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resultados para 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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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3万年以来洛川黄土-古土壤序列中固定铵态氮进行了分析。末次间冰期S1占土壤中固定铵态氮含量最高,其次为冰后期S0古土壤,末次冰期形成的马兰黄土最低;而且,固定铵态氮的分布在马兰黄土中也能体现出三次小的低-高值的波动特征。洛川黄土13万年以来固定铵态氮的分布与磁化率和<2μm组分的分布相似。在此基础上,利用马兰黄土中粒度与固定铵态氮的相关关系,计算了S1古土壤中固定铵的分布,并与实测结果进行了对比,推测S1古土壤中固定铵态氮有轻微的损失,尽管如此,S1古土壤中固定铵态氮含量仍然高于黄土。鉴于黄土-古土壤序列中固定铵态氮的分布与粉尘粒度有密切的关系,能与气候变化较好地对应,它可视为反映黄土高原区东亚冬季风强,弱周期性变化较好的替代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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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末次间冰期以来洛川黄土进行了有机磷/无机磷(Porg/Pinorg)比值测量。结果表明,黄土中Porg/Pinorg比值的分布主要受降水量和温度的影响,是有机磷和无机磷在不同时期随气候变化相互转化的结果。此指标的变化与黄土—古土壤的变化大致相关,与洛川黄土磁化率曲线相一致,与深海氧同位素可进行很好的对比。此比值与夏季风强弱程度乃至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密切的联系。Porg/Pinorg比值可作为一种反映古气候环境变迁的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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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表、地下二元结构,使得该区生态系统结构和机能非常脆弱,一旦生态系统,尤其是植被系统遭到破坏,其恢复难度将很大。虽然在90年代末期对喀斯特石漠化的研究才受到普遍的重视,并且被提升到国家层面进行恢复治理,但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喀斯特区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以及脱贫致富愿望的诉求,使得该区人-地矛盾突出,出现生态建设超前、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政策指向落后的现象,并且在不同的人为干扰方式下,导致本已脆弱的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针对上述特点,本文从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着手,以同处一喀斯特小流域内的喀斯特背景区和非喀斯特背景区为研究背景,排除了一些环境上垫面的影响因素,以土壤、植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结合利用国际上流行的稳定性碳同位素(δ13C)技术指示植物水分利用效率(WUE)的方法,分别详细论述了不同背景区从非退化到退化过程中的土壤-植被系统的协变关系,以及不同影响因素对植物叶片δ13C值判别的影响效应,并且通过与非喀斯特背景区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期为喀斯特背景区,尤其是石漠化地区土壤-植被系统的生态恢复和更加科学营造该区植物局地水分利用模式以及植被恢复物种的选择配置提供一定参考价值。对此,本论文得出以下认识: 一、不同背景区植物叶片δ13C值 本论文所研究的植物叶片 δ13C值变化范围在-25.60‰~-32.68‰之间,属于典型的C3植物。其中,石漠化样地的小果蔷薇有着最高的WUE (δ13C =-25.60‰),而次生林土山样地的莎草则有最低的WUE(δ13C= -32.65‰)。喀斯特背景区从非退化到退化的过程中,其植物叶片δ13C值的分布范围在-28.52‰~-30.74‰、-25.60‰~-29.77‰之间,而非喀斯特背景区从非退化到退化的过程中,其植物叶片δ13C值的分布范围在-27.68‰~-32.68‰、-26.17‰~-30.11‰之间。在退化的石漠化和土山样地,植物叶片δ13C值显著比未退化的无石漠化和次生林土山样地要高,这也就表示植物的WUE具有随着从非退化到退化不断加强的趋势,并且石漠化与土山样地之间和无石漠化与次生林样地之间的植物WUE无显著性差异,喀斯特背景区植物的WUE总体上也要高于非喀斯特背景区的植物。 二、不同背景区土壤理化性质特征 本论文研究表明,不管是在喀斯特背景区还是在非喀斯特背景区,从非退化到退化的过程中,土壤的物理结构均发生了明显的压缩状况,而从土壤粒级含量和分形维数变化的趋势上看,在两背景区均呈现随着向退化过程的发展,土壤中大粒径颗粒增加,小粒径颗粒减少的的现象,特别是细粉粒最为显著。而从喀斯特背景区内土壤各级团聚体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当土壤退化至石漠化时,土壤大团聚体已遭到严重破坏,其抗蚀性能决定着地表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引起强烈退化。而在非喀斯特背景区,其大团聚体的百分比值远高于喀斯特背景区,土壤抵抗环境退化的承受力较强。 在不同背景区土壤化学性质方面,土壤均呈现随着退化程度的发展,土壤有机质、全N含量呈现降低的趋势。喀斯特背景区土壤中易于移动的营养元素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而难于移动的元素呈现增加的趋势。而在非喀斯特背景区,由于非退化样地在其黄壤发育阶段经过了长期的、明显的脱硅富铝化过程,造成难移动的营养元素大量聚集的现象。因此土壤中移动性较高的营养元素随着退化程度的加深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而移动性相对较弱的营养元素含量也呈现逐渐递减的现象。而不同背景区土壤有效态营养元素除P、K普遍低于临界值水平外,其余营养元素的变化趋势大致与全量变化趋势相似,并且喀斯特背景区的上述营养元素含量普遍要高于非喀斯特背景区。 在对土壤中营养元素含量与植物叶片δ13C值关系的研究中,尽管从非退化到退化过程中样方水平上来分析不同背景区土壤营养元素含量与植物叶片δ13C值的相关关系时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宏观上比较喀斯特背景区与非喀斯特背景区,土壤中营养元素含量与植物叶片δ13C值呈现的是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营养元素含量高的样地其植物WUE也随之增高。 三、不同背景区土壤-植被系统的退化协变关系 本论文重点对不同背景区退化过程中土壤-植被系统间土壤各项理化性质和植物叶片营养元素含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在喀斯特背景区退化的过程中,土壤物理性质与植物中P元素相关的要素是最多的,喀斯特背景区的P元素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而在非喀斯特背景区退化的过程中,土壤的物理性质与植物叶片营养元素之间均无显著性相关关系。并且在不同背景区退化的过程中,土壤化学性质与植物叶片营养元素含量大都呈现的是不显著相关关系。 对不同背景区从非退化到退化的过程中植物叶片的生物吸收系数与植物叶片营养元素含量和土壤营养元素含量的分析中表明,在喀斯特背景区退化的过程中,植物叶片营养元素的吸收系数受到植物和土壤中营养元素含量的双重影响。而在非喀斯特背景区退化的过程中,植物叶片营养元素的吸收系数受到的影响与植物自身营养元素的含量密切相关,而土壤营养元素含量的背景则对其吸收系数影响不大。 四、不同背景区植物叶片营养元素含量与植物叶片δ13C值的关系 在对不同背景区植物叶片营养元素含量的相关分析中表明,不管是喀斯特背景区还是非喀斯特背景区,植物叶片营养元素N、K、Ca、Mg 、Fe的含量都较高,但P元素的含量却低于临界值,营养元素的含量特点属于Ca>K>Mg型,Ca含量都高于10000μg/g。在喀斯特背景区退化过程中,植物叶片的营养元素N、Na、Ca、Mg、Mn、Cu、Zn含量与植物叶片δ13C值呈现正相关关系,而P、K、Fe营养元素的含量与δ13C值则呈现负相关关系。而非喀斯特背景区退化过程中,营养元素N、K、Ca、Mg、Cu的含量与δ13C值呈现负相关关系,Mn、Na与δ13C值呈现正相关关系,且营养元素P、Fe、Zn与δ13C值相关关系不显著。另外,喀斯特背景区植物w(N)/w(P)比值与δ13C值存在正相关关系,而非喀斯特背景区植物w(N)/w(P)比值与δ13C值则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些差异可能与不同背景区各样地之间小生境的条件和植物的种类差别有着一定的联系。 五、不同背景区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趋势与植物叶片δ13C值的关系 本论文选取了一场30mm降雨过后的7天,不同背景区土壤含水量与植物叶片 δ13C值的相关关系表明,石漠化样地土壤在7天内的失水幅度是最快的,尤其是在与该样地植物生长密切相关的0-20cm厚度范围内。这说明由于受其样地生境条件限制,土壤的水分蒸发量较大,含水量也较低;无石漠化样地由于受土壤厚度条件限制,其土壤含水量低于次生林土山;土山样地的土壤含水量也存在较大变化,而且其上、中、下坡的水分含量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但无明显的显著性差异;次生林土山的土壤含水量变化幅度最小,说明其优越的生境条件对土壤水分保持是具有优势的。并且随着土壤含水量的逐渐增大,植物叶片δ13C值与之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土壤含水量越大,植物的WUE就越小。 六、不同背景区植物叶片解剖形态结构与植物叶片δ13C值的关系 本论文对不同背景区植物叶片解剖形态结构的分析表明,不同背景区退化样地上的植物叶片解剖形态结构中的栅栏组织厚度、海绵组织厚度、栅栏组织厚度/海绵组织厚度、上角质层厚度、下角质层厚度、最大导管直径和气孔密度均较未退化的样地呈现显著性差异。其中,随着从未退化到退化过程的发展,解剖形态结构中除海绵组织厚度逐渐变薄外,其余指标则逐渐增厚,并且石漠化样地上的植物叶片解剖形态结构上述指标均显著高于其它样地。而生长在喀斯特背景区和非喀斯特背景区的同种植物叶片解剖形态结构差异性不显著。不同背景区退化过程中的上述主要植物叶片解剖形态结构指标均与植物叶片δ13C值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在本研究小流域内,由于光、热、水、气等外部影响因素的一致性,植物为了适应环境的改变其自身产生的形态结构响应具有一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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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化是目前水资源管理的一个主要环境问题。水体中过量的营养元素是引起富营养化的根本原因,其中磷和氮是主要的控制因素。多数湖泊中磷是藻类自然生长的限制因子,因此多年来人们治理富营养化水体的主要策略是减少磷的排放,然而,通过此法成功恢复湖泊生态的例子屈指可数,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沉积物中的磷的再释放。因此,沉积物营养元素(尤其是沉积物-水界面上)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一直是湖泊科学研究的焦点。本次工作选择贵州的两个人工湖泊—红枫湖、百花湖,通过对磷、氮、碳在沉积物中的化学形态、垂直剖面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室内模拟实验和模式计算,揭示了沉积物早期成岩过程中磷、氮、碳的地球化学行为及其潜在的环境效应。尤其是对沉积物磷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红枫湖、百花湖水体中的N/P为46~126,磷是湖泊的限制性营养因子。分析表明,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中的全磷的平均含量为1300~1500μg.g~(-1),与其它湖泊相比,红枫湖、百花湖具有较高的磷负荷。根据Ruttenberg提出的化学连续提取法(SEDEX),可以把沉积物中的磷分为五种形态:(弱)吸附态磷、铁结合态磷、自生磷灰石磷、残留岩屑磷和有机磷。两湖沉积物中以有机磷和铁结合态磷为主,有机磷分别占全磷的60%(红枫湖)和50.3%(百花湖),铁结合态磷为28.25%(红枫湖)和34%(百花湖),这在其它湖泊是极少见的,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磷具有很高的迁移活性。有机物质是沉积物磷的主要载体,沉积物中-部分有机质被保存下来,其余的矿化降解,同时释放出溶解磷(HPO_4~(2-)),这些溶解磷可以扩散到上覆水体为浮游生物吸收利用,或是以其它形态滞留在沉积物中。沉积物孔隙水中NO_3~-、SO_4~(2-)、Fe~(2+)、Mn~(2+)的剖面分布表明,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最活跃的有机质降解发生在表层2厘米的沉积物内。根据孔隙水HPO_4~(2-)的浓度梯度,可以计算沉积物-水界面HPO_4~(2-)的交换通量(J_s),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水界面磷的扩散通量(J_s)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在冬春季扩散通量最大,而夏秋季较小,这与传统的认识相反,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表层沉积物中有机质的矿化降解有关。我们研究了沉积物吸附作用对沉积物磷循环的影响。吸附动力学实验表明,吸附的动力学过程可以用Langmuir或Freundlich方程描述;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具有很大的理论吸附容量极值(红枫湖的S_m为21.05mgP.g~(-1),百花湖的S_m为15.83mgP.g~(-1));沉积物对磷酸盐的吸附主要是由于其中的未定型的铁氧化物矿物造成的;铁氧化矿物的吸附作用是沉积物中磷滞留的重要机制;经CDB去除铁氧化物处理后,沉积物吸附磷酸根的能力仅为原来的10%。对原状沉积物-界面水柱的释磷实验结果表明:好氧条件下沉积物的溶解磷的释放通量较高,而厌氧条件下相反较低。进一步说明了有机质降解在磷循环中的地位。将沉积物中磷的形态分析数据、孔隙水溶解磷以及吸附盐实验的数据,用于“扩散-平流-反应”模式,结果表明: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表层有机质(磷)的降解释磷是沉积物-水界面磷交换通量的主要部分,由于沉积物表层易分解有机质的含量较高,铁氧化物的吸附不足以完全阻止沉积物磷酸盐的释放,有机质的氧化降解速率决定了释放通量的大小;而在表层以下的沉积物中铁氧化物的吸附作用是控制孔隙水溶解磷剖面分布的主要因素;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的整个埋藏历史中(40年),基本没有稳定自生磷灰石矿物的形成。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全氮平均为沉积物干重的0.36~0.40%,表层含量为0.69~1.06%,沉积物中的含氮化合物主要85%以上是有机氮,沉积物全氮和有机氮呈现表层富集,随沉积深度增加而减少的剖面特征。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对固定铵氮的能力较强,固定铵的绝对含量分别为434.05 mg.kg~(-1)和(16.94mg.kg~(-1),分别相对于总氮含量的13.53%和12.53%。红枫湖、百花湖水体和沉积物孔隙水中氨态氮(NH_4~+)和硝态氮(NO_3~-)的剖面分布表明:在沉积物-水界面上发生着最剧烈的氮循环作用,这也是清除水体氮负荷的最彻底和唯一的机制。沉积物水界面起到向上覆水体的营养供给和对污染水体自然净化的双重功能。红枫湖、百花湖的沉积物柱芯上有机质剖面通常仅表现“降解阶段”和“堆积阶段”,对红枫湖HF980903-1-2柱芯的分析,发现红枫湖沉积物有机质(碳、氮)的降解代谢过程同样包括类似于洱海沉积物的“沉降-降解-堆积”三个阶段,我们认为是样品的分隔精度不足以反映沉积剖面的细节;同时也说明,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有机质组成中有较多的“新鲜”、活性的组分,它们的快速降解使得沉积物中有机质不能长期保存。研究表明,经过10年堆积埋藏,沉积物有机质大约有35~76%被降解。上层沉积物中(活性)有机质的迅速分解,是引起沉积物-水界面强烈的营养元素循环的重要原因。剖面对比分析显示,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有机物质分解过程中,有机碳、磷、氮的改造是不同步的,有机碳相对稳定,而含氮化合物和有机磷则相对易于降解。C_(Org): N_(Org): P_(Org)比值的分析结果表明:红枫湖、百花湖沉积物有机质的来源主要是来源于无纤维素植物。较高的C/N、C/P和较低的N/P,反映了小型湖泊受到较多的人为干扰和流域物质输入影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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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以发育广泛、连续沉积好、沉积速率大(可达1mm/a甚至更大)、记录丰富等特点,正成为过去全球变化研究的良好综合地质档案.参考冰芯、黄土、深海沉积物等中矿物固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希望能对泥炭中可能存在的火山物质和其它风粉尘进行研究.在对吉林金川西大甸子泥炭样品的处理过程中,摸索出一套泥炭样品中固体物质(如火山物质)初步的处理、分析方法;并对金川西大甸子干玛珥泥炭沉积中部一段泥砂状物质进行鉴定,首次发现火山玻璃,判断这些泥砂物为火山灰砂.目前研究表明,泥炭纤维素的δ<'13>C序列能较好地反映古气候变化,那么泥炭中胡敏酸的δ<'13>C序列可否也能反映古气候变化,该文对此作了初步研究.用碱溶酸沉淀方法从泥炭中提取出所谓的胡敏酸,用燃烧法将胡敏酸、纤维素中的碳转化为CO<,2>气体,测定它们的稳定碳同位素组成(δ<'13>C).与能较好地反映气候变化的纤维素δ<'13>C序列相比,胡敏酸的δ<'13>C序列反映气候变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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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剖面以其厚度大,沉积连续,并完整地记录了第四纪以来陆相环境、气候变化的信息而举世闻名,是陆相沉积序列中研究最为成熟的黄土剖面,被定为国际标准的黄土剖面。学者们对黄土剖面经过多年的研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例如,磁化率、粒度、地球化学等指标的建立,黄土物质来源问题的探讨,东亚季风变迁的研究,及大气环流模型的建立等等。这些成果在解释全球性尺度上的古气候变化以及在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上述成果着重从物理和化学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而如何从生物地球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局部的气候环境变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问题,以便更好地弄清楚气候变化的机制、周期性及影响因素,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科学防治环境污染,合理利用自然环境,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呢。这是目前黄土研究中较薄弱的地方。因此,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首次将营养元素的概念较系统地引入到黄土古气候的研究中来,初步讨论了营养元素(C,N,P,K)在洛川黄土剖面中的分布和演化规律,获得了如下凡点新的认识:1.13万年来洛川黄土剖面中有机碳的含量在0.14%-0.54%之间变化,平均含量为0.26%。在时间上,有机碳高一低值的变化特征对应不同的气候时期。干冷气候条件下形成的黄土L1有较低的有机碳含量,湿热气候条件下发育的古土壤有较高的有”机碳含量。在马兰黄土中,间冰阶形成的L1SS1中有机碳含量高于始冰阶和盛冰阶形成的L1LL1、L1LL2中的有机碳含量,表现出低的有机碳含量对应于冷期,高的有机碳含量对应于暖期。有机碳的这种变化特征,与磁化率的变化趋势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植被的发育程度。通过洛川剖面(109°25′E,35°45·N)与段家坡剖面(109°12′E,34°25′N)有机碳的对比可知,在空间上,从黄土高原的西北到东南,同一时期黄土剖面中有机碳的含量呈逐渐增加的变化趋势,这与地理上的气候变化是一致的。因此,时空上有机碳的变化特征反映黄土高原地区东亚夏季风强弱周期性变化的特点。2.洛川黄土剖面中的氮由有机氮、固定钱态氮和速效态氮组成,其中前两者为主要部分,占总氮的95%以上。有机氮占总氮的55%-76%,在181μg·g-15689μg-1之,间变化平均值为299μg-1彭,其在剖面中的分布与有机碳极为相似,在黄土LI中有较低的有机氮,在古土壤S1中有较高的有机氮,并且在马兰黄土中,间冰阶形成的L1SS1中有机氮含量高于始冰阶和盛冰阶形成的L1LL1、L1LL2中的有机氮,其高一低值的分布与黄土一古土壤中冷一暖变化相互对应。有机氮的含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植被的生长发育程度,同样揭示了东亚夏季风对黄土高原的影响。速效性氮(交换性钱态氮和水溶性钱态氮)在洛川黄土剖面中的含量低,主要在Oμg·g-1-11.5μg·-1之间变化,在古土壤51和间冰阶时期形成的弱土壤化黄土LISSI中有较高的值,反映了速效性氮与土壤湿度和粘粒的含量有关。由于速效性氮和固定按态氮在黄土剖面中的振荡幅度不大,总氮的分布基本与有机氮一致,其在黄土剖面中的变化主要受有机氮变化的制约。3.黄土一古土壤层位中固定钱态氮占总氮的24%-43%,其含量在140μg·210μg·g-1之间变化。黄土层中的固定钱态氮含量低于相邻的古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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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naïve physics investigates children’s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physical objects, phenomena and processes. Children, and also many adults, were found to have a misconception of inertia, called impetus theory.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aïve concept an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it, four age groups (5-year-olds, 2nd graders, 5th graders, and 8th grade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search. Modified experimental task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aily experience, perceptual cues and gener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ability on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inertia.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Five- to thirteen-year-olds’ understanding of inertia problems which were constituted by two ogjects moving at the same spped undergoes an L-shaped developmental trend; Children’s performance became worse as they got older, and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experiment did not necessarily ascen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cognitive abilities. 2) The L-shaped developmental curve suggests that children in different ages used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solve inertia problems: Five- to eight-year-olds only used heuristic strategy, while eleven- to thirteen-year-olds solved problems by analyzing the details of inertia motion. 3)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 between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problems showed that older children were not able to spontaneously transfer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from daily action and observation of inertia to unfamiliar, abstract inertia problems. 4) Five- to eight-year-olds showed straight and fragmented pattern, while more eleven- to thirteen-year-olds showed standard impetus theory and revised impetus theory pattern, which showed that younger children were influenced by perceptual cue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inertia was fragmented, while older children had coherent impetus theory. 5) When the perceptual cues were controlled, even 40 percent 5 years olds showed the information-processing ability to analyze the distance, speed and time of two objects traveling in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at the same time, demonstrating that they have achieved a necessary level to theorize their naïve concept of inert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