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ical basis of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Tibet: Haibei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Alpine meadow and shrub are the main pasture typ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hey cover about 35% of the total land are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spects of the alpine ecosystem and to promote a sustainable animal production system, the Haibei Alpine Meadow Research St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76. A series of intensive studies on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cluding the energy flow and nutrient cycling of the ecosystem, were the main tasks during the first 10 years. Meanwhile, studies with 5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ies on both summer and winter pasture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1990s, the research station started to focus its research work on global warming,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animal production systems in pastoral areas. Various methods for improving degraded pastureland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the region.

游牧文化、草地利用方式变迁与现代生态系统管理 — 以内蒙古锡林河流域为例

锡林郭勒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草地面积居我国11片重点牧区之首，是我国温带典型草原的核心分布区和重要的草地畜牧业生产基地。长期以来，锡林郭勒草原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一道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有效地阻止了草原腹地的土壤侵蚀、沙化以及来自中亚和我国西部的沙尘侵害，对于维持整个华北地区，特别是京、津大都市的生态环境安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度干扰锡林郭勒草原发生了严重退化，生产力显著降低，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日益衰减。本文以锡林郭勒草原传统的游牧文化和草地利用方式的变迁作为切入点，以锡林河流域为案例，深入分析了社会驱动力在草地退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目的在于揭示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农牧业人口的剧增和牲畜数量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与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的关系，进而探求锡林河流域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途径。同时，近年来由于草地退化速度的加剧和草地退化面积的不断扩张，以及世界许多资源保护计划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失败，人类原始的土著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作用，引起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关注，本文应用草地调查和社会调查的方法以及GIS技术对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时空分布规律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 原始游牧是锡林郭勒草原历史悠久的草地利用方式，而草原游牧文化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走向文明和现代化，传统的游牧逐渐地被半定居和定居定牧的方式所取代，蒙古族传统的草原游牧文化也随之走向衰落。本文采用社会调查方法对锡林河流域已经结束了50多年的游牧利用方式进行考察，探讨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时空格局，以及土地利用方式变迁对草地退化格局的影响，进而强调了传统的草原游牧文化对于人类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环境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意义。 以1984年和2004年开展的大量草地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同期的TM数据，分析了20年来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结果发现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面积达到70％之多，从东南向西北草地退化程度明显加剧。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相比，锡林河流域植被在近20余年来的变化状况表现为：局部恢复，部分地区变化不明显，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恶化的发展势头。通过对位于 锡林河流域的锡林浩特市及其邻近地区的社会驱动因子的分析，并应用统计学和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对锡林河流域土地利用、牧业人口和牲畜数量等因子在近35年来的变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过度放牧是导致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加剧的主要原因。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以适应性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性科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对锡林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措施。

鄂尔多斯高原景观要素空间格局及植物与环境关系的定量解析

鄂尔多斯高原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生态过渡带，具有复杂多样的环境条件、生态特点，因此也就具有复杂多样的植物与环境关系。本文从群落和景观两个尺度水平上研究鄂尔多斯高原植物或植被与环境关系及景观空间格局。利用鄂尔多斯高原野外植物群落样方调坦数据、微生境环境数据、气候数据，以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的方法分析了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与环境要素的关系并对秋类环境要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空间分布格局的贡献进行了定量分解;利用1:500 000 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类型等专题地图在GIS支持下分析了鄂尔多斯高原景观空间格局、并利用上述专题图数据加上鄂尔多斯高原气候数据库分析了土壤、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和气候等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作用。通过分析，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1 在分析方法上、利用典范对应分析的方法，把植物分布的空间因素与环境因素分离的方法发展为植物分布空间格局不同类型影响因素作用的定量分离，提出了相应的概念模型和实现方法。 2 影响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的主要微生境环境要素是基质类型、地下水位、覆沙厚度等，而影响鄂尔多斯高原分布空间格局的主要气候要素中，降水和干湿指标的作用大于温度和热量指标的作用。 3 通过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以植物对微生境环境要素的反应为根据，把鄂尔多斯高原主要植物划分为4个大类群：梁地植物、沙地植物、草甸植物和耐盐植物。根据它们对气候要素的反应，把鄂尔多斯高原主要植物划分为典型草原植物、荒漠草原植物和草原化荒漠植物3大类。进一步，根据鄂尔多劳动保护高原植物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进行了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功能型划分的尝试，得到了鄂尔多斯高原的12种主要植被功能型。 4 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的空间格局的影响环境因素的贡献作了定量地分解。分析结果显示：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中有27.02％可由已知环境变量得到解释，其中21.56％与微生境环境要素相关，7.51％与气候要素的作用有关，而气候与微生境环境要素的耦合作用的份额为2.05％。根据植物生长是否直接受到地下水的影响，鄂尔多斯高原存在两大类型生态特点差异明显的生境类型：中性立地和隐域生境，对两大类型生境上影响植物空间分布格局的环境要素的作用也进行了定量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植物生长不直接受地下水影响的中性立地，已知环境要素的作用可以解释植物空间分布格局总信息的29.36％，稍大于对总体上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的解释，其中9.23％与气候要素相关，22.08％与微生境环境要素相关，而两种类型环境要素的耦合作用则占1.95％。对于植物生长直接受到地下水影响的隐域生境，所有已知环境要素对植物分布空间格局的贡献率为72.28％，其中气候要素的作用为30.31％，微生境环境要素的作用为49.08％，两类环境要素的耦合作用为7.11％。 5 描述景观空间格局的指数多种多样，这些能数在描述特定区域的景观空间格局时是有信息冗余的。本文对利用FRAGSTATS所获得的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等景观分量的20个景观指数实施了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把描述鄂尔多斯高原景观空间格局的景观指数归并为以下8类：多样性指数、斑块多度指数、斑块类型丰富度指数、斑块面积指数、斑块形状指数、分形维数、空间配置指数和斑块面积变异指数。通过因子分析，还得到了这些景观指数对描述鄂尔多斯景观格局的共性特征：在描述鄂尔多斯高原景观空间格局时，作用最大的是多样性指数、斑块多度指数、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形状指数和面积加权平均分形维数，其次是斑块类型丰富度指数、平均分维指数、平均形状指数和斑块面积指数，而空间配置指数（扩散与毗连指数）和斑块面积变异指数的作用则比较微弱。 6 对鄂尔多斯高原景观指数的因子分析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因子分析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景观指数的分析分别得到了5-6个主要因子，可以表达原有20个景观指数所表达信息的91.1-96.0％，即可以反应鄂尔多斯高原景观空间格局的大部分信息。本文所进行的因子分析对因子进行了方差最大化(Varimax)正交旋转的处理，因子分析得到的每一个主要因子都有一个或几个与之相关性非常高的景观指数与之对应，因此，就可以用与因子分析所得主要因子相关性最高的景观指数代替该主要因子来表达鄂尔多斯高原的景观空间格局。另外还因为有些景观指数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系数，所以对因子分析所得到的景观指数可以进一步精减，最后利用因子分析成功地把原有20个景观指数减少到了11个。最后被选来描述鄂尔多斯高原景观格局的景观指数有下列11个：MSIEI（修正的Simpson均匀度指数）、AWMPFD（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形维数）、AWMSI（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数）、NP（斑块数目）、PR（斑块类型丰富度）、MSI（平均形状指数）、MPFD（平均斑块分形维数）、MPS（平均斑块面积）、PSCV（斑块面积变异系数）、DLFD（双对数分形维数）和IJI（扩散与毗连指数）。 7 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在景观组成结构上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各种类型的面积差异极大，少数类型占有极大比重，而其余面积则很小。产生这一情形的原因主要与人为活动的强烈影响有关，表现在地带性的植被与土壤面积所占的比重不高，沙地、沙生植被与风沙土则占有很大比重。 8 以地带性植被和滩地隐域性植被表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原生植被仅占高原面积的不足30％，而以地带性土壤和滩地隐域性土壤表示的原生性土壤占鄂尔多斯高原总面积的近40％，说明土壤退化不如植被退化严重，或滞后于植被退化。 9 鄂尔多斯高原各景观指数的空间变化曲线，植被与土壤很相近，具有非常相似的格局;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变化特征与植被、土壤等明显不同;土地沙漠化的景观格局空间变化曲线介植被曲线、土壤曲线与土地利用曲线之间，说明土地沙漠化不仅是一个受人为活动影响的过程，而且与自然过程密切相关。 10 鄂尔多斯高原景观格局的空间梯度变化表现出了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梯度，但总体上以东西向的变化比较明显。 11 通过鄂尔多斯高原土壤类型、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等景观要素、气候、空间要素与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CCA分析，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组成数据的总方差解释的百分率为标准，土壤对鄂尔多斯植被分布的空间格局的作用最大，其方差贡献率可达44.28％，其次是土地利用与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的关系也很密切，土地利用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方差贡献率为22.45％，空间因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贡献率为17.51％，土地沙漠化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贡献为15.65％，排在第四位;气候因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格局的贡献率为11.95％，居第五位。 12 在气候要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作用中，降水与干湿指标的作用大于温度与热量指标的作用。这一点与利用野外调查样方的群落数据植物与气候关系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CCA分析还表明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格局的东西向变化大于南北向分异。 13 在群落和景观水平上，鄂尔多斯高原植物空间分布或植被格局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具有相似的格局，即气候因子的作用明显地小于地质、土壤、水文等微生境环境要素（群落水平）或土壤（景观水平）的作用，并在这两个尺度上气候要素对植物空间分布或植被格局的定量解释份额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都仅有10％左右。气候因子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空间分布格局的这种弱的解释能力，从侧面说明了人为活动等非自然因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空间分布格局的强烈作用。 14 在鄂尔多斯高原生态系统管理上，应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强鄂尔多斯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保育，对于本区生态和经济对非常重要的滩地，应协调好对其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在鄂尔多斯高原土地沙漠化防治方面，应把调整人地关系与自然生态背景与条件相结合，如使用“三圈”模式等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等。

岷江上游景观可持续管理决策预案研究

岷江上游地区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大尺度、复合型生态过渡带，也是一个生态系统脆弱区和敏感区，它不但影响当地和岷江下游的农业生产、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而且影响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在长江上游生态安全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几十年来，在强烈的自然变化与人类活动干扰下，该区域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研究影响景观变化的自然、社会因子，制定以生态系统可持续为目标的景观管理决策，从而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需求。本论文通过对岷江上游农、林、草复合景观诸多因子的研究，通过NetWaver和CDP（Criterium DecisionPlus）平台，分别建立基于模糊逻辑的景观评价知识库和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景观管理决策模型，实现了岷江上游3种不同目标的景观管理决策预案。本论文取得了如下结论： (1). 景观格局分析表明，岷江上游景观以草地为基质，森林以及其他景观类型作为斑块镶嵌其中，草地类型影响到整个景观格局的生态过程，包括物质的传输与能量的流动。 (2). 通过建立人类活动强度这一可定量化测度的指标，分析了研究区森林、草地、耕地三种主要景观类型的格局变化，结果显示，人类活动视为信息熵输入，其强度大小对景观类型所起的作用不同，正确引导和控制一定范围、一定强度的人类活动可以实现景观的恢复。 (3). 基于NetWeaver系统，设计景观评价模糊知识库，对研究区进行了景观综合评价，整个流域除了四个子流域支持程度为低或者非常低外，其余子流域支持程度较好，景观管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水平较高。评价的结果为景观管理预案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4). 综合研究区社会、经济和生态发展三个子系统，通过层次分析法，建立三层指标体系对研究区可持续能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岷江上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值为0.22（理想值为1），反映出景观可持续能力差，实施区域生态系统管理，制订可持续管理预案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5). 通过CDP（Criterium DecisionPlus）平台，综合所有对景观管理有潜在影响的因素，构建景观管理的决策模型，设计了三个基于不同管理目标的决策预案；并对所设计的管理预案进行了模型不确定性分析、灵敏度分析和因子贡献量分析，验证了预案模型的鲁棒性（robustness）；最后，结合生态系统管理系统EMDS（Ecosystem Management Decision System）和ARC/GIS的环境实现预案空间表达，并对决策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讨论。论文的研究结果是研究区实施景观管理规划的关键性参考依据。

岷江上游农林复合景观管理优先度评价

结合前期研究共辨识出10项景观管理影响因子,依据其作用的性质和特点,将其分为4大类参数,通过NetWeaver模型构建了基于模糊逻辑的优先度评价知识库,在EMDS(Ecosystem Managem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和ARCGIS9.x环境下,对4类景观管理影响因子的优先度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可行性因子综合优先度评价结果为除ws3、ws6、ws8和ws9 4个子流域的优先度为低外,其余6个子流域优先度居于中等优先水平;2)有效性因子优先度综合评价结果,ws1、ws9和ws10 3个子流域优先度为强,ws8优先度最低,其余子流域为中等优先;3)景观综合结果除ws1~ws33个子流域属于强外,其余子流域优先度为低;4)所有影响因子的综合结果为ws8子流域优先度最低,其余部分优先度居于中等。

Burrowing rodents as ecosystem engineers: the ecology and management of plateau zokors Myospalax fontanierii in alpine meadow ecosystem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1. Plateau zokors, Myospalax fontanierii, are the only subterranean herbivor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of China. Although the population biology of plateau zokors has been studied for many year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zokors and plants, especially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communities, have been poorly recognized. In the past, plateau zokors have been traditionally viewed as pests, competitors with cattle, and agents of soil erosion, thus eradication programm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farmers. Zokors are also widely and heavily exploited for their u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 Like other fossorial animals, such as pocket gophers Geomys spp. and prairie dogs Cynomys spp. in similar ecosystems, zokors may act to increase local 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at the landscape level, aid in the formation, aeration and mixing of soil, and enhance infiltration of water into the soil thus curtailing erosion. The changes that zokors cause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vegetation and soil clearly affect the herbivore food web. Equally, plateau zokors also provide a significant food source for many avian and mammalian predators on the plateau. Zokor control leading to depletion of prey and secondary poisoning may therefore present problems for populations of numerous other animals.3. We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role plateau zokors play in the Tibetan plateau ecosystem. Plateau zokors should be managed in concert with other comprehensive rangeland treatments to ensure the ecological equilibrium and preservation of native biodiversity, as well as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use of pastureland by domestic livestock.

Large Gene Family Expansions and Adaptive Evolution for Odorant and Gustatory Receptors in the Pea Aphid, Acyrthosiphon pisum

Gaining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s of chemoreception in aphids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for both integrative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of host plant specialization and applied research in pest control management because aphids rely on their sense of smell

SOC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DPM) is a technique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of electronic system by selectively shutting down idle components. In this article we try to introduce back propagation network and radial basis network into the research of the system-level power management policies. We proposed two PM policies-Back propagation Power Management (BPPM) and Radial Basis Function Power Management (RBFPM) which are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Our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two power management policies greatly lowered the system-level power consumption and have higher performance than traditional Power Management(PM) techniques-BPPM is 1.09-competitive and RBFPM is 1.08-competitive vs. 1.79, 1.45, 1.18-competitive separately for traditional timeout PM, adaptive predictive PM and stochastic PM.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approaches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DPM) is a technique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of electronic system. by selectively shutting down idle components. In this article we try to introduce back propagation network and radial basis network into the research of the system-level policies. We proposed two PAY policies-Back propagation Power Management (BPPM) and Radial Basis Function Power management (RBFPM) which are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Our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two power management policies greatly lowered the system-level power consumption and have higher performance than traditional Power Management(PM) techniques-BPPM is 1.09-competitive and RBFPM is 1.08-competitive vs. 1.79,145,1.18-competitive separately for traditional timeout PM, adaptive predictive PM and stochastic PM.

SOC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DPM) is a technique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of electronic system by selectively shutting down idle components. In this article we try to introduce back propagation network and radial basis network into the research of the system-level power management policies. We proposed two PM policies-Back propagation Power Management (BPPM) and Radial Basis Function Power Management (RBFPM) which are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Our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two power management policies greatly lowered the system-level power consumption and have higher performance than traditional Power Management(PM) techniques-BPPM is 1.09-competitive and RBFPM is 1.08-competitive vs. 1.79 . 1.45 . 1.18-competitive separately for traditional timeout PM . adaptive predictive PM and stochastic PM.

岷江冷杉林群落几种树苗对光强的响应与适应

在青藏高原东部的亚高山针叶林区，如何尽快恢复这一生态脆弱地区的植被，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光一直被认为是植物种间相互替代，尤其是森林演替过程中植物相互替代或植被恢复中的关键环境要素之一。植物能否适应林冠下或林窗中异质的、或多变的光照条件，对其在林中的生存、分布、更新以及森林动态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以青藏高原东部亚高山针叶林的主要森林类型——岷江冷杉林群落的几种树苗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生态学、生理及生物化学等方法，通过模拟针叶林不同大小林窗内光照强度的变化，在中国科学院茂县生态站内采用遮荫处理设置6个光照梯度（100、55、40、25、15与7%全光照），来研究具有不同喜光特性的植物对光强的响应与适应机制，其研究结果可为揭示亚高山针叶林的演替规律、以及人工林下幼苗的存活与定居提供科学依据，也能为苗木的生产与管理提供科学指导，尤其是对针阔树种在不同光强下的响应与适应的比较研究，能为如何将阔叶树种整合到人工针叶林中提供新的思路。 光强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光强对植物的生长具有重要作用，不同植物在各自适宜的光强梯度下才能生长良好。通过一个野外盆栽实验，来研究不同光强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第三章）。主要研究结果如下，低光强下植物株高/茎生物量增加，说明植物会将生物量更多用于高生长，以便有效地拦截光资源；在强光下，植物将生物量更多地向根部分配，使得植物在强光下能够吸收更多的水分，而避免干旱胁迫。 在第一个生长季节，以相对生长速率（RGR）表示，红桦和青榨槭在100%全光照下RGR最大，粗枝云杉在55%最大，岷江冷杉在25-40%下较好；然而，在第二个生长季节，2种阔叶树的相对生长速率（RGR）的适宜光强则变为25-55%，云杉为55-100%，而冷杉为25-100%。可见，从第一年到第二年，2种阔叶树苗更适宜在部分荫蔽的条件下生长；而2种针叶树苗对光的需求则逐渐增加，这可能是增加对根生物量相对投资的结果，因为以这种方式，强光下生长的针叶树幼苗更能保持其内部水分平衡，其生长不会因干旱胁迫而受到严重影响。另外，严重遮荫会引起冷杉幼苗死亡。 植物对光强的生理适应 植物可以通过自身形态和生理特征的调整，来发展不同的光能利用策略从而能够在林中共存。通过一个野外盆栽实验，研究了不同光强下生长的几种树苗的生理特征（第四章）对不同光强的响应与适应。结果显示：强光下，粗枝云杉和红桦的光合能力增加，而岷江冷杉和青榨槭在中度遮荫（25-55%）的条件下光合能力最大。植物叶氮和叶绿素含量增高，而光补偿点和暗呼吸速率降低，这些都是植物对低光环境的适应性反应；而强光下植物叶片和栅栏组织变厚，是对强光的一种保护性反应。 植物对光的可塑性反应 不同植物会表现出对光适应有利的生理和形态可塑性反应。本文对第三章、第四章的实验数据进行可塑性指数分析，来研究植物对光强的表型可塑性反应（第五章）。结果显示，生理特征调整是植物对不同光环境的主要适应途径。红桦和青榨槭的可塑性指数平均值要大于粗枝云杉和岷江冷杉，充分表明这2种阔叶树在生理和形态上较强的可塑性更有利于对光环境的适应，而具有比耐荫树种更强的适应能力。另外，2种针叶树相比，云杉的适应性更强。本研究结果支持树种的生理生态特性决定了其演替状况和生境选择的假说。 植物的光抑制与防御 当植物叶片吸收了过多光能，会发生光抑制现象。植物对光抑制的敏感性及防御能力对其生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两个野外盆栽实验，研究了生长在强光下（第六章）和变化光强下（第八章）植物的光抑制现象及其防御策略。结果表明，在强光下或从遮荫状态转入强光下，植物都会发生光抑制，其对光抑制的敏感性与植物的耐荫性（或喜光）和演替状态有密切联系。长期生长在强光下的植物受到光抑制是可恢复的，而当处于荫蔽环境的植物突然暴露于强光下时，受到的光抑制不能完全恢复，可能是（部分）光合机构受到破坏的缘故。粗枝云杉和青榨槭防御光抑制伤害的能力较强，热耗散是其防御光抑制的主要途径。长期的强光作用能使岷江冷杉和红桦发生严重光抑制，甚至光伤害，而红桦能够通过“凋落老叶，萌发新叶”的途径来适应新的强光环境。 How to restore the vegetation of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in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change the trend of ecological deterior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Acclimation of tree seedlings to different and varing light environment affects to a great extent the successful regene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s in southwestern China’s montane forest areas, because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such changing resource are commonly assumed to be critical to plant success, and have a growth advantage than others. In this paper, several species seedlings in Abies faxoniana community were chosed to study the response and adaptation to light intensity and the interspecific differences of adaptability in six shaded sheds (100, 55, 40, 25, 15 and 7% of full sunlight) in the Maoxian Ecological St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ur results could provide a strong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est succession laws of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s, and the survival and settlement of seedlings under plantation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direc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eedlings, especially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acclimation to light between the conifer and broadleaf trees could provide new ideas for how to integrate the broad-leaved trees into the artificial coniferous forest. Growth under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y Light intens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plant growth. One field experiments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growth of tree seedlings of Picea asperata, Abies faxoniana, Betula albo-sinensis and Acer davidii under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lants under low light environment could increase the specific stem length (stem length/ stem dry mas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ntercept light resources, while biomass greater allocation to the roots, could make plants under high light environment absorb more water, and avoid drought stress. During the first growing season,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s (RGRs) of Betula albo-sinensis and Acer davidii had the greatest values under the 100% of full light, for 55% of Picea asperata, and for 25-40% of Abies faxoniana. However, in the second growing season the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s of the two broad-leaved trees changed and were appropriate for 25-55% of full light, for 55-100% of spruce, and for 25-100% of fir. Thus, from the first year to the second year, two broad-leaved seedlings maybe more suitable to partly shading environment, and two coniferous seedlings would have an increase in light demand, which may be an increased root biomass investment. Because in this way, seedlings grown under high light could better maintain their internal water balance, and thus its growth would not be seriously affected by drought stress. In addition, serious shading would cause fir seedlings to die. Acclimation of physiology to light Plants could coexist in forest ecosystem by forming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light use. One field experiments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acclimation of tree seedlings to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y of Picea asperata, Abies faxoniana, Betula albo-sinensis and Acer davidi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otosynthetic capacity of Picea asperata and Betula albo-sinensis exhibited a general tendency of increase with more light availability; but for Abies faxoniana and Acer davidii seedlings, their highest values of the same parameters were found under intermediate light regime (i.e. 25-55% of PFD relative to full sunlight). Plants under low light environment could increase the specific stem length (stem length/ stem dry mas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ntercept light resources. Leaf nitrogen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increased, while dark respiration rate and light compensation points decreased, all of which were adaptive response to the low light environment. On the contrary, plants under high light environment had the thicken leaves and palisade tissue, which was a protective response to high light. Phenotypic plasticity to light Phenotypic plasticity can be exhibited in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al adjustment is the main for plant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light environment.The means of plasticity indexes for Betula albo-sinensis and Acer davidii seelings were greater than Picea asperata and Abies faxoniana, amplied that the two broad-leaved trees were much more adaptable to th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spruce had the higher adaptablity than fir. The finding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es determined the biological status and its biological habitat selection. Photoinhibition and photoprotection to light Compared with conifer, broad-leaved trees could better change leaf morphology and adjust biomass allocation to adapt to changing light environment. However, excess light can photoinhibit photosynthesis and may lead to photooxidative destruction of the photosynthetic appatus. Two field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photoinhibition of photosynthe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plants grown under high light environment or plants transferred from low to high irradiance, the four tree seedlings would undergo a period of photoinhibition. In four species, photoinhibited leaves could recover to initial photosynthetic rates when they were long-term planted under high light environment. However, when plants were suddenly exposed to high irradiance, this photoinhibition could not be reversible, may be the photosynthesis apparatus were (or partly) photooxidatively destructed.

粗枝云杉( Picea asperata Mast.)天然群体的遗传变异

西南地区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占重要地位，但也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生态系统退化，生态功能减弱，严重制约着西南林业的可持续经营与发展。本项目采用DNA 分子标记SSR 研究不同生境条件下粗枝云杉群体的遗传变异及其时空分布格局，考察遗传变异与复杂的山地生态环境间的潜在联系，系统地揭示粗枝云杉天然群体与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生态适应与分子进化机制。粗枝云杉适应性强，生长迅速，在植树造林和工业用材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成果可为中国西南部亚高山天然林的可持续经营及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SSR 位点变异丰富，等位基因频率的分布格局多样。7 个SSR 标记全是多态位点，每位点的等位基因数变化范围为13~24，平均为19.9 个。SSR 位点的等位基因片段长度范围变化较大。73.1%的等位基因变异遵循逐步突变模型(SSM)而发生1 个重复基元的变化，22.3%和4.6%的变异分别按两阶段突变模型(TMP)发生1 个重复基元以上的变化和在SSR 位点侧翼区发生1 个碱基变化的插入-删除事件。 2. 粗枝云杉拥有中等偏高水平的遗传多样性和相对大的群体间遗传分化。通过分析代表10 个群体的250 个个体在7 个SSR位点的变化，调查了源自中国西南山区的粗枝云杉的微卫星变异。相当高的遗传多样性和强烈的群体分化发生在粗枝云杉中， 其群体平均Nei's 期望杂合度为0.707 ， 群体间遗传距离为0.121~0.224(FST)和0.100~0.537(RST)。然而，群体间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之间无相关性，从而排除了简单的距离分离模式并暗示迁移不是影响粗枝云杉遗传变异格局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使用私有等位基因估算的基因流数量非常低，仅等于0.753。等位基因置换检验(Allele permutation tests)揭示逐步突变及遗传漂变都对群体间分化有贡献。另外，在多数位点检测到显著的群体间遗传差异，这个结果说明自然选择，假设通过环境压力，是引起粗枝云杉微地理分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SSR基因型，250 个粗枝云杉个体的70%被正确地归类入其各自的来源群体，结果表明微卫星(SSR)对区分来自中国不同生态地理位点的粗枝云杉基因型是有效的。 3. 在SSR、RAPD 和AFLP 位点，显著的群体间遗传结构被发现的，但三种标记间遗传分化程度和群体遗传关系有差异。利用来自10 个群体的247 个个体，我们报告了关于样本粗枝云杉群体间遗传关系的总体看法。根据各自对评价遗传关系的信息能力和适用性，SSR、RAPD 和AFLP 标记被选用，三种技术非常有效地区别这些基因型。使用的SSR、RAPD 和AFLP 标记分别估计平均Dice 相似性系数。Mantel 检验产生显著但相对低的共表型适合度(RAPD = 0.63£AFLP = 0.60和SSR = 0.75)。比较三种标记系统，RAPD 和AFLP 共表型指数相对高地相关(r =0.59)，而RAPD 和SSR 及SSR 和AFLP 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53 和0.35。所有系统树，包括不同标记资料结合获得的系统树，反映了多数群体依据它们的地理条件而成某种特定关系。结果暗示单个或结合标记系统能用来深入洞察粗枝云杉遗传研究，并且不同标记系统合并资料能提供更可靠的信息。 Southwestern reg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Yet, it is also one of the weak regions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with degraded ecosystem and imperfectfunction, which restricts the sustaining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southwestern forestry. The genetic vari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of P. asperata populations originating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wereinvestigated using SSR molecular markers in this study. The correlationsbetween genetic variation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were detected,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 asperata populations and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adaption -molecular evolution were revealed. Given the significant ecological andeconomic roles of the fast-growing and wide-adaptive species in reforestation and production of pulp wood and timber, the study couldprovide a strong theoretical evidence and scientific direction for thesustaining management of subalpine natural forest, and the afforestationand rehabilitation of degraded ecosystem.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genetic variation at SSR loci was abundant and the distributionof allelic frequencies was uneven. All seven loci were polymorphic, and thenumber of alleles per locus varied from 13 to 24 with a mean valueequaling 19.9. The allele sizes at SSR loci were found to vary widely.73.1% of allelic variation followed stepwise mutation model (SSM) whichresults increase or decrease by one repeat type, and 22.3% and 4.6% wereresulted from two-phase mutation model (TMP) with allele size varying bymore than one repeat type and from insertion-deletion events in theflanking regions at SSR loci with a single basepair changing, respectively. 2. P. asperata possessed a moderate to high level of genetic diversityand considerable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Microsatellite variation of P.asperata. originating from the mountains of southwestern China wasinvestigated by analyzing variation at seven SSR loci in 250 individualsrepresenting ten populations. A fair degree of genetic diversity and strongpopulation subdivision occurred with the mean gene diversity (H) of 0.707,and genetic distances among populations varying between 0.121 and 0.224(FST) and between 0.100 and 0.537 (RST). However, inter-populationgenetic distances showed no correlation with geographic distances between the population sites. This ruled out a simple isolation by distance modeland suggested that migration does not have a great impact. In fact, theamount of gene flow, detected using private alleles, was very low, equalingonly 0.753. Allele permutation tests revealed that stepwise-like mutations,coupled with genetic drift, could contribute to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Moreover,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populations weredetected at most loci.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atural selection, presumablythrough environmental stress, may be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micro-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P. asperata.Based on SSR genotypes, 70% of the 250 individuals were correctlyclassified into their sites of origin. This suggests that microsatellites (SSRs) are effective in distinguishing genotypes of P. asperata originating fromdiverse eco-geographical sites in China. 3. Using a set of 247 individuals from ten P. asperata populations wereport an overview on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ampled P.asperata populations. RAPD, AFLP and SSR were used in terms of theirinformativeness and applicability for evaluate relationship and all threetechniques discriminated the genotypes very effectively. Mean Dicesimilarities coefficient were estimated using RAPD, AFLP and SSR,respectively. The Mantel test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but relatively low fit(RAPD = 0.63, AFLP = 0.60 and SSR = 0.75) of cophenetic values.Comparing the three marker systems to each other, RAPD and AFLP cophenetic indices were highly correlated (r = 0.59), while correlationcoefficient between RAPD and SSR was r = 0.53 and between SSR andAFLP was r = 0.35. For all markers a relatively high similarity indendrogram topologies was obtained although some differences wereobserved. All the dendrograms, including that obtained by the combineduse of all the marker data, reflect some relationships for most of thepop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geographic condi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that single or combined marker system could be used to insight into geneticstudy in P. asperata and the combined data of different marker systems canprovide more reliable information.

不同放牧强度下高山草甸生态系统碳氮分布格局和循环过程研究

本研究针对川西北高山草甸缺乏科学管理，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选取红原县瓦切乡1996 年草地承包后形成的四个放牧强度草场，即不放牧、轻度（1.2 头牦牛hm-1）、中度（2.0 头牦牛hm-1）和重度放牧（2.9 头牦牛hm-1），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放牧强度对草地植物-土壤系统中碳、氮这两个最基本物质的分布格局和循环过程的影响，并探讨了放牧干扰下高山草甸生态系统的管理。 1．放牧对草地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尤其是优势种，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不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草地群落物种数分别为22，23，26，20 种，群落盖度分别是不放牧96.2%＞中度93.6%＞轻度89.7%＞重度73.6%。随放牧强度的增加， 原植物群落中的优势种垂穗鹅冠草（ Roegneria nutans ）、发草（Deschampsia caespitosa）和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等禾草逐渐被莎草科的川嵩草（Kobresia setchwanensis）和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所取代成为优势种。同时，随放牧强度的增加，高原毛茛（Ranunculus brotherusii）、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鹅绒委陵菜（Potentilla anserina）和车前（Plantagodepressa）等杂类草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2．生长季6～9 月份，草地植物地上和地下生物量（0～30cm）都是从6 月份开始增长，8 月份达到最高值，9 月份开始下降。每个月份，通常地上生物量以不放牧为最高，重度放牧总是显著小于不放牧；地下生物量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表现为增加的趋势，通常重度和中度放牧显著高于不放牧和轻度放牧草地。不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草地6～9 月份4 个月的植物总生物量平均值分别是1543、1622、2295 和2449 g m-2，但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越来越来多的生物量被分配到了地下部分，地下生物量占总生物量比例的大小顺序分别是重度88%＞中度82%＞轻度76%＞不放牧69%。生物量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放牧使得群落优势种发生改变而引起的，其分配比例的变化体现了草地植物对放牧干扰的适应策略。 3．植物碳氮贮量的季节变化类似与生物量的变化。每个月份，不同放牧强度间植物地上碳氮的贮量有所不同，一般重度放牧会显著减少植物地上碳氮贮量。植物根系(0～30cm)碳氮贮量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表现为增加的趋势，通常重度和中度放牧显著高于不放牧和轻度放牧草地。不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草地6～9 月份4 个月的植物总碳平均值分别是547、586、847 和909 g m-2，根系碳贮量占植物总碳的比例大小顺序分别是重度88%＞中度82%＞轻度76%＞不放牧69%；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草地6～9 月份4 个月的植物总氮平均值分别是17、17、23 和26 g m-2，根系氮贮量占植物总氮的比例大小顺序分别是重度79%＞轻度71%＞中度70%＞不放牧65%。 4. 土壤有机碳贮量（0～30cm）的季节变化表现为7 月份略有下降，8 月开始增加，9 月份达到的最大值。土壤氮贮量的季节变化表现为随季节的推移逐渐增加的趋势。增加的放牧强度不同程度的增加土壤有机碳氮的贮量。不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6～9 月份4 个月的土壤有机碳贮量的平均值分别是9.72、10.36、10.62 和11.74 kg m-2，土壤氮贮量分别为1.45、1.56、1.66 和1.83 kg m-2。土壤中有机碳（氮）的贮量都占到了植物-土壤系统有机碳（氮）的90%以上，但不同放牧强度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5. 土壤氮的总硝化和反硝化，温室气体N2O 和CO2 的释放率的季节变化表现为从6 月份开始增加，7 月份达到最大值，8 月份开始下降，9 月份降为最小值。增加的放牧强度趋向于增加土壤氮的总硝化和反硝化作用，温室气体N2O和CO2 的释放率，通常情况下，中度放牧和重度放牧显著地加强了这些过程。 6．垂穗鹅冠草（Roegneria nutans）和川嵩草（Kobresia setchwanensis）凋落物在不同放牧强度下经过1 年的分解，两种凋落物的失重率及其碳氮的损失率3都随放牧增加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在同一放牧强度下，川嵩草凋落物的失重率和碳氮的损失率都高于垂穗鹅冠草凋落物。 7. 尽管重度放牧显著增加了土壤碳氮的贮量，但同时也显著降低了植被群落盖度，降低了植物地上生物量，因此，久而久之会减少植物向土壤中的碳氮归还率；与不放牧和轻度放牧相比，重度放牧又显著增加了土壤CO2 和NO2 的排放量，这是草地生态系统碳氮损失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地处青藏高原的非常脆弱的高山草甸生态系统，长期重度放牧不仅导致植物生产力降低，而且将导致草地生态系统退化，甚至造成土壤中碳氮含量减少。 Long-term overgrazing has resulted in considerable deterioration in alpine meadowof the northwest Sichan Province. In order to explore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sustainability of these alpine meadows, we selected four grasslands with differentgrazing intensity (no grazing-NG: 0, light grazing-LG: 1.2, moderate grazing-MG: 2.0,and heavy grazing-HG: 2.9 yaks ha-1) to evaluate carbon, nitrogen pools and cyclingprocesses within the plant-soil system in Waqie Village, Hongyu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1. Grazing obviously changed the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especially ondominant plant species. Total number of species is 22, 23, 26, and 20 for NG, LG, MGand HG, respectively. Vegetation coverage under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y ranked inthe order of 96.2% for HG＞93.6% for MG＞89.7% for LG＞73.6% for NG. Thedominator of HG community shifted from grasses-Roegneria nutans andDeschampsia caespitosa dominated in the NG and LG sites into sedges-Kobresiapygmaea and K. setchwanensi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ncrease of grazingintensity, the numbers of forbs, such as Ranunculus brotherusii, Stellera chamaejasme,Potentilla anserine and Plantago depressa, increased with grazing intensity. 2.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showed a 5single peak pattern with the highest biomass in August. For each month, abovegroundbiomass usually was the highest in the NG site and lowest in the HG site.Belowground biomass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e as grazing intensity increased and it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G and MG site than in the NG and LG sites. Totalplant biomass averaged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is 1543, 1622, 2295 and 2449 g m-2for NG, LG, MG and HG,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biomass to total plantbiomass for NG, LG, MG and HG is 88%, 82%, 76% and 69%, respectively. Higherallocation ratio for is an adaptive response of plant to grazing. 3. Carbon and nitrogen storage in plant components followed the similar seasonalpatterns as their biomass under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ies. Generally, heavy grazingsignificantly decreases aboveground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compared to nograzing. Carbon and nitrogen storage in root tended to increase as grazing increasedand they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G and MG sites compared to the LG and NGsite. Total Carbon storage in plant system averaged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is 547,586, 847 and 909 g m-2 for NG, LG, MG and HG, respectively, while 17, 17, 23 and 26g m-2 for nitrogen. The proportion of carbon storage in root to total plant carbon forNG, LG, MG and HG is 88%, 82%, 76%, 69%, respectively, while 65%, 71%, 70%and 79% for nitrogen. 4. Carbon storage in soil (0-30cm) decreased slightly in July, then increased inAugust and peaked in September. Nitrogen storage in soil tended to increase withseason and grazing intensity. Total Carbon storage in soil averaged over the growingseason is 9.72, 10.36, 10.62 and11.74 kg m-2 for NG, LG, MG and HG, respectively,while 1.45, 1.56, 1.66 and 1.83 for nitrogen. The proportion of carbon (nitrogen)storage in soil to plant-soil system carbon (nitrogen) storage for NG, LG, MG and HGis more than 90%, which is not markedly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ies. 5. Gross nitrification, denitrification, CO2 and N2O flux rates in soil increasedfrom June to July and then declined until September, all of which tended to increasewith the increase of grazing intensity. Generally, heavy and moderate grazing intensity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se process compared to no and light grazing intensity. 6. After decomposing in situ for a year, relative weight, carbon and nitrogen loss in the litter of Roegneria nutans and Kobresia setchwanensis tended to increase asgrazing intensity increased. Under the same grazing intensity, relative weight, carbonand nitrogen loss in the litter of Kobresia setchwanensis were higher than these in thelitter of Roegneria nutans. 7. Although heavy grazing intensity resulted in higher levels of carbon andnitrogen in plant and soil, it decreased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aboveground biomass,which are undesirable for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le grassland development.What is more, heavy grazing could also introduce potential carbon and nitrogen lossvia increasing CO2 and N2O emission into the atmosphere. Grazing at moderateintensity resulted in a plant community dominated by forage grasses with highaboveground biomass productivity and N content. The alpine meadow ecosystems inTibetan Plateau are very fragile and evolve under increasing grazing intensity by largeherbivores; therefore, deterioration of the plant-soil system, and possible declines insoil C and N, are potential without proper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