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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粒小麦DR147授以超甜玉米(ss7700)的花粉后,83.4%的小麦柱头上的玉米花粉萌发,花粉管经由花柱抵达胚囊,受精率和成胚率分别为44.4%和42.6%。杂种合子核型高度不稳定,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来自父本玉米的染色体逐渐被排除,最后形成硬粒小麦单倍体胚。尽管硬粒小麦×玉米存在较高频率的双受精(32.7%),同时形成胚和胚乳,但由于胚乳发育异常及败育,最后难以获得有生活力的种子。 硬粒小麦授以玉米的花粉后用100ppm 2,4-D进行处理(浸蘸穗子或向穗茎节间注射),可以延长杂种胚在植株上的存活时间。授粉9-13天后将颖果表面灭菌后在实体显微镜下剥取不同发育时期的幼胚,分别接种于含或不含2.0mg/l2,4-D,3%蔗糖,200mg/l水解酪蛋白,146mgl谷氨酰氨,300mg/l天冬氨酸的MS固体培养基上进行胚拯救或诱导愈伤组织。结果表明,发育程度较高的胚(具盾片的胚,长度大于0.5mm)容易通过胚拯救获得单倍体植株或诱导出愈伤组织,而发育程序较低的胚(琏形胚,梨形胚,鱼雷形胚,长度小于0.3mm)不易获得单倍体植株或诱导愈伤组织而常常变褐,最后死亡。如果将这些胚预先接种子含0.1mg/l BAP,3%蔗糖,200mg/l水解酪蛋白,146mg/l谷氨酰胺,300mg/l天冬氮酸的MS固体培养基上预培养20天,再转移至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则易于产生愈伤组织,通过选择和继代培养可以获得淡黄色,结构致密的胚性愈伤组织。将这种愈伤组织转移至含1.Omg/l BAP和0.1mg/l NAA的MS固体分化培养基上培养20天后即可分化出小植株和绿色芽点,将这些小植株和绿色芽点再在分化培养基上继代培养20天,形成大量根系发达的健壮植株及次生小植株。其中一个胚性愈伤组织系的分化频率高达70. 6%。从获得的100余棵植株中随机取6棵再生植株进行根尖细胞染色体计数发现它们均为单倍体。具发达根系的健壮植株移入实验田后成活率可达80%以上,并生长至成熟。 利用硬粒小麦×玉米建立的单倍性胚性愈伤组织系进行了原生质体培养的研究。胚性愈伤组织经液体悬浮培养4个月后形成了生长迅速的由大小不同(0.5mm至5mm)的愈伤组织块组成的混合悬浮愈伤组织系,酶解试验表明2.0%纤维素酶RS和0.5%离析酶Y-23组合效果最好,而液体悬浮培养物和固体培养的愈伤组织(在酶解时用锋利的解剖刀片切成1mm左右的块)都能释放出大量原生质体,但悬浮培养物释放出的原生质体状态较好,胞质更浓厚,用KM8p培养基以琼脂糖包埋培养方式培养时得到了较高的(5%左右)分裂频率。 原生质体再生的小愈伤组织经增殖、筛选后可获得胚性愈性组织,将其转移至分化培养基Ⅰ(0.2mg/l 2,4-D,1.0mg/l BAP,0.1mg/l NAA,3%蔗糖,200mg/l水解酩蛋白,146mg/l谷氨酸胺,300m8/l天冬氨酸的MS固体培养基)和Ⅱ(不含2,4-D,其它成份同I)上进行分步分化培养可再生出完整植株,分化频率约为20%。从获得的22棵原生质体再生植株中,随机取4株进行根尖细胞染色体计数表明,它们均为单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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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Populus euphratica Oliv.)是干旱荒漠风沙前治地区唯一分布的乔木树种,具有极强的抗逆性,突出地表现出较强的耐盐碱能力。由于胡杨在繁殖上存在问题,种子采后极易丧失生活力和无性扦插繁殖难以生根,加之人们对胡杨耐盐抗逆机制缺乏了解,应而极大地制约了这一珍贵抗逆种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有资源的保存也受到严重危胁。试验首先利用植物细胞工程技术开展了胡杨体细胞再生植株的系统研究,并在分子水平上就愈伤组织的培养和器官发生过程中表达的特异蛋白开展了深入工作。其次,对胡杨耐盐机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胡杨细胞盐胁迫响应蛋白,开展了盐胁迫条件下细胞对离子吸收和分配特性以及与耐盐有关的形态结构的研究。这一工作的开展对于有效地保存、开发和利用胡杨种质资源,对于荒漠化治理,以及深入认识胡杨耐盐性、丰富和发展木本植物耐盐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取得的主要结果如下: 1.较好地解决了胡杨试管培养中黄萎和退化等难以克服的问题,通过全面和系统的比较研究和对培养条件的优化,首次获得了高频率的和成熟的胡杨体细胞再生植株体系。胡杨愈伤组织、离体叶片和离体茎段不定芽再生频率分别可达82.9%、100%和83%,试管苗生根为86.2%。 2.提出了以愈伤组织表达蛋白状况作为判定其器官发生能力的观点,确定了三类愈伤组织和器官发生中三个不同分化阶段的蛋白分子标记。利用SDS-PAGE和IEF-SDS-PAGE对胡杨不同类型愈伤组织和愈伤组织分化不定芽过程的蛋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愈伤组织中表达的蛋白存在着一定差异。在光下和BA/NAA为1诱导产生的具有较强器官发生能力的茎基愈伤组织,其蛋白组分明显地少于其它类型的愈伤组织,表明其分化程度较低。经过黑暗和BA/NAA为0.5的继代培养,愈伤组织产生了特异的24。5KD和58.6KD的标记蛋白,并且也表达了其器官发生时表达的19KD和31KD蛋白。说明愈伤组织经过继代培养其器官发生能力下降是与细胞分化程度增加相关的。茎基愈伤组织在光下和BA/NAA为5的条件下进行器官发生诱导,随着愈伤组织形成分生细胞团块和不定芽原基明显地表达了20KD和55KD蛋白带,并且20KD蛋白中包含有特异的pI为5。5-6.5的蛋白。43KD和pI为6.5-7.5的蛋白为器官发生前期蛋白。本文不愈伤组织表达蛋白状况与器官发生能力间关系进行了讨论。 3.分离和鉴定了胡杨细胞盐胁迫响应蛋白,从蛋白表达上证实盐胁迫对胡杨细胞产生的影响明显地分为渗透胁迫和离子伤害胁迫两种效应。对悬浮培养的胡杨细胞进行NaCL和PEG(6000)胁迫处理,SDS-PAGE分析表明:NaCL和PEG胁迫处理的细胞均明显地表达了28KD和59KD蛋白带,表明28KD和59DK蛋白是与渗透胁迫有关的。66KD和60KD蛋白带仅在高水平盐胁迫细胞中显著表达,应而是与盐胁迫中离子伤害有关的蛋白。进一步证实胡杨细胞中28KD和66KD蛋白带表达受ABA诱导。通过IEF-SDS-PAGE证实,28KD蛋白包含有pI为8.0-9.0的蛋白,渗透胁迫和离子胁迫相关的分离和鉴定为通过蛋白途径克隆与渗透胁迫和离子胁迫相关基因,为深入认识胡杨耐盐机制奠定了基础。 4.通过X-射线细胞微区分析以及与毛白杨细胞比较发现,胡杨细胞对培养介质中高浓度的盐离子具有较强的拒吸作用和一定的忍耐性。胡杨细胞中液泡不具有积聚离子的功能,细胞分室性渗调节作用不明显。胡杨细胞膜对离子进入具有选择功能,表现在培养介质中Na和CL离子进入细胞和由细胞质进入液泡不以等摩尔数形式进行,进入的CL离子比Na离子约高50%,说明了二者通过质膜是由不同机制控制的,是分开进行的,也说明胡杨细胞拒Na离子强于拒CL离子。另外胡杨细胞受到盐胁迫时还表现出比较强的维持细胞内离子平衡的功能。正是由于上述特性,才赋予了胡杨细胞具有较强的耐盐性。 5.利用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中相差和微分干涉等技术,对胡杨细胞和组织结构进行了观察。与毛白杨细胞相比,胡杨细胞中具有较丰富的线粒体和质体,盐胁迫和渗透胁迫均明显地提高了细胞质中线粒体数和质体数,并使质体中内含体增多,细胞质中和液泡内缘出现明显的嗜饿物质。研究还发现,胡杨细胞膜与细胞壁之间呈齿状结合,说明了膜与壁之间结合的牢固性和稳定性,解释了胡杨细胞在胁迫中不易发生质壁分离的原因。胡杨细胞在受到盐或渗透胁迫时,细胞内出现明显的丝状结晚,细胞核变大,核仁明显。在器官和组织结构方面,胡杨根系具有发达的根冠和根内皮层,根毛较多,叶片输导组织不发达等。这些结构的存在与胡杨的抗逆性是密切相关的。文中从形态结构上阐述了胡杨的耐盐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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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培养能够诱导染色体断裂和重接进而产生染色体易位的观点已被广泛认识。大量的研究注意到了组织培养产生的核型不稳定性,其中大多数研究的对象是栽培作物及其属间或种间杂种幼胚和幼穗再生植株。借助于减数分裂分析、染色体分带和其它检测技术,在再生植株中发现了包括易位在内的许多染色体变异。可以相信,除了传统的同源和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时的自发易位和辐射诱变等方法以外,远缘杂种组织培养有可能作为产生染色体易位的又一种选择。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取得培养细胞中染色体易位的直接证据。本研究以普通小麦×硬粒小麦-簇毛麦双二倍体杂种为材料,研究了组织培养过程中离体细胞的染色体变异,用基因组原位杂交技术(GISH)证实组织培养诱导小麦染色体与簇毛麦染色体发生易位。同时,研究了小麦×黑麦杂种培养细胞中的染色体变异和黑麦B-染色体的变化。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获得了小麦-黑麦和小麦-长穗偃麦草代换系和附加系。 1 普通小麦比较容易与硬粒小麦-簇毛麦双二倍体TH_1和TH_1W杂交,所选的9个普通小麦品种或品系与TH_1和TH_1W配制的19个杂交组合,平均结实率为46.7%,共计获得19个杂交组合2316粒杂种种子。正反交结果表明,以普通小麦为母本的杂交结实率高于反交结实率。在继代培养过程中,杂种幼胚愈伤组织生长迅速,甚至直接诱导出绿苗,共获得不同杂交组合2005株再生植株。 2 普通小麦与硬粒小麦-簇毛麦双二倍体杂种愈伤组织发生了比较大范围的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变异。在检查的中国春×TH_1W、TH_1W×84加7911515、TH_1×84加7911515、TH_1W×91E27、鲁资357×TH_1W等5个杂种组合的1730个愈伤组织细胞中,平均有19.1%的细胞发生了染色体数目变异,不同杂交组合变化在12.7%(中国春×TH_1W)至30.7%(TH_1×84加7911515),其中,以染色体数目减少的变异为主,数目增加的变异比较少。杂种愈伤组织平均有6.3%的细胞发生了染色体断裂,产生染色体断片、环状染色体、端着丝点染色体和缺失染色体。断裂的染色体可能重新融合在一起,形成双着丝点染色体。 3 培养时间影响普通小麦×硬粒小麦-簇毛麦双二倍体和普通小麦×黑麦杂种愈伤组织细胞中的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变异。在一定时间里,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未发生核型变异的细胞逐渐减少,发生变异的细胞逐渐增多,主要表现在染色体数目减少的细胞增多,而染色体数目增加的细胞有减少的趋势。在长时间培养(190日龄)的愈伤组织中染色体加倍的细胞消失了,表明长时间培养对高倍性的细胞具有不利的选择,使这类细胞难以在长期继代培养中生存下去。愈伤组织在第一次继代培养时就发现有核型变异,说明染色体变异在愈伤组织培养初期就可以发生。 4 以簇毛麦总基因组DNA为探针,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在普通小麦×硬粒小麦-簇毛麦双二倍体杂种愈伤组织细胞中发现小麦染色体与簇毛麦染色体发性易位,这一结果是组织培养诱导培养细胞中属间染色体易位的第一个直观的证据。易位的染色体既有臂间易位,也有小片段易位。易位的染色体不仅可以在愈伤组织细胞中存在,也能够在再生植株中表达。在64株中国春×TH_1W和NPFP×TH_1再生植株中,观察到了3个易位株,其中1个易位株是一个小麦染色体与一个簇毛麦染色体发生了相互易位,易位的簇毛麦染色体片段比较小,大约为簇毛麦染色体臂的1/2,而易位的小麦染色体大约是臂长的1/3,另外2个易位株染色体断点位于或靠近着丝点。本研究的结果再次证实了利用组织培养能够创造小麦与外源染色体之间发生易位。 5 ~(60)Co γ-射线辐射处理对于普通小麦中国春与硬粒小麦-簇毛麦双二倍体TH_1W杂种愈伤组织细胞的染色体变异有很大的影响。表现在未发生变异的细胞大大减少,发生染色体数目变异的细胞急剧增加,主要是染色体数目减少的变异提高了21.3%,相反染色体增加的变异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有所减少。经过辐射处理的愈伤组织细胞染色体结构变异也有大幅度增加,变异频率提高,变异类型增加。发生染色体断裂和重接形成双着丝点染色体的细胞频率达到22.3%,比对照提高13.9%。辐射诱变对培养细胞中簇毛麦染色体变异发生明显的影响。与此同时,簇毛麦染色体与小麦染色体易位频率比对照提高了近2倍。观察结果还表明愈伤组织辐射处理比延长培养时间诱导染色体变异的效果更好。 6 尽管愈伤组织中发生的染色体变异在再生植株中多有发现,但是,只有比较小范围染色体变异的愈伤组织细胞具有再生能力形成再生植株,那些发生剧烈变异的细胞通常不具有再生能力,因而不能在再生植株中得到表达。普通小麦与硬粒小麦-簇毛麦双二倍体杂种大多数再生植株染色体数目与供体杂种保持一致,只有少数植株发生染色体数目变异。显然,发生较大染色体变异的愈伤组织细胞在增殖和分化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逐渐被淘汰。 7 在普通小麦与硬粒小麦-簇毛麦与黑麦杂种愈伤组织中,观察到相当高频率的染色体加倍细胞,为利用组织培养创造双二倍体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加倍的细胞只是培养初期的愈伤组织中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这种细胞大多消失了。而且,大多数再生植株染色体数目未发生加倍,其中并没有出现期望的双二倍体植株。表明加倍了的细胞在愈伤组织生长和分化过程中大范围变异的细胞一样受到不利的选择,再生能力比较差。因此,利用组织培养创造双二倍体需要更大的努力。 8 一些黑麦品种含有数目不等的B-染色体。B-染色体的多少对普通小麦与黑麦的杂交结实率有比较大的影响,数目越多,杂交结实率越低。在培养初期的愈伤组织细胞中,B-染色体的频率很高,例如69%的中国春×芬7416杂种的40日龄愈伤组织细胞中含有数目不等的B-染色体。常染色体的倍性影响B-染色体的分布,染色体数目加倍的双二倍体细胞中含多数B-染色体的细胞频率大大高于单倍体细胞。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之后,绝大多数B-染色体都不存在了,只有极少数细胞含有1个B-染色体。可能的原因是离体培养过程对B-染色体产生了不利的选择。 9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从普通小麦与八倍体小黑麦杂种幼胚再生植株自交后代中选育出2个异代换系,从4D缺体小麦×八倍体小黑麦再生植株回交后代中选育出1个附加系。荧光原位杂交、C-分带和种子贮藏蛋白分析证明这两个代换系1D/1R代换,附加的也是1R染色体。从4D缺体小麦与八倍体小偃麦杂种再生植株自交和回交后代中选育出5个代换系和2个附加系。染色体配对和RAPD分析证实了长穗偃麦草染色质的存在。其中一些小麦-长穗偃麦草代换系和附加系对叶锈病免疫或高抗,对条锈病的一些生理小种和白粉病具有比较高的抗性。而且,附加系924和代换系807蛋白质含量分别达到19.32%和18.83%。 10 当普通小麦鲁资357与硬粒小麦-簇毛麦双二倍体杂交时,无论是实生苗还是再生植株都发生杂种致死现象。细胞学观察没有发现植株染色体发生变异,荧光原位杂交表明簇毛麦染色也没有发生可见的变异。推测这种杂种致死现象是由于鲁资357和硬粒小麦81086A(TH_1和TH_1W的硬粒小麦亲本)中可能分别带有互补的杂种致死基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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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母雪莲(Saussurea medusa Maxim.)和新疆雪莲(Saussurea involucrata Karel. et Kir.)是我国珍稀的药用植物资源,具有清热解毒、止痉镇痛、敛伤、消肿及治疗热病、风湿等多种功效。雪莲的主要药用成份为紫丁香甙(Syringin)、芦丁(Rutin)、高车前素(Hispidulin)和Jaceosidin等苯基丙酸类(phenylpropanoid)和黄酮类(flavonoids)物质。最新的药理研究表明,上述物质还具有抗菌消炎、保肝降压、延缓衰老和抑制癌细胞增殖等重要的研发价值。 雪莲生境恶劣,生长缓慢,人工引种困难,加上长期掠夺性采挖,已使雪莲处于灭绝的边缘。为了保存国家珍稀植物品种,保护生态环境,满足临床上对雪莲药物的需求,本研究在雪莲组织培养的基础上,应用诱导子添加技术和毛状根培养技术对雪莲中具有重要药用价值的次生代谢物质进行调控,并对雪莲MYB类转录因子的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索,为保护珍稀植物资源、维护生态环境、开发野生雪莲替代产品、缩短雪莲药用成份的生产周期奠定了基础。另外,分析了野生雪莲和雪莲培养物中主要生物活性成份的种类及含量,为今后雪莲药理药效研究及品质评价奠定了基础。 为了提高雪莲黄酮的产量,满足工业化生产的需要,在细胞培养水平上,通过添加茉莉酸甲酯(MJ),对雪莲黄酮类物质的代谢进行调控。研究了诱导子的添加时间、添加浓度对水母雪莲红色系悬浮细胞的生物量和总黄酮产量的影响。发现在细胞培养的指数期(第9天)添加5.0 µmol/L的MJ,可以使总黄酮产量提高2.4倍(1134.5 ± 63.86 mg/L),而雪莲细胞干重(dw)仅比对照提高23.8 %(20.4 ±0.27 g/L)。另外,细胞中苯丙氨酸裂解酶(PAL)的活性分析表明,MJ添加后PAL活性的增加与雪莲总黄酮含量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 在器官培养水平上,对雪莲毛状根的诱导频率及其培养条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发根农杆菌R1601侵染预培养2天的新疆雪莲根段外植体,毛状根的诱导效率可达到83 %。毛状根的冠瘿碱检测、PCR和Southern分析表明,Ri质粒中的T-DNA已整合到植物基因组中并稳定表达。以新疆雪莲毛状根为外植体,能够容易地获得再生芽。在含有1.0 mg/L 6-BA的MS固体培养基上,其再生频率高达91 ± 5.9 %,是其正常根的2.4倍。而水母雪莲在该培养条件下,仅有少量的畸形芽出现。进而对毛状根的培养条件进行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在无激素附加的MS液体培养基中,新疆雪莲的HR1601根系在一个培养周期内(32 天),其生物量能够达到接种量的16倍,而紫丁香甙含量(43.5 ± 1.13 mg/g dw)能够达到野生雪莲的83倍。从而显示了雪莲毛状根培养体系的优良特性。 在基因水平上,对雪莲黄酮类物质代谢调控的研究已经展开。玉米P基因编码的Myb类转录因子能够调节黄酮类物质代谢途径关键酶基因的表达。根据P基因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从雪莲细胞培养物中获得了SmP基因。核酸序列分析表明,SmP基因与烟草中涉及苯丙素类物质代谢途径的LBM 1、LBM 3和MybAS 1基因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分别为66 %、60 %和61 %。因此为了研究雪莲SmP基因的功能,构建了正义表达载体,并与先前构建好的反义表达载体分别导入烟草,分析了转基因植株的形态特征及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变化。其中,约有30 %转反义SmP基因的株系表现叶片皱缩、叶脉紊乱、主侧脉角度缩小、叶片、花瓣失去对称性以及花粉败育等性状。 另外,通过正交试验设计优化了雪莲提取工艺的条件,并对雪莲细胞提取物进行了分离纯化。正交试验设计结果表明,温度对雪莲黄酮提取效率的影响极为显著,而分批多次提取比一次性浸提,能够收到较好的提取效果。考虑到工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推荐在60 ℃水浴条件下,采用50 %乙醇对雪莲样品连续浸提2次的方案。对雪莲提取物的纯化研究表明,雪莲成份复杂,仅依靠单一的分离手段,往往难以奏效。另外,野生雪莲及雪莲培养物中生物活性成份的比色法、HPLC(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LC-ESI-MS(Liquid Chromotagraphy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分析表明,传统的NaNO2-AlCl3 法测定雪莲总黄酮的含量,结果偏高,不利于雪莲黄酮的实验室研究分析与今后工业化生产的质量监控。而AlCl3 法的显色反应较为特异,今后有望取代NaNO2-AlCl3 法,作为雪莲类药材品质评价的标准。而HPLC-DAD结合LC-ESI-MS可以对雪莲中的主要生物活性成份进行较为准确的定性分析,从而解决了由于缺乏相应的雪莲化合物标准品而难以对雪莲中的成份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及比较的难题。最后综合利用上述分析方法,对雪莲细胞培养物中的花素类物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雪莲细胞中至少含有7种花色素类物质,分别为矢车菊素-3-O-葡萄糖甙及其衍生物、天竺葵素糖甙衍生物和芍药色素糖甙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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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北京怀柔汤河口、北京云蒙山、西山以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元氏县的荆条灌丛的群落学特征及其生物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着重研究了汤河口、云蒙山、西山三个亲地的荆条群落的地球化学特征和元素循环特征,对西山的荆条群落中荆条叶片枯落物的分解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最后,对汤河口和西山的两个荆条灌丛的相对稳定性进行了探讨,并和昭田真的演替度进行了比较,期望对荆条灌丛的现况有个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为合理的改造利用广阔的华北落叶灌丛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设置了四个样地。样地1在北京市怀柔县汤河口乡,样地2在汤河口以南40公里的云蒙山林场,下设两个小样地2a和2b,分别经过8年和3年的封山保护。样地3在北京海淀区的西山上,样地4位于河北省元氏县。四个样地的地理位置,地形、立地条件及所受的人为干扰的程度各不相同。DCA分析对样地的排序图中从左到右样地的顺序为样地2b,2a,样地3,样地1,样地4。 6个样地的荆条滋丛中计有高等植物49种,分属24科47属。其中样地1 8科14种,样地2a 15科24种,样地2b 13科18种,样地3 9科14种,样地4a 11科18种,样地4b 7科11种。以禾本科植物最多(8种),菊科植物6种次之,蔷薇科植物4种,居第三。6个样地中常见植物种(存在度60%以上)有11个,较1965年调查时的常见种数(16种)显著减少。 生活型谱分析表明样地1和2a的生活型谱介于热带和温带类型之间。样地2b的生活型谱是较典型的温带类型,样地3则较偏向荒漠类型;样地4a和4b的生活型谱则较偏向热带和荒漠的类型。 植物区系分析表明,样地2b带有最明显的中生性,而样地4a因含有最多的热带和亚热带分布种而最为干燥。样地依干燥度增加的顺序为2b,2a3,1,4b,4a。这个顺序恰好和DCA对样地的排序结果完全吻合,同时,它还是温度升高的梯度。 荆条灌丛中荆条地上部生物量,以样地2a和2b为最高,分别为3571,9和3285.8公斤/公顷,其次为样地3,达2445.7公斤/公顷,余下的顺序为样地1,样地4a和4b。这个顺序和DCA与样地的排序结果一致,即荆条地上部生物量随着样地干燥程度的增加和温度的增加而减少。相关分析表明,热量(年日照时数)是控制荆条生长的最主要因素,且荆条的生长受土壤中砾石的很大的制约。 荆条灌丛中荆条之外的其它植物种类,作为一个组分,其地上部生物量除样地1外,和荆条地上部生物量的大小顺序一致,这些植物地上部生物量随人为干扰程度的增强而极显著的减少,且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极显著的增加,说明这些植物较适于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地区,且它们随人为干扰的能力很弱。 荆条灌丛群落地上部总生物量,作为上述两个组分的综合,较多的受灌丛中其它植物地上部生物量的影响,而且与海拔高度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群落地上部总生物量与年蒸发量、无霜期、人为干扰程度均表现极显著的负相关,与≥10'C的年积温也显著的负相关。这些特点,都表明荆条灌丛一个总趋势,即较低的温低更适合该群落的生长。 荆条地下部生物量在样地l达9641.8公斤,公顷顾(1986) 和l0996.6公斤/公顷(1987),其中各有51.1%和28.90%是根球的生物量,在样地3则1988年为2306.1公斤/公顷,l989年增至5442.2公斤/公顷,两个样地中,地下部生物量为枝条生物量的6.29和5.44倍(样地1),以及2.10和1.23倍《样地3),根枝比的分析表明样地1年龄大于样地3,且样地1比样地3.干燥,荆条的根枝比大于其它灌术种类的根枝比,这是荆条对砍伐的适应.就象灌丛栎(根枝比6.23)对火灾的适应一样。 样地1荆条灌丛的总生物量,1986年为13.44吨/公顷,87年为l6.4吨/公顷,增加了22.2%,群落年净第一性生产量为3.96吨/公顷•年。在群落总生物量中,荆条的生物量占绝大部分,分别达90.4%和86.3%,而在群落年净第一性生产量中,荆条的贡献达3.00吨/公顷•年,占75.8%。 样地3的总生物量88年为9.90砘/公顷.89年猛增至21.17砘/公顷,增加了113.9%,群落年净第一性生产量为12.62砘/公顷•年,是样地1的3.19倍。群落总生物量中,荆条所占的比例在1988年为48.0%,89年增大为58.5%,和样地1的变化趋势相反,表明两个样地的荆条灌丛处于不同的发育阶段。在群落的年净第一性生产量中,荆条的贡献和样地1相似,达71.1%。 和不同类型的灌丛地上部生物量比较的结果表明荆条灌丛小于同地区的落叶灌丛(绒毛绣线菊、荆条、蚂蚱腿子灌丛),更小于同地区的乔木树种的萌生灌丛如辽东栎萌生丛.以及其他地区的矮针叶树栎灌丛,群落总生物量的比较结果也表明荆条灌丛的生物量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荆条灌丛地上部生产量已经超过一些成熟乔木种类的林地的生产量,且荆条灌丛中生长最快的群落(样地3)的地上部生产量已接近一些乔木种类的幼龄林地的生产量说明荆条灌丛有较高的生长速度。 生物量累积比作为植物或群落衰老程度的指标,说明荆条灌丛较之其它原生灌丛还是较”年轻”的,样地1的生物量累积比较大,是该群落遭受频繁砍伐的反映。 由荆条灌丛立地的潜在生产量的分析可知样地1的荆条灌丛离其”成熟类型”的生产量还差距很大,而样地3的生产量正接近其”成熟类型”。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推测在人类活动频繁和强度的干扰下,样地l的荆条灌丛没有继续向其成熟类型发育,而在中途衰退了。 西山荆条灌丛中,在代谢活动较旺盛的部位,N和K的含量较高,Hg,P和Zn也表现相似的倾向,A1和Fe则表现了相反的趋势,即代谢活动较强的部位,含量较低。Mn,Ca和Ha则是介于中问的一种类型。比较各组分中元素的含量值,Mg是较均匀的类型,其余元素在不同组分间含量的差异都较悬殊。西山荆条灌丛中,Mn,Mn, Mg,Ca,AI五个元素都以土壤中的含量为最高,N的含量则以上壤为最低,而植物组分中 K的含量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 多数元素在荆条根球中的含量最低,包括Fe,Hn,Zn,(Ca,P和AI。随着年龄的增大,各组分中K的含量有增加的趋势(其增加量大于其它元素的增加量),在西山荆条灌从中,植物组分以及及土壤里各元素除p外,其含量均与两个以上元素的含量呈显著相关性(图11).而P的含量只与N的含量具极显著相关性,,在植物组分中,灰分含量与Fe,Mn,Ca,P,AI的含量均具极显著的相关性。荆条内部各组分的元寨岔登之间全部晕缀显著相关,而绝大部分植物组分中元素含量与土壤中相应元素的含量值无相关性。 植物组分中,其它植物地上部,其它植物地下部和羽叶是元素积累量最大的三个组分。荆枝中的Ca和Ha,荆根球和荆根中的Zn和Mg以及荆根中的Al,它们的含量与其积累量之间具有较明显的补偿现象,即它们的积累量并不随生物量的增减而发生显著的变化。 西山荆条灌丛中荆条和其它植物对10种元素的吸收总量基本相等。在荆条的总吸收量中,K,N,Ca的吸收量占88.5%,其余7种元素的吸收量只占11.5%。在其它植物中,则以Ca,N和Al的吸收量占多数,达73.9%。在荆条和其它植物中,K和Al的吸收可能存在着拮抗关系。 西山荆条灌丛中荆条对K的吸收量最大,但对Mn的利用系数最大。10种元素中最大和最小吸收量之间在荆条中相差339倍(K和Zn之间),但荆条对各元素的利用系数却相差不多,平均为0.775±0.09。其它植物对10种元素的利用系数较荆条稍高,平均为0.826±0.07,整个西山荆条灌丛群落对元素的利用系数以Mn为最高,Na为最低。 若以土壤中元素的垒量的贮量计算,荆条对N的吸收系数最大,Al最小。若以土壤中元素的有效含量(可溶性或可代换性量)汁,则荆条的吸收系数以Al最大,Ca最小 (表21)。土壤元素(全量)的周转时间,Al最长,达2603.2年,多数元素在450-600年 之间,只有N,P,K三个元素的周转时间最短,分别只有35.4,151.9,和109.l年。 西山荆条灌丛中荆条以凋落物形式归还土壤的元素量在其吸收量中所占的比例(归 还率),Zn (26.5%),Mg (36.1%),Ca (36.1%),P(21.3%)和N(25.0%)属较高的类型, Al (13.5%),Na(14.6%)和K(13.1%)居中,Mn (8.5%)和Fe(8.0%)最低。灌丛群落中 元素的归还率除Mn最小(12.1%)外,其余在21.3%-37.9%之间。 西山荆条灌丛中,荆条和其它植物所吸收的元素量在群落总吸收量中所占的比例, 各元素之间显著不同,均匀的类型有N,Zn,Mg和Na,即荆条和其它植物的吸收量相当。 K是唯一以荆条的吸收量占优势的元素,荆条吸收的K占群落总吸收量的80.7%。其余 元素,Mn,P,Al,Fe和Ca均是其它植物的吸收量显著大于荆条的吸收量(表22,图45)。 荆条所吸收的无素量,在其内部各组分中的分配(存留)格局,普遍规律是将绝大 部分用于其叶片的生长(或存留于叶片)中.Mn是唯一例外的元素,荆条将其吸收量的 最大部分存留于其枝条中。其余9个元素.荆条对其叶片存留后剩下的那部分元素量的 分配方式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将剩余部分中的多数存留于其枝条的元素有AI,Fe,Zn, Mg;将剩余部分中的多数存留于其地下部的元素有P,Na, 和Ca;而K和N则属于中间 的类型,即用于叶片后的剩余的K和N在荆枝和荆条地下部(根球和艉)中较均匀的分配 (表22,图46). 西山荆条灌丛中元素循环的强度和速度都显著大于汤河口荆条灌丛,两个样地的元 素循环特征的最显著差异是汤河口荆条灌丛中荆条将其吸收的元素量中的最大部分存留 于其地下部,和西山样地完全相反,这可能是两个样地荆条灌丛元素循环特征的最本质 的区别。其原因,可能是汤河口样地中荆条对其地上部遭受频繁砍伐的一种适应方式, 也可能是汤河口荆条滋丛衰老的反映。 西山灌丛中荆条落叶分解过程中其失重率曲线呈双S形,其失重率最大增长速度出现在第166-299天之间。经过539天的分解作用,荆条枯落叶损失了其于重的53.3%,其中分解期(千重损失50%所用时间)为514.1天。 与干重失重率相对应,荆条枯落叶的平均腐解率的最高值出现在299和364天,而区 间腐解率的最大值则出现在第66—227天和第227 - 299天之间,比平均腐解率的最高值 出现的早,这与其总失重率曲线是非常吻合的,因为第166 - 227天及第227 - 299天之间 的高腐解率导致了其后高失重率的出现。 平均腐解率与平均气温之间具显著相关性(P<0.0S),而与平均降水量只在90%置信区间内有相关性,区间腐解率也只在90%置信区内与平均气温有相关性。 以平均腐解率计算,荆条枯落叶干重的95%被分解所需的时间为6.37年,比同一地区的侧柏、元宝槭、黄栌、山杏、刺槐,油讼和栓皮栎短,说明荆条叶片枯落物的分解速率是较快的。 荆条枯落叶分解过程中的失重主要由于有机物被分解引起的,且有机C,可溶性糖 和粗纤维的分解决定了失重率变化的总趋势。 各有机物含量程分解过程中的变化各不相同。就浓度而言,以可溶性糖的浓度降低 速度最快,丹宁的浓度也显著的下降,粗脂肪和有机C浓度属于平缓下降的类型,而木 质素和粗纤维属另一极端的类型,其浓度持续升高。各有机物在枯落叶中的总量以不同 的速率减少。经过539天的分解作用,各有机物的损失率大小的顺序为可溶性糖(97.90%)>丹宁(95. 92%)>粗脂肪(70.83%)>有机C(61.59%)>粗纤维(37.36%)>木质素( 31,97%)。此外,不同的有机物的含量以不同的规律变化,其中可溶性糖和木质素在第105天内即被大量的分解而损失(分别损失63.66%和19.67%)。丹宁和有机C的损失率的变化是较际准的S形曲线,粗纤维的损失率变化曲线为右抛物线的上半部,而粗脂肪类似S形曲线,但最不规则. 荆条枯落叶分解过程中矿质元素浓度和含董的变化很不规则。灰分含量作为大部分矿质元素含量的总和,其浓度在分解过程中稳定升高,而其总量则持续下降,所研究的10种矿质元素的浓度和总量的变化很不一致,在浓度变化方面,K是星下降趋势的唯一元素,其余元素(包括N,Ca,Na,Mg,P,Fe,Zn,Mn和Al)的浓度均随分解过程呈升高的趋势。从元素的总量方面可以区别出两种类型:即N,Ca,Na,K,P5个元素属于减少的类型,而Fe,Mn,Zn,Mg和Al的总量则有所增加。 西山和汤河口两个样地的荆条灌丛都是渐近稳定的,且离其稳定态尚有一定距离,相对稳定性指数没有显示两个样地的稳定性具有显著的差异。 西山荆条灌丛的演替度大于汤河口灌丛,这和它们所受的人为干扰的强度的差异有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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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维管植物共158科,931属,近4000种(含亚种,变种和变型),种子植物l3l科,877属,3770余种。暖温带植物区系有很强的温带性质,各类温带成分共548属,而各类热带成分仅226属,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R/T)的比率为0.31。运用TWINSPAN和DCA对全国34个植物区系进行了数量分类排序,结果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植物区系性质主要取决于其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同时也受山地海拔高度的强烈影响这一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 根据暖温带森林植物的特点,修订了Raunkiear生活型系统。暖温带森林植物以地面芽植物(H)占较大的优势,占暖温带全部种类的33.9%;其次是地下芽(G)植物,占l 9.7%;全部高位芽植物占27.5%,绝大部分为落叶阔叶高位芽植物。主要由这些生活型组成的暖温带植物生活型总谱基本反映了暖温带夏季温暖多雨、冬季寒冷干旱的中纬度地区地面芽植物群落气候特征。 暖温带森林植被类型主要有7个植被亚型,约50个群系。辽东栎群落是典型的地带性森林群落。应用TWINSPAN和DCA程序将68块暖温带部分地区辽东栎群落样地和83块北京山区辽东栎群落样地分别划分为1 5个和14个群落类型。用物种丰富度指数、Simpson指数、多样性奇测法、Shannon-Wiene r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Heip均匀度指数、AIatalo均匀度指数等常用的多样性测度方法,分别对暖温带和北京山区辽东栎群落的多样性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与DCA第1轴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暖温带辽东栎群落多样性指数与DCA第1轴的复相关系数为0.7左右,北京山区较高,为0.8左右。多样性的空间特征为:随海拔的升高和纬度的降低,多样性指数呈上升趋势,反映了水热条件在辽东栎水平分布范围内、人类活动和水分因子在辽东栎垂直分布范围内对群落多样性的影响;不同群落之间多样性指数由低到高的顺序为:灌丛、辽东栎萌生丛、辽东栎林、辽东栎纯林、混交林,符合群落演替过程中多样性的动态规律。 对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1400-1600m之间植被类型和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在划分的1 5种群落类型中,以位于海拔1500-2300m之间的落叶阅叶混交林和栎类混交林的群落多样性最高,在海拔2300-3600m之间,群落多样性趋于单调下降,反映了热量的不足在这一海拔高度范围成为多样性的主要限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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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是我国十二大沙漠之一,地处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向亚湿润区过渡地带,长期以来,不合理的人类土地利用,结合当地脆弱的环境生态特征,引起了严重的现代荒漠化过程,是我国北方荒漠化研究的重点地区。本文着重从自然和人文学科密切合作的角度,对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利用多年实地观测数据资料,考察了毛乌素沙地四种主要草地类型代表性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响应气候因子波动的变化规律,建立了植物地上生物量对气候因子的逐月回归模型,揭示出如下规律:①各种气候因子对不同类型草地以及同一类型不同生长阶段草地都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②同一气候因子在植物不同生长阶段上,对生物量形成的重要性程度存在差异:③在植物生长期内,每个生长阶段的生物量都对后一时期的生物量产生显著影响,说明植物生长的连续性对于生物量的形成和积累是重要的;④在植物的凋枯期,各种气候因子基本上都不对生物量产生显著影响;⑤水分因子对毛乌素沙地几乎各种类型草地的生物量,都是重要的影响因子,毛乌素沙地降水状况在不同年份的显著波动对草地植物地上生物量的影响,不仅直接构成了土地覆被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影响到土地利用的方式、方法和后果。 2. 在考察毛乌素沙地草地地上生物量对气候因子变化的响应规律中,利用逐月动态回归建模方法改进了传统的累积气候因子回归建模方法。逐月回归模型与累积回归模型的比较显示,逐月动态回归模型的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可以提供累积回归模型无法揭示的作用规律;②模拟更加精确;③可以预测不同气候条件下群落地上生物量的变化范围。 3. 利用风速、降水和潜在蒸发等气象记录资料,建立了毛乌素沙地气候因子影响沙尘暴频率的作用模型,定量地考察了沙地各处气候因子对沙尘暴频率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气候因素是导致毛乌素沙地沙尘暴发生的主导原因,在沙地各处,气候因子可以解释沙尘暴频率分布格局总信息的比率分别为:乌审召83.6%,乌审旗77.5%,河南82.4%,鄂托克旗79.8%,新街73.1%,伊金霍洛旗82%。 4. 在定量考察气候因素对沙尘暴频率影响作用的基础上,对影响沙尘暴频率格局的自然和人为因素进行了定量分离,研究表明:人为影响因素对对沙尘暴发生起次要作用,解释沙尘暴频率分布格局信息的比率分别为:乌审召16.4%,乌审旗22.5%,河南17.6%,鄂托克旗20.2%,新街26.9%,伊金霍洛旗18%。 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作用的定量分离研究表明,毛乌素沙地人为因素的影响作用表现出空间上的差异性:①从方位上说,呈现自东向中、西部递减的梯度:②从地点上说,城镇附近人为影响作用远高于农村地区;③从土地利用方式上说,农垦种植业区域高于畜牧业区域。 5. 在实地观测基础上,建立了裸露沙面和植被覆盖沙面风蚀输沙率模型,定量考察了植被覆盖率与风蚀输沙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当植被覆盖率达到60%以上,可以保护地表土壤使风蚀在大多数条件下不致发生;当覆盖率达到40%,可以使风蚀输沙大为减少;而当植被覆盖率低于10%,植被覆盖基本不能对地表土壤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 6. 应用植被覆盖地表风蚀输沙率模型,考察了沙地不同风速条件下植被有效覆盖率。根据当地气象台站的多年气象记录,沙地最大风速在20m/s左右,这样的风速条件下,保证风蚀不致发生的植被有效覆盖率为65%左右;在沙地常见的大风风速14-16m/s下,植被有效覆盖率大致为50-55%;对于沙地一般的中等风速l0-12m/s.植被有效覆盖率为40%。植被覆盖对风蚀的影响作用也可以理解为,植被覆盖使沙粒起动风速发生了增大效应,研究表明:与裸露沙面沙粒起动风速4.5m/s对照,70%植被覆盖率使起动风速改变为15.4m/s;60%植被覆盖率使起动风速改变为12.1m/s;40%植被覆盖率使起动风速改变为8.Om/s;而在10%植被覆盖条件下,起动风速为5.Om/s,改变量很小,说明植被覆盖的保护作用极其有限。 7. 基于野外实地观测,比较了沙地五种常见植物种和二种人工防护材料防风效应上的差异。研究表明,防风效应由高到低的次序是,沙蒿>芨芨草>杨柴和牛心朴子>沙障>栅栏>旱柳;就乔、灌、草和人工材料而言,防风效应的次序是,灌木植被>草本植被>人工材料>乔木植被。植物和人工防护材料降低风速的比率与风速呈现二次函数关系,不同植物种或人工材料,降低风速比率都表现出不同的规律,在一般情况下,降低风速效应随着风速的增大而降低。 8. 通过不同植物种防风效应的比较研究,对毛乌素沙地植被生态建设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毛乌素沙地的植被建设中对植被类型和植物种类的选择,应该遵循如下原则:①选取防风固沙效应好的植物种类;②应该考虑植物水分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状况,实行适地适树;③植物防护效应应该与当地风蚀气候在时间上较好地匹配,在春季等风蚀严重季节,植被覆盖应该具有较好的防风效应。 9. 在现实中,各种影响风蚀的因素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将风蚀影响因素分解为风速、湿润度和植被覆盖率(以及植被类型)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风蚀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概念模型和沙丘活动性指数定量模型。湿润程度低、风速高、植被覆盖率低的地区,是风蚀最为严重的地区;在湿润程度高、风速低、植被覆盖率高的地区,是风蚀最弱的地区;在其他地区,风蚀状况根据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状况来决定。 10. 利用风蚀影响因子综合作用的沙丘活动性指数模型,从空间、时间、植被类型变化角度,考察了毛乌素沙地的风蚀变化状况。得到如下结论:①随着空间变化,风速、降水等气候因素也随之存在差异,导致沙丘活动性指数的变化规律是,西北部鄂托克旗沙丘活动性最高,乌审旗次之,其他几个站差别不太显著,这是由各地降水、气温、沙粒粒径等因素共同决定;②随着时间的变化,气候、植被生长等方面的状况随之发生改变,导致沙丘活动性发生变化,春季最高,冬季次之,夏秋季最低:③随着沙丘植被覆盖类型的变化,沙丘活动性也发生显著变化,在一般情况下,乔木覆盖沙丘活动性>草本植物覆盖沙丘>灌木覆盖沙丘。 11. 在实地调查土地利用现实状况及其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土地利用决策机制的概念模型,分析了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的农牧民一政府一环境科学家这三个社会群体对土地利用的立场和影响作用力上的差异,分析了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现实中不可持续土地利用行为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原因。 12. 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分别利用产出一费用分析法和过程影响因素分析法,建立了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经济收益的定量模型。产出一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农垦种植业,还是草地畜牧业,农牧民从这两种土地利用方式都只能获得较低下的经济收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低下且不断处于波动之中的农牧业产品物价,二是沉重的农牧业税收。 13. 将影响农牧业产出的因素,划分为四个方面:土地面积(牲畜头数)、环境状况、管理水平和利用强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定量的影响作用模型。研究表明:环境状况指数每增加0.1,农牧业经济收益增加26%;管理水平因子每提高0.1,农牧业经济收益增加12.7%;农牧业经济收益最优的土地利用强度在0.4左右,在此之前,随着利用强度的增加,经济收益随之增大,而在此之后,随着利用强度的增大,经济收益逐渐降低,当土地利用强度达到0.9左右时,呈现负的经济收益。 14. 毛乌素沙地实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从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经济政策等因素的调整两条途径同时入手,二者缺一不可。通过改进和应用节水灌溉、风能光能利用、生物增产技术,尽可能地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应用免耕或浅耕技术,尽量减轻土地利用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通过栽培、速生技术,提高植被建设的成效和速度。而通过税收、物价政策的调整,尽可能地提高农牧民经济收益增长的速度,减轻土地利用压力;通过政府与人民之间对话和合作机制的建立,让广大农牧民参与到土地利用的决策和管理的过程中去;通过土地利用管理政策、措施的调整和完善,调动农牧民保护资源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引导农牧民土地利用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5. 实现毛乌素沙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在于这样几个方面:①建立和完善政府及其管理部门与人民之间有效的对话和合作机制,让广大农牧民参与到土地利用决策和管理的过程中去:②实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制订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和生态特征的发展模式;③降低农牧业税收、稳定并提高农牧业产品的物价,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减轻土地利用压力;④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和法规;⑤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引导农牧民土地利用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⑥努力改进节水灌溉技术、生物增产技术,提高土地利用的科技水平:⑦改进环境保护和植被建设决策的科学性,提高植被建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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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基础。由于其巨大的碳储存能力陆地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延缓因大气中CO2浓度升高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方面作用更为突出。作为世界上最广布的植被类型之一,草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面积占到全球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中国有着世界第二大的草地生态系统,面积为3.55×108 hm2,约占世界草地面积的6%~8%,其碳储量为世界总碳储量的9%~16%。以内蒙古高原为主体的北方草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0%左右,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的农牧业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北方草地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和美化环境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许多土地利用方式呈现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地处内蒙古高原南麓的多伦县属于典型的农牧交错区,良好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人文环境决定了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在这一地区的并存,为开展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对草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研究场所。 本研究选择了多伦县境内的6种土地利用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即围封禁牧样地、刈割禁牧样地、自由放牧样地、人工(紫花苜蓿)草地、农田(青贮玉米)和弃耕地,主要研究在这几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影响下,土壤碳氮储量、草地生态系统功能(生产力等)和群落结构的变化。通过对土壤碳氮储量变化的研究发现: (1)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因其地上净初级生产力的不同而影响了土壤的碳氮储量,但是高的地上初级生产力并不一定能提高土壤的碳氮储量,如青贮玉米地。这主要是因为土壤碳氮储量与根系和凋落的输入相关。 (2)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植被的浅层(0-20 cm)根系影响较大,继而影响了土壤的碳氮储量。这是因为大约80%的根系碳氮和50%的土壤碳氮储量都集中分布在这一层次。而土壤潜在库容的进一步扩大则要依靠深层根系生物量的增加,以提高深层土壤的碳氮含量,如人工(苜蓿)草地。 (3) 在合理利用方式或者科学管理措施下,草地土壤有机碳储量处于8 kg C m-2到10 kg C m-2之间,比过度退化草地的有机碳储量提高了50%。 (4) 经过短期恢复,土壤的库容量会很快增加,表现出较强的储存功能。因此,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管理措施,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可以转变成一个巨大的碳汇。 通过对不同利用方式下草地生态系统的功能、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恢复的研究,得到如下实验结果: (1) 与自由放牧相比,短期(5年)禁牧(围封和刈割)提高了草地的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和物种数目。围封禁牧和刈割禁牧草地的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分别比自由放牧草地高出107.3%和50%;而物种数目则分别比自由放牧草地增加了14.8%和25.9%。 (2) 围封和刈割禁牧,尤其是后者,主要增加了非禾本科草本植物在群落中所占的比例;而在自由放牧草地,灌木和半灌木种群在群落中占有绝对优势。 (3) 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间的关系因外部干扰程度的不同而变化。在轻度干扰(围封禁牧)和中度干扰(刈割禁牧)下,生产力和物种多样性间呈指数正相关关系;而在重度干扰(自由放牧)下,群落地上净初级生产力随着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呈指数递减的趋势。 通过对不同土地利用(或干扰)方式下,草地生态系统小尺度上的空间属性进行分析后,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 群落和物种的地上生物量以及土壤养分均表现出显著的小尺度空间结构特征,并且在不同利用方式影响下,这种空间属性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2) 禁牧(围封和刈割)草地的土壤有机碳和氮含量比较高。土壤有机碳的变程较小,变化范围为0.83~1.40 m,其在三种类型土地利用的变异系数都维持在18.0%左右;土壤全氮的空间自相关尺度为0.46~14.69m,变异系数为12.10%~30.86%。 (3) 群落地上生物量以禁牧(围封和刈割)草地较高。在围封禁牧和刈割禁牧草地内的变异系数分别为26.48%和19.94%,在自由放牧草地的变异系数为67.47%;其空间自相关尺度为0.74~3.9m。在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物种、功能群以及多样性指数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并且其空间属性变化各异。 (4) 土壤养分和植被的空间分布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这种小尺度的空间格局差异是群落演替的驱动力,而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正是通过改变群落内小尺度的空间属性来影响了群落的演替方向。 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影响下,草地生态系统不仅在宏观功能,如生态系统生产力、群落结构和土壤的碳氮储量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而且在微观结构上,如土壤养分和物种的空间属性等方面也发生了明显了变化,并且宏观和微观上的变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它们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群落的演替方向和草地生态系统全球变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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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测量点的能量收支总是表现出不平衡,即使在地势平坦、植被分布均一、稀疏植被下垫面的情况下也有约30%的能量失衡状况。能量平衡闭合 (EBC) 问题在验证涡度相关系统质量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实验在内蒙古草原3个地点,通过涡度相关系统附近移动能量平衡系统的测定手段,采用能量平衡余项法和最小二乘 (OLS) 线性回归法,研究了土壤热通量、净辐射及可供能量空间变异对能量平衡闭合的影响。 结果显示,EBC 在三个研究点的平均余项为8~19 W m-2,OLS 斜率为0.83~0.96。EBC 在土壤湿润情况的站点要高于干旱站点。 土壤热通量的空间变异三站点平均为白天48 W m-2 (占同时间 Rn 的13%),夜间15 W m-2 (34%),平均29 W m-2 (24%)。通过8个工作站的测量,这个变异会造成9% (从0.93到1.01) 的 OLS 斜率差别。夜间的能量平衡不闭合可以由土壤热通量的空间变异解释。如果在本研究的的三个草原站点上忽略了土壤热通量,则会造成较大的余项 (峰值时110 W m-2) 产生,从而使 OLS 斜率增大23%。特别是通量板埋置在地面以下30 mm处时,上层的土壤热储部分占到全部土壤热通量的50%,这不仅影响到 EBC 的大小,更起到调节土壤热通量与“真实的波形” 相一致的作用。如果该部分热储被忽略掉,EBC 余项会增加60 W m-2,OLS 斜率也会变化 (减少) 9%。用大尺度多点测量与涡度塔附近的小尺度测定相比较,后者表现出稍高的闭合率,即 OLS 斜率增加4%。 相对于土壤热通量,净辐射的空间变异较小,三站点平均为白天17 W m-2 (5%),夜间7 W m-2 (13%),平均 12 W m-2 (5%)。可以引起3% (从0.88到0.91) 的 OLS 斜率差异。研究结果还表明,风速校正应该在 Q7.1 净辐射仪中应用,校正后的结果与 CNR1 的结果在白天有吻合较好,但在其它时段仍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夜间,风速校正基本不起作用,使得两种仪器间差异达20 W m-2。比较表明,风速校正可以提高白天 Rn 的6%,仅降低夜间0.3%。因此,无论是用余项法还是用 OLS 线性回归法,在比较使用不同仪器的站点间的闭合状况时 (本研究的结果适用于草地 Q7.1 与 CNR1 间的比较),可以用9:00-15:00 h 时段的数据进行比较,这样可以避免因使用不同仪器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用该时段的数据进行比较,仪器间的差异余项法小于6 W m-2,OLS 法小于3%。 受可供能量空间变异影响,三个站点平均 EBC 的不确定性为白天66 W m-2 (19%),夜间23 W m-2 (50%),平均42 W m-2 (36%);或者改变 OLS 斜率11%。用最大值和最小值来衡量,EBC 最大不确定性,正午时在站点 I、II 和 III 中分别为81,114和91 W m-2。故在探讨能量平衡和能量平衡闭合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否则会产生偏差,或者得出错误结论。 研究还表明,即使考虑到白天所有可供能量的最大不确定性,仍然不能使能量平衡闭合。中午 (12:00 h),站点 I,II 和 III 仍然有14±15,48±12和47±14 W m-2 的失衡不能够归因于可供能量的空间不确定性。因此,其它影响因素也需进行细致的探讨。 在两站点不同测量深度土壤热通量结果的差异性比较实验中,无论在站点 I 还是 III,均表现出一致的结论,即随通量板布置深度加深,其测量结果会越高,与浅层布置的相比,差别可高达150 W m-2。深层土壤热通量的计算仍是个难题,需进一步研究。 在不同植被结构对净辐射测定影响的实验中发现,随刈割强度增加,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净辐射均减少。正午依次为413,395和388 W m-2。无论正午还是全天合计,重度刈割地点的净辐射均比不刈割对照处理少6%,而且,在整个生长季也少6%,约合40,000 W m-2。测量高度不同,不同处理间对测定结果影响不同:刈割处理中,由于下垫面较均一,结果相差不显著;而对照则表现出较高的差异,用两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差异达到极显著 (P<0.000,9:30-15:00 h data)。当使用不同新旧程度的 domes 时,对净辐射结果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新 domes 的测量结果白天明显高,晚上明显低,使用了11个月的旧 domes,峰值时,白天低估25 W m-2,晚上高估10 W m-2。说明该差异在进行能量平衡闭合计算时,不能忽略。而全用新的和全用旧的进行比较,晚上仅有2-3 W m-2差异。 考虑生态系统中非生物因子对干扰条件下生物多样性动态和功能的影响,有助于更精确地阐明生物多样性-稳定性功能的关系。为此,设计了一个单因子刈割实验——内蒙古地区一种广泛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目的是研究不同强度刈割影响下,微气候变量特别是能量平衡各分量和群落结构的变化及二者的关系。连续4年刈割,占第一位的优势种明显由低矮半灌木冷蒿 (Artemisia frigida) 取代了高大丛生禾草克氏针茅 (Stipa kylovii)。重度刈割下,针茅的盖度、生物量和丛重,群落叶面积、绿色生物量、凋落物量和群落高度一致低于轻度刈割/不刈割处理。微气候由于群落特征的这些变化也呈规律性变化。与对照相比,重度刈割降低了生长季土壤含水量的47.5%,但中午和日均土壤表面温度分别增加了7.4和1.2 °C,并且增加地表下2 cm土壤温度日较差 (日最高与最低温度之差) 4.2 °C。刈割处理由于凋落物少、反射强而表现出较低的净辐射,但土壤热通量显著提高,表现为土层加热和冷却快。因此,重度刈割处理较对照降低了可供能量8%,约合52,000 W m-2 。不同刈割强度间来看,NPP 或 LAI 与土壤热通量和净辐射的比值 (G/Rn) 以及波文比 (H/LE) 间呈负相关。重度刈割处理感热通量显著提高,但潜热通量在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表明未刈割处理虽然冠层伸展大,但是并没有导致更大的水分亏缺。未刈割处理增加了抵抗物种改变的能力,而刈割处理在连续一年一割的第四年显著增加了物种数,可能与因刈割影响而导致的群落结构与微气候的改变有关。本研究表明,未刈割处理可以减轻高温干旱季节的高温和干旱胁迫,表现出对环境变化的高抵抗性。未刈割处理的凋落物层和较高的垂直结构所形成的遮荫,可以形成一个阻挡蒸发的篱笆,这是维持其水分的保证。因此,为了恢复退化草原生态系统功能,需要修复能导致微气候变化的植物群落结构,否则难以成功。 本研究立足于原创性的实验研究,在中国特有的自然草原生态系统上开展,结合不同温度梯度的三地区涡度相关系统进行了能量平衡闭合的移动比较实验,以及结合常用土地利用方式的定点能量平衡实验。在翔实的数据基础上,为涡度相关方法的陆地表面能量平衡失衡问题提供了解释。增加了对两个主要能量流——土壤热通量和净辐射空间变异规律的认识,研究对于能量平衡和湍流通量相关研究是有价值的。在三个代表性地区首次利用多个净辐射仪和土壤热通量板的结果与三个标准的涡度相关系统进行了比较,这类量化失衡原因的相关研究应受到高度重视并进一步拓展,以提高对能量失衡的认识,进而推进水热和碳循环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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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能显著地改变生态系统的属性和功能。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容易观察的局部层面上,如土壤沙化、植被退化等;还能更深刻地影响到微生物控制的温室气体释放,进而影响大尺度上气候的变化。本论文根据2 年田间试验结果报告了人类干扰(草地退耕和施肥)和降水增加30%对中国北部农牧交错区(内蒙古多伦县)半干旱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氮是影响该区草地和弃耕地生产力的最重要因子,即使低量的氮肥应用(5 g N y-1)也能使该区草地地上净初级生产力(ANPP)增加36-46%。然而氮对草地生产力影响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对地下净初级生产力(BNPP) 影响比较微弱。单独使用磷肥对ANPP 和BNPP 均无显著影响,氮磷混施对ANPP 有显著正交互作用。增加的降水对草地和弃耕地ANPP 和BNPP 有弱的正效应,增加30%降水使草地对照ANPP 增加9-25%,BNPP 增加12%-17%,弃耕地对照ANPP 增加7%-37%,BNPP 增加36%-37% 。草地和弃耕地对照ANPP 并无显著差别,由于高于弃耕地1-3 倍的BNPP,总体上草地比弃耕地有更高的固碳能力。这个结果也说明草地能更有效地把植物地上部分固定的碳转移到地下,这与草地长期发育积累的丰富地下根系和高根冠比物种组成有关。 水肥处理及土地利用方式也深刻改变了温室气体排放。温带草地和弃耕地CO2 排放(系统呼吸:Re)存在显著季节变化,温度、水分和地上生物量是控制这些变化的主要因子。在气候温暖的6-9 月份,生物量和土壤水分是决定系统呼吸季节变化主要因子,而与温度无明显相关。随着氮肥使用,草地和弃耕地呼吸速率加大,其温度敏感系数Q10 也明显升高,这主要与氮肥使用后增加的地上生物量有关。由于水分促进作用和生物量的弱增长,增加的降水也加大了草地和弃耕地CO2 排放。低的地下生物量和有机碳氮并没有导致弃耕地低的CO2 排放,显示了农垦后土壤结构破坏导致的有机碳分解增加不会在农业弃耕后短期内(5-6 年)停止。 除了对生物量的不敏感性外,中国北部半干旱生态系统N2O 排放表现出与CO2 排放类似的变化规律:水分和温度是N2O 季节变化的主导因子;氮肥使用和降水增加都增加了N2O 排放;N2O 排放在草地对照和弃耕地对照之间没有显著差别。更少的根系对无机氮的竞争导致了弃耕地比草地有更高的N2O 释放因子(单位氮添加所引起N2O 释放)。低的土壤水分(<70% WFPS )和无机氮都是限制反硝化发生的重要条件,因此硝化可能是草地和弃耕地N2O 的最主要来源。半干旱草地生态系统N2O 排放与CO2 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线性关系。 中国北部半干旱草地和弃耕地都起着CH4 汇的生态功能。水分是控制CH4 吸收季节变异的主导变量,土壤空隙水含量(WFPS)与CH4 指数递减方程能解释其变异的64%-83% 。增加的降水导致了土壤水分增加,从而引起甲烷氧化菌所需基质(CH4 和O2)扩散受阻,减小了土壤CH4 吸收功能。施肥并没有抑制CH4 吸收,相反由于施肥后植物速生对土壤水的抽干作用,施肥增加了植物速生期时的CH4 吸收。CH4 吸收对农垦引起的土壤微生物生境结构破坏非常敏感,在农业措施停止5-6 年后的弃耕地,CH4 吸收仍比草地低24%。 本研究初步分析了影响中国北部农牧交错区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自然环境因子和人为因子,给出了它们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为科学地管理中国北部草地,充分发挥其生态和经济效益功能提供了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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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播是毛乌素沙地植被恢复与重建的重要手段。但此项技术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飞播后成苗率较低等。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羊柴(Hedysarum laeve)、籽蒿(Artimisia sphaerocephala)与油蒿(Artimisia ordosica)是毛乌素沙地广泛分布的物种,也是飞播的主要物种。本文以飞播植被恢复技术为突破口,研究沙埋和土壤水分对种子萌发,幼苗出土和生长的影响,探讨幼苗出土和生长对沙生环境的适应对策。对采用合适的物种进行生态工程建设,提高生态工程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项研究有助于加深半干旱区植物对沙生环境适应机理的认识。 以上述4种植物为研究对象,设定7个沙埋深度和9个水分梯度,研究种子萌发和幼苗出土对沙埋和单次供水的响应。设定7个沙埋深度,选择3个沙丘部位,研究沙丘不同部位对植物种子萌发的影响。设定6个沙埋深度、4个水分梯度,研究两种蒿属植物幼苗生长对不同沙埋和供水的响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 对于种子质量相对较大的柠条和羊柴而言,在一次性10-20 mm供水量条件下,幼苗主要在0.5-2 cm埋藏深度之间出土,但在埋藏深度为5 cm时这两个物种仍有少部分幼苗能够出土;对于种子质量相对较轻的油蒿和籽蒿而言,在一次性10-20 mm供水量时,幼苗主要在0.5 cm埋藏深度出土,油蒿和籽蒿幼苗在埋藏深度为1.5和2 cm时不能出苗。沙埋深度为0.5 cm时,4个物种出苗率较高、出苗时间较短、出苗速率较快。 (2) 实验期内(30天)在一次性供水量分别为5、7.5和7.5mm时,柠条、羊柴和油蒿出土幼苗全部死亡;在一次性供水量高于15-20 mm时,出土幼苗死亡率低于50%;籽蒿在供水量高于10 mm时出土幼苗死亡率低于50%;随供水量的增加4个物种出土幼苗的死亡率降低。 (3) 结合毛乌素沙地降雨特点与本文实验结果,0.5 cm的沙埋及7.5 mm以上的单次降雨量是上述4种植物自然条件下出苗较高的重要条件。 (4) 在沙丘顶部,2-7 cm沙埋深度之内各个物种不同沙埋深度的种子萌发率差异不显著。沙丘背风坡中部和底部,4个物种在沙埋深度为1 cm时的种子萌发率均显著高于5、7 cm时的萌发率。当沙埋深度为1-5 cm时,柠条和羊柴种子在坡面不同位置的萌发率均高于20%,且显著高于7 cm沙埋深度时的萌发率。在背风坡底部时,柠条、羊柴、油蒿和籽蒿的种子萌发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45.2±3.27%、48.4±5.21%、20.8±4.63%和22.4±4.83%。4个物种的种子萌发率从沙丘顶部到背风坡中部到底部呈递增趋势,表明背风坡中部和底部的环境条件要比顶部更适合种子萌 发。 (5) 部分沙埋促进幼苗生长。2种蒿属植物幼苗在沙埋深度为0.25、0.5 H时比在0、0.75 H时具有更高的生物量、叶面积、相对生长速率(RGR)和净同化速率(NAR)。在75 mm/月供水量时,油蒿幼苗具有较高的生物量和叶面积,但当供水量达到100 mm/月时其幼苗生长受到抑制。油蒿幼苗在遭遇较深(0.5、0.75 H)沙埋时的根冠比要显著高于未沙埋幼苗的根冠比;籽蒿幼苗根冠比在不同沙埋条件下没有显著变化。籽蒿幼苗在50 mm供水量时具有较高的RGR。油蒿幼苗在75 mm供水量时具有较高的RGR和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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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水体水色组分反演精度的提高是水色遥感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本研究旨在通 过分析模拟数据的光谱特性,寻找适合研究区的最优反演模型。通过分析模拟数据和烟台 近海水体实测的叶绿素浓度数据和高光谱数据,利用三波段模型和反射峰面积法对水体中 叶绿素浓度进行了反演研究,同时利用反射峰面积法对珠江口水体总悬浮物浓度进行了反 射峰面积模型的推广。此外,通过利用MODIS L1B 数据对烟台近海水体叶绿素浓度进行 了反演研究,得到了烟台近海水体叶绿素浓度季节分布图,为研究烟台近海水体叶绿素的 年内变化趋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本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利用三波段模型分别对模拟数据集和实测数据 进行水体叶绿素浓度反演的研究;二是利用反射峰面积法对模拟数据和实测数据进行了水 体叶绿素浓度的反演研究,同时利用珠江口悬浮物浓度数据对反射峰面积法进行了推广研 究;三是利用MODIS L1B 影像数据对烟台近海水体叶绿素浓度的季节分布状况进行了研 究。文章的主要创新点是利用三波段模型对烟台近海水体中的叶绿素浓度进行了反演,同 时提出了一种新的二类水体叶绿素浓度的反演方法——反射峰面积法,并利用烟台近海实 测水体叶绿素浓度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同时利用珠江口水体的总悬浮物浓度数据对 该方法进行了推广,得到了较高的反演精度。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通过利用三波段模型对模拟数据和实测数据研究发现,和其它水体叶绿素反演模型相 比,用三波段模型反演模拟数据的叶绿素浓度,反演精度较高,其决定系数达0.9967。利 用建立的三波段模型反演模拟数据的叶绿素浓度其RMSE 为0.83μg•L-1,相对误差为12.9 %。与此同时,利用三波段模型对现场实测的反射率光谱进行了烟台近海水体叶绿素的反 演研究,发现利用实测光谱建立的三波段模型反演叶绿素浓度其决定系数为0.6608,RMSE 为0.59μg•L-1,相对误差为36.7%。通过对比其它反演模型可知基于实测数据的三波段模 型其反演精度要优于其它模型。此外,依据MERIS 和MODIS 的波段设置,对现场实测的 高光谱数据进行了处理,并对模拟的MERIS 和MODIS 数据进行了三波段模型的验证,发 现模拟MERIS 和MODIS 的三波段模型同样能较好的反演烟台近海水体的叶绿素浓度。 通过利用反射峰面积法对模拟数据及实测数据进行了叶绿素浓度的反演研究,发现利 用反射峰面积法反演模拟数据的叶绿素浓度(1~50μg•L-1),其决定系数是0.999,利用 反射峰面积模型反演叶绿素浓度其RMSE 为0.45μg•L-1,相对误差为6.7%。利用反射峰面 积模型反演模拟光谱数据的叶绿素浓度其反演精度要优于其它的反演模型。此外,通过研 究实测烟台近海水体叶绿素浓度同反射峰面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实测叶绿素浓度和实 测光谱反射峰面积之间的线性关系最显著,其决定系数是0.5589,利用建立的反射峰面积 模型反演研究区叶绿素浓度其RMSE 是0.67μg•L-1,相对误差是39.9%。为了验证反射峰 面积法的有效性,利用珠江口实测水体的悬浮物浓度和高光谱数据对反射峰面积法进行了 推广研究,发现反射峰面积法能较好的反演珠江口的悬浮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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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男,10岁,因"双侧隐睾"就诊.患儿系足月、顺产、5岁时发现头颅大,经医院诊断为脑积水.几岁时做双侧隐睾手术.患儿身高120 cm.头颅发育不规则,颜面不对称,自小严重的智力低下,说话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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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conserved genomic regions within and between different genomes is crucial when studying genome evolution. Here, we described regions of strong synteny conservation between vertebrate deuterostomes (tetrapods and teleosts) and inverteb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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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hibian skin is a rich resource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s, like maximins and maximin Hs from frog Bombina maxima. Novel cDNA clones encoding a precursor protein, which comprises a novel maximin peptide (maximin 9) and reported maximin H3, were isolated from two constructed skin cDNA libraries of B. maxima. The predicted primary structure of maximin 9 is GIGRKFLGGVKTTFRCGVKDFASKHLY-NH2. A surprising substitution is at position 16, with a free cysteine in maximin 9 rather than usual conserved glycine in other reported maximins. Maximin 9, the homodimer form and its Cys(16) to Gly(16) mutant were synthesized and their antimicrobial activities were evaluated. Unlike previously reported maximin 3, the tested bacterial and fungal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maximin 9, its homodimer and the Cys(16) to Gly(16) mutant (with MICs > 100 mu M). On the other hand, interestingly, while eight clinical Mollicutes strains were generally resistant to maximin 9 homodimer and its Cys(16) to Gly(16) mutant, most of them are sensitive to maximin 9 at a peptide concentration of 30 mu M, especially in the presence of dithiothreitol.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esence of a reactive Cys residue in maximin 9 is important for its antimycoplasma activity. The diversity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 cDNA structures encountered in B. maxima skin cDNA libraries and the antimicrobial specificity differences of the peptides may reflect well the species' adaptation to the unique microbial environments. (c) 2005 Federation of European Biochemical Societies. Published by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