海型)与蓄水前一致，但沿岸型空间分布区域明显减少，近海型分布区域向河口方向扩展。长江口环境因子中，盐度和悬浮体是蓄水前后鱼类浮游生物群聚变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3．三峡工程蓄水前后春季四次调查共记录鱼类浮游生物39种，生态类型包括淡水、半咸水、沿岸和近海。春季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优势种包括鯷、凤鲚、白氏银汉鱼、松江鲈和六丝矛尾鰕虎鱼，2004年和2007年鯷、凤鲚优势地位有所下降。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年度间差异显著，以2004年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与1999和2001年相异性最高，鯷和凤鲚种群数量变动对其群落变异的贡献率最大，群落相似性以2004和2007年最高，达71.17%。与蓄水前相比，三峡水库蓄水后的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显著下降。1999—2007年间，长江口发生了一系列环境环境条件变化，直接或间接的环境干扰带来了长江口鱼类生物群落结构变异。 4．2007年四个航次（春、夏、秋、冬）共捕获鱼类浮游生物6,463个, 隶属12目28科45种, 以鳀科丰度最高, 占总丰度的76.5%。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包括4种生态类型: 淡水型(2种), 半咸水型(14种), 沿岸型(10种)和近海型(16种)。其中, 近海型物种个体数量最多, 占2007年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总丰度的74.55%。鳀在4个季节均有出现, 对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丰度贡献最大。鱼类浮游生物在物种组成上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 白氏银汉鱼在春季占绝对优势, 鳀是夏季优势度最高的种类, 秋季除鳀外, 前颌间银鱼(Hemisalanx prognathus)成为优势种; 鱼类浮游生物丰度高度集中在优势种上, 各季节优势种对总丰度贡献超过89%。群落物种数量、丰度、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 在夏季最高, 春季和秋季次之, 冬季最低。2007年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的群落格局在空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群组：河口、沿岸、外海，并且这种分布随长江冲淡水的季节变化而变化。盐度是影响决定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空间分布的最重要因子，而温度则是影响其季节性结构变化的主要因子。此外，生殖洄游和索饵洄游也是影响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时间变化的重要因子。

长江口上升流区营养盐动力学

近年来，东中国海赤潮灾情严重，且74.7%的赤潮集中在 30°30′～32°00′N、122°15′～123°10′E的“赤潮高发区”。在研究该区赤潮成因时，长江口沿岸上升流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被一些专家观测和研究。但目前为止，针对该区营养盐动力学特征及其对叶绿素a影响的研究较少，且不系统。 本文根据2004年四个季度月的调查资料，系统地探讨了长江口上升流区营养盐动力学特征；估算了上升流的营养盐通量，并和陆源输入通量进行了比较。初步探讨了上升流对该区营养盐结构和浮游植物生长的影响。为深入研究长江口富营养化和赤潮形成机制提供了参考。 结果表明春季在122°20′～123°00′E，31°00′～32°00′N以北海域存在低温、高盐、低溶解氧的沿岸上升流。它不但可把底层高含量磷酸盐输送到10m层以上海区，而且还为上层海区输入了相对低含量硝酸盐和硅酸盐，从而改善了上层营养盐结构，使得营养盐比值接近Redfield Ratios，同时还改善了上层的透明度；从而有利于浮游植物的繁殖。夏季上升流受到强大的长江冲淡水压制，表现不如春季明显，主体水团出现在122°20′～123°00′E，31°15′～31°50′N海区10m层以下。 在秋、冬季，上升流现象被更强的对流现象所掩盖，表现为台湾暖流表层水的入侵。表、底层水域不仅温、盐度分布十分接近，而且营养盐结构差异也较小。冬季台湾暖流水中的磷酸盐含量远比秋季高，与春、夏季上升流水团中磷酸盐含量接近。硝酸盐和硅酸盐含量比秋季稍高，比春、夏季上升流水团中的含量稍低。 叶绿素a季节性分布表明，在春、夏季的10m层以下水域，叶绿素a受到透明度限制，含量相差不大；而在表层和10m层之间，春季叶绿素a的含量远高于夏季，说明春季的营养盐结构和自然条件更有利于浮游植物的繁荣生长。在秋季台湾暖流水影响的区域，表层叶绿素a含量较夏季稍低。而冬季该区叶绿素a含量则是最低的。 对长江口上升流水团春季营养盐通量的计算结果表明，上升流水团中磷酸盐输送通量远远高于长江径流输入，是其径流通量的两倍以上，可能会成为影响该海区磷酸盐分布以及浮游植物生长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关键词：上升流，营养盐动力学，营养盐结构，叶绿素a，长江冲淡水

大气季节内振荡对东亚夏季风活动的影响研究

利用ERA40逐日再分析资料、NCEP/NCAR2逐日再分析资料、中国740个测站日降水资料、上海台风研究所提供的西太平洋热带气旋资料、Kaplan等重建的月平均SSTA资料、NOAA逐日长波辐射（OLR）等资料，应用离散功率谱分析、带通滤波、EOF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了东亚夏季风(EASM）的移动特征、东亚地区季节内振荡(ISO)的基本特征、季节内振荡对东亚夏季风活动的影响、季节内振荡对东亚夏季风异常活动的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综合动力和热力因素定义了可动态描述东亚夏季风移动和强度的指数，并利用该指数研究了东亚夏季风的爆发和移动的季节内变化及其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研究发现，气候平均东亚夏季风前沿分别在28候、33候、36候、38候、40候、44候出现了明显的跳跃。东亚夏季风活动具有显著的年际变率，主要由于季风前沿在某些区域异常停滞和突然跨越北跳或南撤引起，造成中国东部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东亚夏季风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在1965年、1980年、1994年发生了突变，造成中国东部降水由“南旱北涝”向“南涝北旱”的转变。 （2）东亚季风区季节内变化具有10~25d和30~60d两个波段的季节内振荡周期，以30-60d为主。存在三个主要低频模态，第一模态主要表征了EASM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活动期间的低频形势；第二模态印度洋-菲律宾由低频气旋式环流控制，主要表现了ISO在EASM爆发期间的低频形势；第三模态主要出现在EASM在华南和淮河活动期间的低频形势。第一模态和第三模态是代表东亚夏季风活动异常的主要低频形势。 （3）热带和副热带地区ISO总是沿垂直切变风的垂直方向传播。因此，在南海-菲律宾东北风垂直切变和副热带西太平洋北风垂直切变下，大气热源激发菲律宾附近交替出现的低频气旋和低频反气旋不断向西北传播，副热带西太平洋ISO以向西传播为主。中高纬度地区，乌拉尔山附近ISO以向东、向南移动或局地振荡为主；北太平洋中部ISO在某些情况下向南、向西传播。 （4）季风爆发期，伴随着热带东印度洋到菲律宾一系列低频气旋和低频反气旋， 冷空气向南输送，10~25天和30~60天季节内振荡低频气旋同时传入南海加快了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在气候态下，ISO活动表现的欧亚- 太平洋（EAP）以及太平洋-北美（PNA）低频波列分布特征(本文提出的EAP和PNA低频波列与传统意义上的二维定点相关得到的波列不同)。这种低频分布形式使得欧亚和太平洋中高纬度的槽、脊及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稳定、加强，东亚地区的低频波列则成为热带和中高纬度ISO相互作用影响东亚夏季风活动的纽带。不同的阶段表现不同的低频模态，30~60d低频模态的转变加快了EASM推进过程中跳跃性；30-60d低频模态的维持使得EASM前沿相对停滞。 （5）30-60d滤波场，菲律宾海域交替出现的低频气旋和低频反气旋不断向西北传播到南海-西太平洋一带。当南海-西太平洋地区低频气旋活跃时，季风槽加强、东伸，季风槽内热带气旋（TC）频数增加；当南海-西太平洋低频反气旋活跃时，季风槽减弱、西退，TC处于间歇期，生成位置不集中。 （6）在El Nino态下，大气季节内振荡偏弱，北传特征不明显，但ISO由中高纬度北太平洋中部向南和副热带西太平洋向西的传播特征显著，东亚地区ISO活动以第三模态为主，EASM集中停滞在华南和淮河流域，常伴随着持续性区域暴雨的出现，易造成华南和江淮流域洪涝灾害，长江和华北持续干旱。在La Nina态下，大气季节内振荡活跃，且具有明显的向北传播特征，PNA低频波列显著，东亚地区ISO活动以第一模态单峰为主；EASM主要停滞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这些地区出现异常持续强降水，华南和淮河流域多干旱；在El Nino态向La Nina态转换期，ISO活动以第一模态双峰为主，长江中下游常常出现二度梅。

长江口水文、泥沙过程与圆桩冲刷的数值模拟

本文主要利用ECOMSED模式对长江口及邻近海域的水文、泥沙过程进行三维数值模拟，并结合实测资料分析其水动力、泥沙输运、底床冲淤等特征；然后利用欧拉二相流模型模拟小尺度条件下长江口底床上圆桩周围的水流和泥沙冲刷、输运规律。 通过资料分析和ECOMSED数值模拟结果比较，我们得出：长江口口门内为非正规半日潮流区，潮流运动形式多为往复流，落潮流占优。落潮流速大于涨潮流速，流速垂向分布从表层到底层递减。悬沙浓度与流速关系密切，一般来说，流速越大，悬沙浓度越高；一个潮周期过程中会出现两次、三次或四次泥沙再悬浮，分别是涨急、落急、涨转落、落转涨时刻；盐水楔结构对粘性与非粘性悬沙浓度的分布起决定性作用，转流时泥沙再悬浮主要是由于这时会出现盐水楔，并形成垂向环流，使床面大量未被固结的泥沙再悬浮，形成峰值。悬浮泥沙垂向分布可分为垂线型，斜线型，抛物线型和L型。流场和底床冲淤变化与水深关系密切：深水区，流速较大，底床冲淤变化也较大。其中，受径流影响区表现为淤积，受潮流影响区表现为冲刷；浅水区基本表现为淤积。 从模式运行结果和实测资料比较可以看出，该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长江口水流、悬浮泥沙分布与变化；能够再现在径流入海口处，盐水楔结构及其诱生的垂向环流从形成到发展，又到消失的完整过程；也能够展示底床的冲淤变化。对于我们模拟长江口背景流场，了解该区域内水动力变化、悬浮泥沙输运、底床冲淤等有重要意义。 在欧拉二相流模型对长江口底床上圆桩周围的水流和局部冲刷数值模拟过程中，我们不仅考虑水流和泥沙之间的作用，还引入泥沙颗粒之间的相互影响。模拟结果较合理的展示了圆桩周围的流场类型和底床冲刷变化：在圆桩前方，流速减小并形成垂向涡旋，从而产生局部冲刷；在圆桩两侧，水流加速，挟带上游泥沙向下输送，并在内侧堆积；而在圆桩后面，存在流速分离区。在该分离区内流速很小，并且当流速较大时，会产生回流，形成两个对称的漩涡。流速越大，圆桩前由垂向涡旋引起的局部冲刷就越明显；而当底床泥沙粒径变小时，泥沙临界起动流速变小，底床也更容易被冲刷。悬浮泥沙浓度分布受流场的影响，并且当粒径小而流速大时，能悬浮到更高的深度。

长江口邻近海域缺氧区营养盐及痕量金属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

长江口邻近海域夏季底层水体存在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缺氧带。这为研究河口区氧化还原敏感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所。为了理解长江河口缺氧带存在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本文以长江口邻近海域缺氧带上覆水体、沉积物及间隙水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营养盐及重金属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揭示长江口邻近海域缺氧带可能存在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为理解长江河口区的物质循环提供科学证据。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在水体中盐度是影响营养盐分布的主要因素，在高浊度带存在营养盐释放的现象；（2）底层水存在两种显著不同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当盐度<33 PSU时，营养盐与AOU之间为负相关，影响底层海水营养盐分布的主要因素可能为流场；而当盐度>33 PSU时，营养盐与AOU之间存在正相关，影响营养盐分布的主要因素为颗粒有机质的矿化；（3）溶解态痕量金属存在保守型（Mo、U、Ni）和混合型(Fe、Mn、Cu、Pb、Zn)的分布规律，盐度、浮游生物及溶解氧都是影响溶解态痕量金属分布的重要因素；剔除浊度大于20 NTU的数据，分配系数与浊度为显著正相关；（4）间隙水Fe、Mn剖面表明，长江河口表层沉积物存在剧烈的Fe、Mn还原现象；成岩模型模拟结果显示间隙水Mn的模拟剖面与实际观测剖面吻合较好。间隙水U剖面显示，控制U分布的主要因素与Fe有关，但是其它因素如有机质含量对U、Mo的分布也有影响；（5）间隙水营养盐剖面显示近岸与远岸存在两种不同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远岸海域，间隙水营养盐部面主要受早期成岩的控制；而在近岸海域其它过程如氨化及吸附可能是控制间隙水氮剖面分布的主要因素；模拟剖面与NH4+的实测剖面趋于一致，但是同时暗示表层沉积物受到生物扰动；通量计算结果显示，Si、N、P分别占浮游生物每日所需要营养盐数量的15%、10%及0.1%；（6）对痕量金属的黄铁矿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长江河口痕量金属的黄铁矿化程度异常低，黄铁矿不是影响痕量金属分布的主要因素；导致低黄铁矿化度的原因与长江河口高沉积速率、贫硫、低有机质有关。

长江口海域氮的同位素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本论文以稳定氮同位素（δ15N）技术为基础，对长江口海域氮的同位素特征及其环境意义进行了研究。确立了一套完整的水体中氮的稳定同位素分析预处理方法，并运用该方法对2006年长江干流以及长江口海域表层水体中的溶解态硝酸盐和悬浮颗粒物的δ15N特征进行分析，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区域内其δ15N值的变化研究水体中氮的迁移、转化等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揭示其环境行为，从而对该海域的氮循环机制进行探索。主要结果如下： 稳定氮同位素的分析准确与否，预处理过程是关键。不同形态、不同水体中氮的预处理方法不同。本文以传统的蒸馏法为基础，对适合海水中溶解态硝酸盐的氮同位素分析预处理方法进行研究并改进，并进行了不同实验条件的验证，效果较好。此外，对淡水体系中溶解态硝酸盐的氮同位素分析预处理方法以及悬浮颗粒物的氮同位素分析方法也进行了研究，确立了一套完整的水体中氮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δ15N技术在河口氮循环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基础。 依据上述方法，对2006年2、5、8、11月份长江口海域表层水体中的溶解态硝酸盐δ15N值（δ15N-NO3-）进行分析。研究发现，δ15N-NO3-分布范围在0.4‰到6.5‰之间，平均为3.5‰，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点，在不同季节不同区域内所受的物理、生物地球化学作用不同。口门内，δ15N-NO3-的季节变化主要受长江径流输入影响，来源单一。最大浑浊带，δ15N-NO3-的分布规律不明显，保守混合行为较差，说明该区域的影响作用复杂，不同季节水体中发生的生物地球化学作用存在差异。外海区，δ15N-NO3-的季节变化明显，春季>秋季>夏季>冬季，与生物对硝酸盐的吸收程度变化相一致，反映了生物作用在该区域的影响显著。 同样在2006年2、5、8、11月份本文对长江口海域表层水体中悬浮颗粒物的δ15N（δ15Np）组成进行了研究。δ15Np值分布在0.6-8.2‰之间，同样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点，其变化趋势与陆源输入和水体中氮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有关。口门内，表层水体中δ15Np的变化主要受长江径流的陆源输入影响，生物地球化学作用影响较弱；最大浑浊带，水体中的悬浮颗粒有机氮受微生物的降解活动影响明显，各季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颗粒物分解作用；外海区，陆源输入减弱，悬浮颗粒物的δ15Np值主要受微藻的同化吸收作用以及一定程度的颗粒物分解作用影响。 长江口海域水体中溶解态硝酸盐和悬浮颗粒有机氮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转化作用，二者之间δ15N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反映了一定的生物地球化学变化和环境信息。总体而言，长江口海域表层水体中δ15N-NO3-的分布水平较δ15Np略低，二者之间的分馏ε总体偏正。其中，δ15N-NO3-与δ15Np的最低值均出现在2月份，说明该季节水体溶解态硝酸盐和悬浮颗粒物都可能受到一致的外源输入影响，其内部生物地球化学作用较弱。5月份和11月份水体中的δ15N-NO3-值和δ15Np值均各自水平相近，说明在这两个季节溶解态硝酸盐和悬浮颗粒物都可能受到程度相近的外源输入或生物吸收作用的影响，分馏ε偏负程度较大。8月份δ15N-NO3-值较低而δ15Np值较高，分馏ε在四个季节中最大，可能是该季节程度较大的颗粒物分解作用影响所致。 2006年长江干流表层水体中溶解态硝酸盐及悬浮颗粒物的δ15N组成也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点，二者季节变化规律相近，丰水期（5、8月份）δ15N值较高，而枯水期（2、11月份）较低。δ15N-NO3-与δ15Np之间呈现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其空间分布趋势相同，自长江上游至下游δ15N值逐渐升高，说明二者均受到相似的氮来源影响；长江上游氮的来源均以大气沉降和农业源（无机化肥和土壤有机氮）为主，而中、下游水体氮的来源则都偏重于工业及生活排污的贡献，随着人类活动程度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升高，硝酸盐及悬浮颗粒有机氮的来源发生变化，其δ15N值相应增加。

中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温跃层时空变化分析、模拟及预报

温度跃层是反映海洋温度场的重要物理特性指标，对水下通讯、潜艇活动及渔业养殖、捕捞等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科学数据库”在中国近海及西北太平洋（110ºE-140ºE,10ºN-40ºN）的多年历史资料（1930-2002年，510143站次），基于一种改进的温跃层判定方法，分析了该海域温跃层特征量的时空分布状况。同时利用Princeton Ocean Model(POM)，对中国近海，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水文结构进行了模拟，研究了海洋水文环境对逆温跃层的影响。最后根据历史海温观测资料，利用EOF分解统计技术，提出了一种适于我国近海及毗邻海域，基于现场有限层实测海温数据，快速重构海洋水温垂直结构的统计预报方法，以达到对现场温跃层的快速估计。 历史资料分析结果表明，受太阳辐射和风应力的影响，20°N以北研究海域，温跃层季节变化明显，夏季温跃层最浅、最强，冬季相反，温跃层厚度的相位明显滞后于其他变量，其在春季最薄、秋季最厚。12月份到翌年3月份，渤、黄及东海西岸，呈无跃层结构，西北太平洋部分海域从1月到3月份，也基本无跃层结构。在黄海西和东岸以及台湾海峡附近的浅滩海域，由于风力搅拌和潮混合作用，温跃层出现概率常年较低。夏季，海水层化现象在近海陆架海域得到了加强，陆架海域温跃层强度季节性变化幅度(0.31°C/m)明显大于深水区(约0.05°C/m)，而前者温跃层深度和厚度的季节性变化幅度小于后者。20°N以南研究海域，温跃层季节变化不明显。逆温跃层主要出现在冬、春季节（10月-翌年5月）。受长江冲淡水和台湾暖流的影响，东南沿海区域逆温跃层持续时间最长，出现概率最大，而在山东半岛北及东沿岸、朝鲜半岛西及北岸，逆温跃层消长过程似乎和黄海暖流有关。多温跃层结构常年出现于北赤道流及对马暖流区。在黑潮入侵黄、东、南海的区域，多温跃层呈现明显不同的季节变化。在黄海中部，春季多温跃层发生概率高于夏季和秋季，在东海西部，多跃层主要出现在夏季，在南海北部，冬季和春季多温跃层发生概率大于夏季和秋季。这些变化可能主要受海表面温度变化和风力驱动的表层流的影响。 利用Princeton Ocean Model(POM)，对中国东南沿海逆温跃层结构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显示，长江冲淡水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夏季转向与实际结果符合较好，基本再现了渤、黄、东海海域主要的环流、温盐场以及逆温跃层的分布特征和季节变化。通过数值实验发现，若无长江、黄河淡水输入，则在整个研究海域基本无逆温跃层出现，因此陆源淡水可能是河口附近逆温跃层出现的基本因素之一。长江以及暖流（黑潮和台湾暖流）流量的增加，均可在不同程度上使逆温跃层出现概率及强度、深度和厚度增加，且暖流的影响更加明显。长江对东南沿海逆温跃层的出现，特别是秋季到冬季初期，有明显的影响，使长江口海域逆温跃层位置偏向东南。暖流对于中国东南沿海的逆温跃层结构，特别是初春时期，有较大影响，使长江口海域的逆温跃层位置向东北偏移。 通过对温跃层长期变化分析得出，黄海冷水团区域，夏季温跃层强度存在3.8年左右的年际变化及18.9年左右的年代际变化，此变化可能主要表现为对当年夏季和前冬东亚地区大气气温的热力响应。东海冷涡区域，夏季温跃层强度存在3.7年的年际变化，在El Nino年为正的强度异常，其可能主要受局地气旋式大气环流变异所影响。谱分析同时表明，该海域夏季温跃层强度还存在33.2年的年代际变化，上世纪70年代中期，温跃层强度由弱转强，而此变化可能与黑潮流量的年代际变化有关。 海洋水温垂直结构的统计预报结果显示，EOF分解的前四个主分量即能够解释原空间点温度距平总方差的95%以上，以海洋表层附近观测资料求解的特征系数推断温度垂直结构分布的结果最稳定。利用东海陆架区、南海深水区和台湾周边海域三个不同区域的实测CTD样本廓线资料，对重构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重构与实测廓线的相关程度超过95%的置信水平。三个区重构与实测温度廓线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0.69℃，0.52℃，1.18℃，平均重构廓线误差小于平均气候偏差，统计模式可以很好的估算温度廓线垂直结构。东海陆架海区温度垂直重构廓线与CTD观测廓线获得的温跃层结果对比表明，重构温跃层上界、下界深度和强度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1.51m、1.36m和0.17℃/m，它们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24.7%、8.9%和22.6%，虽然温跃层深度和强度的平均相对误差较大，但其绝对误差量值较小。而在南海海区，模型重构温跃层上界、下界和强度的平均绝对预报误差分别为4.1m、27.7m和0.007℃/m，它们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16.1%、16.8%和9.5%，重构温跃层各特征值的平均相对误差都在20%以内。虽然南海区温跃层下界深度平均绝对预报误差较大，但相对于温跃层下界深度的空间尺度变化而言（平均温跃层下界深度为168m），平均相对误差仅为16.8%。因此说模型重构的温度廓线可以达到对我国陆架海域、深水区温跃层的较好估算。 基于对历史水文温度廓线观测资料的分析及自主温跃层统计预报模型，研制了实时可利用微机简单、快捷地进行温跃层估算及查询的可视化系统，这是迄今进行大范围海域温跃层统计与实时预报研究的较系统成果。

Phytoplankton biomass size structure and its regulation in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China): Seasonal variability

Phytoplankton size structur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carbon flux of marine pelagic ecosystems. The mesoscale distribution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total and size-fractionated phytoplankton biomass in surface waters. as measured by chlorophyll a (Chl a), was studied in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using data from four cruises during 2006-2007. The distribution of Chl a showed a high degree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the study area. Chl a concentrations were relatively high in the summer and autumn, with a mean of 142 and 1.27 mg m(-3), respectively. Conversely, in the winter and spring. the average Chl a levels were only 098 and 0.99 mg m(-3) Total Chl a showed a clear decreasing gradient from coastal areas to the open sea in the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cruises. Patches of high Chl a were observ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in the spring due to the onset of the phytoplankton bloom. The eutrophic coastal waters contributed at least 68% of the total phytoplankton biomass in the surface layer. Picophytoplankton showed a consistent and absolute dominance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40%) in all of the cruises,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microphytoplankton was the highest in coastal waters The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pico- and nanophytoplankton decreased with total biomass, where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micro-fraction increased with total biomass. Relationships between phytoplankton biomas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also analy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nset of the spring bloom was highly dependent on water column stability. Phytoplankton growth was limited by nutrient availability in the summer due to the strong thermocline.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P-limitation and vertical mixing in the autumn restrained the further increase of phytoplankton biomass in the Surface layer. The low phytoplankton biomass in winter was caused by vertical dispersion due to intense mixing. Compared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nutrients. temperature did not seem to cause direct effects on phytoplankton biomass and its size structure. Although interactions of many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ed phytoplankton distributions.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seemed to be the dominant factor. Phytoplankton size structure was determined mainly by the size-differential capacity in acquiring resource. Short time scale events, such as the spring bloom and the extension of Yangtze River plume, can have substantial influences, both on the total Chl a concentration and on the size structure of the phytoplankton. (C) 2009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Fluorescence Characteriz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East China Sea

Sea wat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March and April, 2005, and three-dimensional fluorescence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was measured by fluorescence excitation-emission matrix spectroscopy. The position, number and intensity of fluorescence peak in the spectra and the relations of the peaks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type, distribution and origin of the fluorescenc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Seven types of fluorescence peaks were detected from the samples. There are protein-like fluorescence peaks B with Ex(max)/Em(max) = 275/300 nm, D with Ex(max)/Em(max) = 225/295-305 nm, T with Ex(max)/Em(max) = 280/345 nm, and S with Ex(max)/Em(max) = 225-240/320-350 nm, two humic-like peaks A with Ex(max)/Em(max) = 250-255/410-455 nm and C 335-345/410-440 ran, and marine humic peak M with Ex(max)/Em(max) = 305 nm/400-420 nm. Peaks B, S and A appeared in all surveyed area. Peaks T and D appeared in the north of the surveyed area. Peaks M and C only appeared in a few stations. In the surface layer, the source of the fluorescenc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might be the fresh water outflow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le the fluorescenc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the middle layer had double sources from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hytoplankton. The good correlationships of different fluorescence peaks showed the same source or som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in-like and the humic-like fluorescenc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The Yellow Sea cold bottom water - an oversummering site for Calanus sinicus (Copepoda, Crustacea)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and stage-specific abundance of Calanus sinicus were investigated on three key transects in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and the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in August 199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summer C. sinicus shrank its distribution area to the central cold (less than or equal to10degreesC) bottom water in the Yellow Sea, i.e. the Yellow Sea Cold Bottom Water, remaining in high abundance (345.7 ind m(-3)). In the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on a transect from the m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o the Okinawa trench, only a few individuals appeared in the inner side and none had been found either in the upper layer or in the deep layer of the outer shelf area. The population of C. sinicus in YSCBW consisted of mainly adults (46.83%) and C5 (37.41%). C1-C4 only accounted for 15.76%. The low proportion of the earlier copepodite stages and the high female:male ratio (11.39) indicated that the reproduction of C. sinicus in YSCBW was at a very low level due to the low temperature and low food concentr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ramatic decrease of C. sinicus population in the shelf area of China seas in summer is caused by the shrinkage of its distribution area and the YSCBW served as an oversummering site.

pCO(2) and carbon fluxes across sea-air interface in the Changjiang Estuary and Hangzhou Bay

Partial pressure of CO2 (pCO(2))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Estuary, Hangzhou Bay and their adjacent areas during a cruise in August 2004, China. The data show that pCO(2) in surface waters of the studied are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atmosphere with only exception of a patch east of Zhoushan Archipelago. The pCO(2) varied from 168 to 2 264 mu atm, which fell in the low rang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 estuaries in the world. The calculated sea-air CO2 fluxes decreased offshore and varied from -10.0 to 88.1 mmol m(-2) d(-1) in average of 24.4 +/- 16.5 mmol m(-2) d(-1). Although the area studied was estimated only 2 x 10(4) km(2), it emitted (5.9 +/- 4.0) x 10(3) tons of carbon to the atmosphere every day. The estuaries and their plumes must be further studied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oastal seas playing in the global oceanic carbon cycle.

Transfer and transport of phosphorus and silica in the turbidity maximum zone of the Changjiang estuary

The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SPM), sedimentation flux, and various forms of phosphorus and silica in turbidity maximum zone (TMZ) in the Changjiang (Yangtze) estuary was studied. Based on the budget of P and Si, their mass balances in the TMZ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ation in concentration of dissolved inorganic silicon (DISi)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seawater dilution, while that of dissolved inorganic phosphor-us (DIP) was considerably affected by the buffering of suspended matter and sediment. Our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sedimentation fluxes of SPM and particulate inorganic phosphorus (PIP), total particulate phosphorus (TPP), particulate inorganic silicon (PISi), and biological silicon (BSi) in the TMZ were 238.4 g m(-2) d(-1) and 28.3, 43.1, 79.0, 63.0 mg m(-2) d(-1),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a simple method to estimate the ratio of resuspension of sediment in the TMZ was established, with which the rate in surface and bottom waters of the TMZ accounted for 55.7 and 66.1% of the total SPM,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the sediment resuspension in the TMZ influenced significantly the mass balances of P and Si. Particulate adsorbed P (60.8%) and 35.5% of total particulate P discharged from the river were filtered and then deposited in the TMZ. The input flux of PIP from the river mouth was 55.9% of that of DIP, being important as biologically available P, while that of PISi was only 3.5% of DISi, showing that particulate adsorbed Si was much less important than particulate adsorbed P. (c) 2008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oncentrations and distribution of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in shellfish from Changjiang estuary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status of organochlorine pollutants in the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adjacent waters, the concentrations of hexachlorocyclohexane (HCHs) and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s) in shellfish collected in study area from 2006 to 2007 were determined with gas chromatography (GC).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HCHs was (ND-12.13)x10(-3) mg/kg wet weight and averaged at 0.54x10(-3) mg/kg while the concentration of DDTs was in the range of (4.06-281.73) x10(-3) mg/kg with a mean of 57.52x10(-3) mg/kg in the survey areas. The concentrations of DDTs in the shellfish were higher than HCHs', so that DDTs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ypical organochlorine pollutants in the areas. The concentrations of DDTs in the shellfish were higher than HCHs', so that DDTs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ypical organochlorines pollutants. The HCHs in all the shellfish conformed to the first level of criterion (0.02 mg/kg) of the Marion Biology Quality (GB 18421-2001), and that of DDTs in most samples were beyond the first level (0.01 mg/kg) but conformed to the second level (0.10 mg/kg). On average, alpha-HCH and delta-HCH occupied the most part of HCHs, while O,P'-DDT and P,P'-DDT occupied the most part of DDTs. The concentrations of organocholorine pesticides in shellfish samples varied in site and in species. The highest level occurred at the Shengsi (SS), followed by Yangkougang (YKG), Lvsi (LS), Dongyuan (DY) and Beibayao (BBY), low concentrations were observed at Changsha (CS), Beidaodi (BDD), and Gouqi (GQ). The concentration of HCHs and DDTs in most sites decreased clearly from 2006 to 2007 except for YKG, DY, BDD, LYS, and SS. All of abov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tudy area was slightly affected by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 special by DD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