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S和GIS的四川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可持续利用研究

LUCC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后四川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土地利用/覆盖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四川省缺乏基于实际调查数据的、全域性的、具有连续时间序列的LUCC和驱动力分析及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成果，这对我们从全局上把握全省土地利用现状、发展变化趋势，利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极为不利。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选取全川八大土地利用类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全省1996年到2006年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和变化情况，分析了不同尺度的驱动因素，对全省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状况、潜力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1．1996年-2006年10年来整个省域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变化。 （1）1996年-2006年全省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 1996年，全省是一个以农用地为主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林地和牧草地属于优势覆盖类型（合占69.17%），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合占只有3%左右。 2000年的LUCC格局较为明显的特点是耕地所占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水域和未利用土地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牧草地保持不变，其余地类所占比重有所上升。 与2000年相比，2004年林草地的优势格局进一步得到强化（合占比重达到70.23%）。耕地面积占幅员面积的比重下降0.83个百分点，略有下降的有未利用土地、水域和牧草地。值得关注的是在“退耕还林还草”的大背景下，牧草地占幅员面积的比重下降0.04个百分点。 到2006年，仍为林草地为主导优势的格局，二者合占上升0.15%。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中的城市用地和建制镇用地占比重超过15%，农村居民点占比重降至76%。交通用地中农村道路占比重降至57.8%,公路用地占比重升至37.5%。五个地貌区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与全省的变化基本一致。值得关注的是盆西平原区的交通用地上升幅度和盆地丘陵区的未利用土地的开发利用力度明显大于其它地貌区。 （2）1996-2006年10年间土地利用/覆盖格局的变化 1996-2000年4年间，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三个地类下降，年均减少0.75、0.19和0.32个百分点。其中耕地年均减少49229.0公顷，约一半流向林地，13.77%流向园地，约20%流向建设用地。另外5个地类面积增长，增长绝对量最大的是林地，年均增长40063.7公顷，交通用地增幅最大，4年年均增长达1.95%。 2001-2004年是西部大开发逐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全面展开和土地整理深入实施的关键期，LUCC更为深刻。耕地、未利用地、水域和牧草地四个地类面积下降，其余地类按增长幅度依次是园地、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林地。耕地加速下降，年均降幅达到1.59%，其减少去向主要是林地（占66.75%）和园地（占19.84%），其增加来源主要是未利用地、园地和水域。交通用地的增幅最大，为3.96%,其增加主要来源于耕地、未利用土地和林地，分别占49.96%、16.63%和13.09%。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长幅度为3.12%。 从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耕地、未利用地、水域和牧草地下降幅度分别为10.36%、3.61%、1.34%和0.26%。园地增幅达23.61%。绝对面积增长最大的则是林地，达630733.3公顷。交通用地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幅也较大，分别为15.00%和9.31%。 10年间年均总变化量为310326.6公顷，2000年-2004年之间变化最大（为356865.8公顷），高于平均变化量，而1996-2000年间和2004-2006年间都小于平均变化量。 （3）10年间不同地貌区的LUCC变化 盆西平原区的特点是园地大幅上升达77%，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也大幅上升，耕地、未利用地下降幅度大，该区耕地、水域、未利用地的减少强度和园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的上升强度均居五区第一；盆地丘陵区的特点是牧草地下降幅度大，为-36.89%,交通用地、园地和林地上升幅度较大，该区耕地减少、未利用地减少、林地增加、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增加的变化强度均居五区相应地类增减的第二位；盆周山地区的特点是耕地减少较多，交通用地和园地增长较大，该区林地变化强度居各区第一位，牧草地和水域变化强度居各区第二位，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未利用地居各区第三位；川西南山地区的特点是园地、耕地、交通用地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变化幅度大，另外四个地类变化较小。该区减少的牧草地占全省牧草地减少的97.91%，变化强度居各个地貌区的第一位，园地相对变化强度居五区的第二位；川西北高山高原区的特点是耕地大幅下降、园地大幅上升，交通用地升幅也较大，其余地类变化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该区牧草地和水域面积增加，与全省该地类的变化相反。其余地类的相对变化强度均是五个地貌区中最小的。 用变化强度分值考量变化强度，盆西平原区的变化强度最大，盆地丘陵区和盆周山地区的变化强度相当，川西北高山高原区的变化强度则要小得多。 （4）1996年及2006年全省土地利用/覆盖格局的景观生态学分析 全省是以自然景观占优势（占约70%）、农业景观为补充、建设用地景观居于从属地位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景观多样性和均匀度不高。到2006年，全省总的景观格局并无大的改变。总体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活动的加强，区内景观优势度上升、多样性和均匀度变小。但斑块数减少，斑块面积和斑块孔隙度有所增大。斑块的形状指数和分维数均有所下降，表明受人为干扰有加剧的趋势。反映景观格局结构的破碎度指数有轻微下降。景观指数的变化表明全省土地利用有缓慢集中、规模聚集的趋势。 （5）三大生态建设工程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影响 1996-2006年间LUCC与三大生态建设工程实施的耦合分析，发现退耕工程对耕地、林地、牧草地等地类覆盖变化的影响最大，天保工程次之，长防工程最小。 2.四川省LUCC驱动力分析 （1）总体分析： 从整体上分析，人为因素对区域整体LUCC的影响从1996年的63.32%增加到2006年的66.99%，变得日益强烈。同时人为因素影响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地势平缓、经济区位条件好的区域其人为影响强度明显较高。 政策体制转变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和生态建设是四川省LUCC宏观尺度的驱动因素。区域的LUCC主要受到了由内向外(从城市到乡村)和由外向内(从山顶向平地)两种作用力的共同推动。局部尺度上，如距离交通线、水利线、中心城市的远近，地形凸起、大型独立项目落址、重污染项目的阻隔等，甚至一些乡规民俗等因素也会成为LUCC的驱动影响因素。在较小的尺度上,人类个体行为选择对LUCC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根据驱动因子的特性作者将其划分为驱变、阻变、良性、惰性因子等类型。 （2）分地貌区的驱动因子分析 各地貌区都存在城市化、工业化、生态工程实施、自然灾害等驱动因子，但主次不一。对于盆西平原和盆地丘陵区，城市化、工业化是前两位的因子，而对另外三个地貌区，生态工程实施和产业结构调整则成为第第一、二位的驱动因子。 （3）分地类的驱动因子分析（以坡耕地为例） 分坡度的耕地变化分析发现，耕地减少主要集中在2°以下的平地、15°-25°和25°以上三个坡度级，是其它坡度级耕地减幅的三倍左右。这表明耕地减少受城市化进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驱动影响尤为巨大。 3.土地利用格局优化、集约利用评价和可持续利用及对策研究 （1）土地利用格局优化的战略选择及调整预测 土地利用格局调整的战略是农业生产用地、建设用地和生态及其他用地占幅员的比重分别稳定在13%、7%和80%左右，重点是三大类别内部二级和三级地类的合理调整。 （2）全省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全省农用地利用集约度为0.46，总体上集约度不高，处于较适度利用阶段。建设用地利用集约度为0.38，处于较适度利用阶段。集约利用提升空间较大。 农用地的潜力主要在于加强土地保育、完善利用制度、提高单产。城市建设用地的包括存量潜力、强度潜力、结构潜力，空间很大。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可以逐步挖掘。 （3）新增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统筹安排 据测算，到2020年，四川省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在463850-492360hm2之间，城镇各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361276.79hm2，占用耕地200565.94 hm2。2004-2020年间四川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33.86万hm2。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需求量为70.57万公顷。 （4）土地集约利用措施与坡耕地可持续利用战略 提出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措施。在对坡耕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坡耕地可持续利用战略与生态恢复战略，并从技术和政策层面提出了坡耕地合理利用和生态退耕的措施和建议。 LUCC is one of the key questions of glob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fter the opening and reform of China,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of Sichuan Province developed very fast ,the land-use/cover changed very strong droved by many factors .But nowadays we have no constant spatial-temporal study and driving force analysis about the whole province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it is lack of l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study based on correlative study. So we choose all the land resource in Sichuan, combine RS and G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ake statistic-mathematic means and system analysis, to study the LUCC patterns and different scale driving force of different physiognomy regions, land cover types and period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of land resource intensive utilization, and gave out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s. We found that forest and grassland are the dominant cover types of Sichuan provincial land –use/cover pattern, an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ronger from 1996 to 2006,the natural landscape is the metric and occupy 70%,the diversity and evenness index are not high; the totally change quantity from 2000 to 2004 is the biggest; cultivated land especially steep cultivated land ,garden plot, forestry land ,settlement and industry land and traffic land changed relative stronger; among five physiognomy regions ,the changing intensity of PEN XI PING YUAN QU is the biggest, CHUAN XI BEI GAO SHAN GAO QU is smalle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cy system changing, the fast developing of economy, fast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logy construction are the macro-scale driving force of Sichuan provincial LUCC; to compare the impacts of “TUI GENG GONG CHENG” on LUCC especially to cultivated land ,forestry land and grassland is strongest, “TIAN BAO GONG CHENG ” is stronger,“ HANG FANG GONG CHENG” is smallest;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of farm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of whole province is relative moderation, there is huge potential to excavate and fulfill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construction land；we must take synthetic measurements to accelerat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economical ,technological and ecological policies.

青藏高原东部混农季节性放牧及其对高山林线格局的影响

混农季节性放牧（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通过作物种植和畜牧生产相结合的方式对不同海拔高度带上的资源进行相互补充利用，在亚洲兴都库什地区、青藏高原、横断山、东部及南部非洲、南美安第斯地区等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传统的生计系统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居住在该地区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与山地自然植被以及特殊的山地人类文化和社会特征具有密切的协同演变关系。认识和理解这一关系，是山地生态学和人类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近年来，山地生态系统的多重功能性及动态演变对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受到人们的不断关注。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的12个自然村的混农季节性放牧以及对云南德钦、四川壤塘等山地植被格局特别是高海拔地带植被格局的的详细调查，探讨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混农季节性放牧的主要特征、系统构成及相互关系，及其在全球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分析混农季节性放牧与高山林线格局及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旨在探讨山地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家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调查结果表明，混农季节性放牧是一种适应青藏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地区环境因子及自然资源呈明显的垂直分布、资源数量稀少而时空分布异质性极高的生存环境的一种传统经济形式。这种传统的畜牧业的主要生产目的仍然是提供当地基本生存所需的产品，饲养牲口的种类和数量取决于农户的当地需求并且受资源的限制，因而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的。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的放牧资源在一年中被牲口利用的时间也不同，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混农季节性放牧的资源基础。根据各社区永久居住点的位置和该村的土地资源特别是牧草地资源的分布范围，牲口迁移的距离和格局有较大的差异。。天然牧场仍然是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资源。混农季节性放牧中的农业系统和牧业系统互为补充，共同构成调查地区完整的的生计系统，农耕活动为放牧活动提供精饲料如粮食等和冬季饲料如秸秆， 其数量往往成为家庭畜牧业生产规模的主要决定因子之一。 通过对牲口数量和结构、牲口的时空迁移格局、牧业活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牧业活动和作物种植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分析，混农季节性放牧在近几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牲口数量总体下降，牲口组成发生变化，牲口移动性降低、牧业活动的经济重要性下降以及牧业活动和种植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降低等。上述变化的根本驱动力是发生在当地、地区及全球尺度上的环境、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等的变化，从而造成当地群众畜牧生产目标、土地利用和劳动力的分布等发生了变化。当地生计系统发生的改变可能会带来对方面而深刻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影响。 混农季节性放牧这种古老的传统生计策略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冬季饲料短缺、草场退化、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重要性降低、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国家缺乏专门的政策指导等。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新技术的应用、替代生计机会的增加、国家对于山地生态系统的作用的重新定位等也为传统生计系统转型、实现社会与生态共赢创造了机遇。 混农季节性放牧活动对亚高山及树线交错带生态系统系统的互动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牲口啃食、践踏等影响森林群落更新，改变森林群落的组成和结构，从而影响森林群落的演替进程和植被格局。林线边缘是搭建夏棚的首选地点，因此林线及树线交错地带就成了牲口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2）利用火烧开辟、维持和改良高山牧场； 3）在亚高山火灾迹地的放牧活动能够阻止火烧迹地的顺向演替； 4）牧民在林线附近获取建材和薪材等活动影响高山林线附近森林的结构和功能。 在调查区域，梅里雪山、白马雪山、甲午雪山的林线海拔高度在4200-4300m之间； 四川雅江、理塘一线，林线位置多在4300-4400m；四川壤塘二林场一带的林线主体在4100-4200m，在个别地区达到4300m； 在贡嘎山的南坡和东坡一带，林线位置在3600-3700m；而在四川松潘一带，林线位置主体在3700-3800米左右。树线高度的分布趋势和林线一致。混农季节性放牧及其有关人类利用活动使研究地区很多地方高山林线降低、树线交错带宽变窄或消失。在研究地区，总体情况是，阳坡和半阳坡（南坡、西南坡等）的林线和树线比阴坡和半阴坡（北坡、东北坡等）低，变化幅度达20-200m。这种差异主要是为了开辟牧场而人为清除了南向坡自然林线及其以上的植被从而使林线位置下降所致。在南坡自然林线保留得比较好的地方，林线和树线依然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北坡林线和树线的高度。放牧活动抑制了高山林线带火烧迹地的天然更新，从而使林线位置保持在目前的位置。 放牧活动对高山林线带森林群落更新的影响是显著的。自然林线内的乔木个体密度特别是新生苗和幼苗的密度大大高于非自然林线。没有放牧的自然林线及树线交错带内的I级个体（新生苗）密度达到725-2917株/公顷，而与之相对的处理样地内I级个体的密度只有0-228株/公顷；II级个体（高度10-50cm）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在没有放牧的自然林线及树线交错带样方内，其密度达到550-5208株/，而在放牧处理样方内只有14-321株/公顷。在非自然林线带样地内，在有正常放牧的样地内，完全缺乏I级个体。 从相对比例来看，没有放牧的样方内的I、II级个体在全部个体中所占的比例显著高于有放牧活动的样方。放牧使林线交错带的乔木幼苗数量显著减少，从而影响林线及树线交错带森林群落的天然更新过程。林线和树线交错带的灌木对乔木幼苗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能够为树线树种如冷杉等幼苗的定居体提供有利的微气候环境，同时保护苗免受牲口的啃食和践踏。火烧以后接着进行放牧能够100%地抑制高山林线带的幼苗更新。 高山牧场放牧强度降低、使用时间缩短而低海拔地带放牧强度增加是研究地区混农季节性放牧系统的一个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引起各海拔带上的生态系统的变化。放牧强度的降低、生产性用火的停止将导致原来通过人工火烧而降低并通过进一步的火烧和放牧活动来维持的林线及其以上地带的灌木盖度和高度的增加，从而为林线森林群落的扩张创造条件。 青藏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山地生态系统，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确认识人类特别是当地传统的生计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互动关系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前提。决策者必须以综合、系统的的视角协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及文化多样性和维持人、牲口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的多重目标。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which makes a complementary exploita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t different altitudinal belt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migratory animal husbandry and crop cultiv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Hindu-Kush Himalaya, Tibet Plateau, Hengduan Ranges,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Andes region of south America.For millennia, this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y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societies inhabiting in these regions and their natural ecocystems. A close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has been developed between this indigenous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 mountain vegetation systems on the one hand and a unique set of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features on the other. Underst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one of the core scientific issues in mountain ec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the mountain ecosystems and their dynamic changes in th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 regions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which is based on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agropastoral practices of the 12 natural villages in Deqin County of Yunnan, and the mountainnn vegetation patterns in Deqin of Yunnan and Rangtang County of Sichuan, intends to reveal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system composition and the inter-relations of the subsystems of the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s well as the trends of changes of the system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rocess of China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nd alpine ecosystem, ao a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cosystems of the mountain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in e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mountain regions. Results of the survey indicate that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 the investigated area is a traditional economic form that is highly adapted to the eastern Tibet Plateau where the topography features high peaks and deep gorges and where the highly variabl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scanty natural resources exhibit a distinct vertical spectrum of distribution and great temporal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main objective of pastoral management is still aimed at the production of basic goods and services of local people and thus the type and size of animals raised for each household mainly depend on local needs and are limit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is relatively low. Pastoral resources at different altidudinal belts are complementarily used at different seasons of a year and thus form the resources basis for agropastoral production of the study area. Migration distances and patterns vary with the location of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s, the elevational distribution range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villages concerned. Natural pastures (rangelands) are the main fodder resources and sumplement feedings only account for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fodder consumption. Crop cultivation and pastoral activities support each other to form a complete livelihood system. The ability of the farmig lands (crop cultivation) to provide the pastoral activities with concentrates and sumplements often becomes a main factor limiting the scale of livestock production at household level.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s experiencing drastic changes in recent decades as is reflected in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animals, the seasonal migration patter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astoralism in the household economy and the interplays of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elements of the system. In general, there is a decline in animal population and mobility, a shift in animal composition to meet new needs arising from changed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 decrease i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he household economy and an increasing decoupling of agro&pastoral relations. The fundamental divers of these changes can be traced to environmental, soci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from local to global levels and such changes have further caused local changes in livestock management objectives, land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labor forces. Changes in local livelihood systems could have profound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onseuquences.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s an age-old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y, is facing multifacet challenges, such as winter fodder shortage, rangeland degradation, lack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decrease in economic importance, lack of appreciation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adequate policies from the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rket economy, intrdoctu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crease of alternative income 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 national re-oreitation of policies on mountain ecosystems have all brought abou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ystem and the synchronized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interacts with the ecosystem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mainly through the following aspects: 1)Animal browsing and stamping affect the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nd alters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forest which in turn affect the succession process and vegetation pattern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Forest edges are the priority locations for summer houses and therefore the timeline and treeline area becomes the major venues of aninal activities; （2）herders create, maintain and improve pastures through burning that remove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e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3）immediate grazing on the fire sites can significantly prevent the fire sites from perogressive succession; and 4）herders harvesting of construction timber and firewoods affect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zone. Timberline position in the survey region shows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t is around 4200-4300m in Meilixueshan, Baimaxueshan and Jiawuxueshan in Northwest of Yunnan and rises to 4300-4400m in Yajiang County and Litang County of Sichuan. In Rangtang of Sichuan, it is between 4100-4200m, though reaching 4300m in localized sites. In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slopes of Gongga Mountain, the timberline is only between 3600m and 3700m and in Songpan County at the upper reach of the Minjiang River the timberline is around 3700-3800m.Treeline pattern follows similar trend. In many places,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and related human activities have lowered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and narrowed or removed the treeline ecotone. In the area of survey, generally speaking, timberlines and treelines are lower on the southern slopes than on the northern slopes, with a difference between 20 and 200m. 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at the use of fires to crerate pastures has removed the forest vegetation at the previous timberline and above. In fact, in many places, well-preserved forests on the south slopes have even high timberline position that the corresponding northern slopes. At subalpine zone, grazing activities could have prohibited the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many forest fire sites and maintained the forest position at the present level. Graz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gernation process of forest communities at the timberline zone. Natural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has much higher density of treeline species individuals especially the emergents and seedlings than the timberlines that are maintained by human activities. In natural timberline and treelien ecotone without grazing interference, the density of the I Class seedlings (less than 10cm in height) ranges 725-2917 /hm2; while that in the treatment plots (with grazing disturbance) is only 0-228//hm2；II Class seedlings (10-50cm）exhibit similar density trends, reaching 550-5208//hm2 in natural timberline without grazing but only 14-321//hm2 in the plots with grazing treatment. In the man-created timberlines, there is no I Class seedling at all in plots with normal grazing activities. In relative terms, in plots without grazing activities, the propotion of I Class and II Class seedling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plots with grazing. Grazing activities hav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seedlings in the timberline ane treeline ecotone, and thus affect the natural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sts. Shrubs at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ecotone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seedlings from severe climate and animal tramping, thus increas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seedlings. Grazing following fires can completely inhibit forest regeneration process at timberline. Changes in agropastoral transhumance will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timberline and treeline pattern of the studied area. The decrease in grazing intensity on alpine pastrues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use of fires will result an increase in the cover and height of shrubs above the present human-maintained treeline, which will create further condition for the expansion of timberline forest communities. Eastern Tibet Plateau harbors some most important mountain ecosystems of China that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country’s strategy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sociaoeconomic development. A proper knowledg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ystems and the ecosystems in the region is a precondi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bove strategic goals. Therefore, the decision-makers must have a holistic and systemic perspective so as to integrate the multiple objectives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erving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aintaining the balances among people, animal population and the ecosystems.

环境CO2浓度和群落密度对红桦(Betula albosinensis Burk.)幼苗碳氮吸收和分配的影响

当前大气CO2浓度升高是全球变化的主要趋势之一，CO2浓度升高还会引起全球变暖等其它环境问题，因而CO2浓度浓度升高对植物影响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变化领域的焦点。红桦是川西亚高山地区暗针叶林演替初期的先锋树种和演替后期的建群种，在群落演替过程中它对环境因子的响应决定红桦群落的演替进程。本文通过控制CO2浓度的气候室试验，研究了CO2浓度倍增环境下，不同密度水平红桦碳氮固定、分配可能发生的改变，并探讨了升高大气CO2浓度对群体内部竞争的影响。以期通过本研究明确川西亚高山地区代表性物种红桦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为今后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妥善进行森林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生长的影响以及树皮、树干响应的不同 (1) CO2浓度升高显著促进红桦幼苗的生物量、株高、基茎的生长，同时也改变生物量在体内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增加根和主茎、减少叶在总生物量中的比重。(2)树皮和树干对升高CO2浓度的影响有差异，它们对CO2浓度升高的反应程度不同，但反应方向一致。 2.密度的副效应 (1) 增加种植密度对单株生物量、株高和基径的生长具有副效应，也降低升高CO2浓度对红桦生长的正效应。(2) 增加种植密度，显著增加红桦幼苗的群体生物量，从而使红桦群体固定更多的大气CO2气体。可见密度在决定红桦生物量及固碳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探索适合未来大气CO2浓度升高条件下植物生长的密度，对未来的森林经济生产、生态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3. 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苗冠结构及冠层内部竞争的影响 (1) 冠幅、冠高、苗冠表面积和苗冠体积等树冠特征均受CO2浓度升高的影响而增加，但是受密度增加的影响而降低。(2) 单位苗冠投影面积叶片数(LDcpa)和单位苗冠体积叶片数(LDcv)均低于相应的现行CO2浓度处理，这主要是由于冠幅和冠高的快速生长所造成的。(3) LDcpa和LDcv的降低表明，红桦在升高CO2浓度的条件下，会作出积极的响应，从而缓解由于群体和个体生长的增加所引起的竞争压力的增加。 4. 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养分元素吸收与分配的影响 (1) CO2浓度升高，植株各器官N、P含量降低，但单株N、P总吸收量均增加。红桦幼苗体内N、P浓度的下降是由于生物量迅速增加引起的稀释效应造成的。(2) CO2浓度升高，N、P向主茎和根的分配增加，向叶片的分配减少，主要是由于前者在总生物量中的比重增加，而后者减少了。(3) CO2浓度升高，氮磷利用效率(NUE和PUE)提高，氮磷累积速率(NAcR和PAcR)显著增加。而NUE和PUE的提高可以有效缓解CO2浓度升高后，亚高山和高山地区森林土壤中养分元素不足对森林生产力的限制。 5. 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群体碳平衡的影响 (1) 升高CO2浓度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速率和生长均具有促进作用。(2) 土壤有机碳含量在实验前期迅速增加，后期积累速率下降。(3) 升高CO2浓度以后，土壤呼吸显著增强；土壤呼吸还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4) 红桦群体日固碳量受到升高CO2浓度的促进作用。结果(1)-(4)说明所研究群落的碳动态对现行的气候波动是敏感的；所研究群落在作为大气CO2气体的源-汇关系方面至少存在季节间的源汇飘移。(5)种植密度的升高显著增加了群体固碳量。 6. 升高CO2浓度对红桦幼苗生长后期叶片衰老的影响 升高CO2浓度有利于减缓红桦幼苗叶片生长季节末期的衰老。生长季节末期，随着CO2浓度的升高光合速率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均呈上升趋势，同时MDA（丙二醛）含量下降，保护酶SOD（超氧化物岐化酶）、CAT（过氧化氢酶）活性升高。由此说明，升高CO2浓度有利于减缓生长季节后期叶片的衰老，使叶片维持较高的光合速率，也从生理学的角度支持了本文及前人有关CO2浓度升高促进植物光合和生长的假说及结果。 The increased CO2 concent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among global changes. The increase of CO2 will also cause othe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global warming, etc. So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plant have drawn sights of many scientist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global change. Red birch (Betula albosinensis) usually emerges as the pioneer species in initial stage and as constructive species in later stages of forest community succession of the dark coniferous forests in Western Sichuan, China. It’s response to elevated CO2 may determine the succession process of the community where it lives in. By controlling CO2 at the ambient and twice as the ambient level (ambient + 350 umol mol-1) using enclosed-top chambers (ETC), possibl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carbon fixation and allocation under two plantation densities ar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competition within canopy of red birch seedlings are also observed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hope to make sure of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the representative species, red birch. And so that, our results could provide a strong theoretical evidence and scientific direction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afforestation under a future, CO2 elevated world. The results are as fowllows: 1.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growth and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of wood and bark of red birch seedlings (1) Elevated CO2 increases the growth of seedling biomass, seedling height and basal diameter of red birch. It also changed the biomass allocation in red birch seedlings. The ratio of root and main stem to all biomass is increased and the ratio of leaf is decreased. (2) Tree bark and wood show different response degree but similar response direction to elevated CO2. 2. Negative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1)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y showe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individual growth of seedling biomass, seedling height and basal diameter of red birch. It also eliminat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growth of red birch seedlings. (2) Community biomass is increased by the elevated planting density, which means that the high density red birch community could fix more CO2 than the low density one.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planting dens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biomass and carbon fixation ability of red birch community. Thus, exploring proper planting density becomes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CO2 elevated word. 3.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crown architecture and competition within canopy of red birch seedlings (1) Crown width, crown depth, crown surface area and crown volume are all increas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levated CO2. (2) Leaf number per unit area of projected crown area (LDcpa) and per unit volume of crown volume (LDcv) are lower under elevated CO2. This is resulted from the stimulated growth of tree crown features. (3) The decrease of LDcpa and LDcv indicate that plants will respond forwardly to reduce the possible increase of competition resulted from stimulated growth of individual plant and collectives in conditions of elevated CO2. 4.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nutrition accumulation and allocation of red birch seedlings (1) Contents of N and P decrease due to the prompt increase of biomass of plant organs caused by elevated CO2. However, their accumulations increase under elevated CO2. (2) Elevated CO2 increases the allocation of N, P to main stem but reduced its allocation to leaf for that dry weight of the former increased but the dry weight of the later decreased. (3) Using efficiencies of N, P (NUE and PUE) and their accumulation rates (NAcR and PAcR) are found to increase under elevated CO2. Soil nutrition contents are always the limiting factors for plant growth at subalpine and alpine region. The increased NUE and PUE are helpful to eliminate the nutrition limitation in this area in the future world, when CO2 concentration doubles the ambient. 5.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carbon balance of red birch communities (1) Net photosynthetic rates (Pn), dark respiration rates (Rd) and growth are all stimulated by elevated CO2. (2) Content soil organic carbon increases sharply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experiments and then the increasing rates decrease to a low level at later stages. (3) Soil respiration rate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elevation of CO2 concentration. (4) The daily carbon fixations of whole community are heightened by elevated CO2. The results (1)-(4) suggest that, the community being studied are sensitive to current climate change; the studied community, as a sink of atmospheric CO2, is pool-sink alternative between seasons. (5) The carbon fixations are increased along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ies. 6.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 on physiological features of leaf senescences of red birch seedlings at the later stage of growing season Elevated CO2 helps to postpone the leaf senescences of red birch at the end of the growth season. CO2 enrichment increases the photosynthetic rates, contents of soluble proteins and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And meanwhile contents of malondialdehyde (MDA) decreases and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catalase (CAT) are both increased.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enescences of red birch leaves are delayed by elevated CO2, which keep the photosynthetic rates at relatively high levels. Our results lend supports to hypothesis and results on stimulated photosynthetic rates and growth from both other researchers and the present paper.

岷江上游高山林线附近优势树种土壤种子库和幼苗更新特征的研究

岷江上游地区高山/亚高山植被分布的坡向性分异显著，阴阳坡高山林线不仅物种组成差异明显，并且分布海拔呈现出阴坡高阳坡低的格局．阳坡林线树种主要是圆柏属乔木，林线类型多为渐变型，海拔高度大约在3 400m~3 800m；阴坡林线树种主要是冷杉，林线类型多为骤变型，海拔高度约在3 800m~4 400m．本研究采用土壤种子库物理筛选、室内萌发实验及野外群落调查等方法，对岷江上游地区阴坡岷江冷杉和阳坡祁连圆柏两类林线树种不同海拔梯度上土壤种子库以及幼苗库特征进行了调查，从土壤种子库和幼苗更新特征的角度对林线乔木树种种群更新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对该地区高山林线在阴阳坡分布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 1．土壤种子库 阴坡：阴坡高山林线附近岷江冷杉土壤种子的平均密度大约为50.96粒/m2，其中树线以上10m处土壤种子密度为1.00粒/m2，树线处大约19.33粒/m2，林线交错带内土壤种子密度最高为136.83粒/m2，郁闭林内种子密度小于林线交错带，只有30.50粒/m2，种子平均空壳率为52％，霉变率达34%，完好种子只有6%．土壤种子库垂直分布特征为地被物层含种子比重最大，大约在67.50%左右；其次为0~2cm层，约18.84%左右；2~5cm层所占种子比例最小，约13.66%左右．霉变种子数量与土壤深度呈负相关． 阳坡：阳坡祁连圆柏土壤种子的平均密度为60.16粒/m2．树线以上10m处密度为1.92粒/m2，树线位置大约108.16粒/m2，林线交错带内平均为75.80粒/m2，郁闭林内种子密度小于林线交错带，只有20.00粒/m2．种子平均空壳率为36％，完好种子占49%，霉变率较低，大约为10%．阴阳坡林线树种土壤种子库垂直分布特征为：地被物层含种子最多，其次为0~4cm层，4~10cm层所占种子比例最小，霉变种子数量与土壤深度也呈负相关． 2． 幼苗库调查 阳坡：在树线以上区域没有发现幼苗，林线交错带内幼苗密度平均达3 250株/hm2，郁闭林内仅2 750株/ hm2．整个样地内1～2a幼苗很少甚至没有出现，3～10a的幼苗相对较多．空间分布上，祁连圆柏幼苗在林线交错带内接近随机分布，郁闭林内则介于随机分布和均匀分布之间． 阴坡：在树线以上幼苗密度为1 250株/ hm2，全部为1~2a幼苗，林线交错带内幼苗密度平均达7 000株/ hm2，郁闭林内达6 250株/ hm2．林线附近岷江冷杉幼苗丰富度以及幼苗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祁连圆柏，年龄结构也较祁连圆柏完整．岷江冷杉幼苗空间分布除了树线处幼苗的分布为随机分布，其他海拔则为集群分布． 3．从不同土壤深度的种子总量和幼苗数量的相关性检验发现，当年生幼苗数量跟表层种子总量相关性极显著, 但是两年生幼苗的数量与底层种子数量相关性显著．土壤种子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格局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种子库的年际特征．岷江冷杉土壤种子库较丰富，种子散布后的存活力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下降，属于季节性瞬时种子库；祁连圆柏土壤种子散布格局为集群型分布，成熟种子大部分散布在母株冠幅内，属于永久性土壤种子库． 4．在阴坡林线交错带及以上区域还存在较为丰富的乔木土壤种子，并且在树线以上区域还发现了少量的岷江冷杉幼苗．从样地乔木的年龄结构发现，在林线交错带内上部到树线位置主要以幼龄林为主，且年龄结构完整，基本符合入侵性林线特征；阳坡林线交错带内幼苗出现频率很低，树线以上区域虽然存在种子库，但是没有幼苗出现，在林线交错带内乔木径级差距很大，年龄结构异常不完整，这种特征的林线将会面临两个可能结果：一种是维持现有状态，保持平衡；另外一种就是退化，但阳坡林线的实际动态趋势还有待长期定点研究． Treelines on the upper region of Minjiang River differ between the north aspect and the south aspect in their appearances, altitudes and tree species. On the north aspect, trees of Abies form a sharp and abrupt treeline ranging from 3800m to 4400m, while on the south the treeline is generally lower(3 400~3 800m), more open and gradual and mostly composed of Sabina.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s of soil seed banks and seedling recruitments at the treeline ecotones of a N-aspect and a S-aspect by using soil sieving, germination experiment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regeneration of tree species at the transitional zone and presented a analysis of the causes to the aspect-related difference in treeline patterns in the study area. Major results of our study include: 1． Soil seed bank N-aspect: Of the 50 plots investigated, the average density of soil seeds is 50.96/m2, in which well-formed seeds account for 6%, empty seeds 52%, parasitized seeds34%, and seeds damaged by animals 8%. The size of soil seed bank varies along altitude, being 1.00 seeds /m2 at the 10m above the treeline and ca.19.33 seeds/m2 at the upper limit of treeline. The highest density (136.83 seeds/m2) occurs at the treeline ecotone. By contrast, the density of soil seed for the closed forest is only 30.50 seeds/m2. In terms of vertical strata, 67.50% of the total seeds are at the surface layer, 18.84% at the middle layer (0~2cm) and 13.66% at deeper layer (2~5cm). The number of parasitized seed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soil depth. S-aspect: Of the 50 plots investigated, the average density of soil seeds is 60.16 seeds/m2, and the well-formed seeds account for 49%, empty seeds 36%, parasitized seeds10%, and seeds damaged by animals 1%. The size of soil seed bank varies along altitude, with 1.92 seeds/m2 recorded at the10m above the treeline，108.16 seeds/m2 at the upper limit of treeline, and 75.80 seeds/m2 at the treeline ecotone, while that for the closed forest is 20.00 seeds/m2. The number of seeds decreases with the depth of soil. As is on the N-aspect, the size of soil bank, from large to small, follows the order of the surface layer, the middle layer (0~4cm) and the bottom layer (4~10cm). The number of parasitized seeds is also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depth of the soil. 2． Seedling bank N-aspect: A mean maximum seedling abundance of 31 000 seedlings/hm2 was recorded near alpine treeline at growing season. The density of seedlings is 1 250 seedlings/ha (all being 1 or 2 years old) at the alpine meadow 10m away above treeline, 7 000 seedlings/ha at treeline ecotone and 6 250 seedlings/ha for closed forest．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bies faxoniana seedlings is random at the upper limit of the treeline but clumped at other altitudes． S-aspect: No seedlings were found at the alpine meadow 10m away from the treeline. The density of seedlings was 3 250 seedlings/ha at treeline ecotone and 2 750 seedlings/ha for the closed forest．Hardly any 1 year current and 2 year-old seedlings appeared at the plo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bina przewalskii seedlings is random at treeline ecotone and between “random” and “even” forest closed forest． 3．Correlation tests of seedling population and seed bank at different soil layers indicated that the emergents were strongly correlated to seed bank at surface layer while the number of two-year seedlings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he seed bank at the bottom of soil layer, indicating that germination mainly occurs at the soil surface while the middle or bottom layer was the reserve for non-germination or dead seeds. It can thus be postulated that Abies faxoniana soil seed bank is of seasonal transient type. By contrast, the soil seed bank of Sabina przewalskii is of persistent type and the soil seeds and seedlings of this species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near the islands of adult trees. 4．A good many soil seeds of both tree species were found near the treeline ecotone and above at N- and S-aspects. A few young seedlings were found above the Abies treeline. Investigation of five altitudinal transects respectively on N- and S-aspects indicated that Abies faxoniana has a more complete age structure than the stands of Sabina przewalskii. The age of firs decreased from closed forest to the upper limit of treelin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Abies treeline is advancing to higher altitude. While on the south aspect, only few Sabina przewalskii soil seeds and nearly no seedlings were found above the treeline ecotone. The stands exhibit extremely great difference in diameter classes with significantly incomplete age structure. This would lead to two possible results for the treelines: maintaining an equilibrium state at the current position or degenerating. But more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at longer time scales or larger spatial scale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Sabina treeline is degenerating.

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不同海拔川滇高山栎(Quercus aquifolioides)群体的遗传变异

海拔梯度造成的环境异质性，如崎岖的地形、复杂的植被结构以及花期延迟等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到物种的形态和遗传变异格局。理解物种形态和遗传变异的海拔格局对于物种多样性的管理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植物群体遗传学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然而与海拔相关的形态变异、遗传变异及群体间遗传差异的研究却很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遗传变异与海拔之间是否必然的相关性。 川滇高山栎是一种重要的生态和经济型树种，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的四川、西藏、贵州和云南省的高海拔地区，在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主要受阳光限制而仅分布于阳坡，但其海拔梯度范围较大，表明川滇高山栎对不同的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本文通过叶型及生理响应、微卫星分子标记和扩增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试图探索川滇高山栎叶沿海拔梯度的形态和生理响应及其沿海拔梯度的遗传变异格局，为川滇高山栎的保护和利用提供进一步的遗传学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对叶形、含氮量及碳同位素的试验结果表明，平均比叶面积、气孔密度、气孔长度和气孔指数等气孔参数随海拔的升高呈非线性变化。在海拔大于2800 m时，川滇高山栎的比叶面积、气孔长度和气孔指数都随海拔升高而降低，但是在海拔小于2800 m时，这些指标都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大。相对而言，单位叶面积的含氮量和碳同位素则表现出相反的变化模式。另外，比叶面积是决定碳同位素沿海拔梯度变化的最重要参数。本研究结果表明，海拔2800 m附近是川滇高山栎生长和发育的最适地带，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叶片厚度更薄、气孔更大、叶碳同位素值更小。 利用六对微卫星引物对五个不同海拔川滇高山栎群体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群体内表现出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平均每位点等位基因数11.33个，平均期望杂合度达0.820。群体间差异较小，分化仅为6.6％。聚类分析也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海拔格局。然而低频率等位基因却与海拔呈显著性正相关(R2=0.97, P < 0.01)，表明在高海拔处，川滇高山栎以更多的稀有基因来适应恶劣的环境条件。本试验结果表明由海拔梯度形成的选择性压力对川滇高山栎群体的遗传变异影响并不明显。 为了进一步探讨川滇高山栎群体遗传变异与海拔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还对其进行了扩增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结果表明：(1)随海拔的升高(从群体WL2到群体WL5)，群体内遗传变异降低，而群体间遗传差异增加；(2)低海拔群体WL1表现出最低的遗传变异性(HE = 0.181)，同时与其余四个群体间呈现出最大的遗传差异性(平均FST = 0.0596)；(3)在除去低海拔群体WL1后，Mantel检测表明群体间遗传距离与海拔距离之间表现出正相关性。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遗传变异受生境条件(过度的湿热环境)及人为干扰(火烧、砍伐和放牧)的影响，这一点至少在低海拔群体WL1上发生了作用。 通过叶形态、生理及DNA分子水平的研究，结果表明叶形态特征和碳同位素与海拔紧密相关，与海拔之间呈非线性变化，海拔2,800 m附近是川滇高山栎生长和发育的最适地带。海拔梯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川滇高山栎群体的遗传变异结构，但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地理分布区域里，这种影响并不足以导致群体间较大的遗传分化。同时生境条件及人为干扰也是影响遗传变异的限制性因子，不容忽视。 Altitudinal gradients impose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uch as rugged topography, a complex pattern of vegetation and flowering delay, and they likely furthermore markedly affect the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a species. Understanding altitudinal pattern of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at a species is important for the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species diversity. Although plant population genetics is a fast growing field of research, there are only few recent investigations, which analyzed the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es of intra-population variation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At present, it is still unclear whether there are some common patterns of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with altitude. Quercus aquifolioides Rehder & E.H. Wils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and economical endemic woody plant species,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Southwest China. Its large range of habitat across different altitudes implies strong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lthough it is mainly restricted to sunny, south facing slopes.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soil erosion, soil water loss and regulating climate, as well as in retaining ecological stability. In this paper, w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altitudinal pattern of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variation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through the experiments of lea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microsatellite analysis and AFLP markers. In lea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experiment, we measured leaf morphology, nitrogen content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as an indicator of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Q. aquifolioides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We found that these lea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altitudinal gradients were non-linear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Specific leaf area, stomatal length and index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below 2,800 m, but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above 2,800 m. In contrast, leaf nitrogen content per unit area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showed opposite change patterns. Specific leaf area seem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 that determined the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along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near 2,800 m in altitude could be the optimum zone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Q. aquifolioides,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altitude in research on plant physiological ecology. Genetic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ere investigated among five natural populations of Q. aquifolioides occurring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that varied from 2,000 to 3,600 m above sea level in the Wolong Natural Reserve of China, by analyzing variation at six microsatellite loc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ly high intra-population variation with the average number of alleles equaling 11.33 per locus and the average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HE) being 0.779. The amount of genetic variation varied only little among population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influence of altitude factors on microsatellite variation is limited. Howev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ltitude and the number of low-frequency alleles (R2=0.97, P < 0.01), which indicates that Q. aquifolioides from high altitudes has more unique variation, possibly enabling adaptation to severe conditions. F statistics showed the presence of a slight deficiency of heterozygosity (FIS=0.136) and a low level of differentiation among populations (FST=0.066). The result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grouping of populations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altitude of the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data, it is likely that the selective forces related to altitude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te the populations of Q. aquifolioides in terms of microsatellite variation. To further elucidate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Q. aquifolioides populations under sub-alpine environments, genetic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ere investigated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using AFLP markers. The altitudinal populations with an average altitude interval of 400 m, i.e. WL1, WL2, WL3, WL4 and WL5, correspond to the altitudes 2,000, 2,400, 2,800, 3,200 and 3,600 m,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i) decreasing genetic variation (ranging from 0.253 to 0.210) and increasing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with altitude were obtained from the WL2 to the WL5 population; (ii) the WL1 population showed the lowest genetic variation (HE = 0.181) and the highest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verage FST = 0.0596) with the other four populations; (iii)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tained using Mantel tests between genetic and altitude distances except for the WL1 populat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ltitudinal gradient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Q. aquifolioides populations to some extent. In addition, habitat environments (unfavorable wet and hot conditions) and human disturbances (burning, grazing and felling) wer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especially to the low-altitude WL1 population.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there were close correlations between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in our data. This indicates that a coordinated plant response modified these parameters simultaneously across different altitudes. Around 2,800 m altitude there seems to be an optimum zone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Q. aquifolioides, as indicated by thinner leaves, larger stomata and more negative d13C values. All available evidence indicates altitudinal gradient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of Q. aquifolioides to some extent. Decreasing genetic variation and increasing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with altitude was obtained except for the WL1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of habitats and human disturbances were also contributing factors, which impact genetic variation pattern, especially to the low-altitude WL1 population.

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林线乔木种群生态特征研究

青藏高原东部分布着世界最高的林线，该区域也是由欧亚北温带物种形成的林线的南界。在大面积野外踏勘的基础上，选择青藏高原东部具有典型高山林线分布的三个地点（滇西北白马雪山、川西北鹧鸪山及岷江源地区）作为研究区，从种群的结构、生存特征、分布格局及分形特征等方面对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林线乔木种群生态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林线种群生态特征及林线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林线区乔木树种多以单种群形式存在，林线区群落结构简单，乔木层多为单一树种组成，其生长型较之郁闭林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树木高度急剧下降，而发展多茎多分枝的生长型。生长型的转变是高山林线乔木对恶劣自然条件的形态适应。 研究发现，在青藏高原东缘，阴坡林线乔木主要是冷杉（Abies spp.），阳坡主要由圆柏（Sabina spp.）组成，少数地方还有云杉（Picea spp.）。阴坡乔木种群结构多表现为增长型，幼苗和幼树在种群中占较大比重，种群潜在自然更新能力较强，但幼龄个体死亡率非常高，存活曲线多接近Deevey-Ⅲ型；阳坡乔木种群幼苗个体数极少，幼树相对增加。野外调查表明，人为活动较频繁的阳坡林线区幼苗数量极少甚至缺失，而受人为活动干扰较小的样地中幼苗和幼树数量明显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放牧等人类活动可能对林线种群的更新带来较大影响，而对卡卡沟围栏内外的样地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果。 所研究林线乔木种群各龄级的空间格局在不同尺度上表现为聚集、随机和均匀分布，以聚集分布为主；各龄级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幼苗通常与另外两个龄级的关联性较密切。各龄级间显著的相关性表明不同龄级个体在空间交错分布，有利于对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对种群的生存和发展非常有利，反映了高山生态系统恶劣生境中种群的一种适应对策。 林线乔木种群各龄级分布格局的计盒维数有差别，林线种群的计盒维数总是小于郁闭林种群的计盒维数。另外，郁闭林各龄级计盒维数通常也高于林线各龄级，表明不同海拔或者不同群落类型中的乔木树种具有不同的水平空间占据能力。林线区种群分布格局的计盒维数都很低，占据现实水平空间的程度较低，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态间隙维，其潜在占据空间的能力较高，群落还可提供给种群的最大空间限度较大，但实际上由于受群落中种内、种间的竞争及林线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条件的限制，其潜在空间占据能力可能难以表现出来。 青藏高原东缘高海拔地带以季节性游牧为主要的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阳坡森林郁闭度低于阴坡，灌丛数量和种类较阴坡少，融雪早且积雪时间短，所以阳坡包括高山林线区成为当地牧民游牧路线的必经之地。牲畜的践踏、啃食使得幼龄乔木树种个体数量大大减少，严重阻碍了林线乔木种群的自然更新，同时种群占据空间的能力也明显降低。因此可以认为，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山地游牧等人为干扰叠加于恶劣的自然条件，阳坡林线的自然更新潜力受到抑制，其生存状态较之阴坡林线显著恶化，并可使阳坡林线高度逐渐降低。高山林线区森林一旦破坏在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更新和恢复，因此，对于处于恶劣高山生境中的乔木种群应加强保护，同时适度控制人为干扰强度和幅度以减少其直接和间接破坏，防止阳坡林线退化并促进高山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has the highest timberline of the world. On the basis of field survey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ree typical alpine timberlines were chosen for in-depth studies, i.e., Baima Snow Mountain in northwest Yunnan, Zhegu Mountain and the waterhead area of Minjiang River in west Sichuan. Using the methodologis of population ecology, we analyz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survival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point patterns and fractal dimensions of the timberline tree populations and discussed the impacts of grazing on the structur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alpine timberline. Compared with closed forest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imberline is simpler, usually with one or two species constituting the tree layer. Differences also exist in the growth forms: the tree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with more stems and branches, reflecting morphological adaptation of trees to the severe conditions at timberline.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bies spp. often formed alpine timberline in the north-facing slope while Sabina spp. and sometimes Picea spp. in the south- facing slop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s of north-facing slop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numerous seedlings and saplings. However, the survival curves tend to follow Deevy-III because of high dead ratio of young individuals. There are only few seedlings in the south-facing slope with heavy grazing, demonstrating that human disturbance may prevent regeneration at alpine timberline, which was confirmed by comparisons between fenced enclosures and control plots in the Kaka Valley. Depending on the spatial scales on consideration, the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age-classes showed clumping, random or even distribution, but mostly with clumping distribution. At all scales, 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age-classe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e seedlings were usually more correlated to two other age classes. This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among different age classes indicates that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age classes are spatially interlocked with each other, which helps 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It is another adaptation strategy for trees at the severe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ifferent age classes had different box dimension. In general, the box dimensions of total individuals and each age class at timberline are always smaller than that of closed forests, suggesting that space occupation capacity is not the same for populations at different altitude or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Populations on both the south- and the north-facing slopes had a very low box dimensions (far away from the max., 2), however, the lower the box dimension, the bigger the potential space provided by community. In fact, because of inner- and inter-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he severe conditions at timberline, this kind of potential ability can hardly be realized. Mountain pastoralism is the major type of as well as the only most effective way of resource uses in the high elevation regions of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Due to lower canopy cover, less bushes and short snow-cover time, south-facing slopes became the favorite pastures. Damages from livestock through tramping, browsing and others have grea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young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the potential of timberline trees to regenerate and their ability to occupy more space are greatly inhitibted. We conclude that human disturbances (mountain pastoralism) as well as harsh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o-worked to inhibit the regeneration of tree populations in the south-facing slope and made south slope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north-facing slopes for tree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resulting a gradual retreat of timberline in the north-facing slopes. Forests at alpine timberline are susceptible to disturbance and difficult to regenerate and restore once damaged and controlling human disturbances is important for protecting the forest ecosystems at the timberline area.

岷江源头区植被景观与流域土壤侵蚀的动态相关性

作为复杂的生态过程之一，土壤侵蚀常常被空间景观异质性影响。深入地研究土壤侵蚀与植被景观的相关性对以减少水土流失为目的的河流中上游生态恢复工作来说十分重要。本文利用遥感和GIS 技术，对岷江源头区的植被景观和土壤侵蚀动态（1974年～2002 年）进行分析，并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整体植被景观和不同的植被景观类型的景观特征与土壤侵蚀量、侵蚀模数以及土壤侵蚀强度的相关性，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从植被景观特征与土壤侵蚀量和土壤侵蚀模数的相关性的角度出发，森林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土壤侵蚀，草地对土壤侵蚀的控制能力不及森林，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土壤侵蚀。灌丛与土壤侵蚀量和土壤侵蚀模数的关系则比较复杂，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农用地与森林、灌丛、草地等植被类型不同，它的增加将会明显地增加产沙量。随着各景观类型（灌丛除外）分布的镶嵌性的增强，土壤侵蚀量和侵蚀模数会减少。2. 从植被景观特征与土壤侵蚀强度的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在景观水平上，植被景观的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破碎度指数、景观形状指数和景观聚集度指数均与土壤侵蚀强度有明显的相关性。在较轻侵蚀强度的区域中的植被景观具有更丰富的多样性和更低的破碎程度，景观的组分和结构都更加复杂，景观斑块的形状也比较复杂。同时，植被景观的空间异质性也较强。3. 从不同景观类型对土壤侵蚀强度的控制能力大小看：针叶林> 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 灌丛> 草地> 农用地。同时，对于除农用地以外的其他植被景观类型来说，增加其平均斑块面积和形状的复杂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土壤侵蚀强度。而对于农用地来说，斑块形状的简单化以及分布形式的均匀镶嵌化则是减少土壤侵蚀强度的有效手段。 As a complex ecological process, soil erosion is affected by the spatial landscape heterogeneity.The relation between soil erosion and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 weights a lot in ecosystemrestoration that aim to control the soil erosion in watershed. By means of RS and GIStechniques, this study analyzed dynamic variations in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 and soil erosionin the Minjiang headwater region over a period of 28 years to elucidate the interrelationshipsbetween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soil eros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In terms of relation between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soil erosion module, forest canmitigate the soil erosion much better than grass. The relation between shrub and soil erosionmodule is rather complicated that requests further more study to confirm how those two factors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Cultivated land differs from other landscape classes in creatingconditions most favorable for soil erosion. Moreover, the dispersion of all landscape classes,except for shrub, correlates with soil module negatively.II2. In terms of relation between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soil erosion strength, the diversityindex, fragment index, shape index and contagion index of the vegetation in Minjiangheadwater region at landscape-level correlated with soil erosion clearly. Vegetation landscapein No and Slight erosion region is more diverse, fragmental and constructed in more complexway. The shape of those vegetation patches is also more complicate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of the vegetation landscape is much more evident than that located in moderate and strong erosion region too.3. At class-level, different landscape classes affected soil erosion strength in different ways.Taking the mitigating effect on erosion strength into consideration, landscape classes can bearranged in this turn: coniferous forest > Deciduous forest > Mixed forest > Shrub > Grassland > Cultivated land. At the same time, for most landscape classes, except for cultivated land,increase the mean patch size and complicate the shape of patch will help to relieve the erosionstrength. However, for cultivated land, simplifying the shape of patch and scattering thepatches have the same effect.

若尔盖高原花湖湖滨湿地甲烷排放研究

若尔盖高原湿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平均海拔3,400-3,600m，是长江和黄河的自然分水区，区内发育了大面积的草本沼泽以及高寒沼泽化草甸、高寒湖泊。由于它所处的位置海拔高、气候波动较大，并处于我国三大自然区的交错过渡带，因而被认为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脆弱湿地生态系统之一。由于地处偏远、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等多方面的原因，针对若尔盖湿地的科学研究资料一直以来还非常缺乏。本文对国内外近年来在湿地生态系统甲烷排放过程、研究方法，以及关于湿地生态系统甲烷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并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从湿地环境格局、湿地甲烷排放等方面，对若尔盖高原典型高寒湖泊湖滨不同类型湿地甲烷排放特征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若尔盖高原高寒湖泊湖滨带甲烷排放的因素。得到如下结果：1．若尔盖高原花湖湖滨湿地在植物生长季（6 至8 月），甲烷排放平均速率为0.315 mg·m-2·h-1；不同月份间甲烷排放速率存在差异，分别为：-0.054、0.471、0.493 mg·m-2·h-1。不同类型湿地甲烷排放速率亦表现出差异，两栖蓼（Polygonum amphibium）湿地、滩涂和藏嵩草（Kobresia tibetica）草甸甲烷排放速率分别为：0.464、0.477、0.005mg·m-2·h-1。2．若尔盖高原花湖湖滨湿地甲烷排放速率与土壤10cm 温度显著相关。土壤温度是影响若尔盖高原花湖湖滨不同类型湿地甲烷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土壤温度的升高，土壤微生物活性增强，使土壤中的氧消耗加快，氧化还原电位下降，有利于产甲烷菌的生长，从而增加土壤的甲烷产生量。3．地表水位与若尔盖高原花湖湖滨湿地甲烷排放速率相关性不显著。地表水覆盖，使得湿地土壤缺氧状况得到加强，增强了土壤中产甲烷菌的活性，促进甲烷形成，再通过植物、气泡或扩散的形式释放出土壤。但水层的加深，也使土壤中已产生的甲烷在通过气泡或扩散形式穿越水层时，被氧化的量增加，从而减少了甲烷向大气中的排放。4．植被高度以及植被地上生物量与若尔盖高原花湖湖滨带甲烷排放速率的相关性不显著。植物主要通过凋落物以及根系分泌物的输入为产甲烷菌提供基质，并作为土壤与大气之间的甲烷气体交换的传输途径；与其他环境因素共同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甲烷排放。The Zoige wetland on the eastern fringe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ith averagealtitude between 3,400 and 3,600m, is the watershed of Yangtze River and YellowRiver. There are large area of peatland, subalpine meadow and lakes in this region.Due to its high elevation, transitional topology and high fluctuation of climate, theZoige wetlands represent one of the most fragile wetland ecosystems in China. And asa result of remote location and harsh environment conditions, the researches on theZoige wetland are relatively rare, especially the researches on the methane emissionfrom littoral zone of alpine lakes. Variations of methane emission rates as measuredby the method of static chamber – gas chromatography (GC) were detected fromlittoral zone of alpine lake on the Zoige Plateau.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thaneemission rat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analyzed. It is concluded that:1．The average methane emission rate in the littoral zone of Huahu Lake, ZoigePlateau is 0.315 mg·m-2·h-1, with evid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The littoralzone has different methane effluxes with -0.054, 0.471, and 0.493 mg·CH4·m-2·h-1in June, July and August respectively. Different types of wetland have differentmethane emission rates, with value of 0.464, 0.477, and 0.005 mg·CH4·m-2·h-1 forPolygonum amphibium wetland ( PA ), Shoal ( S ) and Kobresi tibetica meadow ( KT ), respectively.2． The soil temperature at 10cm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methane effluxesin littoral zone of Huahu Lake, Zoige Plateau, and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ethane emission from this region. The activities of soilmicroorganisms rise under higher soil temperature and increases oxygen consumptionand decreases Eh, which is in favor of the methanogensis, and enhances theproduction of methane in soil.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tanding water and methane effluxes from littoralzone of Huahu Lake is not significant. Because of the standing water, the anaerobicconditions of wetland soil have been enhanced, and are favor to the decomposition oforganic matter. And the anaerobic conditions strengthen the methanogensis’ activities,thus the methane production, which release to the atmosphere by diffusion, ebullitionand aerenchymal plants. With the water level’s increase, more methane produced insoil which is transferred by ebullitions or diffusion are oxidated, thus reduce themethane release to the atmosphere.4． The height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of vegetation are not significant related tothe methane effluxes from littoral zone of Huahu Lake, Zoige Plateau. The vegetationprovides substrates for methanogensis by litter and root exudates; act as thetransportation way of methane between soil and atmosphere; influence the methaneemission of wetland ecosystems with other environment factors.

瑞香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 L.）对高寒草甸系统生长和非生长季节碳氮循环的影响及其花粉化感效应

瑞香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 L.）是瑞香科（Thymelaeaceae）狼毒属的一种多年生野草，有毒。据调查，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至今，狼毒在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寒草甸上不断蔓延、密度不断变大，在一些地段甚至成为优势物种。有关狼毒在高寒草甸蔓延的生态系统效应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从系统碳、氮循环的角度，分别研究狼毒在生长和非生长季节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影响。同时，从花粉化感的角度，深入研究狼毒对当地同花期物种有性繁殖的影响。系统地研究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特别是非生长季节微生物和土壤碳氮库的动态变化，有助于揭示狼毒在系统物质循环方面的“物种效应”以及这种效应的季节变化，为丰富有关高海拔生态系统，特别是其非生长季的物质循环的科学理论做出贡献。同时，碳氮循环和花粉化感的研究还有助于深刻地理解狼毒作为一种入侵性很强的杂草的特殊的蔓延机制，从而为狼毒的有效防治、高寒草甸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针对狼毒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上蔓延的生态系统碳氮循环方面的影响，开展以下2 方面的研究：（1）在生长季，研究松潘县尕米寺附近（北纬32°53'，东经103°40'，海拔3190 m）的两种地形（平地和阳坡）条件下狼毒对土壤碳氮循环影响及可能的原因。狼毒和其它几个主要物种（圆穗蓼（Polygonummacrophyllum D. Don var. Macrophyllum），草地早熟禾（Poa pretensis L.），四川嵩草（Kobresia setchwanensis Hand.-Maizz.），鹅绒委陵菜（Potentilla anserina L.var. anserine）和鳞叶龙胆（Gentiana squarrosa Ledeb.）的地上凋落物产量以及地上凋落物和根的化学组成被测量。在有-无狼毒斑块下，各种土壤的库（比如，铵态氮、硝态氮、无机磷和微生物生物量）和周转率（包括净矿化、净硝化、总硝化、反硝化和微生物呼吸速率）被测量和比较。（2）在非生长季节，尤其是春季冻融交替期，选取了两个研究地点——尕米寺和卡卡沟（北纬32°59'，东经103°41'，海拔3400 m），分别测定有狼毒和无狼毒斑块下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和氮、可溶性有机碳和氮以及铵态氮和硝态氮的动态变化。同时，分别在上述两个地点有-无狼毒的样地上，研究6 个主要物种（狼毒、圆穗蓼、草地早熟禾、四川嵩草、鹅绒委陵菜和鳞叶龙胆）从秋季开始、为期1 年的凋落物分解过程。 针对狼毒花粉化感对同花期其它物种可能的花粉化感作用开展以下工作：在实验室中，用一系列浓度的狼毒花粉水浸提液对与它同花期的其它物种以及自身花粉进行测试，测定花粉萌发率；在野外自然条件下的其它物种的柱头上施用上述浓度的狼毒花粉水浸提液，观测种子结实率，同时，观察狼毒花粉的种间花粉散布数量。 生长季节的研究结果表明，狼毒地上凋落物氮含量比其它几个主要物种更高，而木质素-总氮比更低。狼毒显著地增加其斑块下表层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而有-无狼毒的亚表层土壤在有机碳和总磷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狼毒表土中硝态氮含量在平地和阳坡比无狼毒土壤分别高113%和90%。狼毒表土中微生物生物量碳和氮量显著高于无狼毒表土。无论是平地还是阳坡，狼毒土壤的总硝化和微生物呼吸速率显著高于无狼毒土壤；而它们的反硝化速率只在平地有显著的差异。狼毒与其它物种间地上凋落物的产量和质量的差异可能是导致有-无狼毒土壤碳氮循环差异的原因。我们假设，狼毒可能通过增加贫氮生态系统土壤中的有效氮含量提高其入侵能力。 非生长季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寒草甸上，土壤微生物生3物量在11 月的秋-冬过渡期达到第一个峰值；在春季的冻融交替期，微生物生物量达到第二个峰值后又迅速降低。无机氮以及可溶性有机碳氮与微生物生物量有相似的变化过程。微生物碳氮比呈现显著的季节性变化。隆冬季节的微生物生物量碳氮比显著高于生长旺季的微生物碳氮比。这种变化可能暗示冬、夏季微生物的群落组成和对资源的利用有所不同。有-无狼毒斑块下土壤微生物和土壤碳、氮库一般只在秋-冬过渡期有显著差异，有狼毒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土壤碳、氮库显著高于无狼毒土壤；而在之后的冬季和春季没有显著差异。所有6 个物种凋落物在非生长季分解率为24%-50%，均高于生长季的10%到30%。其中在秋-冬过渡期，凋落物开始埋藏的两周时间内，分解最快，达10%-20%。不同物种凋落物全年的分解率和分解过程有显著差异。圆穗蓼在全年的分解都较缓慢（非生长季26%，生长季15%），草地早熟禾和四川嵩草等全年的分解速率比较均匀（非生长季和生长季均为30%，非生长季略高），而狼毒在非生长季分解较快（约50%），而在接下来的生长季分解变得缓慢（约12%）。所有物种的凋落物氮含量在非生长季下降，而在随后的生长季上升。 实验室的花粉萌发试验证明，狼毒花粉对自身花粉萌发没有自毒作用，而其它受试的所有物种（圆穗蓼，秦艽（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 var. fetissowii），湿生扁蕾（Gentianopsis paludosa (Hook. f.) Ma var. paludosa），鳞叶龙胆，椭圆叶花锚（Halenia elliptica D. Don var. elliptica），蓝钟花（Cyananthus hookeri C. B.Cl. var. grandiflorus Marq.），小米草（Euphrasia pectinata Ten.），川西翠雀花（Delphinium tongolense Franch.），高原毛茛（Ranunculus tanguticus (Maxim.)Ovcz. var. tanguticus）和鹅绒委陵菜）的花粉萌发率随着狼毒花粉浸提液浓度的增加呈显著的非线性降低。大约3 个狼毒花粉的浸提液就可以抑制受试的多数物种的50%的花粉萌发。在鳞叶龙胆和小米草柱头上狼毒花粉的数量分别为5.76 个和3.35 个。狼毒花粉散布数量的差异最可能的原因在于是否有共同的传粉昆虫。花的形状（辐射对称VS 左右对称）、植株或花的密度以及花期重叠性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差异。在野外试验中，我们发现6 个物种（秦艽、湿生扁蕾、鳞叶龙胆、椭圆叶花锚、蓝钟花和小米草）的种子结实率随狼毒花粉浸提液浓度的增加呈显著的非线性降低。鳞叶龙胆和小米草柱头上狼毒花粉的数量（分别是5.76 个和3.35 个）分别达到了抑制它们63%和55%种子结实率的水平。因此，狼毒对鳞叶龙胆和小米草可能存在明显的花粉化感抑制作用。狼毒周围的物种可能通过花期在季节或昼夜上的分异避免受到狼毒花粉化感的影响或者通过无性繁殖来维持种群繁衍，因此狼毒通过花粉化感作用对其周围物种繁殖的影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如果狼毒的花粉化感抑制作用确实存在，那么它可能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压力，进而影响物种的进化。 Stellera chamaejasme L., a perennial toxic weed, has emerged and quicklydominated and spread in the high-frigid meadow on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ofChina since the 1960s. In the present study, effects of S. chamaejasme on carbon andnitrogen cycles on the high-frigid meadow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ngrowing and non-growing season, and its pollen allelopathic effects on the sympatricspecies were determined. The present study that focused on carbon and nitrogencycles, especially on microbial biomass and pools of carbon and nitrogen innon-growing season, could profoundly illuminate plant-species effects on carbon andnutrient cycles and its seasonal pattern and help to understand spread mechanism ofS. chamaejasme as an aggressive weed. The present study also contributed to furtherunderstand carbon and nutrient cycles on alpine regions in non-growing season andprovide a basis on weed control of S. chamaejasme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high-frigid ecosystem. Effects of S. chamaejasme on carbon and nitrogen cycles on the high-frigidmeadow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ere determined. The study could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1) In the growing season, we quantified the effects of S.chamaejasme on carbon and nitrogen cycles in two types of topographic habitats, theflat valley and the south-facing slope, where S. chamaejasme was favored to spreadlitter and root were measured to explain the likely effects of S. chamaejasme on soilcarbon and nutrient cycles. The sizes of various soil pools, e.g. nitrite, ammonium,inorganic phosphorus and microbial biomass, and turnover rates including netmineralization, gross nitrification, denitrification and microbial respiration weredetermined. (2) In the non-growing season study,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nitrogen, soluble organic carbon and nitrogen, ammonium and nitrate weredetermined through the non-growing season,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es offreeze-thaw of spring in two high-frigid sites, i.e. Kaka valley and Gami temple, on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Meanwhile, litter decomposition of six commonspecies, including Stellera chamaejasme L.,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 Don var.Macrophyllum, Poa pretensis L., Kobresia setchwanensis L., Potentilla anserina L.var. anserine and Gentiana squarrosa Ledeb., were also examined under theabove-mentioned experimental design through one whole-year, which began in theautumn in 2006. In the study of pollen allelopathy, several work, including in vitro study oneffects of extract of pollen from S. chamaejasme on sympatric species and pollenfrom itself, field experiments on effects of pollen extract with the same regime ofconcentrations on seed set and field observation on heterospecific pollen transfer ofS. chamaejasme to six of those sympatric species has been done. The results in the growing season showed that aboveground litter of S.chamaejasme had higher tissue nitrogen and lower lignin: nitrogen ratio than thoseco-occurring species. S. chamaejasm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opsoil organic matter,where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organic C and total P in subsoilbetween under-Stellera and away-Stellera locations. The nitrate in Stellera topsoilwas 113% and 90% higher on the flat valley and on the south-facing slope,respectively. Both microbial biomass C and 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telleratopsoil. Gross nitrification and microbial respi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Stellera topsoil both on the flat valley and on the south-facing slope, whereas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denitrification were found only on the flat valley. Thedifferences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aboveground litter are a likely mechanismresponsible for the changes of soil variables. We assumed that S. chamaejasme couldenhance their spread by increasing nutrient availability in N-deficient ecosystems. The results in the non-growing season showed that microbial biomass achievedthe first summit in late autumn and early winter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Plateau. In the stages of freeze-thaw of spring, microbial biomass firstly achieved thesecond summit and subsequently sharply decreased. Inorganic nitrogen, solubleorganic carbon and nitrogen had a similar dynamics with that of microbial biomass.Ratio of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had an obviously seasonal pattern.The highest microbial C: N were in the non-growing season, which were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growing season. The seasonal pattern inmicrobial biomass C: N suggested that large changes in composition of microbialpopulation and in resources those used by microbes between summer and winter.Generally, microbial biomass and pools size of carbon and nitrogen in Stellera soil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under adjacent locations in late autumn andearly winter, but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inter and in spring. Litterof all the focal species (Stellera chamaejasme L.,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 Donvar. Macrophyllum, Poa pretensis L., Kobresia setchwanensis Hand.-Maizz.,Potentilla anserina L. var. anserine and G. squarrosa Ledeb.) decomposed about24%-50% in the non-growing season,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growingseason (ranged from 10% to 30%). Litter decomposed 10%-20% within the first twoweeks in late autumn and early wint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whole-yeardecomposition rate and in the processes of decomposition were found among species.Polygonum macrophyllum decomposed slowly through the whole year (26% and15% in the non-growing season and in the growing season, respectively). Certainspecies, such as P. pretensis L. and K. setchwanensis, decomposed at a similar rate(30% both in the non-growing and in the growing season, slightly higher in the8growing season than those in the growing season), whereas S. chamaejasmedecomposed more rapidly (about 50%) in the non-growing season and subsequentlydecomposition became slow (about 12%) in the growing season. Litter nitrogencontents of all the focal species firstly decreased in the non-growing season and thenincreased in the growing season. In vitro experiments of pollen allelopath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llen from S.chamaejasme was not autotoxic, whereas pollen germination in all the sympatricspecies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 Don var. Macrophyllum, Gentianamacrophylla Pall. var. fetissowii, Gentianopsis paludosa (Hook. f.) Ma var. paludosa,Gentiana squarrosa Ledeb., Halenia elliptica D. Don var. elliptica, Cyananthushookeri C. B. Cl. var. grandiflorus Marq., Euphrasia pectinata Ten., Delphiniumtongolense Franch., Ranunculus tanguticus (Maxim.) Ovcz. var. tanguticus andPotentilla anserina L. var. anserina) decreased nonlinearly as the increasingconcentrations of extract of pollen from S. chamaejasme. Pollen Extract of threepollens from S. chamaejasme generally inhibited 50% pollen germination of most ofthe focal species. 5.76 and 3.35 pollens from S. chamaejasme were observed in fieldon stigmas of G. squarrosa and E. pectinata, respectively. Differences inheterospecific pollen transfer of S. chamaejasm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primaryreason whether they shared common pollinators. Flower morphology (e.g.zygomorphic or actinomorphic), plant or floral density and concurrence in floweringphonologies could explain, in part, the differences in heterospecific pollen transfer.In field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ed set in six sympatric species(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 var. fetissowii, Gentianopsis paludosa (Hook. f.) Mavar. paludosa, Gentiana squarrosa Ledeb., Halenia elliptica D. Don var. elliptica,Cyananthus hookeri C. B. Cl. var. grandiflorus Marq. and Euphrasia pectinata Ten.)decreased nonlinearly as the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s of extract of pollen from S.chamaejasme. According to the nonlinear curves, the amounts of pollens from S.chamaejasme on stigmas of G. squarrosa and of E. pectinata (i.e. 5.76 grains and3.35 grains, respectively) could reduce 63% and 55% seed set of G. squarrosa and ofE. pectinata, respectively. Thus,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S. chamaejasme on G.squarrosa and E. pectinata could be realistic. The sympatric species of S.chamaejasme could avoid pollen allelopathy of S. chamaejasme to sustainthemselves. This highlights the need to study how much pollen allelopathy in S.chamaejasme influences the sympatric species through divergence in seasonal ordiurnal flowering phonologies or through asexual reproduction. If pollen allelopathyin S. chamaejasme was confirmed, it could be as a pressure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thu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pecies evolution.

克隆植物东方草莓对异质生境的适应对策

克隆植物被认为比非克隆植物更宜于利用异质性环境。在复杂的空间异质环境中，克隆植物可能形成了各种有效利用环境异质性的适应对策。对于克隆植物适应机制的研究，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形态和生物量分配等方面对简单异质生境下克隆植物的克隆整合和克隆分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本研究以分布广泛的克隆植物东方草莓（Fragaria orientalis）作为研究对象，应用野外调查和实验生态学方法，采用多对比度单资源模型和不同向双资源模型，从形态和生理生态的角度，研究复杂异质生境下克隆植物的整合和分工及其耗益问题，分析不同类型的生境对克隆植物整合和分工的修饰作用，进而探讨克隆植物对异质生境的适应策略。克隆构型和分株种群特征是植物克隆生长及其生态适应对策研究的基本内容。本文通过野外调查，研究在不同光照条件下东方草莓克隆构型、分株种群特征以及点分布格局。结果表明：东方草莓的克隆构型随光照发生相应的变化，低光照下其匍匐茎节间长和分枝角度均增大而分枝强度减小；随光照减弱，东方草莓分株种群的生物量、根冠比和分株种群密度显著降低；不同光照下东方草莓分株均以随机分布为主但不同尺度下有所差异，其分布格局强度依次为旷地<林缘<林下。结合克隆植物对资源的利用对策，探讨了克隆构型和分株种群特征以及分布格局随环境条件变化的生态适应意义。不同生境斑块条件下克隆植物可能采取不同的适应对策。采用盆栽实验，研究不同水分对比度下克隆整合及其生理生态特征，并对单向和交互资源中东方草莓的克隆整合做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高的水分对比度能够促进东方草莓的克隆整合，并能刺激相连分株增加光合作用，东方草莓体内的氧化—抗氧化系统也II随对比度做出相应的反应。耗-益分析表明胁迫分株的受益是以供给分株的损耗为代价的，但从克隆片段总体来说是受益的。单向资源中东方草莓生长的绝对值高于交互资源，但耗-益分析表明生长于交互资源下东方草莓的克隆整合获益大于生长于单向资源下东方草莓的克隆整合获益。长期生长于特定生境的克隆植物，在进化过程中其克隆整合和克隆分工在对资源异质性的适应策略方面可能有所侧重。采用盆栽实验对来自不同海拔梯度的东方草莓的克隆整合和克隆分工对异质资源的适应对策进行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来自高海拔的东方草莓可塑性较差。来自两个海拔的东方草莓对切断匍匐茎的表现有所差异，总体上切断匍匐茎对来自高海拔的东方草莓影响更大些。另外，来自高海拔的东方草莓表现出更高的克隆分工。IIIClonal plants are known to be more suitable for the habitats of heterogeneousresources than nonclonal plants, perhaps due to their well developed adaptivestrategies to 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Many 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theadaptive mechanisms of clonal plants, especially on the clonal integration anddivision of labor with morphology and biomass allocation under simpleheterogeneous habitat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laboratory experiments, multi-contrastunidirectional resource model and reciprocal resource model, Fragaria orientalis, aRosaceae stoloniferous herb that widely distributes in China, was used to study thisplant’s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complicated heterogeneoushabitats in terms of its clonal integrati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st-benefit, as well astheir modifications by different habitats,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daptivestrategies of clonal plants under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s.Clonal architecture and ramet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of the major concernin the studies on growth and adaptive strategies of clonal plants. Clonal architecture,ramet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point pattern of F. orientalis underdifferent light intensity were studied with field observ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clonal architecture changed with light availability: Internode-lengths and branchangels of stolons were larger while branch intensities were smaller under lower lightintensity than those under higher light intensity; Biomass of ramet population,root-shoot ratio and density of ramet populat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reduce oflight intensity; Under all light intensities, spatial pattern of ramets was mainlyrandomly distributed but it changed with different scales, with pattern intensity as:open space < forest edge < understory. Adaptation significance of the clonal architecture, the ramet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changing withdifferent environments was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Clonal plants may take different adaptive strategies under different patches. Withpot culture, clonal integration and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of F. orientalis underdifferent water contrasts were studied, and clonal integration under unilateralresources and reciprocal resources were also compared.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high water contrast improve the clonal integration of F. orientalis and increase thephotosynthesis of connected ramets. Oxidative and antioxidative system of F.orientalis also responded with changing water contrasts. According to cost-benefitanalysis, the drought-stressed ramets obtained benefits from the connectedwell-watered ramets, and as a whole, the clonal fragment could also get benefits.Growth of F. orientalis in homogeneous resources was better than that inheterogeneous resources, but the whole plant got more benefit through clonalintegration in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than in homogeneous resources.Pot culture experiments were also used to study the adaptive strategies inutilizing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by the plant populations from different altitud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 orientalis from alpine zones were shorter and lessexpanded with poorer clonal plasticity than those from middle mountains. F.orientalis from two different altitudes showed different responses to stolon severing,and as a whole, stolon severing had more influence on F. orientalis from alpine zones.In addition, F. orientalis from alpine zones exhibited higher division of labor, whichsuggested that clonal plant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develop their own adaptivemechanisms in their clonal integr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 response to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岷江柏种子的形态和发芽特征与贮藏生理动态研究

岷江柏(Cupressus chenggiana S. Y. Hu)是我国川甘地区特有的珍稀濒危乔木，一般生长在干旱的河谷区，在涵养水源和保护水 土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选择4个岷江柏种群，采用了野外调查和室内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调查岷江柏种群结实状况， 分析种子和球果形态特征，阐明种子发芽的基本特征，研究岷江柏种子贮藏过程中几个生理指标的动态变化特点，目的是为岷江柏 种苗繁育、自然更新能力评估以及珍稀濒危机制分析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岷江柏球果呈椭球形，长为1.5～ 2.2cm,宽为1.5～1.9cm，质量为1.7～4.2g，球果鳞片数量为8～11片，球果内种子数量一般在40～70粒。岷江柏种子为椭圆形，长 为3.58～4.02mm，宽为3.10～3.15mm，厚为0.96～1.11mm，千粒重为3.1～3.5g。岷江柏的结实率很低，并且有显著的地理差异和 大小年差异。2. 岷江柏种子发芽温度范围是5℃～30℃,其中种子的适宜发芽温度范围是10℃～25℃。种子最适发芽温度随着贮藏 时间的增加而变化。在适宜温度范围内，种子发芽周期为20d。温度对种子的发芽势和T50有显著影响，对种子发芽率没有显著影响 ；光照有利于种子发芽；岷江柏种子的发芽特征是岷江柏保护种子资源、防止物种濒危的一种环境适应，有助于岷江柏种子提高发 芽率和幼苗的存活率。岷江柏种子是一种耐贮藏的正常性种子，在短期贮藏过程中，贮藏温度和种子含水量对于种子生理指标和种 子发芽没有显著影响。3. 岷江柏种子在短期贮藏过程中，千粒重没有显著变化；含水量都经历了先下降，再稳定的过程；粗脂肪 含量和可溶性糖含量逐渐降低；可溶性蛋白含量和丙二醛含量逐渐增加；脯氨酸含量在贮藏1～7个月时变化差异不明显，但是贮藏 7～10个月后显著增加。岷江柏种子的各个生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差异不显著。4. 岷江柏球果和种子的形态特征存在显著的地理差 异。岷江柏种子的发芽能力的地理性差异不大，种群间差异不大。岷江柏种群的地理差异由种群特征、生境特征和气候特征共同决 定。5. 在岷江柏的人工繁育中，对于刚刚采集的种子，发芽温度在15℃～25℃比较适合，其中以25℃最佳；而对于短期贮藏(4～ 10个月)后的种子，发芽温度在10℃～25℃均可，以15℃～20℃为最佳。野外播种的最适时间为4～6月，6～9月的间歇性干旱和降 水波动可能是限制岷江柏自然更新的因素之一。在短期贮藏过程中，种子可以采用常规室温贮藏，可以节约成本。Cupressus chenggiana is a specific and endangered plant in 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s of China, and it usually grows in dry valle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ater supply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dry valley of alpine and canyon region of southwest China. The research selected four Cupressus chenggiana populations and used the methods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he lab experiments. The fruiting characters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population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seeds and cones, the germination characters of seeds and the store physiological dymatics of several factors of seeds have been studied in order to give some theoretical advices on the artificial propag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natural regeneration and the endangered principle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in the paper. The main results may be clarified as follows: 1. The cones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are ellipsoidal, length ranged from 1.5 to 2.2cm, with ranged from 1.5 to 1.9 cm, weight ranged from 1.7 to 4.2g, the number of cone squama ranged from 8 to 11, and the seed number of per cone ranged from 40 to 70. The seeds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are elliptical, length ranged from 3.58 to 4.02 mm, width ranged from 3.10 to 3.15 mm, thickness ranged from 0.96 to 1.11 mm, and the weight of 1000 seeds ranged from 3.1 to 3.5g. The fruiting rate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is very low, and the fruiting period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has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nd the big or small year differences. 2. Seed germination temperature is between 5℃ and 30℃, while the suited temperature is between 10℃ and 25℃.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of seed germination will change as the store time of seeds changes logner. The cycle of seed germination can persist 20 days in the range of the suited temperature. The germination temperatur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T50,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infuluences on the germination rate. The photoperiod is in favor of seed germination. The characters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seed germination represent a kind of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to protect the seed sources and endangered species, and it can give help to increase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seeds and the livability of seedings. The seeds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are a kind of orthodox seeds that can endure the long time storage. In the short time storage, the store temperatures and the moisture contents of seeds have no significant infuluences on the physiological factors and the germination of seeds, but the store tim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physiological factors of seeds. 3. In the short store course of Cupressus chenggianna seeds, the 1000 seed weight has no significant variation; The moisture content desce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age, but has no significant variation later; The crude fat content and 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 descend gradually; The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and MDA content increase gradually; The praline content has no significant variation after 1～7 months storage, bu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fter 7～10 months storage. The correlations of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factors are not significant. 4.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cones and seeds of four populations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germination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seeds has no significant geographical variation. The geographical variation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populations can be ascribed to the population characters,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5. In the course of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it is favored that the germination temperature of newly collected seeds is between 15℃ and 25℃, while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is 25℃. After the short storage ranged from 4 months to 10 months, it is favored that the germination temperature is between 10℃ and 25℃, while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is ranged from 15℃ to 20℃. The field sowing optimum time is between April and June, and the interval drought and fallrain fluctuation between July and September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restrict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Cupressus chenggiana. In the short storage, seeds can be stored in the condition of room temperature.

青藏高原东部植物生态特征在季节性雪厚度梯度上的变化

本文以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山草甸为研究对象，设置早融、中间及晚融三个融雪部位，采用实验室测量、野外测量、野外样方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从个体、种群和群落的水平上比较研究了高山雪场植物在同一雪场样地中不同融雪梯度上的特征变异及适应，结果表明： 从早融到晚融的梯度上，随着融雪时间的逐渐推迟，表土日温差降低，冻融交替的强度减弱，土壤水份逐渐增加，总N、总P、总K 以及 可溶性的N、P 和pH 变化不明显，土壤有机质及可溶性的K 和Ca 逐渐降低。冻融交替强度上的差异以及土壤水分差异被认为是融雪梯度上 影响植物生长的主要原因。 从早融到晚融的梯度上，伴随着生态因子的改变，几种常见植物的个体特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首先，物候期推迟。植物开始生长的时间 一般要推迟将近二十天，但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融雪部位上的衰老期趋于一致，这预示着在晚融部位同一植物的生长期要缩短。其次，个体生 长特性发生改变。黑褐穗苔草（Carex atrofusca subsp. minor (Boott) T.Koyama）和西北黄芪（Astragalus fenzelianus Pet.-Stib.）的个体生长（株高、单株叶数、单叶面积和地上生物量）表现为逐渐增加的趋势；斑唇马先蒿（Pedicularis longiflora Rudolph var. tubiformis (Klotz.) Tsoong）和川西小黄菊（Pyrethrum tatsienense (Bur. et Franch.) Ling ex Shih.）则表现为逐渐降低的趋势；长叶火绒草（Leontopodium longifolium Ling）在融雪梯度上的变化趋势不明显。再次，从繁殖特性来看，大卫马先蒿（Pedicularis davidii var. pentodon Tsoong）的单株花数、单花种子数、种子千粒重及种子萌发率随融雪的推迟呈现为逐渐增加的趋势；圆穗蓼（Polygonum macrophyllum D.Don）的种子（小坚果）千粒重和萌发率也表现为逐渐增加，其余繁殖特征变化不明显。 在种群层次上，几个常见物种的分布格局随着融雪的推迟都发生一定的变化，基本上表现为从早融的集群分布到中间或晚融部位的随机分布。物种间的联结性也发生较大的变化，由早融部位的总体上的正关联逐步过度到晚融部位上的总体上的负关联。特定种对间的联结性也发生较大的变化。恶劣环境条件（如剧烈的冻融交替）的影响以及对恶劣条件适应被认为是分布格局及种间联结性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在群落层次上，物种多样性的变化表现为单峰曲线的格局，即在中间部位多样性最高。早融部位强烈的冻融交替和晚融部位缩短的生长季是早融及晚融部位物种多样性不高的重要原因。几乎所有的只出现在一个融雪部位（雪深级别）上的物种都发生在中间融雪部位。这说明，中等的雪深更有利于许多高山植物的存活，而过浅过深的积雪都不利于植物的生存。另外，相距较近的融雪梯度之间的物种相似性较大，而相距较远的梯度之间物种的替代率较高，物种的相似性较小。在群落的生物量方面，地上生物量随融雪的推迟而升高，地下生物量随融雪的推迟而下降，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总和随着融雪的推迟而下降，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比随着融雪的推迟而下降。早融部位的地上生物量主要集中于地上0-10cm 的范围内，表明在早融部位植物地上部分有变矮的趋势；早融部位的地下生物量在土壤各深度分布相对较均一，而晚融部位地下生物量则主要集中于地下0-10cm 的范围内。生物量的变化趋势主要与雪场中各部位的土壤水分含量及地表日温度差异有关，是植物适应特定环境的结果。 To detect the plants’ responses to snow-cover gradients in an alpine meadow of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laboratory method and field sample plot method were employed, and three gradeients （early-, medium and late-melting）were established in a natural snowbed. The measurements were carried out for two years and was done on three levels——individual,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 From early- to late-melting gradients, daily ground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day and night decreased, amplitude of freeze-thaw alternation weakened,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s and soluble K and Ca decreased, while soil water content increased. Total N, total P, total K，pH soluble N and soluble P kept constant from early- to late-melting portions. Among these factors, the changes of intense freeze-thaw alternation and soil water contents were considered as main factors affecting plants’ growth. From early- to late-melting portions, all phenological phases postponed, e.g. phase of plant emergence postponed almost twenty days. However, the same species’ individuals at different portions withered in step, which implied that the individuals at late-melting portion possessed shorter growing season length. Along the same gradient, both Carex atrofusca subsp. minor (Boott) T. Koyama and Astragalus fenzelianus Pet.-Stib. increased their individual growth, whereas Pedicularis longiflora Rudolph var. tubiformis (Klotz.) Tsoong and Pyrethrum tatsienense (Bur. et Franch.) Ling ex Shih. decreased their individual growth. Unlike the four plants mentioned above, Leontopodium longifolium L. did not show any evident change. As to reproductive charateristics, the flowers per individual, the number of seeds per flower, the thousand seed weight and the seed germination rate of Pedicularis davidii var. pentodon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Don also increased its thousand seed weight and seed germination rate along the same gradient. However, the other reproductive charateristics of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Don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t population level,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everal selected species changed from cluster pattern to random pattern as the snowmelt postponed. Overall association among the species chang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along the same gradient. Further, interspecific association also changed evidently. Adverse circumstances such as intense freeze-thaw alternation were considered as primary factors resulting in change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nterspecific association. At the level of community, species diversity showed a pattern of a unimodal trend, i.e. the highest diversity occurred at medium snow depth，perhaps because of intense freeze-thaw alternation at early-melting portions and the shortest growing season at late-melting portions. Almost all species that only appeared at one snowmelt portion occurred at medium portion, indicating that medium snow depth was more suitable for many species’ survival. Species replacement from one snowmelt portion to its neighboring portion seldom took place. However, while distance between two portions became farther, species replacement between the two portions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As for biomass, aboveground biomass increased from early- to late-melting portions, whereas belowground biomass, total biomass and the ratio of belowground to aboveground all decreased along the same snow gradient. A majority of aboveground biomass distributed in a height range of 0-10 cm, suggesting that height of plants inhabiting early-melting portion be shorter compared with other portions. In addition, belowground biomass at early-melting portion was evenly distributed at different soil depth in comparison with aboveground biomass, whereas belowground biomass at late-melting portion concentrated 0-10cm soil layer below ground. The changing trend of biomass was also related to two factors. One was soil water content, and the other topsoil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day and night.

牦牛粪便对青藏高原东部高寒草甸土壤养分系统的影响

川西北高寒草甸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是我国四大牧区之一，也是长江和黄河等江河源区的重要水源涵养功能区。近几十年来，大量牦牛粪便被牧民作为生物能源、肥料或者食用菌产业的原料而利用，为草原生态系统的养分平衡增加了生态风险。鉴于在青藏高原地区针对牦牛粪便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从粪便和土壤养分相互变化趋势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粪便在夏秋两季的分解状况和粪便其下及其周围土壤的养分变化。通过此研究，将有助于了解牦牛粪便在自然状态下的分解速率以及粪便对土壤养分及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为粪便对草地土壤生态系统的贡献提供概念性认识，同时也为高寒草甸草地这种脆弱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针对牦牛粪便自身养分释放及其对土壤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影响，本文通过模拟牛粪堆积，在不同时间和固定区域内对牛粪和土壤进行了夏秋两季的采样测定，分析了牛粪及土壤NO3--N、NH4+-N、速效K、无机P、有机C、全N 和全P 含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得到如下结果： 1. 在研究区域内，牛粪对草地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养分（N、P）贡献能力。据初步统计，其估值大致为氮素699~932 kg ha-1，P 素为110~147 kg ha-1。牛粪（湿重、干重）在夏秋季节的分解速率具有较大差异，夏季显著快于秋季。夏季牛粪湿重、干重在2 个月左右之后分别降为初期的14%和24%，而秋季同期分别降为35%和52%。牛粪养分（NO3--N、NH4+-N、速效K、无机P、有机C、全N 和全P）的分解速率在夏季也要显著快于秋季。秋季经过2 个月左右的分解之后，牛粪以上含量分别降至初始态的32%、60%、36%、64%、58%、63%和43%，远高于夏季的同期水平。 2. 在不同季节，牛粪周围的土壤养分（NO3--N、NH4+-N、速效K 和无机P）含量变化随时间改变呈现相同的趋势。但是，牛粪周围不同远近下土壤养分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幅度略有不同。粪下土壤养分含量随时间变化波动较大，距粪便越远，随时间变化的变幅越为平缓。总体来说，在夏季由于粪便分解较快，对土壤养分的持续作用时间不及秋季，秋季粪便分解变慢，表现出养分的缓释特征。其次，牛粪对粪下土壤影响的持续时间也长于对周围土壤的作用时间。 3. 粪便对土壤养分（NO3--N、NH4+-N、速效K、无机P）影响的范围在不同季节具有差异。夏季要高于秋季，但对周围土壤养分影响的持续时间低于秋季。在夏季短期内，牛粪对土壤NO3--N 和速效K 含量的影响范围能够超过30cm，而对NH4+-N 和无机P 的影响范围则介于10cm 和30cm 之间。在2 个月左右之后，牛粪对周围土壤养分的影响能力基本消失。在秋季，牛粪对周围土壤养分影响范围难以达到30cm 处。粪便在夏季对其下土壤和周围土壤的有机C、全N 和全P 含量并无显著影响，但在秋季能显著增加其下土壤有机C、全N 和全P 含量。 4. 牛粪在秋季对土壤SMB-C、SMB-N 和SMB-P 含量的影响能够持续2 个月以上，由于秋冬季节牛粪分解缓慢，因此推断这种效应持续时间至少能够1 年左右。另一方面，牛粪在秋季对土壤SMB-C、SMB-N 和SMB-P 含量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其下土壤，而周围的影响效应并不明显。 The grassland on the eastern fringe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as one of the four greatest pasture zones in our country and the main water conservation function zones in the hesastream of Yangtse River and Huanghe river. Rencent years, lots of dung in this area was used as biological energy, fertilizer or material of fungoid growing, leading to high risk of nutrient banlance in grassland ecosystem. In 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impact of yak dung in this area are relatively rare,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dung and soil nutrient transformation in sunmer and autumn, which could profoundly illuminate the mechanism of dung decomposition and the effect of dung on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oil microbe biomass. The present study also contributed to a basic understand and provided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 high-frigid ecosystem. Decomposition of yak dung and its effect on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in eastern grassland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ere determined. The study simulated the real dung pats, took dung and soil samples at different time and fixed-point in summer and autumn. The samples were analysed for NO3--N, NH4+-N, available K, inorganic P, total organic C (TOC), total N (TN), total P (TP). It was concluded that: 1. In study area, the yak dung supplied to ecosystem substantial nutrient.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N contribution of dung was approximately 699~932 kg ha-1, P contribution was approximately 110~147 kg ha-1. The rate of yak decomposition was more rapid in summer than autumn, the wet and dry weight of yak decreased to 14% and 24% respectively after 2 months when dung excreted in summer, with 35% and 52% in autumn. The content of NO3--N、NH4+-N、available K、inorganic P、TOC、TN and TP in dung decomposed more rapid in summer too. After 2 months when dung excreted in autumn, the content of above nutrient decreased to 32%、60%、36%、64%、58%、63% and 43% respectively，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ummer. 2. The content of NO3--N、NH4+-N、available K and inorganic P in soil around dung had the same transformation trend in each season, whereas it was distinguishing at different gradient of distance from dung, the nutrient in soil below dung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while the more far from dung, the less change in soil.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yak dung had prolong impacts on soil in autumn compared with summer, besides, it aslo showed that the yak dung had protract effect on soil below dung compared with soil around dung. 3. The yak dung had expansive impact on soil around dung in summer whereas had relatively short effect compared with autumn. In short-term at summ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bout the content of NO3--N and available K around 30cm radius from dung pat while the content of NH4+-N and inorganic P between 10cm to 30cm. After 2 months, the impact almost disappeared. In autumn, the effect was hard to reach 30cm. The yak dung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content of TOC、TN and TP in soil below or around dung in summer whereas there was a obvious increase in soil below dung pat in autumn. 4. The duration of effect of yak dung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SMB) C、N and P was at least 2 months, maybe even more than 1 year.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act of dung on SMB-C、SMB-N and SMB-P mainly acted on soil below dung while no obious effect on soil around dung.

Methods for physical s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oil organic matter fractions

Turnover of soil organic matter (SOM) is coupled to the cycling of nutrients in soil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soil microorganisms. Biological availability of organic substrate in soil is related to the chemical quality of the organic material and to its degree of physical protection. SOM fractions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turnover of organic matter (OM), provided the fractions can be related to functional or structural components in soil. Ultrasonication is commonly used to disrupt the soil structure prior to physical fractionation according to particle size, but may cause redistribution of OM among size fractions. The presence of mineral particles in size fractions can complicate estimations of OM turnover time within the fractions. Densiometric separation allows one to physically separate OM found within a specific size class from the heavier-density mineral particles. Nutrient contents and mineralization potential were determined for discrete size/density OM fractions isolated from within the macroaggregate structure of cultivated grassland soils. Eighteen percent of the total soil C and 25% of the total soil N in no-till soil was associated with fine-silt size particles having a density of 2.07-2.21 g/cm3 isolated from inside macroaggregates (enriched labile fraction or ELF). The amount of C and N sequestered in the ELF fraction decreased as the intensity of tillage increased. The specific rate of mineralization (mug net mineral N/mug total N in the fraction) for macroaggregate-derived ELF was not different for the three tillage treatments but was greater than for intact macroaggregates. The methods described here have improved our ability to quantitatively estimate SOM fractions, which in turn has increased our understanding of SOM dynamics in cultivated grassland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