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 resultados para microsatellite (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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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ubarb i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wever, the wild resource has been declining. In order to design appropriate conservation methods for the official species across their natural distributions, it is important to characterize their genetic diversity. Here, we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10 new microsatellite loci for AC/TG/CCA in Rheum tanguticum. The microsatellites were enriched using the combined biotin capture method. The polymorphism of each locus was further assessed in 12 individuals from four geographically distinct populations of this species. The number of alleles ranged from three to seven and the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ranged from 0.53 to 0.73. All markers have been checked in the other three species in the genus and two of them together comprise the official medicinal rhubarb resource, with R. tanguticum. These microsatellite markers could. provide a useful tool for genetic and conservation studies of the rhubarb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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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中总会存在一些杂质或者缺陷,杂质和缺陷密度的有限性导致了薄膜破坏的概率性。提出了不同尺寸杂质和缺陷分布的分形特征,分析了薄膜破坏概率与辐照激光功率密度的关系,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得很好。得到了一种确定薄膜中最具危害性杂质的热学特性及分布密度的方法。同时提出了杂质的敏感尺寸范围(SSR)的概念,由此得到材料激光损伤阈值的新的确定表达式,该表达式反映的损伤阈值与激光脉宽的关系更加符合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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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为申请理学博士学位论文。文章以种子(胚珠)为线索,详细描述8种不同类型的种子。其中之一与叶,叶轴和含有原位花粉的花粉器官连接,因此作为整体化石植物描述。 七种脱落的种子分属不同的器官属。其中,五种是新发现的,它们是;—个新属种一太原类紫杉(Parataxospermum taiyuanense gen.et sp.now.);二个新种—小肥籽(pachytesta parva sp.nov)和小柄肉籽(Ssr-cospermum petiolulatum sp.nov.);一个比较种—瘦冠籽(Stephanospemum cf. akenioides);一个未定种—双籽(Diplotesta ap.)。此外,订正了二个种—薄角籽(Cornucarpus tenucupsis(Halle))和小心籽(Cardiocarpus(?)minor(wang)) 同其它器官连接的种子,作为整体植物定命为,原始隐羽羊齿(新属、种)(Cryptogigantonoclea primitivagen.et sp.nov.)并根据其叶和叶脉类型该属归到大羽羊齿目(Gigantonomiales (= Gigantopterjdaies)。 根据描述,文章对上述各种植物的分类和系统发育分别进行了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作者祥细地阐述了分类的依据,评价了各种有关的系统发育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作者改进了一些旧的研究手段,采用了某些新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1)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三维重建,复原了原始隐羽羊齿的小羽片和大部分种子的形态,此外还有少数种子的内部结构也被复原:2)用分支系统分析和图论方法对肥籽属的系统发育进行了重新,探讨:3)把扫描电镜和光学显微镜结合起来观察大孢子膜和花粉的结构,过去这些结构通常需要采用的超薄切片和透射电镜才能观察;4)改用无毒溶剂进行快速撕片,以避免损害人体;5)初步探索了一套制作定厚连续切片的方法。此外,文章还就大羽羊齿的系统位置,种子的分类,华夏植物群和其它植物群的比较,以及某些新技术的优劣进行了讨论。论文原文为英文,全文约合36万印刷符号,附有四十幅图版。 此外还有三个附录: 1)插图8幅;2)表9个.3)同图论分析有关的计算公式,原始数据和许算机计算结果。为了得到连续的三雏形象,还有一组由计算机复原的隐羊齿种子的连续旋转图象。本节译由英文翻译而成,但有些部分按中文习惯作了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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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属(Oryza L)属于禾本科的稻族,主要分布于世界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一般认为稻属包括20个左右的野生种和2个栽培种,我国有4-5种。迄今为止,对于稻属中种的数目和划分;稻属中所包括的种类是否为一单系类群;各基因组之闻的关系和起源以及稻属的起源等等,学术界仍然存有争议。本文评述了稻属分子系统学研究的进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稻属系统学研究的展望。针对稻属的分子系统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运用核糖体DNA转录间隔区序列测定、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D)和SSR-anchoredPCR等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对稻属中全部23个种的来自中国和世界不同地区的材料开展了分子系统学的研究。所得主要结果如下: 1.对产于中国的三种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二个亚种的核糖体DNA第一转录间隔区进行了序列测定。 DNA序列分别用PAUP程序进行分支分析和用MEGA程序中的UPGMA和Neighbor-joining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核糖体DNA转录间隔区序列适合于进行稻属的分子系统学研究。 2.用荧光自动测序法和人工同位素测序法测定了稻属23个种和4个外类群的转录间隔区的序列。所有的DNA序列用Clustal V程序排阵后,再用PAUP程序进行分支分析。结果表明: A.稻属中的23个种组成四个主要分支,分别相当于Vaughan(1989)的四个种复合体。 B.所有AA基因组的种都在一个分支中。除了O.meridionalis与其它种的关系相对较远外,AA基因组种间有一定程度的分化,但不大。 C.尽管BB、BBCC、CC、CCDD和EE基因组的种都在一个分支中,但它们之间的分化是较为明显的。O.australiensis与该分支中的其它种的关系相对较远。以上两个分支的关系较为密切,它们组成一个自然类群,是稻属的核心部分。 D.O.ridleyi与O.longiglumis非常近缘,它们组成一个分支。 E.O.meyeriana与O.granulata有非常密切的关系。O.brachyantha与O.meyeriana近缘,而与AA基因组的关系较远。O,schlechter/与Leersia hexandra近缘,而与稻属中其它种的关系较远。作为外类群的Porteresia coarctata与稻属的a brachyantha非常近缘,这有可能说明将它作稻属中的一员的观点是正确的。 3.用RAPD和ISSR技术对稻属23介种的36份材料以及Porteresia coar ctata和Leersia hexandra各1份材料进行PCR扩增。16个10-mer RAPD随机引物共扩增出368个多态条带,5个锚定SSR引物共扩增出1 16个多态条带。RAPD和ISSR扩增出的多态条带合在同一数据矩阵中,用NTSYS-pc程序进行聚类分析。得出的结果与ITS序列分支分析的结果相似。 A.从表征图上亦可区分出四个群。所有的AA基因组的种聚在一起,O.nivara与O.rufipogon的关系密切,两个种的界限不清楚,所以认为它们是一个种:O.rufipogon.。 B.分布于中国的O.officinalis与O.minuta非常近缘,而菲律宾的四倍体O.officinalis则与同是基因组的O.eichingeri和O.rhizomatis关系密切。EE基因组的O.australiensis与Officinalis群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系。 C。具FF基因组的O.brachyantha与O.schlechteri近缘,它们与Porteresiacoarctata和Leersia hexandra关系的密切程度要大于它们与稻属其它种的关系。 D。最后讨论了RAPD和ISSR用予植物属内的系统发育研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结果说明RAPD和ISSR适合于进行属内近缘种亲缘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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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属(Oryza L.)隶属于禾本科(Gramineae)Ehrhartoideae亚科的稻族(Oryzeae),包括两个栽培种(亚洲栽培稻O. sativa和非洲栽培稻O. glaberrima)和大约20多个野生种,广布于热带亚洲、非洲、大洋洲、中美洲和南美洲。药用野生稻复合体(O. officinalis complex)是稻属中最大、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复合体,共包括9个种,含有5种染色体组类型(B、C、BC、CD 和E)。作为栽培稻品质改良的重要基因库,药用野生稻复合体在稻属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相似的形态和重叠的地理分布使部分物种的分类和鉴定一直较为困难;种内染色体组构成和倍性的不同更增加了分类鉴定的复杂性。这种情况阻碍了对这些野生稻遗传优势的有效利用。另外,由于物种间断分布和缺乏明确的二倍体亲本等原因,药用野生稻复合体内的异源多倍体起源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细胞核乙醇脱氢酶基因(Adh)和nrDNA的内转录间隔区(ITS)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分析;叶绿体matK 基因、trnL 内含子和trnL-trnF 基因间隔区、核基因Adh和GPA1以及核糖体DNA ITS片段等序列比较的方法,对药用野生稻复合体中染色体组和物种的鉴定、种间系统发育关系,以及异源多倍体CCDD物种的起源和多倍体ITS的分子进化等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利用核Adh 基因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检测了来自国际水稻研究所基因库的64份药用野生稻复合体的样品。结果证明,所有O. rhizomatis样品都是含C染色体组的二倍体,所有O. minuta样品都是含BC 染色体组的四倍体。但是,种子库中鉴定为O. officinalis、O. punctata和O. eichingeri的样品中,同时都发现了含C染色体组的二倍体和含BC染色体组的四倍体。四倍体的O. officinalis只在印度分布,而且曾被描述为另一个种O. malampuzhaensis。 四倍体的O. punctata,也被一些学者称为O. schweinfurthiana,被发现和其二倍体一样分布广泛。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曾被作为O. officinalis 四倍体的样品实际上是含有CD染色体组的物种O. latifolia。我们的结果增进了对国际水稻研究所种子库中部分野生稻样品染色体组构成的理解, 纠正了以往对药用野生稻复合体样品的错误鉴定,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利用这部分资源提供了种质编目的重要基础。 2. 对稻属中代表不同地理分布区的、含CD染色体组的11个样品(包括77个克隆)的ITS片段进行了测序。基于这些ITS序列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提出一个快速而可靠的区分稻属CD 染色体组物种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具体步骤是:(1)利用通用引物扩增ITS 片段;(2)利用限制性内切酶FokI和/或DraⅢ消化PCR扩增产物;(3)用1%的琼脂糖胶电泳并根据消化产物的片段长度多态性来区分不同物种。 3. 利用包括两个叶绿体片段(matK和 trnL-trnF)、nrDNA内转录间隔区(ITS)和三个核基因(Adh1、Adh2和GPA1)的同源序列分析,探讨了药用野生稻复合体中二倍体物种和它们所代表的染色体组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独立和合并的基因系统发育树都显示了一致的结果,即C染色体组和B染色体组的亲缘关系要比它们和E染色体组的近。三个含C染色体组的二倍体中,O. officinalis 和O. rhizomatis表现出较近的亲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O. eichingeri种内,尽管基于多基因的数据支持来自斯里兰卡的样品和来自非洲的样品聚成一个分支,但是较低的支持率表明, 两个地区的样品之间存在着较高的遗传分化。 4. 稻属中含CD染色体组的物种特产于拉丁美洲,包括O. alta、 O. grandiglumis 和O. latifolia。由于具有相同的染色体组类型、相似的形态特征和重叠的地理分布,这3个物种间的系统发育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另外,因为美洲大陆上没有含C和D染色体组的二倍体物种存在,对这些含CD染色体组物种的可能起源也有不同的假设被提出。使这个问题更具挑战性的是,尽管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收集,至今仍没有找到含D 染色体组的二倍体物种。在本研究中,代表含C、CD和E染色体组以及含G染色体组的外类群共7个物种,共15份样品的2个叶绿体片段(matK和trnL-trnF)和3个核基因(Adh1,Adh2 和 GPA1)部分片段被测序。基于简约法、距离法和最大似然法的系统发育分析都充分支持含CD染色体组的物种起源于一次杂交事件的推论,并且显示,在物种形成时,含C染色体组的物种(O. officinalis 或O. rhizomatis 而非O. eichingeri)可能承担了母本,而含E染色体组的物种(O. australiensis)则可能承担了父本。另外,CCDD物种间非常一致的系统发育关系表明,非常大的分歧存在于 O. latifolia 和其它两个种(O. alta和O. grandiglumis)之间,这个结果倾向于将后两个种处理为同种或同种下不同分类群。 5. 基于178个克隆序列比较,探讨了ITS在稻属多倍体中的致同进化及其系统学意义。研究发现稻属异源四倍体的ITS存在不同形式的进化方式:首先,非洲BBCC四倍体O. eichingeri和O. punctata 的ITS片段同时保留了双亲拷贝,而且系统发育研究表明,二倍体的O. eichingeri和O. punctata 可能是这两个四倍体的直接祖先;其次,亚洲四倍体O. malampuzhaensis和O. minuta 的ITS仅定向保留母本ITS拷贝;另外,美洲CCDD四倍体的ITS序列发生了双向致同进化,即O. alta和O. grandiglumis的ITS位点一致化成C染色体组类型,而O. latifolia一致化成 D/E 染色体组类型。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利用ITS片段进行系统发育分析时,特别是涉及异源多倍体时必须慎重。 6. 利用栽培稻的微卫星引物,对含B/C染色体组的6个物种,157个体的SSR位点进行扩增。结果在这些亲缘关系稍远的野生稻中得到7个SSR位点,其中5个位点表现出多态性。比较BB、CC和BBCC物种SSR位点的每位点平均等位基因数A、多态位点百分率P和期望杂合度He ,3项指标发现,四倍体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总体上要高于二倍体物种;二倍体物种内部,O. officnalis的遗传变异最大。另外,以遗传相关性为标准,讨论了B/C染色体组物种间的系统发育关系,同时推测了现存二倍体物种和4个BBCC四倍体物种的遗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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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松科植物特殊的遗传体系(叶绿体基因组一父系遗传、线粒体基因组—母系遗传、核基因组一双亲遗传),我们对高山松及其两个亲本种进行了广泛的群体取样,通过线粒体基因nadl、叶绿体基因rbcL和trnL-F基因间区以及低拷贝核基因4CL的序列分析或PCR-RFLP分析,为高山松同倍体杂种起源假说提供了翔实的遗传学证据,同时在个体水平上探讨了高山松不同群体的遗传组成、群体遗传结构、基因交流方向、群体建立过程以及杂种基因组的进化。具体结果如下: 1.细胞质基因组分析 1)线粒体基因nudl分析 本研究对油松、高山松和云南松的19个群体、295个个体的线粒体基因nadl的一个内含子进行了序列分析或PCR-RFLP分析,共检测到3种线粒体DNA单倍型-A、B和C。油松所有的取样群体仅含单倍型A;除BX群体外,所有的云南松群体仅含单倍型B; 10个高山松群体中,5个群体固定单倍型A,4个群体固定单倍型B,1个群体(ZD)分布有A和B两种单倍型。2)叶绿体rbcL基因分析 对同一组群体的rbcL基因进行序列分析或PCR-RFLP分析,共检测到两个变异位点和三种叶绿体单倍型(TT、TC和GC)。TT和GC分别是油松和云南松种特异性叶绿体单倍型,而在高山松群体里则三种单倍型均有分布,而且TC单倍型广泛地分布在7个杂种群体中,该单倍型很可能来源于点突变或第三个已灭绝的亲本。rbcL基因检测到的高山松群体分化系数很高(Gst=0.533)。 3)叶绿体trn L-F区序列分析 叶绿体trnL-F分子标记检测到的不同单倍型的差异主要是由引物“e”下游120碱基处一个多聚T结构的长度变异所致(叶绿体SSR位点)。10个高山松群体中共检测到5种叶绿体单倍型,其中两种主要的单倍型(9T和11T)分别为油松和云南松的种特异性单倍型,其他单倍型均为非典型单倍型。群体遗传结构分析表明:杂种群体表现最高的遗传多样性,而且trnL-F分析得到的高山松群体的分化系数也很高( Gst=0.443)。 总之,对高山松、油松和云南松的同一组群体取样进行的细胞质基因组分析表明:高山松群体分布有油松和云南松种特异性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单倍型,该细胞质DNA单倍型的地理分布为假说“高山松为油松和云南松的的二倍体杂种”提供了翔实的遗传学证据。油松和云南松在不同的杂种群体中分别做父本和母本,即两亲本在杂交过程中发生了双向基因交流。群体遗传结构分析发现高山松群体表现最高的遗传多样性,而且群体间的分化系数很高。不同的杂种群体在遗传组成上的差异表明他们经历过不同的建立和进化历史。从线粒体和叶绿体单倍型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杂种群体的建立曾经历强烈的奠基者效应和回交。青藏高原的隆升对高山松的起源、杂种群体的适应辐射以及保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川西南和滇西北作为青藏高原的东边边界,很可能是当初云南松和油松分布的重叠区及杂交地带,即高山松的起源地。 2.核基因4CL分析 对高山松、油松和云南松的19个群体、32个个体的低拷贝核基因4CL进行了克隆及序列分析,获得的78条序列可分为两种类型(类型A和类型B)。这两种类型明显的差别是类型A相对于类型B在内含子区有- 20bp的缺失。以华山松的3条序列为外类群,对得到的78条序列进行基因谱系分析,发现所有的序列分成明显的两支,分别对应于类型A和类型B,而且每一支均包含三个种的部分序列,表明4CL基因在这三个种分化之前就已发生重复。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某个种的一条序列与另一个种的序列比其与同种的其他序列关系更近,可能因基因交流(杂交和渐渗)、非共祖、致同进化和重组等进化事件所致。三种松树中共检测到4CL基因序列的两种类型和六个亚类型,高山松群体中没有发现杂种独特的类型或亚类型。高山松和云南松共享三种序列亚类型以及最多的序列多态性,表明这两个种之间曾存在广泛的基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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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核糖体DNA(nrDNA)已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标记,用于推断很多分类等级上的系统发育关系。相对于在被子植物中的快速致同进化,nrDNA在裸子植物中的致同进化速率低,且ITS和5S-NTS区有着较大的长度变异,这种现象在松科植物中尤为明显。在本研究中,我们克隆并测定了银杉属的5S rDNA以及冷杉属、银杉属、雪松属、油杉属、长苞铁杉属、金钱松属与铁杉属的ITS序列。基于获得的新数据,再结合前人报导的其它属的数据,我们探讨了如下四个问题: (1)松科 nrDNA ITS1 亚重复单位的组成、分布及进化;(2)ITS1区的长度变异与亚重复单位数目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系统学意义;(3)松科ITS1的二级结构特征;(4)银杉5S rDNA编码区及非转录间隔区的结构特征。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ITS区的序列分析ITS区的克隆及序列分析发现:(1) 松科ITS1的长度变异范围为 944-3271 bp, 这是目前已报导的真核生物中属间ITS变异最大的类群之一;(2) 所有松科植物的ITS区域都包含亚重复单位,亚重复单位的数目从2到9,并且这些亚重复单位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不含保守核心序列(5’-GGCCACCCTAGTC ) 的长亚重复单位(LSR)和含上述保守核心序列的短亚重复单位(SSR);(3) ITS1区的巨大长度变异主要归因于亚重复单位的数量变异; (4) ITS1区的GC含量与 它的序列长度和亚重复单位的数目有一定关系,并能够提供一些系统发育信息,特别是支持云杉属、松属和银杉属三者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 2. ITS1亚重复单位的系统发育分析为了研究亚重复单位的进化关系,我们用最大似然法和最大简约法构建了松科ITS1亚重复单位的系统发育树。结果表明:(1)在ML和MP树中可发现有共同的五个分支; (2) 银杉比松科其它属拥有更多的SSR,且该属的所有9个SSR在系统树中构成一个单系支,表明它们是在银杉属内发生重复的;(3)一些SSR在属间和种间具有同源性,可为nrDNA ITS 的进化历史以及松科的系统发育 研究提供重要信息;(4)亚重复单位的多次重复以及伴随的重组可能是导致LSR 和SSR在松科不同属中分布式样不同的原因。 3. 松科ITS1的二级结构 用 Mfold 3.2 软件对松科所有11个属的ITS1区进行了二级结构预测,共获得了563个最低自由能折叠。结合以前关于松科二级结构的报导,我们分析的结果表明:(1) 松科ITS1的二级结构主要由几个延展的发夹结构组成;(2) 构象的复杂性与亚重复的数目呈正相关;(3)配对的亚重复单位通常在保守核心区(5’-GGCCACCCTAGTC ) 处有部分重叠,并且构成一个长茎,而其它的亚重复单位通常会自身折叠,且保守核心区的部分出现在发夹结构的环中。 4. 银杉5S rDNA 序列分析 我们对来自银杉不同群体的3个个体的5S rDNA进行了克隆,共获得 45 条序列,分析结果表明:(1) 绝大多数银杉5S rDNA编码区长度为120 bp, 以GGG 开头,以CTC结尾,编码区出现的碱基替代主要为转换;(2) 银杉与其它裸子植物相比,5S rDNA基因编码区具很高的相似性(90-99%); (3)间隔区含有一个poly-C和一个poly-T结构、两个TC丰富区以及五个GC丰富区。根据长度和序列特征,银杉的5S rDNA间隔区可分为三种类型:Type A 长751-764 bp,Type B 长770-807 bp (含一个32 bp的插入),Type C 长581-594 bp; (5)长间隔区(Type A,Type B )中含有两个148-175 bp的串联亚重复单位,该亚重复单位与短间隔区(Type C )中的一段143 bp的序列具有较高的相似性(56.0-66.8%)。 5. 银杉5S rRNA的二级结构 Mfold 3.2 预测结果表明:(1)银杉5S rRNA二级结构包括5个双螺旋区(干区)(Ⅰ-Ⅴ)、2个发夹结构环区(C和D)、3个中间环区(B1、B2 和 E)和1个铰链区(A), 铰链区为三个双螺旋的结合处;(2) 二级结构中的环区通常比双螺旋区更加保守;(3)在5个双螺旋中,I 和 IV 区有较高的碱基替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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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属(Pteridium Gled. ex Scop)分布范围极广,几乎遍布于全世界。关于此属的属下分类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是因为此属的分布广,形态变异比较大,变异类型之间形态差异不显著,缺乏明确的鉴别性状,或者变异类型之间存在过渡。 本研究利用叶绿体rps4-trnS DNA序列和trnS-G DNA序列构建了世界不同地区蕨属植物的系统关系及中国区域蕨属植物的系统关系,同时构建了世界不同地区蕨属植物的单倍型关系。我们发现,(1)南美洲和澳洲的蕨属植物分化最早;(2)北美洲的蕨属植物遗传变异最丰富,有多条相互独立的进化线(evolutionary lineages);(3)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蕨属植物都与北美洲具有密切关系;(4)大洋洲的蕨属植物同时受南美洲和亚洲蕨属植物的影响;(5)东亚的蕨属植物直接受北美洲蕨属植物的影响,与欧洲和非洲没有直接的关系;(6)非洲和欧洲的蕨属植物关系密切,有着相同的起源。 根据不同地点的蕨属植物的系统关系和单倍型Network关系,我们认为,蕨属植物起源于南美洲,而后向北美洲和澳洲扩散。在北美洲东部和东南部蕨属植物得到繁荣并分别向三个方向扩散与分化。第一个方向是朝北美西部扩散,第二个方向是两次独立扩散到亚洲,第三个方向是扩散到非洲,进而由非洲向欧洲扩散。 根据叶绿体基因所揭示的世界不同地区蕨属植物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认为蕨属包含四个物种。Pteridium aquilinum (L.) Kuhn,分布于北美洲、亚洲、非洲和欧洲。该种分布广泛,存在一定的地理分化,可进一步划分8个亚种。Pteridium esculentum (G. Forst.) Cokayne,分布于南美洲,并扩散到澳大利亚,甚至东南亚国家。Pteridium caudatum (L.) Maxon,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个异源四倍体。Pteridium semihastatum (Wall. ex Ag.) S.B.Andrews,分布于澳洲和东南亚,是个异源四倍体。 通过分子数据和形态分析相结合,作者认为中国蕨属包括两个亚种,即蕨[Pteridium aquilinum (L.) Kuhn subsp.japonicum (Nakai) Á.Löve & D.Löve]和毛轴蕨[Pteridium aquilinum (L.) Kuhn subsp. revolutum (Bl.) X. Q. Chen, stat. nov.]。作者认为,《中国植物志》中记载的食蕨,特有种云南蕨、糙轴蕨、镰羽蕨和长羽蕨并不存在或只是蕨或毛轴蕨的变形,或者毛轴蕨与蕨的杂交个体。 为了今后更进一步研究蕨属植物的系统与进化关系、居群的遗传结构等问题,作者还分离了8个具有多态性的微卫星位点,探讨了微卫星引物开发设计过程中如何提高效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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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 Griff.)和尼瓦拉野生稻(O. nivara Sharma et Shastry)是亚洲栽培稻的最近缘野生种,是亚洲栽培稻育种和遗传改良的重要基因库。由于人类的破坏、生境片段化及亚洲栽培稻的遗传渐渗等因素,这两种野生稻处于濒危状态而急需保护。本文用微卫星标记研究中国普通野生稻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和居群分化,用核基因序列研究了全分布区的普通野生稻和尼瓦拉野生稻的遗传变异及模式,同时发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普通野生稻的特殊分子变异。主要结果如下: 取自中国普通野生稻四个主要分布区的12个天然居群,共237份个体材料,利用10对微卫星引物对遗传多样性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处于中高水平,其中每个位点的等位基因数之在2至18之间不等,平均10.6个,多态位点比率P从最低40.0%最高100%,平均为83.3%。观察杂合度在 (HO) 0.163-0.550变化,平均为0.332, 期望杂合度(HE) 在0.164- 0.648,平均 0.413,从地区来看,广西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是最高的,其次是广东、海南居群,江西的最低。这些结果与以前用其他分子标记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是本研究得到的居群间遗传分化却相对较高,分化系数RST为 0.5199,θ为 0.491,这表明一半左右的遗传变异存在于居群之间。两两居群之间的分化系数(pairwise θ)与地理距离呈正相关(r = 0.464),这表明中国普通野生稻居群之间的遗传分化是由于地理的隔离造成的。造成目前这种遗传结构和分化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普通野生稻生境的破坏和生境的片段化。 选择6个普通野生稻居群,5个尼瓦拉野生稻居群共11个居群105个个体材料为研究对象,取样覆盖两个野生稻的主要分布区,用核基因片段Lhs1研究了这两种野生稻的序列水平的变异,探讨了它们的遗传结构和基因流方向。结果表明,普通野生稻的核苷酸多样性,无论在居群还是物种水平上,均显著高于尼瓦拉野生稻的。在居群水平上,普通野生稻的核苷酸多样性(Hd = 0.712; θsil = 0.0017)是尼瓦拉野生稻的2-3倍(Hd = 0.306; θsil = 0.0005)。AMOVA的结果表明,尼瓦拉野生稻居群之间的遗传分化(78.2%)显著高于普通野生稻居群间的分化(52.3%)。造成这种不同层次的遗传多样性和完全不同的遗传分化模式的原因在于这两种野生稻差异显著的生活史和交配系统。普通野生稻是多年生、异交的野生种,营养与有性繁殖混合,尼瓦拉野生稻为一年生的自交种,靠种子繁殖。模拟分析表明,二者之间的基因流方向是单向的,明显是从自交的尼瓦拉野生稻到异交的普通野生稻,基因流在这两个野生 稻遗传多样性模式的形成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对于稻属A基因组物种的进化和多样性来说, 巴布亚新几内亚(PNG)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用两个核基因和一个叶绿体基因,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普通野生稻样品进行了序列分析,结果发现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Sepik河谷的普通野生稻样品在核基因Os0053位点和叶绿体基因序列上与其他地区的样品有很大的差异。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的普通野生稻在Os0053位点上杂合的,其中一条等位基因与普通野生稻基本一致,另一条等位基因则与A基因组的另一个物种O. meridionalis基本一致,证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的普通野生稻实际上是亚洲典型普通野生稻与澳洲野生稻O. meridionalis种间进行天然渐渗杂交的后代。这个结果从分子序列上验证了前人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的普通野生稻是比较特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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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ing 19 Y chromosome biallelic markers and 3 Y chromosome microsatellite markers, we analyz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31 indigenous Sino-Tibetan speaking populations (607 individuals) currently residing in East,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 T to C mutation at locus M122 is highly prevalent in almost all of the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implying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among populations in the same language family. Furthermore, the extremely high frequency of H8, a haplotype derived from M122C, in the Sino-Tibetan 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Himalayas including Tibet and northeast India indicated a strong bottleneck effect that occurred during a westward and then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founding population of Tibeto-Burmans. We, therefore, postulate that the ancient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upper-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about 10,000 years ago and developed one of the earliest Neolithic cultures in East Asia, were the ancestors of modem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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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historic peopling of East Asia by modern humans remains controversial with respect to early population migrations. Here, we present a systematic sampling and genetic screening of an East Asian-specific Y-chromosome haplogroup (O3-M122) in 2,332 individuals from diverse East Asian populat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3-M122 lineage is dominant i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with an average frequency of 44.3%. The microsatellite data show that the O3-M122 haplotypes in southern East Asia are more diverse than those in northern East Asia, suggesting a southern origin of the O3-M122 mutation.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early northward migration of the O3-M122 lineages in East Asia occurred similar to 25,000-30,000 years ago, consistent with the fossil records of modern humans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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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个牛微卫星座位的遗传变异及多态性分析,以期了解BMY牛和婆罗门牛的群体遗传结构与育成情况.6个微卫星座位的多态信息含量为在0.524~0.752间,BMY牛、婆罗门牛两个群体的平均期望杂合度和观察杂合度值接近,分别为0.737 6和0.739 6,0 641 2和0.653 7,进入横交固定第二世代的BMY牛期望杂合度值较高,这与我们的育种进展相符.红安格斯的期望杂合度较低(0.460 9)接近日本和牛0.471,暗示红安格斯牛的同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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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t panda hair samples obtained by noninvasive methods served as a source of DNA for amplification of seven giant panda microsatellite loci utilizing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hirteen giant pandas held in Chinese zoos were tested for identification of paternity. Some males listed as sires have been excluded as the biological father of captive-born giant pandas. Because of the death of some potential sires, paternity is still not assigned for some giant pandas, although there is a high likelihood that paternity assignment could be made if postmortem samples are available for genetic analysis. The DNA microsatellite variation assayed by the test we have developed provides a rapid, highly informative, and noninvasive method for paternity identification in giant pandas. (C) 1994 Wiley-Li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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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seven mainland and island Asian populations of Bombus ignitu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nine microsatellite markers and the sequences of part of the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b (cytb) gene. While microsatellite markers showed high 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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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mapping of a mouse coat mutation has been investigated. First, 100 10-bp random primers were used to amplify DNA, but the mutation could not be located by this method because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mplified products and coat phenotypes. Second, by using Idh1, Car2, Mup1, Pgb1, Hbb, Es10, Es1, Mod1, Gdc1, Ce2, Es3 as genetic markers, linkage test crosses (two-point test) consisting of intercrossing uncovered BALB/c mice (homozygotes) to CBA/N and C57BL/6 mice with normal hair and backcrossing the heterozygotes of the F1 to the uncovered BALB/c mice were made. It was soon evident that the mutation was linked to Es3 on chromosome 11. Furthermore, three-point test was made by using Es3 and D11Mit8 (a microsatellite DNA) as genetic marker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mutation was linked to Es3 with the percentage recombination of (7.89 +/- 2.19)%, and linked to D11Mit8 with the percentage recombination of (26.38 +/- 3.57)%. The percentage recombination between Es3 and D11Mit8 was (32.90 +/- 3.81)%. The mutation was named Uncovered, with the symbol Uncv. According to the recombinations, the loci order was D11Mit8-26.30 +/- 3.57- Uncv-7.89 +/- 2.19-Es3. From the location on the chromosome,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mutation was a new mutation which affected the skin and hair structure of mouse. The Uncv has entered MGD (Mouse Genome Data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