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和GIS技术在岩溶山区城市动态研究中的应用－以贵阳市为例

本文以岩溶山区贵阳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相TM遥感数据及相关资料，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贵阳市资源环境进行了初步调查与研究。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遥感图象予处理（2）遥感图象分类（3）试验区空间数据库的建立与初步应用。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得到以下几点认识和成果：a）在岩溶山区城市能利用TM数据城市环境调查与动态研究。b）探索了一个适合于岩溶山区城市TM遥感土地分类的最佳波段组合。c）通过对TM数据土地分类结果分析。认为试验区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d）制作了试验区一系列不同时相的遥感专题数据图件。通过这些专题图件可以得到试验区的资源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势。e）建立了试验区实间数据库。

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在水文模型中的应用－以普定后寨河流域为例

本文探讨了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岩溶地区水文模型中的应用情况，并结合中国－比利时政府间国际合作项目“遥感和水文模式技术在岩溶地区土地和水资源管理的应用“部分研究内容，成功地将RS，GIS应用到岩溶地区的水文模型研究中去，并到得了一系列十分有意义的成果。这是首次在国内开展这类工作，在国外将RS，GIS应用到岩溶地区的水文模型研究工作也十分鲜见，固而说论文获取的成果对岩溶地区的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对生产管理工作也是如此。

葛属(豆科)的分类学修订

本论文对葛属（Pueraria DC.）进行了形态学、解剖学及植物地理学研究，重点分析了小叶、托叶、花序及花的形态变异规律。首次发现葛属生长习性和种皮纹饰特征在组的划分上具有重要的分类学意义，支持前人运用托叶着生方式、花序类型及每节簇生花的数目等特征划分组的观点。首次在光学显微镜下对葛属植物14种1变种叶表皮性状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观察，发现葛属叶表皮细胞的形状、垂周壁的式样以及气孔大小有一定分类学意义，为葛属的分类修订提供了新资料。首次应用电子扫描显微镜观察了葛属10种1变种和2个外类群广西土黄芪Nogra guangxiensis C. F. Wei和琼豆Teyleria koordersii (Backer ex Koord.-Schum.) Backer的种皮纹饰特征，发现葛属的种皮纹饰有网纹型、断棱型、复网纹型和锐棱型等4种类型，他们与托叶的着生方式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托叶背着的类群为网纹型，其中采自中国和越南不同居群的山野葛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种皮次级纹饰有差别，这显示山野葛分化比较活跃。托叶基着的三裂叶野葛P. phaseoloides (Roxb.) Benth.、大花三裂叶野葛P. phaseoloides (Roxb.) Benth. var. javanica (Benth.) Baker、苦葛P. peduncularis (Graham ex Benth.) Benth.以及云南野葛P. yunnanensis Franch.的种皮纹饰为断棱形，小花野葛P. stricta Kurz种皮纹饰为复网纹型，喜玛拉雅葛藤P. wallichii DC.种皮纹饰为锐棱型。依据种皮纹饰推断，喜玛拉雅葛藤最原始，黄毛葛藤P. calycina Franch.最进化，与形态学特征演化方向相吻合。广西土黄芪种皮纹饰为网纹型，琼豆种皮纹饰为复网纹型，表明它们与葛属亲缘关系较近。这与形态学和分子证据相吻合。本文首次运用广义线形模型（GLM）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对葛属现有地理分布、潜在分布及50年后潜在分布进行了分析。所预测的潜在分布范围与观察到的地理分布范围一致，说明对特化的气候忍耐性是限制葛属物种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温度、降水和海拔高度对葛属地理分布限制作用比较大。未来潜在分布预测显示葛属有向南、北扩散的趋势。 作者在研究了四千余份腊叶标本及野外形态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叶表皮及种皮纹饰资料，确认葛属分为3组，共19种3变种。其中，对Sect. Breviramulae Maesen ex Z. F. Le & X. Y. Zhu进行了合格发表，运用形态学、解剖学及种皮纹饰资料恢复了云南野葛种的地位，并为其指定了后选模式，P. pulcherrima (Koord.-Schum.) Merr. ex Koord.-Schum.正确的学名为P. sericans Schum.，对4个名称进行了归并。本文还给出了组和种的检索表、葛属各个种的形态描述、地理分布图及模式标本照片。

伞形科囊瓣芹属的系统学研究

囊瓣芹属Pternopetalum Franchet是伞形科Apiaceae/Umbelliferae芹亚科Apioideae芹族Apieae重要成员。全属包括约32个分类群（包括变种），分布于南朝鲜、日本、中国的西南部和邻近的喜马拉雅地区，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区是其多样性中心。典型的东亚特有格局和对东亚亚热带森林环境的偏爱是其东亚区系故有份子的特征。 基于19个标本馆标本材料、野外调查以及相应的实验证据，本博士论文从三个研究主题对囊瓣芹属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一是通过标本观察和野外调查，利用标本管理系统BRAHMS和表型分析软件包DELTA系统，完成了囊瓣芹属的世界性分类修订；二是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案，选择伞形科其它属的44个种作为参考性类群（Reference taxa），利用Winclada, NONA和MESQUITE软件包开展了分支系统学研究；三是基于坐标化的点分布数据，利用DIVA-GIS系统的生态位模型，进行潜在分布预测和生态地理分布特征的分析。研究的主要初步结论如下： 一、分类修订 根据对19个标本馆标本材料（包括85个模式采集）的考证，以及对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野外居群的观察，结合DELTA系统的表型分析，本研究确认囊瓣芹属包含14个种，提出了14个新异名，属下分为东亚囊瓣芹组Sect. I. Pteridophyllae H. Wolff和囊瓣芹组Sect. II. Pternopetalum H. Wolff两个组的分类方案。前者包括东亚囊瓣芹P. tanakae (Sav. & Franchet) Hand.-Mazz.、高山囊瓣芹P. subalpinum Hand.-Mazz.、洱源囊瓣芹P. molle (Franchet) Hand.-Mazz.等5个种；后者包括五匹青P. vulgare (Dunn) Hand.-Mazz.、囊瓣芹P. davidii Franchet和澜沧囊瓣芹P. delavayi (Franchet) Hand.-Mazz.等9个种。萼齿、花柱基、和花柱的形态是区别两个组比较好的形态学特征。叶的着生位置、最终末回裂片的形状（是否异形）、分裂回数以及伞形花序着生的位置和果棱表面的附属构造是种间识别有用的检索特征。 二、系统发育分析 根据如上的14个种的分类方案，另外选取了伞形科小芹属Sinocarum H. Wolff、丝瓣芹属Acronema Falc. ex Edgew.和鸭儿芹属Cryptotaenia L.等10个属共44种作为参考类群，基于63个广义形态学性状和58个种的形态学矩阵，利用最大简约法对囊瓣芹属进行了分支分析。结果表明，囊瓣芹属的14个种与日本特有单型的仙洞草Chamaele decumbens (Thunb.)Makino.形成一个单独分支，处于分支图的基部位置。表明囊瓣芹属与鸭儿芹属有较近的亲缘关系。长枝吸引可能是造成Chamaele Miq.与东亚囊瓣芹分支的非正常聚合的原因。囊瓣芹属可能是单系内群，但它与Chamaele Miq.属间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属下形成以五匹青P. vulgare和东亚囊瓣芹P. tanakae为代表的两个主干演化线。分支进化（Cladogenesis）在两个主干演化线形成了形态和地理上对称分布的“种对”。根据形态特征的变异和地理分布，这些“种对”分为三种类型：1、形态上多变而地理上广布的类型，以东亚囊瓣芹P. tanakae和五匹青P. vulgare为代表；2、形态上稳定地理上狭域特有的类型，以薄叶囊瓣芹P. leptophyllum (Dunn)Hand.-Mazz. 和川鄂囊瓣芹P. rosthornii (Diels) Hand.-Mazz.为代表；3、形态上趋同而多变，地理分布上几乎完全重叠的类型，以洱源囊瓣芹P. molle和澜沧囊瓣芹P. delavayi为代表。 性状状态的分析显示，属下形态特征的趋异具有较强的同朔性。不等长的伞辐和花梗，以及囊状的花瓣基部三个形态学特征可以标识包括仙洞草在内的囊瓣芹分支。祖征状态的重建表明，东亚囊瓣芹分支相对保留了更多的祖征，是属下相对原始的类型；五匹青分支是后期生境需求的特化，适应潮湿和荫蔽环境的衍生类型。 三、生态地理分布 基于1128个坐标化的点分布数据和生态位模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包DIVA-GIS对囊瓣芹属的物种多样性、现代地理分布、潜在分布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二郎山-峨眉山地区以及重庆金佛山及其临近地区是囊瓣芹属的两个主要的多样性中心。分布区内局部尺度上的异常性多样性（Diversity abnormalies）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高的异质性生境条件下物种形成速率的差异；二是中国西南山地的“冰原岛峰效应”（Nunataks），比如峨眉山和金佛山，对属的早期演化线成员所起到的“避难所”（Refuge）的作用。 所预测的潜在分布范围与观察到的地理分布范围是一致的，说明对特化的气候忍耐性是限制囊瓣芹属物种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温度和降水的季节性变化对囊瓣芹属代表中的地理分布限制作用比较大。亚热带-高山针阔常绿林是属下物种比较适宜的生境。属的地理分布可能形成于中新世以后，生态位的保守性是解释囊瓣芹属东亚本土就地分化和多样化的原因。属的分布范围的形成可能经历了一个早期南退西进的过程，后期分布范围变化可能主要是东西方向上的迁移和扩展。喜马拉雅—横断山—峨眉山/金佛山/神农架—日本、南朝鲜一线是囊瓣芹属多样化过程中分布范围东西延伸的重要通道。喜马拉雅—中国西南—日本朝鲜亚热带森林植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是囊瓣芹属演化和分布区形成的基本条件。

白豆杉的地理分布格局及潜在分布区估计

　　根据物种的分布信息结合环境因子估计物种的分布区对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白豆杉Pseudotaxus chienii为第三纪孑遗植物，我国东南部地区特有，分布区狭窄。本文通过对白豆杉的标本记录研究它的地理分布，找出影响其分布的关键因子并对其潜在分布区进行估计，并解释其分布区形成的原因。全球升温将对物种分布造成重要影响，通过温度升高情况下2100年的气候数据模拟白豆杉未来的潜在分布区，估计温度升高对白豆杉的影响，将对白豆杉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白豆杉的标本信息结合Diva-Gis软件对白豆杉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以海拔图层和植被图层为底图对白豆杉的分布格局进行研究，并对白豆杉种群的多度进行统计分析。用Diva-Gis软件的气候数据提取功能提取白豆杉分布点的气候信息，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对影响白豆杉分布的气候因子进行分析，找出影响白豆杉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根据白豆杉的分布信息和气候数据，运用Diva-Gis内嵌的BIOCLIM模型和DOMAIN模型对白豆杉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潜在分布区进行估计，评价温度升高对白豆杉分布区的影响。 　　白豆杉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白豆杉分布在我国东南部地区中低海拔山区，白豆杉的分布和植被类型及海拔有着密切的关系。白豆杉的分布与海拔的关系表现为，由东到西，分布的最低海拔升高，海拔范围缩小。白豆杉分布地的植被类型为常绿灌木林，常绿阔叶林及针、阔叶混交林。白豆杉由东向西的海拔变化趋势与植被类型的由东向西的海拔变化趋势相一致。PCA分析结果表明白豆杉的分布与温度相关因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在气候对潜在分布区的估计表明,白豆杉的潜在分布区散布于浙、闽、粤、赣、湘，桂及黔几省各自交界之处即从浙江南部山区沿武夷山山系至南岭山系（向北到沿湘赣交界的罗宵山系）至大瑶山山系（向北沿雪峰山）。潜在分布区南部有三处分布的热点地区，即浙江南部、湖南南部和广西北部地区。三个主要分布区之间仅有有星散的潜在分布区存在，或没有潜在分布区出现，处在一种高度的隔离状态。造成这种潜在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第四纪冰期的到来使白豆杉的分布区向南迁移，局部性气候的变化和地质变化可能导致了部分白豆杉的生境的消失，从而使得原来连续的分布区破碎化，形成了现在的星散分布；二是白豆杉的潜在分布区预测结果与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山脉走势非常一致，山脉地带小生境多样化能够为白豆杉在垂直地带上的迁移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未来气候数据对白都杉的潜在分布区估计表明，温度升高后白豆杉最适生分布区显著缩小。白豆杉的潜在分布区的地理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在南部的适生区明显缩小，星散程度更高。除已知的分布地外，在江西西南部武夷山、南岭山脉的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的地方都是白豆杉的适生区。江西和湖南交界的罗宵山山脉北部到井冈山都有白豆杉分布可能性较大，可以作为野外调查的重点地区。气候变化会使白豆杉在浙江、湖南南部的最适生境破碎化从而影响白豆杉的分布。生境保护对白豆杉的保护起着关键作用。

北京地区植被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分形理论以及统计分析方法对北京地区植被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景观格局和景观多样性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 (1)对几乎所有的斑块类型，其斑块大小的分布都不是对称的，而是右偏的。4种概率分布（Г—分布、对数正态分布、Weibull分布和（负）指数分布）都只能刻划部分斑块类型，并且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斑块类型最多，服从（负）指数分布的斑块类型最少。 (2)随着斑块面积的增加，边界效应越来越小，而斑块形状越来越不紧凑。 (3)分形分析识别出本地区植被景观中的两个尺度域：一个是斑块面积小于(大约)2.7km2，另一个是斑块面积大于(大约)2.7km2。两个域中的斑块复杂程度有很大差异，后一个域中的斑块明显比前一个域中的斑块复杂，并且随着斑块面积的增加，斑块形状越来越复杂。 (4)用斑块数作为多度指标时，该景观的斑块类型一多度分布服从（截断）对数正态分布和（截断）负二项分布，不服从对数级数分布和几何分布。用斑块面积作为多度指标时，该景观的斑块类型一多度分布服从对数正态分布、Weibull分布和Г—争布，不服从正态分布。从而该景观的斑块类型一多度分布不是对称的，也是右偏的。在4个优势度／多样性模型中，“生态位优先占领”模型和Zipf-Mandelbrot模型可以较好地刻划该景观的斑块类型一多度关系。 (5)样本大小对多样性测度有直接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比较小，就说明测度指标比较稳定。三个丰富度指数中，Ri比R2和R3更稳定;五个多样性性指数中，D和Di最稳定，OD最不稳定，因此，OD是用于景观多样性监测的理想指标;五个均匀度指数中，Jgi最稳定。根据设计的3种计算临界样方数量（即多样性测度指标达到稳定时的样方数量）方法的计算结果，上述几个最稳定的测度指标在通常情况下只需要几个样方(即总抽样面积为数百km2)就达到稳定状态。 (6)斑块类型数目随面积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四个评价指标的评价结果，认为双曲线对该景观的斑块类型一面积关系的拟合效果最好。 (7)样本较大（对于一阶刀切估计，大于30个样方;对于二阶刀切估计，大于60个样方）时，刀切法能够给出斑块类型数目(NPT)较好的估计;样本较小（小于30个样方）时，Mingoti和Meeden提出的经验贝叶斯方法能够对NPT给出比刀切法和自助法更好的估计。斑块类型一面积曲线外推虽然也能给出NPT较好的估计，但这种方法需要慎重使用，不能外推得很远。 (8)列联表分析表明，该植被景观中的斑块类型与土壤类型、岩石类型、海拔高度和坡向各因子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植被景观多样性与岩石类型多样性和地形多样性之间也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植被景观多样性随岩石类型多样性和地形多样性的增加而增加。但植被景观多样性与土壤类型多样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或秩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二者的分类体系不吻合。植被景观多样性与总的道路密度和第二类道路密度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第一类和第三类道路密度之间的关系都不显著。这反映出景观样本单元(10kmxlOkm)的尺度对应于第二类道路的影响尺度。而道路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强度，因此，在10kmxlOkm这个尺度上，人类活动愈剧烈，景观多样性就愈小。

鄂尔多斯高原景观要素空间格局及植物与环境关系的定量解析

鄂尔多斯高原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生态过渡带，具有复杂多样的环境条件、生态特点，因此也就具有复杂多样的植物与环境关系。本文从群落和景观两个尺度水平上研究鄂尔多斯高原植物或植被与环境关系及景观空间格局。利用鄂尔多斯高原野外植物群落样方调坦数据、微生境环境数据、气候数据，以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的方法分析了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与环境要素的关系并对秋类环境要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空间分布格局的贡献进行了定量分解;利用1:500 000 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类型等专题地图在GIS支持下分析了鄂尔多斯高原景观空间格局、并利用上述专题图数据加上鄂尔多斯高原气候数据库分析了土壤、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和气候等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作用。通过分析，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1 在分析方法上、利用典范对应分析的方法，把植物分布的空间因素与环境因素分离的方法发展为植物分布空间格局不同类型影响因素作用的定量分离，提出了相应的概念模型和实现方法。 2 影响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的主要微生境环境要素是基质类型、地下水位、覆沙厚度等，而影响鄂尔多斯高原分布空间格局的主要气候要素中，降水和干湿指标的作用大于温度和热量指标的作用。 3 通过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以植物对微生境环境要素的反应为根据，把鄂尔多斯高原主要植物划分为4个大类群：梁地植物、沙地植物、草甸植物和耐盐植物。根据它们对气候要素的反应，把鄂尔多斯高原主要植物划分为典型草原植物、荒漠草原植物和草原化荒漠植物3大类。进一步，根据鄂尔多劳动保护高原植物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进行了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功能型划分的尝试，得到了鄂尔多斯高原的12种主要植被功能型。 4 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的空间格局的影响环境因素的贡献作了定量地分解。分析结果显示：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中有27.02％可由已知环境变量得到解释，其中21.56％与微生境环境要素相关，7.51％与气候要素的作用有关，而气候与微生境环境要素的耦合作用的份额为2.05％。根据植物生长是否直接受到地下水的影响，鄂尔多斯高原存在两大类型生态特点差异明显的生境类型：中性立地和隐域生境，对两大类型生境上影响植物空间分布格局的环境要素的作用也进行了定量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植物生长不直接受地下水影响的中性立地，已知环境要素的作用可以解释植物空间分布格局总信息的29.36％，稍大于对总体上鄂尔多斯高原植物分布空间格局的解释，其中9.23％与气候要素相关，22.08％与微生境环境要素相关，而两种类型环境要素的耦合作用则占1.95％。对于植物生长直接受到地下水影响的隐域生境，所有已知环境要素对植物分布空间格局的贡献率为72.28％，其中气候要素的作用为30.31％，微生境环境要素的作用为49.08％，两类环境要素的耦合作用为7.11％。 5 描述景观空间格局的指数多种多样，这些能数在描述特定区域的景观空间格局时是有信息冗余的。本文对利用FRAGSTATS所获得的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等景观分量的20个景观指数实施了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把描述鄂尔多斯高原景观空间格局的景观指数归并为以下8类：多样性指数、斑块多度指数、斑块类型丰富度指数、斑块面积指数、斑块形状指数、分形维数、空间配置指数和斑块面积变异指数。通过因子分析，还得到了这些景观指数对描述鄂尔多斯景观格局的共性特征：在描述鄂尔多斯高原景观空间格局时，作用最大的是多样性指数、斑块多度指数、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形状指数和面积加权平均分形维数，其次是斑块类型丰富度指数、平均分维指数、平均形状指数和斑块面积指数，而空间配置指数（扩散与毗连指数）和斑块面积变异指数的作用则比较微弱。 6 对鄂尔多斯高原景观指数的因子分析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因子分析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景观指数的分析分别得到了5-6个主要因子，可以表达原有20个景观指数所表达信息的91.1-96.0％，即可以反应鄂尔多斯高原景观空间格局的大部分信息。本文所进行的因子分析对因子进行了方差最大化(Varimax)正交旋转的处理，因子分析得到的每一个主要因子都有一个或几个与之相关性非常高的景观指数与之对应，因此，就可以用与因子分析所得主要因子相关性最高的景观指数代替该主要因子来表达鄂尔多斯高原的景观空间格局。另外还因为有些景观指数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系数，所以对因子分析所得到的景观指数可以进一步精减，最后利用因子分析成功地把原有20个景观指数减少到了11个。最后被选来描述鄂尔多斯高原景观格局的景观指数有下列11个：MSIEI（修正的Simpson均匀度指数）、AWMPFD（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形维数）、AWMSI（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数）、NP（斑块数目）、PR（斑块类型丰富度）、MSI（平均形状指数）、MPFD（平均斑块分形维数）、MPS（平均斑块面积）、PSCV（斑块面积变异系数）、DLFD（双对数分形维数）和IJI（扩散与毗连指数）。 7 鄂尔多斯高原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在景观组成结构上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各种类型的面积差异极大，少数类型占有极大比重，而其余面积则很小。产生这一情形的原因主要与人为活动的强烈影响有关，表现在地带性的植被与土壤面积所占的比重不高，沙地、沙生植被与风沙土则占有很大比重。 8 以地带性植被和滩地隐域性植被表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原生植被仅占高原面积的不足30％，而以地带性土壤和滩地隐域性土壤表示的原生性土壤占鄂尔多斯高原总面积的近40％，说明土壤退化不如植被退化严重，或滞后于植被退化。 9 鄂尔多斯高原各景观指数的空间变化曲线，植被与土壤很相近，具有非常相似的格局;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变化特征与植被、土壤等明显不同;土地沙漠化的景观格局空间变化曲线介植被曲线、土壤曲线与土地利用曲线之间，说明土地沙漠化不仅是一个受人为活动影响的过程，而且与自然过程密切相关。 10 鄂尔多斯高原景观格局的空间梯度变化表现出了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梯度，但总体上以东西向的变化比较明显。 11 通过鄂尔多斯高原土壤类型、土地利用、土地沙漠化等景观要素、气候、空间要素与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CCA分析，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组成数据的总方差解释的百分率为标准，土壤对鄂尔多斯植被分布的空间格局的作用最大，其方差贡献率可达44.28％，其次是土地利用与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的关系也很密切，土地利用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方差贡献率为22.45％，空间因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贡献率为17.51％，土地沙漠化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贡献为15.65％，排在第四位;气候因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格局的贡献率为11.95％，居第五位。 12 在气候要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作用中，降水与干湿指标的作用大于温度与热量指标的作用。这一点与利用野外调查样方的群落数据植物与气候关系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CCA分析还表明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空间格局的东西向变化大于南北向分异。 13 在群落和景观水平上，鄂尔多斯高原植物空间分布或植被格局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具有相似的格局，即气候因子的作用明显地小于地质、土壤、水文等微生境环境要素（群落水平）或土壤（景观水平）的作用，并在这两个尺度上气候要素对植物空间分布或植被格局的定量解释份额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都仅有10％左右。气候因子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空间分布格局的这种弱的解释能力，从侧面说明了人为活动等非自然因素对鄂尔多斯高原植物空间分布格局的强烈作用。 14 在鄂尔多斯高原生态系统管理上，应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强鄂尔多斯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保育，对于本区生态和经济对非常重要的滩地，应协调好对其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在鄂尔多斯高原土地沙漠化防治方面，应把调整人地关系与自然生态背景与条件相结合，如使用“三圈”模式等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等。

神农架的植被及其1：200，200植被图的编制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以北、汉水以南的广阔地带，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区域。本文依据该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植被分布规律等资料，绘制了1：20万的植被复原图。并在此基础上，运用ERDAS imagine 8.4和Maplnfoprofessional 6.0软件，分别对神农架地区的TM影像（5、4、3波段）进行监督分类及目视解译，同时结合野外的样方调查，绘制了神农架地区1：20万的植被类型图，并建立了相应的属性数据库。最后，根据野外的GPS定位点对制图精度进行了Kappa检验。 制图结果表明，制图区总面积3476.67 km2，共计504个斑块。据统计，林地面积2607.45 km2，森林覆盖率75%;山地灌丛及亚高山灌丛总面积358.62 km2，占总面积的10.3%：草甸面积156.84 km2，占4.51%。自然植被划分为10个植被型，46个群系，以及农田（包括居民点）和茶园两种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其中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面积最大（6个群系），约908 km2，占总面积的26.12%;其它依次为落叶阔叶林（1 1个群系），针叶林（4个群系），常绿阔叶林（3个群系），山地灌丛（5个群系），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3个群系），亚高山灌丛(6个群系)，草甸（4个群系）以及亚高山针叶林（3个群系）等。另外，两种农业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共计430 kn12，占总面积的12.37%。 植被类型图与复原图叠加分析表明：①常绿阔叶林的理论分布区域，由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等7种植被型以及农田（含居民点）等土地利用类型共同组成。因处低海拔区域，人口集中，所以农田（含居民点）分布最广，所占面积最大，占到该区域面积的35.28%;加上长期的人为干扰，常绿阔叶林面积缩小至48.76 krr12，占到该区域面积的13.93%;②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理论分布区域内，因干扰后落叶阔叶林恢复较快，逐渐占据优势。另外，该区域海拔较低，人类活动也较频繁，农田（含居民点）面积仍有相当的比例;③针阔混交林理论分布区海拔位置高，人为活动影响少，原地带性植被保存较好，分布面积最大;其余部分为落阔林等7种植被型共同组成。④针叶林理论分布区域应是以巴山冷杉林为单优种的亚高山针叶林带，但因历史上的皆伐及火烧等原因，现面积仅有17 kfr12，占该区域的19.8%，其余则为亚高山灌丛及亚高山草甸所替代。

新疆阜康地区森林资源与环境的空间分析

研究了新疆阜康地区森林植被资源与环境的特征和其30年来的变化，利用Arcinfo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对资源、DEM模型、景观指数、环境价值和新疆降水量的地统计学规律进行较全面的分析。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1、新疆阜康地区森林资源与环境空间数据库的建立森林资源与环境空间数据库的建立是它们空问分析的基础。利用多期的遥感图象和该区的地形图，建立森林分类图形和属性库（包括森林和环境自变量集）一体化的GIS空间数据库。为了提高TM遥感图象的分类精度，利用ERDAS图象处理软件，对它进行包括主成分、降噪、去条带和自然色彩变换等增强处理，采用监督分类和人工判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类，采用R2V、ERDAS、Arcview、Arcinfo等软件的集成，使得小班面层与某些线层的无缝联接。成功地形成一套适于西部GIS的森林资源与环境空间数据库的技术路径。此外，对新疆阜康北部地区森林资源动态进行初步分析。 2、新疆阜康地区数字高程模型(DEM)及其粗差检测分析为了提高生态建模的精度，模拟和提取该区的地面特征至关重要。在已建立的森林资源与环境空间数据库的支持下，利用Arcinfo和ERDAS，建立了新疆阜康地区的1：5万数字高程模型(DEM)。通过提取地形的海拔、坡度、坡向特征因子，分析森林植被的垂直分布。通过对DEM的粗差检测分析，分析阜康地区的数字高程模型精度。 3、新疆阜康地区景观格局变化分析在1977年、1987年、1999年森林资源与环境空间数据库的支持下，利用景观分析软件编制三个时段的新疆阜康地区植被景观类型图，并分析了近30年来新疆阜康地区景观动态与景观格局变化。结果表明：①在此期间整个研究区的斑块数减少，斑块平均面积扩大，景观中面积在不同景观要素类型之间的分配更加不均衡，景观面积向少数几种类型聚集。说明了在这期间阜康地区的景观类型有向单一化方向发展的趋势;②农耕地分布呈破碎化的趋势，斑块平均面积变小，斑块间离散程度也更高：这些变化说明人为的经济活动在阜康地区的加剧，③天然林面积减少较多，水域的面积却呈现上升的趋势，冰川及永久积雪的面积呈下降趋势， 4、新疆阜康地区森林生态效益的初步分析从广义森林生态效益定义出发，针对12种森林生态效益因变量不完全独立、且各自的自变量集不完全相同，引入具有多对多特征且整体上相容的似乎不相关广义线性模型。通过构造12种森林生态效益的“有效面积系数”和“市场逼近系数”，在森林资源与环境空间数据库的支持下，对新疆阜康地区两期的森林生态效益进行科学的计量。结果表明：新疆阜康地区的森林生态效益货币量1987年是90673.8万元，1999年是84134.4万元，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5、利用新疆气象站资料研究年降雨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利用ArcGIS地统计学模块，在2000年新疆气候信息空间数据库和新疆DEM模型的支持下，做出了新疆地区的年降水量空间分布图。根据新疆气候资料建立趋势而分析模型、模拟了新疆降水量空间分布的趋势值。采用3种算法（距离权重法、普通Kriging法、协同Kriging方法）计算并比较分析了研究区多年的平均降水量的时空变化。利用模拟产生的精度最优的栅格降水空间数据库，建立的多年平均降水资源信息系统，可快速计算研究区内任一地域单元中降水的总量及其空间变化，可以生成高精度的气候要素空间分布图。

苋属入侵种的可能分布区预测及相关环境因子分析

苋属（Amaranthus）约40种，世界均有分布。我国有20种，分布很广，其中外来种为17种(11种为入侵种)，危害旱田作物、果树、茶树和蔬菜。反枝苋（Amaranthus retroflexus L.）是苋属入侵种中发生频率最多、分布最广、危害最严重的杂草。本文首先基于反枝苋在世界范围内4207个实际分布点及其对应的气候、地形和土壤三类要素28个环境因子的定量关系，利用主成分分析确定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据此估测其中心可能分布区和最大可能分布区，并与实际分布点进行比较;然后利用GARP生态位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影响苋属8个入侵种地理分布的环境因子进行分析并对其全球可能分布区进行预测，并根据苋属入侵种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对8个苋属入侵种进行聚类分析;最后基于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ROC)分析对GARP模型及GIS模型对反枝苋全球可能分布区的预测结果进行精度检验和比较，结果表明： (1) GIS模型预测显示14个环境因子在决定反枝苋全球分布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反枝苋中心可能分布区位于新西兰南部、澳大利亚东南部、南美洲北部少数地区、北美洲西北部及东南部部分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和中国东南部。最大可能分布区位于南美洲中南部、北美洲大部分、非洲北部小部分、澳大利亚南部及北部少数区域、欧洲大部分地区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及中国除西藏、青海、新疆、四川西部以外的地区。中心可能分布区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分布点吻合较好，而最大可能分布区则过于广阔。 (2) GARP模型预测显示14个环境因子中雨日频率，极端低温，海拔这三个环境因子的影响较为重要，是苋属8个入侵种分布的主要限制因子。聚类分析表明8种苋属入侵种按欧式距离的长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反枝苋、凹头苋;第二类：刺苋、皱果苋、尾穗苋;第三类：绿穗苋、白苋、北美苋。 ROC分析结果显示GARP模型对反枝苋的可能分布区模拟效果（AUCGARP=0.857）好于GIS模型，其中GIS模型对反枝苋中心可能分布区的模拟效果(AUCGIS-CENTER=0.832)好于最大可能分布区(AUCGIS-MAX=0.778)。 苋属8个入侵种均有分布的地区为澳大利亚沿海地区，新西兰，中国东南沿海，欧洲西部，南美洲部分国家，美国，非洲中部。 (3)两种模型所预测的反枝苋的可能分布区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性，GARP模型预测的可能分布区大于GIS模型预测出的中心可能分布区，但小于GIS模型预测出的最大可能分布区，且和实际分布点拟合程度较好。

中国北方温带地区针茅和锦鸡儿属植物的分布格局模拟及气候变化影响评价

在我国，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中间锦鸡儿（Caragana intermedia）、柠条锦鸡儿（Caragana korshinskii）、藏锦鸡儿（Caragana tibetica）和狭叶锦鸡儿（Caragana stenophylla）主要分布于北方温带地区，是造林、固沙、饲用及观赏的重要灌木，而贝加尔针茅（Stipa baicalensisi）、大针茅（Stipa grandis）、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本氏针茅（Stipa bungeana）、短花针茅（Stipa breviflora）、沙生针茅（Stipa glareosa）和戈壁针茅（Stipa gobica）是我国北方温带地区具有重要饲用价值和水土保持功效的多年生密丛禾草。这5种锦鸡儿灌木和7种针茅草本植物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及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特殊作用。关于它们地理分布与气候关系的深入研究十分必要，可以为其种质资源的开发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首先全面收集这12个物种在中国北方温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全部地理分布资料，利用ArcGIS 9.0软件绘制现状分布图。通过分析其现实分布格局，发现小叶锦鸡儿、中间锦鸡儿和柠条锦鸡儿在空间上呈现出从东到西的地理替代分布格局，继续向西南方向则分布有藏锦鸡儿，向西北方向分布有狭叶锦鸡儿。贝加尔针茅、大针茅、克氏针茅和戈壁针茅也在空间上呈现出自东向西的地理替代分布格局，克氏针茅向南被本氏针茅替代，短花针茅和沙生针茅没有明显的地理替代分布现象。5种锦鸡儿和7种针茅的分布范围分别又都有一定的重叠。 整理12个物种分布区内的气象台站长期记录，选择计算16个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水热指标值;进而用方差分析、多重比较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控制这5种锦鸡儿和7种针茅地理分布的主导驱动因子。结果表明：控制小叶锦鸡儿和中间锦鸡儿间地理分布差异的主导因子是水分因子，特别是湿度;水分因子同样是控制中间锦鸡儿和柠条锦鸡儿间地理分布差异的主导因子，特别是生长季及年降水量;控制柠条锦鸡儿和藏锦鸡儿间地理分布差异的主导因子是夏季高温，控制柠条锦鸡儿和狭叶锦鸡儿地理分布差异的是冬季低温。控制贝加尔针茅、大针茅、克氏针茅和戈壁针茅间替代分布的主导气候因子是年降水量和生长季降水量。控制克氏针茅和本氏针茅间替代分布的主导气候因子是温暖指数。 运用耦合BIOCLIM模型的软件包“DIVA-GIS”模拟预测这5种锦鸡儿和7种针茅的现状潜在分布区及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现状潜在分布区与实际分布区均有很好的一致性;在CO2浓度加倍的未来气候情景下，这些植物都会向北大幅度迁移，在我国的分布范围均缩小，分布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用ROC曲线和Kappa统计值法验证模型表明，BIOCLIM的模拟精度较高。利用BIOCLIM模型绘制了这12个物种的生物气候分室图，并根据生物气候分室确定了物种的最适气候范围。 为了研究锦鸡儿和针茅分布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本文在现实气象数据的基础上模拟预测了不同降水与温度变化情景下（保持年降水量不变，年均温分别增加1℃、2℃、3℃和4℃;保持年均温不变，年降水量分别增加和减少10％）的物种分布范围，发现随着气温升高和降水量增加，全部锦鸡儿和针茅都会向高纬度地区缓慢迁移，而当降水量减少时，它们将向低纬度地区迁移。不同气候情景下的物种分布范围迁移幅度表明，5种锦鸡儿中狭叶锦鸡儿和中间锦鸡儿的脆弱性相对较大，7种针茅中克氏针茅和贝加尔针茅的脆弱性相对较大。气温的单独变化控制这些物种分布区的未来迁移。 最后，本文探索了锦鸡儿和针茅的气候变化影响的阈值。就核心分布区而言，小叶锦鸡儿、贝加尔针茅、大针茅、沙生针茅的气候变化影响阈值是气温升高4℃，降水减少10%;中间锦鸡儿和狭叶锦鸡儿是气温升高4℃，降水增加10%;柠条锦鸡儿和本氏针茅是气温升高4℃，降水不变;藏锦鸡儿是气温升高2℃，降水增加10%;克氏针茅和短花针茅是气温升高3℃，降水不变;戈壁针茅是气温升高1℃，降水不变。

内蒙古锡林河流域湿地植被研究及道路对该区草地退化的影响

通过群落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方法，结合GIS、RS技术对锡林河流域湿地植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流域湿地面积为301.62km2，占流域面积的3%左右。尽管面积相对较小，但是物种丰富，群落结构多样。植被调查数据显示基本确定的植被型4个，植被亚型6个，群系组16个，群系68个，区系成分以泛北极种为主，占69%，相对简单;按照水分生态型划分，中生物种占最多，为44.32％;按生活型分以多年生草本为主占50％以上;科属分布相对复杂，隶属39个科，其中禾本科和菊科是最大的两个科，所占比例仅有17.30％和12.43％，其他科没有明显的优势性，充分说明湿地优越的生境可以满足多种植物共同生长。 多度分布是研究物种多样性分布的重要组分，同时反映了群落结构的特性。以常用的Lognormal、Logseries和Weibull、Exp、Power模型来拟和6个典型草甸群落和踏头草甸群落的物种多度分布，分log-相对多度-物种级数和物种-游程两种形式进行比较;同时，对于典型草甸群落和踏头群落区分常见种、偶然种等进行细化，深入分析群落多度的变化。结果表明，5个模型对于log-相对多度-物种级数在整个群落水平上均不能很好的拟和，50%以上的点都落在95%置信区间以外;但是对常见种和偶然种的拟和情况要好，Weibull、Power和Logseris模型分别对典型草甸群落常见种、偶然种和中间种能很好的拟和，而Logseries和Power模型对于踏头群落的常见种和偶然种拟和较好。5个模型都能较好的拟和物种-游程分布，其中K—S检验结果表明：Lognormal模型对于无脉苔草、针苔草和荸荠这类相对湿润环境下的典型草甸群落拟和较好，对于长叶火绒草和密花风毛菊群落Weibull拟和最好，Power 模型拟和箭叶橐吾最好，踏头草甸拟和最好的是Logseries模型，踏头间拟合最好的是Exp模型。不同的拟和模型应用于不同的群落类型，可以看出湿地群落的复杂性和生境的多样性。区分常见种和偶然种的拟合结果表明典型群落和踏头群落表现一致，即Lognormal模型对所有种拟和是最好的，而Power模型对偶然种的拟和是最好的，同时，Lognormal对典型草甸群落的中间种拟和也是最好。从中可以看出典型草甸群落和踏头群落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是群落的内部仍存在相似的联系，可能跟相似物种的作用有关。 根据湿地表观类型、植被水分状态和航片判别能力，结合实地调查，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将锡林河流域的湿地划分为低湿地草甸、盐化草甸和沼泽三种类型。自1984年以来20多年的时间中，锡林河流域的湿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总的面积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湿地类型发生转化。中上游的低湿地草甸面积减少8.94％，沼泽面积减少30.82％，同时，盐化草甸的面积增加了15.98％。增加的盐化草甸主要是另外两种湿地类型转化而成的，中游水库截流，加速中下游草甸的盐化是锡林河流域湿地变化的主要原因。利用GIS技术依据探讨不同湿地的空间变化，分析沙化对湿地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沙化只对少数湿地有影响，发育良好的湿地即使处在相对强烈的沙化环境下，仍能保持不变。接着，分析了人类直接干扰对湿地变化的影响，缓冲区居民点分析结果表明：近20年来，位于湿地周边的居民点分布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1980年代，居民点分布在盐化草甸周边的最多，到2004年，居民点在沼泽草甸分布数量为最多，该类湿地水、草和资源最为丰富，人类直接的干扰最大，进而转化成另外两类，减少面积最大。低湿地草甸是物种丰富，结构复杂的一种湿地，抗干扰能力强，恢复能力也强，因此相对的变化面积较小。以锡林浩特市水库上下游的湿地植被物种和群落结构的变化，证明了水量减少是湿地数量、结构改变的直接影响因子。

游牧文化、草地利用方式变迁与现代生态系统管理 — 以内蒙古锡林河流域为例

锡林郭勒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草地面积居我国11片重点牧区之首，是我国温带典型草原的核心分布区和重要的草地畜牧业生产基地。长期以来，锡林郭勒草原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一道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有效地阻止了草原腹地的土壤侵蚀、沙化以及来自中亚和我国西部的沙尘侵害，对于维持整个华北地区，特别是京、津大都市的生态环境安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度干扰锡林郭勒草原发生了严重退化，生产力显著降低，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日益衰减。本文以锡林郭勒草原传统的游牧文化和草地利用方式的变迁作为切入点，以锡林河流域为案例，深入分析了社会驱动力在草地退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目的在于揭示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农牧业人口的剧增和牲畜数量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与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的关系，进而探求锡林河流域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途径。同时，近年来由于草地退化速度的加剧和草地退化面积的不断扩张，以及世界许多资源保护计划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失败，人类原始的土著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作用，引起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关注，本文应用草地调查和社会调查的方法以及GIS技术对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时空分布规律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 原始游牧是锡林郭勒草原历史悠久的草地利用方式，而草原游牧文化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走向文明和现代化，传统的游牧逐渐地被半定居和定居定牧的方式所取代，蒙古族传统的草原游牧文化也随之走向衰落。本文采用社会调查方法对锡林河流域已经结束了50多年的游牧利用方式进行考察，探讨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时空格局，以及土地利用方式变迁对草地退化格局的影响，进而强调了传统的草原游牧文化对于人类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环境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意义。 以1984年和2004年开展的大量草地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同期的TM数据，分析了20年来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结果发现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面积达到70％之多，从东南向西北草地退化程度明显加剧。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相比，锡林河流域植被在近20余年来的变化状况表现为：局部恢复，部分地区变化不明显，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恶化的发展势头。通过对位于 锡林河流域的锡林浩特市及其邻近地区的社会驱动因子的分析，并应用统计学和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对锡林河流域土地利用、牧业人口和牲畜数量等因子在近35年来的变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过度放牧是导致锡林河流域草地退化加剧的主要原因。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以适应性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性科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对锡林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措施。

塔里木河下游植被和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RS和GIS手段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塔里木河下游的植被和景观变化，并分析了由于历史时期塔里木河水流量的变化而导致的地下水位变化、环境因子和人类活动对植被及景观格局的影响。 对环境因子与植被覆盖变化关系的分析结果发现： ⑴在1987年至2004年占研究区总面积26％的景观发生变化；而植被和水体的变化最大；植被的变化中荒漠化和转化为农田是其主要的变化类型。1987年至2004年，仅有占总面积39％的植被没有发生变化，而发生荒漠化和盐碱化的植被仅有少数能够恢复。 ⑵在选取的环境因子中，植被缀块的起始NDVI和植被缀块距河道的距离对植被变化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海拔、坡度、缀块形状和缀块距离居民点的距离；而坡向和缀块面积与植被变化的关系较小。发生荒漠化的植被缀块距离河道较远且自身的NDVI较低，表明这些植被缀块的变化主要是受到水资源的限制；而转化为农田的植被缀块自身的NDVI较高且距河道较近，表明人类的开垦活动主要在植被生长较好的地区进行。研究期间内能够保持的植被距河道较近且NDVI较低，这与能够保留的植被主要是较稀疏的胡杨林有关。 ⑶植被缀块距河道的距离在1987年至1999年间与植被的变化显著相关，而在1999年至2004年相关不显著，这表明影响植被变化的影响环境因子随时间变化。 ⑷虽然所选取的环境因子对植被变化的解释力偏低，但在某些时间段对植被变化的解释力可以达到40％。如果增加环境因子，使用梯度分析的方法可以较好的解释环境及其它因子对植被变化的影响。 对地下水位变化对植被及景观时空格局变化的研究结果发现： ⑴在地下水水位剧烈下降的1986年至1999年，植被面积减少30％，距离河道最近的区域减少最多，植被占总面积的比例和植被的减少随距离河道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平均NDVI降低；荒漠面积增加4.8％，年均增加1338公顷；盐碱地面积增加。由于生态应急输水工程的实施，1999年至2004年期间沿塔里木河道地下水位回升，植被面积增加48％，距离河道最近的区域面积增加最明显，植被面积增加的增幅随距离河道距离的增加而减小；荒漠面积减少8.3％，年均减少6280公顷；平均NDVI升高；荒漠面积减少；盐碱地面积在某些区段增加，某些区段减少。 ⑵1986年至1999年胡杨林、柽柳灌丛和盐生草甸缀块密度增加，植被趋于破碎化；总体上胡杨林、柽柳灌丛和盐生草甸的缀块形状变得规则，而盐生草甸在某些区段趋于不规则；景观的聚集度在河道左侧增加而右侧减小；景观多样性和均匀性均下降。1999年至2004年，总体上胡杨林、柽柳灌丛和盐生草甸的缀块密度减小，植被趋于整合；胡杨林、柽柳灌丛和盐生草甸缀块形状变得不规则，但盐生草甸在某些区段变得相对规则；景观聚集度指数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景观多样性和均匀性均增加。 ⑶除植被占总面积的比例在沿河道由上段到中断到下段方向上呈现减少的趋势，其它植被及景观特性在沿河道纵向上变化规律不明显；而在沿河道垂直方向上，植被及景观特性的变化表现出与距离河道的距离相关，表明该地区的植被及景观特性是受到地下水控制的。 ⑷在塔里木河实施的生态应急输水工程对当地植被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局限在沿河道附近的区域。对于干旱区植物的保护，合理使用径流水资源，保证水资源的供应畅通是更好和更长远的发展策略。 对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影响的研究发现： ⑴1987年至1999年，农田面积增加4240公顷，年均增加353公顷；植被面积减少4884公顷，年均减少407公顷。1999年至2004年，农田面积增加4568公顷，年均增加913公顷；植被面积减少8487公顷，年均减少1697公顷，远大于农田面积的增加。 ⑵农田平均缀块面积和农田最大缀块面积从1987年至1999年至2004年增加；聚集度指数在1987年至1999年降低，而1999年至2004年升高。最大植被缀块面积、平均形状指数和聚集指数从1987年至1999年至2004年均下降；其它植被及农田景观指数在1987年至1999年和1999年至2004年间变化不一致。在距河道1km的范围内，农田缀块数、农田面积、最大农田缀块面积、平均缀块面积、平均形状指数以及聚集度指数在从1987年至1999年至2004年一直升高；距河道1km范围内的景观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和平均形状指数在1987年至1999年至2004年增加，而聚集度指数和最大缀块指数在1987年至1999年至2004年一直减小。 ⑶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活动-主要是开垦农田-导致了当地植被面积的减少，并导致植被破碎化。受到径流来水量减少的影响，人类开垦活动正在逐渐向距离河道近的区域转移，并导致植被向退化的方向发展，河道附近的区域是塔里木河下游植被分布的主要区域，这对该地区植被的维持和保护非常不利。 在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位的下降和人类活动都导致植被趋于退化，人工输水虽然能够恢复植被，但其效应主要集中在河道附近的地区，对于该生态关键地区植被的保护，合理的使用水资源并适当的进行人类活动才是植被及生态保护的根本。

辽河三角洲植被结构、功能及其驱动机制

辽河三角洲优越的植被生态系统维系着多种生态功能，使该地区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造纸原料基地和旅游基地。但是，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使得辽河三角洲的植被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影响到植被功能的发挥。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对辽河三角洲植被造成的不利影响，本论文围绕植被结构和生产功能，从空间和时间方面，重点阐述了辽河三角洲植被的结构及其驱动机制；辽河三角洲植被生产功能及其驱动机制。 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遥感解译、样带调查和全面调查。通过遥感解译方法获取各植被类型的面积、分布及其变化信息，以研究植被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通过样带调查方法，获取植被类型、土壤和水文等信息，并结合规范对应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等，研究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的驱动机制。通过全面调查方法，获取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粮食产量、土壤和水文等信息，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插值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研究植被生产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 植被组成和空间格局：辽河三角洲植被主要由自然湿地植被、人工湿地植被、自然旱地植被、人工旱地植被四大植被类型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3种植被是玉米、水稻和芦苇。四大植被类型以双台子河口为中心，基本上呈现半环状分布格局。 2. 植被空间格局变化：1988～2006年辽河三角洲植被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植被类型分布趋于集中，形成了一些较大的斑块，而不是离散和破碎。从面积上看，水稻是面积增加最多的植被类型；玉米是面积减少最多的植被类型。从变化速率看，水稻、玉米和芦苇的变化幅度都较大，分别为33.2%、-16.1%和-23.2% 。 3. 植被空间格局形成机制：辽河三角洲植被分布格局不是由气候因子决定的，而是由土壤因子决定。土壤可溶性盐是决定植被分布格局最重要的环境因子，其次是土壤含水量。 4. 植被生产功能：辽河三角洲植被具有极高的生产力。其中，玉米、水稻和芦苇3种主要植被的地上净第一性生产力分别为30,485、18,248和17,440 kg/(ha•a)。玉米和水稻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非常高，分别为14,813和10,365 kg/(ha•a)。 5. 植被生产功能年际变化：辽河三角洲植被生产力存在明显的年际波动。1992～2005 年间玉米和水稻粮食产量呈现显著的年际波动；1949～1990 年间芦苇产量不仅存在较明显的年际波动，而且呈现非常显著的增加趋势。 6. 植被生产功能年际变化的驱动机制：气候因子是玉米和水稻粮食产量年际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气候因子对玉米和水稻粮食产量的影响远远大于人为因子（农业人口、施肥量、灌溉面积）的影响。气候因子和人为因子对芦苇产量年际变化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在气候因子中，年日照数是驱动玉米产量年际波动的主导气候因子；年降水量是驱动水稻产量年际波动的主导气候因子；年蒸发量是驱动芦苇产量年际波动的主导气候因子。 7. 植被生产功能空间格局：植被地上净第一性生产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表现为一种环形空间分布格局，三角洲中部较低，四周地区较高。这种空间分布格局表明，在辽河三角洲，植被地上净第一性生产力最高的不是湿地植被，而是周围旱地植被。 8. 植被生产功能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土壤含水量和海拔是驱动辽河三角洲植被生产力空间格局的主要因子；土壤盐度、土壤pH和土壤容重对植被生产力的空间格局影响不大。土壤营养元素(氮、磷、钾) 对植被生产力的空间格局几乎没有影响。