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热带森林外生菌根真菌的生态学研究

菌根是一种植物营养根与土壤真菌形成的共生体，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外生菌根真菌是菌根真菌的重要类群，其宿主植物约占陆地植物总数的3%左右。由于外生菌根真菌的宿主植物常常是一些生态系统的优势种和建群种，并且这些真菌还参与了许多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机和无机元素循环、物种的竞争和共存、生物多样性的维持、生态系统的演替等过程，因而对外生菌根真菌的研究有助于对这些生态系统维持和演替机制的深入理解。本文通过外生菌根真菌的种类鉴定和多样性，外生菌根真菌种群的遗传结构，外生菌根真菌群落的结构、空间格局及植物-菌根真菌空间关系，外生菌根真菌接种对植物生长和竞争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外生菌根真菌的种类组成、空间分布和传播规律、年度变化、以及对植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等方面，有一个初步了解。 外生菌根真菌的鉴定和种类组成是进行菌根真菌研究的前提之一。在第一章中，主要通过子实体形态分类和分子方法，对大型真菌的种类进行了鉴定。在对东灵山和都江堰森林的调查中分别发现的大型真菌106种和98种，菌根真菌比例分别为44.3%和69.4%，木生真菌比例分别为16%和10.2%。按Fellner的评价标准，两个森林群落均属于健康的生态系统。我们应用ITS-RFLP和ITS序列比较的方法对地上子实体、地下菌根及分离培养的菌种进行了种类鉴定和分析。结果表明，ITS-RFLP可以用来进行外生菌根真菌的种类鉴定，而序列分析能够提供更为可靠的信息。二者的结合，可以使我们建立菌根真菌分子数据库成为可能。 种群遗传结构的研究包括种群中个体的空间分布和亲缘关系等方面，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种群的生殖和传播方式，菌根真菌与风、雨、动物等生态因子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解。第二章主要以两个外生菌根真菌种群为例，对种群遗传结构中空间距离与遗传相似性的关系、种群结构的年度变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正红菇（Russula vinosa）种群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每个子实体来自不同的克隆。空间距离-遗传相似性关系和空间格局分析的结果均表明，这一正红菇的种群结构可能是由短距离孢子传播产生的，而不可能是无性生长或长距离孢子传播形成的。在对隐花青鹅膏菌（Amanita manginiana）连续两年的种群结构进行了研究中，种群的每一个子实体也均来自不同的克隆。遗传相似性分析、AMOVA、遗传相似性-空间距离关系的结果均显示，这两年的种群在遗传相似性和种群结构上均具有显著差异。对此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一外生菌根真菌种群来说，其个体由有性孢子发育为子实体的时间可能超过一年，因而2001和2002年的个体并非同一种群的连续世代。 外生菌根真菌群落可以定义为在一定地理范围和时间尺度内不同外生菌根真菌种群的组合。对外生菌根真菌群落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森林生态系统中菌根真菌与植物、菌根真菌与环境因子、以及菌根真菌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三章中，我们应用点格局的分析方法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对外生菌根真菌的主要类群，即鹅膏菌科，牛肝菌科和红菇科，的空间格局及其与周围（5×5米样方）树种组成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某些树种与特定类群菌根真菌的子实体出现有负相关，而三个类群的外生菌根真菌在克隆生长上的差异并不是子实体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而在较小尺度上（450平方米样方）研究也表明，三个主要外生菌根真菌类群的空间分布为聚集半径不等的集群分布，并且其空间分布不依赖于木本植物的分布。外生菌根真菌主要类群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互抑制的特点，而抑制能力的大小可能与菌根真菌地下菌丝体的分布范围及连续性有关。 外生菌根真菌的盆栽接种实验通常用来验证菌根真菌-宿主植物的相互关系，不但有理论意义，也是大田实验和大规模生产应用的基础。第四章中进行了两个实验，对外生菌根真菌多样性与宿主植物生长的关系以及菌根真菌与植物之间竞争平衡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在外生菌根真菌多样性对马尾松生长影响实验中，菌根真菌接种并未显著促进马尾松幼苗的生长和生物量积累，不同的菌种与地上、地下生物量的积累存在不同（正或负）的相关关系。外生菌根真菌的多样性水平与马尾松幼苗的针叶数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且随接种时间的延长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外生菌根真菌多样性水平还与马尾松幼苗地下生物量的累积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外生菌根真菌对三种植物的竞争平衡和共存的影响实验中，外生菌根真菌接种没有显著促进马尾松幼苗的生长，但对漆树和枹栎幼苗的生长有显著影响。外生菌根真菌接种能够在两个外生菌根真菌宿主植物竞争中降低枹栎对马尾松的优势，在马尾松和漆树的竞争中降低马尾松的优势，并促使枹栎与漆树（一个外生菌根真菌宿主和一个非宿主植物）的竞争处于不稳定状态。 本文首次通过生态学的角度对外生菌根真菌的物种多样性、种群结构、群落中的空间格局、以及外生菌根真菌与植物生长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大型真菌的多样性方面，菌根和木生真菌比例的引入可以完善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体系，而分子数据库的建立使对大型真菌尤其是外生菌根真菌多样性的长期监测成为可能;在种群遗传结构方面，本文验证了红菇属和鹅膏菌属克隆较小的特点，以及红菇属菌根真菌以短距离孢子传播为主的繁殖特性，并首次从生活史特点的角度解释菌根真菌的种群结构的年度差异;在菌根真菌群落的空间格局方面，本文首次应用二元逻辑回归和点格局分析的方法研究外生菌根真菌的空间分布及菌根真菌－植物关系，并发现三个类群的外生菌根真菌在子实体分布上具有相互排斥的特点;在控制实验中，本文首次研究了菌根真菌接种的多样性水平对宿主植物的影响，首次研究了外生菌根真菌接种对三个物种之间竞争与共存的影响。虽然这些研究在很多方面都仅得到初步的结果，但我们希望这些探索可以为今后对外生菌根真菌的生态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古田山大样地木本植物根萌现状及优势种群根萌空间格局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萌生现象对森林恢复和植被演替等生态过程中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可以和种子繁殖“抗衡”的直接的再生方式，森林萌生更新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萌生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针对于萌生的生态功能如对个体生活史策略的影响、在植被演替中的作用、对物种多样性影响等方面，研究的切入点大多注重相关的环境因子、遗传因子或自然和人为干扰如砍伐、火烧、大风等引起的萌生现象，针对原始森林演替的研究相对较少，针对“长期动态监测样地”的萌生现象则更少。由于长期动态观测样地具有固定和长期观察的特有优点，这对物种共存、格局及维持机制、植被演替等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的研究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我国是地球上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面积最广，发育最为典型的区域，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生物多样性极高,仅次于热带雨林。目前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物种共存、分布格局、群落演替等的研究相对较少。参照美国史密森热带研究所的热带森林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opical forest science，CTFS)森林动态样地的操作规范，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研究网络在中国从南到北按主要森林类型建立了5块20～25hm2的森林大样地。作为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田山样地分布着典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本论文在24hm2古田山中亚热带常绿阔林长期监测样地调查的基础上，重点从古田山大样地木本植物根萌现状及优势种群根萌空间格局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试图了解古田山大样地根萌植物的种类组成、个体大小、数量、地理区系成分特点等基础特征，同时选择大样地乔灌木层的优势树种，重点分析优势种群根萌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特点，以便加深了解优势物种根萌的种内、种间的共存关系，也将对优势植物根萌植物的分布和样地生境的关系作出有益尝试。本文最后通过比较优势物种的主干和根萌空间分布格局等方面的相关性进一步揭示根萌在群落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研究将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根萌植物的长期动态研究积累基础资料，对了解常绿阔叶林根萌植物现状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探索意义，同时对揭示根萌现象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Geo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lorophyll a in freshwater ecosystems

Horizontal spatial patterns of chlorophyll a in Meiziya Reservoir, Hubei Province, China were analyzed once each month during May, June and July 1997. Two geostatistical techniques, semivariance and fractal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variation in chlorophyll a over the whole study area (isotropic) an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nisotropic). Both techniques provided useful information for detecting and assessing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of chlorophyll a in freshwater environments. Based on our case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chlorophyll a shifted from aggregated to random distribution in the case of small rainfall event,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aggregated distribution after a large rainfall ev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hlorophyll a became more heterogeneous or random in the direction of water flow (S-N direction) when rainfall events occurred, which was enhanced by rainfall intensity. In contrast, the influence of water flow on the spatial patterns was weak in the E-W direction, and thus the distribution of chlorophyll a remained aggregate with a moderate spatial heterogeneity.

黄土高原坡地表层土壤饱和导水率和水分含量空间变异特征

表层土壤水分含量和饱和导水率对深层土壤水分的动态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在黄土高原坡地(50m×360 m)范围内进行网格(10 m×10 m)取样,用地统计学方法研究表层(0~30 cm)土壤饱和导水率和水分含量的空间变异特征。结果表明:1)坡地表层土壤密度变化规律为坡下位大于坡上位,土壤饱和导水率变异系数为0.37,属于中等变异强度;2)饱和导水率和自然对数化的饱和导水率在360 m尺度内均不具备空间结构特征,是纯随机变量,线性有基台模型适用于描述表层土壤水分的分布特征,水分分布存在明显的块金效应,并且随滞后距离的增加半方差变大;3)饱和导水率和水分含量从坡上位到坡下位均呈现波浪式变化,饱和导水率大的采样点土壤水分含量低,反之则高。

长白山北坡土壤动物群落时空格局与动态研究

土壤动物区系是分解者食物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组成成分的土壤动物在分解作用、养分循环和土壤肥力保持中起重要的调节作用。论文以长白山北坡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动物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野外调查、室内分析和多元统计方法，对各植被带中土壤动物组成和动态、土壤线虫群落结构、土壤动物群落随海拔梯度变化、次生林演替过程中土壤动物群落变化等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旨在揭示土壤动物生态分布规律，为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和森林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本研究结果表明：（1），获得的主要土壤动物分别隶属于7门、10纲、21个目；不同时期（1979、1995及2001-2002）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和岳桦林中土壤动物数量总的变化呈下降趋势。数量为优势类群和常见类群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的基本规律是：大、中小型土壤动物个体数量从春季到夏季呈增加趋势，从夏季到秋季逐渐减少；不同地区、同一地带不同年份调查结果差异较大。（2）．获得的土壤线虫隶属于60个属，土壤含水率明显影响线虫密度及营养结构；土壤微域环境中的孔隙度是影响土壤线虫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森林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的种、属数较为丰富。（3）各海拔群落间物种共有度，大多以相邻的群落共有度最高；群落间物种共有度大体趋势是随群落间海拔差的增大而减小。土壤动物沿海拔梯度分布可分为三部分：550-1350m、1450-2150m和2250-2650m。（4）．长白山次生林中土壤动物主要功能类群有腐食性土壤动物（70-80％）、植食性土壤动物（5-10％）和捕食性土壤动物（10-20％）。土壤动物在长白山次生林中演替过程可分为增长期、过渡期和稳定期3个阶段。

川西亚高山人工针叶林下11种植物对两种光生境的适应性研究

青藏高原东缘的亚高山针叶林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经过近六十年的采伐后，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人工种植的云杉纯林。目前，这些人工林已经表现出树种单一，结构层次简单等生态问题，其物种多样性及生态效益与同地带天然林相比差距较明显。如何丰富该地区物种多样性，完善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林下植物是人工林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群落的生物多样性及完善生态系统功能具有明显的作用。因此，研究该地区人工针叶林的林下植被对不同生境的适应性对于理解人工林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的形成和维持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青藏高原东部亚高山针叶林的主要森林类型----云杉人工林为研究对象，选择林下11种具有不同喜光特性的常见植物，分别设置人工林林冠下及成熟林窗为研究样地，通过对各种植物叶片形态与物质分配特征、叶片解剖学特征、叶片光合生理特性、植物自然分布特征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研究林下植物对不同光生境的适应策略及其适应能力，揭示不同物种对人工林生境的适应共性，为西南亚高山地区植被恢复及人工林的经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在叶片形态和物质分配特征方面：在林窗光生境中，11种林下植物叶片比叶重(LMA)显著高于林下光生境的同种植物。同时，林窗下生长的植物叶片叶片厚度及栅栏细胞长度显著增加，这是影响叶片比叶重变化的直接原因。而多数植物叶重比在两种生境中无明显变化。说明在长期适应自然生境之后，植物可能更多地采取调节叶片组织细胞水平（即叶片功能细胞形态）及叶片器官水平（即单个叶片形态）特征的策略来适应各类生境，而非整株水平上的叶片总比重的增减。 在叶片解剖结构特征方面：多数阔叶物种栅栏组织厚度(PT)、栅栏组织厚度/海绵组织厚度(PT/ST)、栅栏细胞层数及近半数种的气孔密度(SD)在林窗生境中更大或更多，而叶片表皮细胞厚度(UET、LET)气孔长径(SL)及海绵组织厚度(ST)受两种生境影响不大。喜光特性相似的物种在生境适应策略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在光合生理特征方面：在林窗生境中多数种植物的最大光合速率(Amax)、暗呼吸速率(Rd)及喜光植物光补偿点(LCP)显著或极显著高于林内生境同种植物。且在同一生境条件下，多数深度耐荫植物比喜光及轻度喜光植物有稍低的Rd和LCP。各植物在林内低光生境中具有更大的内禀光能转化效率，并在中午12:00～14:00之间光强最大的时刻发生了的最深程度的光抑制。多数种能通过调节自身某种光合素含量或色素之间的比例来适应不同的光生境，即通过增加叶绿素含量或降低Chla/b值来适应林内弱光生境，通过提高类胡萝卜素含量或单位叶绿素的类胡萝卜素含量降低强光带来的伤害。绝大多数物种并不采取调节叶片C、N含量的策略来适应不同的光生境。总之，植物部分光合参数(Amax、Rd、LCP)受生境的影响与其自身喜光特性有关，但另一些参数（Fv/Fm日变化、色素含量及比例、叶氮相对含量）受生境影响与其自身喜光特性无明显关联。 在表型可塑性方面：在叶片各表型参数中，器官水平及细胞水平的形态特征参数平均可塑性大于整株水平形态和物质分配特征参数可塑性；叶片光合组织的可塑性大于非光合组织可塑性；反映植物光合能力的参数可塑性大于叶片色素含量参数可塑性。植物叶片形态和物质分配、解剖学特征参数平均可塑性大小与其自身喜光特性基本吻合，即喜光种及轻度耐荫种各参数可塑性最高，深度耐荫种可塑性最小，而这种规律并未在光合生理参数的可塑性大小上体现出来。但是叶片形态和物质分配参数、光合生理参数的平均可塑性水平却大于叶片解剖学参数。 在植物自然分布特征方面：喜光物种云杉幼苗及歪头菜在林内生境中分布密度明显降低，深度耐荫种疏花槭却恰恰相反，更多数物种（7种植物）在两种生境中密度变化趋势不明显。从分布格局来看，7种植物在两种生境中均为聚集分布，但聚集强度为林窗>林内；少数物种桦叶荚迷、直穗小檗、冰川茶藨、黄背勾儿茶在林窗中为聚集型，在林内生境中的分布型发生改变而成为随机型，说明光生境的差异能影响到植物种群的分布特征。但这种影响程度与植物自身的喜光特性无关，同时与各物种叶片表型平均可塑性的大小也无明显关联。 The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area in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important ecology-barrier of upriver Yangtze. In past sixty years, those forests had been cut down and replaced with a lot of spruce plantations. At now, there are many ecology problems presenting to us such as singleness species, simple configuration, lower species 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benefit than natural forests at the same belt. How to restore the species diversity and enhance the eco-function of the plantations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he understory plants are important part of plantation community, which improved the bio-diversity and eco-function distinctly of forests. So, it is very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adaptation of understory plants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 in plantation, and this study would helping us to understand how plantations to develop and remain their biodiversity.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60a spruce plantation in Miyaluo located in western Sichuan, China, and spruce plantation is major types of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in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this paper, the leaf morphological and biomass-distributed characteristics, the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characteristics of eleven different light-requirement understory species grown in tw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forest gaps and underneath close canopy) were studied and compar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adaptation of this forest understory plants, to show up the commonness of these different light-requirement understory species in light acclimation, and to provide some scientific reference to manage and restore the vegetation of subalpine plantation of southwest China.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leaf morphological and biomass-distributed characteristics: These eleven species in forest gap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dry weight per leaf area (LMA) than those under close canopy. The palisade parenchyma cells of the broad-leaved species in gaps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grown under the canopy, which been a directed factor for the change of leaf mass per unit area (LMA)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But the leaf weight ratio (LWR) of most plants species were not evidently changed by the contrasted environments in our study. It was shown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hanging been adopted as a strategy of light acclimation for plants wasn’t on whole plant level (leaf weight ratio) but cellular level (the function cell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c level (the leaf morphological and biomass-distributed characteristics) mostly. The leaf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Most broad-leaved plants in gaps increased palisade parenchyma thickness (PT), the palisade parenchyma cell layers and the ratio of palisade to spongy parenchyma (PT/ST). So did as almost about half species in this study in stomatal density (S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ickness of leaf epidermal cells (UET, LET), stomatal length (SL) and spongy parenchyma (ST) between two environments of most species were observed.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pecies with light-requirement approximately had convergent evolution on adaptation to light condition. The leaf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The dark respiration rate (Rd) of most plants species, the light compensation point (LCP) of light-demanding plants species in ga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an under close canopy in this study. In a same habitat, most deep-shade-tolerant plants had lower Rd and LCP than those light-demanding plants and slight-shade-tolerant plants. Each species has bigger inherent electron transport rate under close canopy than in gaps, and the greatest photoinhibition happened during 12 to 14 in the daytime. Most species could adapt different light environment by the way of changing their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content or the ratio of pigments content. For example, some plants under close canopy increased chlorophyll (Chl) or reduced the values of the ratio Chla/b to adapted the low light condition, some plants in gaps increased carotenoid (Car) or reduced the weight ratio CarChl to avoid been hurt in high light. For most plants, changing the content of C and N in leaf wasn’t a strategy of light acclimation. In conclusion, the variation of some leaf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light environment such as Fv/Fm, pigments, C and N in leaf related with the light-requirmnet of species, but the others such as Amax, Rd, LCP did not. The leaf plasticity indexes: Among those leaf plasticity indexes, the leaf morphological and biomass-distributed parameters on cellular and organic level were greater than on whole plant level for same species, and the photosynthetic parenchyma parameters were greater than non-photosynthetic parenchyma parameters in same leaf, and photosynthetic capability parameters were greater than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content parameters for same species. The average plasticity indexes of leaf morphological and biomass-distributed and anatomical parameters were accordant with plants’ light-requirement approximately: those light-demanding plants and slight-shade-tolerant plants had bigger plasticity indexes than deep-shade-tolerant plants. But this regular wasn’t observed in physiological plasticity indexes for most plants, though the average leaf plasticity indexes of leaf morphological and biomass-distributed,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parameters was greater than the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parameter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characteristics: Oppositely to the deep-shade-tolerant specie Acer laxiflorum Pax., the density of light-demanding species Picea asperata Mast. and Vicia unijuga A. Br. in gaps was bigger than under close canopy. Each of the other species has the approximately density in two different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seven species were aggregated distribution in two environments, but the trend of aggregation of population under close canopy was decrease from in gaps. A few species such as Viburnum betulifoium Batal., Berberis dasystachya Maxim., Ribes glaciale Wall. and Berchemia flavescens Brongn. were aggregated distribution in gaps while random distribution under close canopy. It was shown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light environments could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lant population, and the effect didn’t relate with the light-requirement or plasticity indexes of species.

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林线乔木种群生态特征研究

青藏高原东部分布着世界最高的林线，该区域也是由欧亚北温带物种形成的林线的南界。在大面积野外踏勘的基础上，选择青藏高原东部具有典型高山林线分布的三个地点（滇西北白马雪山、川西北鹧鸪山及岷江源地区）作为研究区，从种群的结构、生存特征、分布格局及分形特征等方面对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林线乔木种群生态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林线种群生态特征及林线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林线区乔木树种多以单种群形式存在，林线区群落结构简单，乔木层多为单一树种组成，其生长型较之郁闭林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树木高度急剧下降，而发展多茎多分枝的生长型。生长型的转变是高山林线乔木对恶劣自然条件的形态适应。 研究发现，在青藏高原东缘，阴坡林线乔木主要是冷杉（Abies spp.），阳坡主要由圆柏（Sabina spp.）组成，少数地方还有云杉（Picea spp.）。阴坡乔木种群结构多表现为增长型，幼苗和幼树在种群中占较大比重，种群潜在自然更新能力较强，但幼龄个体死亡率非常高，存活曲线多接近Deevey-Ⅲ型；阳坡乔木种群幼苗个体数极少，幼树相对增加。野外调查表明，人为活动较频繁的阳坡林线区幼苗数量极少甚至缺失，而受人为活动干扰较小的样地中幼苗和幼树数量明显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放牧等人类活动可能对林线种群的更新带来较大影响，而对卡卡沟围栏内外的样地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果。 所研究林线乔木种群各龄级的空间格局在不同尺度上表现为聚集、随机和均匀分布，以聚集分布为主；各龄级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幼苗通常与另外两个龄级的关联性较密切。各龄级间显著的相关性表明不同龄级个体在空间交错分布，有利于对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对种群的生存和发展非常有利，反映了高山生态系统恶劣生境中种群的一种适应对策。 林线乔木种群各龄级分布格局的计盒维数有差别，林线种群的计盒维数总是小于郁闭林种群的计盒维数。另外，郁闭林各龄级计盒维数通常也高于林线各龄级，表明不同海拔或者不同群落类型中的乔木树种具有不同的水平空间占据能力。林线区种群分布格局的计盒维数都很低，占据现实水平空间的程度较低，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态间隙维，其潜在占据空间的能力较高，群落还可提供给种群的最大空间限度较大，但实际上由于受群落中种内、种间的竞争及林线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条件的限制，其潜在空间占据能力可能难以表现出来。 青藏高原东缘高海拔地带以季节性游牧为主要的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阳坡森林郁闭度低于阴坡，灌丛数量和种类较阴坡少，融雪早且积雪时间短，所以阳坡包括高山林线区成为当地牧民游牧路线的必经之地。牲畜的践踏、啃食使得幼龄乔木树种个体数量大大减少，严重阻碍了林线乔木种群的自然更新，同时种群占据空间的能力也明显降低。因此可以认为，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山地游牧等人为干扰叠加于恶劣的自然条件，阳坡林线的自然更新潜力受到抑制，其生存状态较之阴坡林线显著恶化，并可使阳坡林线高度逐渐降低。高山林线区森林一旦破坏在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更新和恢复，因此，对于处于恶劣高山生境中的乔木种群应加强保护，同时适度控制人为干扰强度和幅度以减少其直接和间接破坏，防止阳坡林线退化并促进高山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has the highest timberline of the world. On the basis of field survey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ree typical alpine timberlines were chosen for in-depth studies, i.e., Baima Snow Mountain in northwest Yunnan, Zhegu Mountain and the waterhead area of Minjiang River in west Sichuan. Using the methodologis of population ecology, we analyz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survival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point patterns and fractal dimensions of the timberline tree populations and discussed the impacts of grazing on the structur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alpine timberline. Compared with closed forest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imberline is simpler, usually with one or two species constituting the tree layer. Differences also exist in the growth forms: the tree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with more stems and branches, reflecting morphological adaptation of trees to the severe conditions at timberline.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bies spp. often formed alpine timberline in the north-facing slope while Sabina spp. and sometimes Picea spp. in the south- facing slop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s of north-facing slop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numerous seedlings and saplings. However, the survival curves tend to follow Deevy-III because of high dead ratio of young individuals. There are only few seedlings in the south-facing slope with heavy grazing, demonstrating that human disturbance may prevent regeneration at alpine timberline, which was confirmed by comparisons between fenced enclosures and control plots in the Kaka Valley. Depending on the spatial scales on consideration, the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age-classes showed clumping, random or even distribution, but mostly with clumping distribution. At all scales, 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age-classe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e seedlings were usually more correlated to two other age classes. This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among different age classes indicates that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age classes are spatially interlocked with each other, which helps 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It is another adaptation strategy for trees at the severe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ifferent age classes had different box dimension. In general, the box dimensions of total individuals and each age class at timberline are always smaller than that of closed forests, suggesting that space occupation capacity is not the same for populations at different altitude or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Populations on both the south- and the north-facing slopes had a very low box dimensions (far away from the max., 2), however, the lower the box dimension, the bigger the potential space provided by community. In fact, because of inner- and inter-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he severe conditions at timberline, this kind of potential ability can hardly be realized. Mountain pastoralism is the major type of as well as the only most effective way of resource uses in the high elevation regions of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Due to lower canopy cover, less bushes and short snow-cover time, south-facing slopes became the favorite pastures. Damages from livestock through tramping, browsing and others have grea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young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the potential of timberline trees to regenerate and their ability to occupy more space are greatly inhitibted. We conclude that human disturbances (mountain pastoralism) as well as harsh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o-worked to inhibit the regeneration of tree populations in the south-facing slope and made south slope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north-facing slopes for tree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resulting a gradual retreat of timberline in the north-facing slopes. Forests at alpine timberline are susceptible to disturbance and difficult to regenerate and restore once damaged and controlling human disturbances is important for protecting the forest ecosystems at the timberline area.

黄土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坡面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变异性研究

为掌握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坡面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异规律,利用经典统计学方法对黄土高原水蚀风蚀交错带草地和农地坡面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变异性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草地和农地的土壤含水率均值在同一土层深度下差异极显著,但二者在垂直方向、坡长方向的变异程度均为中等变异程度;草地和农地坡面土壤含水率的垂直变化特征不同,前者为降低型,后者在100 cm以上为波动型,以下为稳定型;草地和农地坡面土壤含水率均随坡长的增加呈波浪式变化规律,整体上有增加趋势;将坡面划分为5个坡长或将土层划分为4层以后,草地和农地坡面土壤含水率沿垂直方向、坡长方向的总体变化趋势均没有改变,但由于尺度的扩展获得了一些较大尺度上的水分信息。

Surface modelling of soil pH

In addition to classical methods, namely kriging, 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 (IDW) and splines, which have been frequently used for interpolat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soil properties, a relatively more accurate surface modelling technique is being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namely high accuracy surface modelling (HASM). It has been used in the numerical tests, DEM 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polation of climate and ecosystem changes. In this paper, HASM was applied to interpolate soil pH for assessing its feasibility of soil property interpolation in a red soil region of Jiangxi Province, China. Soil pH was measured on 150 samples of topsoil (0-20 cm) for the interpolation and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of HASM, kriging. IDW and splines. The mean errors (MEs) of interpolations indicate little bias of interpolation for soil pH by the four techniques. HASM has less mean absolute error (MAE)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than kriging, IDW and splines. HASM is still the most accurate one when we use the mean rank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ranks to avoid the outlier effects in assessing the prediction performance of the four methods. Therefore, HASM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alternative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interpolating soil properties. Further researches of HASM are needed to combine HASM with ancillary variables to improve the interpolation performance and develop a user-friendly algorithm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in a GIS package. (C) 2009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Variability of surface circul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satellite altimeter data

11-year satellite altimeter sea surface height (SSH) anomaly data from January 1993 to December 2003 are used to present the dominant spatial patterns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surface circulation through 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EOF) analysis. The first three EOF modes show the obvious seasonal variations of SSH in the SCS. EOF mode one i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a basin-wide circulation. Mode two describes the double-cell basin scale circulation structure. The two cells were located off west of the Luzon Island and southeast of Vietnam, respectively. EOF mode three presents the mesoscale eddy structure in the western SCS, which develops into a strong cyclonic eddy rapidly from July to September. EOF mode one and mode three are also embedded with interannual signals, indicating that the SCS surface circulation variation is influenced by El Nino events prominently. The strong El Nino of 1997/98 obviously changed the SCS circulation structure.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there existed a series of mesoscale eddies in the western SCS, and their temporal variation indicates intra-seasonal and interannual signals.

Cellular automata: Simulating alpine tundra vegetation dynamics in response to global warmi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model alpine tundra vegetation dynamics in a tundra region in the Qinghai Province of China in response to global warming. We used Raster-based cellular automata and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o stud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egetation dynamics. The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is implemented with IDRISI's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functionality to simulat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vegetation change assuming certain scenarios of global mean temperature increase over time. The Vegetation Dynamic Simulation Model calculates a probability surface for each vegetation type, and then combines all vegetation types into a composite map, determined by the maximum likelihood that each vegetation type should distribute to each raster unit. With scenarios of global temperature increase of I to 3 degrees C, the vegetation types such as Dry Kobresia Meadow and Dry Potentilla Shrub that are adapted to warm and dry conditions tend to become more dominant in the study area.

地磁场的西向漂移和差动旋转

The westward drif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ular variations in the main geomagnetic field. The drift exists not only in the main field itself, but also in the secular variation field of the main field.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Geomagnetic Reference Field (IGRF) models for 1900-2000 and the secular variation model for the period 2000-2005,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ward drift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o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bulk rotation and differential rotation of the main field, the dipersion of the drift rates, as well as the westward drift in the secular variation field. The bulk drift and its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main field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drift rate during 20th century is 0.183°/α, and the transitions of the drift rate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geomagnetic jerks. The calculation of the westward drift at various latitudes reveals a latitudinal dependence of the westward drift rate, implying that the geomagnetic field rotates in a differential fashion, instead of rigid rotation. The maximum westward drift is found near the 15°spatial patterns, temporal changes, behavior of the westward drift and rationality between the geomagnetic potential and geomagnetic components X, Y and Z.

热察绥地区过去300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The historical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s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LUCC research. However, the achievement of China in this field doesn't match h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yet.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quantitive record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e basic data for historical land use research, has been doubted.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Re-Cha-Sui, a typical area for the farming-pastoral region in the north of China, to make a detailed case study in this field. Based on a deep mining and calibration on the data from massiv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land-use surveys, the author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evolution, historical population dynamics, reclamation policy, and the land statistic system. According to textual researches, parallel validation and physical geographical analysis, a unified land use series for recent 300 years, which founded on the results of modern land-use surveys, is constructed. And the thematic maps on the cultivation index for different counties in several temporal sections are plotted. Based on the endeavor above, the dynamic of forest and steppe is reconstructed as well. The temporal-spatial patterns of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s in the area is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are discussed.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ed: 1. The quantitive records in literatures on Re-Cha-Sui area are reflection of real amounts of croplands. It is practical to reconstruct a result comparable with the modern land-use surveys, based of a deep mining and considerate validation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unexceptional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numerical records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is unnecessary. 2. In recent 300 years, 3 climax of reclamation appeared in Re-Cha-Sui area and altered the pure pastoral area into a farming-pastoral region. The interval were respectively the early time till mid tim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ill early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ROC), and the time after A.D. 1949. After the first expansion, the area of cropland in this region reached 2.0 million ha. Among them, Guisui area, which was most densely cultivated, had a cultivation index over 30%, which is similar with modern situation. The second expansion covered broader area, and the amount of cropland reached 3.5 million ha. The increase of farming area after 1949 is due to the recultivation of abandoned farmland. The current area of cropland in this region is 5.6 million ha. In the southern area where the land was reclaimed early, the amount on of the cropland has some fluctuation in 300 years. While in the new reclaimed area in the north, the area of cropland has kept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3. Due to the different natural conditions, most forests in Re-Cha-Sui area distribute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North Hebei province, and the upland of West Liaoning province, especially the former, which has a forest coverage near 70%. However, most of these forests were destroy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n 1949, the natural forest near Chengde was nearly cleared up. They were partly renewed after 1949 due to plantation. 4. In the steppe zone such as northern Rehe, Suiyuan and Chahar, the area of steppe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at of cropland. With the expansion of cropland, the percentage of steppe has shrunk from over 80% to 53%.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North Hebei province, steppe expanded with the shrinkage of forest, though cropland was expanding. The percentage once reached 60%, and then fell with the renew of forest. However, in the upland of West Liaoning province, the steppe shrink slowly from original 50% to current 26%, with the expansion of cropland. 5. The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in Re-Cha-Sui area in recent 300 years is driven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human dimensions such as population,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disorder of the society, cultural tradition, and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s. Among them, pressure from surplus population is the basic driving force.

认知电位时空模式研究

This report mainly focused on methodology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STP) of cognitive potentials or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 The representation of STP of brain wave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research of neural assemblies. This paper described methods of parametric 3D head or brain modeling and its corresponding interpolation for functional imaging based on brain waves. The 3D interpolation method is an extension of cortical imaging technique. It can be used with transformed domain features of brain wave on realistic head or brain models. The simulating results suggests that it is a better metho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lobal nearest neighbor technique. A stable and definite STP of brainwave referred as microstate may become basic element for comprehending sophisticated cognitive processes. Fuzzy c-mean algorithm was applied to segmentation STPs of ERP into microstates and corresponding membership functions. The optimal microstate number was estimated with both the trends of objective function against increasing clustering number and the decorrelation technique base don microstate shape similarity. Comparable spatial patterns may occur at different moments in time with fuzzy indices and thus the serial processing limit generated from behavioral methods has been break through. High-resolution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with multivariate autoregressive model. Bases on a 3D interpolation mentioned above, visualization of dynamical coordination of cerebral network was realized with magnitude-squared partial coherence. Those technique illustrated with multichannel ERP of 9 subjects when they undertook Strop task. Stroop effects involves several regions during post-perception stage with technique of statistical parameter mapping based F-test [SPM(F)]. As SPM(F) suggested task effects occurred within 100 ms after stimuli presentation involved several sensory regions, it may reflect the top-down processing effect.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for puzzling over fish connectiv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e role of early life history stages of red mullet (Mullus barbatus)

Integrating connectivity patterns into marine ecosystem management is a fundamental step, specially for stock subjected to the combined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verfishing, habitat degradation, etc.) and climate changes. Thus, manage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must incorporates the spatial scales over which the populations are connected. Notwithstanding, studying these dynamics remains a crucial and hard task and the predictions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these mechanisms are still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This thesis aims to puzzle over the red mullet Mullus barbatus population connectivity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Sea, by implementing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Otolith sclerochronology, larval dispersal modelling and genetic techniques were gathered in this study. More particularly, this research project focused on early life history stages of red mullet and their role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onnectivity dynam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 barbatus larval dispersal distances can reach a range of 200 km. The differences in early life traits (i.e. PLD, spawning and settlement dates) observed between various areas of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Sea suggest a certain level of larval patchiness, likely due to the occurrence of different spawning pulses during the reproductive period. The dispersal of individuals across distant areas, even not significant in demographic terms, is account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genetic flow among different demes. Fluctuations in the level of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areas, due to the variability of the source-sink dynamics, could have major implications in the population connectivity patterns.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reliability of combining several approaches and represent a benchmark for the definition of a proper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considerable engagements in effectively assuring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the existent and futur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