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区人工与天然植被对凋落物量和土壤有机碳变化的影响

在黄土丘陵区选择从耕地、草地、灌木林到乔木林样地,不同样地内设立1m×1m(乔木10m×10m)的样方,分析样方内凋落物积累量、碳氮含量、土壤有机碳(SOC)和可溶性碳(DOC)含量变化。结果表明:天然草地、灌木林、乔木林凋落物积累量依次为5.3,12.1和32.4t.hm-2;但人工灌木林和乔木林的凋落物积累量分别为6.7和11.4t.hm-2,分别是天然灌木林和乔木林的1/2和1/3。随着植被的恢复,天然植被凋落物的C/N高于人工植被(刺槐林除外)。与耕地SOC(4.67g·kg-1)相比,天然灌木林地SOC提高5.9倍,人工灌木林地提高1.8倍;天然乔木林地提高8.0倍,而人工乔木林地仅提高4.0倍。凋落物积累量与0～20cm土层土壤有机碳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R2>0.83),但20cm以下线性相关关系不显著。凋落物积累量与0～10cm土壤可溶性碳含量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R2>0.893),与10～60cm土层线性相关关系不显著,与80～100cm土壤可溶性碳存在显著线性负相关关系。

黄土高原水蚀风蚀交错带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坡面土壤水分特性研究

为分析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坡面土壤水分特性的差异和规律,对黄土高原水蚀风蚀交错带典型坡面上农地、林地和草地的土壤水分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苜蓿地土壤的持水能力和供水能力最强,其次是杏树林和长芒草地,谷子地最差;(2)通过土壤水分有效性分析发现,水蚀风蚀交错带田间持水量相当于-0.2×105Pa土壤基质势时的土壤含水量,永久凋萎点则低于-2.0×106Pa土壤基质势对应的土壤含水量;(3)苜蓿地有效水含量最高,谷子地有效水含量最低,而且苜蓿地土壤有效水含量的提高主要是提高了迟效水部分;(4)对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比水容量变化曲线研究表明,土壤比水容量在田间持水量附近随土壤含水量的降低减小的很快,而当土壤水分降低到田间持水量的50%~60%以下时,土壤比水容量基本不变。

杉木连栽致害真菌拮抗菌Bacillus subtilis3728的研究

杉木是我国重要的速生丰产树种，分布在北纬21°41′到33°41′，东经102°到122°的广大地区，杉木人工林面积约占我国人工林总面积的1/4，随着连栽代数的增加，土壤中毒和生产力下降程度日趋严重。 本论文以分离自与红树林、珍珠贝、海兔子、海绵、软珊瑚等与海洋动、植物共栖或共生存的106株海洋微生物(54株放线菌，52株细菌)为资源，以杉木连栽致害真菌尖孢镰刀菌萎蔫专化型(Fusarium oxysporum f.sp.vasinfectum)菌株SF2为靶菌，通过平板对峙试验和土壤原位定殖试验，筛选到一株分离自红树林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o)根际土壤的海洋细菌3728菌株；该菌对SF2具有很强抑菌活性，能够高密度在杉木根际土壤中定殖，对杉木幼苗的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采用传统的细菌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鉴定方法对其进行了菌种鉴定，为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 通过对抗菌谱的研究，发现海洋细菌3728除了对杉木连栽主要致害真菌尖孢镰刀菌萎蔫专化型菌株SF2有很强的抑菌活性外，对大豆连作致害菌 (Penicillium purpurogenum)，棉花枯萎病菌(Fusarium oxysporum)，棉花立枯病菌(Rhizoctonia solani)，大豆根腐病菌(Fusarium solani)以及小麦赤霉病菌(Fusarium graminerum)等也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室内模拟试验还表明，在土壤中接种海洋细菌3728后，能够明显增加土壤中氨化细菌和氨化真菌的数量，能够增加土壤中功能性微生物——纤维素分解细菌和纤维素分解真菌的数量和种类，增强了纤维素分解能力。再添加C/N比较低的白三叶草凋落物，土壤中氨化细菌、氨化真菌的数量继续增加，土壤纤维素分解能力更显著提高。这为进一步开展对杉木连栽障碍的生物调控试验，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杉木人工林土壤中毒性化感物质的鉴定与来源

针对杉木化感物质种类的争论，我们以生测活性做导向，对杉木人工林土壤中毒性化感物质进行了分离，并通过质谱、核磁共振等仪器对化感物质的化学结构进行了鉴定，然后研究了其活性和来源，同时从土壤养分和化感作用两个方面对杉木火力楠混交林解决杉木连栽障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1) 虽然不同连栽代数土壤养分与杉木幼苗苗高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杉木连栽代数的增加，土壤养分含量逐渐降低，土壤处理的杉木幼苗苗高也逐渐降低，但是同一林分中，距杉木根系不同距离的土壤养分含量与杉木幼苗根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在一代和二代杉木林中，与杉木林地土相比，杉木根际土能够显著地抑制杉木幼苗根生长。单用土壤养分匮缺来解释连栽杉木生产力下降是不充分的，杉木化感作用也是连栽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从杉木人工林土壤中检测到8种酚酸类物质：对羟基苯甲酸、香草酸、阿魏酸、苯甲酸、肉桂酸、香草醛、异香草醛和香豆素。自然浓度的酚类物质没有抑制杉木幼苗的生长，反而促进了杉木幼苗的生长。从连栽杉木林土壤分离到一种新环二肽(6-hydroxy-1,3-dimethyl-8-nonadecyl-[1,4]-diazocane-2,5-diketone)，它在自然浓度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杉木幼苗的生长。而且当浓度达到40nmol•ml-1时，环二肽对杉木幼苗根生长的抑制率接近50%，显示其具有较高的化感活性。因此，引起连栽杉木生产力下降的化感物质不是对羟基苯甲酸等酚酸类物质，而是从杉木林土壤中分离得到的环二肽。 (3) 杉木各组织中环二肽含量最多的为叶凋落物，而且用杉木叶凋落物处理的土壤中环二肽含量显著增加，这说明杉木叶凋落物是环二肽的重要来源之一。杉木根系分泌物中含有环二肽，而且随着连栽代数的增加，杉木根系分泌环二肽的速率也增加，这说明杉木根系分泌物也是环二肽的重要来源之一。杉木成熟林每年每公顷凋落的叶凋落物中含有约0.173~0.418 mol的环二肽，而每年每公顷杉木根系分泌的环二肽可达1.289~1.362 mol，显著高于前者。因此，杉木根系分泌物是杉木化感物质环二肽最重要的来源。 (4) 杉木火力楠混交林能够提高土壤有机质、全氮等养分含量，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及土壤蔗糖酶、脲酶和磷酸酶等土壤酶活性，从而提高了混交林土壤熟化程度，加速了土壤有机质的转化速率，增强了土壤养分的供应能力，改善了土壤养分匮缺的状况。与二代杉木林相比，杉木火力楠混交林中杉木根系分泌环二肽的速率降低了33.2%，杉木火力楠混交林能减少环二肽的释放量，从而降低土壤中化感物质的含量，减弱林地土壤对杉木幼苗生长的抑制作用，缓解了连栽杉木自毒作用。因此，杉木火力楠混交林是一种高生产力和生态协调的造林模式。

杉木连栽土壤中毒与真菌毒素的研究

本论文报道了杉木连栽土壤中毒与真菌毒素的研究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杉木连栽土壤致害真菌随杉木连栽代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在国内外首先提出了杉木连栽土壤尖抱镰刀菌及其分泌的毒素对杉木生长的危害，是造成杉木连栽障碍的重要原因，并据此提出了克服杉木连栽障碍的PGPR生物调控技术措施，见到了可喜的苗头。以绿豆、小麦、白菜为指示植物对杉木连栽土壤进行的毒性检测结果，随杉木连栽代数的增加，杉木土壤对指示植物一绿豆、小麦、白菜的抑制作用呈现加强的趋势，表明杉木连栽导致土壤毒性物质的积累。为了探明土壤毒性物质来源，我们调查了不同连栽代数杉木土壤微生物区系变化情况，发现随连栽代数的增加，细菌、放线菌数量明显减少；而真菌数量随连栽代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不同连栽代数杉木土壤真菌经PCR-DGGE分析显示：杉木连栽对土壤真菌多样性、群落结构、丰富度影响较大。随连栽代数的增加，土壤真菌生物多样性降低，镰刀菌等一些重要致害真菌类群急剧富集。用生物检测的方法从连栽杉木土壤中分离得到5株对杉木具有抑制作用的菌株，对两株毒性最强的菌株采用经典和现代分类鉴定方法，鉴定结果表明：SFZ为尖抱镰刀菌萎蔫专化忆仁（Fusariumoxysporumf.sp.vasinfectum）；SF31为正青霉（Eupenicilliumbrefeldianum），这两株真菌中SF2对杉木的毒害作用尤为突出，其发酵液在64倍稀释浓度下仍能强烈抑制杉木种子的发芽和生长，表明尖抱镰刀菌萎蔫专化性及其分泌的毒素是造成杉木连栽障碍的重要原因。我们对致害真菌SFZ发酵液经预处理、萃取、硅胶柱层析、制备薄层层析等步骤进行分离纯化得到了毒素粗结品，并进行了质谱检测，与已知的镰刀菌毒素一丁烯酸内酉爵目比较，推测质核比244为丁烯酸内酷的一种。连栽杉木土壤中毒的生物调控初步研究结果表明：519、B25和MB-97三种抗真菌混合PGPR菌剂在杉木林间微区实验应用4个月，能显著促进连栽土壤杉木幼苗的生长，缓解杉木连栽土壤中毒症状。对PGPR定殖能力检测显示：6个月后能检测到大量519存在于杉木土壤中，说明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S19能生存并取得优势地位，有很好的定殖能力，表明S19可能对调控杉木土壤中毒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同时，这一实验结果也是连栽杉木土壤中毒性物质来源于土壤真菌的有力佐证。

旅游相关活动对九寨沟核心景区植物多样性与结构的影响

日益增强的旅游活动干扰正成为九寨沟世界自然遗产的有效保护与持续管理不可回避的挑战，已成为当前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阐明相关旅游的干扰活动对核心景区植物物种组成、多样性与结构的影响是九寨沟有效保护与持续管理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然而至今少有研究。选择九寨沟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九个景点、公路建设地段以及退耕地还林地，详细调查了林下植被结构、物种组成与多样性，比较了相关旅游活动干扰与基本未受干扰地段的差异。目的是阐明九寨沟核心景区旅游干扰条件下植物多样性与群落结构及其特点，揭示旅游干扰与植被结构和生物多样的相互关系，评估九寨沟旅游管理的有效性，探索减免旅游干扰影响的对策与措施。初步结论如下。 1.旅游活动引起九寨沟核心景区植物组成和群落结构特征改变显著。栈道及公路附近许多耐荫喜湿的敏感种局部消失，而早熟禾、车前草、委陵菜等耐干旱、耐践踏、繁殖能力强的植物种群扩大；外来物种频繁出现并已少量侵入干扰相对较轻的林分深处；林下群落以草本植物为优势，灌木与苔藓植物的频度、盖度、高度以及灌木密度均有所下降。可见，大量的游人活动和景区公路建设已对九寨沟丰富的乡土植物构成极大威胁，导致其生物多样性降低。而九寨沟农耕地退耕有利于九寨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正逐步向稳定群落演替。 2．干扰强度的差异导致九寨沟植物所受影响的程度不同。栈道附近植物受影响的程度与游人活动频率有关，活动频率高的地段干扰强度大，对植物的影响程度重，反之植物所受的影响较轻。强度干扰地段，耐荫喜湿的物种少见，伴生植物优势地位突出，生物多样性明显降低，植物群落结构特征改变也极为显著；干扰较轻的地段，伴生物种少量出现，植物群落结构变化不明显，生物多样性略为降低，部分地区结构参数值和多样性指数有所升高。公路修建是一种强度干扰，它导致附近植物种类极为单一，草本优势种异常突出，多数植物生活力低下、生长更新能力差。 3.不同植物类群受干扰影响的程度不同。草本及苔藓植物的种类组成和多样性指数受干扰影响较大，灌木和苔藓植物的结构受干扰影响较大，苔藓植物对干扰影响最为敏感。 综合分析表明，九寨沟核心景区的管理虽然比较规范，但目前核心区热点景点段的管理仍然不够，旅游活动驱动了林下植被退化明显、物种组成显著变化、生物多样性衰退、非乡土喜光耐旱种群扩大。导致九寨沟核心区旅游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尖锐冲突，进一步约束旅游活动带来的干扰，强化管理，开展林下植被恢复与非乡土喜光耐旱种群调控是九寨沟自然遗产地保护一项紧迫任务。 The increasing tourism disturbance is an unavoidable challenge to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ed tourist management of Jiuzhaigou Nature Reserve.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al problems of regional ecological prote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effects of tourism disturbance on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kernel spot for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ed tourist management in Jiuzhaigou, China. However, there were little studies about this yet.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vegetation structur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at nine sight spot, road area and four abandoned farmlands connecting with tourism,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sturbed area and undisturbed area. The purpose of the this study is clarifying the plant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urbed area in kernel spot of Jiuzhaigou, discove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vegetation structure and biodiversity,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tourist management and exploring the measure decreasing tourist disturbance. Our results are following: 1. Tourism disturbance caused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kernel Spot of Jiuzhaigou. In the vicinity of plank and road, some native shade-tolerant or hygrophilous plants had disappeared, accompanying with the population expansion of some xerophilous and disturbance-resisting species such as Poa sp. Plantago depressa, Potentiila multicaulis and some exotic and synanthropic species. Herbs were domaint species, while frequency coverage and height of shrubs and bryophytes, and shrub density decreased. In indicated that tourist activities and build of road had adversely affected on native plant species, and led to decline in biodiversity of Jiuzhaigou Nature Reserve. Abandoned farmlands maybe conduced to ent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2. Nearby the plank, influency variable of tourism disturbance on plant was alose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turbance intensity. There was companion plant species and lacked shape-loving species in heavy disturbed areas, which caused decrease in biodiversity and significant change in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se places. On the contrary, in the slightly disturbed areas, some companion speices displayed and biodiversity decreased slightly, but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se areas. The biuld of road is a heavy disturbance form, which led to increase of herb species and to decrease in vitality and regeneration capacity. 3. The intensity of tourism disturbance on plant depended on plant groups. Tourism interferenc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index of herb and bryophyte; it als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community structure; the bryophyte was more sensitive to tourism disturbance. Our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management in kernel spot of Jiuzhaigou is relatively reasonable, but not adequate. Tourism speed the degradation of the vegetation under woodland, the change of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the decreaing of the biodiversity and the expanding of the exotic sunloving plant population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conserving biodiversity is increasing, so enforcing management, regenerating the vegetation under woodland and adjusting the exotic sunloving arid-tolerent plant populations is a pressing work to protect the Jiuzhaigou natural legacy.

神府东胜煤田复垦区土壤入渗特性的试验研究

土壤入渗性能是最基本的土壤物理特性之一。复垦区土壤的结构组成复杂,入渗特性有别于非矿区土壤。本文以神府东胜煤田马家塔复垦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圆盘入渗仪分别测定了复垦区乔木、林地、荒地、灌木林地和草地的土壤入渗特性,用经典统计学方法对复垦区土壤入渗性能的空间变异性进行了分析。实测结果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入渗特性有较大的差异;在测定范围内,乔木林地、荒地、草地和灌木林地的稳定入渗率均表现出0 cm>—3 cm>—15 cm的规律性,其中草地稳定入渗率随吸力的变化更明显。研究表明:乔木林地稳定入渗率和累积入渗量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58和0.49.属于中等变异。

黄土丘陵沟壑区林地水文生态效应

根据安塞水土保持试验站1993～2002年林地径流小区的降雨产流产沙的定位观测资料及2002年土壤含水量资料,分析了不同树种对坡面尺度降雨产流产沙及土壤水分的影响。结果表明:场降雨径流小区的产流量、产沙量与降雨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场降雨产流量和产沙量与降雨量和最大30min雨强的乘积呈正相关,与植被覆盖度呈负相关,场降雨产沙量回归方程复相关系数为0.253,各处理场降雨产流量回归方程复相关系数的变化范围为0.465～0.723,均达到了极显著的水平(P<0.01)。同时,各树种均具有良好的减流减沙功能,与农地相比,年均产流量和产沙量分别减少4.8%～52.9%和26.8%～86.0%;沙棘纯林及其混交林的减流减沙效益优于油松纯林。同时,沙棘纯林及其各混交林在造林初期就表现出良好的减流减沙效益,随着树龄的增长,其作用更加明显;而油松纯林在造林初期作用不明显,甚至出现产流量和产沙量大于农地的现象,但随着树龄的增长,减流减沙作用逐渐呈现并增大。沙棘纯林及其混交林30cm以下土壤含水量在整个生长季中均呈递减趋势,生长季初(4月份)土壤含水量最高,而生长季末(10月份)降到最低值。2002年沙棘纯林的...

略论延安市降水资源的潜力与高效利用模式

根据在甘肃子午岭 ,安塞墩滩和延安燕儿沟的试验观测资料 ,研究了梢林区植被对降水的拦蓄和消耗情况 ;分析了农区基本农田上和退耕还林 (草 )坡地上作物和植物对降水的拦蓄和土壤水分季节动态 ;计算了本区主要农作物和几种有代表性的乔、灌、草植物的全生育期内需水量和降水资源补给的盈亏状况 ;并提出了几种利用降水资源和河川径流的模式

注重林草植被建设 走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之路

林草植被恢复建造是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安塞试区极具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九五”以来,试区在整体推进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建设中,进一步加强植被建造,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生态经济良性循环态势已经呈现出来.1999年农林草地面积比例为 1:2.0:2.2。“九五”前4年平均耕地面积约为“七五”之初的1/2,然而粮食平均单产却是“七五”的 2.85倍,达到 2280kg/hm~2,总产依然得到增加.盖度0.6以上的植被的覆盖率达到57%,天然灌木林成片出现.年输沙模数较治理之初减少80%以上.

黄土高原林草水土保持有效盖度分析

根据黄土高原绥德、延安、安塞和离石等地林、草地径流小区降雨侵蚀资料，对不同降雨和坡度下林、草地水土保持有效盖度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林地、草地水土保持临界有效益度与降雨及坡度的关系式。在土壤和植被类型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林、草地的有效益度随着降雨和坡度的增大而增大，当临界有效益度达到一定程度时，降雨和坡度的影响减弱；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同一水土保持作用所要求的有效盖度草地比林地大。并结合降雨频率分析，得出了林、草措施抵抗不同年遇暴雨时的临界有效盖度。

Study on spatial pattern of land-use change in China during 1995-2000

It is more and more acknowledged that land-use/cover dynamic change has become a key subject urgently to be dealt with in the study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Supported by the Landsat TM digital images, spatial patterns and temporal variation of land-use change during 1995 -2000 are studied in the paper. According to the land-use dynamic degree model, supported by the 1km GRID data of land-use change and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s of phys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eatures, a dynamic regionalization of land-use change is designed to disclos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use change processes. Generally speaking,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zones, e.g., Huang-Huai-Hai Plains,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Sichuan Basin, the built-up and residential areas occupy a great proportion of arable land, and in the interlock area of farming and pasturing of northern China and the oases agricultural zones, the reclamation I of arable land is conspicuously driven by changes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economic benefits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turning arable land into woodland or grassland" policies has won initial success in some areas, but it is too early to say that the trend of deforestation has been effectively reversed across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division of dynamic regionalization of land-use change is designed, for the sake of reveal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features of land-use change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scale land-use changes. Moreover, an integrated study, including studies of spatial pattern and temporal process of land-use change, is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which is an interesting try o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patial pattern on change process 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spatial pattern of land-use change.

STUDY ON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LAND-USE CHANGE AND ANALYSES OF DRIVING FORCES IN NORTHEASTERN CHINA DURING 1990-2000

Land-use chang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 It is, in a sense, the direct result of human activities influencing our physical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the dynamic serving system of national resources, including both the environment database and GIS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and-use change in northeastern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1990 - 2000). It divides northeastern China into five land-use zones based on the dynamic degree (DD) of land-use: woodland/grassland - arable land conversion zone, dry land - paddy field conversion zone, urban expansion zone, interlocked zone of farming and pasturing, and reclamation and abandoned zone. In the past ten years, land-use change of northeastern China can be generalized as follows: increase of cropland area was obvious, paddy field and dry land increased by 74. 9 and 276. 0 thousand ha respectively; urban area expanded rapidly, area of town and rural residence increased by 76. 8 thousand ha; area of forest and grassland decreased sharply with the amount of 1399. 0 and 1521. 3 thousand ha respectively; area of water body and unused land increased by 148. 4 and 513. 9 thousand ha respectively. Bes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land use,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driving forces in each land-use dynamic zones. The study shows that some key biophysical factors affect conspicuously the conversion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d- use conversion and DEM, accnmlated temperature(>= 10 degrees C) and precipitation were analysed and represented. We conclude that the land- use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resulted from the change of macro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nd local physical element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management changes, in some sense, can explain the shaping of woodland/grassland - cropland conversion zone. The conversion from dry land to paddy field in the dry land - paddy field conversion zone, apart from the physical elements change promoting the expansion of paddy field, results from two reasons: one i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economy in China has given farmers the right to decide what they plant and how they plant their crops, the other factor is originated partially from the change of dietary habit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version from paddy field to dry land is caused primarily by the shortfall of irrigation water, which in turn is caused by poor water allocation managed by local governments. The shaping of the reclamation and abandoned zone is partially due to the lack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among pioneer settlers. The reason for the conversion from grassland to cropland is the relatively higher profits of fanning than that of pasturing in the interlocked zone of farming and pasturing. In northeastern China, the rapid expansion of built-up areas results from two factors: the first is its small number of towns; the second comes from the huge potential for expansion of existing towns and cities. It is noticeable that urban expansion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gentle topographic relief and low population density. Physiognomy,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y exert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urban expansion.

中国海蓝子鱼科Family Siganidae分类和动物地理学特点

蓝子鱼科鱼类隶属于鲈形目、刺尾鱼亚目，广泛分布于我国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域。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多年来在我国海域采集并收藏的以及部分补充采集的蓝子鱼标本，参考国际最新研究资料，对我国海域蓝子鱼科鱼类进行分类和动物地理学研究，共记录中国海域蓝子鱼科鱼类1属2亚属11种。经研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中国沿海蓝子鱼科鱼类的多样性问题。国内曾有13种蓝子鱼的分布记录，其中蠕纹蓝子鱼Siganus vermiculatus和暗体蓝子鱼S. punctatissimus仅以前的学者做过名录形式的记载，并无标本收藏，本文中不做介绍。此外尖嘴蓝子鱼Siganus unimaculatus也可能存在于中国海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目前确定在中国海域有分布的蓝子鱼为11种，约占世界总种数（27）的40％多，种的多样性较高。 2. 形态学比较研究说明，蓝子鱼在体形、体色、牙齿、头骨、椎骨、耳石等特征方面存在种间差异，可作为蓝子鱼科鱼类分类的有效鉴别特征。对于外部形态极其相似的种，可借助内部解剖特征相辅助予以区分。 3．对蓝子鱼动物地理学特点研究分析结论如下：a.中国海域存在的11种蓝子鱼在印度－太平洋海域均有分布，没有地方特有种。b.长鳍蓝子鱼和褐蓝子鱼在我国东海、台湾海域和南海均有分布，褐蓝子鱼在黄海北部亦有分布，种群数量较大；其它9种，除凹吻蓝子鱼仅分布于南海外，均分布于南海及台湾海域，种群数量较小。c.中国海域蓝子鱼种类组成与邻近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海域比较相似，中国分布的种类在这些海域均有分布，且分布于这一区域而中国没有记录的有5种。与日本相比，种类组成也比较相似，中日共有种达9种，仅分布于中国海域2种，仅分布于日本海域1种。 4. 作者参照国际最新研究结果和较为公认的分类系统Nelson（1994），将蓝子鱼科置于刺尾鱼亚目，而不再使用国内学者长期惯用的蓝子鱼亚目。蓝子鱼科包括一属蓝子鱼属Siganus Forsskål, 1775，两亚属：蓝子鱼亚属Siganus Forsskål, 1775 和罗蓝子鱼亚属 Lo Seale, 1906，同时使全部种名的变动和确定与国际最新研究结果(Woodland, 1990; 2001）取得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