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es in plant biomass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of alpine Kobresia meadows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lpine Kobresia meadows are major vegetation types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There is growing concern over their relationships among biodiversity, productivity and environments.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species composition, species richness, the type of different growth forms, and plant biomass structure for Kobresia meadow ecosystems, few studies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mass and environmental gradient in the Kobresia meadow plant communities,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soil moisture and edaphic gradients. We measured the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herbaceous litter,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in three Kobresia meadow plant communities in Haibei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from 2001 to 2004. Community differences in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were reflected in biomass distribution. The total biomass showed a decrease from 13196.96 +/- 719.69 g/m(2) in the sedge-dominated K. tibetica swamp to 2869.58 +/- 147.52 g/m(2) in the forb and sedge dominated K. pygmaea meadow, and to 2153.08 +/- 141.95 g/m(2) in the forbs and grasses dominated K. humilis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altitude.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belowground biomass is distinct in the three meadow communities, and the belowground biomass at the depth of 0-10 cm in K. tibetica swamp meadow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K. humilis and K. pygmaea meadows (P < 0.01). The herbaceous litter in K. tibetica swam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K. pygnaeca and K. humilis meadows. The effects of plant litter are enhanced when ground water and soil moisture levels are raise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litter and vegetation may vary with soil water availability. In the K. tibetica swamp, total biomas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species richness (P < 0.05); aboveground bioma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soil organic matter, soil moisture, and plant cover (P < 0.05); belowground bioma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moisture (P < 0.05). However, in the K. pygnaeca and K. humilis meadow communities, aboveground bioma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soil total nitrogen (P < 0.05). This suggest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biomass coincided with soil moisture and edaphic gradient in alpine meadows.

农牧交错区不同植物群落的根冠比特征及土壤呼吸日动态的观测研究

本论文对草地群落地上/地下生物量构成、根冠比特征及其影响因子以及土壤呼吸测定方法比较等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和主要成果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之上对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中段的内蒙古多伦县境内的18种草地群落（包括天然草地和人工草地群落）进行了相关内容的研究工作。 在2002年生长季期间，对这18个植物群落中选取的16个进行了群落学调查，测定了其地上、地下生物量，同时测定了土壤含水量、土壤容重、土壤全氮含量和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别分析了地上、地下生物量以及根冠比（root to shoot ratio）与这些立地因子间的相关关系。同期，从18个群落中选定10个代表性群落测定其土壤呼吸速率，测定方法选用了动态红外气体分析法 (Infra red gas analysis， abbreviated as IRGA)和碱液吸收法（Alkali absorption, abbreviated as AA）。对这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分析了不同群落间土壤呼吸变化与土壤水分和养分状况等的相关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①16种植物群落的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差异明显，地上生物量变化范围在80~500 g•m-2之间;相比之下，地下生物量的变化范围要大得多，16个群落中地下生物量最小的为猪毛菜群落，最大的为拂子茅群落，分别为533 g•m-2和2590 g•m-2。群落的根冠比在1.5～11.21之间，平均根冠比为 5.69。 ②土壤含水量对地上和地下生物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土壤含水量高的样地（羊草样地）较含水量低（小米蒿样地）的样地地上生物量高，反之亦然。但含水量与地下生物量之间的这种关系却不明显，即土壤含水量高的样地其地下生物量并不一定比含水量低的样地地下生物量高;根冠比与土壤含水量之间基本上呈负相关。土壤全氮含量和有机质含量与地上、地下生物量也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土壤容重却与生物量存有负相关关系;根冠比与土壤全氮、有机质和容重的关系正好与此相反，即根冠比与全氮和有机质含量呈负相关，与容重为正相关。 ③10种植物群落土壤呼吸的昼夜变化比较明显，均为单峰型曲线，主要受土壤温度的驱动，但同时也受到当日降水情况和云量、风速等气象因子的较大影响。因此，影响到这些群落土壤呼吸日动态的一致性，使得规律性并不明显。 ④用碱液吸收法和动态密闭气室法测定的10个群落的土壤呼吸速率变化范围分别为394~894mg C•m-2•d-1和313~2043 mg C•m-2•d-1，其中碱液吸收法测定结果平均为动态气室法的67.5%，明显低于动态密闭气室法。 ⑤两种测定方法具有很好的相关性，R2为0.8739。本研究中发现，在土壤呼吸速率低的情况下，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十分接近，甚至碱液吸收法的测定结果稍大于动态密闭气室法;而在土壤呼吸速率较高的情况下，动态密闭气室法测定结果则显著高于碱液吸收法。上述结果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的结果高度一致，从而为校正我们以往采用碱液吸收法在该区域的测定结果提供了可靠依据。 ⑥各个群落间的土壤呼吸变化与立地土壤水分和土壤养分之间存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可能与这些群落土壤呼吸测定不是在同一天进行有关。

放牧对内蒙古草原群落和土壤种子库的影响及两者关系的研究

选取内蒙古草原三种主要草原类型（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代表性群落羊草杂类草群落、羊草群落和大针茅群落、小针茅群落，应用样线法沿水分梯度研究放牧对内蒙古草原不同植物群落功能群组成、多样性、生产力以及多样性与生产力关系的影响和放牧对土壤种子库组成、大小以及多样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 放牧对植物群落的影响 荒漠草原的放牧演替规律为小针茅群落→猪毛菜 + 小针茅群落→猪毛菜群落;典型草原为羊草或大针茅群落→糙隐子草 + 大针茅群落或克氏针茅群落→星毛委陵菜 + 糙隐子草群落;草甸草原为羊草杂类草群落→羊草 + 贝加尔针茅群落，这是不同物种对牧压的不同适应结果造成的。 放牧使4种草原群落生活型功能群组分间发生强烈的生态替代作用，但不同的群落生态替代模式不同：放牧使小针茅群落多年生丛生禾草作用减弱，一二年生草本作用增强;羊草群落和大针茅群落多年生丛生禾草、多年生根茎禾草作用减弱，多年生杂类草作用增强;羊草杂类草群落多年生根茎禾草作用减弱，多年生丛生禾草作用增强。放牧使非旱生和C3植物作用减弱，而旱生、C4植物作用增强。 放牧对4种群落物种和功能群多样性的影响随不同的群落而表现不同：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生活型多样性 和水分生态类型多样性除羊草杂类草群落外随放牧强度的加大而降低，但适度放牧增加了羊草杂类草群落的上述多样性指标。 群落地上现存量一般随放牧强度的增大而下降，但小针茅群落反之，主要与一年生植物猪毛菜的生物量迅速增加有关。除羊草群落外，0~10 cm 地下生物量随放牧强度的变化不显著;除大针茅群落外，放牧显著降低0~30 cm 地下生物量。 放牧影响下内蒙古草原植物群落生物量随水分生态类型多样性的升高而升高，其回归方程为：Y = 809 + 774x （R2=0.84, P<0.001），其中Y代表群落地上现存量和地下生物量之和，x代表群落水分生态类型多样性。 2 放牧对土壤种子库的影响 小针茅群落、大针茅群落、羊草群落和羊草杂类草群落土壤种子库组成中均以多年生杂类草为主，分别占各自群落种子库总物种数的40%、52%、54%和67%。 生活型功能群种子库密度除羊草杂类草群落外，均以一二年生草本占优势。中度放牧升高了除小针茅群落外多年生禾草种子库密度;放牧增大了小针茅群落和羊草杂类草群落一二年生草本种子库密度;除羊草杂类草群落外，放牧对多年生杂类草种子库密度影响不大;总种子库组成中，灌木半灌木和小半灌木种子库密度不大，不随取样时间和牧压而变化。 中度放牧种子库总密度最大，小针茅群落在重度放牧最大，主要是由于猪毛菜种子库密度在重度放牧突增所致。总体上，内蒙古草原4种群落在不同取样时间不同牧压下种子库总密度波动在20.8~3819.2粒/m2。 土壤种子库物种丰富度最大值一般出现在10月份，除羊草杂类草群落外，不放牧群落较放牧群落为高，中度放牧使羊草杂类草群落土壤种子库物种丰富度增加。中度放牧增加了小针茅群落、大针茅群落7月份和羊草杂类草群落各取样时间土壤种子库物种多样性。 3 地上植被与土壤种子库的关系 土壤种子库的优势种在特定时间特定放牧强度下与地上现有植被优势种一致，但一致率仅为三次取样时间不同放牧强度下总体的23.3%。 地上植被与土壤种子库物种组成相似性指数受不同取样时间的影响，一般的10月取样最大。不同放牧强度对二者间的相似性亦有影响，中度放牧提高了小针茅群落、羊草杂类草群落各取样时间和大针茅群落、羊草群落4月份的相似性指数。隔年二次萌发法提高了二者间的相似性水平。总体上相似性指数变动在0.1~0.75之间。 地上植被现存量、总密度与各取样时间土壤种子库总密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4 对于估计土壤种子库密度、物种组成和确定种子库与地上植被间的关系，隔年二次萌发法对于弥补直接萌发法本身所具有的不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克氏针茅群落地上/地下生物量分配及其对水热因子响应研究

碳循环研究已经成为目前生态学中的研究热点之一。草地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大部分草地处于对全球变化敏感的区域，也是研究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响应的关键地区。我国草地面积十分辽阔，占我国陆地面积的40%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地位和作用。 在碳蓄积研究中，对地上碳库的估计比较容易，而对地下碳库的估计却由于方法上的局限造成估计的精度不高。因此，研究陆地生态系统中植物群落的地上/地下生物量分配模式，尤其是地下生物量的分配，对于全球碳蓄积的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植物生长与环境因子密切相关，植物的生物量分配与环境因子也必然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了 解植物的生物量分配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并建立相关模式，不但有利于减少生物量调查的工作量，而且能使碳蓄积量估计的精度大大提高。 (1) 本文通过对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克氏针茅植物群落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地上和地下生物量观测，初步得到了克氏针茅群落地上/地下生物量分配规律： 2004年地上生物量表现为逐渐增加的趋势，6、7、8月地上生物量较低，9月显著增加，为8月的4.8倍。2005年地上生物量表现出明显的单峰曲线，8月达到峰值，为150.48 g•m-2。2004年地下生物量6月到7月明显增长，7月、8、9月逐渐减少。2005年地下生物量出现两次增加和两次减小的过程。地下生物量在不同层次的分配数量及所占比例存在差异。0~10cm分配的地下生物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往下各层基本表现出逐层递减的趋势。其中，0~30cm地下生物量占0~80cm总地下生物量的70％。 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的比值即为根冠比，根冠比也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2004年从6月到9月根冠比表现为逐渐减小的趋势，最小根冠比值出现在9月，为9.22。2005年为明显的反抛物线形状，最小值出现在8月，为19.93。 (2) 分析克氏针茅群落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根冠比三者关系的结果表明：克氏针茅草原群落地上生物量和根冠比的相关关系较为明显，而地下生物量与根冠比的相关关系较差。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关系较好，呈正相关关系。地上生物量对根冠比变化的贡献较大，而地下生物量对根冠比变化的贡献较小。 （3）在观测生物量的同时，用小气候自动观测系统记录了同时期的降水和气温资料，通过分析克氏针茅群落地上、地下生物量及根冠比与降水、气温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2004年和2005年地上生物量均与上月降水量有显著相关关系，而两年的地下生物量与降水量的相关关系较差。两年的根冠比变化与上月降水量也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2004年地下生物量与上月平均气温的相关关系较好。2005年地下生物量与月平均气温的相关关系较差。2004和2005年地上生物量与月平均气温有很好的线性关系，但两年的相关关系正好相反。两年的根冠比与月平均气温的相关关系也表现的恰恰相反。 (4) 最后，分析了温室控制试验羊草种群的生物量分配对水热因子响应的阈值。得出以下结论： 土壤相对含水量范围为6065%、温度为26℃时的地上、地下干重都最大，表明这是羊草地上、地上部分生长最适宜的温度和土壤水分。土壤为相对含水量2530%、温度为20℃时根冠比值最大。 温度、土壤水分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羊草根冠比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但根冠比对不同温度和土壤水分的敏感度不同。根冠比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和土壤相对含水量范围内发生敏感变化。

不同放牧强度下高山草甸生态系统碳氮分布格局和循环过程研究

本研究针对川西北高山草甸缺乏科学管理，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选取红原县瓦切乡1996 年草地承包后形成的四个放牧强度草场，即不放牧、轻度（1.2 头牦牛hm-1）、中度（2.0 头牦牛hm-1）和重度放牧（2.9 头牦牛hm-1），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放牧强度对草地植物-土壤系统中碳、氮这两个最基本物质的分布格局和循环过程的影响，并探讨了放牧干扰下高山草甸生态系统的管理。 1．放牧对草地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尤其是优势种，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不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草地群落物种数分别为22，23，26，20 种，群落盖度分别是不放牧96.2%＞中度93.6%＞轻度89.7%＞重度73.6%。随放牧强度的增加， 原植物群落中的优势种垂穗鹅冠草（ Roegneria nutans ）、发草（Deschampsia caespitosa）和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等禾草逐渐被莎草科的川嵩草（Kobresia setchwanensis）和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所取代成为优势种。同时，随放牧强度的增加，高原毛茛（Ranunculus brotherusii）、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鹅绒委陵菜（Potentilla anserina）和车前（Plantagodepressa）等杂类草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2．生长季6～9 月份，草地植物地上和地下生物量（0～30cm）都是从6 月份开始增长，8 月份达到最高值，9 月份开始下降。每个月份，通常地上生物量以不放牧为最高，重度放牧总是显著小于不放牧；地下生物量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表现为增加的趋势，通常重度和中度放牧显著高于不放牧和轻度放牧草地。不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草地6～9 月份4 个月的植物总生物量平均值分别是1543、1622、2295 和2449 g m-2，但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越来越来多的生物量被分配到了地下部分，地下生物量占总生物量比例的大小顺序分别是重度88%＞中度82%＞轻度76%＞不放牧69%。生物量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放牧使得群落优势种发生改变而引起的，其分配比例的变化体现了草地植物对放牧干扰的适应策略。 3．植物碳氮贮量的季节变化类似与生物量的变化。每个月份，不同放牧强度间植物地上碳氮的贮量有所不同，一般重度放牧会显著减少植物地上碳氮贮量。植物根系(0～30cm)碳氮贮量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表现为增加的趋势，通常重度和中度放牧显著高于不放牧和轻度放牧草地。不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草地6～9 月份4 个月的植物总碳平均值分别是547、586、847 和909 g m-2，根系碳贮量占植物总碳的比例大小顺序分别是重度88%＞中度82%＞轻度76%＞不放牧69%；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草地6～9 月份4 个月的植物总氮平均值分别是17、17、23 和26 g m-2，根系氮贮量占植物总氮的比例大小顺序分别是重度79%＞轻度71%＞中度70%＞不放牧65%。 4. 土壤有机碳贮量（0～30cm）的季节变化表现为7 月份略有下降，8 月开始增加，9 月份达到的最大值。土壤氮贮量的季节变化表现为随季节的推移逐渐增加的趋势。增加的放牧强度不同程度的增加土壤有机碳氮的贮量。不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6～9 月份4 个月的土壤有机碳贮量的平均值分别是9.72、10.36、10.62 和11.74 kg m-2，土壤氮贮量分别为1.45、1.56、1.66 和1.83 kg m-2。土壤中有机碳（氮）的贮量都占到了植物-土壤系统有机碳（氮）的90%以上，但不同放牧强度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5. 土壤氮的总硝化和反硝化，温室气体N2O 和CO2 的释放率的季节变化表现为从6 月份开始增加，7 月份达到最大值，8 月份开始下降，9 月份降为最小值。增加的放牧强度趋向于增加土壤氮的总硝化和反硝化作用，温室气体N2O和CO2 的释放率，通常情况下，中度放牧和重度放牧显著地加强了这些过程。 6．垂穗鹅冠草（Roegneria nutans）和川嵩草（Kobresia setchwanensis）凋落物在不同放牧强度下经过1 年的分解，两种凋落物的失重率及其碳氮的损失率3都随放牧增加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在同一放牧强度下，川嵩草凋落物的失重率和碳氮的损失率都高于垂穗鹅冠草凋落物。 7. 尽管重度放牧显著增加了土壤碳氮的贮量，但同时也显著降低了植被群落盖度，降低了植物地上生物量，因此，久而久之会减少植物向土壤中的碳氮归还率；与不放牧和轻度放牧相比，重度放牧又显著增加了土壤CO2 和NO2 的排放量，这是草地生态系统碳氮损失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地处青藏高原的非常脆弱的高山草甸生态系统，长期重度放牧不仅导致植物生产力降低，而且将导致草地生态系统退化，甚至造成土壤中碳氮含量减少。 Long-term overgrazing has resulted in considerable deterioration in alpine meadowof the northwest Sichan Province. In order to explore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sustainability of these alpine meadows, we selected four grasslands with differentgrazing intensity (no grazing-NG: 0, light grazing-LG: 1.2, moderate grazing-MG: 2.0,and heavy grazing-HG: 2.9 yaks ha-1) to evaluate carbon, nitrogen pools and cyclingprocesses within the plant-soil system in Waqie Village, Hongyu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1. Grazing obviously changed the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especially ondominant plant species. Total number of species is 22, 23, 26, and 20 for NG, LG, MGand HG, respectively. Vegetation coverage under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y ranked inthe order of 96.2% for HG＞93.6% for MG＞89.7% for LG＞73.6% for NG. Thedominator of HG community shifted from grasses-Roegneria nutans andDeschampsia caespitosa dominated in the NG and LG sites into sedges-Kobresiapygmaea and K. setchwanensi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ncrease of grazingintensity, the numbers of forbs, such as Ranunculus brotherusii, Stellera chamaejasme,Potentilla anserine and Plantago depressa, increased with grazing intensity. 2.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showed a 5single peak pattern with the highest biomass in August. For each month, abovegroundbiomass usually was the highest in the NG site and lowest in the HG site.Belowground biomass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e as grazing intensity increased and it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G and MG site than in the NG and LG sites. Totalplant biomass averaged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is 1543, 1622, 2295 and 2449 g m-2for NG, LG, MG and HG,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biomass to total plantbiomass for NG, LG, MG and HG is 88%, 82%, 76% and 69%, respectively. Higherallocation ratio for is an adaptive response of plant to grazing. 3. Carbon and nitrogen storage in plant components followed the similar seasonalpatterns as their biomass under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ies. Generally, heavy grazingsignificantly decreases aboveground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compared to nograzing. Carbon and nitrogen storage in root tended to increase as grazing increasedand they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G and MG sites compared to the LG and NGsite. Total Carbon storage in plant system averaged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is 547,586, 847 and 909 g m-2 for NG, LG, MG and HG, respectively, while 17, 17, 23 and 26g m-2 for nitrogen. The proportion of carbon storage in root to total plant carbon forNG, LG, MG and HG is 88%, 82%, 76%, 69%, respectively, while 65%, 71%, 70%and 79% for nitrogen. 4. Carbon storage in soil (0-30cm) decreased slightly in July, then increased inAugust and peaked in September. Nitrogen storage in soil tended to increase withseason and grazing intensity. Total Carbon storage in soil averaged over the growingseason is 9.72, 10.36, 10.62 and11.74 kg m-2 for NG, LG, MG and HG, respectively,while 1.45, 1.56, 1.66 and 1.83 for nitrogen. The proportion of carbon (nitrogen)storage in soil to plant-soil system carbon (nitrogen) storage for NG, LG, MG and HGis more than 90%, which is not markedly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ies. 5. Gross nitrification, denitrification, CO2 and N2O flux rates in soil increasedfrom June to July and then declined until September, all of which tended to increasewith the increase of grazing intensity. Generally, heavy and moderate grazing intensity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se process compared to no and light grazing intensity. 6. After decomposing in situ for a year, relative weight, carbon and nitrogen loss in the litter of Roegneria nutans and Kobresia setchwanensis tended to increase asgrazing intensity increased. Under the same grazing intensity, relative weight, carbonand nitrogen loss in the litter of Kobresia setchwanensis were higher than these in thelitter of Roegneria nutans. 7. Although heavy grazing intensity resulted in higher levels of carbon andnitrogen in plant and soil, it decreased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aboveground biomass,which are undesirable for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le grassland development.What is more, heavy grazing could also introduce potential carbon and nitrogen lossvia increasing CO2 and N2O emission into the atmosphere. Grazing at moderateintensity resulted in a plant community dominated by forage grasses with highaboveground biomass productivity and N content. The alpine meadow ecosystems inTibetan Plateau are very fragile and evolve under increasing grazing intensity by largeherbivores; therefore, deterioration of the plant-soil system, and possible declines insoil C and N, are potential without proper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青藏高原东部植物生态特征在季节性雪厚度梯度上的变化

本文以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山草甸为研究对象，设置早融、中间及晚融三个融雪部位，采用实验室测量、野外测量、野外样方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从个体、种群和群落的水平上比较研究了高山雪场植物在同一雪场样地中不同融雪梯度上的特征变异及适应，结果表明： 从早融到晚融的梯度上，随着融雪时间的逐渐推迟，表土日温差降低，冻融交替的强度减弱，土壤水份逐渐增加，总N、总P、总K 以及 可溶性的N、P 和pH 变化不明显，土壤有机质及可溶性的K 和Ca 逐渐降低。冻融交替强度上的差异以及土壤水分差异被认为是融雪梯度上 影响植物生长的主要原因。 从早融到晚融的梯度上，伴随着生态因子的改变，几种常见植物的个体特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首先，物候期推迟。植物开始生长的时间 一般要推迟将近二十天，但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融雪部位上的衰老期趋于一致，这预示着在晚融部位同一植物的生长期要缩短。其次，个体生 长特性发生改变。黑褐穗苔草（Carex atrofusca subsp. minor (Boott) T.Koyama）和西北黄芪（Astragalus fenzelianus Pet.-Stib.）的个体生长（株高、单株叶数、单叶面积和地上生物量）表现为逐渐增加的趋势；斑唇马先蒿（Pedicularis longiflora Rudolph var. tubiformis (Klotz.) Tsoong）和川西小黄菊（Pyrethrum tatsienense (Bur. et Franch.) Ling ex Shih.）则表现为逐渐降低的趋势；长叶火绒草（Leontopodium longifolium Ling）在融雪梯度上的变化趋势不明显。再次，从繁殖特性来看，大卫马先蒿（Pedicularis davidii var. pentodon Tsoong）的单株花数、单花种子数、种子千粒重及种子萌发率随融雪的推迟呈现为逐渐增加的趋势；圆穗蓼（Polygonum macrophyllum D.Don）的种子（小坚果）千粒重和萌发率也表现为逐渐增加，其余繁殖特征变化不明显。 在种群层次上，几个常见物种的分布格局随着融雪的推迟都发生一定的变化，基本上表现为从早融的集群分布到中间或晚融部位的随机分布。物种间的联结性也发生较大的变化，由早融部位的总体上的正关联逐步过度到晚融部位上的总体上的负关联。特定种对间的联结性也发生较大的变化。恶劣环境条件（如剧烈的冻融交替）的影响以及对恶劣条件适应被认为是分布格局及种间联结性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在群落层次上，物种多样性的变化表现为单峰曲线的格局，即在中间部位多样性最高。早融部位强烈的冻融交替和晚融部位缩短的生长季是早融及晚融部位物种多样性不高的重要原因。几乎所有的只出现在一个融雪部位（雪深级别）上的物种都发生在中间融雪部位。这说明，中等的雪深更有利于许多高山植物的存活，而过浅过深的积雪都不利于植物的生存。另外，相距较近的融雪梯度之间的物种相似性较大，而相距较远的梯度之间物种的替代率较高，物种的相似性较小。在群落的生物量方面，地上生物量随融雪的推迟而升高，地下生物量随融雪的推迟而下降，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总和随着融雪的推迟而下降，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比随着融雪的推迟而下降。早融部位的地上生物量主要集中于地上0-10cm 的范围内，表明在早融部位植物地上部分有变矮的趋势；早融部位的地下生物量在土壤各深度分布相对较均一，而晚融部位地下生物量则主要集中于地下0-10cm 的范围内。生物量的变化趋势主要与雪场中各部位的土壤水分含量及地表日温度差异有关，是植物适应特定环境的结果。 To detect the plants’ responses to snow-cover gradients in an alpine meadow of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laboratory method and field sample plot method were employed, and three gradeients （early-, medium and late-melting）were established in a natural snowbed. The measurements were carried out for two years and was done on three levels——individual,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 From early- to late-melting gradients, daily ground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day and night decreased, amplitude of freeze-thaw alternation weakened,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s and soluble K and Ca decreased, while soil water content increased. Total N, total P, total K，pH soluble N and soluble P kept constant from early- to late-melting portions. Among these factors, the changes of intense freeze-thaw alternation and soil water contents were considered as main factors affecting plants’ growth. From early- to late-melting portions, all phenological phases postponed, e.g. phase of plant emergence postponed almost twenty days. However, the same species’ individuals at different portions withered in step, which implied that the individuals at late-melting portion possessed shorter growing season length. Along the same gradient, both Carex atrofusca subsp. minor (Boott) T. Koyama and Astragalus fenzelianus Pet.-Stib. increased their individual growth, whereas Pedicularis longiflora Rudolph var. tubiformis (Klotz.) Tsoong and Pyrethrum tatsienense (Bur. et Franch.) Ling ex Shih. decreased their individual growth. Unlike the four plants mentioned above, Leontopodium longifolium L. did not show any evident change. As to reproductive charateristics, the flowers per individual, the number of seeds per flower, the thousand seed weight and the seed germination rate of Pedicularis davidii var. pentodon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Don also increased its thousand seed weight and seed germination rate along the same gradient. However, the other reproductive charateristics of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Don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t population level,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everal selected species changed from cluster pattern to random pattern as the snowmelt postponed. Overall association among the species chang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along the same gradient. Further, interspecific association also changed evidently. Adverse circumstances such as intense freeze-thaw alternation were considered as primary factors resulting in change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nterspecific association. At the level of community, species diversity showed a pattern of a unimodal trend, i.e. the highest diversity occurred at medium snow depth，perhaps because of intense freeze-thaw alternation at early-melting portions and the shortest growing season at late-melting portions. Almost all species that only appeared at one snowmelt portion occurred at medium portion, indicating that medium snow depth was more suitable for many species’ survival. Species replacement from one snowmelt portion to its neighboring portion seldom took place. However, while distance between two portions became farther, species replacement between the two portions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As for biomass, aboveground biomass increased from early- to late-melting portions, whereas belowground biomass, total biomass and the ratio of belowground to aboveground all decreased along the same snow gradient. A majority of aboveground biomass distributed in a height range of 0-10 cm, suggesting that height of plants inhabiting early-melting portion be shorter compared with other portions. In addition, belowground biomass at early-melting portion was evenly distributed at different soil depth in comparison with aboveground biomass, whereas belowground biomass at late-melting portion concentrated 0-10cm soil layer below ground. The changing trend of biomass was also related to two factors. One was soil water content, and the other topsoil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day and night.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in an alpine wetland, Qinghai-Tibetan Plateau

To initially describe vegetation structure and spatial variation in plant biomass in a typical alpine wetland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vegetation in relationship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investigated. In 2002, the wetland remained flooded to an average water depth of 25 cm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from July to mid-September. We mapped the floodline and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using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Coverage of vegetation in the wetland was 100%, and the vegetation was zonally distributed along a water depth gradient, with three emergent plant zones (Hippuris vulgaris-dominated zone, Scirpus distigmaticus-dominated zone, and Carex allivescers-dominated zone) and one submerged plant zone (Potamogeton pectinatus-dominated zone). Both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varied temporally within and among the vegetation zones. Further,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as estimated by peak biomass also differed among the vegetation zones; aboveground NPP was highest in the Carex-dominated zone with shallowest water and lowest in the Potamogeton zone with deepest water. The area occupied by each zone was 73.5% for P. pectinatus, 2.6% for H. vulgaris, 20.5% for S. distigmaticus, and 3.4% for C. allivescer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in relationship to gas-transport efficiency of the aerial part differed among the emergent plants. Of the three emergent plants, H. vulgaris, which dominated in the deeper water, showed greater morphological adaptability to deep water than the other two emergent plants.

Effects of altitude on plant-species diversity and productivity in an alpine meadow, Qinghai-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s of 2002 and 2003, biomass productivity and diversity were examined along an altitudinal transect on the south-western slope of Beishan Mountain, Maqin County (33 degrees 43'-35 degrees 16'N, 98 degrees 48'-100 degrees 55'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Six altitudes were selected, between 3840 and 4435 m. Soil organic matter, soil available N and P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plant-species diversity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alpine meadows. Aboveground biomas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P < 0.05) and it was positively and linearly related to late summer soil-surface temperature. Belowground biomass (0 - 10-cm depth)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at the lowest and highest altitudes than at intermediate locations, associated with water and nutrient availabilities. At each site, the maximum belowground biomass values occurred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growing seasons (P < 0.05).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nd available N and P were negatively and closely related to plant diversity (species richness,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and Pielou evenness index).

Effects of plateau zokors (Myospalax Fontanierii) on plant community and soil in an alpine meadow

Effects of plateau zokors (Myospalax fontanierii) on seasonal above- and belowground plant biomass,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and soil moisture and organic matter were examined at an alpine meadow site in Qinghai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ove-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areas where zokors were removed or burrow systems were abandoned for 5 years compared with areas that zokors had occupied for >10 years. Biomass of monocotyledons was reduced greatly, but biomass of nonpalatable dicotyledon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occupied areas. Diversity of dicotyledons, monocotyledons, and total plants in unoccupied area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in occupied or abandoned areas. Vegetation cover and height in occupied areas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in unoccupied and abandoned areas. No consistent effect by zokors on soil moisture and organic matter was observed.

内蒙古草地植被群落生物量的梯度特征研究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is always the theme of ecology. Transect is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hods in stud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change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 especially for analysis of its driving factors.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China Grassland Transect brought forward by Yu GR. In this study, changes in grassland community biomass along gradients of weather conditions in Inner Mongolia was researched by the method of transect. Methods of regression about biomass were also compared. The transect was set from Eerguna county to Alashan county (38° 07' 35" ~50° 12' 20" N, 101° 55' 25" -120° 20' 46" E)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The sample sites were mainly chosen along the gradient of grassland type, meadow steppe-* typical steppe-*desert steppe-*steppification desert-^desert.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when grassland community biomass got the peak in August or September, 2003 and 2004. And data of 49 sample sites was gotten, which included biomass,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annual precipitation,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bove zero, annual hours of sunshine and other statistical and descriptive data.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was harvested, and the belowground biomass was obtained by coring (30 cm deep). Then all the biomass samples were dried within (80 + 5) °C in oven and weighted.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1) From the northeast to the southwest in Inner Mongolia, along the gradient of grassland type, meadow steppe-*typical steppe-*desert steppe-*steppification desert-* desert, the cover degree of vegetation community reduces. 2) By unitary regression analysis, biomas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s^CTC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10°C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nd annual hours of sunshine, among which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is crucial, and positively with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mean annual relative humidity,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biomass and mean annual relative humidity is higher. Altitude doesn't act on it evidently. Result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s the primary restrictive factor, precipitation affects biomass through complicated way on large scale, and its impaction is certainly important. Along the gradient of grassland type, total biomass reduces. The proportion of aboveground biomass to total biomass reduces and then increases after desert steppe. The trend of below ground biomass's proportion to total biomass is adverse to that of aboveground biomass. 3) Precipitation is not always the only driving factor along the transect for below-/aboveground biomass ratio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 composed by different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s more important, which is much different among climatic regions, so that the trend of below-/aboveground biomass ratio along the grassland transect may change much through the circumscription of semiarid region and arid region. 4) Among reproductive allocation of aboveground biomass, only the proportion of stem in total biomass notably correlates to the given parameters. Stem/leaf biomass ratio decreases when longitude and latitude increase, caloric variables decrease, and variables about water increase from desert to meadow steppe. The change trends are good modeled by logarithm or binomial equations. 5) 0'-10 cm belowground biomass highly correlates to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whose proportion to total biomass changes most distinctly and increases along the gradient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The deeper belowground biomass responses to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on the adverse trend but not so sensitively as the surface layer. Because the change value of 0~10 cm belowground biomass is always more than that of below 10 cm along the gradient, the deference between them is balanced by aboveground biomass's change by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quilibrium hypothesis.

Changes in individual plant traits and biomass allocation in alpine meadow with elevation variation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Plant traits and individual plant biomass allocation of 57 perennial herbaceous species, belonging to three common functional groups (forbs, grasses and sedges) at subalpine (3700 m ASL), alpine (4300 m ASL) and subnival (>= 5000 m ASL) sites were examin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at high altitudes, plants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aboveground parts and allocate more biomass to belowground parts, especially storage organs, as altitude increases, so as to geminate and resist environmental stress. However,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me divergence in biomass allocation exists among organs.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the mean fractions of total biomass allocated to aboveground parts decreased. The mean fractions of total biomass allocation to storage organs at the subalpine site (7%+/- 2% S.E.) were distinct from those at the alpine (23%+/- 6%) and subnival (21%+/- 6%) sites, while the proportions of green leaves at all altitudes remained almost constant. At 4300 m and 5000 m, the mean fractions of flower stems decreased by 45% and 41%, respectively, while fine roots increased by 86% and 102%, respectively. Specific leaf areas and leaf areas of forbs and grasses deceased with rising elevation, while sedges showed opposite trends. For all three functional groups, leaf area ratio and leaf area root mass ratio decreased, while fine root biomass increased at higher altitudes. Biomass allocation patterns of alpine plan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a reduction in aboveground reproductive organs and enlargement of fine roots,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leaves remained stable. It was beneficial for high altitude plants to compensate carbon gain and nutrient uptake under low temperature and limited nutrients by stabilizing biomass investment to photosynthetic structures and increasing the absorption surface area of fine roots. In contrast to forbs and grasses that had high mycorrhizal infection, sedges had higher single leaf area and more root fraction, especially fine roots.

Behaviour of Gaseous Chlorine and Alkali Metals During Biomass Thermal Utilisation

The behaviour of gaseous chlorine and alkali metals of three sorts of biomass (Danish straw, Swedish wood, and sewage sludge) in combustion or gasification is investigated by the chemical equilibrium calculating tool. The ranges of temperature, air-to-fuel ratio, and pressure are varied widely in the calculations (T=400-1800 K, gimel=0-1.8, and P=0.1-2.0 MPa). Results show that the air excess coefficient only has les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elease of gaseous chlorine and potassium or sodium during combustion. However, in biomass gasific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air excess coefficient is very significant. Increasing air excess coefficient enhances the release of HCl(g), KOH(g), or NaOH(g) as well as it reduces the formation of KCl(g), NaCl(g), K(g), or Na(g). In biomass combustion or straw and sludge gasification, increasing pressure enhances the release of HCl(g) and reduces the amount of KCI(g), NaCl(g), KCI(g), or NaOH(g) at high temperatures. However, during wood gasification, the pressure enhances the formation of KOH(g) and KCI(g) and reduces the release of K(g) and HCl(g) at high temperatures. During wood and sewage sludge pyrolysis, nitrogen addition enhances the formation of KCN(g) and NaCN(g) and reduces the release of K(g) and Na(g). Kaolin addition in straw combustion may enhance the formation of potassium aluminosilicate in ash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release of KCl(g) and KOH(g) and increases the formation of HC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