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乌素沙地中间锦鸡儿根瘤菌遗传多样性对柠条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科学（BiodiversityScience）的国际规划提出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是整个研究计划五大核心的核心.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三个水平,其中遗传多样性是其它两个水平多样性的基础和最终来源.该文在实验室多年研究毛乌素沙地柠条遗传多样性的基础上,分别从表型（生理生化）、蛋白质、同工酶以及遗传型（rDNA）水平探讨中间锦鸡儿根瘤菌的遗传多样性,并模拟沙地生境,建立人工共生体系,以期发现最有效的共生伙伴关系,这不仅有得提高毛乌素地区农牧业产量,更重要的是在当今沙尘暴肆虐的情况下,发挥柠条防风固沙的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1.毛乌素沙地中间锦鸡儿根瘤菌遗传多样性(1)全细胞可溶性蛋白质谱将供试中间锦鸡儿根瘤菌菌株分为两大类群，其中硬梁覆沙地菌株GH72不同于来自沙丘顶部和底部的菌株，而且中间锦鸡儿根瘤菌独立于参比菌株。酯酶同工酶谱分析表明，中间锦鸡儿根瘤菌与参比菌株仅存在一个等位酶位点差异，其余等位点与参菌株共享，因此，酯酶同工酶反映出中间锦鸡儿根瘤菌的异质性。(2)16SrDNA部分序列与16S-23S rDNA IGS结果表明，所有供试菌株扩增产物均较前人报道的分子量偏高。经16S rDNA PCR-RFLP分析，中间锦鸡儿根瘤菌共形成12种基因型，表现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其中属于基因型2的菌株占42.4%。代表菌株GH33 16S rDNA全序列结果显示，与已知的快生型根瘤菌同源性在95%以上。(3）中间锦鸡儿根瘤菌生理生化反应特性B．T．B实验证明所有中间锦鸡儿根瘤菌均产酸，符合快生型根瘤菌的特征．唯一碳源测试显示，95%中间锦鸡儿根瘤菌不利用淀粉，33%菌株不利用乳糖，对其他测试碳源不具有选择性。检洲在不同盐离子浓度、不同酸性梯度以及不同温度条件下菌株生长状况，发现毛乌素沙地中间锦鸡儿根瘤菌具极强的耐盐性．53.8%的菌株可以在9%NaCl的YMA培养基生长．75%的菌株在pH4．O和pHl0,0 环境中仍能生长，66.7%菌株在60℃处理1 0min后仍具有生活力。体现出对于干旱沙地的适应。 2．不同实验共生系统中植物和根瘤菌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14株根瘤菌分与三个柠条种（小叶锦鸡儿，中间锦鸡儿和柠条锦鸡儿）回接，用土壤上覆沙模拟毛乌索沙地景观生态条件，以多石砾贫瘠土壤为对照，比较不同基因型柠条与根瘤菌人工共生体的长和结瘤与生境的关系，初步证明根瘤菌很可能是该生态系统的关键种。寄主植物与共生根瘤菌的遗传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与生态环境有关。实验还表明，选择适当的共生组合对于防治沙漠化有很大潜力。3．银染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检测RAPD遗传模式以85株小钻杨F2代为材料，用本实验室改良的银染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检测RAPD遗传模式。结果表明，仅用9个引物共扩增到399个位点，其中98个位点表现为多态性，卡方测验显示，79个多态位点符合经典的孟德尔遗传(3：1)，占多态位点80.6%。这种改良的检测RAPD标记的方法必将推动RAPD标汜构建连锁图谱的进程。

利用反义RNA技术进行木质素生物合成调控的研究

木质素是一类酚类次生代谢产物，在植物体内行使重要的生理功能，但它却是形成造纸污染的主要来源。利用基因工程手段，在分子水平调节木质素的生物合成，降低木质素的含量或改变组分以培育适合造纸的植物原料树种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环保效益。本研究利用反义RNA技术，主要围绕木质素合成三种相关酶咖啡酸-O-甲基转移酶（COMT）、咖啡酰辅酶A-O-甲基转移酶(CCoAOMT)、4-香豆酸：辅酶A连接酶（4CL）的基因对植物木质素生物合成途径调节的研究，取得如下进展： 1.农杆菌介导法将COMT和CCoAOMT基因的单价和双价的反义表达载体导入烟草，比较了两个甲基化酶的功能。PCR-Southern和Northern点杂交结果表明反义基因已整合到烟草基因组DNA上，并在转录水平表达。两种反义基因对木质素生物合成调节的效果显示，CCoAOMT能更有效地调节木质素生物总量的合成，COMT仅特异调节S木质素的合成。表达反义CCoAOMT基因的转基因毛白杨，内源CCoAOMT基因的表达在转录和蛋白水平均受到抑制，最终引起转基因植株木质素含量普遍降低，最多降低达26.20%，筛选出木质素含量下降10%以上的转基因毛白杨株系8个，为源头治理造纸废水污染奠定了基础。 2． 对克隆的4CL基因进行了表达特性分析， RT-PCR分析表明，分离的毛白杨4CL基因主要在木质部丰富表达，叶中表达量较少，树皮中不表达。在毛白杨的一个生长季，该基因表达显示明显的双锋特征，该表达模式与木材早材和晚材的发育时期相吻合，表明分离的毛白杨4CL基因与木质素的生物合成密切相关。农杆菌介导法将反义4CL基因导入烟草和毛白杨，利用分子生物学检测手段对转化植株进行筛选，获得批量转基因植株。Klason木质素含量测定分析表明，抑制内源4CL基因表达，能有效降低转基因植物中的木质素含量，且不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和发育以及碳水化合物的合成。转基因毛白杨的茎杆上一些区域呈红棕色，颜色的深度与转基因毛白杨木质素含量的下降幅度呈一定的正相关性，颜色变化可作为转基因植株筛选的一个辅助指标。现已获得木质素含量下降10%以上的转基因株系3个，最多下降达41.73%，可供中试与制浆实验，为培育低木质素环保型毛白杨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3.为了优化现有的表达框架，使目的基因更有效地调节木质素的生物合成，应用PCR技术从毛白杨基因组中分离得到C4H(肉桂酸4—羟基化酶)基因启动子片段（GenBank注册号：AY351673）。GUS荧光活性分析和组织化学染色显示，该启动子在一些木质化的组织和器官中特异表达，随着组织成熟度和木质化程度的增加，表达活性逐渐增强，并且该启动子受伤诱导。反义CCoAOMT基因在C4H启动子的调控下，会引起转基因烟草木质素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不影响碳向碳水化合物的转换合成，对植物的生长发育也无明显负效应。这些结果证明了从毛白杨中分离的C4H 启动子可以应用于造纸原料树种材性改良的遗传工程操作。 4．首次从水稻中华10号（Oryza sativa L. ssp. japonica）分离了CCoAOMT基因家族的三个成员，对其基因结构及表达特性的分析表明，该基因家族的三个成员与水稻的木质化进程关系密切，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单子叶植物中的甲基化途径发生机制，为高产水稻抗倒伏和茎杆饲料作物的遗传改良奠定了基础。

水稻灌浆期籽粒与 胚乳发育的蛋白质组学分析

籽粒的灌浆是将光合器官合成的有机物贮存在籽粒中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决定了籽粒的产量及品质。先前研究表明灌浆籽粒中贮存物质的累积是各种代谢活动和细胞学过程协同作用的结果，但灌浆的分子机制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水稻是研究籽粒灌浆的优良模式材料，不仅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淀粉食物来源，更重要的是其全基因组的测序完成为分子机制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我们对发育水稻籽粒的观察表明在开花后6 天，籽粒就已完成了胚的分化和胚乳的细胞化；此后籽粒经历了一个显著的细胞增大过程，并在开花后12 天左右达到成熟籽粒的大小；而籽粒的灌浆过程起始于开花后6 天，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开花后20 天。因此，我们将开花后6 天到20 天的籽粒分为8 个连续的发育阶段进行动态的蛋白质组分析，396个蛋白点的表达在灌浆过程中发生了两倍以上变化。质谱鉴定得到的345 个差异表达的蛋白划分为10 个不同的功能类别。其中新陈代谢类（45%）和蛋白合成/终点（destination）类（20%）两个功能类别中就包括了大多数的差异表达蛋白，预示着这两类蛋白在籽粒发育中的重要性。蛋白功能群的表达分析显示与淀粉合成和乙醇发酵相关的蛋白在发育过程中大幅度的上调，而与碳代谢中心过程（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相关蛋白呈现明显的下调趋势。大多数的功能类或（亚类）也呈现出下调的表达趋势，如细胞生长/分裂类，蛋白合成类，水解类，信号传导类和转录类。蛋白表达分析的结果表明蛋白的表达随籽粒的发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与籽粒在不同阶段的发育和代谢过程密切相关并协调一致，是细胞从生长分裂过渡到以淀粉合成为中心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说明代谢重点由中心碳代谢向乙醇发酵的转变对于籽粒的发育和淀粉的合成与累积具有重要意义。 籽粒发育的研究表明在长到成熟籽粒大小后（开花后12 天），籽粒的代谢集中到淀粉累积途径上，一直持续到进入脱水期（18 天），绝大多数淀粉合成相关蛋白在这期间到达表达的顶点。为了解淀粉累积关键时期淀粉合成关键部位（胚乳）的发育规律，我们进一步应用DIGE 技术对这一淀粉累积关键时期（灌浆中后期，开花后12 到18 天）的蛋白表达特性进行分析。细胞学的观察发现胚乳在灌浆后期先后经历了过氧化氢的爆发、半透明胚乳的形成以及胚乳细胞死亡事件。相应的DIGE 分析显示有321 个蛋白点在胚乳的后期发育中发生了显著的表达变化。细胞学的观察结合DIGE 分析显示胚乳的后期发育是一个典型的衰老过程：细胞结构的崩溃；氧化自由基的爆发；脱水干燥；蛋白、脂类和DNA 由同化作用向异化作用的代谢转化。与代谢转化相伴随的细胞营养的重新分配是胚乳后期发育的一个显著过程。DIGE分析全面展示了参与营养重新分配相关蛋白在后期发育中的表达变化，为细胞学中观察到的有机物向淀粉的转化提供了清晰的蛋白水平的证据支持。在鉴定的差异表达蛋白中有2/3 的蛋白是已知的对氧化电位变化敏感的蛋白，表明由H2O2 爆发形成的氧化压力将引起氧化还原调控从而对胚乳的后期发育进行全面的影响。而其中与碳元素代谢相关的代谢途径中尤其富含氧化还原电位敏感的蛋白，表明后期的营养重新分配以及淀粉的累积受到氧化还原电位的紧密调控。另一方面，H2O2 的爆发激发了胚乳中的抗氧化体系。由抗氧化蛋白（如thioredoxin、抗坏血酸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氧化还原敏感蛋白、代谢中间产物以及glyoxalase 构成的抗氧化体系在胚乳后期发育中协同作用调节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从而控制胚乳细胞衰老的节奏。另外，我们发现与RraA 相关的转录本的调控在胚乳发育末期急剧上调，在调控的代谢途径、调控时间以及调控的部位与氧化还原调控相重叠，并且支持RraA 活动有利于胚乳细胞对氧化压力的适应。所有这些结果表明内生的过氧化氢（或氧化自由基）在胚乳的后期发育和淀粉累积中起到核心的调控作用。

中国冬小麦品种对臭氧、二氧化碳和干旱的响应

臭氧属于二次污染物，它是由机动车、工厂等人为源以及天然源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一次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光化学反应形成的。O3 是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可对植物生长产生抑制。近几十年来，全球O3 污染的格局正在发生着巨大改变。由于北美及西欧等经济发达地区采取了有效控制臭氧形成前体物的措施，其空气中的O3 浓度在减少，而亚洲等经济发展中地区的O3 形成前体物的排放却在急剧攀升，导致大气中O3 浓度显著增加。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汽车保有量的迅猛增加导致O3 前体物的大量排放，许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空气中的O3 浓度超过了75ppb。由于O3 污染将导致农作物产量显著降低，因此，亚洲尤其是中国O3 污染对本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科学家的广泛关注。然而，在中国开展的关于O3 对植物生长及生产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已有的几篇研究报道确实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地区的O3 浓度可导致冬小麦产量大幅下降，并预测到2020 年由O3 污染将引起小麦产量进一步降低。 植物对臭氧的反应或敏感性取决于诸如叶片导度、叶片结构及生化解毒等很多方面。首先，由于高叶片导度将吸收较多的臭氧量，因此，叶片导度通常被认为是决定抗性最为重要的因子。处于湿润条件下的植物，通常具有较高叶片导度，受到臭氧危害的程度一般也较大。其次，植物抗氧化胁迫能力的大小也决定着其对臭氧的敏感性。同一植株的老叶首先表现出伤害症状，这是由于老叶的抗氧化能力差于新叶，体现在抗坏血酸和谷胱甘肽含量及抗坏血酸氧化物酶和谷胱甘肽还原酶活性低于新叶。另外，叶片对臭氧的敏感程度与其叶片结构关系密切，拥有较大的细胞间隙对抗污染特性至关重要，由于叶片上表面的栅栏组织较海绵组织致密，因此通常较早表现出伤害症状。 影响植物对臭氧反应的环境因子很多，诸如光照、水气压亏、温度等。由于臭氧主要通过气孔进入植物体内，因此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显著调节气孔导度的环境因子，如土壤水分状况和在未来可能会与大气中臭氧浓度同步增加的CO2 浓度。CO2 浓度升高可降低植物的气孔导度，因此，CO2 浓度升高可减少叶片对O3 的吸收量。同时，大气CO2 浓度升高可提高净同化速率，可导致气孔的部分关闭而减少蒸腾，从而显著提高植株的水分利用效率，最终促进作物生长并提高产量。然而，二者对作物产量的交互影响尚不明确。水分胁迫被认为是影响O3 对植株伤害的一个重要环境因子。与正常供水相比，水分胁迫常常伴随着气孔导度的降低，导致进入到植株体内的O3 量相对较少而减轻植株受到的伤害程度。然而水分供应不足本身将导致小麦生长降低及产量下降。因此，水分亏缺可能会保护植株免受O3 伤害，同时也可能会加剧对植株的胁迫。 高浓度臭氧环境下，植物表现出较低的气孔导度。但研究表明，对臭氧敏感性不同的植物其气孔导度对臭氧的反应程度不同。臭氧对气孔的作用将影响植物生产力，同时也将影响植物对其它环境胁迫如干旱等的反应。短时间臭氧熏蒸小麦导致叶片细胞膜系统受损、光合产物输出受阻;而长期受臭氧污染后，小麦叶片的光合速率、光化学效率、叶绿素含量和蔗糖含量均显著降低，并与臭氧剂量的大小和峰值出现的早晚有关。O3 浓度升高将抑制光合作用，减少气孔导度，加强呼吸作用，改变C 同化物分配，加快叶片的衰老。众多研究表明，O3 导致的光合能力下降主要是由Rubisco 最大羧化效率降低导致;而O3 对光合器官捕获光的能力及光合电子传递速率的影响是光合作用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尽管已有不少关于不同物种间对O3 敏感性的种间差异研究，然而育种方法或育种地点对中国不同冬小麦品种的O3 敏感性的影响尚不清楚。因此，我们假设育种年代、育种方法及地点将交互影响冬小麦品种对O3 的生长及生理响应。为进一步明确基因对冬小麦O3 敏感性的控制，研究了普通六倍体冬小麦的近缘体对O3 敏感性的差异。CO2 浓度升高及干旱胁迫对小麦臭氧敏感性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论文主要从生理生化、生长及产量水平上来阐释O3 浓度升高、CO3加倍、干旱对冬小麦生长及生产影响的机理。 本研究主要是在温室中的上部开口的生长箱（open-top chamber, OTC）中进行。先后开展了四个盆栽实验研究，主要目的是确定中国不同基因型冬小麦种或品种对臭氧的敏感性及其反应机理;确定CO2 浓度升高及干旱在减轻O3 伤害方面的作用及其机理。实验材料为中国不同年代选育出的小麦品种，即1745年至2004 年间选育出的20 个品种和7 个小麦材料。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相对生长速率、异速生长系数、叶绿素荧光、抗氧化活性、可溶性蛋白质含量、膜酯过氧化、气体交换、光合能力、叶绿素含量、暗呼吸、生物量及籽粒产量。实验研究得到的主要结果如下： 1) O3 升高显著降低整株及地上和地下部分的相对生长速率，显著降低异速生长系数、可变荧光、最大光化学效率、量子产额、光化学淬灭系数以及电子传递速率，但提高了非光化学淬灭系数。冬小麦不同品种对O3 的敏感性随育种年代的增加而增大，并与对照植株相对生长速率呈正相关。尽管近年来环境中的O3 浓度比过去显著增加，但新近育出的品种对臭氧的抗性却没有表现出协同进化效应。通过杂交选育的品种对臭氧的敏感性大于通过引进的和重选的品种。从生长和光合生理上来看，不同小麦品种对臭氧的敏感性与育种地点没有相关性，表明冬小麦品种对臭氧的适应能力与其生长环境下的臭氧浓度无关。因此，对臭氧相对敏感的冬小麦品种主要是由培育中较高相对生长速率或较高光合能力的杂交育种方式决定的，而与选育地点环境中的臭氧浓度无关。 2) 臭氧显著降低叶片中抗坏血酸（AsA）和可溶性蛋白的含量，但提高了过氧化物酶（POD）的活性和膜酯过氧化物（MDA）的含量。臭氧浓度升高抑制饱和光强下的净光合速率（Asat），降低气孔导度（gs）和总叶绿素含量，而显著提高暗呼吸速率（Rd）和胞间CO2 浓度（Ci）。臭氧导致总生物量降低，但地下部生物量受到的影响大于地上部。不同基因型小麦对臭氧的潜在敏感性与实际观察到的抗臭氧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冬小麦品种对臭氧的敏感性与臭氧环境下植株气孔导度和暗呼吸速率相关。臭氧导致Ci 浓度升高以及膜酯过氧化，由此得出臭氧导致的净光合速率主要是由于臭氧降低了叶肉细胞活性及细胞膜的完整性。新品种对臭氧相对敏感，主要是由于其具有较高的气孔导度抗氧化能力下降幅度较大以及较低的暗呼吸速率，从而对蛋白和细胞膜完整性造成较高的氧化伤害。 3) 臭氧对冬小麦光合和生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种间差异。原初栽培种表现出最大的抗性，当代品种次之，而野生种对臭氧最为敏感。在普通冬小麦不同基因组供体中，钩刺山羊草（Aegilops tauschii，DD）对臭氧最敏感，其次为栽培一粒小麦（T. monococcum，AA），而圆锥小麦（Triticum turgidum ssp.Durum，AABB）对臭氧的抗性最大。因此，当代冬小麦品种对臭氧的敏感性可能是与其D 染色体供体-钩刺山羊草对臭氧敏感有关，而与其A、B 染色体供体-圆锥小麦的关系相对较小。 4) CO2 浓度升高提高了老品种和新品种的Asat，最大羧化速率（Vcmax），最大电子传递速率（Jmax）、光和CO2 饱和光合速率（Amax）。与之相反，臭氧显著降低了这些生理参数。虽然两品种对CO2 的响应没有显著性差异，但CO2浓度升高均有效保护了臭氧对它们的伤害。这种效应与CO2 浓度升高引起的气孔导度降低无关，而与代谢活性的提高有关。 5) 水分胁迫和臭氧分别都显著降低了 Asat 和gs。干旱显著降低Vcmax 和羧化效率（CE），而对Jmax 和暗呼吸（R）的影响不显著。臭氧显著降低冬小麦不同基因型的Vcmax，Jmax，R 和CE。二者均降低了生物量的积累及最终籽粒产量。与六倍体小麦相比，四倍体小麦对干旱相对敏感，但对臭氧却表现出较高抗性。干旱降低了气孔导度从而显著减少了植株对臭氧的吸收量，但两基因型的反应截然不同。干旱使臭氧对六倍体小麦产量和收获指数的伤害分别减少了约16%和50%，而干旱对该四倍体小麦的保护效应不大。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based C4AQ0 and C4BQ0 genotyping: association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southwest Han Chines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complement C4 null genes (C4QO, including C4AQO and C4BQO) and C2 gene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in southwest Han Chinese; 136 patients with SLE and 174 matched controls were genotyped. Methods: C4 null genes were determined by a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procedure with sequence specific primers (PCR-SSP). The 2 bp insertion in exon 29, which was previously identified in non-Chinese populations and caused defective C4A genes, was directly typed by sequencing the whole exon 29 using exon specific primers. The exon 6 of complement C2 was also sequenced in both the patients and controls.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homozygous C4AQO allele was 12.5% (17/136) in patients with SLE compared with 1.1% (2/174) in controls (p<0.001, odds ratio (OR)=12.28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 2.786 to 54.17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homozygous C4BQO allele between patients with SLE and controls (p=0.699). Patients with the C4AQO gene had an increased risk of acquiring renal disorder, serositis, and anti-dsDNA antibodies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C4AQO (for renal disorder, p=0.018, OR=8.951, 95% Cl 1.132 to 70.804; for serositis, p=0.011, OR 4.891, 95% CI 1.574 to 15.198; for anti-dsDNA, p=0.004, OR 7.630, 95%Cl 1.636 to 35.584). None of the patients or controls had the 2 bp insertion in exon 29 of the C4 gene. The type I C2 deficiency was not detected in the 3 10 samples.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deficiency of C4A (not due to a 2 bp insertion in exon 29), but not C4B or C2, may be a risk factor for acquiring SLE in south west Han Chinese; this results in increased risk of renal disorder, serositis, and anti-dsDNA antibodies in patients with SLE. Racial differences seem to be relevant in susceptibility to SLE.

人工湿地小试系统藻类去除效果的变化研究

夏季在水力负荷为800mm/d间歇式进水条件下,研究了人工湿地不同工艺流程的8套小试系统SSP(sys-temofsmallplot)内部水流方向上藻类去除率的变化。结果表明:人工湿地小试系统中,藻类生物量沿水流方向逐渐减少,除藻率在出水处均达到最大值。藻类的去除主要发生在湿地水流方向的前几层,而系统其他层对藻类只有微弱的去除效果。由下行池与上行池构成的湿地系统中,去藻是上、下行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有推流床或塘处理系统参与的湿地系统中,它们对藻类的去除均有一定的作用。去藻作用主要是基质的拦截,不同的水流方

略论武汉东湖枝角类种类演替及其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本文报道了武汉东湖1980—1988年间枝角类的种类演替,并分析了种类演替与主要生态因子间的关系,同时还与他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二十年来,枝角类种类组成已趋于简单,并由六十年代的47种减少为八十年代的26种。优势种群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冬、春季节仍以透明溞(Daphnia hyalina)为第一优势种,但以往夏、秋季节的优势种群隆线溞一亚种(Daphnia carinata ssp.)规模却日趋减少,并趋于消失;而杂食性的短尾秀体溞(Diaphanosoma brachyurum)种

武汉东湖透明溞和隆线溞一亚种的种群变动和生产量

本文报道了1980—1982年东湖二种优势枝角类:透明溞(Daphnia hyalina)和隆线溞一亚种(Daphnia carinata ssp.)的种群变动和生产量的研究结果。分析了影响种群变动和生产量的生态因子。尽管这二种枝角类在一年中有一段共存时间,但高峰期从来是错开的。一般来说,透明溞的高峰期出现在春季或冬季;而隆线溞一亚种则出现在夏季或秋季源沓ㄋ蘑蛘纠此?1980—1982年透明溞的种群密度的年平均值为28.43(17.59—38.50)个/升;隆线溞一亚种为4.64(3.79—5.3

温度对透明溞和隆线溞一亚种发育及生长的影响

透明溞(Daphnia hyalina)和隆线溞一亚种(D.carinata ssp.)的发育、生长与温度的关系极为密切。胚胎发育时间随温度升高而缩短。低温培养的个体普遍大于高温。龄期、寿命也随温度升高而变短。在15—30℃温度范围内,实验种群的内禀增长力(r_m)随温度升高而增加。透明溞的产卵率以20℃为最高,达1.4936;而隆线溞一亚种则在15℃为最高,达1.490。不同种类在各种温度下,卵一胚胎,幼体,成体3个发育阶段所需时间的百分比变化甚小。卵一胚胎占总发育时间(从卵进入孵育囊起至成体死亡止)的

Enzymatic activities in constructed wetlands and di-n-butyl phthalate (DBP) biodegradation

The bioaccumulation of phthalate acid esters (PAEs) from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their mutagenic action has been suggested to be a potential threat to human health. The effects of the most frequently identified PAE, Di-n-butyl phthalate (DBP), and its biodegradation, were examined by comparison of two small scale plots (SSP) of integrated vertical-flow constructed wetlands. The influent DBP concentration was 9.84 mg l(-1) in the treatment plot and the control plot received no DBP. Soil enzymatic activities of dehydrogenase, catalase, protease, phosphatase, urease, cellulase, beta-glucosidase, were measured in the two SSP after DBP application for 1 month and 2 months, and 1 month after the final application. Both treatment and control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enzyme activity in the surface soil than in the subsurface soil (P < 0.001) and greater enzyme activity in the down-flow chamber than in the up-flow chamber (P < 0.05). In the constructed wetlands, DBP enhanced the activities of dehydrogenase, catalase, protease, phosphatase and inhibited the activities of urease, cellulase and beta-glucosidase. However, urease, cellulase, beta-glucosidase activities were restored 1 month following the final DBP addition. Degradation of DBP was greater in the surface soil and was reduced in sterile soil, indicating that this process may be mediated by aerobic microorgansims. DBP degradation fitted a first-order model, and the kinetic equation showed that the rate constant was 0.50 and 0.17 d(-1), the half-life was 1.39 and 4.02 d, and the r(2) was 0.99 and 0.98, in surface and subsurface soil,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nstructed wetlands are able to biodegrade organic PA-Es such as DBP. (c) 2005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HLA-DRB1 allele polymorphisms in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esophageal carcinoma

AIM: To probe into the genetic susceptibility of HLA-DRB1 alleles to esophageal carcinoma in Han Chinese in Hubei Province. METHODS: HLA-DRB1 allele polymorphisms were typ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ith sequence-specific primers (PCR-SSP) in 42 unrelated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nd 136 unrelated normal control subjects and the associated HLA-DRB1 allele was measured by nucleotide sequence analysis with PCR.SAS software was used in statistics. RESULTS: Allele frequency (AF) of HLA-DRB1*090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esophageal carcinoma patients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s (0.2500 vs0.1397, P=0.028, the odds ratio 2.053, etiologic fraction 0.1282). After analyzed the allel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HLA-DRB1*0901 which approachs to the corresponded exon 2 sequence of the allele in genebank. There wa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in the rested HLA-DRB1 alleles. CONCLUSION: HLA-DRB1*0901 allele is more common in the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 than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which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atients of Hubei Han Chinese. Individuals carrying HLA-DRB1*0901 may be susceptible to esophageal carcinoma.

Long-term changes in crustacean zooplankton and water quality in a shallow, eutrophic Chinese lake densely stocked with fish

From surveys made in 1962-1963, 1973-1974, 1979-1996 at two Stations in Lake Donghu, a shallow eutrophic water body near Wuhan, P. R. China, the authors, derive long-term changes in species composition, standing crop and body-size of planktonic crustaceans. The species number decreased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90s. The cladocerans dropped from 46 (1960s) to 26 (1980s) to 13 (1990s); the copepods decreased from 14 (1960s) to 10 (1980s) to 7 (1990s). From the mid-1980s on, the dominant crustaceans also changed: Daphnia hyalina and D. carinata ssp. were replaced by Moina micrura and Diaphanosoma brachyurum at Stations 1 and 2, respectively; Cyclops vicinus replaced Mesocyclops leuckarti. Densities and biomass of Cladocera decreased markedly after 1987. Annual average densities and biomass of cladoceran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between 1962-1986 and 1987-1996 (P < 0.01). Annual average densities of Daphnia (Station 1 + Station 2)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ish yield. Since the 1980s, annual average body length of Cladocera and Calanoida decreased, while annual average body length of Cyclopoida increased. In the same years, average body length of copepods was lower during May-October than during January-April and November-December. A 12-yr data analysis showed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chlorophyll-a (Chl-a)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nual average density of Daphnia, whilst lake transparenc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nual average densities of Daphnia. The results imply that, since Daphnia feeds efficiently on phytoplankton, it could decrease concentration of Chl-a, and enhance water transparency.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A DUAL MASS-SELECTED LOW-ENERGY ION-BEAM SYSTEM

A direct ion beam deposition system designed for heteroepitaxy at a low substrate temperature and for the growth of metastable compounds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tested. The system consists of two mass-resolved low-energy ion beams which merge at the target with an incident energy range 50-25 000 eV. Each ion beam uses a Freeman ion source for ion production and a magnetic sector for mass filtering. While a magnetic quadrupole lens is used in one beam for ion optics, an electrostatic quadrupole lens focuses the other beam. Both focusing approaches provide a current density more than 100-mu-A/cm2, although the magnetic quadrupole gives a better performance for ion energies below 200 eV. The typical current of each beam reaches more than 0.3 mA at 100 eV, with a ribbon beam of about 0.3-0.5 x 2 cm2. The target is housed in an ultrahigh vacuum chamber with a base pressure of 1 x 10(-7) Pa and a typical pressure of 5 x 10(-6) Pa when a noncondensable beam like argon is brought into the chamber. During deposition, the target can be heated to 800-degrees-C and scanned mechanically with an electronic scanning control unit. The dual beam system has been used to grow GaN using a Ga+ and a N+ beam, and to study the oxygen and hydrogen ion beam bombardment effects during carbon ion beam de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multaneous arrival of two beams at the target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compound formation and in elucidation of growth mechanisms.

中国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 subsp. sinensis)天然群体的遗传变异分析

近十年，植物群体遗传学的研究飞速发展，然而与海拔相关的植物群体遗传结构和遗传变异研究却相对较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遗传变异与海拔之间是否有一个通用的格局。在山区，各种生态因子，如温度、降水、降雪、紫外线辐射强度以及土壤成分都随海拔梯度急剧变化，造成了即使在一个小的空间区域，植被类型变化显著，这种高山环境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为我们研究植物群体遗传结构和分化提供了方便。沙棘(Hippophea)属于胡颓子科(Elaeagnaceae)为多年生落叶灌木或乔木，雌雄异株，天然种群分布极为广泛。中国沙棘(H. rhamnoides subsp. sinensis)是沙棘属植物中分布较广的一个亚种，种内形态变异非常丰富，加之其具有独特的繁育系统和广泛的生态地理分布，是研究沙棘属植物遗传变异和系统分化的理想材料。本文从1,800 m 到3,400 m 分5 个海拔梯度进行取样，用RAPD 和cpSSR 分子标记研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中国沙棘天然群体的遗传结构和遗传变异。5 个取样群体依次标记为A、B、C、D 和E，它们分别代表分布在海拔1,800，2,200，2,600，3,000 和3,400 m 的5 个天然群体。RAPD实验用11 条寡核苷酸引物，扩增得到151 个重复性好的位点，其中143 个多态位点，多态率达94.7%。在5 个沙棘群体中，总遗传多样性值(HT)为0.289，B群体内的遗传多样性值为0.315，这完全符合沙棘这种多年生、远交的木本植物具有高遗传变异的特性。5 个群体内遗传多样性随海拔升高呈低－高－低变异趋势，在2,200 m海拔处的B群体遗传多样性达最大值0.315，3,400 m海拔处的E群体则表现最小仅0.098。5 个群体间的遗传分化值GST＝0.406，也即是说有40.6%的遗传变异存在于群体间，1,800 m海拔处的A群体与其它群体的明显分离是造成群体间遗传分化大的原因。UPGMA聚类图和PCoA散点图进一步确证了5 个群体间的关系和所有个体间的关系。最后，经过Mantel检测，遗传距离与海拔表现了明显的相关性(r = 0.646, P = 0.011)。cpSSR 实验中，经过对24 对cpSSR 通用引物筛选，11 对引物能扩增出特异性条带，只有2 对引物(ccmp2 和ARCP4)呈现多态性。4 个等位基因共组合出4 种单倍型，单倍型Ⅰ出现在A 群体的所有个体和B 群体的8 个个体中，C、D、E 三个群体均不含有，而单倍型Ⅱ出现在C、D、E 三个群体的所有个体及B 群体的18 个个体中，A 群体不含有。另外两种单倍型Ⅲ和Ⅳ为稀有类型，仅B 群体中的4 个个体拥有。这种单倍型分布模式和TFPGA 群体聚类图揭示了，C、D、E 群体可能来源于同一祖先种，而A 群体却是由另一祖先种发展起来的，B 群体则兼具了这两种起源种的信息，这可能是因为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在中国沙棘群体高山分化的过程中，B 群体处某个或者某些个体发生了基因突变，具备了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产生了高海拔沙棘群体的祖先种。 In recent ten years, studies about population genetics of plants developed rapidly,whereas their genetic structure and genetic variation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have beenstudied relatively little. So far, it is uncleared whether there is a common pattern betweengenetic variation and altitudinal gradients. In the mountain environments, importantecological factors, e.g., temperature, rainfall, snowfall, ultraviolet radiation and soil substratesetc., change rapidly with altitudes, which cause the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varying typically,even on a small spatial scale. The mountain environments, which are heterogeneous andcomplex, facilitate and offer a good opportunity to characterize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and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The species of the genus Hippophae L. (Elaeagnaceae) are perennial deciduous shrubs ortrees, which are dioecious, wind-pollinated pioneer plants. The natural genus has a widedistribution extending from Northern Europe through Central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toChina.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taxonomy, the genus Hippophae is divided into six species and12 subspecies. The subspecies H. rhamnoides ssp. sinensis shows significant morphologicalvariations, large geographic range and dominantly outcrossing mating system. These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species are favourable to elucidate genetic variation and systemevolution. To estimate genetic variation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H. rhamnoides ssp. sinensisat different altitudes, we surveyed five natural populations in the Wolong Natural Reserve at altitudes ranging from 1,800 to 3,400 m above sea level (a.s.l.) using random amplifiedpolymorphic DNA markers (RAPDs) and cpSSR molecular methods. The five populations A,B, C, D, and E correspond to the altitudes 1,800, 2,200, 2,600, 3,000 and 3,400 m,respectively.Based on 11 decamer primers, a total of 151 reproducible DNA loci were yielded, ofwhich 143 were polymorphic and the percentage of polymorphic loci equaled 94.7%. Amongthe five populations investigated, the total gene diversity (HT) and gene diversity within population B equaled 0.289 and 0.315, respectively, which are modest for a subspecies of H.rhamnoides, which is an outcrossing, long-lived, woody plant. The amount of geneticvariation within populations varied from 0.098 within population E (3,400 m a.s.l.) to 0.315within population B (2,200 m a.s.l.). The coefficient of gene differentiation (GST) amongpopulations equaled 0.406 and revealed that 40.6% of the genetic variance existed amongpopulations and 59.4% within populations. The population A (1,800 m a.s.l.) differed greatlyfrom the other four populations, which contributes to high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 UPGMA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ordinate analyses based on Nei's genetic distances furthercorroborat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ive populations and all the sampling individuals,respectively. Mantel tests detect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genetic distances andaltitudinal gradients (r = 0.646, P = 0.011).Eleven of the original 24 cpSSR primer pairs tested produced good PCR products, onlytwo (ccmp2 and ARCP4) of which were polymorphic. Four total length variants (alleles) werecombined resulting in 4 haplotypes. The haplotype was present in all individuals of Ⅰpopulation A and 8 individuals of populations B, the other three populations (C, D and Epopulations) did not share. The haplotype was present in all individuals of populations C, D Ⅱand E and 18 individuals of populations B, population A did not share. The other twohaplotypes and were rare haplotypes, which were only shared in 4 individuals of Ⅲ Ⅳpopulation B. The distribution of haplotypes and TFPGA population clustering map showedthat the populations C, D and E might be origined from one ancestor seed and population Amight be from another, whereas population B owned information of the two ancestor seeds. Itwas because that gene mutation within some individual or seed in the location of population Bwas likely to happen in the history of H. rhamnoides, which was the original ancestor of thehigh-altitude populations.

不同抗旱性青稞LEA2/LEA3蛋白基因的克隆与表达

作物的抗旱性是一个多基因控制的、极为复杂的数量性状，植物对干旱在分子水平上的差异反应通过植物组织生理和细胞生物学水平，最终表现为植物抗旱性的不同。在我国，旱地农业超过耕地面积的50%，但水资源短缺，因此培育和选育抗旱高产作物是发展节水型农业最有效的途径。 青藏高原气候恶劣、年均降雨量少，也是世界大麦初生起源中心，因而蕴藏了十分丰富的与抗逆相关的种质资源材料，从这些特殊的资源材料克隆抗旱基因，不仅对培育抗旱、优质、高产大麦新品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经济价值，而且对整个作物抗旱基础和育种应用研究都具重大促进作用。 为了筛选青稞（裸大麦，Hordeum vulgare ssp. vulgare）抗旱性材料，本研究选用来自青藏高原不同地区的84份青稞为材料，在叶片失水率(water loss rate, WLR)检测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失水率值差异显著的12个品种，通过相对含水量（relative water content, RWC）和反复干旱法评价其抗旱性，并通过植株对干旱胁迫下的丙二醛（MDA）含量和游离脯氨酸（free-proline）含量变化，了解不同抗旱性材料的生理反应特性。选择抗旱性强弱不同的品种各两份进行LEA2蛋白基因(Dhn6基因)、LEA3蛋白基因(HVA1基因)的克隆，比较LEA蛋白结构差异与作物抗旱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对抗旱性不同的青稞品种受到干旱时间不同的失水变化率（dynamics water loss rate, DWLR）进行了检测；对抗旱性不同的青稞对照材料进行2 h、4 h、8 h和12 h的快速干旱处理，通过SYBR Green实时荧光定量RT-PCR技术对Dhn6基因、Dhn11基因、Dhn13基因和HVA1基因在不同抗旱性材料受到不同干旱时间处理后的相对表达水平进行了检测。本研究对LEA蛋白基因在抗旱性不同的青稞材料中的干旱胁迫分子水平上的差异反应进行了研究，也对植物的抗旱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青稞苗期进行离体叶片失水率测定结果表明，来自青藏高原的84份青稞材料的WLR在0.086~0.205gh-1g-1DW之间。选择WLR低于0.1gh-1g-1DW和WLR高于0.18gh-1g-1DW的品种各6份，并对苗期分别进行未干旱及干旱12小时的处理。相对含水量检测结果表明，低失水率青稞材料干旱后的具有更高的相对含水量，盆栽缺水试验也显示叶片失水率低的材料耐旱能力强于失水率高的材料。通过水合茚三酮法测定离体叶片游离脯氨酸的含量，结果表明，所有品种未干旱处理时，游离脯氨酸含量差异不大（17.10~25.74 µgg-1FW）；干旱12小时后，低失水率的品种游离脯氨酸含量明显增高（32.99~53.45µgg-1FW），高失水率品种的游离脯氨酸含量与干旱前变化不明显(P<0.05)。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离体叶片丙二醛(MDA)含量，结果显示，12份所选对照品种中，丙二醛的含量在0.97~2.74nmolg-1FW，干旱12小时后丙二醛的含量显著上升（1.46~4.74nmolg-1FW），高失水率的6个品种的丙二醛含量在未干旱和干旱处理时都明显高于低WLR品种。本研究结果表明青稞的低失水率、低丙二醛含量、高相对含水量和高脯氨酸含量具相关性（P<0.05）。综上研究，我们认为作物失水率的测定可以作为快速检测作物抗旱性的指标之一，因此，强抗旱品种喜玛拉10号(TR1)、品比14号(TR2)和弱抗旱品种冬青8号(TS1)、QB24 (TS2)被选作抗旱基因克隆和表达分析的研究材料。 2. 高等植物胚胎发育晚期丰富蛋白(late embryogenesis abundant proteins, LEA proteins)与植物耐脱水性密切相关，为了探讨青稞LEA蛋白结构差异性与植物抗旱性的关系，本研究以强抗旱品种（喜玛拉10号、品比14号）和弱抗旱品种（冬青8号、QB24）为材料，利用同源克隆法，通过RT-PCR，分别克隆了与抗旱性密切相关的Dhn6基因和HVA1基因。Dhn6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强抗旱品种品比14号和弱抗旱品种冬青8号Dhn6基因所克隆到的序列为1026bp，它们之间只有5个碱基的差异；喜玛拉10号和QB24克隆到的序列长963bp。在强弱不同的抗旱品种中有22个核苷酸易突变位点，相应的脱水素氨基酸序列推导结果表明，22个核苷酸突变位点中，仅有8个位点导致相应的氨基酸残基的改变，其余的位点系同义突变，另外，21个富含甘氨酸序列的缺失并没有联系作物抗旱性特征。推测这些同义突变位点的氨基酸残基对维持青稞DHN6蛋白的正常结构和功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能DHN6蛋白对青稞长期适应逆境胁迫和遗传进化的结果。对HVA1基因的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冬青8号、QB24、品比14号和喜玛拉10号的目的基因核苷酸序列全长分别为661bp、697bp、694bp和691bp，它们都包含1个完整的开放阅读框。相应的LEA3蛋白氨基酸序列结果表明，11个高度保守的氨基酸残基组成基元重复序列的拷贝数与青稞抗旱性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在强抗旱品种（喜玛拉10号、品比14号）中三个共同的氨基酸突变位点Gln32、Arg33和Ala195可能对抗旱蛋白的结构和功能有影响；另外，强抗旱青稞品种LEA3蛋白质中11-氨基酸保守基元序列拷贝数和极性氨基酸占蛋白的比例更高，推测LEA3蛋白中基元序列拷贝数和极性氨基酸占蛋白的比例对该蛋白的结构和功能影响更大。 3. LEA蛋白基因的表达水平的上调与植物的耐脱水性密切相关，我们对强抗旱性材料（喜玛拉10号、品比14号）和弱抗旱材料（冬青8号、QB24）进行干旱处理2 h、4 h、6 h、8 h和10 h的失水变化率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弱抗旱品种在2~4小时之间失水率变化最明显，而四个对照品种的失水率在8小时后和24小时的失水率值变化不大。进一步提取青稞苗期进行2 h、4 h、8 h和12 h的干旱处理后的总RNA，通过SYBR Green实时荧光定量RT-PCR技术对青稞脱水素基因(Dhn6、Dhn11和Dhn13)和LEA3蛋白基因(HVA1)的相对表达水平受干旱时间和作物抗旱性的影响进行了检测。研究发现，抗旱性不同的青稞品种随干旱处理的时间延长，Dhn6、Dhn11、Dhn13和HVA1基因的相对表达水平不同。 Dhn6基因的相对表达水平在强抗旱青稞品种干旱8小时后快速上升，但在弱抗旱青稞品种干旱处理12小时后检测到更高表达量；Dhn11基因在对照青稞抗旱品种的表达累积水平随干旱时间的延长持续下降；整个干旱过程中，Dhn13基因的相对表达水平在弱抗旱品种持续上升，在强抗旱品种中干旱处理8小时快速上升并达到最高，干旱12小时后降低。与脱水素基因相比较，强抗旱青稞品种在干旱2小时后HVA1基因的相对表达水平显著升高，相对表达量随干旱处理的时间持续上升，在干旱12小时后达到最高；与之相比较，在整个干旱过程中，弱抗旱品种的相对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强抗旱品种，在干旱8小时之前弱抗旱品种的相对表达水平变化不明显；在干旱8~12小时后却显著上升。上述结果表明，不同的LEA蛋白在植物耐脱水过程中的干旱表达累积水平不同；干旱不是诱导高等植物Dhn11基因表达的主要因素；植物的抗旱性不同，不同LEA蛋白基因对干旱的反应有差异。推测某些LEA蛋白基因的干旱胁迫早期表达累积程度与植物的抗旱性直接相关；其中，Dhn11基因和Dhn12基因不同的表达模式可能与干旱调控表达顺式作用成分(dehydration responsive element, DRE)的有无或结构上的差异有关。 本研究结果认为，(1)失水率和相对含水量可作为植物抗旱性检测的指标之一；(2) DHN6同义突变位点的氨基酸残基对维持该蛋白的正常结构和功能起着重要作用；(3) 11-氨基酸保守基元序列拷贝数和极性氨基酸的比例对LEA3蛋白结构和功能有重要影响；(4)LEA蛋白表达随着干旱胁迫程度而增加，但Dhn11基因并不受干旱诱导表达；(5)作物的抗旱性不同，LEA蛋白对干旱的累积反应并不相同，干旱早期LEA蛋白的累积程度可能会影响植物的抗旱性。 Drought resistance was a complex trait which involved multipl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mechanisms and regulation of numerous genes. Because its complex traits,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of drought resistance in plants. Plants respond to water stress through multipl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at the cellular, tissue, and whole-plant levels. Tibetan hulless barley, a pure line, is a selfing annual plant that has predominantly penetrated into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nd remains stable populations there. The wide ecological range of Tibetan hulless barley differs in water availability, temperature, soil type and vegetation, which makes it possess a high potential of adaptive diversity to abiotic stresses. This adaptive genetic diversity indicates that the potential of Tibetan hulless barley serves as a good source for drought resistance alleles for breeding purposes. 12 contrasting drought-tolerant genotypes were selected to measure relative water content (RWC), maldondialdehyde (MDA) and proline content, based on values of water loss rate (WLR) and repeated drought methods from Tibetan populations of cultivated hulless barley. As a result of the screening, sensitive and tolerant genotypes were identified to clarif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 LEA2/LEA3 genes sequences and expression and drought-tolerant genotypes, associated with resistance to water deficit. In addition, dynamics water loss rate (DWLR) was measured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n diffrential drought-tolerant genotypes. Real-time quantitative RT-PCR was applied to detect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Dhn6, Dhn11, Dhn13 and HVA1 genes in sensitive and tolerant genotypes with 2 h, 4 h, 8h and 12 h of dehydrat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differential sequences and expression of LEA2/LEA3 genes were explored in Tibetan hulless barley, associated with phenotypically diverse drought-tolerant genotypes. 1. The assessments of WLR and RWC were considered as an alternative measure of plant water statues reflecting the metabolic activity in plants, and the parameters of MDA and proline contents were usu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resistance to water stress. The values of detached leaf WLR of the tested genotypes were highly variable among 84 genotypes, ranging from 0.086 to 0.205 g/h.g DW. The 12 most contrasting genotypes (6 genotypes with the lowest values of WLR and 6 genotypes with the highest values of WLR) were further validated by measuring RWC, MDA and free-proline contents, which were well watered and dehydrated for 12 h. Results of RWC indicated that the values of 12 contrasting genotypes RWC ranged from 89.94% to 93.38% under condition of well water,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ut 6 genotypes with lower WLR had higher RWC suffered from 12 h dehydr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ower MDA contents, lower scores of WLR and higher proline cont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drought-tolerant genotypes in hulless barley. Remarkably, proline amounts were increased more notable in 6 tolerant genotypes than 6 sensitive genotypes after excised leaves were dehydrated for 12 h, with control to slight changes under condition of well water. Results of MDA contents showed that six 6 tolerant genotypes had lower MDA contents than the 6 sensitive genotypes under both stressed and non-stressed conditions. As a result of that screening, drought- resistant genotypes (Ximala 10 and Pinbi 14) and drought-sensitive genotypes (Dongqing 8 and QB 24) were chosen for comparing the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EA2/LEA3 genes and their expression analysis. It was conclusion that measurements of WLR could be considered an alternative index as screening of drought-tolerant genotypes in crops. 2. Late embryogenesis abundant (LEA) proteins were thought to protect against water stress in pla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figuration of LEA proteins and phenotypically diverse drought-tolerant genotypes, sequences of LEA genes and their deduced proteins were compared in Tibetan hulless barley. Results of comparing Dhn6 gene in Ximala 10 and QB24 indicated that absence of 63bp was found, except that only 5 mutant nucleotides were found. While 22 mutant sites were taken place in Dhn6 gene between sensitive and tolerant lines, 14 synonymous mutation sites appeared in the contrasting genotypes. The additional/absent polypeptide of 21 polar amino acid residues was not consistent with phenotypically drought-tolerant genotypes in hulless barley. It was deduced that synonymous mutation sites woul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holding out right configurations and functions on DHN6 protein. The sequencing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ach cloned HVA1 gene from four selected genotypes contained an entire open reading frame. The whole sequence of HVA1 gene from Dongqing 8, QB24, Pinbi 14 and Ximala 10 was respectively 661bp, 697bp, 694bp and 691bp. Results of DNA sequence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nucleotides of HVA1 gene in sensitive genotypes we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olerant genotypes, except for absence of 33 nucleotides from +154 to +186 (numbering from ATG) in QB24. Database searches using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showed a high homology in LEA3 proteins in the selected genotypes.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s revealed that LEA3 protein from Dongqing 8 was composed of 8 repeats of an 11 amino acid motif, less the fourth motif than Pinbi 14, Ximala 10 and QB24. Consistent mutant amino acid residues appeared in contrasting genotypes by aligning and comparing the coding sequence region, including Gln32, Arg33 and Ala195 in tolerant genotypes as compared to Asp32, Glu33 and Thr195 (Thr184 in Dongqing 8) in sensitive lines. It was concluded that consistent appearance of Gln32, Arg33 and Ala195 would contributed to functions of LEA3 protein in crops, as well as higher proportion of 11-amino-repeating motifs and polar amino acid residues. 3. Most of the LEA genes are up-regulated by dehydration, salinity, or low temperature, are also induced by application of exogenous ABA, which increases in concentration in plants under various stress conditions and acts as a mobile stress signal. Higher levels of proteins of LEA group 3 accumulated was correlated well with high level of desiccation tolerance in severely dehydrated plant seedlings. Dehydrins (DHNs), members of LEA2 protein, are an immunologically distinct protein family, and Dhn genes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plant response to dehydration. Dynamic water loss rate was measured between sensitive genotypes and tolerant genotypes after they were dehydrated for 2 h, 4 h, 6h and 8 h. Detailed measurements of WLR at the early stage of dehydration (2, 4, 6, and 8 h) showed that WLR was stabilizing after 8 h,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between these values and WLR after 24 h. Drought stress was applied to 10-day-old seedlings by draining the solution from the container for defined dehydration periods. Leaf tissues of the selected genotypes were harvested from control plants (time 0); and after 2, 4, 8, and 12 h of dehydration.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trends of Dhn6, Dhn11, Dhn13 and HVA1 genes were detected in phenotypically diverse drought-tolerant hulless barleys, related to different time of dehydration.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indicated that relative level of HVA1 expression was always higher in tolerant genotypes, rapidly increasing at the earlier stages (after 2-4 h of dehydration). However, HVA1 expressions of sensitive genotypes had a fast increase from 8 h to 12 h of stres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xpression trends of dehydrin genes between tolerant genotypes and sensitive lines were detected, mainly in Dhn6 and Dhn13 gene, depending on the duration of the dehydration stres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Dhn6 gen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olerant genotypes after 8 h dehydration, by control with notable higher expression levels after 12 h water stress in sensitive one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Dhn13 gene tended to ascend during exposure to dehydration in drought-sensitive genotypes. However, fluctuate trends of Dhn13 expression level were detected in drought-resistant lines, including in lower expression levels of 12 h dehydration as compared to 8 h water stress. It was conclusion that (1) diverse LEA proteins would play variable roles in resisting water stress in plants; (2) expression of Dhn11 gene was not induced by dehydrated signals because of the trends of expression descended in contrasting genotypes suffered from water deficit and (3) variable accumulations on LEA proteins would be appear in diverse drought-tolerant genotypes during dehydrations. It is deduced that higher accumulations of Dhn6 and Dhn13 expression in 8 h dehydration are related to diverse drought-tolerant lines in crops. The pres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ifferent dehydrin genes would play variable functional roles in resisting water stress when plants were suffered from water deficit. The authors suggest physiologically different reactions between resistant and sensitive genotypes may be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drought-resistant genes and related signal genes in plants. In addition, contrarily induced expression of Dhn11 and Dhn12 was related to dehydration responsive element (DRE) in barleys.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1) measurements of WLR and RWC could be considered as one index of drought-tolerant screenings; (2) synonymous mutation sites woul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holding out right configurations and functions on DHN6 protein, (3) higher proportion of 11-amino-repeating motifs and polar amino acid residues would contribute to functions on LEA3 protein, (4) the longer drought, the more accumulation on LEA proteins, except for Dhn11 gene in crops and (5) differential responses on expression of LEA protein genes would result in physiological traits of drought tolerance in pl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