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蛎的比较解剖学及系统分类和演化的研究

本文对我国己发表的牡蛎作了详细的比较解剖学研究。在强蛎亚科（Pycnodonteinae）发现了第三个心耳－－右上心耳和与其相连的第三条回心静脉－－后静脉，这在双壳类中实属首次报道。第一次提出了牡蛎循环系统的两种类型，附心脏型和无附心脏型。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无肌套血管，其外套血液主要来自环外套动脉和附心脏，而后者由于无附心脏和环外套动脉，其外套血液主要来自肌套血管；前者是通过出鳃静脉和外套静脉分别将鳃前部和后部的血液送回心耳，而后者的外套静脉与外入鳃血管不通，鳃中的血液只能通过出鳃静脉回到心耳。根据外套腔的形态特点，本文将中国的牡蛎分为三种类型六个组。第一种类型，左右侧都具侧水腔，包括一个组；第二种类型，仅右侧具有侧水腔，包括四个组；第三种类型；不具侧水腔，包括一个组。在比较解剖学研究的基础上，文章还讨论了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等一些主要系统的演化过程，并推测了现生牡蛎各属间的演化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依据，发现了一个具有重要演化意义的单行属种，爪蛎属（Talonostrea），猫爪牡蛎（T. talonata）。澄清了目前世界上在舌骨蛎属（Hyotissa）、拟舌骨蛎属（Parahyotissa）、小蛎属（Saccostrea）和巨蛎属（Crassostrea）分类中的混乱。解决了我国牡蛎分类中存在己久的疑难问题，将己发表的20种牡蛎重新鉴定为15种，即舌骨牡蛎（Hyotissa hyotis），复瓦牡蛎（Parahyotissa imbricata）。中华牡蛎（P. sinensis），鸡冠牡蛎（Lopha cristagalli）。薄片牡蛎（Dendostren folium），缘齿牡蛎（D. cre-nulifera），褶牡蛎（Alectryonella plicatula），猫爪牡蛎（T. talonata），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近江牡（C. rivularis），拟近江牡蛎（Crassostrea sp.），僧帽牡蛎（Saccostrea cucullata），棘刺牡蛎（S. echinata），鹅掌牡蛎（Planostrea pestigris）和密鳞牡蛎（Ostrea denselamellosa）。它们分别隶属于二个科，曲蛎科（Grypheidae）和牡蛎科（Ostreidae）；四个亚科，强蛎亚科（Pycnodonteinae）。冠蛎亚科（Pycnodonteinae），巨蛎亚科（Lopheinae）和牡蛎亚科（Crassostreinae）。

海湾扇贝超氧化物歧化酶家族基因结构、表达和多态性分析

海湾扇贝Argopecten irradian Lamarck于1982年从美国引种到中国，由于具有较快的生长速度和很高的经济效益，海湾扇贝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养殖贝类之一。近年来海湾扇贝养殖遇到了死亡率高等问题，深入开展海湾扇贝功能基因的研究，尤其是免疫相关基因及其机制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扇贝疾病防治的有效方法对海湾扇贝的健康养殖十分重要。 对于贝类免疫系统来说，其血细胞在先天性免疫防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受到外界病原侵染时，贝类血细胞的一个重要免疫反应就是吞噬作用。在吞噬病原过程中，受到病原侵染的贝类还会产生其他多种免疫反应，这些免疫反应将消耗大量的能量（ATP），产能的呼吸链会加速运转，由此也会引发与呼吸链相耦联的活性氧（ROS）的大量产生。这些活性氧具有极强的反应特性，能破坏病原微生物的结构和功能分子，实现对入侵病原的杀灭。利用活性氧对被吞噬的病原进行杀灭，这是吞噬作用消除病原抵御侵染的重要机制。但由于活性氧分子反应的非特异性，它们也会破坏宿主机体细胞内的功能蛋白分子、不饱和脂肪酸分子和核酸等，对细胞造成严重的伤害，进而导致机体生理机能的损伤和免疫系统的破坏。所以，及时消除病原感染机体内过量产生的ROS，维持相关细胞的正常代谢，对提高机体抵抗力和免疫力具有重要的作用。O2-是生物体内产生的第一种活性氧分子，其他的活性氧分子也是由它衍生而来，消除过量O2-是消除过量活性氧危害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生物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是催化O2-发生歧化反应，消除O2-的关键酶。 首先，本文通过RACE方法获得了海湾扇贝SOD家族全部三种基因的cDNA全长并对其进行了序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海湾扇贝AiCuZnSOD全长cDNA为1047个碱基，其中开放阅读框为459个碱基，编码152个氨基酸，与栉孔扇贝Chlamys farreri的CuZnSOD相似度为77.5%，与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的相似度为75%，与人的相似度为74.7%。AiMnSOD全长cDNA为1207个碱基，其中开放阅读框为678个碱基，编码226个氨基酸，序列比对结果发现AiMnSOD的氨基酸序列与虾夷扇贝Mizuhopecten yessoensis和皱纹盘鲍Haliotis discus hannai的相似度分别为85%和78.4%，与哺乳动物相似度也在68%~72%之间。AiECSOD全长cDNA为893个碱基，其中开放阅读框为657个碱基，编码218个氨基酸。AiECSOD与其它物种ECSOD相似度比较低。与线虫Brugia pahangi的相似度为27.9%，与疟蚊Anopheles gambiae的相似度为31.4%，与斑马鱼Danio rerio的相似度为27.8%，与人的相似度也只有28.6%，与同是贝类的长牡蛎ECSOD也只有28.1%的相似性。主要原因是AiECSOD的信号肽和肝磷脂结合区域在各物种中无同源性。 其次，采用qRT-PCR（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方法分析三种SOD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结果表明三种SOD基因的组织表达有所差异。AiCuZnSOD基因在鳃中表达水平最高，其次是血细胞和性腺，在外套膜、闭壳肌和肝胰脏表达水平较低。AiMnSOD基因在鳃中表达水平最高，其次是外套膜，在血细胞、性腺，而在肝胰脏和闭壳肌表达较弱。AiECSOD基因在血细胞中表达水平最高，其次是肝胰脏，在鳃、闭壳肌表达水平较低，而性腺和外套膜没有检测到。同时，采用qRT-PCR对鳗弧菌Vibrio angullarum感染后海湾扇贝血细胞中三种SOD基因mRNA表达变化进行了检测。AiCuZnSOD表达量在各个时间段没有显著差异(P > 0.05)。AiMnSOD的表达量在1.5 h时略有下降，在3 h时达到最高表达量，是空白组（0h）的3倍(P < 0.01)，从6 h到24 h表达量逐渐下降，24 h时表达量是空白组的1.6倍，24 h到48 h又稍有升高。AiECSOD的表达量在1.5 h时有所下降，是空白组的0.3倍（P < 0.05)，随后逐渐升高，在12 h时达到最高表达量，是空白组（0h）的4.5倍（P < 0.01），从24 h到48 h表达量逐渐下降并恢复到空白组的水平。在对照组，各个时间点没有显著差异（P > 0.05）。在鳗弧菌感染后，海湾扇贝三种SOD的表达并不一致，且差异比较显著。AiCuZnSOD被认为是构成性表达基因，其受外界刺激的影响最小，AiMnSOD和AiECSOD受刺激后表达上调比较明显。 第三，采用Genome-walking的方法得到了海湾扇贝三种SOD基因的基因组全长和近端启动子序列并对其进行了相关分析。AiCuZnSOD的基因组序列全长为4279bp，包含有4个外显子和3个内含子。AiMnSOD的基因组序列全长为10692bp，包含有4个外显子和3个内含子。AiECSOD的基因组序列全长为5276bp，包含有5个外显子和4个内含子。三种基因外显子和内含子的结合处序列遵循-AT/GT-原则。我们把海湾扇贝SOD家族的三个基因的近端启动子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三种SOD在靠近起始密码子的位置都有Oct-1结合位点。三种SOD共有的转录位点有：Oct-1、C/EBPalp、Oct2.1、Sp-1和GATA-1。AiCuZnSOD和AiMnSOD共有的转录位点有：ICSBP、Ftz、TATA-box、C/EBPbeta和Antp。AiCuZnSOD和AiECSOD共有的转录位点有：AP-1和NFκB。AiMnSOD和AiECSOD共有的转录位点有：GR和ER。AiCuZnSOD独有的位点有：SRF、YY-1和NF-1。AiMnSOD独有的位点有：HNF-1、Hb、MEB、NF-muE1、Pit-1a和Eve。AiECSOD独有的位点有：CREB、RATA-alph、Kruppel-like和AP-3。 此外，通过构建原核表达载体，本研究对AiCuZnSOD和AiECSOD基因进行了体外重组表达，并对纯化的重组蛋白进行了酶活分析。酶活分析表明，重组AiCuZnSOD蛋白有较高的酶活和稳定性。 最后，我们对海湾扇贝三种SOD基因的部分区域，包括启动子、编码区，部分内含子区域进行了SNP检测，并对SOD基因部分SNP位点多态性和鳗弧菌敏感性进行了相关分析。三种SOD基因中，我们共发现了59个SNP位点，其中AiECSOD的SNP位点最多，特别是在启动子区，AiCuZnSOD和AiMnSOD多态性较低。其中AiCuZnSOD启动子区的-1739 T-C 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AiECSOD启动子区的-498 A-T和-267 G-A等位基因频率，AiECSOD的第一个外显子38 Thr-Lys的多态性在敏感和抗菌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长牡蛎可存活四倍体的诱发机制和异源三倍体的诱发

采用乙酸地衣红染色技术（Acetic orcein staining technique）较系统地研究了长牡蛎 Crassostrea gigas (Thunberg)三倍体产生的卵子在受精且第一极体释放受抑制后的减数分裂过及染色体的分离行为以阐明可存活四倍体的产生体的机制。用浓度为0.5 mg/L的细胞松驰素B （CB）处理受卵以抑制其第一极体的释放。在观察到个别受精卵出现第一极体时开始CB处理，持续至对照组中50％的受精卵出现的第一极体。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受精卵从受精后隔5分钟取样一次，用卡诺氏液（Carnoy's fixative, 冰醋酸和甲醇按1：3的体积比充分混合）固家样品。采用0.5%的乙酸－地衣红染料进行受精卵的染色，而后压片观察受精卵染色体行为。长牡蛎三倍体产生的卵子，中期I同源染色体构型呈现单价体（Univalents）,二价体（Bivalents）、三价体（Trivalents）以及大于三价体的多价体（Multivalents）混合出更的特征。在第一极体释放受抑制的受精卵的第二次减数分裂过程中，可确认四种染色体分离类型：三极分离（Tripolar segregation） (54.5%)、联合二极分离（United bipolar segregation） (12%)、独立二级分离（Incomplete united bipolar segregation）(4%)。其余卵子的染色体分离行为（23％）不规律，呈现不同程度的紊乱，但总体看来介于上述四种分离类型之间。此外，某些特定的独立二级也可能是四位体形成的最主要的细胞遗传学体制。此外，某些特定的独立二极分离也可能产生四倍体。轻细胞体驰素B 处理的受精卵的减数分裂过程具有显著的不同步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两个重复组之间，即两个雌体之间，存在第二次减数分裂的时间进程的不同步性；第二，同一个雌体产生的卵子之间的发育速度不同步性，表现为不同的卵子进入第一次减数分裂的时间不同；第三，同一卵子内的染色体之间，其行为有时存在的不同步性。另外，探讨了中心类在支配第二减数分裂时各种染色体分离行为的可能机制。以长牡蛎二倍体与近江牡蛎二倍体的染交作为对照，探讨了能长牡蛎四倍体与近江牡蛎二倍体杂并诱导异源三倍体的可行性。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 (Thunberg)四倍体和二倍体与近江牡蛎Crassostrea rivularis (Gould)二倍体的杂交以及相应的对照组共进行了三批重复实验，杂交实验采用高密度的精子。研究结果表明，自交组平均受精率依次为94％（GG）、77％ （RR）,88% （G／GG）和85％ （GG／G）。双方差分析（ANOVA）表明，各自交组之间受精率没有显著差异（F＝3.118, P=0.132）。在杂交组，直接授精后180分钟，尚未观察到受精迹象，因而无法估计受精率。授精后48小时的孵化率各组之间差异很大，并经双方差分析（ANOVA）表明存在显著性差异，（F＝3.188, P=0.018）。其中GGR和RGG组的孵化率相近似，产生的幼虫数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在四种类型的杂交实验中，二倍体C. gigas (雌体) ＊ 二倍体 C. rivularis (雌体)（ＧＲ）早最成功的。虽基ＧＲ组幼虫的生长率低于对照组，但其存活率接近于对照组。长牡蛎四倍体与近江牡蛎二倍体杂交组（GR），在授精后两天的孵化率较低，但幼虫的生长状况与对照组接近。另外两个杂交组，即近江牡蛎二倍体与长牡蛎四倍体（RGG），二倍体近江牡蛎江与二倍体长牡蛎（RG），授精后两天的孵化率很低，幼虫生长得缓慢。三个重复组的GR杂交组和一个重复组的GGR杂交组获得稚贝。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的多态性（PCR／PFLP）检支分析结果证实这些稚贝均是杂交种；流式细胞术分析结果证明GGR获得的稚贝是三倍体，从而证明获得了长牡蛎与近江牡蛎的异源三倍体。有迹象表明三倍体与二倍体杂交种之间（GGR对GR）存在生长上的差异。首先，GGR的眼点幼虫大约比GR组早出现5－7天即仅次于对照组GG，G／GG，和GG／G；第二，尽管仅获得少量GGR幼贝，这些幼贝在授精后90天的大小显著大于GR组的个体。在RGG和RG组中，幼虫没能存活到眼点幼点阶段。细胞学检查结果表明，杂交组的绝大多数卵子发育停滞在第一次减数分裂中期（Metaphase I）,这一过程至少持续到授精后180分钟。仅有2％的GGR 组的卵子在授精后180分钟进入第一次减数分裂后期）（Anaphase I）. 而在此时期，GR，RGG和RG组的卵子中，仍只观察到10第二价体（Bivalents）.

小庙洪牡蛎礁巨蛎属牡蛎间生殖隔离研究

中国牡蛎种类丰富，但是由于贝壳可塑性强，表型变化大，分类学及系统发生学研究进展缓慢，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在全国部分海区采集牡蛎样品，并通过表型和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鉴定，重点调查潮下带牡蛎的分布情况。选取江苏南通小庙洪牡蛎礁作为典型海域，研究亲缘关系接近的巨蛎属牡蛎之间在繁殖上如何维持相互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摸索牡蛎物种鉴定的实用方法，并阐明熊本牡蛎和近江牡蛎生殖隔离是如何维持的。研究结果对牡蛎等海洋贝类的分类及系统发生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为牡蛎礁的生态保护提供生物学参考依据。 在辽宁营口、海洋岛，河北秦皇岛，山东西霞口、潍坊、青岛，江苏南通，浙江舟山、奉化，福建莆田，广东汕头等地区采集牡蛎样品，重点采集潮下带的牡蛎，通过地理分布、表型、DNA含量测定和COI种特异性探针鉴定对各地区的牡蛎物种组成进行分析。选取了南通小庙洪牡蛎礁作为研究牡蛎物种间相互关系的最佳地点。该地区牡蛎由主要分布在潮间带的熊本牡蛎和主要分布在潮下带的近江牡蛎组成。 对南通小庙洪牡蛎礁上两种巨蛎属牡蛎在空间上的分布进行调查；定期取样，制作性腺切片，观察两种牡蛎的性腺发育情况；同时，定期在海区挂板，采用半人工采苗的方式采集海区牡蛎幼体，通过ITS1基因鉴定采集的稚贝所属物种。通过调查发现二者的分布存在重叠区域；两种牡蛎在2007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存在两个明显的繁殖高峰期，在每个繁殖期内两种牡蛎同时发生大量繁殖行为的可能性极高。结果表明，两种牡蛎不存在明显的生态隔离和季节隔离等交配前生殖隔离机制。 在室内对两种牡蛎进行2×2完全双列杂交，并通过ITS1基因的克隆测序验证杂种后代。双列杂交受精实验采用多亲本混合交配的方式（即每个物种的卵子或精子均来自多个个体），共进行7次重复。结果表明，熊本牡蛎的卵子能够被近江牡蛎的精子以较低的受精率（24.6%）受精，且形成的后代确实为两个物种杂交产生，而反方向不能受精。 幼虫和稚贝生长存活的双列杂交实验共进行3次重复。估测受精率、受精卵的孵化率，第1至29日每两天测量一次D形幼虫的壳高和密度。结果表明杂交幼虫（熊本牡蛎♀与近江牡蛎♂的杂交，SA）的受精率（12.5%）显著低于（P < 0.05）熊本牡蛎（75.4%）和近江牡蛎（84.5%）纯种对照组；而孵化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 > 0.05）；自受精至29日龄，杂交幼虫壳高的生长速度明显低于纯种对照组（P < 0.05）；但是存活率与熊本牡蛎无显著差异（P > 0.05）。杂交幼虫附着变态期间死亡率高；93日龄，熊本牡蛎有10.08%的匍匐期面盘幼虫存活至稚贝，显著大于（P < 0.05）近江牡蛎（2.18%）和杂交幼虫（0.76%）；杂交稚贝壳高显著小于（P < 0.05）纯种对照组。稚贝在海区挂养3个月。与挂养前相比，杂交稚贝在潮下带的存活率为19.2%，125个稚贝仅存24个，壳高平均增加2.15 mm。熊本牡蛎在潮间带的存活率达到65%，壳高平均增加3.99 mm。近江牡蛎在潮下带的存活率达到85.7%，壳高平均增加5.22 mm，在潮间带的存活率仅10.9%，壳高平均增加3.28 mm。受精6个月后，所有杂交稚贝仅剩3枚，运回实验室暂养一段时间后全部死亡。 设置20、25、30、35共4个盐度梯度，估算双列杂交组合在不同盐度下的受精率、孵化率、7日内的存活率和壳高生长，实验共进行3个重复。结果表明，杂交组合在4个盐度下的受精率（平均为11.2%）均显著低于（P < 0.05）熊本牡蛎（75.0%）和近江牡蛎（77.5%）纯种对照组；而孵化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 > 0.05）；杂交组合在盐度35时的孵化率（85.0%）显著大于20（49.6%）、25（51.3%）和30（55.4%）三个盐度梯度。7日龄杂交幼虫（10.5%）和近江牡蛎（11.4%）的存活率显著小于（P < 0.05）熊本牡蛎（30.3%）；杂交幼虫的壳高（75.7 μm）显著小于（P < 0.05）熊本牡蛎（81.5 μm）和近江牡蛎（85.6 μm）对照组。两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杂交组合方式对受精率、孵化率、7日龄存活率和7日龄壳高均有显著影响，盐度对7日龄壳高的影响显著。 实验结果表明，江苏小庙洪牡蛎礁上的熊本牡蛎和近江牡蛎之间在分布空间上存在重叠区域，繁殖时间也存在重叠，并未产生明显的生态隔离和季节隔离。二者之间存在不对称性杂交，熊本牡蛎的卵子能够与近江牡蛎的精子以较低的受精率受精，而反方向完全不亲和。杂交幼虫在受精率上存在显著劣势；但是受精卵的孵化率与纯种受精卵无显著差异；杂交幼虫在生长上也存在显著劣势；而存活率与熊本牡蛎无显著差异；杂交幼虫附着变态期间大量死亡，存活下来的稚贝生长缓慢，死亡率高。表明熊本牡蛎和近江牡蛎之间即存在交配前的配子不亲和性隔离，又存在交配后隔离，主要表现为杂种不活。

Food sources of three bivalves living in two habitats of Jiaozhou Bay (Qingdao, China): Indicated by lipid biomarkers and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Food Sources of three filter-feeding bivalves from two habitats (intertidal oyster Crassostrea gigas, mussel 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 and subtidal cultured scallop Chlamys farreri) of Jiaozhou Bay (Qingdao,China) were determined by fatty acid and stable isotope in analysis. Cultured scallop was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diatom markets such as 16:1/16:0 close to 1 and high ratio of 20:5(n - 3)/22:6(n - 3), hence we assume that the scallop mainly feeds on diatoms. Fatty acid biomarkers specific to bacteria and terrestrial materials were also found in considerable amounts in scallop tissue,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Substantial bacterial and terrestrial input into the food of the species. Intertidal oyster and mussel, however, exhibited significant flagellate marker. 22:6(n - 3). and lower level of diatom markers. which indicated that flagellates are also part of intertidal bivalves' Planktonic food Sources: meanwhile, high level of Chlorophyta fatty acid marker, Sigma 18:2(n - 6) + 18:3(n - 3), suggested that Ulva pertusa (Chlorophyta) seaweed bed supplied important food sources to intertidal bivalves. Additionally, result of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showed that phytoplankton contributed 86.2 to 89.0% to intertidal bivalves' carbon budget; macroalga U. pertusa origin source had a contribution of MIX, to 11.0%, which indicated its role Lis in important supplemental food source to intertidal bivalves. From this stud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etary difference of three bivalves probably relates to the different potential food sources in the scallop farm and intertidal zone in Jiaozhou Bay.

Tandem duplication-random loss is not a real feature of oyster mitochondrial genomes

Duplications and rearrangements of coding genes are major themes in the evolution of mitochondrial genomes, bearing important consequences in the function of mitochondria and the fitness of organisms. Yu et al. (BMC Genomics 2008, 9: 477) reported the complete mt genome sequence of the oyster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16,475 bp) and found that a DNA segment containing four tRNA genes (trnK(1), trnC, trnQ(1) and trnN), a duplicated (rrnS) and a split rRNA gene (rrnL5') was absent compared with that of two other Crassostrea specie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absence was a novel case of "tandem duplication-random loss" with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We independently sequenced the complete mt genome of three C. hongkongensis individuals, all of which were 18,622 bp and contained the segment that was missing in Yu et al.'s sequence. Further, we designed primers, verified sequences and demonstrated that the sequence loss in Yu et al.'s study was an artifact caused by placing primers in a duplicated region. The duplication and split of ribosomal RNA genes are unique for Crassostrea oysters and not lost in C. hongkongensis. Our study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caution when amplifying and sequencing through duplicated regions of the genome.

Chromosomal rearrangement in Pectinidae revealed by rRNA loci and implications for bivalve evolution

Karyotype and chromosomal localization of major (18-5.8-28S) and minor (5S) ribosomal RNA genes were studied in two species of Pectinidae, zhikong (Chlamys farreri) and bay (Argopecten irradians irradians) scallops. using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C. farreri had a haploid number of 19 with a karyotype of 3m + 4sm + 7sm-st + 4st + 1st-t, and A. i. irradians had a haploid number of 16 with a karyotype of 5st + 11t. In C. farreri, the major and minor rRNA genes had one locus each and were mapped to the same chromosome-Chromosome 5. In A. i. irradians, the major rRNA genes had two loci, located on Chromosomes 4 and 8, and the 5S rRNA gene was found at a third chromosome-Chromosome 10. Results of this and other studies indicate that karyotype of A. i. irradians (n = 16, 21 arms) is secondary and derived from an ancestral karyotype similar to that of C. farreri (n = 19, 38 arms) through considerable chromosomal loss and rearrangements. The ability to tolerate significant chromosomal loss suggests that the modal karyotype of Pectinidae and possibly other bivalves with a haploid number of 19 is likely tetraploid; i.e., at least one genome duplication has occurred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Bivalvia.

Chromosomal mapping of major ribosomal rRNA genes in the hard clam (Mercenaria mercenaria) using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Karyotype and chromosomal location of the major ribosomal RNA genes were studied in the hard clam (Mercenaria mercenaria Linnaeus) using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Metaphase chromosomes were obtained from early embryos.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s (ITS) between major RNA genes were amplified and used as FISH probes. The probes were labeled with digoxigenin-11-dUTP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detected with fluorescein-labeled anti-digoxigenin antibodies. FISH with the ITS probes produced two to four signals per nucleus or metaphase. M. mercenaria had a haploid number of 19 chromosomes with a karyotype of seven metacentric, four metacentric or submetacentric, seven submetacentric, and one submetacentric or subtelocentric chromosomes (7M + 4M/SM + 7SM + 1SM/ST). Two ITS loci were observed: one located near the centromere on the long arm of Chromosome 10 and the other at the telomere of the short arm of Chromosome 12. FISH signals on Chromosome 10 are strong and consistent, while signals on Chromosome 12 are variable.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karyotype and chromosomal assignment of the major RNA genes in M. mercenaria. Similar studies in a wide range of species are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chromosomal changes in bivalve evolution.

Ecotoxicology of marine biotoxins in bivalve shellfish

A small proportion of harmful algae produce toxins which are harmful to human health. Strict monitoring programmes are in place within Ireland and the EU to effectively manage risk to human consumers of shellfish species that have accumulated marine biotoxins in their tissue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mpacts of HABs on shellfish health. This study used Solid Phase Adsorption and Toxin Tracking (SPATT) for the passive sampling of algal biotoxins at Lough Hyne Marine Nature Reserve in West Cork, Ireland. Spatial and temporal monitoring of the incidence of a wide range of lipophilic toxins was assessed over a 4-month period. Active sampling accumulated sufficient quantities of toxin for use in subsequent experimentation. In addition to commonly occurring 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ing (DSP) toxins, Dinophysis toxin-1 and Pinnatoxin-G were both detected in the samples. This is the first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latter two toxins in Irish waters. The effects of the DSP toxin okadaic acid (OA) were investigated on three shellfish species: Mytilus edulis,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and Crassostrea gigas.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gill, mantle and hepatopancreas tissues revealed varying intensity of damage depending both on the tissue type and the species involved. At the cellular level,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 cel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was assessed. No change in cel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was observed in Mytilus edulis or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however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Crassostrea gigas granulocytes at the lower levels of toxin exposure. This indicated a chemically-induced response to OA. DNA fragmentation was measured in the haemolymph and hepatopancreas cells post OA-exposure in Mytilus edulis and Crassostrea gig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DNA fragmentation was observed in both species over time, even at the lowest OA concentrations. DNA fragmentation could be due to genotoxicity of OA and/or to the induction of cell apoptosis.

Biodeposition and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in Shallow, Mesohaline Sediments of Chesapeake Bay

Stocks of the eastern oyster, Crassostrea virginica, have been declining in Chesapeake Bay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current strategies involve restoring culture of Crassostrea virginica on-bottom and in devices suspended within the water column. Sub-tidal suspension culture of Crassostrea virginica in Chesapeake Bay occurs mostly in sheltered inlets and tidal creeks and, thereby, has the potential to influence shallow water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Crassostrea virginica biodeposits and benthic microalgae on sediment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xchange, field studies with Crassostrea virginica held in aquaculture floats an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Enhanced organic nitrogen deposition from Crassostrea virginica biodeposits led to gradual increases in surface sediment nitrogen and pore water ammonium concentrations; however, modifications to pore water concentrations were not always expressed a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Benthic microalgae often modulated the influence of biodeposits on sediment nitrogen exchange but, as observed in laboratory experiments, the supply of nitrogen from Crassostrea virginica biodeposits may exceed their biological demand. Organic carbon from biodeposits had varying influences on aerobic respiration but consistently stimulated anaerobic metabolism. Shifts in net phosphorus exchange were driven by this anaerobic remineralization and concentrations of iron and manganese oxy(hydr)oxides, with transitions in fluxes coinciding with changes in benthic photosynthesis and oxidation of surface sediments. Manganese and iron oxy(hydr)oxides from biodeposits supported incorporation of added phosphorus and prevented exchange a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in the absence of iron-sulfide mineral form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response of shallow water sediments to Crassostrea virginica biodeposits were due to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biodeposits supplied, as well a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bility within these sediment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sediments illustrated the potential for sediment biogeochemistry and nutrient exchange from tidal creek sediments to vary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on relatively small scales. Factors influencing variability within tidal creek sediments were related to shifts in riverine freshwater inputs, macroalgal blooms,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 overlying waters, and bioirrigation from the clam, Macoma balthica.

Assessing the sensitivity of blue mussel beds to pressures associated with human activities.

The Joint Nature Conservation Committee (JNCC) commissioned this project to generate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sitivities of blue mussel (Mytilus edulis) beds, found in UK waters, to pressures associated with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work will provide an evidence base that will facilitate and support management advice for Marine Protected Areas, development of UK marine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and conservation advice to offshore marine industries. Blue mussel beds are identified as a Habitat of Principle Importance (HPI) unde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Rural Communities (NERC) Act 2006, as a Priority Marine Feature (PMF) under the Marine (Scotland) Act 2010, and included on the OSPAR (Annex V) list of threatened and declining species and habitat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was to produce sensitivity assessments for the blue mussel biotopes included within the HPI, PMF and OSPAR habitat definitions, and clearly document the supporting evidence behind the assessments and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 total of 20 pressures falling in five categories - biological, hydrological, physical damage, physical loss, and pollution and other chemical changes - were assessed in this report. The review examined seven blue mussel bed biotopes found on littoral sediment and sublittoral rock and sediment. The assessments were based on the sensitivity of M. edulis rather than associated species, as M. edulis wa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species in blue mussel beds. To develop each sensitivity assessment, the resistance and resilience of the key elements are assessed against the pressure benchmark using the available evidence gathered in this review. The benchmarks were designed to provide a ‘standard’ level of pressure against which to assess sensitivity. Blue mussel beds were highly sensitive to a few human activities: • introduction or spread of non-indigenous species (NIS); • habitat structure changes - removal of substratum (extraction); and • physical loss (to land or freshwater habitat). Physical loss of habitat and removal of substratum are particularly damaging pressures, while the sensitivity of blue mussel beds to non-indigenous species depended on the species assessed. Crepidula fornicata and Crassostrea gigas both had the potential to outcompete and replace mussel beds, so resulted in a high sensitivity assessment. Mytilus spp. populations are considered to have a strong ability to recover from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 A good annual recruitment may allow a bed to recovery rapidly, though this cannot always be expected due to the sporadic nature of M. edulis recruitment. Therefore, blue mussel beds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a 'Medium' resilience (recovery within 2-10 years). As a result, even where the removal or loss of proportion of a mussel bed was expected due to a pressure, a sensitivity of 'Medium' was reported. Hence, most of the sensitivities reported were 'Medium'. It was noted, however, that the recovery rates of blue mussel beds were reported to be anywhere between two years to several decades. In addition, M. edulis is considered very tolerant of a rang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conditions. As a result, blue mussel beds were considered to be 'Not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temperature, salinity, de-oxygenation, nutrient and organic enrichment, and substratum type, at the benchmark level of pressure. The report found that no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overall sensitivity exist between the HPI, PMF and OSPAR definitions. Individual biotopes do however have different sensitivities to pressures, and the OSPAR definition only includes blue mussel beds on sediment. These difference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habitat on the shore and the sediment type. For example, the infralittoral rock biotope (A3.361) was unlikely to be exposed to pressures that affect sediments. However in the case of increased water flow, mixed sediment biotopes were considered more stable and ‘Not sensitive’ (at the benchmark level) while the remaining biotopes we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Using a clearly documented,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create sensitivity assessments allows the assessment basis and any subsequent decision making or management plans to be readily communicated, transparent and justifiable. The assessments can be replicated and updated where new evidence becomes available ensuring the longevity of the sensitivity assessment tool. For every pressure where sensitivity was previously assessed as a range of scores in MB0102, the assessments made by the evidence review have supported one of the MB0102 assessments. The evidence review has reduced the uncertainty around assessments previously undertaken in the MB0102 project (Tillin et al., 2010) by assigning a single sensitivity score to the pressures as opposed to a range. Finally, as blue mussel bed habitats also contribute to ecosystem function and the delivery of ecosystem services, understanding the sensitivity of these biotopes may also support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 regard to these. Whatever objective measures are applied to data to assess sensitivity, the final sensitivity assessment is indicative. The evidence, the benchmarks, the confidence in the assessment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rocess, require a sense-check by experienced marine ecologists before the outcome is used in management decisions.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non-native species

Anthropogenic changes to climate and extreme weather events have already l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non-native species (NNS) to the North Atlantic. Regional climate models predict that there will be a continuation of the current trend of warming throughout the 21st century providing enhanced opportunities for NNS at each stage of the invasion process. Increasing evidence is now available to show that climate change has led to the northwards range expansion of a number of NNS in the UK and Ireland, such as the Asian club tunicate Styela clava and the Pacific oyster Crassostrea gigas. Providing definitive evidence though of the direct linkage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spread of the majority of NNS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 due to other confounding factors, such as anthropogenic activity. Localised patterns of water movement and food supply may also be complicating the overall pattern of northwards range expansion, by preventing the expansion of some NNS, such as the slipper limpet Crepidula fornicata and the Chilean oyster Ostrea chilensis, from a particular region.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 asp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creased atmospheric CO2, such as increased rainfall, heat waves, frequency of storm events, and ocean acidification may aid in increasing the confidence that scientists have in predicting the long term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introduction, spread and establishment of NNS.

Simulated predator extinctions: Predator identity affects survival and recruitment of oysters

The rate of species loss is increasing at a global scale, and human-induced extinctions are biased toward predator species. We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predator extinctions on a foundation species, the eastern oyster (Crassostrea virginica). We performed a factorial experiment manipulating the presence and abundance of three of the most common predatory crabs, the blue crab (Callinectes sapidus), stone crab (Menippe mercenaria), and mud crab (Panopeus herbstii) in estuarie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We tested the effects of species richness and identity of predators on juvenile oyster survival, oyster recruitment,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of sediment. We also manipulated the density of each of the predators and controlled for the loss of biomass of species by maintaining a constant mass of predators in one set of treatments and simultaneously using an additive design. This design allowed us to test the density dependence of our results and test for functional compensation by other species. The identity of predator species, but not richness, affected oyster populations. The loss of blue crabs,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either of the other species, affected the survival rate of juvenile oysters. Blue crabs and stone crabs both affected oyster recruitment and sediment organic matter negatively. Mud crabs at higher than ambient densities, however, could fulfill some of the functions of blue and stone crabs, suggesting a level of ecological redundancy. Importantly, the strong effects of blue crabs in all processes measured no longer occurred when individuals were present at higher-than-ambient densities. Their role as dominant predator is, therefore, dependent on their density within the system and the density of other species within their guild (e.g., mud crabs).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effects of species loss at higher trophic levels are determined by predator identity and are subject to complex intraguild interactions that are largely density dependent.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biodiversity in ecosystem functioning or addressing practical concerns, such as loss of predators owing to overharvesting, remains complicated because accurate predictions require detailed knowledge of the system and should be drawn from sou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not based on observations or generalized models.

Polyopes lancifolius (Halymeniales, Rhodophyta), a new component of the Japanese marine flora introduced to Europe

Polyopes lancifolius (Harvey) S. Kawaguchi & H.W. Wang has been record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Europe, during the summer or 2008. A small population was discovered in the Gulf of Morbihan (northeast Atlantic, France). This is the first observation of P. lancifolius outside its native range. Vegetative and reproductiv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r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descriptions. rbcL sequences show no divergence from Japanese populations. Imports of Pacific oysters Crassostrea gigas (Thunberg 1793) are likely to be responsible for its accidental introduction into the Gulf of Morbihan, either directly from northwest Pacific regions or indirectly (secondary dispersal) by transfers from another European oyster farming site. The history of previous algal introductions from Japan suggests that if it become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t Morbihan, the species is likely to spread to other European coastal areas.

Phylogeographical analyses of shellfish viruses: inferring a geographical origin for ostreid herpesviruses OsHV-1 (Malacoherpesviridae)

Mortality episodes have regularly been affecting the shellfish industry throughout its history. Some of these mortalities, especially in the oyster industry,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herpesviruses. Purification of viral particles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outine monitoring, as well as improved taxonomic classification. Ostreid herpesviruses (Malacoherpesviridae), mostly affecting Pacific oysters Crassostrea gigas, have been sporadically recorded in the French oyster industry since the early 1990s (OsHV-1 'reference'). From 2008, a new variant of ostreid herpesvirus (OsHV-1 mu Var) has emerged and seriously impacted oyster production in France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Consequently, the presence of ostreid herpesviruses has been monitored in different oyster producing areas around the world. The present study compiles molecular data that are available from survey efforts and takes a biogeographical approach, in order to infer an origin for ostreid herpesviruses. The highest genotype diversity was found in East Asia, despite a lower survey effort in that area than in Europe. Genotype network analyses show that both populations of ostreid herpesviruses present in Europe (OsHV-1 'reference' and OsHV-1 mu Va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genotypes recorded in Asia. Moreover, ostreid herpesviruses have been detected in wild and symptom-free populations of various Asian native Crassostrea specie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ostreid herpesvirus genotypes were recorded from cultivated C. gigas, and mostly associated with mortality episodes.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therefore highly suggestive of an Asian origin for these viruses, which can be pathogenic under farming condition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risks of European stock improvements, by means of overseas shellfish impo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