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虾育种方法研究与遗传连锁图谱的构建

本研究以中国对虾为材料，以杂交育种和选择育种为目标，进行了系统的中国对虾杂交育种试验、生长性状遗传参数试验及其分子遗传连锁图谱的构建工作。结果表明以不同地理群体杂交作为基础群体，然后采用系统的选择育种方法可以获得较好的选择效果。构建的遗传连锁图谱为中国对虾分子辅助育种提供一定的基础。这些试验结果为中国对虾合理系统的育种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持。其具体结果如下： 1. 试验对中国对虾黄渤海水域乳山湾群体（WYP）和朝鲜半岛南海群体（WKN）的2个群体及其杂交后代不同月龄生长情况和存活率进行了研究，测量体长（TL）、头胸甲长（CL）、头胸甲宽（CW）、第2、3腹节高（HST）、第2、3腹节宽（WST）、体重（BW）和存活率共7个性状，计算各项指标的杂种优势率，并对各性状进行了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其3月龄生长情况和存活率研究结果表明，存活率在乳山湾群体（WYP♀）× 朝鲜半岛南海群体（WKN♂）杂交后代出现杂种劣势外，其他指标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杂种优势(4.37%～23.96% )。除了存活率外，杂交后代生长性状均显著高于亲本，乳山湾群体（WYP♀）×朝鲜半岛南海群体（WKN♂）杂交后代高于朝鲜半岛南海群体（WKN♀）× 乳山湾群体（WYP♂）杂交后代，黄渤海水域乳山湾群体高于朝鲜半岛南海群体后代。为确定测量性状与中国对虾体重的相关程度，建立了用体长(X1)，头胸甲宽(X2)，第2、3腹节宽(X3)，头胸甲长(X4)，第2、3腹节高(X5)估计体重的多元回归方程：Y = －2.056 + 0.03X1 + 0.076X2 + 0.078X3 + 0.033X4 + 0.043X5。 2. 中国对虾黄渤海水域乳山湾群体（WYP）和朝鲜半岛南海群体（WKN）2个群体及其杂交后代在4月龄时期的6个生长指标和存活率的杂种优势范围在0.514%到14.95%之间，WYP♀×WKN♂杂交后代在这7个指标中都高于WKN♀×WYP♂杂交后代。5月龄杂交后代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杂种优势，其范围在-9.000%～19.090%之间，但头胸甲长、第2、3腹节处高和存活率3个指标出现杂种劣势。不同杂交组合各个阶段生长发育情况和存活率在杂种优势表现出一定的规律。随着月龄的增加，WKN♀×WYP♂杂交后代杂种优势率有所增加，而WYP♀×WKN♂杂交后代的却有所降低。ANOVA分析结果表明，杂交后代在存活率方面与双亲差异不显著。4月龄的分析结果发现杂交后代在WST和BW这2个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LSD多重比较结果显示，WYP♀×WKN♂杂交后代在BW指标上与亲本存在显著差异，在WST指标方面与其他3个组合的后代差异显著。5月龄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杂交后代除体重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他各项指标差异均不显著。LSD多重比较结果发现，WKN♀×WYP♂杂交后代体重与其亲本WKN存在显著差异。 3. 对2个野生群体——朝鲜半岛南海岸群体（WKN）和黄渤海群体（WYP）和3个养殖群体——朝鲜半岛群体的养殖一代（FKN），黄海1号（HH1）和即抗98（JK98）进行杂交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JK98 (♀)  WKN (♂)组合在存活率方面最高，其余的依次为WYP (♀) WKN (♂)，WKN (♀) WYP (♂)，FKN (♀)HH1 (♂) 和 WYP (♀) FKN (♂)。而在体重方面FKN(♀)  HH1(♂)组合最高，其余的依次为WKN (♀) WYP (♂)，WYP (♀) WKN (♂)，WYP (♀)FKN (♂) 和 JK98 (♀)WKN (♂)。在所有生长性状方面，JK98 (♀)  WKN (♂)在5个组合中是最低的。方差检测结果表明，TL、CL、HST、LL和BW这5个指标在不同组合间存在差异，而其他指标不存在差异。多重比较结果发现JK98 (♀)WKN (♂)组合的TL与其他组合间差异极显著，HST指标与WKN (♀) WYP (♂)，FKN(♀)  HH1(♂)和 WYP (♀)  WKN (♂)这3个组合差异显著，BW指标与WKN (♀) WYP (♂) 和 FKN(♀)  HH1(♂)差异显著。 4. 通过人工授精的方法建立了中国对虾21个半同胞家系，测量了中国对虾21个半同胞（46个全同胞）家系的TL、CL、CW、HST、WST、第1腹节长（FL）、第6腹节长（LL）。利用MTDFREML软件得到生长性状遗传力在0.15~0.35之间，属于中度遗传力范围。TL的遗传力为0.34±0.071，CL的为0.30±0.070，CW为0.35±0.077，WST为0.33±0.073，HST为0.33±0.073，FL的最低为0.15±0.044，LL的为0.24±0.059。各个性状间表现出高的正相关，其中CW和TL以及HST的遗传相关最大，FL和WST的遗传相关最小。 通过以上杂交育种和选择育种的研究，认为单纯的依靠杂交育种来改善中国对虾的育种工作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实际的育种过程中，以中国对虾不同群体的杂交后代作为基础群体，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系统的选择育种应该具有更大的潜力。 5. 本试验利用中国对虾F2群体和AFLP分子标记技术进行了遗传连锁图谱的构建。利用55对AFLP引物组合对F2家系的110个个体进行了研究，结果检测到532个符合作图策略的AFLP标记。利用卡方检验检测分离位点是否符合孟德尔分离定律。对于符合3：1比例的分离位点利用F2自交模型构建性别平均连锁图谱，对于符合1：1比例的分离位点利用拟测交理论分别构建中国对虾的雌性和雄性遗传连锁图谱。雌性、雄性和性别平均遗传图谱分别有28、35和44个连锁群，图谱实际长度分别为1090、1617和1772.1 cM。中国对虾遗传连锁图谱估计基因组长度为2420 cM，符合与人类基因组相比的对虾类基因组长度。中国对虾雄性遗传连锁图谱比雌性遗传连锁图谱长32.6%，这可能说明中国对虾不同性别存在不同的重组率。通过皮尔逊相关系数检测认为AFLP标记在中国对虾图谱上分布均匀。本文利用AFLP标记构建的中国对虾遗传连锁图谱为中国对虾基因组研究和遗传改良提供一定的基础，同时也应该开发微卫星等共显性标记，为遗传连锁图谱的整合提供条件。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特征研究

本文根据1999年－2007年间7个航次的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鱼类浮游生物和环境因子的调查资料，探讨了三峡工程蓄水前后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特征，主要包括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的种类组成、数量变动、群落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等，分析了三峡工程蓄水前后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的动态变化，为评价三峡工程对河口生态环境及鱼类补充资源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如下： 1．三峡工程蓄水前春季（1999年5月和2001年5月）共捕获11540个鱼类浮游生物隶属11目18科32种，其中凤鲚(Coilia mystus)、鳀(Engraulis japonicus)、六丝矛尾鰕虎鱼(Chaeturichthys hexanema)、白氏银汉鱼(Allanetta bleekeri)、松江鲈(Trachidermis fasciatus)为优势种；鱼类浮游生物群落可划分为三个类群：①以凤鲚为优势种的河口群组，②以松江鲈和白氏银汉鱼为优势种的沿岸群组，③以鳀和六丝矛尾鰕虎鱼为优势种的近海群组；盐度、深度、溶解氧和悬浮体是影响这一海域鱼类浮游生物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 2．三峡工程蓄水后春季长江口的环境因子总体分布格局没有改变，部分环境因子表现出数量上的差异：溶解氧含量偏低，COD平均值下降，pH值显著上升，盐度升高，河道水域和口门附近悬浮体下降，长江口鱼类生物群聚栖息环境发生了变化。三峡工程蓄水后春季（2004年5月和2007年5月）共采获的25种鱼类浮游生物，总丰度(1 070个)仅为蓄水前(11 540)的10%，4种优势种白氏银汉鱼、凤鲚、松江鲈和鳀贡献了总丰度的94.57％；蓄水后影响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格局的主要环境因子是盐度和悬浮体，蓄水后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聚类型(河口型、沿岸型和近海型)与蓄水前一致，但沿岸型空间分布区域明显减少，近海型分布区域向河口方向扩展。长江口环境因子中，盐度和悬浮体是蓄水前后鱼类浮游生物群聚变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3．三峡工程蓄水前后春季四次调查共记录鱼类浮游生物39种，生态类型包括淡水、半咸水、沿岸和近海。春季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优势种包括鯷、凤鲚、白氏银汉鱼、松江鲈和六丝矛尾鰕虎鱼，2004年和2007年鯷、凤鲚优势地位有所下降。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年度间差异显著，以2004年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与1999和2001年相异性最高，鯷和凤鲚种群数量变动对其群落变异的贡献率最大，群落相似性以2004和2007年最高，达71.17%。与蓄水前相比，三峡水库蓄水后的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显著下降。1999—2007年间，长江口发生了一系列环境环境条件变化，直接或间接的环境干扰带来了长江口鱼类生物群落结构变异。 4．2007年四个航次（春、夏、秋、冬）共捕获鱼类浮游生物6,463个, 隶属12目28科45种, 以鳀科丰度最高, 占总丰度的76.5%。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包括4种生态类型: 淡水型(2种), 半咸水型(14种), 沿岸型(10种)和近海型(16种)。其中, 近海型物种个体数量最多, 占2007年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总丰度的74.55%。鳀在4个季节均有出现, 对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丰度贡献最大。鱼类浮游生物在物种组成上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 白氏银汉鱼在春季占绝对优势, 鳀是夏季优势度最高的种类, 秋季除鳀外, 前颌间银鱼(Hemisalanx prognathus)成为优势种; 鱼类浮游生物丰度高度集中在优势种上, 各季节优势种对总丰度贡献超过89%。群落物种数量、丰度、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 在夏季最高, 春季和秋季次之, 冬季最低。2007年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的群落格局在空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群组：河口、沿岸、外海，并且这种分布随长江冲淡水的季节变化而变化。盐度是影响决定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空间分布的最重要因子，而温度则是影响其季节性结构变化的主要因子。此外，生殖洄游和索饵洄游也是影响鱼类浮游生物群落结构时间变化的重要因子。

胶州湾百年来沉积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影响信息指标的提取

本文以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典型海湾-胶州湾为研究对象，在对典型柱状沉积物精确定年的基础上，剖析了胶州湾百年来沉积环境演变的过程，通过对沉积物中氮、磷、重金属以及生态环境的综合分析，提取了其受人类活动影响的信息指标，获得了一系列新的结果和认识。主要结论如下： 1. 研究揭示了近百年来胶州湾沉积速率具有区域与年际变化明显这一显著特点。通常，湾内的沉积速率较高，而湾口沉积速率变化很大，湾外沉积速率明显低于湾内和湾口；且随着年代的增加，胶州湾的沉积速率呈上升趋势，如1984年左右，B3站位的沉积速率高达1.17 cm/a，而之前仅为0.30 cm/a左右，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环胶州湾工农业迅速发展导致人为排入的物质的量增加的结果，但从2000年以来由于沿岸环境治理和污控措施的加强，这种境况已经有所改善，沉积速率有减小趋势。 2. 阐明了胶州湾沉积物氮、磷的生物地球化学特征及生态环境意义，沉积物中可交换态磷、铝磷、铁磷与有机磷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磷的生物可利用性部分，而铝磷、铁磷与闭蓄态磷可用于反映沉积物受污染的程度，沉积物中的有机氮（强氧化剂浸取态氮）作为其优势存在形态，可潜在参与水体氮的循环，参与的量与沉积物粒度密切相关，沉积物中的氮可粗略反映水体的生物量。研究显示，无机磷是胶州湾沉积物中磷的主要赋存形态，在湾内、湾口和湾外，分别占到沉积物总磷的44.57% ~ 94.41%(B3)、44.83 % ~ 95.54 % (D4)和55.09% ~ 95.20 % (D7)，铝磷、铁磷与闭蓄态磷与污染程度关系密切，可以作为沉积环境污染程度的指示因子。可交换态磷、铝磷、铁磷与有机磷等四种形态磷与浮游植物的数量和水体中磷酸盐的含量呈正相关，是胶州湾潜在的生物可利用磷。强氧化剂浸取态（SOEF-N，主要为有机氮）是沉积物可转化氮的优势形态，其含量分别为0.070 mg/g（B3）、0.069 mg/g（D4）和0.049 mg/g（D7），且随沉积物的粒度变细，其含量越高。沉积物中不同形态氮与水体中的硝酸盐、浮游植物数量和叶绿素a呈正相关，可粗略反映水体的生物量。 3. 通过系统研究胶州湾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地球化学特征，阐明了人为活动对其沉积环境的影响，提出了胶州湾沉积环境演变的“三段论”论点。胶州湾沉积物重金属的富集因子和地质累积指数的研究显示胶州湾沉积物的Cd、Pb和Cu是受人类活动影响较为严重的三种元素，并且重金属在沉积层序的分布特征说明重金属的污染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加重，但在本世纪初，这种状况已经得到较大改善。胶州湾的环境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80年以前，1980年至2000年左右和2000年后。第一个阶段可以看作是胶州湾环境演变的一个背景值，该段时期内明显的特征是相对较低的沉积速率，较轻的重金属污染和富营养化状况；第二阶段是青岛地区工农业迅猛发展的阶段，加上治污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较少，这段时期胶州湾的环境一度恶化，是人类活动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胶州湾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的一个阶段，由于各项治污措施的实施，到本世纪初，胶州湾的环境质量较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有了较大的改善。

高位虾池水色及其它环境因子变化对凡纳滨对虾生长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16口虾塘的饲料投喂量、水位、盐度、透明度、水温、pH、溶解氧浓度、NH3-N浓度、水色、对虾体长及浮游植物的种类和数量等水体理化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变化。经过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在养殖前4个月饲料的日平均投喂量基本上呈一个倒“U”型。即随着养殖时间的推移，饲料日平均投喂量逐渐增大，到养殖60 d左右，饲料日平均投喂量达到了最大值，然后进入一个平台期，平台期大约维持30 d左右，随后饲料日平均投喂量逐渐减少。在120 d~130 d饲料日平均投喂量降到最低点后又逐渐回升。 水位平均值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均为前浅后深，即随着养殖时间的推移养殖水位平均值逐渐加深 。 盐度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均为前低后高，即随着养殖时间的推移养殖水体盐度逐渐升高。 透明度的总体变化趋势为：早上透明度比下午大，前期透明度比后期大。 水温基本上是随着养殖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6:30的水温比17:30的水温低。且6:30水温与17:30水温基本上呈平行趋势。 pH变化的总体趋势为：前期较高，随着养殖时间的推移pH逐渐下降，到中期（90d左右）pH降到最低点，尔后又逐渐上升，略呈“V”字形。早上的pH比下午的低。且早上的pH与下午的pH基本上呈平行趋势，间或有较大波动。 6:30时溶解氧浓度的平均值随着养殖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高。17:30时溶解氧浓度的平均值在整个养殖过程中比较平稳。同时，17:30时溶解氧浓度的平均值高于6:30，养殖前期（前90d）这种趋势更明显。 NH3-N浓度的平均值随着养殖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高。在养殖后期NH3-N浓度的波动较大。同时，养殖过程中17:30时NH3-N浓度的平均值高于6:30。 6:30时出现9~21号水色，它们出现的比例分别为：9号占0.1%，10号占0.3%，11号占1.1%， 12号0.6%，13号1.5%，14号占3.7%，15号占7.1%，16号占17.5%，17号占22.0%，18号占15.9%，19号占13.7%，20号10.9%，21号占5.8%；17:30时出现11~21号水色，它们出现的比例分别为11号占0.1%， 12号占0.3%，13号占1.2%，14号占4.0%，15号占6.0%，16号占17.8%，17号占24.7%，18号占18.1%，19号占11.8%，20号占9.7%，21号5.7%。 在11种典型水色中共检出浮游植物67种。其中11号水色检出16种，优势种为诺马斜纹藻（占总数47.1%）和菱形海线藻（占总数29.8%）。12号水色共检出16种，优势种为原甲藻（占总数40.85%）和圆筛藻（占总数20.73%）。13号水色共检出16种，优势种为颤藻（占总数45.58%）。14号水色共检出18种，优势种为拟货币直链藻（占总数56.73%）和膝沟藻（占总数12.87%）。15号水色共检出18种，优势种为诺马斜纹藻（占总数64.76%）。16号水色共检出16种，优势种为拟货币直链藻（占总数69.93%）。17号水色共检出14种，优势种为诺马斜纹藻（占总数62.56%）和膝沟藻（占总数15.76%）。18号水色共检出21种，优势种为拟货币直链藻（占总数71.19%）。19号水色共检出18种，优势种为圆筛藻（占总数94.99%）。20号水色共检出18种，优势种为圆筛藻（占总数87.14%）。21号水色共检出15种，优势种为拟货币直链藻（占总数59.80%）和萎软几内亚藻（占总数17.57%）。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高位池理化因子中对水色的主要影响因素：17:30PH值、养殖生物量、17:30NH3-N、17:30 透明度、水交换量。 对体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 6:30溶解氧、水交换量、17：30水色、饲料投喂量、盐度、17:30透明度、17:30水温、6:30NH3-N。 对对虾本身生物学形状对体重的影响研究表明体长、头胸甲长、胸宽、额剑下缘刺数目对体重的通径系数达到显著水平，它们是直接影响体重的重要指标，其中体长对体重的直接影响（0.428**）最大，是影响体重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头胸甲长（0.290**）和胸宽（0.245**），额剑下缘刺数对体重的直接影响（0.070*）较小；胸高与体重的相关程度很大（0.7923），但它与额剑上缘刺数对体重的直接影响都非常小，主要通过其他性状间接影响活体重，是影响体重的次要因素。

RP-HPLC测定几种花类药材黄酮含量

目的：为充分利用花类药材，建立马蔺花、桃花、月季等15种花类药材中黄酮含量测定的RP—HPLC方法，并比较它们的含量。方法：花类药材用甲醇提取，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药材中槲皮素、山柰酚、异鼠李素3种黄酮苷元。结果：采用KromasilC_18柱（4．6mm×250／mm，5μm），以甲醇-0．1％磷酸（50：50）为流动相，可使3种黄酮苷元达到基线分离，其中马蔺花含槲皮素1．536％，桃花含山柰酚0．572％，茶花含异鼠李素0．029％，皆为听测样品中最高。结论：本实验首次采用RP—HPLC法测定这15种花类药材的总黄酮含量，本方法操作简便，快速，准确，可作为黄酮的定量分析方法。

青海省三江源区人工草地生态系统CO_2通量

了解三江源人工草地净生态系统CO_2交换(Net ecosystem CO_2 exchange, NEE)的季节变化规律和主要生物因子及环境因子对这些过程的影响将有助于认识青藏高原人工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生态价值、功能,以及对三江源区的生态安全的重要意义.该研究利用涡度相关技术,于2005年9月1日至2006年8月31日对位于青海腹地的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人工草地的NEE及生物和环境因子进行观测,阐明NEE及其组分的动态变化特征和影响因子.三江源区人工草地生态系统的日最大吸收量为2.38gC•m~(-2)•d~(-1),出现在7月30日.日间最大吸收率和最大排放率都出现在8月,分别为-6.82和2.95/μmol CO_2•m~(-2)•s~(-1).在生长季,白天的NEE主要受光合有效辐射(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PAR)变化控制, 同时又与叶面积指数和群落多样性交互作用,共同调节光合速率和光合效率的强度.最大光合同化速率为2.46～10.39μmol CO_2•m~(-2)•s~(-1),表观初始光能利用率为0.013～0.070μmol CO_2•μmol~(-1)PAR.在碳交换日过程中,NEE并不完全随着PAR的增加而增大,当PAR超过某一值(>1200μmol•m~(-2)•s~(-1))时,NEE随PAR的增加而降低.受温度的影响,生长季的生态系统的呼吸商Q10(1.8)小于非生长季节的(2.6).生态系统呼吸主要受温度的控制,同时也受到叶面积指数的显著影响.生长季昼夜温差大并不利于生态系统的碳获取.三江源区人工草地生态系统是一个较强的碳汇,为-49.35gC•m~(-2)•a~(-1).

高寒小嵩草草甸暖季草场主要植物种群的生态位

对高寒小嵩草草甸不同放牧强度下20种植物种群的优势度、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重叠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过2年的放牧实验,对照、轻度和中度放牧组的主要优势种均为小嵩草和垂穗披碱草,重度放牧组的主要优势种为鹅绒委陵菜和阿拉善马先蒿;由于小嵩草、矮嵩草和线叶嵩草具有耐牧和耐践踏等生物学特点,它们的生态位宽度很大(0.938,0.824,0.815);垂穗披碱草由于其耐牧和耐旱性较差,生态位宽度相对较小(0.805),且青海野青茅、异针茅、针茅、紫羊茅和双叉细柄茅等禾本科牧草的生态位宽度在放牧强度梯度上均较小(0.226,0.448,0.445,0.608,0.605),说明放牧抑制了高大禾草层片的发育,为植株矮小的莎草科牧草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异针茅和针茅之间、甘肃马先蒿和阿拉善马先蒿之间生态位重叠较小(0.500,0.572),这是种间对资源利用上分化的结果.分布于放牧演替系列2个极端的种群间生态位重叠较小,表明物种的分布是既间断又连续的.

点地梅属的分子系统学、生物地理学和垫状形态的趋同进化

报道了青藏高原地区的点地梅属Androsace L.及羽叶点地梅属Pomatosace Maxim.共14种29个居群的ITS与trnL-F DNA序列各27与25条;并结合已报道相关种类的有关序列,构建了"点地梅群"的分子系统发育树.研究发现"点地梅群"的4个属为一单系类群,含有两个稳定的分支:一支全部由点地梅属的种类组成,另一支分别由羽叶点地梅属、Douglasia Lindley、Vitaliana Sesler和9种点地梅属植物组成;点地梅属裂叶组sect. Samuelia Schlechtd.的3个种与点地梅组sect. Androsace的2个种在3套序列分析中位于不同的系统位置.各分支基部的种都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及青藏高原东部,分子地理标记的结果支持形态学提出该地区为"点地梅群"植物起源地的假设.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向欧洲及其他北半球地区存在不同时期内多个进化支的多次扩散.粗略的时间估算表明该群植物可能是在第三纪的中新世以来才开始发生的.垫状种类分别在青藏高原和欧洲独立起源,而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分化要早于在欧洲的分化,在前一地区可能与青藏高原自中新世开始发生的造山运动、形成高海拔的山地有关,而在后一地区则是与第三纪末至第四纪的冰期气候反复波动有关.垫状植物在青藏高原上的大规模分布则可能较晚,与冰期结束后全新世晚期气候再次变冷有关.一些物种种

角百灵和小云雀的巢址选择与竞争共存

于2000---2002年的鸟类繁殖期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测定了27窝角百灵(Eremophtla alpestns)和43窝小云雀(Alauda gulgula)的巢址特征，观察了两者在繁殖期巢数的季节变化，并运用稳定性同位素技术测定了育雏食物，对两种百灵的巢址特征和食物重叠度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两者的巢址特征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角百灵的巢开放度为92．16％，小云雀的为34．61％，前者的巢开放度显著大于后者(P<0．01)；角百灵距巢100 em范围内遮蔽物的数量为0．070．26，小云雀的为2．571．19，前者显著少于后者(P<0．01)；角百灵巢址植被的高度和盖度也显著小于小云雀的(P<0．01)。角百灵和小云雀均以小型昆虫育雏，育雏食物的资源重叠程度很高，为O．8957；而且两者的繁殖季节和繁殖强度也是相互重叠的。这两种百灵鸟类在巢址的选择上存在着一种代价和利益的权衡关系，巢址选择是捕食压和热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共存的机制是巢址上的分化。

Extraction of Nitraria tangutorum seed oil by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and determination of free fatty acids by HPLC/APC/IMS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The seed oil from Nitraria tangutorum samples was obtained by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extraction methods. The extraction parameters for this methodology, including pressure, temperature, particle size and extraction time, were optimized. The free fatty acids in the seed oil were separated with a pre-column derivation method and 1,2-benzo-3,4-dihydrocarbazole-9-ethyl-p-toluenesulfonate (BDETS) as a labeling regent, followed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The target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mass spectrometry with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APCI in positive-ion mode). HPL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in compositions of the seed oil samples were free fatty acids (FFAs) in high to low concentrations as follows: linoleic acid, oleic acid, hexadecanoic acid and octadecanoic acid. The assay detection limits (at signal-to-noise of 3:1) were 3.378-6.572 nmol/L. Excellent linear responses were observed,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greater than 0.999. The facile BDETS derivatization coupled with mass spectrometry detection a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ly sensitive method for analyzing free fatty acids in seed oil by supercritical CO2 extraction. The established method is highly efficient for seed oil extraction and extremely sensitive for fatty acid profile determination. (C) 2007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Cloning of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 alpha cDNA from a high hypoxia tolerant mammal -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I is a transcription factor composed of HIF-1alpha and HIF-1beta.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of cell response to hypoxia.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is a high hypoxia-tolerant and cold adaptation species livin only at 3000-5000m above sea level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this study, HIF-1alpha cDNA of plateau pika was cloned and its expression in various tissues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lateau pika HIF-1alpha cDNA was highly identical to those of the human (82%), bovine (89%), mouse (82%), and Norway rat (77%).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 (822 bp) showed 90%, 92%, 86%, and 86% identities with those of the human, bovine, house mouse, and Norway rat, respectively. Northern blot analyses detected two isoforms named pLHIF-1alpha and pSHIF-1alpha. The HIF-1alpha mRNA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the brain and kidney, and much less in the heart, lung, liver, muscle, and spleen,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mouse mRNA. Meanwhile, a new variant of plateau pika HIF-1alpha mRNA was identified by RT-PCR and characterized. The deduced protein, composed of 536 amino acids, lacks a part of the oxygen-dependent degradation domain (ODD), both transactivation domains (TADs), and the nuclear localization signal motif (NL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IF-1alpha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ika's adaptation to hypoxia, especially in brain and kidney, and pika HIF-1alpha function pattern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ouse HIF-1alpha. Further-more, for the high ratio of HIF-1alpha homology among the animals, the HIF-1alpha gene may be a good phylogenetic performer in recovering the tru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taxa. (C) 2004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东天山红山高硫型浅成低温铜-金矿床氧化带的形成机理和硫酸盐矿物的系列发现及意义

Located in the Paleozoic uplift along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u-Ha basin in eastern Xinjiang, the newly discovered Hongshan Cu-Au deposit occurs in the superimposed Mesozoic volcanic basin upon the north section of later Paleozoic Dananhu-Tousuquan accretionary arc. Kalatage Cu-Au orebelt is controlled by NWW-trend faults, and includes Hongshan and Meiling Cu-Au deposits. The host rocks of Hongshan ore district are mainly rhyolitic-dacitic ignimbrites, whereas Cu-Au mineral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quartz porphyry, rhyolitic porphyry and granitic porphyry. Mineralization styles are dominantly veinlet-disseminated and veinlet, occasionally stockwork. The mineral association is chalcopyrite, pyrite, bornite, chalcocite and sphalerite. The hydrothermal alteration consists of silicfication, sericitization, alunitization, pyrophylitization, illitization, hydromuscovitization, and chloritization. Hongshan Cu-Au deposit, on the edge of the desert, is one of the driest areas in eastrn Tianshan. Moreover，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has been up to 60℃, and the average rainfall receives only 34.1mm/y. The light rainfall and rapid evaporation in the vicinity of this deposit have allowed the formation of a great variety of water-soluble sulfates. Oxidization zone of this deposit lies on the upper part of primary sulfide orebodies appearing with a depth of 50-60m, which is dominant in sulfate minerals. 1. Based on the field observation, the volcanic and sub-volcanic rock composition, hydrothermal alteration, ore structure and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Hongshan Cu-Au deposit belongs to a transitional type from high-sulfide epithermal to porphyry Cu-Au deposit, which corresponds with the typical HS-epithermal deposit such as Zijinshan Au-Cu deposit in Fujian Province, SE-China. 2. The Hongshan copper-gold deposit was controlled by the tectonic, stratum, magma activity and volcanic apparatus, whereas Au mineral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quartz porphyry, rhyolitic porphyry and fine grained pyritization in hydrothermal activity, and Cu mineral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quartz porphyry and hydrothermal explosive breccia. 3. Oxidation zone of Hongshan Cu-Au deposit lies on the upper part of primary sulfide orebodies deposit. 23 sulfate minerals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work. The results of samples XRD and chemical analysis were furthermore confirmed through thermal, infrared spectrum and mössbauer spectrum analysis. Among those, nine minerals as Ferricopiapite, Cuprocopiapite, Rhomboclase, Parabutlerite, Krausite, Yavapaiite, Metasideronatrite Kroehnkite and Paracoquimbite were founded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Paracoquimbite was secondly reported in the world (first case reported at 1938 in Chile). 4. EPMA analysis shows that Al impurity in crystal lattice is important to polytype formation of paracoquimbite and coquimbite besides stack fault. 5. Compared with Meiling Cu-Au deposit in the same Kalatage ore bel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δ34S of barite, lithofacies, hydrothermal alteration and homogeneous temperature, Hongshan Cu-Au deposit belongs to the same metallogenic system of HS-epithermal type as Meiling Cu-Au deposit. But Hongshan Cu-Au deposit has less extensive alteration and shallower denudation. 6. Sulfur isotope analyses show that δ34S values of pyrites vary in the range of +1.86‰~+5.69‰, with an average of 3.70‰, mostly in the range of +1.86‰~+3.20‰, and δ34Scp<δ34Spy. Therefore ore-forming fluid of porphyry comes from mantle and was contaminated by the earth’s crust. Sulfur isotope has reached balance in ore-forming process. 7. Sulfur isotope analyses show that δ34S values of sulfates vary in the range of +2.15‰~+6.73‰, with an average of +3.74‰, mostly equals as δ34S values of primary sulfides in Hongshan Cu-Au deposit. So supergene sulfates inherit sulfur of primary sulfide. δ34S values are mostly same in different sulfates. As well as pyrite and chalcopyrite, volcanic hot spring and associated native sulfur underground also provide water medium and sulfur dur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ulfate. 8. According to the EPMA of sample chalcopyrite and pyrite in Hongshan Cu-Au, the value of Cu/Ni is 0.98-34.72, mostly close to the value of 5, which shows that Hongshan deposit is a typical volcanogenic magmaic hypothermal deposit. Au and Ag, Zn, Te and Bi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 Cu and Hg, Se, Sb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 indicates Au and Cu don’t locate in the factor of mineralization of same mineralization groups. The reasons of gold concentration in the oxidation zone are: 1). Change of redox potential (Eh) makes gold to deposit from the liquid of mineralization zone; 2). PH is one of the most factors of gold’s deposition; 3). Soluble complex and colloid of gold can be adsorbed easily. 9. The biotite and hornblende K-Ar isotopic ages from the wall rock－quartz diorite, biotite granite and monzonite granite are 231.99±3.45Ma, 237.97±2.36Ma and 296.53±6.69Ma respectively. The ore-bearing rhyolitic breccia lava contains breccia of the biotite granite which indicates the volcanism and related Cu-Au mineralization occurred later than the granite, possibly in Mesozoic. K-Ar ages of granitoids in Sanya, Baishiquan and Hongliugou area and Molybdenite Re-Os age of Baishan Mo deposit all are in Triassic. Besides late Paleozoic magmatism, igneous magmatic event of Mesozoic was widespread in eastern Tianshan. 10. The K-Ar age dating indicates that the K-Ar age of Voltaite occurred below surface 1m is 56.02±3.98Ma, K-Ar age of Ferricopiapite occurred below surface 1.5m is 8.62±1.12Ma, K-Ar age of Yavapaiite occurred below surface 14 m is 4.07±0.39Ma, and K-Ar age of Voltaite occurred below surface 10 m is 14.73±1.73Ma. So the age interval of oxidation zone of Hongshan copper-golden bed is between 60 -3.38Ma. Oxidization occurred at Caenozoic era (from 65Ma), which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comparing with different deposits oxidation zone in other countries. The coupling between global tectonic event and climatic change event which occur from Caenozoic era has some effect on epigeosphere system, which can act on the surface of bed oxidation zone similarly. It induces that the age mentioned above coincide with collision of India-Asia and multistage uplifting of Qinhai-Tibet Plateau happened subsequently. Bed oxidation zone is the effect and record of collision and uplifting of Tibet Plateau. The strong chemical weathering of surface accumulation to which was leaded by PETM event occurred Paleocene and Eocene is the reason of Voltaite sharply rises. On the contrary, Ferricopiapite formed due to the global cold weather. The predecessor did much research through biota, isotopes, susceptibility, but this paper try to use different sulfate mineral instead of climatic change. So the research of sulfate minerals not only indicates a great deal of oxidized zone feature, but also the intergrowth of sulfate minerals may be used to trace paleoenviroment and paleoclimate of oxidation zone. 11.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of alteration and mineralization features of four bore cores, induced activity polarization well logging and Eh-4 geophysical section, deep mineralization anomaly objects of Hongshan ore districts shows low resistance, middle and high polarization, measurements of Eh-4 consecutive conductance section show the existing of concealed porphyry ore body deeper than 450m, on the top of and around rock body there are low resistance body ranged from 100-300Ω•m, this area may be the ore-bearing part. In a word, Hongshan Cu-Au deposit deposit is a combine of upper HS-style epithermal Au deposit and deeper porphyry mineralization system. It has great potential to find large HS-style epithermal-porphyry Au-Cu deposits. This paper consists of seven chapters and twenty seven sections.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 of deposit is basic condition in this work. Constitute of oxidation zone, research of sulfate mineral, relation between oxidation and primary zone, K-Ar ages of potassic sulfate are key parts of thesis. Genesis of ore deposit is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this research. Analysis of ore-controlling factors is the penetration above basic. Analysis of potential is application of exploration.

散落核素^7Be和^137Cs在洱海和红枫湖沉积物中蓄积对比

沉积物柱芯分别采自滇西地区的洱海和黔中地区的红枫（及百花）湖，散落核素^7Be和^137Cs在沉积物中的蓄积特征对比分析表明，^7Be在洱海及红枫湖沉积物中的累计值分别为（237±73）Bq/m^2和（783±44）Bq/m^2；按校正到沉降年代的数值，1986年以前^137Cs的累计值分别为（519±26）Bq/m^2及（3704±56）Bq/m^2。由模式计算获知，（1）^7Be和^137Cs在红枫湖沉积物中的蓄积以侵蚀影响为主；在洱海的蓄积受直接散落控制。（2）在洱海和红枫湖地区^7Be大气散落累计值分别为（0．07±0．02）Bq/cm^2及（0．08±0.01)Bq/cm^2；1986年以前^137Cs大气散落累计值分别为（0.11±0.01)Bq/cm^2及（0.37±0.01)Bq/cm^2，显示出滇西与黔中地区之间^137Cs散落的地区差异。这一现象可能反映出青藏高原对滇西地区存在着全球性大气扩散污染物散落的屏蔽效应。

红枫湖沉积物中汞的环境地球化学循环

基于冷原子荧光测定方法对红枫湖沉积物及孔隙水中总汞、甲基汞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控制因素进行了分析.红枫湖沉积物总汞含量为（0.392±0.070）μg/g,高于世界其它背景区汞浓度,也高于处于同一流域的乌江渡水库和东风水库,表明红枫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汞污染.2个采样点总汞无明显的季节变化,但其剖面分布都有在上层富集的趋势.沉积物甲基汞浓度在春季最高,其余季节则没有明显差异,甲基汞峰值出现在表层0-8 cm以内,与红枫湖沉积物中硫酸盐还原菌活动区域一致.沉积物甲基汞浓度的季节变化和剖面最大峰值分布,主要受氧化还原带的季节性迁移所控制.红枫湖孔隙水中总汞的浓度及在固/液之间的分配系数主要和随季节变化的温度或氧化还原条件有关,与沉积物固相中总汞浓度和分布相关性不大,而孔隙水中甲基汞浓度则和沉积物甲基汞浓度存在着极显著的相关性（r=0.70,p〈0.001）.沉积物和孔隙水甲基汞浓度除受到固/液分配系数影响外,主要还受到甲基汞产生过程控制.

贵州红枫湖沉积物有机质的酶及微生物降解

本文通过DNA、а-葡萄糖苷酶和硫酸盐还原菌等的变化，研究了贵州红枫湖沉积物中有机质的酶及微生物降解。有机质在微生物及其分泌的胞外酶的作用下被降解，在沉积物深度11cm以下被降解到相对较低的含量。DNA的分布表明表层9cm的沉积物深度内微生物的活动较为强烈，是微生物降解有机质的主要位置。А-葡萄糖苷酶在悬浮层含量最高，达0.75 umol·min-1·g-1干沉积物，提示有机质中的淀粉和糖原等物质在悬浮层降解较为激烈，被大量分解；随着沉积物深度的增加а-葡萄糖苷酶活性减弱, 在有机质降解明显开始变缓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