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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瓣芹属Pternopetalum Franchet是伞形科Apiaceae/Umbelliferae芹亚科Apioideae芹族Apieae重要成员。全属包括约32个分类群(包括变种),分布于南朝鲜、日本、中国的西南部和邻近的喜马拉雅地区,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区是其多样性中心。典型的东亚特有格局和对东亚亚热带森林环境的偏爱是其东亚区系故有份子的特征。 基于19个标本馆标本材料、野外调查以及相应的实验证据,本博士论文从三个研究主题对囊瓣芹属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一是通过标本观察和野外调查,利用标本管理系统BRAHMS和表型分析软件包DELTA系统,完成了囊瓣芹属的世界性分类修订;二是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案,选择伞形科其它属的44个种作为参考性类群(Reference taxa),利用Winclada, NONA和MESQUITE软件包开展了分支系统学研究;三是基于坐标化的点分布数据,利用DIVA-GIS系统的生态位模型,进行潜在分布预测和生态地理分布特征的分析。研究的主要初步结论如下: 一、分类修订 根据对19个标本馆标本材料(包括85个模式采集)的考证,以及对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野外居群的观察,结合DELTA系统的表型分析,本研究确认囊瓣芹属包含14个种,提出了14个新异名,属下分为东亚囊瓣芹组Sect. I. Pteridophyllae H. Wolff和囊瓣芹组Sect. II. Pternopetalum H. Wolff两个组的分类方案。前者包括东亚囊瓣芹P. tanakae (Sav. & Franchet) Hand.-Mazz.、高山囊瓣芹P. subalpinum Hand.-Mazz.、洱源囊瓣芹P. molle (Franchet) Hand.-Mazz.等5个种;后者包括五匹青P. vulgare (Dunn) Hand.-Mazz.、囊瓣芹P. davidii Franchet和澜沧囊瓣芹P. delavayi (Franchet) Hand.-Mazz.等9个种。萼齿、花柱基、和花柱的形态是区别两个组比较好的形态学特征。叶的着生位置、最终末回裂片的形状(是否异形)、分裂回数以及伞形花序着生的位置和果棱表面的附属构造是种间识别有用的检索特征。 二、系统发育分析 根据如上的14个种的分类方案,另外选取了伞形科小芹属Sinocarum H. Wolff、丝瓣芹属Acronema Falc. ex Edgew.和鸭儿芹属Cryptotaenia L.等10个属共44种作为参考类群,基于63个广义形态学性状和58个种的形态学矩阵,利用最大简约法对囊瓣芹属进行了分支分析。结果表明,囊瓣芹属的14个种与日本特有单型的仙洞草Chamaele decumbens (Thunb.)Makino.形成一个单独分支,处于分支图的基部位置。表明囊瓣芹属与鸭儿芹属有较近的亲缘关系。长枝吸引可能是造成Chamaele Miq.与东亚囊瓣芹分支的非正常聚合的原因。囊瓣芹属可能是单系内群,但它与Chamaele Miq.属间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属下形成以五匹青P. vulgare和东亚囊瓣芹P. tanakae为代表的两个主干演化线。分支进化(Cladogenesis)在两个主干演化线形成了形态和地理上对称分布的“种对”。根据形态特征的变异和地理分布,这些“种对”分为三种类型:1、形态上多变而地理上广布的类型,以东亚囊瓣芹P. tanakae和五匹青P. vulgare为代表;2、形态上稳定地理上狭域特有的类型,以薄叶囊瓣芹P. leptophyllum (Dunn)Hand.-Mazz. 和川鄂囊瓣芹P. rosthornii (Diels) Hand.-Mazz.为代表;3、形态上趋同而多变,地理分布上几乎完全重叠的类型,以洱源囊瓣芹P. molle和澜沧囊瓣芹P. delavayi为代表。 性状状态的分析显示,属下形态特征的趋异具有较强的同朔性。不等长的伞辐和花梗,以及囊状的花瓣基部三个形态学特征可以标识包括仙洞草在内的囊瓣芹分支。祖征状态的重建表明,东亚囊瓣芹分支相对保留了更多的祖征,是属下相对原始的类型;五匹青分支是后期生境需求的特化,适应潮湿和荫蔽环境的衍生类型。 三、生态地理分布 基于1128个坐标化的点分布数据和生态位模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包DIVA-GIS对囊瓣芹属的物种多样性、现代地理分布、潜在分布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二郎山-峨眉山地区以及重庆金佛山及其临近地区是囊瓣芹属的两个主要的多样性中心。分布区内局部尺度上的异常性多样性(Diversity abnormalies)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高的异质性生境条件下物种形成速率的差异;二是中国西南山地的“冰原岛峰效应”(Nunataks),比如峨眉山和金佛山,对属的早期演化线成员所起到的“避难所”(Refuge)的作用。 所预测的潜在分布范围与观察到的地理分布范围是一致的,说明对特化的气候忍耐性是限制囊瓣芹属物种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温度和降水的季节性变化对囊瓣芹属代表中的地理分布限制作用比较大。亚热带-高山针阔常绿林是属下物种比较适宜的生境。属的地理分布可能形成于中新世以后,生态位的保守性是解释囊瓣芹属东亚本土就地分化和多样化的原因。属的分布范围的形成可能经历了一个早期南退西进的过程,后期分布范围变化可能主要是东西方向上的迁移和扩展。喜马拉雅—横断山—峨眉山/金佛山/神农架—日本、南朝鲜一线是囊瓣芹属多样化过程中分布范围东西延伸的重要通道。喜马拉雅—中国西南—日本朝鲜亚热带森林植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是囊瓣芹属演化和分布区形成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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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背景下人类生存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使得水循环和碳循环成为科学研究的关注点。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湿地的碳汇功能使得其在全球碳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湿地面积占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占世界湿地面积的11.9% 。但是,与森林、草地与农田等生态系统相比,湿地水碳循环控制机制研究的甚少,制约着湿地生态系统的水碳管理。 本论文基于2005~2007 年盘锦芦苇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站的涡度相关系统的水碳通量和气象环境因子的连续观测数据,结合芦苇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学调查资料,较系统地分析了芦苇湿地生态系统水汽通量和碳通量的动态特征,探讨了不同时间尺度芦苇湿地生态系统水汽通量和碳通量的环境控制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芦苇湿地生态系统蒸散的日、季变化显著。2005~2007 年盘锦芦苇湿地生态系统的年蒸散量分别为432、480 和445 mm。非生长季(11 月~次年4 月)对全年蒸散量的贡献约13~16%,表明在湿地蒸散年总量的估算中不能忽略非生长季的贡献。 (2)关于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对芦苇湿地蒸散的贡献表明,能量是驱动芦苇湿地蒸散的重要因素,在小时至月尺度上均起着主导作用;时间尺度越长,能量因子对蒸散变异的解释率越大。仅温度就能解释蒸散月总量变异的95%左右。但是,随着时间尺度的降低,水分条件如饱和水汽压差、相对湿度,对芦苇湿地蒸散的作用逐渐显现。降雨和蒸散的变化虽然没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但短时段的降雨可能导致雨后蒸散增强,而持续多天的阴雨天气却能导致蒸散量连续下降。 (3)基于芦苇湿地生态系统作物系数(kc)具有显著日间变异的事实,发展了耦合气温、相对湿度和净辐射影响的芦苇湿地日作物系数模型,弥补了国际粮农组织建议的蒸发散估算模型FAO56 缺乏适宜湿地作物系数的不足。 (4)芦苇湿地生态系统呼吸呈单峰型季节变化,2005~2007 年生态系统呼吸的年总量分别为834、894 和872 g C m-2 yr-1,非生长季芦苇湿地的生态系统呼吸碳排放量为102~136 g C m-2 season-1,占全年生态系统呼吸总量的12~16%。这说明,非生长季湿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通量不可忽视。温度是小时至月尺度的生态系统呼吸控制因子;同时,生物因素也对芦苇湿地生态系统呼吸有显著影响。生态系统呼吸对温度的响应呈指数函数关系,二者间的响应受土壤水分的影响。当表层土壤含水量(5 cm) 为20~25%时,芦苇湿地生态系统呼吸的潜力(Reco,10)最大。生态系统呼吸的日值与地上生物量、叶面积指数呈对数正相关,而与冠层高度呈显著二次曲线关系。生态系统呼吸的年际差异并不是由温度变化引起,而与植被生长状况密切相关。 (5)芦苇湿地生态系统的净碳交换季节变化明显,变化范围在-12.9~4.2 g C m-2 day-1 之间。一般在5~9 月表现为大气CO2 的汇,其余月份为碳源。其中,净碳吸收最大的月份为6、7 月,而净碳排放最大的月份为4、10 月。2005~2007 年的年碳收支分别为-55、-230 和-53 g C m-2 yr-1,呈碳汇。 (6)不同时间尺度的净碳交换控制因子不同。小时尺度上,影响芦苇湿地生态系统净碳交换的环境因子主要是光合有效辐射(PAR) 。芦苇湿地生态系统光合作用的光响应参数(α、Amax 和Reco)随温度指数上升,而与叶面积指数呈线性正相关。光响应参数的这种显著季节波动表明,在生态系统碳循环模型中不应该将生态系统的光合作用参数视为常数,应该考虑采用光响应参数与环境和生物因子间的定量关系来反映光合作用光响应参数动态。日尺度上,温度是芦苇湿地碳交换的主要控制因子,湿地净碳交换在15℃左右由正值变为负值,芦苇湿地由碳源变为碳汇。除温度外,饱和水汽压差对日尺度净碳交换波动也有影响,二者呈二次曲线关系(U 型),当饱和水汽压差在0.8 kPa 附近时,芦苇湿地净碳吸收达到最大。月尺度上,影响芦苇湿地净碳交换的主要环境因子依然是温度,二者间表现出“非对称响应”特征。 (7)对芦苇湿地碳交换各组分间的关系分析表明,芦苇湿地生态系统呼吸和净碳交换均受总光合生产力的显著影响,即通过光合作用产物来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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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开展主要源于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渤海典型区域的海洋多过程数据整合研究”课题支撑。在湿地日益退化丧失的全球背景下,本文选择沉积年代较轻、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且当前人类活动不断加剧的现代黄河三角洲为研究区,采用1999、2001、2004和2008年的Landsat5 TM遥感影像,选择丹顶鹤和黑嘴鸥为指示物种,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和历史数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以及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对鸟类的监测记录结果,开展现代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变化及其对水禽生境的影响研究。 论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建立了服务于黄河三角洲湿地水禽生境保护的湿地景观分类体系 在系统分析研究区域湿地水禽生活习性和生态分布特征的基础上,从鸟类生境选择的概念出发,建立了服务于黄河三角洲湿地水禽生境保护的湿地景观分类体系。该分类体系一共分为4级,其中,第三级分类系统下天然湿地的划分是从鸟类选择的“大生境”角度出发,即根据区域地表类型,进一步将海洋/海岸湿地和内陆三角洲湿地划分成浅海水域、潮间淤泥滩、潮沟、河口水域、潮间盐沼、河流湿地和沼泽湿地7类。而第四级分类系统下天然湿地的划分则是从鸟类选择的“小生境”(即对水、食物、隐蔽物、干扰等的需求)角度出发,并按照水文和典型植被类型,进一步将天然湿地的三级类型划分为碱蓬沼泽、芦苇沼泽、柽柳灌丛沼泽等33类。 2、系统研究了现代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和影响因素 根据景观生态学理论,选取用于分析的景观格局指数,并从湿地景观类型的组成特征变化、面积变化、形状特征变化、空间配置特征变化四个方面分析在黄河断流前到其恢复正常行水至今的时间里三角洲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1999~2008年的9年间,天然湿地构成了现代黄河三角洲景观的主体,约占研究区域景观总面积的65%~75%,决定了该地区湿地的主要结构和功能。但随着人类对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的不断改变和强度的提高,天然湿地景观呈萎缩退化趋势,9年内共减少338.44 km2,约占研究区景观总面积的8.90%。与此同时,盐田、养殖池塘等人工湿地和耕地等非湿地面积不断扩张,人工湿地面积增加量约为242.08km2,约占研究区景观总面积的6.37%,非湿地面积增加量约为96.36 km2,约占研究区景观总面积的2.53%。从一些重要的景观指数的计算结果来看,研究区域整体景观斑块数量呈增加趋势,平均斑块大小随之减小,景观边界密度大小、聚集度指数也呈下降趋势,表明从1999到2008年研究区域整体景观被边界分割的程度加深,整体景观中的斑块在空间分布上隔离程度加重,开始由大片连续分布向小块离散分布转变,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加重。 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表明,影响研究区湿地景观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即:黄河水沙条件的驱动力、湿地自身演替驱动力和人为驱动力。在1999~2008年的9年间,黄河虽然恢复正常行水,不再断流,但入海泥沙量的明显减少使得除现行河口处沙嘴继续向海缓慢延伸外,黄河三角洲总体上处于侵蚀状态。湿地自身的演替主要体现在湿地由裸露淤泥质滩涂向发育典型湿地植物群落的顺向演替,以及发育有典型湿地植物群落的湿地向裸露淤泥质滩涂逆向演替两个方面。在1999~2008年间9年里,湿地顺向发育演替面积约130.64 km2,而逆向发育演替面积约为99.51 km2。人类活动一直以来都是影响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变化不可忽视的营造力。大规模的滩涂围垦和养殖、农业用地的不断开垦和扩张,以及密集的油田开发活动不仅缩减了原本生长着芦苇茅草等植物的天然湿地资源,而且加重了三角洲湿地景观的破碎程度。 3、在整个研究区域尺度上深刻分析了丹顶鹤和黑嘴鸥潜在生境的适宜性 根据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关于鸟类的监测记录资料,在深入分析湿地水禽生活习性和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选择丹顶鹤和黑嘴鸥为指示物种,从鸟类生境选择自身的特征出发,确定地表类型、水、食物、隐蔽物和干扰为影响两种鸟类类群进行生境选择的因素,并构建生境适宜性评价模型,在整个研究区域尺度上对两种鸟类类群的潜在生境进行适宜性评价和动态变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居民地、油田作业用地和道路等干扰因子对生境产生的破碎化效应影响时,适宜丹顶鹤和黑嘴鸥生存的生境类型在1999~2008年间占研究区整体景观总面积的比重均在30%以上,其中天然湿地约占适宜生境类型面积的95%,可利用的人工湿地比重极小,但呈缓慢增加趋势,且由于可利用的天然湿地生境类型的逐年减少使得适宜两种鸟类类群的生境类型总面积总体上呈萎缩趋势。在考虑居民地、油田作业用地和道路等干扰因子对生境产生的破碎化效应影响时,适宜丹顶鹤和黑嘴鸥生存的生境类型在1999~2008年间占研究区域整体景观总面积的百分比由之前接近40%下降到20%以下,面积减少量均在600 km2以上。 4、系统分析了研究区湿地景观变化对水禽生境的影响 从研究区湿地景观基质的面积变化、形状和空间邻接关系变化、破碎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研究区湿地景观变化对丹顶鹤和黑嘴鸥两种鸟类类群生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湿地景观基质中天然湿地的变化与丹顶鹤、黑嘴鸥适宜生境的大小和空间分布密切相关。在1999~2008年间,随着天然湿地面积的减少,适宜以上两种鸟类类群的生境面积也随之减少,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在1999~2008年间,研究区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景观基质整体的形状指数均在1.0附近,表明湿地景观基质整体上的边缘效应较小,但建设用地、农林用地等非湿地景观与丹顶鹤和黑嘴鸥适宜生境类型中的主导类型——潮间淤泥滩、潮间盐沼和沼泽湿地等三种景观类型的频繁邻接,对于保护两种鸟类类群十分不利,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保护力度;在1999~2008年间,研究区景观整体,以及湿地景观基质结构的破碎化,导致鸟类可利用的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景观内部斑块之间的连接程度下降,从而使得丹顶鹤、黑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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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男,10岁,因"双侧隐睾"就诊.患儿系足月、顺产、5岁时发现头颅大,经医院诊断为脑积水.几岁时做双侧隐睾手术.患儿身高120 cm.头颅发育不规则,颜面不对称,自小严重的智力低下,说话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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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conserved genomic regions within and between different genomes is crucial when studying genome evolution. Here, we described regions of strong synteny conservation between vertebrate deuterostomes (tetrapods and teleosts) and invertebr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