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resultados para La Ordenación (Retrospectiva 198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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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群落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方法,结合GIS、RS技术对锡林河流域湿地植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流域湿地面积为301.62km2,占流域面积的3%左右。尽管面积相对较小,但是物种丰富,群落结构多样。植被调查数据显示基本确定的植被型4个,植被亚型6个,群系组16个,群系68个,区系成分以泛北极种为主,占69%,相对简单;按照水分生态型划分,中生物种占最多,为44.32%;按生活型分以多年生草本为主占50%以上;科属分布相对复杂,隶属39个科,其中禾本科和菊科是最大的两个科,所占比例仅有17.30%和12.43%,其他科没有明显的优势性,充分说明湿地优越的生境可以满足多种植物共同生长。 多度分布是研究物种多样性分布的重要组分,同时反映了群落结构的特性。以常用的Lognormal、Logseries和Weibull、Exp、Power模型来拟和6个典型草甸群落和踏头草甸群落的物种多度分布,分log-相对多度-物种级数和物种-游程两种形式进行比较;同时,对于典型草甸群落和踏头群落区分常见种、偶然种等进行细化,深入分析群落多度的变化。结果表明,5个模型对于log-相对多度-物种级数在整个群落水平上均不能很好的拟和,50%以上的点都落在95%置信区间以外;但是对常见种和偶然种的拟和情况要好,Weibull、Power和Logseris模型分别对典型草甸群落常见种、偶然种和中间种能很好的拟和,而Logseries和Power模型对于踏头群落的常见种和偶然种拟和较好。5个模型都能较好的拟和物种-游程分布,其中K—S检验结果表明:Lognormal模型对于无脉苔草、针苔草和荸荠这类相对湿润环境下的典型草甸群落拟和较好,对于长叶火绒草和密花风毛菊群落Weibull拟和最好,Power 模型拟和箭叶橐吾最好,踏头草甸拟和最好的是Logseries模型,踏头间拟合最好的是Exp模型。不同的拟和模型应用于不同的群落类型,可以看出湿地群落的复杂性和生境的多样性。区分常见种和偶然种的拟合结果表明典型群落和踏头群落表现一致,即Lognormal模型对所有种拟和是最好的,而Power模型对偶然种的拟和是最好的,同时,Lognormal对典型草甸群落的中间种拟和也是最好。从中可以看出典型草甸群落和踏头群落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是群落的内部仍存在相似的联系,可能跟相似物种的作用有关。 根据湿地表观类型、植被水分状态和航片判别能力,结合实地调查,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将锡林河流域的湿地划分为低湿地草甸、盐化草甸和沼泽三种类型。自1984年以来20多年的时间中,锡林河流域的湿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总的面积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湿地类型发生转化。中上游的低湿地草甸面积减少8.94%,沼泽面积减少30.82%,同时,盐化草甸的面积增加了15.98%。增加的盐化草甸主要是另外两种湿地类型转化而成的,中游水库截流,加速中下游草甸的盐化是锡林河流域湿地变化的主要原因。利用GIS技术依据探讨不同湿地的空间变化,分析沙化对湿地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沙化只对少数湿地有影响,发育良好的湿地即使处在相对强烈的沙化环境下,仍能保持不变。接着,分析了人类直接干扰对湿地变化的影响,缓冲区居民点分析结果表明:近20年来,位于湿地周边的居民点分布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1980年代,居民点分布在盐化草甸周边的最多,到2004年,居民点在沼泽草甸分布数量为最多,该类湿地水、草和资源最为丰富,人类直接的干扰最大,进而转化成另外两类,减少面积最大。低湿地草甸是物种丰富,结构复杂的一种湿地,抗干扰能力强,恢复能力也强,因此相对的变化面积较小。以锡林浩特市水库上下游的湿地植被物种和群落结构的变化,证明了水量减少是湿地数量、结构改变的直接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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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1980~2004年土地资源变化调查数据,分析了上黄试区土地利用变化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耕地和林地变化最为显著,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草地及园地的转变。引起这一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人口增长、比较利益及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上黄试区今后应结合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提高政策因素对土地的宏观控制能力,使土地利用向高效型、生态型及集约型发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重新协调人地关系,保障退耕的成果及后续产业的培养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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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土地利用/覆被遥感分类系统,利用1970年代中后期、1980年代末、2004年和2008年4期遥感图像分析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近30a来土地覆被类型面积变化、转类途径与幅度及各保护区各圈层转类指数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近30a来,草地总面积经历了一个增加-减少-增加的过程。自然保护区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末至2004年土地覆被类型变化主要是草地覆盖度下降,土地覆被总体上具有转差趋势。近4a来草地退化趋势得到遏制,大部分的保护区和内部各圈层土地覆被都有转好趋势,可能与《规划》实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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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沉积环境中多氯联苯(PCBs)和多环芳烃(PAHs)的研究对于揭示其污染历史、来源途径、迁移转化以及评价其对环境的潜在生态风险都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本研究选择我国典型近海中比较开阔的南黄海和受人为影响严重的渤海湾沉积物中的PAHs和PCBs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生态环境对应关系的剖析,系统研究了沉积物中PAHs和PCBs的地球化学分布特征、影响控制因素、演变趋势、潜在生态风险等,获得了以下系统的认识: 1.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多环芳烃和多氯联苯的分布与沉积类型及模式相一致,受控于“沉积类型-动力过程-来源途径”。PCBs含量(范围:518~5848 pg/g,平均值:1715 pg/g)低于受人为影响严重的长江口、珠江口和渤海,分布具有中部海区>东部海区>西部海区的特征;PCBs随着沉积物粒径的减小和粘土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且与总有机碳(r=0.61,p<0.01)含量呈显著线性正相关,表明PCBs在沉积物中的分布受控于被水动力过程原动力控制的沉积类型与沉积模式。 2. 1914~2004年间,南黄海沉积物中PAHs和PCBs的变化比较显著,在时间序列上经历了三个明显的不同阶段。近90年来,PAHs和PCBs在柱状样中垂直分布随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即近年南黄海沉积物中PAHs和PCBs的残留水平比上世纪初明显增加。其中1914~1932年间,PAHs和PCBs保持在较低的水平;1932~1962年间,PAHs和PCBs的含量发生急剧的变化,在1932~1944和1956~1962年两个时间段,PAHs和PCBs的含量达到峰值;自1962年至今,PAHs和PCBs呈稍有增加趋势。PAHs的组成和特征组分比值分析显示,1920~1944年间PAHs主要来自石油产品泄漏,1944~1980年间,主要来自草/木材/煤燃烧,1980年至2004年则显示出石油和燃烧产物混合来源的特征。 3.渤海湾沉积物中的PAHs、PCBs、DDTs和HCHs的分布模式不同,反映了这四种污染物的地球化学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PAHs、PCBs、DDTs和HCHs的含量范围为149.0~393.4 ng/g,360.8~1728.3 pg/g,462.2~2007.3 pg/g和4.31~33.8 ng/g。马颊河口、海河口和黄河口附近的海区的沉积物中PAHs和PCBs的含量显著高于渤海湾内其它站位,DDTs在湾外沉积物中的含量大于湾内,在海河口附近站位测得HCHs含量的最高值,在其它站位其浓度变化不大。PAHs特征成分的比值显示渤海湾沉积物中PAHs主要来源于草/木材/煤燃烧的产物经过大气的输运过程进入水体;DDTs和HCHs的组成显示,在DDTs和HCHs被禁用后仍有新的输入源。 4.南黄海沉积物POPs总体水平不高,其环境污染危害和潜在生态风险不大,从沉积物POPs的角度来说南黄海的环境质量较好。潜在生态危害指数评价表明,渤海湾沉积物中芴可能会产生潜在的生态风险,DDTs和HCHs的含量低于一类沉积物质量标准值,总体而言,其沉积物质量良好,潜在生态风险较低。 论文的创新性点在于:1)首次研究了近百年南黄海沉积物中多环芳烃和多氯联苯的演变趋势,判断了其来源并对近百年二者的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2)系统剖析了南黄海及渤海湾的生态环境与PAHs和PCBs的耦合关系,对阐明POPs的毒理效应有重要的科学意义。3)系统解析了渤海湾沉积物中PAHs,DDTs和HCHs的污染现状,来源和迁移途径,可为科学开发和利用渤海海域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